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深渊的内乱
尽管崇祯帝即位伊始，就面临着皇太极的严重挑战，而且最终也是由清朝替代明朝，入主中原，但把崇祯帝逼上煤山的，却是明朝自己的臣民，即从黄土高坡上杀下来的李自成及其同伙。
崇祯帝登基后，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辽东，全力对付皇太极及其后金，对帝国内部存在的严重危机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总认为只要解决了辽东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至少不会像辽东问题那样棘手。
其实，崇祯帝是弄错了。
经过长期的折腾，帝国犹如一座即将倾圮的大厦，充满危机。朝廷的财政经济风雨飘摇，入不敷出。各种名目的加征加派，使百姓负担不断加重；天灾人祸的接踵而至，更是雪上加霜。官僚集团的普遍腐败、无能，也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在这种情形之下，社会虽尚能勉强维持，但已处崩溃之边缘，犹如一个火药桶，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矛盾最激化、危机最严重的是陕西、山西等边远省份。这些地区，自然条件本来就很差，即使是风调雨顺，也只能是勉强维持温饱，更不用说是连年灾荒了。崇祯即位前后，那里正逢大旱，百姓无以为生，纷纷为盗为寇。而此地的民风，一向也是骁勇好斗，加上边兵边寇的推波助澜，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人口众多、范围广泛的大起义，局势一发而不可收拾。
陕西的动乱，早在天启末年就有明显的迹象。新即位的崇祯帝，由于忙于应付辽东战事，无暇顾及。而陕西的地方官，也拿不出有力的手段来应对，甚至隐瞒实情，给人以陕西太平无事的错觉。
崇祯元年（1628）年底，陕西境内动乱已成燎原之势。朝廷惊呼陕西“流贼大起”。
崇祯二年（1629），朝廷对陕西地方大员进行改组，命杨鹤总督三边军务，捕流贼。
杨鹤主张用“抚”的手段来解决流贼问题，但也有人主张用“剿”即用武力压服来解决问题。至崇祯四年（1631），崇祯帝原则上仍同意以“抚”为主、以“剿”辅之的办法解决陕西、山西的问题。他说“寇亦我赤子”，并派御史吴甡带帑金10万赴陕西赈济。督师杨鹤也一度成功地招降义军首领神一魁。
但杨鹤的招抚政策并没解决根本问题，陕西等地的局势更加严峻。崇祯帝下令逮捕杨鹤。崇祯五年（1632），杨鹤被谪戍袁州卫。此后，崇祯帝调整策略，改“抚”为“剿”，任命主剿派、原延绥巡抚洪承畴升任陕西三边总督，四面围堵，暂时平息了陕西的义军。
崇祯六年（1633）春，鉴于山西局势的恶化，崇祯帝任命原临洮总兵曹文诏节制山西、陕西诸路兵马，讨伐山西境内的“流贼”，限3月完成。
经过一番激战以后，农民军于此年年底成功地渡过黄河，突破曹文诏等人的包围圈，进入了以郧阳（今湖北郧县）为中心的陕西、河南、四川、湖广等几省交界之地。崇祯帝所谓“三月平贼”的计划彻底破产。
仗越打越大。崇祯帝于崇祯七年（1634）初任命原延绥巡抚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诸省军务，赋以全权，围剿从陕晋逸出之敌。
但这位被崇祯帝寄予厚望的陈奇瑜，在围剿即将大功告成之际，竟上了农民军的当，让农民军轻易逸出包围圈，形势陡然紧张。崇祯帝大怒之下，下令撤职查办，并于此年的十二月任命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出任五省总督，同时，从全国各地调拨精兵，试图于半年之内把李自成等人消灭在河南。
面对朝廷的凶猛围剿之势，崇祯八年（1635）正月，农民军“十三家七十二营”将领在河南汇集，其中高迎祥、张献忠率领的一支，直奔明朝中都凤阳杀去，并很快占领了凤阳，放火烧掉了明太祖朱元璋父母的皇陵和龙兴寺，并打出了“古元真龙皇帝”的旗号，彻底与朝廷撕破了脸皮。
