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纸供状最后自然要传到天启帝手中。天启帝见到此状时的心态也是可以想象的。你们这些东林党人，在朝在野时都口口声声仁义道德，骂遍朝廷，没想到却是这种东西，不重治怎么得了？
于是，天启五年（1625）六月，杨涟等6人被下了诏狱。赵南星等15人被削了籍，削籍是刑事处罚以外最重的处罚，对文官而言，削籍意味着永不起用。另外，这些人仍要被追赃。在天启帝看来，既然受了贿，就要吐出来。这一招更毒！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受贿，家境也多不富裕，哪来这么多钱退赔？这最终苦了他们的家里人。
既然进了诏狱，杨涟等六人的生死只能听天由命了。按制，诏狱由北镇抚司主管。在这里，审讯不受正常司法程序的制约，而只对皇帝负责。既然只有皇帝认为有罪的人才会入诏狱，那么这些人肯定就有弥天大罪，不审就可杀之。但为了印证皇帝的英明，一般还是要审一审，让这些人自己说出自己的罪行来，或许皇帝还会宽恕待人，给予悔过自新的机会。假如不识抬举，那么，诏狱也有办法对付。譬如说它除了枷和立枷之外，还有许多著名的刑具，常用的就有械、镣、棍、拶子、夹棍五种。另外，其刑罚也别出心裁，十分厉害，如“昼夜用刑”、“琵琶”、梃棍、烙铁、“一封书”、灌鼻、钉指之类。这些虽不是明代的专利，但也足以证明明代并不像后人所认为的那样已缺乏想象力。
正因为如此，明代被投进诏狱的人，几乎都是两种结果：低头认罪或自取灭亡。杨涟、左光斗等这6位东林党人，虽有铮铮铁骨，却也无第三条道路可供选择！
杨涟等进了诏狱，许显纯自然要重点“照顾”，不会心慈手软，但没想到这6位东林党人就是不招。据说左光斗被打得皮开肉绽之后，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一条脱身之计。他对另外几位说：
“许显纯辈，要杀我们，办法不外两个：如我们不承认纳贿，则继续用酷刑，直到被折磨至死，此为一；或者乘夜深人静之际，悄悄派人进来把我们杀掉，此为二。但如果我们暂时承认受了贿，则按例应当移送到法司审讯，这样一来，我们或许还有见天之日，可以侥幸不死。”
其他的人听了，也觉得有理，竟先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他们到这时候仍抱幻想，认为只要承认了罪行，或许皇帝（或魏忠贤）就会放他们一马，改由法司来审讯，说不定还能求得一条生路。他们就不想想，假如魏忠贤事事照章去办，他们怎么会进诏狱呢？
魏忠贤要的就是他们这样的认罪。不过，魏忠贤却不会放他们一马。因为他们既然承认受了熊廷弼的贿，那么，他们难道就不会受其他人的贿吗？！说不定还有更多的贿赂被隐瞒了。既然如此，就应该继续严加追比，尤其对这些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
严加追比就是继续拷打。魏忠贤令许显纯继续对他们用刑，及时汇报案情。此时，左光斗等人才知上当，大错特错了。至此年七月，左光斗、杨涟、魏大中就惨死狱中。杨涟死状最为惨烈，死时身上压着装满沙土的重囊，一根长长的铁钉穿耳而过。左光斗、魏大中死时也是体无完肤，面目全非。过了3天，狱中才报出死讯，3人的尸体已经腐烂，很难辨认出谁是谁了。至八月，袁化中、周朝瑞也在狱中毙命。最后只剩顾大章一人未死，但也并不是他有什么法术，而是因为诏狱的人怕六人全都打死，影响不好，才把他留下移给法司审讯定罪。没想到天启帝最后仍要把他移回诏狱再审。顾大章实在是怕再回那个地方，与其死在那里，还不如自行了断，于是便上吊自杀，求得解脱。
这6位在京师诏狱中受苦，他们的家人也在外面受尽折磨。
杨涟被逮捕时，士民数万，拥道呼号。囚车所过村庄市镇，都焚香设醮，为他祈祷。杨涟死后，家产被没收充公，总数不足白银千两。老母、妻子无处可栖，由两个儿子乞讨求食供养，官府还要不断催逼杨涟的“赃款”，引起了广泛同情。左光斗死后，地方官对其家族严加追比，其兄左光霁被逼死，其母悲泣而死，整个家族尽破。魏大中的儿子魏学洢，暗中随父至京师，救父不成，扶柩而归，昼夜哭号，绝食而死。
