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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后金的挑战.3

作者:赵益 当前章节:8841 字 更新时间:2026-6-4 22:07

叛降

长山、大凌河之败,使孙承宗的神话破灭。朝廷中的不满和攻击,犹如急风骤雨般向孙承宗和丘禾嘉压来。

在许多朝廷官员看来,朝廷刚与后金开始接触议和,兵火才息,而孙承宗、丘禾嘉却要惹是生非,去修筑什么大凌河城,惹恼了皇太极,遂造成了长山、大凌河惨败。

作为前线的最高指挥官督师,孙承宗自然应对长山、大凌河的失败负一定责任。但所谓“筑城起隙”之类的逻辑,孙承宗自然难以接受,心里很不是滋味。同时,他更看出了温体仁之辈的险恶,也体会到了在猜忌多疑的崇祯帝手下做事的难处。因此,在长山惨败后,他便以年老为由,多次上疏,要求致仕。

崇祯四年(1631)十一月,崇祯帝批准孙承宗致仕,令驿站车马送其回高阳原籍。不久,因言官追论孙承宗“丧师辱国”之罪,崇祯帝下令夺其官职闲居,并剥夺宁远世荫。到清兵后来进攻高阳时,年近古稀的孙承宗尚率家人拒守。城破后,孙承宗望阙叩头,上吊自杀,为大明朝尽了忠节。

当时已调任南京太仆寺卿的原辽阳巡抚丘禾嘉,也被追论。丘禾嘉以病为由辞职。

在孙承宗辞职后不到一个月,即此年闰十一月,山东便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登州游击孔有德等将领发动叛乱。

这批将领,原都是毛文龙的部将。袁崇焕诛杀毛文龙后,其旧部由副将陈继盛统辖。但不久,参将刘兴治在皮岛发动叛乱,杀陈继盛等10余人。总兵黄龙随即赴皮岛镇压,皮岛乱兵一哄而散。

孔有德、耿仲明原籍山东,矿徒出身,曾是辽东海盗,后投毛文龙,与尚可喜一起,被称为“山东三矿徒”,是毛文龙手下的骨干将领。孔、耿因不服黄龙统辖,便叛离皮岛,率部来投登莱巡抚孙元化。

登州(今山东蓬莱)是当时山东半岛上的重要军事要塞之一。在天启初,为了协调对后金的作战,在山东设登州、莱州(今山东掖县)巡抚,援助辽东前线。当时任登莱巡抚的是孙元化,嘉定人,举人出身,被任命之前曾任宁前道兵备副使。

就是这位孙元化,竟接收了皮岛的叛将孔有德、耿仲明,并委以重任。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参将,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当时,登州要塞正有一位名叫特谢拉·科雷亚的葡萄牙人率领一些葡籍士兵,帮助明军试铸欧式大炮,并获成功。

大凌河被围后,同属孙承宗指挥的登莱巡抚孙元化,急令游击孔有德赶赴前线增援。孔有德奉命北上,抵达吴桥时,因遇雨雪,部队给养供不上,士兵开始抢劫。在另一位与孔有德有相同经历的毛文龙旧部李九成的煽动之下,孔有德正式叛乱,随即杀回山东半岛。

孔有德还兵大掠,先后攻陷陵县(今陵县)、临邑(今临邑)、商河(今商河),接着又杀入齐东,包围德平,不久又舍德平而去,攻陷青城、新城,向半岛杀去。

山东巡抚余大成、登莱巡抚孙元化闻变,非常紧张,立即派兵来鲁北应变。当时,余、孙两人都不愿把事情闹大,力主安抚孔有德,并令沿途州县,不得出兵邀击,以免激化矛盾。孔有德将计就计,假装投降,迷惑孙元化,而实际上却率兵直趋登州。由于沿途州县不敢出兵拦截,让出通道,孔有德便顺利杀到登州城下。

孙元化急令部将张焘率辽兵守登州城外,总兵官张可大也发南兵抗击。两路成合击之势。张焘进兵稍胜,却下令退兵,张可大失去策应,被孔有德杀得大败。形势陡然紧张起来了。

张焘的兵卒,多是辽东籍,与孔有德部关系不错。他们见此情形,纷纷投入孔有德的叛军行列。孔有德便令这些降卒再混入登州城中,作为内应。而孙元化不察敌情,不听劝告,同意这些早已从叛的散卒进城。与孔有德是旧交的登州中军耿仲明,及都司陈光福等,立即策应,举火开门,让叛军从东门攻入登州城,登州便告失陷。此时是崇祯五年(1632)正月。

