国本之争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终于驾崩了。
死讯传出，天下缟素，举国尽哀。臣民们个个都显出悲痛欲绝的样子。
然而，不少人心里想的并不像他们脸上装的那样。尽管没有一人敢说出来，但许多人当时确实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感，因为万历帝的时代毕竟结束了。他们寄厚望于新的君主，希望新皇帝能给王朝带来一些新气象，甚至扭转乾坤，摆脱危机。
可是，王朝的现实却再一次令他们绝望。苦熬了多少年的泰昌帝，即位仅一个月，竟撒手归天，追随其父而去。随后接位的天启帝，却又是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无知少年，根本无法理政。魏忠贤也因此逐步擅权，操持朝政，把大明朝搅得乌烟瘴气。真可以说是荒唐岁月有着道不尽、说不完的荒唐事。
本已步履艰难、千疮百孔的大明朝，再经魏忠贤的这番折腾，已是元气大伤，难以救治了。
国本之争
万历帝死后约10天，太子朱常洛在文官的安排下，经过一番虚情假意的推辞后，终于在八月初一日正式登基即位，年号泰昌。
泰昌帝的正式即位，令天下臣民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在万历帝咽气前的最后一刻，他们仍担心这位太子能否顺利即位。
既然是太子，又何以要担心他能否顺利即位呢？
原来，这位生于万历十年（1682）的朱常洛，其母亲王氏本是一位宫女，地位低贱。当时年轻的万历帝，一时兴起，致使她怀孕生下了朱常洛。对于这位儿子及其母亲，万历帝自然是没有什么亲情的。万历帝宠爱的是郑贵妃和她的儿子常洵。平心而论，郑贵妃和常洵，无论在哪方面，大概都要比王氏和常洛强得多。万历帝的偏心，也是人之常情。
但朝廷的绝大多数文官们不能同意万历帝的这种做法。他们认为，既然皇帝的正宫皇后没有嫡出，那么就应该在庶出诸子中立长。朱常洛虽是宫女所生，但他是皇长子，就理应被立为太子。而种种迹象表明，皇帝似乎没有这样的意思。这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在大臣们看来，常洛不立为太子，就是违背了朝廷得以立国的根本基础——祖宗之制。因此，保证常洛的法定权利，也就是捍卫朝廷的立国之本，绝对不能让步。
万历帝见到这些大臣慷慨激昂的样子，心中就有气，也懒得理会。这种态度，反而更刺激了那些大臣们，加重了他们的担心。双方便越争越烈，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就往此事上扯，越扯越乱。这就是闹了几十年的国本之争。
开始时，大臣们要求万历帝速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以免夜长梦多，给郑贵妃的儿子常洵占了上风。万历帝就是拖着不办，任凭他们去争，争到不太像话的时候，就拿几个大臣来惩处，但引起的却是大臣更激烈的抗争。一直到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万历帝才立常洛为太子，同时册封福王常洵诸子。但大臣们很快发现，福王常洵仍留在宫中，不去洛阳就藩，而太子常洛虽为太子，仍受到冷落，地位反而不及福王。他们更据此进一步推测，万历帝册立太子不过是权宜之计，福王取而代之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因此必须坚决斗争，逼福王常洵去洛阳就藩，以至冲突再起。
文官们的这种做法，或许是过于咄咄逼人了。万历帝是否有立常洵而废常洛之意，至今不得而知。但万历帝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他宠爱郑贵妃，自然也就不愿意郑贵妃因儿子远离而终日伤心难过。因为按照王朝的惯例，诸王就藩之后，几乎就等于放逐，很少再有机会回北京。这种生离死别的滋味，对于任何一个母亲来说，也难以接受。万历帝自然不想让贵妃因此伤心，更何况他自己也很宠爱福王，从中也能享受到一些父子亲情、天伦之乐。否则，福王诸子一离宫，眼前只剩下一个呆头呆脑的太子，日子实在也是难熬。因此，万历帝开始时不立太子，或许就是不想让儿子们因册立而有贵贱之分。后来不让福王很快去洛阳就藩，也可能是出于亲情，倒并不一定就是有李代桃僵之意。废立太子，毕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像万历帝这样的君主，决不会不懂这方面的利害关系。
但大臣们绝不会这样认为。他们坚决要求福王之藩，并深信万历帝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郑贵妃的调唆。他们的这种想法，并不是没依据。按照历史经验，皇帝无疑是英明的。英明的天子，论理本不会做出不英明的事。因此，皇帝的所作所为，假如出了问题，那么肯定是他身边出了坏人，不是奸臣，就是权阉。实在找不出这两类人，那么就要从他身边的女人找原因。孔夫子就说过，女人与小人一样难养！其实，在以男子为中心的传统社会中，女人哪有什么资格去做坏事？即使有，也应从男人身上去找原因！但当时的男性是不会也不愿意承认这点的。
