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果的产生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偶然事件导致的。当真宗亲临河北走到卫南时，辽统军萧挞览所部已先后击败天雄、德清两军，进而三面包围了澶州。围城后，萧挞览自恃其勇，只以轻骑简从潜至城下巡视地形，结果被宋威虎军将张瓌用床子弩射死。
统军萧挞览是辽国著名大将，博学多智，极为辽主所重。此次南进，就是在他竭力倡导下实现的，因此他的死给了辽人上下极大的震动，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辽军的斗志。辽太后亲临挞览棺车，恸哭失声，为之辍朝五日。相反，真宗在三天后及时赶到了澶州，当天子的黄龙旗出现在澶州北城门楼上时，宋军欢呼之声闻于数十里之外，士气大振。
本来，辽国也并没有久战之意。同以往数年的情形相同，此次南侵的目的，也不过就是攻城掠地炫耀武力而已，且目标也就只是河北北线一带。辽军在边境战斗中之所以屡屡取胜，一是因为宋军以固守为主，二则也是因为辽师本身采取了灵活机动的巡略方针。若以大军深入直逼东京，恐怕也没有这个实力。因此辽人从心底是想与宋廷媾和的，只要捞到了实惠，一纸和约的确是无可无不可的事。十二月份，双方开始实质性接触。
但谈判的过程还是很微妙。早在辽军大举深入之际，辽太后就曾辗转送来一封带有求和意味的书信，但真宗认为彼大兵在后，疑为欺诈而未予置信。倒是宰相之一的毕士安坚持说这是辽军受挫后耻于自退之举，所以劝皇上不妨答复。于是真宗手诏回复说：若真有此意可以议和，但宋廷是不能先派使者的，必须是辽国方面“即附边臣闻奏”。这就是在外交上讲究起大国的面子了，辽国自然也不会同意。这时，一位宋朝降将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此人姓王，名继忠，真宗在藩邸时即委以亲信，即位后一直将他擢升到镇、定、高阳关三路钤辖兼河北转运使的职位，也算是个统帅一方的封疆大吏。不幸的是，在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的一次战役中兵败，下落不明。朝廷方面本以为继忠业已殉国，直到辽人致书议和之际，才发现王继忠是陷敌被俘，不仅没死，连辽国的求和之议竟也是他一力促成的。于是，王继忠从一位兵败被擒的降将一跃成为双方的红人。有了此人的折中，宋辽的和议在面子上的障碍似乎便少了许多。最终是宋廷方面先派了使者，几经周折，恰好在萧挞览死后不久到达辽营，停战的时机最终成熟。
双方的使者宋廷方面是曹利用，本官是右班殿直，因为恰好赴行营公事，被枢密院推荐出使。此人机辩无伦，慷慨有志操，确是个佳选。在辽国方面，飞龙使韩杞被辽主充以大任，此人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本朝自是中国的正朔，礼仪之邦的体面既不可失，所以还必须有人制定仪式，此际充当此职的是翰林学士赵安仁，在行营当中也只有他能熟记有关体式，因此受命出任。
其实所有的这一切都已是无关紧要的了，因为宋家天子乃至朝中大臣都早已把息事宁人的方针摆在了首位。真宗本人根本就无心再战，所以当韩杞在廷前扬言辽军还要南进时，皇上便迫不及待地予以让步，答应以输送银两绢帛的方式许和。就是忠直刚勇者如寇准，此际也不过就是把曹利用拉到帐中说：天子虽许你以百万，若此去结果超过三十万，回来就砍你的头。于是双方和平之议变成了讨价还价的拉锯战，最后宋帝国以每年输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的代价换取了辽国的一纸盟誓和班师北还。就以此每年合计三十万岁币的数目而言，恐怕还得归功于寇准的坚决态度和曹利用的不辱使命。
当然，这在本朝大多数人眼里自然谈不上什么丧权辱国之类而实在是天朝的圣明与大度而已。照天子的观念来看，中国得天下风土之宜，地饶物丰，助尔犷憨小国若许军旅之费，不仅是大国的本分，实在也是小事一桩。千年前的汉世，早就开了先例，可见中国之风范就是以大家胸怀庇护四夷众生，德之尚者，又敢不遵之！至于三十万两的数目是否过大，不是原则上的事情。老臣毕士安说得好：不如此，和事恐不能久也。
怕只怕无关愁绪，最恨是在心深处。共遵诚信，虔奉欢盟的皆大欢喜之外是“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的实际约定，加上三十万两岁币的具体现实，中国的仁厚、中国的大度的背后也许就是强咽痛楚往心里去。但是，天下太平是真的，君不见天子驾返东京了，大赦天下的诏书颁布了；河北给复二年，壮丁归农，行营罢除，戍兵减半，四边警戒人不安枕也已成为过去了。
既如此，复何求焉。
东京的故事
东京的故事可以说从现在才真正开始。
帝国的历史已将近五十年了，即使从帝国平定四境的大业完成之时——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9年）五月北汉被灭——算起，到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澶渊之盟，也有二十五年的光景。帝国廓清四合应付外寇的风云际会，仁明圣德的沐浴教化，已经彻底改变了天下四海的风貌。