凤阳之变，朝野大震。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敢轻视这支土头土脑的农民军了。凤阳之变，同时也标志着帝国的内乱已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辽东的外患，与中原的内乱，在崇祯帝心目中，已摆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了。
凤阳之变后，农民军内部分裂。李自成随高迎祥杀向河南，回陕西。张献忠则下庐州、安庆，经湖广杀回陕西。农民军不仅成功地粉碎了官军的围堵，而且还发展了力量，斩杀了曹文诏等朝廷的著名将领。
为了镇压农民军，朝廷先后任命朱大典为漕运总督，巡抚凤阳；卢象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等，调集各路精兵，与洪承畴等一起进行围堵。自崇祯八年（1635）底至崇祯九年（1636）初，洪承畴、卢象升等率官兵与农民军在陕西、中原展开大战，并于崇祯九年（1636）七月中旬成功地斩杀了农民军的首领之一高迎祥。
高迎祥战死后，农民军一度处于低潮。但时隔不久，农民军在张献忠、李自成的领导下再次掀起反叛浪潮，农民起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可怜的崇祯帝，至此已是精疲力竭了。关外，皇太极于此年四月在沈阳登基建国，虎视眈眈，已令崇祯帝焦头烂额。而在这紧急关头，后院又偏偏起火，从陕晋开始的农民起义，竟越演越烈，势成燎原。这无疑是给崇祯帝及其朝廷在背上插了一刀。
外患内乱，令一直自视为中兴之主的崇祯帝，终于低下了孤傲的头颅，于崇祯八年（1635）十月下达了“罪己诏”，跨出了令人难堪的第一步。
杨鹤抚陕
崇祯即位时，天下已逞乱象，不再太平。
早在天启元年（1621）九月，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就发动叛乱。次年二月，贵州水西土司安邦彦也反叛，策应奢崇明，西南大震。直到崇祯初年，朝廷在吃尽苦头后才算把叛乱平息下去。
在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也不安宁。先是荷兰殖民者占据澎湖列岛，骚扰沿海。后经朝廷反击，荷兰人才退出澎湖，但仍盘踞台湾。更严重的是，在万历末期福建沿海已形成了不少海商集团，他们亦盗亦商，拥有武装，势力强大，朝廷奈何不得。至天启年间，郑芝龙等人的海商集团，几乎在沿海地区经营着一个海上王国，根本不受朝廷的约束。直到崇祯初，郑芝龙才名义上接受朝廷的招安，暂时不与朝廷作对。这些海盗虽摇身一变成了官军，但朝廷仍是无法真正节制。
尽管川黔、福建有这样那样的麻烦，但至崇祯初算是基本解决了，至少在名义上算是解决了。崇祯帝对此甚至有些洋洋得意。其实，崇祯帝及朝廷的许多官员都忽视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北方地区的不安定因素。
早在天启二年（1622）的五月，山东就爆发过徐鸿儒的叛乱。这场叛乱虽由于组织者的失误很快就被朝廷镇压了下去，但仍是一个大的凶兆。山东与京畿近在咫尺，竟出了这样的大漏子，而且徐鸿儒用的手段也是令朝廷最为头痛的民间宗教，即白莲教，足见民心的不稳定及北方社会问题的严重。
由于徐鸿儒之乱很快被压服，山东的局势也暂时被稳住，朝廷认为北方大概不会再出问题。其实，就在山东被压服的同时，西北的动乱已在酝酿之中，并渐见端倪了。
陕西的民变，实际上从天启五年（1625）就开始了。但那时的民变，规模较小，其行为也只是邀路行劫，打家劫舍，还没有发展到攻城杀官的地步。因此官府往往也只把它视作一般的治安问题，不太注意。但至天启七年（1627），恰恰就是这些小规模的民变，渐成燎原之势，把陕西搅得天翻地覆。