最后，福王只得去了洛阳就藩。但大臣们仍担心太子常洛的地位，因为郑贵妃还在，并仍深得帝宠，谁能保证郑贵妃不会惹是生非？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果真发生了一件对太子不利的大事，更证实了大臣们的忧虑。此月初四日深夜，一位名叫张差的男子，竟手持枣木棍，打进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的宫门内，击伤守门内侍李鉴，冲至前殿檐下，最后被内侍韩本用等人擒获。
尽管从审讯的结果来看，这位男子很可能是一位神经错乱者。他本来是要找郑贵妃宫中的两位太监了结私怨的，只是不熟悉宫中情况而错跑到了东宫。但许多官员，尤其是东林党人，却宁愿相信这是个阴谋。他们认为，张差是受了郑贵妃宫中太监的指使前来谋杀太子的，其幕后主谋自然是郑贵妃。以首辅方从哲为首的浙党之所以能审出这样的结果，显然是为了包庇郑贵妃，其动机值得警惕，因此坚决要求重审，追查元凶。
现在看来，这实在有点冤枉。郑贵妃纵然有天大之胆，大概也不敢去谋杀太子。退一步而言，即使郑贵妃要谋杀太子，也决不会出此下策。方从哲之流，也同样没有如此之胆。如果郑贵妃真有谋杀之心，而又证据确凿的话，那么，即使是万历帝自己，大概也没有办法保住她的性命，更不用说是方从哲之流了。现在看来，是党争的因素起了大作用。方从哲之流，当时是当权派，自然希望尽早了断此事，不要弄出事端来。相反，东林党那时正处下风，很想借此机会来反击浙党，大做文章。
最后的结果是万历皇帝破例在慈宁宫中召见有关大臣。万历帝让太子常洛与他的三个儿子出见大臣，并严责大臣们的所作所为是离间他们父子亲情。他拉着太子的手，对大臣们说，此儿极孝，朕极爱惜。如果朕有别意，何不早作打算，废立更置，又何必要等到现在，况且朕的诸孙（指太子常洛的三子）现已长成！接着，万历帝要太子说话表态。太子也因事涉贵妃，不愿多惹是非。他要求群臣速速处理张差，并严厉指责群臣道：
“我父子是何等亲爱，而你们在外廷却议论纷纭。你们这些无君之臣，是想让我成为不孝之子么？”
话说到这分上，群臣们谁也不敢再说三道四。结果是张差被凌迟而死，郑贵妃宫中的两位太监也被乱棍打死。事情总算平息下来。
万历帝在此以前，已有25年不见群臣。许多大臣，虽为官多年，也不知皇帝是什么样子。这次万历帝竟然为“梃击案”破例，也说明当时朝廷为太子的事闹得有多凶。
为了这位太子，几十年来，朝廷不知闹出了多少风波，也不知有多少大臣，挨了棍子，丢了官职。现在终于等到了登基的这一天，天下臣民此时的心境，就不难想象了。
泰昌帝即位后，迅速做了些顺应民心的事。如发内廷积银百万两充辽东边饷，解燃眉之急；罢一切矿税及监税的中官，起用建言得罪的诸臣等等。
这一切都是用遗诏的名义进行的，是先帝临终前的既定方针。其实，遗诏往往只不过是一纸借口，是借死人之口，说出活人想做的事情。万历帝临终前，曾召见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各部尚书周嘉谟、李汝华、黄嘉善、张问达、黄克缵等人。万历帝当时还能不能说话，到底说了些什么，只有这些人知道。在这些人起草公布的遗诏中，到底有多少是万历帝本人生前的意思，也只有这些人心中明白。
但无论如何，遗诏确实给当时的朝廷提供了一个清除旧朝弊政的机会。
遗诏首先承认了万历朝的弊政甚至万历帝本人的错误。举凡皇帝托病多年、不见朝臣、不亲郊庙、不御朝讲、不批奏章，以及寮寀半空、矿税烦尽、征调四出、民生日蹙、边政多事等等，都在检讨之列。这种错误也只有用遗诏形式让躺进棺材中的老皇帝自己去说，否则，其他任何人大概都不便也不敢说。因为老皇帝尸骨未寒，如果由新皇帝来批评他自己的父皇，也不免有不孝之虞；如有大臣出面说出来，则更有不忠之嫌。另外，去批评一个死人，在“以死为大”的社会中，总让人觉得有点不近情理。但要除弊政，则首先要承认哪些是弊政，因此也只能由弊政的制造者自己去承认。不仅要让他承认哪些是弊政，而且还要让他自己说出清除积弊的具体措施，这样新朝方能依此名义动手。反正老皇帝已死，这样做既不怕他龙颜大怒，也不会伤他脸面，说不定还能让他在死后博得知错即改的好名声呢。
至于新即位的泰昌帝，对此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他十分清楚，他所以能有今天，是仰仗朝廷大臣们的全力以赴。感念之下，他又何必去说三道四呢。更何况他也十分明白，其父在世时的许多做法，也确实太不成体统，不除不足以平民愤，开新政。
因此，泰昌帝即位后，朝廷上下似乎又感到了希望，指望泰昌帝能一改其父之风，与朝廷同舟共济，渡过难关。
猝死的泰昌皇帝
