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其实也是人，不过是被神化了的人。他也有七情六欲，与常人无异。不过由于他高高在上，一般人难以与其接触、交流。但有两种人却不一样，他们有条件与皇帝建立感情。这两种人，一种是生理残缺的宦官，一种是皇帝身边的女性。
宦官并不是明朝的特产，但明代宦官在朝廷政治中的影响之大，却是有名的，在历史上大概也只有东汉、唐代后期可以相比。本来，宦官只是残缺之人，供皇室在宫中驱使，形同奴仆，难以有多高的地位。而历史上却屡有宦官干政之祸。究其原因，仍与君主专制集权这一体制有关。天子深居宫中，整日与宦官厮混在一起，关系非同一般。而皇帝的许多事情，也离不开宦官，生活上姑且不说，就连许多朝廷大事也由宦官操持。只要运作环节出现问题，如皇帝或年幼、或龙体不安、或智力愚笨等等，那么宦官在某种程度上就可行使皇权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权力，宦官干政也就难免了。
明代的宦官干政历来已久。太祖朱元璋曾有意识地抑制宦官的权势，如不许宦官识字，给宦官的待遇也不高。当时宦官的人数也不多，而宦官的职责也仅是洒扫侍奉。朱元璋曾在宫门立一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之类的文字，目的是严禁宦官干政。但时间一长，朱元璋也就不得不依靠宦官做事了。到永乐皇帝时，因宦官在靖难夺权中有功，成祖感念之下，重用宦官，像郑和之类的宦官，竟能代表朝廷，率军宣谕海外。同时，随着内廷制度的确立，太监也获得一些名正言顺的权力，如居“二十四监”之首的司礼监，其秉笔太监与内阁首辅对柄机要，实际上是皇帝在宫中的秘书班子，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在明代正统、成化、正德、万历诸朝，都曾发生过宦官干政的事。
如果更仔细地去探究一下，还会发现，凡是有宦官干政的朝代，则必然有这样一些条件，如皇帝或年幼无知、或消极懈怠等等。更重要的是，这些皇帝从小生活在宫中，与宦官有很好的私人关系，如英宗（年号正统、天顺）、宪宗（年号成化）、武宗（年号正德），以及后来的万历帝。而像嘉靖帝，做了40余年皇帝，而且做得也很糟糕，但他在位期间，却无宦官干政之类的事发生，这大概与他少年时代没有生活在宫中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相对于宦官而言，皇帝身边的女性擅权的例子在明代则要少得多。能影响皇帝的女性有两类，一类是皇帝的母亲即太后或类似于母亲身份的人，一类是皇帝的后宫，如皇后、宠妃等等。一般而言，这类女性深居宫内，不太容易出头露面与外廷交接。她们干政的办法只有两个，或直接出头露面，垂帘听政；或利用娘家人，如父亲、兄弟，即一般被统称为外戚的，在朝廷作代理人。这在明代都不太可能。
客氏在明代是个特例。她原本是一个乳娘，地位实在不高。一般而言，像这种女性，到皇室的孩子过了哺乳期后，就会被稍作赏赐，逐出宫门，绝不允许再留宫中，以免孩子日久生情，也避免惹是生非。客氏却例外地被留了下来，这或许是因天启帝生母王才人早逝，缺人照顾。留在宫中的客氏，如同天启帝的母亲，与儿时的天启帝结下了很深的感情。
不过，即使如此，客氏也没什么翻天的本领。问题就出在客氏身边有魏忠贤。魏忠贤一方面可以通过客氏取信于天启帝，另一方面，又可以依此控制司礼监和东厂，并以天启帝的名义来干涉朝政。这样一来，天子名义上仍是天启帝，但其权力实际上已落入了魏忠贤手中。
宦官之类的皇室奴才犹如主人豢养的家犬。主人要是驯养得好，他们犹能忠心耿耿，看家护院，不会出什么乱子。如果主人看管得不好，它们就很有可能跑出豪宅，惹是生非。由于主人地位显赫，一般人不仅不敢打，反而要百般依顺、献媚，免得它们发起性来咬自己一口。当然，也有少数不知深浅的人，嚷着要主人管管，主人却不听，而这些人便又做出要打狗的样子，却又慑于它们主子的威严，不敢真的去打。对这样的人，狗能不咬吗？
其实，又何止太监是这种样子呢？
泰昌帝假如能活长一点，魏忠贤大概还不会这么快地崛起。泰昌帝即位时，他做太子时的伴读王安控制着宫中，并与外廷有着良好的关系。可惜泰昌帝即位仅一个月就撒手归天，并由他的儿子天启帝即位登基。这样一来，魏忠贤的机会就来了。
天启帝即位后不久，魏忠贤（当时仍叫魏进忠）、客氏立即获得殊荣。客氏被封为“奉圣夫人”，其子侯国兴、弟客光先，以及魏忠贤的弟弟等俱获锦衣卫千户的职位。不久，魏忠贤由皇帝赐新名忠贤，从此，魏进忠被称作魏忠贤。这在当时是莫大的荣誉！