首先动乱的是澄城县，领头的据说是一位名叫王二的人。只要看看此人的名字，就知道他是位底层的穷人。正是这位差不多连名字都没有的底层人，把陕西的反叛之火点了起来。
这年陕西大灾，米贵民饥，而西安府澄城县的县官张斗耀却不顾百姓死活，又严催赋税。此年三月，王二便邀几百名穷苦人，用墨涂面，聚集山上。王二大喝一声道：
“谁敢杀张知县？”
众人一齐喊道：
“我敢杀！”
于是，这群饥民，便在王二的率领下，打下了县城，处死了张斗耀，然后聚集在洛河以北的山上，占山为王。他们飘忽不定，四处出击，先后攻掠到蒲城、韩城、宜君等县。官军奈何他们不得。
在王二之后动手的是绥德州府谷县的王嘉胤。府谷紧贴长城，在陕北东北角，也是最穷最苦的地区。王嘉胤开始仅是抢掠富室，后迫于朝廷压力，走投无路，才啸聚为乱。
王嘉胤闯出名声之后，王二便率他的那伙人往北流徙，与王嘉胤会合，聚集在延庆的黄龙山，与官军对抗。
除王二、王嘉胤之外，陕西各地的饥民也纷纷动手，形成了几股重要的力量。在崇祯元年（1628），陕西境内主要有这样几股力量：
汉南王大梁，阶州周大旺，宜川王左挂、飞山虎、大红狼、苗美，安塞高迎祥，洛川黑煞神，延川王和尚、混天王，庆阳韩朝宰等等。
到了崇祯二年（1629），情形就更严重了。此时的陕西，不仅乱民的数量和活动区域大大增加，而且乱民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用当时的话讲，就是“陕西饥，流贼大起”。据当时地方官员的报告，除上述澄城、府谷、西安、榆林、延安诸地外，洛川、淳化、略阳、清水、成县、韩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绥德、葭耀、静宁、安化、固原、宁羌、延川、米脂、青涧、安定等地都遭到变民劫掠。像鄜、延、宜、雒等地，更是变民往来聚集的渊薮。甚至已有陕西的“流贼”出境活动。
从乱人员的结构也日趋复杂。原先参加动乱的，绝大多数是当地的饥民，即“土寇”，作战能力不是很强。至此，则有不少新生力量加入进来了。当时有人分析，从乱之人主要为“土贼”、“边贼”、“回贼”、“矿贼”和饥民。也有人认为，“流贼”主要由叛卒、逃卒、驿卒、饥民、难民、响马等类组成。总之，参加民变的人员已不再是纯粹的饥民了。
由于新生力量的加入，这些原本不起眼的“流寇”实力大增。尤其是那些边军，原本是朝廷的官军，都是些职业军人，武器、马匹齐备，战斗力很强。不少“流贼”的首领，都是边兵出身。他们具有战斗经验，熟悉地理形势，性格强悍豪放，很有号召力。
陕西的动乱如火如荼，终于震动了京师。崇祯皇帝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
在饥民纷纷起事之初，陕西的地方大吏，如陕西巡抚胡廷宴、延绥总兵岳和声等，都是持敷衍应付的态度。像胡廷宴，能力有限，年岁已老，很不愿意听到下属呈报那些打打杀杀的事情。他说，这只不过是饥民闹事，待明年春后粮食续上以后自然就会平息。没想到动乱不仅没有平息，反而是愈演愈烈。
崇祯二年（1629），陕西频频告急，朝廷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于是，崇祯帝命廷推一位总督陕西全省事务的大员，来处理陕西的危急局面。结果左副都御史杨鹤被推举担此重任。
这位杨鹤，是湖南武陵（今常德）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的进士，至崇祯元年（1628）才被提拔为左副都御史。他看到时局危急，便上疏说他那一套图治之言，主张休兵养民，培养元气，说得头头是道。他这么一出头，正巧赶上了好时候。当时三边总督武之望已死，陕西民变正炽，朝廷上下视之畏途，没有人肯去揽这档子事。既然杨鹤有图治之策，大家便一致推荐他去陕西。
杨鹤其实是一个“素有清望，然不知兵”的典型文官，哪里懂什么军事！但正是这样一位不懂武略的文臣，却被委以重任。崇祯帝特意召见他，问他此番前往，有何方略。杨鹤只是回答：
“清慎自持，抚恤将卒而已。”