做忠臣的代价实在是太大！这大概也是人人都说忠臣好，但又没有几个人真正去做忠臣的原因吧。
魏忠贤的做法，实在是令人发指。甚至在他的党羽中，也有人觉得太过分了。像魏广微，本是名臣之后，却投了魏忠贤，做上了内阁大学士。杨、左之狱，他开始也积极参与。但当吏部尚书崔景荣看到诏狱连连杀人时，心中不安，便要魏广微出面上疏制止。魏广微便上了一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杨涟等人今天尽管是有罪之人，但从前也是朝廷命官。即使赃私之事确实，也应转付法司，依据律令定罪，而不应该令镇抚司如此严刑追比。”
他这种良心发现式的建议，魏忠贤自然很不爱听，而且很生气。结果是吏部尚书崔景荣立即被罢免，魏广微也很快下了台。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这两人反而是因祸得福，没有继续助纣为虐。可见魏忠贤的爪牙虽全是恶人，但恶人之中，也有稍善之人。有些人今日仍是爪牙同伙，明日却可能变成被排挤的对象。恶人作恶，各人因情况不同，其作恶的程度、分寸也会有所差异。魏广微等人已觉得差不多了，魏忠贤等人却认为才刚刚开始。结果是前者必然被淘汰。正如魏忠贤用天启帝的口气所说的那样：
“朕方率循旧章，而曰朝政日乱；朕方祖述尧舜，而曰不大相侔。”
意思十分明确，即祖宗之制刚刚恢复，尧舜之治也将开始，你们却说什么朝政一日乱于一日，违反祖宗之制，不合帝王之道，真是岂有之理！
魏忠贤当然要一步一步继续走下去！
不久，前辽东经略熊廷弼，被斩首并传首九边。而直接导致辽东惨败的巡抚王化贞却没有同时被斩。不仅如此，御史梁梦环检举说熊廷弼贪污了军饷17万两，至于他是怎么核算出这个数字的，那就不得而知了，因为熊廷弼的账本早就毁在广宁。不过这已无关紧要了。另一位御史刘徽紧接着就检举熊廷弼有家资百万，应该没收以充军饷。因为在他看来，熊廷弼既然仅贪污一项就多达17万两，再加上纳贿之类，说他有家资百万也不为过。置人于死地重在推理和联想，并依此形成证据，况且熊廷弼这时也不会再开口说话了。
真正受苦的是熊廷弼的家人！
既然熊廷弼贪污了17万两军饷，铁证如山，那么他的家人就应该退赔出17万两来。熊廷弼的家产虽然不足17万两白银，但谁又能保证不是被他的家人转移藏匿了呢？因此，他的妻子自然要被凌辱，他的儿子只有用刀抹脖子自杀。而他儿子的畏罪自杀，更证明上述推论是合理的，追赃必须继续。这下该轮到熊廷弼的姻亲族人倾家荡产了。
当然，也有人要为熊廷弼鸣不平。武弁蒋应阳，竟然要为熊廷弼喊冤，结果，被立即处死。太仓人孙文豸、顾同寅，作诗讽刺，也被以诽谤罪处斩。其同乡长洲人陈仁锡（编修）、文震孟（修撰）也受株连被削籍。
天启五年（1625）十月，辽东督师孙承宗被罢免，高第代之为经略。
孙承宗这位带有东林党色彩的主帅，在辽东经营得不错。他在山海关外，先筑宁远城，进而守锦州、右屯、大凌河（即关外三城），开屯田5000顷，起用名将袁崇焕，基本上稳住了阵脚。但他与魏忠贤不是同路中人，魏忠贤虽要用之守边，但始终不太放心。至此，魏忠贤才下决心让其下台，代之以自己的心腹兵部尚书高第。
高第胆子比较小。据说他得知自己被委以重任后，吓得放声大哭。到前线后，他首先下令关外军民放弃堡垒，撤到山海关内来。在他看来，孤零零的几个堡垒，怎么能守得住？还不如自己撤退。一时间，锦州、右屯、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屯山全部放弃，十余万石粮粟弃于空城。关外军民被强行驱赶入关，一路上死伤无数，哭声震天。亏得当时的宁前道袁崇焕坚决不肯撤退，保住了宁远孤城。也正是这座孤城，后来抵住了努尔哈赤的猛烈进攻。努尔哈赤也因此急愤交加，病发而亡。
天启五年十二月，朝廷张榜东林党人姓名以示天下。
既然东林党人如此罪大恶极，就应该把这些人公布于天下，不仅要让他们现在臭名昭著，而且也让他们遗臭万年。御史卢承钦说得好：
“东林自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而外，像王图、高攀龙等，谓之副帅。曹于汴、汤兆京、史记事、魏大中、袁化中，谓之先锋。丁元荐、沈正宗、李林、贺烺，谓之敢死军人。孙丕扬、邹元标，谓之土木魔神。应该把这些人全部榜示天下，让这些奸佞之徒无处藏身。”