窥一斑可知全豹。单以本朝京师而论，除了“四战之地”的无奈外，与旧时相比又有了许多不同。
第一，东京汴梁有内外三层，由外向内，分别是外城、里城、宫城，所谓城垣三道，重重环卫，拥立着巍峨的帝京。当然，这倒也不算是什么特别，不同的是，东京外城的形制并非是方正如矩的旧象，而是顺着地势高低上下，走了一条纡曲蜿蜒的线路。据说，这是太祖皇帝的主意，如此迂回纵斜的城墙蓝图还是艺祖亲笔所绘。当时有许多人不解：缘何本朝京都第一道拱卫之垣，不效仿公正方直、经纬有序的自古京城之相？其实这正是太祖的高明之处。取法天象而建立的城制只是人文的需要而没有防御价值，东京既无天险可恃，就必须赖以城池之固。建城曲宛如蚓而顺地势，正是得朴素坚固之防卫要领。
第二是东京城有四条运河穿城而过，谓：五丈河、金水河、蔡河、汴河。东京一地河渠贯连而四通八达，这来自于历朝历代的不断疏凿，而本朝却终得其利。舳舻绵连千里不绝的好处不仅仅是江河贡输而已，最重要的是它把帝京和四海九州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可是前无古人的事！难怪太祖把此数河比做圣朝天子腰间的玉带，他的意思很明显：玉带飘扬之间，天下尽在手中。
太宗当政年间的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六月，由于淫雨连绵，汴河发生了一次水灾。十八日，大水坏堤，泛滥民田，一直淹到东京附近的浚仪县。太宗得报，按捺不住，一大早便亲自出城。宰相及枢密使等当朝大员迎谒于路，力谏不必劳动皇驾。太宗的话语发自内心：
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能不顾？！
这就是东京的另外一个特殊之处了。确实，东京的人口之多，是前朝数代所无法比拟的。漕运的重要是因为帝国的中枢承受着沉重的负担，仰给赋税者除了天子和中央政府以外，尚还有着数十万的禁军。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前代的兵员，大都分散在四地，天子辇毂之下，不外乎就是一些承担护卫的禁卫部队而已，一旦有急，则有待于四方勤王之师。本朝却很不同，经过太祖太宗两朝天子的努力，天下精兵都已汇集京师，禁军数量大大增加，已经成为帝国绝对的军事力量。保守估计，本朝京师户籍的数目，已至少是前唐的十倍，这还没算上驻守京城的这若许禁军。天子百官、皇亲国戚乃至天下四方之客，给这座新朝国府，增添了无限的繁荣，也带来了一个无法挣脱的包袱。这就是说，帝国首都之势重，业已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了。
东京不仅是大宋的中心和天下安危的关键，也是帝国风华的象征。
它开始变成一座真正是属于黎民百姓的城市。流水潺潺，长桥卧波，梨白桃红，荷绿杏黄中自然有着无限的秀丽妩媚，而即使在宫城巍峨凝重、金碧辉煌的赫赫皇仪里，仍然不失些许清幽和欢愉之象。宣德门正南大道上馥郁芬芳的如锦繁花，正是把天子的化雨春风，从沉沉如海的宫禁内苑里洒播开来，昭示着“与民同乐”的辉煌仁政。更不用说元宵之夜五彩斑斓、锦绣交辉的上元灯节了。都城的宵禁渐渐开始流于形式，自古而来的坊制也已不像旧时那样谨严；四时不绝的江淮扁舟带来了市的兴旺，柳陌花间里的叫卖吆喝，茶坊酒肆中的丝竹管弦，人声鼎沸中更是一番融融之乐。
东京也是文士们精神的家园。春花烂漫、秋叶静美，小园香径、楼台亭阁，日暮黄昏独自徘徊中，一缕心事岂堪怅惘。同志者于心既有戚戚，以是次韵相酬、唱应赠答，杯酒光景间，清苦幽闲、雕采巧丽，亦常能使人回味无穷。
东京更是才人们的温柔之乡。与位于里城西北部的皇宫相对，外城之内，朱雀门东南、南熏门东北一带位于京城东南角的区域是东京乃至全国最繁华热闹的地方。此地叫做“蔡河湾”，繁华的商业和娱乐场所都集中在这里。妙的是，贡院、太学、国子监与教坊乃至妓馆、瓦舍相近。青衫愁苦，红粉怜才，每邂逅于风尘，必多殷勤之思，依红偎绿浅斟低唱，花衢幽巷中往往不胜沉浮。
诸王毕，四海一，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宋。然而他们与古时降王降臣的命运却不可同日而语了，湖南周保权、荆南高继冲、南汉刘、南唐李煜、西蜀孟昶、漳泉陈洪进、吴越钱傲、北汉刘继元等一方霸主，纳土受降后，无不保全首领，封爵赏官之外，又皆于京师颁赐甲第。其子弟臣僚，或居肘腋之地，或职州郡兵民，从未有因猜防疑忌而至于杀戮者。虽然后蜀孟昶来京后不多时即暴卒而亡，南唐李煜最后亦郁郁而终，但有关两人不幸遭遇的故事都是出于野史的传说，可信程度不大。尽管如此，其子弟臣僚大都平安地入仕新朝而终其天年，却是无可置疑的。惟有宽容，才能兼收并蓄。四海之大，无所不有，没有超凡胸怀，又如何能并包天下？可见，这个事实虽然是出于五代丧乱之后人道斯文重归环宇的一种必然，但更主要的是我朝君臣的恢弘气量之所致。世事轮回中，本朝的开国天子终于认识到仁德往往是真正的神威，这是所有人都应该额手加庆的事情。