意思是自己做清官，同时抚恤边军，并没有什么新意。崇祯帝命他出任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全权处理陕西军务。同时罢免胡廷宴、岳和声的巡抚之职，任命刘广生为陕西巡抚，张梦鲸为延绥巡抚，协助总督杨鹤。
起用杨鹤，说明崇祯帝当时仍对陕西的局势很有信心，认为这群饥民，只要略加抚劝，再予之恩惠，就会平息下来。而且，当时的崇祯帝也别无他法，辽东的战事，已弄得他焦头烂额，他不仅无银无兵去增援陕西，甚至还想从陕西抽调边兵来对付后金。因此，他除了能给杨鹤浩荡皇恩外，实在也拿不出别的什么来。
杨鹤匆匆赶赴陕西，梦想立下奇功。但陕西的局势，实际上已很难扭转了。
杨鹤的具体办法，一是招抚，二是救济。通过抚赈，使这些从乱的流民重新返回家乡，安定下来。用他的话说，就是：
朝廷大兵大疫，公私交罄，加派频繁，百姓小民元气大伤。辽东黔蜀的兵事，丧师失律，暴骨成邱，封疆之元气大伤。缙绅结党争权，彼此倾轧，而逆阉乘机诛杀君子善类，士大夫之元气大伤。就像重病初起，百脉尚没有调和，风邪易入，急当培养。
他还对崇祯帝的许多做法提出不同的意见和具体的建议。他说：
陛下事事励精，临轩面质。但阁臣大吏，未必事事都知，有问必答；而六部诸臣，也未必能事事皆做，有求必应。这样一来，陛下却又要发怒生气。因此，臣以为这些做法过分了。现今一切民生国计，吏治边防，应该参照祖宗的成法，委任责成。宽严相济，图之以渐，镇之以静，何虑天下能不太平？
杨鹤的意思，就是朝廷经过这么多的折腾，已是元气大伤，犹如一个久病初愈的人，应慢慢恢复元气，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过于折腾。一句话，就是要崇祯帝不能急躁，慢慢理顺关系。
乍听起来，话说得有些道理。但真要做起来，就不会这么轻巧了。
杨鹤赴任陕西后，便想用招抚和救济相结合的手法来对付农民军。在总督陕西三边任内，杨鹤致力于招抚，而不太愿意动武。用他的话说，就是：粮饷用之于剿，就一去不返，况且杀人太多，也伤和气。还不如用之于抚，救活一人就是得一条性命。盗息民安，功德无量。杨鹤及其部下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先后用招抚的办法，招降了10余支农民军。具体情况如下：
王子顺、张圣述、姬三儿因战败而在延川向延安知府张辇、都司艾穆投降。
王左挂率200余人在米脂、清涧向总兵杜文焕投降。
苗登云、苗登雾在铁叶岭向总兵杜文焕投降。
小红狼、一丈青、龙江永、掠地虎、郝小泉等在延绥一带向总督杨鹤、巡抚刘广生投降。
王嘉胤在靖边向洪承畴、杜文焕投降。
田近庵、独行狼、上天龙等投降杨鹤。
拓先龄向榆林道张福臻投降。
金翅鹏、过天星向张福臻投降。
独头虎率数千人向雒川知县刘三顾投降。
刘道海、白柳溪率数千人在庆阳接受朝廷的招抚。
点灯子率5千余人在清涧投降官军。
神一魁、孙继业、茹成名率头目60余、兵卒4千余人，在宁州接受杨鹤招抚。
施冷庵在庆阳接受招安。
两支义军分别在宜雒、延长向陕西巡抚练国事、御史吴甡求抚。
满天星、不沾泥、云交月、闯山虎、陈龙等率万余人分别在西川、榆林等地向洪承畴、张应昌、王承恩、侯拱极投降。
点灯子部卒700余人在稷山向曹文诏投降。
闯王虎、金翅鹏在宜川向王承恩投降。
草上飞在宜君、同官败降。
赵四儿率万人在鄜州一带投降张全昌。
张献忠率2千余人投降洪承畴。
饥民、边兵近1万5千人在庆阳向杨鹤投降。
混天猴等率千余人在甘泉向洪承畴投降。
上天龙、马老虎、独行狼率2千余人在鄜州向杨鹤、洪承畴投降。
郝临庵、刘六向庆阳道周自强投降。
上天猴、混天猴、曹操、飞虎、李仁友率2千人在宜川向杨鹤投降。
谭雄在安塞乞抚。
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在延安等地向洪承畴投降。
从杨鹤等人招抚的纪录来看，几乎所有的义军首领都曾向朝廷投降过，或接受过招抚。而且被招抚的人数也不算少。那么，陕西的乱民怎么会越抚越多呢？
应该承认，杨鹤在陕西的招抚工作做得相当卖力。平心而论，杨鹤也算得上一个既有责任心又有同情心的不错的官员。他的工作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他本人曾先后两次成功地招降了大批义军。