卢御史的意思就是要把这些东林党人批倒批臭，让他们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魏忠贤当然大喜，立即把这些东林党人名示天下。按照“君子不党”的古训，当时的人只要一上党人榜，便是一种莫大的耻辱。
天启六年（1626）正月，魏忠贤又炮制了《三朝要典》，进一步打击东林党人。
既然东林党人是这样的糟糕，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可想而知。尤其是他们对“三案”（梃击、移宫、红丸）之处理，更是不能容忍。现在是到了拨乱反正的时候了。给事中杨所修、霍维华等人提出，应该把有关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奏章，仿《明伦大典》编辑成书，颁示天下。于是由顾秉谦、黄立极、冯铨任总裁，施凤来、杨景辰、孟绍虞、曾楚卿任副总裁。至六月，终于编成《三朝要典》。天启帝还为此书撰写了《御制序文》（实由顾秉谦执笔），以示重视和支持。《要典》之中，编书者处处拼命诋毁东林党人，暴露宣扬东林党人的罪行。如对“梃击”案，编书者是这样评述的：
“王之寀竟然以此来开骨肉之争，诬陷皇祖（万历帝），有负先帝（泰昌帝），虽碎其骨也不足赎其罪！”
对“红丸”案，论述得则更精辟：
“孙慎行创‘不尝药’之说，妄说先帝（泰昌帝）驾崩是不得善终，另有隐情；又附‘不讨贼’之论，诬蔑皇上（天启帝）不得正其始，是罔上不道。”
对“移宫”案，则直论杨涟等人邀功：
“杨涟等人勾结王安，故意加重李选侍之罪，以邀拥戴之功。”
结果是王之寀、孙慎行、杨涟被论为“三案”罪魁祸首。此时，杨涟已死，王之寀则于次年被下诏狱处死，孙慎行被追论遣戍宁夏。当时正在重修《光宗实录》，凡事涉三案的，都必须根据《三朝要典》重新改动。实录实录，顾名思义就应据实而录，但事实上从来就做不到。《光宗实录》修成不久，魏忠贤上台就要重修。后来东林党人重新上台，便又再改，前后共修了三次。好在这也不是明末的独创，唐初李世民上台后就改过其父亲的实录，本朝成祖朱棣也改过《太祖实录》。改来改去，不外乎是把自己越改越好，把敌人越描越黑。历史总想做高高在上的公证人、审判员，但写历史的人又有几个能不食人间烟火呢？
天启六年（1626）二月，魏忠贤下令逮捕东林党人前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员外郎周顺昌，苏松巡抚周起元，谕德缪昌期，御史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这几位就是“东林后七君子”。
他们都是魏忠贤及其党羽恨之入骨之人。
高攀龙，是东林党魁，官至高位，在位时处处为难魏忠贤。魏氏手下干将崔呈秀曾吃过高氏大亏，对他最是痛恨，不杀不足以解心头之恨。周顺昌，也是令魏忠贤头痛的人物。有人认为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的奏疏，就是由他起草的。他赴湖广乡试时，又竟然在题目中提到赵高、仇士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魏忠贤自然不悦。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高攀龙、赵南星被解职返乡时，这位周顺昌竟公然相送至郊外，还与他们执手叹息。魏忠贤已实在不能再容忍了。正巧周顺昌也提出休假回乡，魏便让一小宦官赶到内阁，带去一个口信，说：
“此人尚可留在这里送客吗？”
有了这句话，内阁自然也就让他削职回乡。没想到这位周顺昌，在老家吴县乡居时，仍不收敛。魏大中被捕后，囚车路过苏州，周顺昌不仅请客摆酒，与魏大中同起同卧三天，还要把自己的女儿许嫁给魏大中的孙子。当押囚的旗尉几次催魏大中起程赶路时，周顺昌千不该、万不该，竟当众指名道姓痛骂魏忠贤。魏忠贤听到后，能放过他么？这几句话后来要了周顺昌的命。