西蜀和江南自古是富贵之乡，几代以来又殊少战乱，人们赖其地利，子孙相乐，歌诗之风昌盛。自从前唐以来，民间又流行一种叫“曲子词”的歌行，渐渐成为新制。文人士大夫进而厕身其中，更予发扬光大，于是倚声填词之文学形式由此而生，与诗对称，名之为“词”。较之于格律谨饬、端庄持重的五七言诗而言，词之一体以其声词结合、结构松散而独树一帜，它的形式似乎更适于表达儿女情感和幽怨心绪，更能抒写活泼性灵的情感流露。以是之故，词人既层出不穷，词作亦愈做愈工。在词的创作方面，即以西蜀、南唐独领风骚，从人主至大臣，每每乐此不疲。其中南唐后主李煜最擅胜场，西蜀人韦庄、南唐人冯延巳等紧踵其后，并由此而集开了一代新风。
天下复归于一统，车船舟马带着亡国君臣、后宫嫔妃、词士乐工辇来新朝，也把伴随着悠扬声调的清词丽句带到了东京。东京的繁华和温柔，既是一帖醇厚的催化剂，把望乡的哀怨、失意的惆怅、闲适的心绪和得意的放浪统统融入了词的声声舒缓里；同时它也像一乘奇妙的仙槎，把那柔婉美丽、缠绵悱恻的词境带到了现实生活当中。文学从庙堂重回人心，这是世事沧桑中可歌可泣的进步。
照理，天下武以靖之，文以持之，两者不可或缺。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本朝从立国之始一直到当今天子，却都侧重于文治。即使太祖的所谓以武定邦，也只不过是表面的内容而已，本朝的皇帝们从根子里始终将道德人文的基本准则放在了第一位。尽管他们的初衷和目的并非是完完全全的纯洁无私，但在客观上却符合着古代先王——或者说是上天——的垂范。在这里我们也许要再次感谢五代那并不算太短的战火丧乱和斯文扫地了，正是这惨痛的代价换来了天下人的觉醒。
澶渊之盟九个月后，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九月二十二日，真宗皇帝下诏，令资政殿学士王钦若、知制诰杨亿纂修历代君臣事迹。这是本朝第二次修纂大部头的典籍了。盛世修书，是历来文治昌隆的必然产物，也是时代的一种象征。前一次是在太宗皇帝陛下主持下进行的，时间大致从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至雍熙四年（公元987年），修成的结果共有三部，后来分别题作《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和《太平广记》，总数量在二千五百卷左右，天地万物之理、政教法度之原、理乱废兴之由、道德性命之奥，无不包罗其中，真可谓洋洋大观。但真宗此次修书，资治备鉴的目的似乎更为明确，单从“历代君臣事迹”这一内容界定上也可看出。所以，官家亲自删定义例，给予了极高的重视。王钦若等受命后自不敢怠慢，遂请以直秘阁钱惟演等十人同修，诏从之。
王钦若此人的品德和学问并不怎么样，但杨亿和钱惟演却算得上是忠清鲠良的才学之士。杨亿七岁时即为太宗赏识，后赐进士及第，时任翰林学士、户部郎中并知制诰；钱惟演更有来历，他是五代时吴越王钱俶之子，时授为太仆少卿。参与者还有一位叫刘筠的，进士出身，精工诗文，与杨亿并号“杨刘”，才思不让人后。其他编纂人员也都是一时之选。
众人在秘阁里工作，有时难免枯燥寂寞，一时兴来，便免不了做些诗歌消遣。杨亿出了个主意：既如此，何不彼此唱和一番，以作同值秘阁的纪念？这个倡议得到众人赞同。于是大家或就同韵，或拟一题，相互酬唱起来，日子倒也过得自如潇洒。三年后，杨亿把这些作品汇编成册，题作《西昆酬唱集》，刊布流行，一时反响颇巨，“西昆体”竟也蔚为风尚。
真宗一朝大致就是在这种轻松的气氛中度过的。在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九月，天子甚至下诏：由于稼穑屡登，机务多暇，自今群臣不妨职事，并听游宴，御史勿得纠察；上巳、二社、端午、重阳并旬时休务一日，初寒、盛暑、大雨雪议放朝，并著于令式。确实，澶渊之盟以后，平和清静的形势持续了有近十几年的时间。造成这种祥和局面的原因很多，但有几点很明显：一是澶渊之盟后宋辽战争基本消歇；二是几年来各地风调雨顺，岁致丰稔；此外就是自今上登基以来，朝中的人事相对简单，这似乎是任何一种政治平稳所最最需要的东西。
自景德年间起，朝中宰执大臣先后主要有李至、李沆、曹彬、周莹、张齐贤、吕蒙正、向敏中、寇准、毕士安、陈尧叟、王钦若、冯拯、李迪、王旦和丁谓出任，他们在某些事务上虽然存在着不少矛盾，但总的说来还算相安无事。明显的例子就要算与辽国的和战一事，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但最后毕竟达成了一个结果，也就是“澶渊之盟”的签订。能够产生实效，就表明政治处于良性运转当中，可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这种实效不属于合理的范畴，和谐的结果便往往是暂时的。所以，十几年的太平无事，也并不能保证真宗皇帝在后期就不做出一些不伦不类的事。
真宗皇帝一度常常援以自豪的就是与辽国的媾和，但这件事情不久却又使他心绪不宁，原因是王钦若对他说，寇准主持签订与辽国的所谓和约，在实质上是个“城下之盟”。
这话把事情的性质整个就颠倒过来了。“城下之盟”是指敌军兵临城下，被迫与其签订的休战条约，是以丧权辱国为代价的。古有明训：易子而食，折骸以爨，城下之盟，不能从也！