魏忠贤要控制内廷，就须先搬掉王安这块绊脚石。王安当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权力很大，而且与外廷关系也很密切。魏忠贤自己不便出面，便指使给事中霍维华弹劾王安，罗织罪名。他自己在宫内配合，矫诏发配王安充南海子净军，并指使手下将其迫害致死。王安之死，对天启初的朝廷政治影响很大。外廷文官，尤其是东林党人，失去了宫中的一位有力支持者。奇怪的是，当时朝廷的许多官员并没有竭尽全力去营救他。
除掉王安，是魏忠贤借用天启帝名义而进行的第一个杰作。当时的天启帝，只不过是一位十四五岁的少年，处于凡事似懂非懂的年龄。在他看来，魏忠贤、客氏是他最可信任的人。不仅如此，这位少年天子似乎也没弄清皇帝到底是干什么的，自然对朝政也不感兴趣。他最感兴趣的是做木工，整天斧锯锥凿，引绳削木，做了拆，拆了做，忙得不亦乐乎。
魏忠贤正是利用这位皇帝，内外勾结，来达到获取权力的目的。魏忠贤很会笼络人。他不仅把天启帝哄得团团转，而且还纠结了一批死党。像司礼监的王体乾、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等，都是其骨干。外廷送上来的奏章，先由这些人审阅，然后再请示魏忠贤，只有魏认可后，方能施行。据说魏忠贤往往乘天启帝在忙木匠活的时候去汇报请示，天启帝受到干扰，很不高兴，于是就会说：
“朕已经知道了，你们去好好办吧！”
具体是怎么办的，只有魏忠贤自己知道。
魏忠贤还善于拉拢结交外廷的官员，投其所好，予以实惠，争取支持。在这一点上，东林党人远远不及魏忠贤。他们整天摆着一副君子的面孔，动辄仁义道德、臧否人物，拒人以千里之外。除非真正是与他们意气相投的人，或者是想利用他们的人，才会不计较他们的待人接物的方式，与其他们互相呼应。一般人对他们大多是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反过来，东林党人也不屑与那些他们认为品行有问题的人来往。
魏忠贤在外廷结交的人，开始并不多。如前述弹劾王安的霍维华，就属于魏忠贤最早的外援之一。但这些人的地位并不是很高。魏忠贤较早结纳的重臣当是内阁大学士沈潅。沈潅，是方从哲的人，浙党骨干，早年在翰林院时，曾给宫中的宦官授过课，魏忠贤之流，都算是他的弟子。泰昌帝即位后，方从哲重新起用沈潅，并让其入阁，做大学士，参预机务。
沈潅入阁后，因有早年的一段缘分，便与魏忠贤结为同盟，里外援手。魏忠贤的羽翼便开始丰满起来了。
对魏忠贤在宫中的这些活动，外廷的东林党官员也多少有点觉察。侍郎陈邦瞻、御史周宗建、王心一等，在天启即位之初，就力主要客氏出宫。客氏也曾一度被遣出宫，但因天启帝思念不已，竟连饭都不肯吃，朝廷只得又宣其入宫。后来虽仍有官员要求客氏出宫，但天启帝一概不理。
第一个被魏忠贤赶下台的东林党官员是吏部尚书周嘉谟。周嘉谟是位实权人物，做事很有能耐。他不仅起用了大批在野的东林党官员，而且还逼走与东林党不和的许多浙、楚、齐三党骨干。他得罪魏忠贤是由于他不满霍维华的为人，并找了个机会赶他外放出京。魏忠贤因此大怒，唆使给事中孙杰，弹劾周嘉谟是受刘一燝之托，要为王安报仇。天启元年（1621）十二月，周嘉谟被罢免。
第二位是顾命大臣、内阁大学士刘一燝。此公在方从哲致仕后的一段时间内，与韩爌一起主持内阁，做了不少实事。魏忠贤怀疑他在幕后组织言官攻击沈潅，便与沈潅处处为难他。到天启二年（1622）三月，刘一燝被罢免。不久又因熊廷弼兵败辽东事受牵连，被削籍。
魏忠贤的这种咄咄逼人之势，引起了东林党的反击。他们先是猛烈攻击沈潅。不成之后，又转而攻击已致仕的前任首辅方从哲，即沈的后台，来达到攻击沈潅、限制魏忠贤的目的。
天启二年四月，吏部尚书孙慎行上疏追论方从哲进红丸之罪。天启帝下其奏疏令廷臣集议，都御史邹元标、给事中魏大中等一百余名朝官，纷纷要求治方从哲之罪，一时议论汹汹。不过内廷却在庇护方从哲，不治其罪。倒霉的又是崔文升、李可灼，两人被加重处罚，李可灼被充军戍边，崔文升被放逐南京。弄成这样的结果，孙慎行觉得脸面无存，不久便以身体有病辞官而去。这正中了魏忠贤下怀。
东林党人在此种情形下，继续攻击沈潅。刑部尚书王纪再劾沈潅，把他比作蔡京。不久，王纪被削籍而去，而首辅申时行也迫使沈潅在这年的七月下台。沈潅的下台是东林党人的一个胜利。是年八月，东林党人孙承宗又经略辽东，形势似乎又有利于东林党。
魏忠贤当然不会罢休。他很快利用首善书院之事，进行反击。此年十月，左都御史邹元标、左副都御史冯从吾这两位东林中坚人物，在魏忠贤等人的压力下，被迫辞职。到天启三年（1623）正月，魏忠贤又成功地让他的党羽顾秉谦、魏广微两人入阁（同时入阁的还有朱国桢、朱延禧），弥补了沈潅走后内阁无人的损失，牵制叶向高等东林党人，并为控制内阁埋下了伏笔。