周宗建，是满朝文武中第一个弹劾魏忠贤的，甚至还指责魏忠贤目不识丁，大揭其短。李应升、黄尊素等人，也都是积极追随杨涟攻击魏忠贤的。魏忠贤大概至死也不会忘切李应升奏疏中的那几句令他胆战心惊的严厉之辞：
“忠贤之罪千真万确，无可复辩。千罪万罪，又不胜辩。臣为陛下计，莫若听忠贤亟自引退，以全旦夕之命。为忠贤计，又莫若早自引决，以乞帷盖之恩。不然，恶稔贯盈，他日欲保首领而不可得！”
这种杀气腾腾之语，魏忠贤岂能忘记！尽管魏忠贤人在京师，但对这几位乡居江南的宿敌并没有放松警惕。沈潅之弟沈演，时时监督，定期向魏忠贤汇报。苏杭织造李实，也密切注意江南动向。后来，魏忠贤干脆找来一份空白奏疏，令心腹李永贞，用李实的名义填写上奏，弹劾这一批东林党人。具体罪名是，周起元为苏松巡抚时，私吞钱粮几十万，并常与高攀龙等人往来讲学，图谋不轨，并顺手把周顺昌等人的名字写了进去。然后矫旨逮此七人，下诏狱。
在缇骑逮捕这7人时，江南发生了激烈的民变。
高攀龙在家乡无锡得知消息后，知道在劫难逃，便先去道南祠（宋代无锡先贤杨龟山祠）拜谒先贤，为文以告。然后回家，与两位学生及一位弟弟饮酒于后花园中的水榭之上，算是诀别。到晚上，便给皇上写下《遗表》，然后整好衣冠，自沉水池，以死相抗。他的《遗表》称：
“臣虽削夺，旧为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
高攀龙真正实现了“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古诫。他以一死抗争邪恶，恐怕也保住了自己的甚至也是读书人的尊严。不过，他这种举措及其内涵，不会被那些把自杀一向视作是畏罪、自绝的爪牙、帮凶所看重，也不会被那些抱着好死不如赖活观念的凡夫俗子所理解。
京师的缇骑到达苏州后，遇到了大麻烦。周顺昌为官清廉，为人好义，而且为家乡做过不少好事，所以在家乡的威望很高。周顺昌被捕之日，全城几万人不约而同，都举着香要为周吏部请命。执行逮捕的缇骑，见此情形，十分生气，大声斥骂道：
“东厂逮人，你们这些鼠辈竟敢如此！”说完，便大呼囚犯（周顺昌）何在，还把铁镣手铐之类的刑具往地上狠狠一掷，铿锵有声。这批为天子卖命的打手，原以为只要拿出点气势来，便能吓得住文弱的苏州人。没想到一向文弱的苏州人一下子被激怒了，竟像山崩地坼一样，一拥而上，当场打死一人，其余负伤之人，惊得跳墙逃走。
当时另一支准备赴浙江逮捕黄尊素的人马，也正好泊船在苏州胥门之外，被苏州人围住痛打，船也被击沉。缇骑跳水而逃，才活下命来，但把捕人的凭据驾帖弄丢了，竟不敢去浙江抓人。在常州抓缪昌期、周应升的人马也遇到了类似的抗争。
周顺昌、黄尊素等人，都是自己去当地官署，自投诏狱的。
据说魏忠贤接到苏州民变的消息后，也非常紧张。不久又接到报告说，已有5名倡乱首犯自首，城中局势也已弹压，他这才放下心来。
后来被处决的那5名首犯是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马杰、沈扬。他们是市井平民，大概也不具备倡乱的号召力，但在政府缉拿凶犯时，自动站了出来，承担责任，以自己的死，保住了苏州全城的平安无事。魏忠贤垮台后，苏州人追念其恩德，在虎丘旁为他们造了很有气魄的合葬墓，并由复社领袖张溥写下了那篇著名的《五人墓碑记》。苏州人还为他们立祠享祭，不过用的是原先为魏忠贤造的生祠，大概是为了废物利用吧。对苏州人的这种安排，这5位亡灵有无意见就不得而知了。试想：几年前尚是为魏忠贤祈祷祝福的生祠，几年后却又被改造而用来纪念这5位壮士，而后者却是因前者而遭惨杀，这种情形，总是有点别扭，也让人感叹世事的不可捉摸！
下诏狱的6位东林党人，在许显纯的手中被整得惨不忍睹，毙命于狱中。
缪昌期，第一个被送进诏狱。在狱中，他慷慨对簿，言辞、气势不屈不挠。他被诬受纳3000两白银，备受毒刑后，终被活活打死。至于死期具体是何日，不得而知。大概是因他曾为杨涟起草了那个名疏，所以在五月十二日尸体被领出时，他的10手指竟已全被打落，塞入两袖之中。