孙元化是南直隶嘉定人,山东巡抚余大成是南直隶江宁人,总兵官张可大是南京羽林卫军籍。这3位南直隶人,在这场兵变中,根本不是山东、辽东人的对手,被孔有德等骗得团团转。

登州沦陷后,孙元化自杀未成,与同城命官一起被俘。只有总兵张可大在斩杀其妾陈氏后,在其官署上吊自杀。

孔有德令孙元化致书余大成,要求和谈。余大成见事已闹大,便上疏朝廷。崇祯大怒,撤掉了余大成、孙元化两人之职。孔有德见孙元化已无利用价值,念其旧日收留之情,放其出城,放了他一马。可是崇祯帝却不会放过他。他与余大成两人被逮到京师,最后余大成被充军,孙元化竟被斩首弃市。

孙元化是当时朝廷中少数几个接受西方先进技术的高级官员之一,与徐光启关系密切。徐光启、周延儒等曾上书营救,但终未成功。崇祯皇帝这一刀,不仅砍掉了一个巡抚,同时也砍掉了一个很有价值的科学家式的高级官员。本来,登州是一个应用先进西方技术的基地,但随着孙元化的被杀,及其葡萄牙籍炮队的毁灭(孔有德进城后,特谢拉·科雷亚及其炮手仅有3人幸免于难),这个先进的技术基地也就被轻而易举地毁掉了。更严重的是,许多已学会这些技术的原登州官兵,包括孔有德、耿仲明在内,不久后投到了皇太极手下,反过来攻打大明。

可惜崇祯帝不知道孙元化的价值!在人人知道徐光启是大科学家的今天,又有几人能知道孙元化呢?

孔有德占据登州后,推李九成为首领,自己居第二位,耿仲明居第三。除此之外,尚有一些将领,如李应元(李九成之子)、陈有时、毛承禄、陈光福等。他们有的来自直隶海湾中的岛屿,有的来自旅顺。这批海盗、边民、矿徒出身的职业军人,在登州俨然建立起自己的“王国”。他们刻印建官,招徕海盗流寇,四出焚掠,弄得山东半岛以至辽东前线都人心不定。

崇祯帝重新任命徐从治为山东巡抚、谢琏为登莱巡抚。按照原先的安排,谢琏驻莱州指挥,徐从治则驻青州负责供应粮草。而徐从治却觉得自己驻扎在青州不足镇抚莱州人心,便主动要求移镇莱州。没想到他一去莱州,就被孔有德围在里面达数月之久,最后连命也送在这里。

当时孔有德的部队已先破黄县(今黄县)、平度(今平度)两城,然后增兵攻打莱州。徐从治、谢琏两位巡抚,与总兵杨御蕃分头固守城池,拼死抵抗,形势十分危急。而外围的各路援兵都驻扎在昌邑,由于山东巡抚徐从治被围在莱州城内,援军无人督察,诸将观望,谁也不肯拼死驰援莱州。

开始时,那位胆大的徐从治还敢出城偷袭叛军,且稍有斩获。但兵部尚书熊明遇认为此事尚有招抚的余地,便派主事张国臣去山东处理招抚之事,并要求徐从治不要轻易出兵,破坏抚局。徐从治当然不干,先后3次上疏朝廷,力主抚局无望,应以武力解决。朝廷认为,两抚臣都被困在莱州,应增设总督来山东前线,决定抚战。

侍郎刘宇烈于是被任命为总督,赴山东统辖骑、步兵2万5千人,平定孔有德之乱。但刘总督本无筹略,赴山东后除整天派人去招抚外,不进行任何军事行动,以免动而取咎。孔有德便故伎重演,说是要降,暗中却把孙元化铸造的大炮调到莱州城下,架起猛轰,打死了山东巡抚徐从治。莱州城危在旦夕。

两个月后,孔有德在朝廷的军事压力下,突然又向登莱巡抚谢琏提出投降,并约定降期,请莱州城中的文武官员出城开读。已被困在城中6个月的登莱巡抚谢琏,在不得已之下,决定冒险,便与知府朱万年出城受降。但当兵出身的总兵杨御蕃坚决不去,大概是因为他深知这些叛兵的品性。叛兵见到谢琏等人,连跪带哭,态度诚恳,并拥之而去。谢琏刚被带走,叛兵随即攻城。他们把知府朱万年押到阵前,要他呼喊劝降。朱万年大声喊道:

“吾死矣。汝等宜固守!”