王钦若为人倾巧矫诞，其人的劣迹早在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辽兵入侵时就已暴露无遗。此刻，他说这番话完全是出于对寇准的嫉妒。钦若和后来的一位宰执丁谓一样，是真宗在位期间汲汲于排挤他人的典型代表，在当时即被视为奸佞之辈，他们与刚直者寇准的矛盾也是相对平和的朝廷人事中的一个不和谐音符。政治环境中的丑恶行径往往来自于两端：一是出于个人私利，一是出于妒贤嫉能，这两者也是人性中所有缺陷的根源。当然，德行不正者如钦若之辈所以能站住脚，是因为他们还有一套取媚于皇帝的妙法，以保证自己的利益不让人下。
有一次，官家做了首《喜雪诗》，赐予几个宰臣，其中有处韵脚用错了一个字。宰相王旦看了出来，想说与皇上知道。君臣切磋诗艺，本来是件普通的事情，但钦若却故作危辞：天子之诗岂是礼部所定诗律所能校正的？！大家一听此话，不由得不作罢。岂料钦若私下里却自己去告诉皇上，说某某字错了。不久真宗在朝会上笑对宰相、枢密道：前番所赐一诗，若不是钦若指正，怕要为众人所笑了。王旦听了，真是哭笑不得。
何谓大功业
错误的根子总是出在天子本身，然而灾难的产生却一定是奸佞之臣诱导的结果。自从钦若讲了“城下之盟”一番话后，皇上心里一直都排之不去。作为太祖太宗的继任者和帝国的圣明天子，他不能容忍费尽心机所造就的和平现实却是出自于一个与夷狄的“城下之盟”。若此，大宋皇帝的颜面将置于何处？有损王霸大业倒还在其次，如果因此而遗臭万年，那就是非同儿戏了。于是，他开始想要补救，可一时又没有什么办法。大约是在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下半年的某个时间，皇上召来钦若问计：“今将奈何？”
“陛下发兵取幽蓟，可洗刷此辱。”钦若知道真宗一向是讨厌兴兵的，所以先故意说得一本正经。
果然，皇上道：“河朔生灵，始得休息，吾不忍复驱之死地。贤卿再思其次。”
钦若答：“陛下苟不用兵，那就必须做一件大功业。如此才可以镇服四海，夸示戎狄。”这就是引入正题了。
不出钦若所料，天子十分好奇：“何谓大功业？”
那就是封禅，钦若为皇上道破玄机。封禅之事天子当然省得，此乃告祭天地的圣典，在东岳泰山筑坛祭天称“封”，在泰山之南梁父山辟场祭地称“禅”，自秦汉以降，一直是国家的大典。一般来说，这种圣德之事非有德之君不能为，也就是说，天地所能接受的祭祀，必须来自于圣明天子之所为，并不是随便哪个称孤道寡者都可以做的。所以，封禅尚必须有天瑞昭示，方能进行。但是，钦若说得好：天瑞虽不能必得，但也可以人力为之！
这分明就是要皇上做伪了，亏他也能说得出口。但是真宗目前急需摆脱内心的苦恼，恢复失去的自信，动机既出于私意，是非的概念自然便就模糊了。其实，自古而来的封禅大典倒也并不一定都是天地圣灵所同意的，王钦若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在理论上讲这毕竟是个原则问题，古代先王们对此就特别谨慎从事，没有十足的自信，谁也不敢遽行这一大典。因此，真宗确是犹豫了很久，他怕大臣们有意见，特别是宰相王旦。王旦此人是个持重之士，办事尚还有自己的原则，天子对他是否能赞成这样一个师出无名之举，心里实在没有把握。
钦若不以为然，他认为天子若以圣意宣谕王旦，王旦不敢不答应，并且为此还去做了王旦的工作。可即使这样，真宗还是意犹未决。最后，是一个偶然促使皇上下了决心，这是有一天晚上皇上心绪不定，亲自来到秘阁征询意见。当晚值日的是右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杜镐，皇帝骤然问他：卿博通典籍，知道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是怎么一回事吗？杜镐是个老实的儒士，不测天子此问何意，就事论事地答道：此也不过就是古代圣人以神妙之道垂示教化而已。这话的意思是，所谓河《图》洛《书》等天示祥瑞，实乃圣人借造化神妙弄出来的东西，目的不外乎是以此教化天下。杜镐的话恰好与王钦若的意思不谋而合。真宗听后龙颜大悦，主意遂定。接着，天子在一天晚上召来王旦欢宴，并颁赐了一尊佳酿嘱王旦带回。王旦回宅打开，里面竟藏了一颗价值连城的明珠，这下王旦还有什么话说！
这件事情究竟是何人具体经办并不太清楚，准备工作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中进行的。但殿中侍御史赵湘明显参与了真宗的“做伪”，因为是他首先在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十一月十七日上言请天子封禅。赵湘是宗姓大臣，一直得到皇帝的信任，而其人虽然此时代理三司的部分工作，但还算不上是宰执大员，由他先倡议封禅，确是十分恰当，看来皇上真为此下了番苦心。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初三，真宗正式开始了这场“大功业”行动。
皇上先是对宰执大臣们说，自己早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做了一个梦，梦中有神人告曰下月三日，也就是十二月初三，当降天书三篇，名为《大中祥符》，因此宜于正殿建道场一月。皇上说，目前道场已建好了，虽已过了整整一个月，但仍不敢罢去。刚才恰好看到皇城司有奏，说左承天门屋之南角，有黄帛曳于鸱吻之上，朕细细想来，怕就是神人所谓天降之书了。