在天启三年，东林党人仍在朝中占据着很大优势。在内阁中，有首辅叶向高、韩爌主政；赵南星居左都御史之位（十月改任吏部尚书），手下有李腾芳、陈于廷两员大将；科道则有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秉宪、魏大中、袁化中等人控制；李邦华、孙居相、王之寀、郑三俊、邹维涟、夏嘉遇、张光前、程国祥、刘廷谏等人则也在各部院占据重要位置。一时声势浩大。
然而，这种兴盛背后，也潜伏着危机。
东林党人做事过于书生气。他们的处世标准就是道德至上。他们不仅自己标榜道德人品（事实上，在东林得势时，已有不少官员是带着功利目的追随东林党的，难免鱼目混珠），身体力行，而且也用此标准待人接物，全然不懂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更不知施用政治手腕，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
在东林党人眼里，是掺不得半点沙子的。凡是他们认为品行不端、行事不正的人，他们决不放过。这种做法，且不论其门户党派之见，单就现实而言，也是行不通的。当时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游移在善恶好坏之间，其从善从恶，往往是一念之差，难以绝对化。而东林党人对他们却横眉冷对，拒人千里之外，这势必导致人人自危，把许多本来可以争取的官员推到了魏忠贤的怀抱，反受其害。
如天启三年正月入阁的魏广微，当时虽已上了魏忠贤的船，但开始时并不死心塌地，仍希望与东林党人结些人缘。魏广微入阁后，曾三次到当时任左都御史的赵南星家中登门拜访，以表诚意，因为赵南星与其父魏允贞（字见泉）是多年好友，交情不浅，长期以来也视魏广微为通家世子，关系很不错。但赵南星竟然三次拒见，不给任何颜面，还在背后说：“见泉无子也！”意思是说魏允贞怎么会生到这种儿子的！魏广微听到后，对赵南星恨之入骨。从此以后，他死心塌地跟着魏忠贤，跟东林党人坚决作对。
当然，赵南星的这种做法，也可被誉为疾恶如仇（事实上，至今仍有不少人是持这一评价的），但在朝廷当时的这种环境中，作为东林党魁，这种丝毫不讲一点政治手腕的做法，恐怕是弊多利少，至少是不如魏忠贤高明，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假如站在魏广微等人的角度想想，大概也就可以理解魏忠贤到后来为什么能网罗到这么多的干将，天底下为什么一下子会涌出这么多的坏人。
东林党人的政治操作手法，也大有问题。他们寄希望于天启帝的觉悟，一有什么问题，就拼命上疏，希望皇帝能给他们一个公断。他们全然忘了天启帝只不过是一个热心于木工活的懵懂少年，更似乎忘了此时的内廷甚至天子，也由他们的对手魏忠贤牢牢控制，传出来的圣旨也说不清是魏忠贤的还是天启帝的。更可笑的是，东林党人往往稍有不合，便愤然辞官挂职，以显示自己的清白和气节。自周嘉谟开始，许多东林党人先后因此挂职而去。这不是正中魏忠贤的下怀吗？
魏忠贤的做法，却绝无这种书生气。
他自天启元年开始杀王安，逐周嘉谟、刘一燝后，便步步先手，得寸进尺，有效地扩充了自己的实力。天启二年三月，魏忠贤开始在宫中举内操，选武阉，练火器。至天启三年，他的宫中军队已达万人之多。此年初，魏忠贤派出刘朝等四十五人，先后至山海关“较事”，犒赏将军，控制军队，刺探军情。不久，他又彻底清洗内宫，杀天启帝选侍赵氏、裕妃、冯贵人，迫害张皇后，牢牢控制住了内宫。
天启三年十二月，魏忠贤开始统辖东厂，不久他又任命田尔耕出掌锦衣卫，许显纯主管镇抚司。对厂卫系统的控制，标志着魏忠贤掌握了只对皇帝负责的司法和惩罚特权。对除皇帝以外的天下所有臣民，魏忠贤都可以罗织罪名，通过厂卫组织，采取包括死刑在内的各种手段，而不必通过朝廷三法司的正常司法程序。从此以后，魏忠贤手中便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
到这个时候，执政的东林党人已无退路了。他们必须与魏忠贤摊底牌了。但此时的魏忠贤大概也不怕哪个与他摊牌了。
二十四大罪
天启四年（1624）六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东林党人正式与魏忠贤摊牌。杨涟在天启元年因移宫案被罢官回乡，到次年又以礼科给事中重新起用，此时已官至左副都御史。
在此以前，东林党人已纷纷向魏忠贤开火，猛攻魏忠贤。御史李应升以内操之事，给事中霍守典以魏忠贤乞祠额之事，御史刘廷佐以魏忠贤滥荫之事，给事中沈惟炳以魏忠贤立枷之事，纷纷上疏弹劾魏忠贤，但没有效果。于是，东林干将杨涟亲自出马，上疏痛斥魏忠贤。
杨涟这篇奏疏，写得气势磅礴，淋漓尽致，很有震撼力。
奏疏一开始，杨涟就点出魏忠贤的痛处：