城上的杨御蕃一看形势危急,下令开炮,杀伤叛军不少。而那位朱知府也在自己人的炮火下丧生。

杨御蕃的几炮,总算保住了莱州暂时不失。

消息传到朝廷,舆论大哗,举朝痛愤。于是总督刘宇烈被下了诏狱,兵部尚书熊明遇被撤职。朝廷上下没有一人再敢提抚议。

此年七月,崇祯帝决定不设总督、登莱巡抚之职,而提拔参政朱大典(浙江金华人)任山东巡抚,督各路兵马数万平叛。并从辽东调劲旅约5千入关参战。后来名闻天下的吴三桂(总兵吴襄之子)当时就在这支队伍中。

朱大典至德州后,派副将牟文绶,驰救平度,斩杀叛将陈有时。大军推至昌邑时,总兵金国奇、参将祖宽为前锋,与孔有德大战于沙河,大败孔有德。援军乘胜追击,直至莱州城下,迫使围困莱州城的叛兵解围而去。

莱州城中的守军,开始坚决不相信援军已打到城下,解了莱州之围。因此,当援军向莱州城靠近时,吃尽了孔有德苦头的守城兵民,还以为这又是孔有德玩的花招,立即开炮轰击,城上城下相持不下。最后还是监饷太监高起,派了几位手下的小太监入城,陈说前因后果后,城中守军才开城迎接。当时大概也只剩下太监还没有假冒,所以太监入城,还能取信于人。

几日之后,总兵金国奇等继续进兵,与叛军再战于黄县,斩杀敌军上万人,俘获近千人,逃散及坠海者无数。此次大胜,扭转了山东半岛上的局势。

朱大典督兵以来,全仗辽东调来的五千精兵,冲锋陷阵。像金国奇、靳国臣、祖宽及吴三桂等辽籍将领,个个能征善战。用这些辽将辽兵,来攻杀孔有德手下的山东、辽东兵将,这步棋算是走对了。

在黄县大胜之后,官兵接着向叛军的堡垒登州城进攻。登州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大城之北,还有水城与大城相连。只要打开水城门,城中之敌就可以泛海而走辽东。因此,朝廷之兵久攻不下。说起来,登州城筑得如此坚固、科学,还是孙元化的功劳。没想到他的心血,没有在对金作战中被用上,反而为孔有德所利用,给朝廷出了个难题。

好在叛军过分自信,竟敢出城挑战。叛军首领李九成率兵掠阵,没想到被官军斩杀。这样一来,原先的五位叛军首领,已有陈有时、李九成被杀,仅存孔有德、耿仲明、毛承禄(毛文龙之子)3人。叛军气势大受影响。

当祖宽等夺取水城门外的护墙,登州通海之路有被切断的危险时,孔有德感到紧张了。他用海船载着子女财帛,率先撤出登州,泛海而去,耿仲明等也随之而去。主帅—走,剩下守城的兵士便没有斗志了。

游击刘良佐派人潜入永福寺中,挖坑道至城墙之下,放置炸药,炸塌了城墙。官兵从缺口一拥而入,打进登州城中。残敌退守城北丹崖山上的蓬莱阁,负隅抵抗。或许是因为朱大典这位文人出身的统帅,爱惜这座建于北宋英宗治平年间的文物名胜,所以心存善念,没有动武,而是用了劝降之法。干余残敌无奈之下,下山投降,但仍有许多人不愿投降,或跳海,或上吊。

此时,已是崇祯六年(1633)的二月了。孔有德山东之叛,自崇祯四年(1631)闰十一月起,一直打到崇祯六年(1633)的二月,前后达16个月之久。叛军人数从开始时的千余人,越打越多,最终竟有数万之众。由此可见当时朝廷的应变能力是何等之差!