于是王旦、王钦若皆山呼万岁，敬贺灵文果降。随后真宗亲自步至承天门，焚香受书，命陈尧叟读之。结果这封“天书”的文辞与《尚书洪范》及《老子道德经》很类似，内容也不外乎就是始述当今皇帝能以至孝至道绍世，次谕以清净简俭，终述以世祚永久之意。看来作书者也并不十分高明，最后还是模仿了一下现有的成例，而《尚书洪范》和《道德经》实在也是最普通的两部古代典籍。
天降祥瑞的事情一解决，下面便就是封禅。真宗当然还要推辞一番，最后自然也是耐不住天下所请，宣布十月有事于泰山。在此之前，已大赦天下，加恩百官，改元为“大中祥符”。这件事情最后弄得轰轰烈烈，成为帝国的头等大事，一直到十一月二十日皇上从泰山还京，始告结束。这次东封泰山直接耗资达八百余万贯，其他用度还不算在内。若从这个角度说来，确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帝王盛事了。
后来的人们曾煞费苦心地猜测真宗和满朝文武汲汲于做这件奇怪事情的真正目的，但始终是不得要领。因为像真宗这样一个尚算不上是昏昧的皇帝，恐怕还不至于愚蠢到自己欺骗自己的程度。惟一一个勉强说得通的假设是：当时的敌对方契丹人特别敬畏天地神灵，真宗君臣乃是希望以此神道之言动敌听闻，而潜消其觊觎之心，所谓“假鬼神以雪前耻”者。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真是令人要长叹一声“呜呼哀哉”了。
五
真宗“大中祥符”年号持续了九年，名如其分，这九年的基本调子也就是不断而来的天书、祭祀、建观、崇道而已，整个国家都在为此而大事忙碌。喧闹的庆典冲淡了一切，即使真宗皇帝御极期间天下有什么隐患的话，也必然被这些华丽的装饰所掩盖掉了。
社会稳定的基础归根结蒂是由经济状况所决定的。真宗之所以能在执政后期无所忌惮地弄出这些花样，其深层的因素也就是帝国的经济尚还差如人意。当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十一月间皇上正为封禅事犹豫不决之时，曾专门就经费之事问过当时负责财政的三司使丁谓，丁谓表示经费不成问题后，真宗这才大胆地放开手脚。真宗统临寰宇近二十年岁月，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恰巧在走向歧途的关头，幸运地结束了。历史总会让一些人成为时代的宠儿，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但东京汴梁的故事，不会永远像这样波澜不惊的。
真宗在公元1017年又改元“天禧”，这自然是“天书”又降的结果。五年后，又改元“乾兴”。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正月十九日，真宗崩于延庆殿，享年五十五岁。皇太子赵桢柩前即位，后来的庙号为“仁宗”，时年只有十三岁。因为嗣君年幼，继代大事均是在皇太后主持下进行的，辅臣草制遗诏，自然也有“军国大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的字样。顾命大臣之一、刚被先帝封为晋国公的丁谓要去掉此句中的“权”字，遭到一致反对。权，代理也。正如另一位辅臣王曾所言：皇帝冲年，不得已太后垂帘，政出房闼，这已是国运否背了，如何再能删一“权”字！本朝力矫前代之弊，对后宫干政，一向是防范极严，太祖所定下的一些基本原则就包括了这一条。因此王曾此话是理直辞正，丁谓也只好作罢。这是本朝第一次出现新帝冲幼的局面，由于制度的谨严，终于没能酿成恶果，倒还是值得称道的。
新帝仁宗直到十年后的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才亲临朝政，在这先后围绕着垂帘听政九年的明肃太后以及当朝皇后的废立之事掀起了一场不小的政治风波。这件事同真宗晚期的一次宫廷事故一样，给朝间许多宰执大臣造成了不少隔阂和冲突，也给后来的麻烦埋下了伏根。从那时开始，仁宗后来的朝廷政治便波澜四起，揭开了东京汴梁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的浩瀚篇章，一直伴随着东京历史的始终。但尽管如此，我们却不得不暂时把它放下而从东京移目向外去放眼寰宇，这是因为，世事的发展已经开始让人大出意外。
让我们不妨从庆历年间——这是仁宗的第六个年号——开始。时间上，若从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算起，新一代天子业已即位了十八年，而本朝立国正好度过了八十年的岁月，似乎是到了水落石出的时候了。
这一年，有一位叫张方平的官员向天子上了一道数千言的奏疏。方平字安道，少颖悟绝伦，读书过目不忘，一度被朝间重臣视为天下奇才。近年来，方平一直不断就国家急务上书皇上，此时的身份是以集贤院学士知谏院。谏院是专掌规谏讽喻的官署，与御史台合称“台谏”，知院官如以他官兼领，则称“知谏院”。方平以无比的挚诚和独到的眼光尽着自己“既居谏垣，事无不言”的职责，他的这封千言书归纳国家自祥符以来的弊端有五：一是务为姑息；二是取士失道；三是命将养兵，皆失其正；四是国用窘迫；五是政出多门。这个精辟的分析基本概括了帝国近二三十年以来的现实。