“太监魏忠贤者，本市井无赖，中年净身，夤入内地。”
然后笔锋一转，给魏忠贤的罪恶定性：
“初犹谬为小忠小佞以幸恩，继乃敢为大奸大恶以乱政。”
接着，奏疏洋洋洒洒，层层深入，列出魏忠贤“大奸大恶”的具体罪状。“二十四大罪”基本上可分成这样几类：
自行拟旨，擅权乱政。魏忠贤擅权以后，从阁臣中夺得拟旨大权，甚至代皇帝内批，坏了祖宗规定的政体。
斥逐直臣，翦己之忌。魏忠贤上台之后，先后利用各种手段斥逐了刘一燝、周嘉谟、孙慎行、邹元标、王纪、钟羽正、文震孟、江秉谦、侯震旸等，阻止孙慎行入阁等等。
清洗宫廷，谋害异己。魏忠贤杀王安、冯贵人、裕妃、赵选侍，迫害张皇后等。
其余如重用私党，亲属滥用恩荫，利用东厂陷害忠良，生活糜烂腐化、穷奢极侈等等，无一不列。
杨涟奏疏所列诸多罪状，几乎事事有据，击中了魏忠贤要害。任凭其中的一条，就够他受的了。
据说魏忠贤一开始很有点紧张，曾求助于内阁大学士韩爌，希望他出面缓和一下，韩爌没有理他。魏忠贤见事情已无回旋余地，便立即进行全力反击。
魏忠贤出手不凡，第一招就占了先机。
他走的第一步自然是先去稳住天启帝。他跪在皇帝面前，像受了满肚子委屈的孩子，泪流满面，哭诉着自己的无辜和清白。他还口口声声要辞掉东厂这一摊子事。言下之意，是表明自己只是为皇帝您卖命才接下此事，并不是贪图什么权位，而杨涟这些人竟然如此，真是没法干下去了。
而那位客氏，则为皇帝剖析朝廷格局、人际关系以及魏忠贤为什么如此招忌的缘由。她要让皇帝明白，朝廷党派林立，各为其利，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魏忠贤为皇上尽心竭力做事，哪能不得罪人呢？像杨涟这样的官员，怎么能不恨魏忠贤呢？
魏忠贤在宫中的那班兄弟死党，像王体乾等等，也纷纷登场。他们以自己耳闻目睹的种种“事实”，竭力在皇上面前称赞魏忠贤，叙说他的劳苦、他的高功、他的耿耿忠心，并让皇上相信，像魏忠贤这样的忠臣，真是人才难得，也是朝廷的福气！
这些“肺腑”之言，真是丝丝入扣，合情合理，深深地打动了天启帝。天启帝放心了，心想原来如此，魏忠贤完全不像杨涟说得那样坏。所以他温旨慰留魏忠贤，让他继续安心做事。对杨涟等人，天启帝真是越想越气。第二天，天启帝就把杨涟的奏疏下给朝廷，并严厉斥责杨涟等人无事生非。
天启帝至此已完全倒向了魏忠贤的一边，对他更加深信不疑，放手不管。
魏忠贤的做法，实在是高明。相比之下，杨涟等人几乎就不是其对手。
杨涟一开始就犯了大错。像这种事关重大的大举动，事前本应绝对保密。而杨涟却没做到这点。他在起草这份奏疏时，已有不少人知道此事。而且，像这种奏疏，也应在早朝之类的场合直接面呈天启帝，不让魏忠贤有自我辩解的机会。据说，杨涟原先也是准备这样做的。他写好奏疏后，本准备在次日早朝时面呈皇上，不料正遇次日免朝。杨涟担心奏疏之事泄密，竟把奏疏直接送到会极门，进呈入宫。他似乎忘了宫中已被魏忠贤绝对控制，在天启帝读到这份奏疏之前，肯定会先落入魏忠贤手中。真是一着不慎，全盘皆输。
杨涟被严旨斥责后，自然是激愤不服，也知魏忠贤肯定做了手脚，因此准备再次去皇上面前弹劾魏忠贤。但魏忠贤会再给他这样的机会吗？！
魏忠贤得知杨涟的意图后，立即设法阻止天启帝上朝，连续三天免朝。等到第四天早朝，天启帝出来了，不过他身边却站着几百名武装宦官，个个身裹铠甲，手执兵器，气势汹汹，并且敕令文官不许奏事。杨涟等人一见这阵势，也不敢再说什么了。
杨涟的奏疏公开后，朝中盟友纷纷上疏声援。给事中魏大中、许誉卿等，御史刘业、杨玉珂、帅众等，京卿如太常寺卿胡世赏，祭酒蔡毅中等，勋戚如抚宁侯朱国弼，南京列卿如兵部尚书陈道亨、侍郎岳元声等等，共计70余人，猛攻魏忠贤。内阁首辅叶向高、礼部尚书翁正春等人，也奏请天启帝遣送魏忠贤卸职出宫，以平息众议。但这时的天启帝是无论如何也听不进这些话了。
文官们的这些言行惹火了魏忠贤！他要寻找机会，痛下杀手，给那些文官一点颜色看看，立马扬威。
第一个撞到魏忠贤手上的是一位名叫万燝的工部郎中。
这位耿直的南昌人，大概是觉得杨涟这些人没有把问题说清析透，否则，以皇上之英明怎么会弄不清这么简单的事情呢。因此他便上了一份奏疏，其中有这样几句名言：
“忠贤尽窃大权，生杀予夺，在其掌握。致内廷外朝，止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岂可一日尚留左右。”
书呆子的毛病大都出在嘴上。这位万燝明知魏忠贤有生杀大权，偏偏还要讲出来，以卵击石，而不从根本上想办法解决问题。
魏忠贤正窝着一肚子火没地方出。他见小小的工部郎中竟也敢如此猖獗，骤起杀机，心想万燝你说我魏某人手握生杀大权，那么魏某人今天就拿你万燝开刀，杀给天下臣民看看！