周顺昌，性格最为刚烈。他在狱中仍对魏忠贤骂不绝口。许显纯恨他此时竟仍敢大骂其主子，便用铁锥硬是把他的牙齿一颗颗给挖了出来。周顺昌仍不屈服，把满口鲜血吐到许显纯脸上，大骂不止。许显纯便在夜中派人将其杀害，时为六月十七日。3天后，尸体被领出，皮肉已全部腐烂，仅存发须依稀可辨。
周宗建，因首劾魏忠贤目不识丁，被坐赃12000两，许显纯对他下手也最毒。经多次毒刑，周宗建已奄奄一息，倒卧在地，不能出声。许显纯见状，恶狠狠地骂道：
“你还能骂魏公一丁不识吗？”
然后就用沙袋压在他身上，使其气绝而亡。这一天是六月十八日。
黄尊素入狱后，也备受煎熬。他自知狱卒将加害自己，便叩首谢君父之恩，赋诗一章。当时狱中仅存李应升一人还活着，关在隔壁牢房，黄尊素便隔墙与他诀别，说了声：
“仲达（李应升字），我先走了。”
当日黄尊素遇害，时为闰六月初一日。黄尊素就是“清初三大家”之一黄宗羲之父，家中赤贫，坐赃虽不足3000两，但仍然赔不出来。家人为此吃尽苦头，最后还是靠故旧、同年及乡人捐助，才交清此款。
闰六月初二日，李应升也被杀于狱中。
周起元，因道路最远，被解到京师下狱时，前面几位已经归天。当时李永贞代李实上疏弹劾周起元贪赃枉法时，随手写下数十万白银之数。许显纯便以此数追赃，周起元受尽折磨，于九月毙命诏狱。其家产全被没收充公，因远不足额，则株连无辜，以至亲友无不倾家荡产。周起元在苏松巡抚任上，掌管的赋税成百上千万两，只要稍起贪心，便是大富，而他却一尘不染，严于律己。家人亲友在他生前未得到什么好处，在他死后却为他背黑名，破财遭灾，这大概也是做清官的代价吧！
登峰造极
魏忠贤至此可谓功德圆满。
依当时的逻辑，假如没有魏忠贤力挽狂澜，而让东林党这批“大奸大恶”之人得逞，大明朝还能这样歌舞升平吗？既然如此，那些真心爱戴他的臣民们就必须表达心中的崇敬之情。
东林党已除，朝廷上下差不多都是魏忠贤的热爱者。当然，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热爱，那些人才被重用提拔，位居要职。不过这已是无关紧要的了。当时，顾秉谦、冯铨等人主宰着内阁。其下文臣则有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有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谋杀，号“五彪”；其他如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卿曹钦程等，号“十狗”；此外尚有“十孩儿”、“四十孙”之类的人物。在地方大员中，更是有不少追随者。对这些人而言，没有魏忠贤，哪有今天的这般光景？
他们自然要对魏忠贤感恩戴德，何况他们的主子也很看重这种感激，并要求他们体现到行动上去。忠诚与否，要看行动，也只有通过行动，才能考察忠诚。当然，也只有被证明是忠诚之人，才有资格和机会，步步升迁，进一步尽忠。可惜的是这种关系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彼此只好心照不宣了。
人到了这种地步，还会嫌荣誉过多吗？魏忠贤也是人，又怎么会免俗？问题在于，像魏忠贤这样功高盖世的救星，该有的荣誉全都有了，不能总是重弹老调。况且这样做也不太能让魏忠贤记得住，对献媚者而言效果不大。陈词滥调已不足以颂德歌功，更不能反映出丰功伟绩。因此必须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人出奇招了！
天启六年（1626）六月，浙江巡抚潘汝桢上书朝廷，要求在西子湖畔敬立魏忠贤的生祠，以表其功。
这当然是创举！
建祠供奉，早已有之。不过，从前此举都是表彰死者，而绝无生者入祠之先例。一般人大概也不太愿意在活着的时候就接受香火供奉。但这些想法，对魏忠贤时代的人来说，已明显过时了。非常时代，自然应有非常之创举。
潘汝桢疏请建祠的创举，立即得到了热烈的响应。苏杭织造太监李实不甘落后，也立即请令杭州卫百户守祠。天启帝则御书“普德”两字，赐作祠额。内阁大臣们则妙笔生花，为功德碑撰文书丹。杭州臣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襄盛举。不久，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一座富丽堂皇的生祠拔地而起，整日香火不断，热闹非凡。里面供奉着魏忠贤偶像——这也是惟一美中不足的了。假如他本人能安坐其中，岂不更好？然而魏公日理万机，朝廷哪能离得开他呢？他只能心临身不临了。