朝廷的武将士卒,在与外族后金作战时,总是败多胜少;在与陕西、山西的叛民作战时,同样也是败多胜少。但令人不解的是,当这些为朝廷效力时似乎算不上是精兵强将的官军,一旦叛乱或投敌后,却都不差不弱。将还是原来的将,兵还是原来的兵,为什么在为大明朝打仗时这么差,而到打大明朝时却又变得那么强呢?!

不知崇祯帝和他的那班朝廷官员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山东的胜利,实在是太重要了。崇祯帝即位后,仗是越打越多,越打越大,却也是越打越输,越打越糟。这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打败了崇祯帝起初可能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的、而且原先也是朝廷军官的游击孔有德,在当时也算是大功一件,可庆可贺。

于是,朱大典被提拔为兵部右侍郎,世袭锦衣卫百户。其他参战将领,也是赏赐有差。那位追着孔有德、耿仲明泛海而逃,却因慢了一步而被总兵官黄龙邀击俘获的毛承禄,被押到了北京。朝廷为此还搞了个献俘仪式,最后把他寸磔而死。

其实,崇祯皇帝和他的官员们,大可不必如此兴高采烈。因为就在崇祯帝忙于镇压山东叛乱和陕西、山西之乱时,皇太极却在沈阳休养生息了一年多,正准备着新的行动。而孔有德、耿仲明的来投,令他大喜过望。

于是,皇太极开始了新的一轮进攻。

皇太极入侵

孔有德、耿仲明率部泛海退往辽东时,驻扎在旅顺一线的明总兵官黄龙率兵邀击。黄龙的水军很能打仗,在海上把这支叛军打得七零八落。李九成的儿子李应元被斩杀,毛承禄、陈光福被俘。耿仲明的弟弟、黄龙的部将耿仲格,试图密谋叛乱,接应其兄,幸亏被黄龙及时发觉而斩杀。

吃了大亏的孔有德、耿仲明,仍凭着勇气和经验,带出了包括一些军人家属在内的万余名部下,突上了辽东的陆地。他们怀着对明朝,尤其是乘危邀击他们的总兵黄龙的刻骨仇恨,直奔后金而去。

皇太极早就命人率军在指定地点迎接他们。后金兵帮助他们击退了明朝的追兵,赐以黄金和酒食,并许诺说,只要归顺后金,就可在辽阳附近居住。走投无路的孔有德、耿仲明等人,正求之不得,自然是一口答应,随即率军向沈阳进发。

对这批大明朝的叛兵乱卒,皇太极给予了相当高的礼遇。皇太极亲自出沈阳迎接他们,并免跪拜之礼,改用女真人的抱见礼。而孔有德等坚决不肯,坚持要行跪拜之礼。最后,双方妥协,先行抱见礼,再由孔有德等行跪拜之礼。接着,孔有德献上从登州搬来的大炮,皇太极十分高兴,允许他们驻扎在辽阳之北的新建城市,并授以要职,予以重用。

皇太极之所以对这批人如此另眼相待,除其一贯的用人风格外,还有现实的考虑。孔有德、耿仲明等人,长期生活在辽东,非常熟悉情况,不仅有相当丰富的战斗经验(包括女真人当时尚不太熟悉的海战),而且还接受过孙元化的系统训练,能操作欧式火炮。另外,这些人都曾在毛文龙手下任过职,既当过官军,也做过强盗,有一套笼络、团结部下的有效手段。他们的军队,都是由他们完全控制的私人式部队,与组织涣散的一般官兵很不一样。尽管最后突围到辽东的军队仅万余人,但骨干仍在,只要稍加充实,便是能征善战的悍兵。孔有德、耿仲明后来的经历,也证明了这点。

崇祯六年(1633)七月,已获补充休整的孔有德、耿仲明,为报数月前被海上邀击之仇,率兵攻打辽东重镇旅顺。

旅顺是当时朝廷在辽东半岛上尚存的最后堡垒,由总兵黄龙镇守。当时,黄龙为支援鸭绿江一线,派出水师增援,导致旅顺空虚。孔有德、耿仲明乘机发兵围攻旅顺。黄龙连战皆败,独守孤城,最后火药矢石俱尽。黄龙拔剑自刎,旅顺被攻陷。黄龙部将李惟贤、项祚临、樊化龙、张大禄、尚可义等战死。