魏忠贤随即矫旨廷杖万燝一百。他手下的厂卫爪牙立即赶到万燝的住所，不由分说，先痛打万燝一顿，然后再把万燝拖到室外，结结实实地打了一百大板，还不时踹上几脚，打得万燝气如游丝。四天后，万燝便一命呜呼，永远闭上了他爱说三道四的嘴巴。
魏忠贤此举，敲山震虎，直打得朝廷官员心惊胆战。即使在东林党人中，也只有像黄尊素这样的几位倔强刚烈之士仍敢跳出来仗义执言，痛斥魏忠贤。不过最后是不了了之。
魏忠贤至此已完全明白他手中的权力到底有多大了。他也摸到了外廷那些文官的底细。原先令他多少有点敬畏的文官们，现在看来也不过尔尔，并不可怕。他们除了气势汹汹、口诛笔伐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别的手段，于是，魏忠贤便肆无忌惮起来了。
恶人为恶，关键在于走出第一步。一步既出，便不会再在乎多走几步，不到头破血流，就不会回头。魏忠贤既然杖杀了万燝，便不再在乎多杀几个。杀一个与杀十个、百个，对他而言，已没有多大差别；而且事已至此，犹如箭在弓上，不得不发，不杀也不行。
不过，魏忠贤在开始时，也只敢杀一般官员，尚且不敢杀那些名大位高的大员，就像他刚刚掌权后只敢在宫中偷偷摸摸杀人而不敢公开杀朝廷命官一样。与万燝同遭厄运的另外几位官员，地位影响也差不多与万燝一样，属于魏忠贤认为的那种杀了也不会有太大麻烦的可杀之人。如中书舍人吴怀贤，在家中私读杨涟奏章，读到激愤处，情不自禁，击节称叹，忍不住在旁注上什么要学古人做法，把魏忠贤立即充军戍边之类的批示。没想到佣人告密，他立即被魏忠贤逮捕入狱，活活打死。还有几位官员，或因考试出题，或因写诗，或因酒后失言，得罪了魏忠贤，也遭其毒手。
在魏忠贤确信自己的实力已到了一手遮天的地步时，他便开始了更大的举措，即把那批执政的东林党人通通赶下台，控制朝廷，再一个一个地收拾。
擒贼先擒王！魏忠贤自然要把内阁首辅叶向高作为打击的首选目标。魏忠贤明白，只要能把叶向高赶下台，那么其他的东林党官员也就好办了。
这位叶向高，为人光明正大，忠厚有德。天启初东林党人能有这样兴盛的局面，是与叶向高主持内阁分不开的。更难得的是，叶向高做事一向老成持重，外圆内方，不像杨涟这些性情暴烈的东林激进分子那样，授人话柄。因此，魏忠贤虽恨之入骨，但一时也没有什么办法。在杖杀万燝后不久，魏忠贤终于找到了一个勉勉强强的借口。
事情出在叶向高的外甥林汝翥身上。林汝翥是御史，大概是有点仗着舅舅的牌子，做起事来便自然有些盛气凌人的味道。在万燝被杖杀后不久，这位林御史有一次率员巡视城中，正巧碰上宫中的两位宦官劫人财物，争斗于道，便令手下上去狠狠地给一顿鞭子。
这还了得！一位小小的御史竟敢太岁头上动土，鞭笞魏忠贤的人。魏忠贤自然不会放过这位御史，便令手下去抓来，廷杖一百，而且要狠狠地打，就像前些日子杖杀万燝一样。
林御史一看情形不对，立即潜逃城外。魏忠贤的手下却认定是叶向高把这位外甥藏在了家中，便把叶向高的住宅团团围住，逼他交出人来。叶向高无人可交，群阉便大声辱骂，不断胡闹，骚扰叶向高。
叶向高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这些群阉如不是受魏忠贤指使、纵容，就是给他们天大的胆，也不敢这样公然上门侮辱内阁首辅。于是他便给皇上上了一疏，其中写道：
“朝廷立国二百余年以来，还从来没有宦官中使围困内阁大臣住宅这样的荒唐之事。我还有什么颜面去见天下士大夫！”
叶向高话说得十分明白：像我这样的天下文官的领袖，你们也敢如此侮辱，斯文何在？
天启帝至此自然不能再不作表示。他优旨慰留叶向高，并撤回中使。不过那位林御史最终还是被抓到，一百棍也照打不误。大概是碍于叶向高的面子，下手时也略留余地，那位林御史竟然挺过了这一百棍，真是奇迹。
廷杖是明代的创造。自古以来，历朝虽视文人为走狗，但刑不上大夫的古训，也很有影响。文臣犯罪，该杀便杀，该刑便刑，但一般不侮辱人格，多少给读书人留点面子，也有些激励文人廉耻之心的意思。但到了朱元璋执政时，竟破天荒地用上了廷杖。这位大字不识几个的皇帝，大概也认为，天子管束文臣，犹如家长管教子女，不打怎行？至于文人气节、廉耻自尊之类的概念，他也无法理解。他本来就是文盲，没读过几本书，却要他能理解体会文人的心理，岂不是苛求于人？这与后来的独裁者明知读书人最爱面子，却偏偏不给面子甚至故意打人上脸、骂人揭短的做法，毕竟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不过，明代虽有廷杖，但多数皇帝却是抱着不到非用不可时不轻易用的态度。像万历帝在位期间，除张居正时用过几次外，也不太用这种手段。因为这种做法毕竟太伤人颜面了。试想：刚刚还道貌岸然、慷慨激昂的文武大臣，转眼被当众扒下裤子，劈劈啪啪一顿板子下去，而被打者如还能爬起来，则仍要撅着屁股、跌跌爬爬地回署上班，这样的情景毕竟太不雅观！所以，上至皇帝下至大臣，一般也认为廷杖能不用则不用。