泰昌帝似乎是天生的命薄福浅。他才过上几天大富大贵的日子，就竟然得了重病，眼看着就要不行了。
泰昌帝即位时已是39虚岁。这在平均寿命要远远低于今天的明朝，虽已是不算小的年龄，但也绝对算不上太老。大臣们总指望他能当上几年的皇帝，顺顺当当地过上一段日子。没想到他即位不久龙体就出了问题。
或许是压抑得太久，骤遇放松，反而乐极生悲。
泰昌帝自万历十年（1582）出生以来，就没过上顺心的日子。他虽是万历帝的长子，但其母亲原本是慈圣太后慈宁宫里的一位宫女，地位低卑不说，其年龄也要大于万历帝，更无相貌、才华或者是家庭方面的优势。当时年轻的万历帝只不过是一时兴起，才青睐她过一次，没想到她竟生下了后来的泰昌帝常洛，拔了头筹。对于这对母子，万历帝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兴趣，也实在谈不上什么亲情，态度自然也就十分冷淡。
泰昌帝从小就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幼儿时代，他虽不十分懂事，但也能多少感觉到父皇的冷淡甚至歧视，而同住宫中的郑贵妃及其儿子常洵（后被封为福王）却从父皇那里获得了宠爱，耳闻目睹，对他也多少有些刺激。懂事以后，泰昌帝逐步明白了其中的缘由，也知道宫外有许多同情他的大臣们正在冒死维护他的权利，与父皇抗争。他当然不能也不敢说三道四，惟有小心谨慎，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以免招来麻烦，给不喜欢自己的人留下什么把柄。30余年来，他没出宫城一步，犹如紫禁城中的一位囚徒。长期的压抑，使他的身心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他在宫中，就是一个木偶似的人物。没有万历帝的旨意，他绝对不敢去做任何事，甚至常常要说些违心话。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发生“梃击案”时，当时尚是太子的泰昌帝，虽明白外廷一些大臣对他的苦心，但在朝臣面前，他也只能顺着万历帝的意思说话，甚至还严责他们是想让他做不孝之子。其苦衷又有谁知？直到万历帝病重临终前，太子尚慑于父威，不敢进去侍候，只得在乾清宫门外急得只打转。后来还是在杨涟、左光斗等人的鼓励下，才敢进宫尝药视膳，侍候过一次。位尊太子，年近40，到这种时候尚且如此，可见他在宫中的日子是何等的难熬。
当万历帝一死，局面顿时改观。泰昌帝从一个囚徒式的太子，一下子成了君临天下的皇帝。这种地位的骤变，对于一个压抑了近40年的人来说，在心理上恐怕是难以承受的。犹如一根长期受挤承压的曲木，突然间负重全释而很容易折断一样，泰昌帝当时的情形，也是如此。
在声色方面，泰昌帝也似乎过于放纵了一点。在做太子时，慑于父威和当时的环境，泰昌帝是丝毫不敢越轨的。而即位之后，约束全无，泰昌帝似乎要把以前的损失补回来。郑贵妃为了尽释前嫌，一次就给泰昌帝进美姬8人，泰昌帝照单全收。郑贵妃还请泰昌帝册立他最得宠的李选侍（西李）为皇后，而这位李选侍也不忘郑贵妃提携之恩，竟向皇上请求册封郑贵妃为皇太后，最后只因大臣强烈反对而作罢。泰昌帝与郑贵妃之间，至此已是母子亲情融融，全无往日的怨恨，由此也足见郑贵妃对这位新皇帝的需求是摸得何等透彻，手段是何等精妙。只可惜那位可怜的泰昌帝，全不懂久饿之人不可饱食、久渴之人不可牛饮的道理，遂至不可收拾之境地。
泰昌帝病倒后，自知病势凶猛，回天无术，便先后两次召见内阁首辅方从哲等人。至九月初一日，泰昌帝驾崩，距登基之日仅一个月而已。
泰昌帝的暴卒，令朝廷众臣措手不及。明朝政治重新陷入混乱的局面，最终导致了魏忠贤的擅权。
移宫案与红丸案
泰昌帝突然驾崩后，朝廷于仓促之间急忙着手新天子的即位工作。各派人物纷纷登场，争执重起。
九月初一日天刚亮，泰昌帝驾崩于乾清宫。当时，其宠妃李选侍与心腹太监魏进忠（即后来的魏忠贤）试图把皇长子朱由校挟持在乾清宫，与朝廷官员讨价还价。当群臣要进宫入临时，宫中的宦官们竟然推推搡搡，不让入内，气得给事中杨涟大声斥骂。
大臣们最终还是进入了乾清宫，依礼哭拜了泰昌帝，却发现皇长子朱由校不见踪影。大学士刘一燝追问皇长子下落，乾清宫上下无人应答。刘一燝情急之下，声色俱厉，高声呼喊：
“谁敢匿新天子者！”
这话当然是说给里面的李选侍听的。这时，有一位叫王安的太监想了一计，打破了僵局。他是泰昌帝做太子时的伴读，历来与外廷关系不错。他见此情形，便走到里面去见李选侍，并骗过李选侍，一把抱起皇长子朱由校，拔腿就向乾清宫门外跑去，群臣一看人已到手，也跟着王安跑。宫中的宦官们一看情况不妙，急忙追赶，在宫门处扯住王安的衣服，要求把皇长子送回宫中。杨涟大声呵斥，与宦官周旋，刘一燝和其他人则乘机把皇长子塞入辇中，急匆匆赶到文华殿。
文华殿内，群臣都在急等消息，见皇长子驾到，一片跪倒，口呼万岁，行君臣大礼。礼毕，群臣们就为新天子即位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有人认为此日午时就可即位，有人提出等到初三日即位。而护驾出宫出力最多的杨涟，则不同意仓促即位。他说：