第一次在崇祯三年（1630）六月前后，杨鹤在承受王嘉胤攻掠延安、庆阳的巨大压力之下，隐匿军情，坚决招抚，成功地让王左挂及其部众小红狼等投降朝廷。杨鹤给他们免死牌，把他们安置在河曲、延绥一带。
第二次是在崇祯四年（1631）四月，杨鹤在取得朝廷同意后，成功招抚了当时打得最凶的义军之一神一魁（其兄神一元此时已战死）。这一行动，不仅化解了庆阳之围，而且还一度扭转了陕西等地的不利局势，招降了一大批义军首领，并斩杀了王嘉胤。
也正是因为如此，崇祯帝及一批朝廷官员也曾支持杨鹤的招抚政策。像新任陕西巡抚练国事、职方郎中李继贞等都曾在崇祯四年（1631）上书朝廷，要求招抚。崇祯帝也于此年的正月，利用在文华殿召对内阁、九卿、科道及入觐两司官的机会，特意面召山西按察使杜乔林和陕西参政刘嘉遇，询问山西、陕西的剿抚详情。杜乔林说：
山西河曲王嘉胤部气势凶炽，官军打得很不顺手，现在前线兵力不足，而且严重缺饷，非大量增兵加饷不可。
杜乔林说的是实话，当时王嘉胤部在河曲打得很凶。崇祯帝转而又问刘嘉遇。刘嘉遇说得很悲观。他说：
兵饷不足，因此难以剿灭。而且贼寇见官兵实力不足，更是散后复聚，降后复叛。
刘嘉遇的意思，仍是要朝廷增兵加饷，以武力剿灭，言外之意则是不太赞成招抚。崇祯帝听后，有点不以为然，便说：
“寇亦我赤子，宜抚之。”
崇祯帝之意，就是说这些叛贼也是我大明朝的赤子臣民，应该招抚，不要赶尽杀绝。既然皇帝也这么说，刘嘉遇赶紧改口附和道：
现在用的正是招抚之策！
崇祯帝接着便派御史吴甡带帑银10万两前往陕西赈济。而且在杨鹤上书请求招抚神一魁时，他也明确答复道：
“剿逆抚顺，谕旨屡颁。”
“杨鹤相机招安，允协朕意。”
不幸的是，崇祯帝后来在严办杨鹤招抚失职之罪时，似乎忘记了他自己曾说过这些话。
就在杨鹤庆幸自己成功招抚神一魁、斩杀王嘉胤之时，形势发生了逆转。崇祯四年（1631）七月，神一魁在其部众的挟持下，降而复叛，重操旧业。王嘉胤的旧部也没有因王嘉胤的战死而溃散，而是在新首领王自用（紫金梁）的领导下，在山西重振旗鼓。至此，山西“三十六营”群哄而起，如闯王高迎祥、老回回（马守应）、曹操（罗汝才）、八大王张献忠、过天星（惠登相）、扫地王、整齐王、闯将李自成、蝎子块（拓养坤）、邢红狼、闯塌天（刘国能）、射塌天（李万庆）、阎正虎、一字王、乱世王、混世王等首领，拥兵20万，与杨鹤作对。一度好转的晋陕形势此时又是急转直下，一塌糊涂。
杨鹤顶不住了。
他给朝廷上了一份名为《微臣万苦堪怜事》的奏疏，哀叹自己已是“焦头烂额”，“贼平无日”。
对杨鹤招抚政策早已不满的朝廷官员，揣摩到崇祯帝此时的心理变化，纷纷上书指责杨鹤。有位叫谢三宾的御史，最为刻薄。他上疏朝廷，提出了几个令杨鹤非常难堪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
既然杨鹤说庆阳抚局（指招抚神一魁部）已成，降贼遣散俱尽，为何李老柴、独行狼攻陷中部？难道他们是从天而降的吗？
谢御史的这番话打动了崇祯帝。他立即命当时在陕西的巡抚御史吴甡汇报前线情形。这位不久前还带着崇祯帝所给的10万白银前往山西赈济，以协助杨鹤招抚的吴甡，此时却一口咬定杨鹤主抚误国，并说：
为今之计，只有调兵措饷，南北会剿，歼灭贼首，招抚余众，秦地才有可救的余地。
崇祯帝接到吴甡的奏疏后，便立即下令逮捕杨鹤，翻脸不认旧账。他说：
“杨鹤总制全陕，何等事权，乃听流寇披猖，不行扑灭，涂炭生灵，大负委任，着革了职，锦衣卫着的当官旗，扭解来京究问。员缺推堪任的来用。练国事姑着降三级，戴罪剿贼自赎。如仍玩纵，定行重治不宥。”
可怜的杨鹤，此时竟然还口口声声说，他是奉诏招抚，而且也是剿抚并用，有功无罪。他没想到此时提这些旧账，实在是揭了崇祯帝的短，让当时自我感觉良好的崇祯帝下不了台。第二年，崇祯帝竟下令将杨鹤谪戍袁州。要不是崇祯帝当时要用他的儿子杨嗣昌，杨鹤可能连命都保不住！即使后来杨嗣昌成了朝廷的主要大将之一，并言辞卑恭地恳求崇祯帝宽恕他的父亲时，崇祯帝却仍耿耿于怀，不愿给杨嗣昌这个人情，可见崇祯帝对杨鹤的成见有多深。