杭州生祠之立，令天下大震！许多人追悔莫及，继而奋起直追。一时落后还情有可原，永远落后则绝不允许！他们要比潘汝桢做得更好！
在短短一年之中，供奉魏忠贤的生祠，如雨后春笋，遍及神州大地。一时之间，天底下最气派、最漂亮的新建筑大概都是生祠。
蓟辽总督阎鸣泰，在其管辖区内建了7所生祠，花费白银数十万两。这钱当然不是出自阎鸣泰的腰包，而是从军费中开支的。当时前线的军费已是捉襟见肘，至少没有富裕到可以挪作他用的程度。但又有谁敢反对如此盛举呢？又有谁能说这是非军事用途式的浪费呢？因为前方将士很有可能受此感召，从而激发士气，再创奇迹。在阎鸣泰眼里，这几十万两白银是花在刀口上了。正如生祠中的匾额所言：
“民心依归，即天心向顺。”
既然是“天心向顺”，则战无不胜，万事可成。
开封城为了建生祠，拆毁民房2000多间。所造生祠，有宫殿九楹，一如帝王格式。巡抚朱童蒙在绥延建生祠时，还用了琉璃瓦。刘诏在蓟州建造的生祠中，魏忠贤已是金像冕旒。
海内闻风而动，除上述这些督抚外，争建生祠者不计其数。宗室如楚王朱华煃，勋戚如武清侯李诚铭（慈圣太后侄子）、保定侯梁世勋等，廷臣如尚书邵辅忠，词臣如庶吉士李若琳等，部郎如郎中鲁国桢，诸司如通政司经历孙如洌、上林监丞张永祚等，也都纷纷建祠。甚至武夫贾竖，无赖地痞，也个个攘臂争先，汹汹然惟恐不及。最可怜的是巡抚杨邦宪。他在南昌造生祠，为了扩充范围，竟悍然下令拆毁供奉周（周敦颐）、二程（程颐、程颢）的三贤祠，先贤偶像，尽被捣毁，让出地方来建生祠。没想到祠还没建，天启帝就龙驭上宾了，不久魏忠贤也就倒了台。这位杨邦宪最后也因此被入了逆案。可见做什么事都要趁早。
为造魏忠贤的生祠，各路官员是费尽了心机。富丽堂皇、金碧辉煌自然不必说，最要花功夫的则是魏忠贤的偶像。魏忠贤的偶像，都用沉香木雕刻，眼、耳、口、鼻栩栩如生。腹中的内脏，也都用金玉珠宝来做。髻发之上，还留有一穴，用以簪插四时香花。据说某地生祠中魏忠贤雕像的头做得稍稍大了些，小太监给它戴冠时戴不进去。匠人在边上看得既怕又急，便顺手用刀把头像削小一点，终于把帽子给戴了上去。小太监见此竟然抱住头像放声大哭，悲痛万分，就好像匠人削的不是木像，而是魏忠贤本人一样。
当时的魏忠贤，真是人人顶礼膜拜。人世中所有赞美的词藻，都被大用特用，毫不吝啬。像“尧天舜德”、“至圣至神”之类的颂词，一时充斥宇内。无数的赞美诗，也铺天盖地而来。督饷尚书黄运泰，在迎接魏忠贤的偶像时，竟行五拜五稽首的大礼，连呼“九千岁”。
千万不要以为那个黄运泰是个愚笨可笑之人，竟对着一个木头人顶礼膜拜。这些木头人有无穷的法力，每个人在它面前的表现，都会如实地反馈到在皇宫里的魏忠贤的耳朵里。魏忠贤虽不能亲赴各地，但自有无数的宵小为他充当千里眼、顺风耳。
相反，就有一些人，因为没有弄清其中的奥妙，或虽然明白了却又不愿去做，而最终遭了殃。工部侍郎叶宪祖看到京城之内生祠遍地，就连东华门外竟也兴建了生祠，心中不满，便发牢骚道：
“这是天子临辟雍道，土偶（指魏忠贤的偶像）能起立吗？”
不久，这位不识时务的工部侍郎就被削籍了。浙江巡抚潘汝桢首先倡建生祠时，巡按御史刘之待因会稿迟了一天，也被削籍。蓟州道胡士容因不肯给生祠写颂文，遵化道耿如杞因入生祠不拜，都被论了死罪。在歌功颂德、万众拥戴的背后，这样血淋淋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
就在魏忠贤大红大紫之时，其手下却开始闹起了矛盾。内阁大学士冯铨竟然在此时被罢免。这位大学士一向媚事魏忠贤，深得赏识，却与崔呈秀不和。崔呈秀想入阁做大学士，便令手下攻击冯铨、以及不肯推选崔呈秀的吏部尚书王绍徽。冯铨、王绍徽被罢之后，崔呈秀并未能如愿以偿。大概是因为魏忠贤改变了主意。结果是到天启六年（1626）的七月，施凤来、张瑞图、李国？三人以礼部尚书的身份进了内阁。施凤来没有什么主见，惟以和柔自媚于世。张瑞图则是一味迎合魏忠贤，而且文章书法也不错。生祠中的碑文，多由这位大学士手书，而皇帝诏旨中褒美魏忠贤的华词丽语，也是此公的杰作。李国？的情况较特别，他是魏忠贤的同乡，属特殊照顾之列。