“今海宇清晏，宫内也无嫡庶争夺之嫌。老皇帝才死，尚未入葬，丧服临朝也不合礼制。”
针对有人提出新天子登基则天下人心安定的说法，杨涟反驳说：
“天下安与不安，不在于新天子即位的早晚。只要处之得宜，问题也不大。”
最后，杨涟的意见占了上风，群臣们决定，另择吉日登基。但为防止皇长子落入李选侍手中，皇长子不回乾清宫，而是去慈庆宫居住。
杨涟自以为此事处置得当，没想到被太仆少卿徐养量、御史左光斗劈头盖脸臭骂了一顿。他们连声严责杨涟不速立新君，是误了大事。他们指着他的鼻子骂道：
“如果事情出了什么差错，你死后的一百多斤够天下人吃吗？”
杨涟这才意识到事态严重。
其实，杨涟与左光斗，同是东林党人，后来也同列为“东林前六君子”，惨遭魏忠贤的毒手。左光斗之所以要如此严责杨涟，正是害怕夜长梦多，新君即位遇到麻烦。
左光斗的担心，有想象的成分，但也有事实的根据。当时李选侍仍居乾清宫，控制着宫中的局面。廷臣凡有奏章，必先进乾清宫，由李选侍过目，然后才能再到慈庆宫皇长子朱由校手中。对这种局面，许多大臣感到不安。性格刚烈的御史左光斗更是忍无可忍。他上了一个措词激烈、言语刻薄的奏疏，要求李选侍立即移出乾清宫，到她该去的哕鸾宫去。左光斗说：
“内廷有乾清宫，犹外廷有皇极殿。只有天子可以居住，也只有皇后和天子可以共住。其他妃嫔，虽可以依次进御，但不可以常住。这样做不仅是为了避嫌，也是为了区别尊卑。”
然后，左光斗话锋一转，直逼李选侍：
“选侍既非皇长子嫡母，又非生母，没有名分，却至今不早作决断，搬出乾清宫。这是借抚养皇长子之名，行干政专制之实。武后之祸，将再见于今日。将来之后果，不忍道出！”
左光斗这份奏疏，淋漓尽致，毫不掩饰，气得李选侍派员宣召左光斗进宫严责。偏偏左光斗不买账，说什么我是天子法官（御史），非天子召不赴，你们算什么？丝毫不给李选侍面子。大学士中，刘一燝支持左光斗，而首辅方从哲则认为这种事能缓即缓，不必如此急迫。
到天启帝正式登基前的一天，杨涟再次上疏，指责李选侍明托保护幼主之名，阴图专权擅政之实，并要求李选侍立即移宫。内阁学士刘一燝、韩爌，拉着首辅方从哲，要求皇长子立即降旨移宫，并站在宫门外等旨，大有逼宫之势。李选侍被逼得没法，只好乖乖地去哕鸾宫。皇长子随即移回乾清宫。
哕鸾宫是打发妃嫔宫女了却残生的地方，与冷宫无异。李选侍年纪轻轻，自然不肯去这样的地方，所以她开始时要临终前的泰昌帝封她皇后，后又要挟持幼主，目的就是想留在待遇较好的宫中，倒未必就是像杨、左之流所说的那样，要驾驭朝政。只不过李选侍做事，总有点胡搅蛮缠，结果给外廷抓住了把柄。话又说回来，像李选侍这样的女性，年纪轻轻，毫无经验，满朝大臣都明着欺负她，她除胡搅蛮缠之外，又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天启帝终于正式登基了。
为了年号问题，也曾有过一番争执。泰昌帝即位时，曾议定第二年启用泰昌新年号，没想到泰昌帝即位仅一个月，就撒手归天。新天子天启帝即位，按理明年就应启用天启年号，但这样一来，泰昌年号实际上就没有位置。无奈之下，朝臣们想了一个变通之法，即把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最后四个月算是泰昌元年，到第二年启用天启年号。这种做法，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天启即位之时，朝廷局面还算过得去。虽然内阁首辅仍是方从哲，但当时被称作是正人君子的东林党人，以及不少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官员，在朝廷中也占据着重要位置，甚至具备一定的优势。但东林党人并没有利用这一有利机会，树立绝对优势，反而抓住一些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大做文章，闹得沸沸扬扬，到后来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左光斗等人仍抓住李选侍的问题不放。李选侍移宫时，手下人大概顺手牵羊，从乾清宫中盗走一些宝物，被发觉后交法司严办。一时宫中人人自危，谣言四起，说李选侍被逼得要上吊，皇八妹（选侍之女）要跳井云云。御史贾继春很是看不过去，便上书内阁，对朝廷的这种做法提出批评。他说：
“新天子刚刚即位，不应诱导他违忤先帝之意，逼迫庶母（指李选侍）。先帝尸骨未寒，而其妻女却已不保。”
因事及移宫，左光斗、杨涟坐不住了，立即纷纷上书，论争由此再起。天启帝回想起李选侍凌辱其生母、要挟先帝册封皇后，以及妄想垂帘听政诸状，不禁火冒三丈，当众历数其恶，并严责贾继春，闹得朝廷一时沸沸扬扬，不得安宁。