对此当然还要费些口舌。
自黄袍加身时说“须听我号令”一番话的那一刻起，太祖皇帝就一直为国是殚精竭虑而夜不能寐，他和继任者太宗一起奋斗了几十年，终于有了一个可以自豪的结果。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重文治，讲究以仁德怀远不能算错，由此而来的重用文臣，限制武将，削弱藩镇等一系列相关政策当然也是极端明智之举，但一味姑息迁就于外敌就大错特错了。文明总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从来就没有放弃生存而一味追求理想的道理，更何况这本来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世界。同理，不任官而任吏，不任人而任法，分官设职，不使专权，可以保证威柄归于人主而帝国无内变之忧，这一个官家天下的妙法自是赵家天子的血泪总结。但是，为人臣者若要从此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而尽听命于独夫，这又是有悖于圣贤教训的。于是，太祖为了“朕之天下”而创立的祖宗之旧和天子家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两个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也就是张方平所说的“国用日迫”和“政出多门”。不言而喻，其中最最要紧的是前者：经济的败坏。
真宗东封泰山弄得沸沸扬扬，花了几百万贯，其实还算是小样。国家财政的日益窘困，人口的增加和土地过于集中使税收减少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真正的根子是在于冗兵和冗官的不胜负担，国家的支出实在太大。
太祖曾为他的养兵之策而颇为得意。那是建国不久，他问赵普等几位辅弼大臣：当今何事能为百代之利？
赵普等人七嘴八舌，说了许多。
太祖只是摇头：“再思其上者。”
赵普等苦苦思索仍不得要领：“愿陛下道之。”
太祖说：“可以利百代者，惟有养兵。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即丰年不幸有变，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太祖的意思是，只要把兵养好，即可以使天下无叛民之忧。而无平民之乱，又何惧叛兵呢？！这真是聪明绝顶的办法。事实证明，太祖后来一直以此为基本国策，甚至不惜在荒年招募饥民入伍，供其衣食，以防其啸聚山林。更进一步的，为了使叛兵也不至于产生，太祖还不吝于厚待士兵，同时在兵制上分化将与兵的天生联系，使将不知兵，兵不属将，并且将天下精兵齐集京都，而在境内各州惟设不加训练、仅充劳役的所谓“厢兵”。太祖也并非不知来自于北方的威胁和东京的缺陷，但他自作聪明地认为，有了拱卫京都的强大精卒，似乎也不至于惧怕外来之寇。他没有想到的是，国家的强大不是以一地一兵决定的，举国的力量才是真正可靠的力量，东京固然是一只铁拳，但也只是一条臂膀而已。犹为重要的是，国家的强盛也不单是兵员多寡决定的，没有良好的政治经济，所有的军事设置都只是空谈。所以说，太祖的聪明才思都用在了他身下的天子宝座和自家江山上罢了，在这一点上，他的子孙们当然也未曾少让。随着时光的推移，到了今年——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全国兵员的数量已臻至一百四十余万，这是令人咋舌的数字。
养士与养兵
国防从来都是以金钱为基础的。国家财政部门长官三司使蔡襄在十年后曾做过一次统计：若按禁军一人每年耗费五十千、厢军三十千计算，军队每年总支出达四千八百余万，占整个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这个难以置信的比例表明帝国的财政必然面临极其严重的危机。
养士与养兵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太祖精心设计的百代良法之一。据说，太祖曾誓书金匮，坚嘱子孙不杀一士。这种宽大忠厚固然超迈前古，但养士既须优厚俸禄，又须给予政治特权，所以冗兵之外冗官的形成也就不可避免。本朝的官制虽然大体上继承前唐旧式而来，但却起了明显的变化，从实质到形式都像个闪烁无定的万花筒，虚实相交、纷乱繁杂，令人目眩神迷。比如汉唐以来有所谓“官”与“秩”的分别，官以任事，秩以定级，互为关联而各有其名，本是一个井井有序的系统，可在本朝却被打乱，突出点就是正官成为阶位，与所事之职完全分离，而别立所谓“差遣”以治事。这就是说，某一官职并不代表具体职务，而职事高下又与俸禄无关，并且俸禄之外还有职钱。官擢品未必升，官贬阶亦未必降；差遣——也就是事权——被罢但官、职尚在，职落而待遇如故，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在这一制度下，官员又怎能不多，庸碌之徒又如何能免！同时，分化事权已使官署机构重床叠架，而太宗以后科举大开，进士及第后不经礼部再试即可释褐，因此每科平均七八百的新人均要授官，又反过来促使机构的膨胀。真宗年间内外官的数字已臻一万多员，到庆历年间，保守的数字也不下一万五千人。经济再发达，也无法忍受如此沉重的负担。尽管近几十年来各种赋税都以几何级数递增，但据张方平在另一封奏表中所估计的，庆历元年的财政赤字，就已经至少在三百万缗以上。