有意思的是，这位杨鹤，在魏忠贤掌权时，就因为祸从口出而被削职，此次复出后又因触到了崇祯帝的痛处，被加重了处罚。足见这位湖南籍的书呆子确是本性难改，在官场上混了多少年后仍不明白这样的简单道理，即无论是魏忠贤，还是崇祯帝，都不愿意听不顺耳的话。
其实，杨鹤真是有点冤枉。从杨鹤的下场及招抚的失败，不难看出当时朝廷存在的种种问题。招抚的失败，并不能完全怪罪杨鹤一人。
招抚的失败，首先是因为杨鹤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招抚叛民，说穿了就是要有足够的钱。陕西的叛乱，开始时主要是经济原因，老百姓是因为天灾人祸，无以为生，才铤而走险的。朝廷现在要他们放下武器，重做良民，就须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
但崇祯帝及其朝廷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资金。崇祯二年（1629），崇祯帝开恩，令陕西巡抚刘广生留杂项辽饷银1万4千两，就地赈济。区区万余两银子，自然不足开销，因此刘广生要求增加款项，而崇祯帝却不肯再拿出钱来了。到了崇祯四年（1631），崇祯帝破天荒拿出了他自己的内库银10万两，令吴甡赴陕西延长赈济。当时延长县城正被乱民围困着，不过当同知赵鹤宣布朝廷放赈的消息后，城围立解，乱民们都拿着赈金回家去了。当时米脂县参加造反的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70%，但听到朝廷赈济的消息后，也纷纷返乡，等着朝廷来赈济。这样的情形，在邻县也曾出现过。
难堪的是，朝廷不愿意也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救济。吴甡的10万两白银，远远不够。当时陕西的米价是7钱白银1斗，如每人分得1两，则最多可支撑50天。即使10万两白银全都到了百姓手中，至多也只能支撑10万百姓50天的生活。而当时陕西的情形，已惨到了十室九空人相食的地步，10万白银只能是杯水车薪。吴甡在延绥19县间散掉10万白银后，发觉就像在一池水中放了一撮盐，起不到多大作用。
即使是那些已经投降的乱民，朝廷也无足够的资金来安置他们，保证他们不再次叛乱。被招抚的人员，随抚随叛，越抚越多。杨鹤多次请求朝廷增加赈济的力度，安顿好这些灾民乱民，而朝廷却无力做到。就连近在咫尺的秦中地区，甚至也不愿安顿流民，恐引狼入室，更勿论其他地方了。当时真正忧国忧民者，为数不多，没有多少人有长远目光，能通盘考虑陕北的问题。多数人认为，陕北的动乱，只是陕北的事，跟自己关系不大。没想到，陕北的乱民，后来演变成强大的农民武装，杀出秦界，殃及了大半个帝国。
如果在陕北刚开始动乱时，帝国上下能齐心协力、全力以赴的话，事情决不至于弄到后来的那种地步，付出的代价或牺牲的利益也决不会这么大。遗憾的是，当初能这样想的人又有几个呢？
杨鹤抚秦的失败，另一个原因是没有足够的兵力。要保证招抚政策的顺利实行，必须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作保证，一来起弹压威慑作用，二来也能在招抚无效时用武力解决那些铁了心造反的骨干分子。可是，杨鹤作为三边总督，手上却没有足够的军队。
尽管杨鹤力主招抚，但也深知军队的重要。面对风起云涌的遍地义军，手中无像样军队的杨鹤深感不便。崇祯三年（1630），当王左挂、苗美率部攻打韩城时，杨鹤竟无将可点，无兵可调，只得命当时任参政的洪承畴率领临时凑起来的部队匆匆上阵，勉强解围。在此以后，杨鹤几次上书崇祯帝，要求把当时调赴京师守卫的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诸镇边兵重新调回，还镇西北。当时崇祯帝正被后金的入侵搞得焦头烂额，哪里肯把西北的部队放回去。杨鹤无奈之下，只得再请崇祯帝起用前总兵杜文焕，督延绥、固原的3千官兵。这次崇祯帝倒同意了，但仍没有改变陕西粮饷不足、兵力过弱的局面。
抚则缺银少粮，剿则无兵无饷，杨鹤两手空空，能干些什么呢？