作为首辅，方从哲的做法就跟左光斗、杨涟不太一样。在他看来，处理这类事情，大可不必如此。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反对杨涟、左光斗那种逼李选侍移宫的做法，后来更是反对天启帝公布李选侍的罪状。从其位置来看，方从哲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东林党人绝不会同意！他们认为，方从哲的做法，是非不分，善恶不辨，是贪恋权位！因此，在移宫之事平息后不久，他们又抓住泰昌帝的死因，大做文章，重提“红丸案”，把矛头直指方从哲。
所谓红丸案，就是要追究泰昌帝猝死的治疗责任。泰昌帝从起病到驾崩，时间很短，而且在去世前曾服用了两粒红丸，导致病情迅速恶化，所以东林党人纷纷指责这是误诊误服，要追究所谓的医疗责任。
其实，泰昌帝服用红丸的经过是许多人都知道的，而且也是泰昌帝自己点名要服的。
八月初十那天，泰昌帝已感不适，召御医诊治。到十四日，内侍崔文升进泻药去火，泰昌帝服用后，一昼夜泻了三四十次，病情恶化。京师一时纷纷传言，说这是郑贵妃指使的，是想谋害泰昌帝。于是给事中杨涟、左光斗与吏部尚书周嘉谟逼郑贵妃移宫，使其不能插手治疗，并要求首辅方从哲查办崔文升，督察御医慎重下药等等。首辅方从哲也都一一照办了。
但问题还是发生了。
鸿胪寺丞李可灼本无医术，但不知从何处找到一个偏方，说可以医治皇帝龙体。第一次进药时，被首辅方从哲拒绝。但李可灼仍通过宦官把这件事告诉了泰昌帝。泰昌帝在临终前一天的晚上召见大臣时，就问首辅方从哲：
“鸿胪寺进药者安在？”
方从哲当然不敢说泰昌帝是病急乱投医，只能说鸿胪丞李可灼自称有仙方，但臣等不信，没让他进药。泰昌帝坚持要李氏进药，大臣们不放心，商议再三，决定让两人先试服，结果是一人益一人损，没有把握。正在犹豫之际，泰昌帝坚持服下了第一粒红丸。服下以后，泰昌帝感觉良好，并连赞李可灼是忠臣。但第二粒服下后，病情逆转，到第二天清晨就归天了。
从治疗过程来看，以方从哲为首的大臣们还是十分谨慎的。至少方从哲本人是没有什么把柄可以给人抓到的。
给皇帝治病，历来是件棘手的事。按理说，皇帝是半人半仙式的人物，本应万寿无疆，而不会像凡夫俗子那样食五谷、生百病的。但事实上，即使是皇帝本人，也知道这是骗人的把戏，皇帝也一样会生老病死。但皇帝生病，毕竟与凡人不一样。首先是生了病不能讲，至少是不能随便讲，甚至是明知有病却还要故意讲些万寿无疆之类的谎话，遮人耳目，以免动摇人心。其次是没人敢主动去治，但被点到后也没人敢不去治。治好了自然有功有赏，但治坏了甚至治死了更是担当不起的罪名。所以给皇帝治病时都要组成一个班子，由官员和太医组成，共同承担责任。在具体诊治时，更是议了再议，先求平安无事，绝不冒险。
方从哲自然深晓此事关系重大，绝不会乱来。或许是泰昌帝也深知其中原委，求治心切，所以自作主张，先服崔文升进奉的泻药，后又坚持要服李可灼的红丸，导致病情恶化而猝死。
所谓仙丹红丸，极有可能是用道家方法炼出来的一种红汞化合物，一般呈红色，有微毒。这种药物在当时是一种可治百病但实际上什么病也治不好的东西，服多了会引起慢性中毒。李可灼身为鸿胪寺丞，并不是御医，本不应该去进什么药。他或许是邀功心切，或许是忠心可嘉，硬是进奉此药，没想到不仅没有神效，反而惹下此祸。但细论起来，李可灼也没有多大罪责，药是泰昌帝自己要吃的，服完以后还称赞李可灼是忠臣。况且泰昌帝要服药时，不仅方从哲在场，其他大学士如刘一燝、韩爌，尚书周嘉谟、李汝华，侍郎孙如游，都御史张问达，给事中杨涟，英国公张惟贤等人也在场。服药之事，众目共睹，没有什么可说的。
或许正是出于大局安定方面的考虑，首辅方从哲决定承认既成事实，不去无限上纲，追究什么责任。开始时，他拟旨给那位进丹药的李可灼白银50两，算是奖励，同时息事宁人。但很多人对这种处理很不满意。御史王安舜首先弹劾方从哲，说他先是轻荐狂医，后又赏其银两，自掩罪行。方从哲无奈，只得重新处理，改罚李可灼俸禄一年。不久，御史郑宗周弹劾那位进泻药的崔文升，要求把他移送法司治罪。方从哲认为此举太过，便改由司礼监处理。没想到此举引起了朝臣的群起攻击。
御史马三元、焦源溥、郭如楚，给事中魏应嘉、太常寺卿曹珖、光禄寺卿高攀龙、主事吕维祺等等，纷纷上书，说崔文升、李可灼罪该万死，而方从哲竟然徇情包庇，国法何在？给事中惠世扬则撕破颜面，直言方从哲有“十大罪状，可杀三次”。在这种情形下，方从哲再也无法在首辅的位置上呆下去了。
到这一年的十二月，首辅方从哲经六次请求，最终获准致仕。
方从哲的时代结束了。他从万历之末开始独秉朝政，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方从哲要对这一时期的所有过失，甚至明朝的灭亡，负主要责任。其实，这多少有点委屈。
方从哲作为内阁首辅，自然要对当时的许多事情负责，但不应负全部责任。大明帝国那时已是穷途末日，任何人也难以扭转乾坤。方从哲之后，东林党人一度纷纷掌权，在朝廷中占有相当的优势，但时局也并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恶化。