花费如此金钱和代价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究竟是怎样一个状况，仁宗即位以来的这二十年，便是最好的说明。
中国的西部地区，有一个古老的民族羌族，它的起源甚早，一直可以追述到远古时期。东汉时，羌族被迫迁徙西南，其中的“发羌”一支建立了吐蕃，另一支“党项羌”历经磨难，后来迁移到今天的甘肃和陕西北部一带，最后其首领拓拔思恭降唐并随李克用出兵攻黄巢，为唐王朝赐姓李，封为“定难军节度使”，拥有银、夏、绥、静、宥等五州地区。本朝立国后，太祖继续承认党项的地位，并授其首领李彝兴以太尉的称号，彝兴亦历年进贡，对宋臣服。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其内部的分裂，事情有了变化。
公元982年起，党项内部发生争斗，首领李继捧率众降宋，并愿留居东京。这一放弃祖宗旧业和民族权利的举动遭到了其弟李继迁的拒绝，继迁率本部逃入夏州东部，抗宋自立。在宋军的攻势下，经过数年的战斗，不断破败，不得已于公元986年降辽，被封为夏国王。此后，与宋和和战战了近十几年，这十几年中，李继迁不断内事统一，外事扩张，实力得到加强。到了公元1031年，继迁子赵德明（公元989年，宋曾赐李继迁姓名为赵保吉）克服回鹘后，党项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于北面的辽国之外，成为本朝西北的一个强劲的威胁。
德明去世后，其子元昊继位，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正式建号“大夏”。元昊与他的父亲有所不同，他有着强烈的叛逆性格和民族自信心，不愿意永远依附宋朝而成为附庸。同时，元昊也具备革故鼎新的雄才大略，他善绘画，通晓蕃汉文字，精于汉人故实并能有所创新。在他统治时期，占领了东尽黄河，西临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的一大片地域，拥兵十五万，并建立官制礼仪，创造文字，发展自身文化，以自己独特的民族禀性无可辩驳地走进了中华的大家庭中。
元昊称帝的消息两个月后才传到东京，给了朝廷不小的震动。因为自赵德明归附以来，帝国在西边撤备也有好几十年了，天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眼下一旦有警，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容易消靖的事情。然而在内心仓皇、茫然无措的心情下，朝臣们却众口一辞地说元昊不过一小丑而已，可即诛灭，这真是自欺欺人得可以了。事实的发展证明，元昊的反叛，使帝国的弊端彻底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从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到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间，帝国与这个叛乱的藩国之间有三次大的战役，全部以失败告终。第一次是康定元年初的延州之役，这次的失败首先是延州知府范雍在敌人大兵压境时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没有进行有效防备的后果，导致夏军长驱直入，直抵延州城下。其次是驰援的鄜延路军军将只求自保、互不应接，仅剩的一个坚守职责的军官又是文人出身，素不会打仗，最后全军覆灭。幸好一场大雪及时降临，使元昊不得已退军，延州城才得以不陷。帝国近三十年来的第一次用兵，便遭致如此惨败，使朝野上下一片哗然，主持军事的枢密院三长官王鬷、陈执中、张观全被解职。而延州地方将领为推诿责任，聚讼纷纭，朝廷又派侍御史文彦博、天章阁待制庞籍赴延州处理。最后延州平民诣阙告急，为皇上召问，兵败诸将的过失才无可掩盖。但就是这样，天子仍没有严肃军纪而杀一儆百。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因为太祖以来的祖宗教训就是以宽仁治军，这条法则的基本核心说白了就是宁愿要不打胜仗的军队，也不要能打胜仗的叛兵。凡是聪明的皇帝，都懂得这个道理。