崔呈秀自然是愤愤不平，但也没有什么办法。他终于明白，主子在不同的时期需要不同的人才，他已落伍了。
其实，冯铨、王绍徽、崔呈秀也不必过于计较，因为失宠的并非只是他们。到天启六年（1626）十月，连首辅顾秉谦也被罢免。
这位顾秉谦，从入阁伊始到做首辅以来，一直是忠心耿耿。东林党人的案件都是由他具体策划操办，编纂《三朝要典》，他亲任总裁，一桩桩，一件件，可谓是劳苦功高。大概是他已预感到魏忠贤的做法将来会出问题，早在处理“东林后七君子”时，他竟提出要依常规把他们交由法司进行正常审讯，魏忠贤对此很是生气。此时，他看到崔呈秀之流内部倾轧日甚一日，开始不安，竟要求卸职回乡。关键时刻，这算什么行为？简直就是对魏忠贤没有信心，甚至是要挟！魏忠贤自然不悦，便同意他罢职回乡。
顾秉谦这样的文臣，虽为一己私利，助纣为虐，但毕竟熟读孔孟之书，有时心中难免会有一丝善念。对局势的分析，也不像那些大字不识几个或者是头脑发昏的人那么糊涂。所以此时他才会有这样的念头。但这种首鼠两端的性格，也恰恰是他们这类人的弱点。须知一旦作恶，也就难以回头，而且必须付出代价。除非改朝换代以后的新主子仍觉得他们有利用之必要或价值。顾秉谦与冯铨，同是魏忠贤的红人，同为内阁大学士，也差不多同时罢免，但结局迥然不同。顾秉谦晚年境况十分凄凉，客死他乡。而冯铨却熬过了崇祯朝，投靠了新王朝，摇身一变，又做了一阵子新朝显贵，仍然耀武扬威。到那个时候，又有几个人敢提他在明末所做的那些丑事。
话又说回来，尽管闹了些不愉快，但并不妨碍这些人对魏忠贤的歌功颂德。谁又能保证在这样的颂歌大合唱中，不会出现几丝不和谐的杂音呢？
天启六年十月，魏忠贤被进封上公爵位，从子魏良卿也被封宁国公。原来，朝廷兴修三殿至此告成。这自然是大功一件，且全仗魏忠贤督察有方。于是太监李永贞上奏其功，吏部尚书周应秋也连声附和，魏忠贤便被进爵上公，还要加恩三等。一位太监，竟在短短几年内爵至上公，无以复加，似乎在本朝尚无先例。不过，对魏忠贤，当然可以特例特办。
至于其从子魏良卿的进爵的理由，则稍稍有点见不得人。这位魏良卿，本早已是被封了肃宁伯、肃宁侯的权贵了，不过总还要找个机会继续予以提拔，方显得他魏家的与众不同，也符合朝廷内举不避亲的用人原则。当然，照顾总是难免的，谁让他是魏忠贤的从子呢？更何况魏良卿还是为朝廷立了不少功的。如先前被封爵伯侯，就是论功而赏的。立功经过是这样的：
这一年的春天，有位名叫武长春的辽阳男子，在逛妓院时，乘着酒兴，信口开河说些大逆不道的言辞，被东厂的人抓获，由许显纯掠审严讯。审讯的结果是：如果武长春的案子不及时破获，那么肯定会有犯上作乱之举，后果不堪设想！幸亏赖厂臣忠智，才立此奇勋。魏良卿当然是得了头功。天启帝知道后，自然十分高兴，论功行赏，给封了肃宁伯，赐了铁券（可依此免死），不久又把他晋升为肃宁侯。
或许有人认为武长春的案子显然被夸大了，有邀功之嫌。其实这种情况，也不难理解。且不说在这种时候，满朝文武是否有人敢提出这种不合大势所趋的问题，单就武长春的案子本身而言，其功也是可大可小的。武长春在妓院中胡说八道本是事实，谁能保证他后来不犯上作乱呢？更何况犯上作乱本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像武长春这样口出狂言可以算是逆贼，像后来李自成那样率兵几十万造反也算是逆贼。虽然那位武长春被抓获时仅仅只是口出狂言，而且看起来也不太像是李自成式人物，但问题在于又有谁能保证这位在妓院中被抓获的武长春今后不会变成另一个李自成呢？既然这样，算作大功一件也不为过。天启帝大概也是这种想法。被魏忠贤蒙在鼓里的天启帝，想不通在这种尧舜之治的太平盛世，竟还有这样十恶不赦之徒想要造反，幸亏魏良卿及时破获，否则一旦得逞，怎么得了。因此，他到这年的十月份，又诏令给魏良卿进爵，封为宁国公。当然，在几个月中晋秩三级，快是快了点，但也不违反特例特办的原则。