旅顺一失,原与旅顺互为犄角的广鹿岛就成了问题。该岛守将尚可喜,本是毛文龙部下,与孔有德、耿仲明也是老关系,容易联络。于是,尚可喜在不受信任、形势危急之时,加紧与后金联系,并于崇祯七年(1634)初,率其数千属户,携带辎重,乘船离岛登陆,到沈阳降敌。他的部队被安排在辽阳以南的海州(今海城)。皇太极没费什么气力又多了一员战将。

至此,皇太极手下的汉族军队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大凌河之战前,由佟养性率领的旧汉兵已以火炮闻名,而大凌河降卒又被补充进这支军队,加强了其实力。崇祯五年(1632)佟养性死后,这支军队由马光远统领。这支队伍后来成为汉八旗的骨干。孔有德、耿仲明的军队,以及尚可喜的军队,即分别被皇太极称之为“天祐兵”和“天助兵”的两支汉军,后来也被并入汉八旗,并为清朝开国立下了赫赫战功。

孔、耿攻陷旅顺及尚可喜的叛变,给明朝在辽东的战局造成了严重后果。从此以后,明朝在辽东半岛及周边海岛已无险可守,残存的军队也很快土崩瓦解。奇怪的是,对这些在军事上有重大意义的险要之地,明朝竟不再认真对待,坐视其失。这是一个极大的败招。

崇祯七年(1634)五月,皇太极再次对明朝发起进攻。这次进攻的目标,先是收服蒙古的察哈尔部,然后入边,进攻明朝的边防重镇即宣府(今山西宣化)、大同(今山西大同),而不与山海关防线正面接触。

战略确定以后,皇太极兵分两路,一路从上榆林出发,一路从沙哈出发,攻入蒙古境内。后金部队这次彻底解决了蒙古察哈尔部的问题。在此以前,皇太极先后几次西征,试图压服察哈尔部落,最大的一次是在崇祯五年(1632)。崇祯五年的这次西征,把察哈尔部的首领林丹汗打得西逃(死于崇祯七年,1634)。本次西征,皇太极最终降服了察哈尔部,使其归顺了后金。皇太极对蒙古察哈尔等部的征服,不仅获得了重要的军事盟友,而且还获得了战马的供应基地,更重要的,是使明朝彻底失去了长城外的屏障。

后金军队于六月先后抵达长城附近。根据原定计划,皇太极将其7万精兵分成4路,于七月初攻入长城之内。宣、大一线全线告急。

宣、大一线的防护,本很虚弱,宣大总督张宗衡、巡抚胡沾恩、总兵张全昌、曹文诏等人的兵马,在皇太极的凌厉攻势下,根本抵挡不住。朝廷下令京师戒严,同时急遣宁远总兵吴襄、山海关总兵尤世威率数万兵马分道救援,再命保定巡抚丁魁楚移居紫荆关,山西巡抚戴君恩移居雁门关,总兵陈洪范移镇居庸关,阻击后金兵马,保卫京师。

皇太极的几路军队攻势凌厉,势不可挡。七月初七日,攻入大同、张家口。初八日,入保安、怀来。十三日,围宣府,屯天寿山。十四日,驰入永宁(属延庆州)。十六日,围大同左卫(今山西左云),破保安州,杀知州阎生斗。后又攻朔州(今朔县)、围浑源州(今浑源)。至八月,各路军队汇集应州(今应县)。皇太极在攻破代州(今代县)后,分兵出击,西至三坌、崞县,东至繁峙(今繁峙),中至八角(八角是一要塞,在今山西西北)。皇太极则率兵进攻大同。宁远总兵吴襄、山海关总兵尤世威纷纷驰援。由于大同府久攻不下,皇太极便转攻灵邱、保安等县。

闰八月,代王母杨太妃命宣大总督张宗衡、总兵曹文诏等与后金求和。皇太极布告以申讨之意,然后攻杀保定竹帛口,杀千总张修身,再攻占宣府万全左卫(今河北万全),从拒墙堡出塞回沈阳。