在天启三年（1623）六月东林党人杨涟首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与魏忠贤及其阉党公开冲突以前，东林党人及其支持者在朝廷中占有相当的优势。遗憾的是，东林党人并没有抓住机会，控制住局势。他们在许多问题的处理上，并不是很恰当，不仅被人抓住了把柄，而且引起了朝廷的混乱。同时，他们对当时日益强大的魏忠贤，也没有采取断然的有效措施，予以扼制，到后来终受其害。在叙述这些以前，须讲讲天启初年辽东的局势以及几次内乱。
沈阳失守
天启这个新年号的启用，似乎一开始就预示着凶兆。
天启元年（1621）春三月，辽东战局大坏。努尔哈赤乘初春之机，大举反攻，夺取沈阳、辽阳两大重镇，辽河以东大小70余城，尽降满洲。经略袁应泰、巡抚御史张铨等人战死。
消息传来，朝廷大震。
本来，在杨镐兵败之后，熊廷弼在辽东已逐步立住了阵脚，辽东局势也有好转。但熊廷弼与朝廷诸臣搞不好关系，满朝文武喜欢他的不多。适逢与他有私怨的御史姚宗文赴辽东阅边，回来后大肆攻击熊廷弼，姚宗文的同伙也纷纷应和，说熊廷弼破坏辽疆。熊廷弼愤然抗疏求罢，朝廷便派袁应泰这位并不精通用兵之道的文官接任经略之位。没想到才几个月，辽东局势便一溃千里，不可收拾。
朝廷急命王化贞巡抚广宁。在此以前，王化贞以参议守广宁，在辽河西部颇得人心。辽沈失守后，前线无将，便就地任命王化贞为巡抚。至六月，朝廷重新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驻山海关，赐尚方宝剑，节制诸路人马。熊廷弼竟然在这种危急关头再次上任，真不知他是保国卫疆，求功心切，还是一时意气用事，全不知其中关节！
朝廷此次起用熊廷弼，完全是出于无奈。辽河以东全线崩溃后，朝廷才想起如果熊廷弼在前线，局势当不致如此。于是在大学士刘一燝的提议下，朝廷决定重新起用他，而他也竟然又轻率上任。但此次复出，形势已今非昔比，不仅辽河以东城寨尽失，更严重的是，巡抚王化贞并不听熊廷弼节制，反而处处与他对抗。熊廷弼一到前线，就感到事不可为，凶多吉少了。但他此时已无退路。
熊廷弼一到前线，就发现广宁巡抚王化贞的战略大不对头。王化贞原非帅才，也不知如何用兵，他根本不顾前线的具体情况，一味迎合朝廷的意思，主张不切实际的进攻。这与熊廷弼的战略大相径庭，熊廷弼自然不能同意，双方失和也由此开始。
然而，王化贞是很有背景的人。当时新任兵部尚书张鹤鸣，坚决支持王化贞。此年十月上任的内阁首辅叶向高是王化贞的座主，两人有师生之谊，自然也偏向王化贞。或许是朝廷太需要辽东的胜利了，因此当时朝廷上下几乎是一致支持王化贞的进攻。王化贞则在朝廷的支持下，率广宁的官军四万，合毛文龙的两万余人，先后五次出击，却都是无功而还。熊廷弼也被迫由山海关移镇广宁前线，但已被架空。他多次要求朝廷节制王化贞，但朝廷绝大多数官员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要求王化贞不要受熊廷弼节制，而王化贞也上书朝廷，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辽东。真是有点痴人说梦！
天启二年（1622）正月，努尔哈赤的部队突然反攻，西渡辽河，一举攻破西平堡，并击败明朝援军。王化贞手下最得力的战将游击孙得功叛降。孙得功原想生擒王化贞邀功，幸亏王化贞在部将的保护下，仓皇逃出了广宁。至大凌河畔，王化贞遇到了熊廷弼，便失声而哭，熊廷弼则微笑着说：
“六万大军，一举荡平，何至如此？”
但熊廷弼至此也无回天之力。他把自己的五千兵马交王化贞带领，殿后掩护，焚烧积储后全线撤入山海关。此役之败，使辽河以西包括重镇广宁在内的40余城尽入满人之手，明军的防线几乎退到了山海关一线，并已无路可退。辽东就这样被糊里糊涂地丢得一干二净。
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京师大震。最后是熊廷弼、王化贞一起被逮入狱，论死。兵部尚书张鹤鸣不久也被罢免。熊廷弼这样的结局，多少有点代人受过。不过，连他自己也没想到的是，他还有被利用的价值，到后来魏忠贤大杀东林党人时，他还要被当作替罪羊，断送了性命。
从张居正到熊廷弼，似乎不难看出，明末的能干之臣，凡是干出点成绩来的，几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
辽东的惨败，已给朝廷敲响了警钟。不久，朝廷任命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至此年八月，孙承宗亲自赴前线经略蓟辽。这在明朝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先例。这说明朝廷已认识到体制上存在的问题。
明朝历来重文轻武，主张文治。武将和兵丁几乎都是世袭，没有什么地位。兵员的招募训练、粮饷的供给等等，差不多都由文官负责。即使遇有战事，前线统兵指挥的主帅，也由文官担任。而最后的决策权往往也由朝廷兵部、内阁的文官掌握。前线战将身边，往往还有文官掣肘。这种体制，本是明朝已十分成熟的文官制度的重要特征，目的是限制军人在帝国中的权力，以免太阿倒持。就此点而言，效果当然是很不错的。