魏忠贤当然很喜欢这种方法，但也有所顾忌。不过他试探性地杖杀万燝后，却发现此法法力无边，效果奇好，而文官的反对也并不是那么可怕，所以他毫不犹豫要杖打林汝翥。他也知道，这一百大板虽打在林汝翥的屁股上，却伤在叶向高的脸上。你叶向高脸皮再厚，大概也不会无动于衷，再安坐在首辅的位子上！
魏忠贤的估计没有错！叶向高确实再无脸面安于其位，他先后给皇帝上了20余次疏，要求辞官回乡。天启帝最终同意他致仕。
叶向高的致仕，后来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在东林党人中，叶向高属于那种政治上较为成熟的少数官员之一。他一方面要压制住魏忠贤等人的势力，但又要不露声色；另一方面，他又冒着被严厉指责的危险，顶住或缓和了东林党阵线中那些激进人物的言行，因为这些言行往往于事无补，甚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叶向高在复出之后，基本上是做到了局面的平衡，尽管不少事情尚不尽如人意。
但叶向高毕竟还有文人的不少禀性。在魏忠贤向他公开表示不敬后，他还是沉不住气，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文人心理占了上风，最后坚决要求挂职而去。或许是叶向高已预计到了后来的局面，才毅然辞职，使自己与魏忠贤之间留下一点余地，免得以后遭其毒手。假如是这样的话，叶向高确实是高明之至，并也达到了目的，因为他活到了崇祯初年，在魏忠贤专权的黑暗时代能侥幸过关，未遭血光之灾。
天启四年（1624）九月叶向高的去职，使原先本已脆弱的政治平衡迅速打破。失去叶向高的东林党阵营，很快土崩瓦解，魏忠贤终于达到了目的。
或许是苍天已经预知人间即将到来的灾难，而以它特有的方式警告芸芸众生。就在这时，已过汛期高峰的黄河突然在徐州铜山县东南的奎山（魁山）决口，徐州城内水深丈余，徐州府治只能迁到云龙山办公。
不过，人间似乎并不理会这些警戒，仍一步步地滑向深渊。
同年十月，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被罢免。争端是因御史崔呈秀而起。御史崔呈秀巡按淮扬，一路贪赃枉法，等到还朝时，高攀龙按惯例对他进行考察，发现了他的贪秽之状。赵南星立即议处崔呈秀充军戍边。崔呈秀大急之下急忙跑到魏忠贤那边，哭诉委屈，并说：
“不去赵南星、高攀龙之流，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于是，魏忠贤便开始策划阴谋，最终逼赵、高下台，同时受牵连的还有魏大中、夏嘉遇。赵、高的下台，使东林党失去了对都察院、吏部这两个核心部门的控制。
天启四年十一月，吏部侍郎陈于廷、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被削籍。
不久，才当了一个多月首辅的韩也被迫辞职回家。韩爌廉直自持，没有手段。他当上首辅后，大学士魏广微竟要求分享他的首辅权力，魏忠贤则公开支持魏广微。老实巴交的韩爌只有辞职。
十二月，与叶向高、韩爌、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关系密切的内阁中书汪文言，被下镇抚司狱。魏忠贤希望从这位小人物的身上打开缺口，再行株连，兴大狱，全面打击东林党人。这一招既狠又毒，后来东林党人为此吃尽了苦头。
不久，首辅朱国桢罢职。朱国桢才刚刚接替首辅之位，就被魏忠贤的人弹劾。大学士魏广微也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只得辞职。不过魏忠贤觉得这位老家伙还算顺眼，放了他一马。魏忠贤对手下的人说：
“这老家伙也是邪人，但不作恶，可以让他体体面面地回去。”
有了魏忠贤这句话，朱国桢才保住了颜面，在离京前被加少傅少保，朝廷派行人护送回乡。朱国桢是这一时期被解职官员中最风光的一个。
魏忠贤也并不是无所禁忌。当时最令魏忠贤头痛的是孙承宗。当魏忠贤在京师力排东林党官员时，东林党的辽东督师孙承宗突然要求入朝祝贺皇上万寿节（十一月十四日，天启帝的生日），据说孙承宗是想借此向皇上当面揭发魏忠贤的罪行。魏广微立即向魏忠贤提出警告：
“孙承宗拥兵数万，将清君侧，兵部侍郎李邦华是其内应。”
魏忠贤非常紧张，在天启帝边上直打转，急得直哭。天启帝也担心孙承宗此举，命阁臣拟旨，商量对策。顾秉谦奋笔拟下一道十分严厉的圣旨，内称：“无旨离信地，非祖宗法，违者不宥！”并连夜打开宫门，召兵部尚书入宫，由兵部尚书连下三道命令，由飞骑连夜送出，严令孙承宗停止前进，立即返回驻地。孙承宗接到圣旨和兵部令时，虽已到通州，但他最终还是未敢再往前跨出一步。魏忠贤此时也得知，孙承宗并没有带什么人马随行，真是虚惊一场。