杨鹤抚秦的失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官僚体系内部的不一致甚至是不团结。在朝廷中，本就存在主剿和主抚两派，难以统一。甚至连崇祯帝本人，也是摇摆不定。在晋陕前线，同样也存在主剿主抚两派，具体操作不能一致，严重影响了整体局势。
如与陕西相临的山西当局，在对待农民军的手段上，就与主持陕西的杨鹤有很大不同，更多的是采取讨伐政策。
山西与陕西有1000多里的相邻地带，中间仅有一线黄河相隔。两省的许多情况都很相似。陕西的动乱，很快也影响到了山西。山西北部的大同，属“九边”之一，驻扎着部队。因长期缺饷，这些部队就成了不安分的饥兵。崇祯二年（1629），山西巡抚耿如杞率山西兵马赶赴京师勤王，因粮饷不足，驻地频换，部队发生哗变，纷纷逃回山西。这批溃卒后来成为山西动乱的主要成分之一。
但真正把山西搅乱的还是从陕西来的农民军。崇祯三年（1630）春天，陕西的农民军由于种种原因，开始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此年的三、四月间，老回回马守应、八金刚、王子顺、上天猴等部渡过黄河，分兵两路进入山西西北部。十月，攻占了山西省西北部的重镇河曲，控制了黄河渡口。除此以外，陕西农民暴动的另外几支主力如王嘉胤、罗汝才、张献忠、李自成等，亦先后率部进入山西。他们与山西的义军会合一处，声势浩大。当时就有人说：
“开始时为寇山西的，多为陕西人。现在作乱山西的，则一半是山西人了。乱起之初的二、三月间，响应的山西人不过十之一，六、七月间，从贼之人十之二三，至今冬，从贼而起者十之五六矣。”
对于山西之乱，地方当局主张以武力压服。当陕西之众杀入山西时，山西巡抚仙克谨立即移镇汾州，指挥阻击。刚从陕西宽松抚局中逸出来的王子顺等，对强硬的仙克谨恨之入骨，并用重贿买通山西人氏，刺杀仙克谨，仙克谨身受重伤。此后接任的巡抚，也都力主剿杀，并与陕西主战派合作除掉了王嘉胤。
不仅山西的做法与杨鹤在陕西的抚局不一致，即使是杨鹤的手下，也有不执行杨鹤政策而暗中主杀的。如杨鹤起用的前宁夏总兵杜文焕，曾在宁夏以凶悍好斗而闻名，心狠手辣，因此他在剿抚问题上，与杨鹤就有很大分歧。他接手后，力主武力解决。他曾以提督身份率兵猛攻河曲的王嘉胤，试图一举歼灭。没想到另一支农民军神一元攻陷宁塞，杀掉了杜文焕一家多口，以报复杜文焕。杜文焕这才解河曲之围，率兵匆匆赶往宁塞。
杨鹤的另一位手下大将洪承畴，也在剿抚问题上与杨鹤也不一致。这位原为参政的洪承畴，几次杀降，毒辣之至。崇祯四年（1631）四月，巡抚洪承畴令守备贺人龙等设酒宴犒劳降卒，等降卒入室时伏兵四起，杀掉了300余人。这种举措，洪承畴后来还重复了几次。
当然，当时杀降的并不是洪承畴一人，还有不少其他的将领也做过这种丑恶之事。如崇祯三年（1630），巡按御史李应期在绥德杀掉了已经投降的义军领袖苗美、左挂子（即王左挂）。崇祯四年（1631），还是这位李应期，又在榆林杀害了已经接受招抚的义军首领王子顺等。
作为朝廷的命官武将，竟干出杀俘这样背信弃义的缺德事，使朝廷的信誉一落千丈。吃了苦头的农民军，生怕再上朝廷的当，不再肯接受招抚了。对于这种做法，不少人曾提出过不同看法。如费密就说过：
“诸路叛贼虽是奸人思乱，但开始时也是为饥荒所迫，势急思逞。其中希望朝廷招抚返乡的也占十之八九。后陕西总督某（指洪承畴）招抚数千人，某日遣降卒樵采，去其弓矢，发兵数千人围杀。降卒见状，纷纷拔木举石，奋起反抗，突围而出。从此以后，民军绝了投降之心。”
费密之言，很有道理，只是把杀降的责任归在洪承畴一人身上了。
顺便讲一句，最终导致杨鹤下台的神一魁的降而复叛，也是因为杀降。神一魁投降后，杨鹤等令神一魁于耀州诱杀另一支义军首领、当时已降的茹成名，从而引起了神一魁部下的猜疑，最终挟持神一魁重新反叛。
由于上述各种各样的因素，杨鹤的主抚政策最终失败。他自己也落得个悲惨下场。朝廷上下几乎没有人为他辩解开脱。倒是他的老部下洪承畴，还不忘旧情，替他上了一疏，说当时主抚，也是“时势不得不然”，要皇帝抬手放他一马。不过崇祯帝此时根本听不进了。
山西征剿