知道魏良卿被封的缘由后，就不难理解魏忠贤一族及其亲信中竟会有那么多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封赏了。
尽管此时的朝廷已是千疮百孔，摇摇欲坠，但要在如此之大的帝国内找些粉饰太平的所谓功绩，也不算是件难事。像袁崇焕在宁远打败了努尔哈赤、各边关修建了堡垒、南京孝陵修葺完工、在甘肃很偶然地打了胜仗、法司缉获了盗贼，等等，都是不错的题材，并被上奏京师。
既然所有的功绩，都是由于魏忠贤领导有方，那么朝廷就应有功必奖，方能体现奖赏先进、激励来者的治国宗旨。问题在于魏忠贤已位尊上公，不能再升了，否则便有喧宾夺主之嫌了。
好在本朝的列祖列宗们，早就对此做出过一些基本的规定，使得魏忠贤的家人们可以分享其荣誉。魏忠贤的族孙魏希孟、魏希孔等，都世袭都督同知，外甥傅之琮、冯继先，俱为都督佥事。魏忠贤的亲信也有近20位获得了类似的名目。
自从督饷尚书黄运泰喊出“九千岁”后，“九千岁”似乎已是魏忠贤的代名词了。大概是“九千岁”还不足表达心中的祝福，据说后来又有人给他加到“九千九百九十九岁”，离万寿无疆仅一步之遥了。
到了天启七年（1627）五月，有位叫陆万龄的监生，突发奇想，向朝廷建议：要求把魏忠贤供祠于国子监，配享孔子，而把魏忠贤的父亲，配享启圣公。陆万龄是这样陈述理由的：
“孔子作《春秋》，厂臣（指魏忠贤）作《要典》（指《三朝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厂臣诛了东林党。礼宜并尊。”
这位陆监生的意思是，孔子之功，是作《春秋》、诛少正卯，魏忠贤作《三朝要典》、诛杀东林党，也可与之相提并论。既然贡献差不多，魏忠贤也就可以与孔子平起平坐。不过这位陆监生当时尚无资格直接上书魏忠贤，所以只得请国子监司业林釬代奏。林釬阅后，用毛笔一涂，当天就挂冠棂星门辞职而去。另一位司业朱之俊却代为奏请，朝廷认为陆监生讲得很有道理，下令实施。而那位不愿代奏的林釬则被削籍。目不识丁的魏忠贤，竟然可以与万世师表的孔圣人在国子监平起平坐，同享供奉，而这样的主意竟是由熟读孔圣之书的一位监生提出来的，不知孔圣人对此有何想法。
到了七月，魏忠贤因所谓的宁锦大捷而再次大封特封。
他的从孙魏鹏翼被封为安平伯，加少师；从子魏良栋被封为东安侯，加太子太保；魏良卿被加太师。顺便说一句，前两位当时尚在襁褓之中，还不会走路。
魏良卿还代天启帝享南郊，祭太庙。这些事本来都是由皇帝亲自做，一般不能由他人代劳的。
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天启帝驾崩。临终之前，这位糊涂的皇帝还在乾清宫召见阁部科道诸臣时，诚心诚意地说：
“魏忠贤、王体乾恪谨忠贞，可计大事！”
当时有一位名叫黄立极的官员回答说：
“陛下任贤勿贰，诸臣敢不仰体。”
这样的回答，足以让天启帝放心而去了。是啊！有魏忠贤、王体乾这样的“忠臣”在支撑着朝廷大局，天启帝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他哪里知道，正是这些“忠臣”，已乘他在宫中做木匠之际，把他的大明朝搅得天翻地覆。他留给弟弟信王朱由检的，已不是什么太平盛世，而是一个绝无复元希望的烂摊子。他更不会知道，在他死后，大臣们给了他一个不太好听的谥号“熹宗”。而在他死后17年，他的弟弟崇祯帝作为大明朝的末代皇帝，吊死在煤山，追随他而去。
可怜的天启皇帝，至死还觉得魏忠贤是忠臣！是因为天启帝过于糊涂呢？还是魏忠贤实在厉害呢？大概两者皆而有之！正所谓上有昏君，乱臣贼子才会当道，也才会有一批又一批的忠臣肝脑涂地！
信王朱由检在天启帝死后两天便匆匆登基，兄终弟及。据说魏忠贤曾有过自己做皇帝的打算，不过是因为当时的兵部尚书崔呈秀认为时机未到而作罢。这大概是推测罢了，其实也拿不出什么真凭实据。
年轻的信王，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在以后的17年中，这位被称作崇祯帝的末代皇帝又是如何呕心沥血，梦想扭转乾坤，而最终却偏偏走上绝路，吊死在煤山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