假如孙承宗继续向北京进发，而且也带着足够的人马的话，朝廷后来的局面是否仍会这样惨烈，就不得而知了。当然，对于像孙承宗这样的文臣，也难以想象他能做出抗旨不遵的事情来。不过，当时朝廷上下都已知道魏忠贤控制着天启帝及朝廷上下，自然也应该明白圣旨中难免掺了魏忠贤的水分，甚至有些圣旨就是魏忠贤本人的意思，但奇怪的是，东林党人中竟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过质疑，始终不敢越雷池半步。他们抱着只要是圣旨就须无条件执行的绝对信念。或许也正是如此，魏忠贤以及后来魏忠贤式的人物能如此狐假虎威，猖獗之至。
血洗“东林”
魏忠贤把那些东林党骨干清除出朝廷后，已基本上控制了朝政。至此，他便开始向东林党全面开刀了。
他首选汪文言作为突破口。
汪文言是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人（今属安徽），本是一位布衣。这徽州地区，虽地瘠人贫，但出了不少巨商大贾，实力雄厚。而且这些徽州商人，十分崇尚人文，喜交接文人官宦，一旦发家致富，则必然要子弟读书做官，求取功名。这位汪文言大概就是有这样背景的一位人物。他在万历末年游京师，捐纳了一个监生的身份。由于他为人侠义，人也聪明有术，所以结交了不少朝廷要员，如开始时与宫中的实力人物王安、内阁首辅叶向高等人，后来又与韩爌、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关系都十分密切，也难免参与了不少党争之事。叶向高对他十分欣赏，破格提拔他做了内阁中书。这个位置，对一个捐纳监生来说，当时是不太容易的。
魏忠贤原先也不会考虑到用汪文言作为突破口，内阁中书这样的人物毕竟还是太小了一点。问题是出在阮大铖身上。
这位阮大铖也是安徽人士，极具才华，后来孔尚任在《桃花扇》中给了他不少笔墨，把他渲染得家喻户晓，这是后话。阮大铖与东林党人原先并无矛盾，而且与汪文言、左光斗是同乡，关系相当密切，也互知底细。但问题也就出在同乡、朋友这层关系上。
当时吏科都给事中一职空缺，左光斗有意让阮大铖顶这个职位，而阮大铖论资历也应该升迁此职。于是，左光斗便把家居的阮大铖召回。没想到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几位东林党魁，认为阮大铖性格轻躁，不适合任此职，便改由魏大中担任，阮大铖改补工科给事中。兴冲冲的阮大铖犹如冷水泼脸，很不高兴，不仅不感激同乡好友左光斗的提拔，反而记恨起左光斗、魏大中来。东林党人对阮大铖的做法，违背了古训，即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最终吃了大亏。
阮大铖心怀不满，竟唆使同事傅櫆，出面弹劾汪文言结纳左光斗、魏大中，徇私舞弊。汪文言随即被下了诏狱。然而东林党人当时在朝廷还占有优势，而且汪文言也是叶向高提拔的，所以当时负责此案的镇抚使刘侨还是就事论事，没搞什么株连，只是把汪文言除了名，廷杖了事。据说御史黄尊素专门给刘侨打了招呼，说是汪文言不足怜惜，但不要由此祸及缙绅，刘侨也同意并照办了。
魏忠贤自然不满意这种处理，便以刘侨办事不力而撤了他的职，起用许显纯主持镇抚使。不久，御史梁梦环投魏忠贤之意，上疏再劾汪文言，旧案再提。魏忠贤随即指令许显纯将汪文言逮捕下镇抚司狱，严加鞫治。同时，大理寺丞徐大化，也在魏忠贤的指使下，上疏纠弹杨涟、左光斗等人，党同伐异，招权纳贿。这样一来，汪文言的案子一下子就复杂起来了。
魏忠贤与东林党人当时已是水火不容，仇怨很深，大规模打击迫害东林党人，也是不可避免之事。汪文言只不过是魏抓到的借口而已。东林党人在劫难逃。最不值得的是阮大铖。他最初唆使同事弹劾汪文言，本意也只是公报私仇，出口恶气，他大概也没有想到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后来他活得不尴不尬，遭人唾弃，跟他的这一举措是分不开的。
汪文言被逮捕后，许显纯按照原先制定的策略，一步步逼供、诱供，用尽手段，想撬开汪文言之口，株连东林党人。
株连的名单早已初步拟定。顾秉谦、魏广微两位内阁大学士在此以前就编定了一份《缙绅便览》，把叶向高、韩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百余名东林党人或与东林党关系密切之人，定为邪党，同时把黄克缵、王永光、徐大化、贾继春、霍维华等同党定为正人，交给魏忠贤，由魏忠贤根据这份名册来定黜徙。