但至战时，尤其像辽东之战这种大规模战争时期，这种体制就很成问题。前线的主帅并无战场上的绝对指挥权，几乎所有大事都要由朝廷最后决定。任何人物都可以指手画脚，说上一通，效率之低，可想而知。更何况还有人际关系、粮饷供应、兵员调动补充之类的因素。就是说，前线主帅受到的牵制太多，不能有效、合理、迅速地制定战略决策，动用战争资源，调动兵力等等。这当然是兵家大忌。相反，努尔哈赤能集政治、军事、经济于一体，最大限度地动员人力物力，把他的满洲搞得像一部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两者相较，优劣自明。明朝在辽东的失败，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杨镐到袁应泰，再到熊廷弼、王化贞，朝廷在辽东节节败退，原因固然很多，前线主帅当然也难逃责任，但责任最大的，仍应是朝廷本身。战争是检验一个政权能力的最佳手段之一！辽东的仗打成这种样子，而朝廷却仍没有改变原有文官制度下的军事体制。直到辽东丢光了，才想起要改革，授孙承宗以全权，但为时已晚。试想，如果熊廷弼几次经略辽东中的任何一次能获如此全权，局势或许就不至于坏到这种地步。这当然只是假设，而历史恰恰是不允许假设的。
更为遗憾的是，明朝文官制度的这些毛病，到后来仍顽固地影响着时局的发展。孙承宗不久就被罢免。而在明朝的最后一朝崇祯朝，当朝廷的军队与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以及与满洲军进行生死决战时，这样的事仍是屡见不鲜，可以说是与明朝相始终的。
在距此三百余年以后的1964年农历正月初一日，一位熟谙历史的伟大人物曾即兴评点了明史，发表了一些高论。他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是不识字，一个是识字不多。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就不行，国家就管不好了。这番话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也不乏激愤之情，但确实击中了明朝文官制度下的某些体制性的痼疾。
在天启元年（1621）还发生了另一场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地点是在四川、贵州。此年九月，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利用朝廷在四川征兵赴辽东之际，突然发动叛乱，杀死重庆巡抚徐可求及道府总兵官20余人，占领重庆，并迅速分兵破泸州，陷遵义、兴文，一时川贵响应者无数，最后兵围成都，并建立大梁国号，封丞相以下官员，大震西南。这次叛乱，一直到第二年才得以平息。
奢崇明的叛乱，还引发了天启二年（1622）二月贵州水西土司头目安邦彦的叛乱。安邦彦自称罗甸大王，攻下毕节。贵州诸部群起而助之，攻城略地。安邦彦率军直逼贵阳，围贵阳十月之久。城中缺粮，以至发展到饥人相食的地步，先是吃死人，后吃活人，到最后甚至亲友相食。知县周思稷，竟自杀以身充军粮。等到外面援军赶来解围之时，城中原有的十余万住户已所剩无几。
到天启二年（1622）五月，白莲教徒徐鸿儒在山东发动叛乱。明末时，蓟州人王森倡导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下设传头、会主诸号，传授白莲教，一时京畿、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信徒无数。后王森虽被捕入狱致死，但其子王好贤，以及骨干徐鸿儒、于宏志承其衣钵，继续发展白莲教的势力。至天启二年，王好贤等见朝廷尽失辽东，人心思乱，便约定是年中秋节起事。后因计划泄密，徐鸿儒在山东首先起事。他自号中兴福烈帝，建元大成兴胜，率众在山东攻城略地，坚持了九个月。徐鸿儒最后兵败被俘，送京师，磔于市。临刑前，据说他曾长叹道：
“我与王好贤父子，经营二十余年，徒党不下二百万，事竟不成，天意也！”
天启初年的这些外祸内乱，已预兆着天下大乱的日子为期不远。大明朝的法统地位已受到严重挑战。不仅关外的努尔哈赤已立国有年，对大明朝虎视眈眈，就连四川的永宁土司奢崇明、贵州的水西土司安邦彦，竟也敢称王立国，来与明廷一争。而山东的徐鸿儒，更是自号中兴福烈帝，建元大成兴胜，公然认为改朝换代的时代已经到来。大明朝的权威，已经开始到了崩溃的边缘了。
从川贵、山东的三起内乱来看，大明朝的虚弱与无能至此也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叛军在开始时几乎遇不到真正有效的抵抗，如近在京畿的山东，在徐鸿儒起兵时，境内几乎无官兵可调可用。而在平叛过程中，中央政府也几乎无力顾及，不能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中央政权的权威，在关键时刻要有实力作为基础，否则肯定难以长久维持！