些次入掠宣府、大同,皇太极虽遇一些抵抗,但总的来讲仍是出入自由,无人能敌。皇太极收兵之后,曾自夸说:

“朕入境几两月,蹂躏禾稼,攻克城池,曾无一人出而对垒,敢发一矢者。”

话虽说得有点夸口,但也没有离谱。皇太极这次再试牛刀,得胜而归,充分说明山海关以西长城防线的薄弱,以及后金、明朝之间军队素质的差距。

遗憾的是,崇祯帝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些,或者是不愿承认这些。当后金军队攻入宣、大等地时,朝廷仍发布了一纸檄文,说什么“满洲原系我属国,今既叛犯我边境,当此炎天深入,必有大祸。”接着便要归顺后金的满、汉、蒙人,立即投归天朝,并威胁说:

“若不来归,非死吾之刀枪,则死于吾之炮下,又不然,亦被彼诬而杀之矣。”

这种恫吓诈骗之言,如无军事上的实力作保证,则显得毫无意义。而事实上,朝廷的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真是令天下失望。如进攻山西崞县(在今山西代县西南,属太原府)的后金军队仅有2千人。当这支军队带着俘获的千余人回撤路过代州(今代县)时,被俘人员指望代州城的驻军能出兵邀击敌军,解救他们。然而代州城中却不敢发一兵一卒,甚至连箭都不敢发一支,生怕惹怒敌军。被俘人员见此情景,不禁失声痛哭。像这种情形远非一次。当时明朝的军队普遍存在恐敌心理,不敢与后金军队打硬仗。

也正是因为明朝军队如此不济,所以皇太极敢夸下海口。他说:

你明朝出兵1万,我只要用1千人应战;你明朝出兵1千,我只要用兵100就绰绰有余。如果你明朝敢在前迎战,尚且可以说说大话。否则,一味说大话,讲假话,却又不敢硬碰硬地去打仗,可谓是可耻之极!

话说得很难听,却道出了实情。崇祯帝知道前线详情后,也只有“顿足太息”,无可奈何!他只有把气出在前线的将领身上。他下令兵部查核边臣之罪,结果宣大总督张宗衡,总兵官张全昌、曹文诏,以及巡抚胡沾恩等都被同时罢官遣戍。由于山西巡抚吴甡的恳请,张全昌、曹文诏两位总兵被保全下来,参加了围剿山西的农民军。这种做法,对崇祯帝而言,真是少见的开恩之举。

到了崇祯八年(1635,天聪九年),当崇祯帝被晋陕的农民军搞得焦头烂额时,皇太极正在沈阳筹备开国事宜,一个与天朝平起平坐的新王朝就要崛起了。

崇祯八年(1635)多尔衮出征凯旋,献上了元朝的传国玉玺。诸贝勒和蒙古各部贝勒合议,为皇太极奉上皇帝尊号。皇太极没有接受劝进,只是撤除女真名号,统称满洲。

皇太极对开朝立国一直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他想当皇帝,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但同时又担心自己的实力能否彻底征服中原,更担心女真民族入主中原后,丧失民族性,而被汉族同化,就像他们的祖先在创建金朝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那样。因此,尽管他手下的那些文臣,尤其是汉族文臣如宁完我、范文程、马国柱等,一再劝说皇太极进兵中原,夺取北京,称帝建国,但皇太极却不为所动,多次拒绝。至崇祯八年(1635),羽翼渐丰的皇太极仍只是同意改称满洲,而不建国称帝,坐视中原形势的变化。

至崇祯九年(1636,天聪十年),皇太极终于同意称帝建朝。此年四月,满洲、蒙古诸贝勒,汉军都元帅、总兵官及文武大臣,云集沈阳,举行盛大的登基开国典礼。

皇太极接受“宽温仁皇帝”尊号。由多尔衮、土谢图济农巴达礼、孔有德,分别上满文、蒙文、汉文表章。建国号大清,立年号崇德,以沈阳为国都。追谥努尔哈赤为承天广运武皇帝,依汉制上庙号太祖。

皇太极称帝建国,表明他已有充分的实力和自信逐鹿中原了。不久,皇太极便开始了他更大的步骤。

而此时的崇祯帝和他的文武大臣们,正被黄土高坡上下来的农民军搞得晕头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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