不久，王绍徽又根据《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将”的名目，重新编排了《东林点将录》交魏忠贤。崔呈秀也编了一份《同志录》，内录东林党人名单，另编《天鉴录》，收录不附东林党人的官员名单。这样，魏忠贤已基本上把当时朝廷的官员分成东林党和非东林党两大类，以示甄别。
为了把东林党诬蔑成人人痛恨的邪党，魏忠贤又指使手下为“梃击”、“移宫”、“红丸”三案翻案。首先由御史杨维垣、给事中霍维华提出重新评判三案，痛斥刘一燝、韩爌等东林党人当时的处理方法，并由此涉及到辛酉（1621）、癸亥（1623）的京察以及其他之事。凡是东林党人否定的人或事，此时全都被翻了过来。到后来甚至发展到了凡是对魏忠贤手下的人有冤恨，或者他们不喜欢的人，一概被安上东林党的罪名，予以打击。到天启五年（1625）四月，朝廷重修《光宗实录》，把上述的这些“成果”以法定形式确立下来。
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评价，往往反映了现实政治的倾向，甚至直接就是现实政治的表现。东林党人当时为整倒方从哲及其同党，一上来就追论“红丸”等案，从历史事件入手，达到现实党争的目的。魏忠贤上台后，也同样采取了这种手法。最可怜的是李可灼，他为了那粒该死的红丸，开始是获赏，后来又被罚俸、甚至充军，魏忠贤重论“三案”之后，他又被免除充军，真是朝悲暮喜，大起大落。同样的事，同样的人，因不同的人当政，结果是迥然不同！因此，小人物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最好不要去掺和，因为小人物往往是政治斗争中的棋子，具体放在哪里由不得自己作主。
魏忠贤深知，要置东林骨干于死地，像“移宫”之类的罪行还不足至此。汪文言在天启四年底被捕后，许显纯原准备用“移宫”等罪名来迫害东林党人士，并于次年三月正式逮捕前左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给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仆寺少卿周朝瑞、陕西副使顾大章等。这六人是东林激进分子，被称为“东林前六君子”。大理寺丞徐大化认为原定罪名过轻，杀之不足以服众，应该给他们上纲上线。于是，徐大化给魏忠贤出了条毒计：
“如果只定他们‘移宫’罪，则无法与贪赃枉法搭上边。如果以杨镐、熊廷弼行贿、他们纳贿来定罪，则事关重大，杀之也更有名目。”
徐大化所以定出这条毒计，也是事出有因。熊廷弼兵败辽东后，被朝廷论处死罪，他为了活命，据说曾托汪文言向内廷许诺行贿白银40000两，得以暂缓执行死刑。但这位熊廷弼也算是清官，平时也没有什么积蓄，所以话虽说出，到时却又拿不出这笔钱，这下可惹恼了魏忠贤之流，熊廷弼自然也难以活命了。这位恃才傲物的熊廷弼，在位时不肯贪污纳贿，聚敛私财，更不肯给朝中官员馈送分毫，临死前却又要放下架子，梦想靠行贿活命！这位书呆子，至死也不明白，行贿送礼之类的事不是信口开河，而是要用大把大把的银子的。平时要做清官，不贪不贿，囊空如洗，到这个时候竟还想去行贿求人，靠他一年几百两银的俸禄够么？
熊廷弼此举，不仅害了他自己，而且还害了那批东林党人。
魏忠贤自然会联想，熊廷弼既然想给内廷行贿，难道就不会给东林党人行贿？在魏忠贤看来，天下哪有什么一尘不染的清官。只要花足功夫，总能找点证据出来，何况还有一个现成的活证据汪文言在手中，不怕他不开口。
许显纯便按照魏忠贤的旨意，重审汪文言。没想到汪文言是条汉子，屡受毒刑，仍拒不承认。被打到实在受不了时，汪文言便仰天大呼：“世上岂有贪赃之杨大洪哉？！”意思就是说，这个世上，像杨涟（字大洪，一字文孺）这样的清官要是贪赃枉法，真是天大的笑话。他还义正词严地表示：
“你们用这种勾当来污蔑清廉之士，我就是死也不会承认！”
这些话招来的当然是更惨烈的刑罚。许显纯看到汪文言似乎没有承认的意思，便按自己的需要拟写了汪文言供状。没想到已昏死过去的汪文言突然睁眼醒来，厉声斥责道：
“任凭你胡编乱造，到时我一定与你当面对质！”
事已至此，他竟还梦想对质，真是痴人说梦。许显纯会给他这样的机会么？供状编好上奏之时，汪文言自然也就被乱棍打死了。
在许显纯编造的供状上，杨涟、左光斗是各受熊廷弼贿白银20000两，魏大中是3000两，袁化中是6000两，周朝瑞是10000两，顾大章最多，达40000两。这样的数目，是许显纯精心设计的。魏大中之所以只有3000两，是因为魏大中曾力主要定熊廷弼战败之罪，定多了不行。而顾大章之所以要定40000两，也是因为他曾力保过熊廷弼，不然何必如此？除上述6人之外，供状还涉及赵南星等15位东林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