那么，这时候的朝廷官员有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呢？他们又在干什么呢？
魏忠贤的时代
在当时朝廷的官员中，最有实权的是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同时，魏忠贤的势力也开始急剧膨胀。
在万历朝后期，方从哲为首的浙、齐、楚三党占据优势，东林党人处于下风。但自方从哲下台后，东林党人便开始在朝廷中占据上风。
在万历驾崩到方从哲下台前，先后新增补了史继、沈潅、何宗彦、刘一燝、韩爌、朱国祚、孙如游等七人入阁，另起用叶向高重新入阁。但当时许多人都在原籍，在京师任职的只有刘一燝、韩爌、孙如游三人，另加上首辅方从哲。到方从哲一走，孙如游紧接着在天启元年（1621）闰二月罢职，内阁中真正任职的只有刘一燝、韩爌两人。这两位都可以算是东林派的。另外，朝中最有人事权力的吏部尚书周嘉谟也是东林党的同盟者。周嘉谟大量起用万历末期被废籍的官员，逼走浙、楚、齐三党的骨干分子。朝廷的形势立即发生了变化。
在此年六月，沈潅、何宗彦、朱国祚到京任职。十月，叶向高、史继也回京上任。东林人叶向高任首辅。东林党人仍能控制内阁，在部院要职中也占优势。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天启三年（1623）。
不过，在这种优势之中，也潜伏着隐患。那就是太监魏忠贤势力的迅速壮大。
魏忠贤，原是河北肃宁县的一位无赖浪子。他从小就在社会底层闯荡，很有些江湖阅历，能骑善射，喜爱赌博，拥有赌徒的那种冒险心理。
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一类人物！他们往往是动乱时代的弄潮好手。他们具备许多常人不具备的禀赋。他们书虽读得不多，但很精通社会上的各种厚黑之道，正统伦理道德对他们几乎没有多大约束。他们做事心狠手辣，绝不拖泥带水，只要能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更重要的是，他们视人生如赌博，敢于冒险，敢下大注。这一点却正是许多读书人所缺乏的！中国历朝历代，只要一遇乱世，就能看到这些人登台亮相，逐鹿中原。成功者开朝立国，封侯做相，名垂千世。失败者虽身首异处，死无葬身之地，但也能把天下搅得天翻地覆，风光一番。至于身后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对这些人而言，也就无所谓了。
魏忠贤就是此类中的杰出人物。
当在肃宁老家混不下去时，魏忠贤愤然自施宫刑，到天子脚下去搏杀一番。且不说自残在当时医疗条件下所带来的撕心裂肺的疼痛，单就当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类道德准则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压力，就足以让一般人对这种富贵捷径望而生畏了。更何况即使做了太监，也未必就能出人头地。但魏忠贤就敢下这样的赌注。
魏忠贤入宫后，投到太监魏朝的门下。那时他的名字仍叫魏进忠。他曾做过天启皇帝生母王才人的典食，大概是管理王才人饮食之类的宦官。后又排挤魏朝，改投太监王安门下，开始在甲子库供职。当时王安是说一不二的人物，他最早是泰昌帝做太子时的伴读，后又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权力很大。这位王安与外廷关系很不错，东林派的官员在许多问题上都要依仗于他，也很看重他。
魏忠贤开始时不仅走魏朝、王安的路子，而且还结交了一位十分重要的女性，即客氏。客氏原是河北定兴县侯二的妻子，后来被选为天启帝的乳媪，即奶娘。这位客氏，开始时也私侍过魏朝，当时宫中称之为“对食”。这本是宫中宫女、宦官解决生理心理失衡的一种常用办法。结成“对食”的两人一般也地位相当，差距不会太大。魏忠贤挤走魏朝后，便与客氏打得火热。这位客氏，与天启皇帝感情很深，形同母亲，在皇帝面前很能说得上话。魏忠贤因此也能通过客氏，亲近皇帝。
在考察历史时，冠冕堂皇的材料固然重要，但也不要因此被它们蒙蔽了眼睛，因为像人情世故之类的因素往往也很起作用。人类社会的演进，或许从长远来看是有必然规律可觅，但从短期而言，往往并不是如此有逻辑，有理性，反而显得混乱、不可捉摸。之所以如此，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有一条不容忽视，那就是人情。有许多事情，在人情面前往往走样。当然，这种人情，要比今天所讲的人情，无论是在内涵或形式上，都要复杂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