延州战役的失利虽然导致了两位杰出的大臣范仲淹、韩琦出长西北战局，但仍然没能扭转整个态势，紧接着在第二次战役中又遭败绩。这一次失败的原因与上次有所不同，主要是朝廷计议迟缓而地方主将又意见不一的结果。另外，中央与西北前线联系的不便，在一定程度上贻误了战机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本来，在延州兵败后，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仁宗即下令于来年正月上旬主动出击，但在具体战略上，范、韩二人却有分歧。仲淹用兵谨慎，力主未可轻兵深入，而韩琦则主张两路大军齐出，合力猛攻。仲淹反复判断利害后，先写了一封信给夏主元昊，谕以逆顺之理，劝他罢兵；然后上疏皇上，坚持正月寒冬之季起兵伤亡必大，请于春暖时出军。朝廷接到奏报，虽同意仲淹的请求，但仍不想放弃立刻进军的初衷，下诏仲淹与韩琦云：“可以应机乘便，不拘早晚。”这一含糊不清的命令再加上朝廷所派的特使经略安抚判官尹洙已经出发的事实，决定了此次战役的胜机又将是微乎其微。西陲延州离东京道路遥远，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二十六日，尹洙方到达延州，然而仲淹说已得诏令，坚持按兵不出。尹洙在延州劝了仲淹近二十天不果，二月二十二日返回到庆州，这时才得知另一路的韩琦却单单领会了诏书中“应机乘便”的旨意，在十天前派环庆军副部署任福率领临时招募的一万八千兵马出击，结果被敌军诱至好水川，大败，死伤近万人。消息传开，邻近的关中地区物价腾踊，人心骚动，东京满朝文武亦皆为惊骇，参知政事宋庠还紧急上疏，请求立即整修潼关，以备敌东进。
仔细分析起来，也有几条内在原因可以归纳。一是军人久不习战，又无将帅督责，帝国的部队已变得骄惰不堪，甚至连武器都要雇人荷担。兵士既日事游嬉，又还在军官的组织下参与各种生意，弄得与廛市百姓几无二样。如此军队，又岂能打仗！二是太祖有所谓“更戌法”，规定军队赴边防戍或到其他重镇驻泊就粮，三年一调。结果造成军队常年流动，兵帅不合，遂使战斗力大大下降。韩琦好水川之役，败就败在几道梯队都是临时拼凑的人马，乌合之众，自然一战即溃。
范仲淹在西北先后有好几年，他所做的即是针对上述弊端而来，诸如加强训练，抚教士兵，同时注重防守，不断筑城建寨等，基本上没有犯错误。夏人称他“胸中有百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指范雍）可欺”。但除了韩琦，再也没人能像仲淹这样有所作为，整个战局连遭败绩也就不奇怪了。仲淹、韩琦有心杀贼，但也无力回天。
此次兵败后，韩琦上章自劾，诏罢招讨副使之职而改知秦州。而范仲淹因擅自移书元昊，也被解除招讨副使而知耀州。继任的是陈执中，当时也是枢密院首脑之一，四月份以同知枢密院事改“陕西同经略安抚招讨使”。陈执中做事极端保守，同原经略安抚使夏竦一样，都是怯于用兵的懦弱之辈，此番受任，一无建树，只知采取守势而已。十月，两人同罢，而夏竦更是自请解除兵柄，其为国奔走之志和效忠之心，似乎还在执中之下。此后，范、韩两人又被起用，与知渭州的王沿、知延州的庞籍同兼招讨使，但在武备废弛、兵不能战的基本态势面前，也是一筹莫展。同年，辽国又乘火打劫，以屯兵境上为要挟，要求增加岁币，并还要求宋朝在外交字眼上不称“遗”而称“纳”。帝国迫于无奈，又只好吞下这样一个苦果。接着在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闰九月，夏军再次出击，又获全胜。帝国继在北面失利于辽四十余年后，又一次遭受外敌的重创。这是中原大朝从来就没有受过的奇耻大辱。
国家柔弱如此，朝中的政治又如何呢？
风云人物
自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仁宗亲政起到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对夏用兵失利，帝国政坛的风云人物首推吕夷简。
夷简字坦夫，祖父吕龟祥曾任寿州知府，父亲吕蒙亨也做到大理寺丞的职位。他的堂叔吕蒙正，在太宗、真宗两朝曾三次入相，是当代的名臣，夷简正是由于他的推荐才为真宗赏识。夷简进士及第后，先在朝任职，后因河北水灾，选为滨州知府，因被真宗誉为“有为国爱民之心”，擢为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此后大部分时间担任京官。仁宗束发即位，明肃太后垂帘听政，夷简因辅弼有功升至宰相。仁宗亲政后一反明肃太后之政，凡太后亲任者悉罢之，由于一个误会，夷简不幸也在其列，但不久又复起为相。
宰相一贯是政治波澜的中心，这一点本朝更不例外。
到目前为止，本朝中央政府机构呈现出中书省政事堂与枢密院两府双峰并立，总理财政之三司又独立其外的基本格局。政事堂相沿唐制而来，以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总领行政，以“参知政事”副之，称“副相”。参知政事又常称为“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两者的地位渐渐相当。枢密院的职责与唐时已迥然不同，成为最高军事机关，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等，皆以文臣充任。其长官称枢密使，或称“知枢密院事”；副长官为副枢密使，或称“同知枢密院事”，若担任副职者资历较浅，则称“枢密直学士签署院事”、“同签署院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