既然杨鹤的招抚政策已彻底失败，那么崇祯帝便依照其一贯作风，在拿杨鹤作了替罪羊之后，另找出路了。
崇祯帝在崇祯四年（1631）十月正式任命洪承畴为陕西三边总督，以武力剿灭义军。此时，崇祯帝对陕晋的义军已是恨之入骨，希望洪承畴把他们迅速赶尽杀绝，以使朝廷全力对付后金的威胁。洪承畴忠实地执行了崇祯帝的策略。
洪承畴，字亨九，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万历丙辰科（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他23岁就督学浙江，后被提拔为陕西参政，是一位年少老成、有谋有略的能干之才。
洪承畴在陕西出名是在崇祯三年（1630）。当时，王左挂、苗美等率兵分列五营，南下进攻韩城，总督杨鹤手下无将，情急之下，令当时尚是参政的洪承畴率兵进援，斩杀叛兵300余人，解了韩城之围，洪承畴一下子出了大名。从此以后，他开始率兵打仗。由于他有谋有略，而且长期在陕西为官，熟悉陕西情形，所以他的部队在陕西打得不错，并赢得了不少声名。
就在此年的六月前后，因原延绥巡抚张梦鲸被义军的凶猛之势惊吓而死，洪承畴一跃而升任延绥巡抚，成为地方大员。从此以后，洪承畴更是卖力，而且心狠手辣，胆大心细，做事利索。到了崇祯四年（1631）十月，已深得崇祯帝信任的洪承畴，在杨鹤被捕以后，便顺理成章地代替杨鹤，升为陕西三边总督。
升任总督后的洪承畴，忠实地执行崇祯帝的政策，加紧了对陕西义军的残酷围剿，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攻势，几乎是连战皆捷。陕西的形势开始好转。崇祯帝开始尝到剿的甜头，全力支持洪承畴。
崇祯五年（1632）春，洪承畴留饷20万，遣甘肃总兵杨嘉谟、固原总兵杨麟、临洮总兵曹文诏、延绥总兵王承恩、宁夏总兵贺虎臣等，各率其部，大举进剿陕西义军。洪承畴首选的攻击目标是“宁塞遗贼”。他们本都是神一魁的部众，是当时陕西境内最大的一股义军，首领是红军友、李都司、杜三等。他们与环庆的民变首领郝临庵、刘六合兵，屯驻在镇原（今甘肃镇原），兵势很盛。
在官兵的强大压力下，镇原的义军顶不下去了，便退守东西川、铁角城、芦堡垒等地，利用险要地势拼死抵抗，并威胁庆阳，寻机突围，试图杀入平凉府，借道突入凤翔府。
陕西巡抚练国事，急令固原（今甘肃固原）兵备王镇奇守住各隘口，令平府守备徐如翰守住泾州（今甘肃泾州）各关口，防止义军外逸。
同时，总督洪承畴立即从鄜州（今陕西富县）赴庆阳，指挥会战。当时，曹文诏率临洮兵，贺虎臣率宁夏兵也赶赴增援。双方在镇原之北的西澳展开激战，前后数十次。义军吃了大亏，首领杜三、杨老柴被斩杀，兵卒被杀数千人。战役以官军全胜而结束，朝廷称之为“西澳大捷”。
西澳大捷后，洪承畴等率兵乘胜进击。不久，洪承畴设伏斩杀不沾泥。曹文诏则设反间计除掉红军友，后于环庆击败可天飞、李都司，于耀州击败郝临庵等。
在洪承畴的强大攻势下，“宁塞之众”基本上被打下去了。至崇祯六年（1633），延绥巡抚陈奇瑜继续分遣诸将，搜剿余众，至此年底，陕西的局势基本上被稳住了。
但陕西局势的好转，并没有让崇祯帝及其朝廷松一口气，因为山西的问题已越来越严重了。
山西的动乱，虽有本身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因为陕西的影响。崇祯三年（1630）春，陕西的义军如老回回马守应、八金刚、王子顺、上天猴等部，分兵两路杀入山西北部。其后，王嘉胤、罗汝才、张献忠、李自成等也纷纷渡河，进入山西。同时，入援京师的陕西五镇兵马，临阵哗变，纷纷逃回山西等地从乱入伙。山西的局势一下子严峻起来了。
当时山西境内的义军，主要分成两路。一路以西南部的平阳（今山西临汾）为中心，一路以府谷（今府谷，在陕晋交界处）为中心。尤其是王嘉胤部，以府谷、河曲为据点，分兵转战各地，西南攻至延安、庆阳，并杀入山西焚掠，声势浩大。这股义军人数增至3万余人，将领百人，并设有左丞、右丞等官职，下辖自号闯王的高迎祥等一大批干将。
山西当局对于这些“乱民”的态度很坚决，就是武力剿灭。至崇祯四年（1631）四月，当时尚是副总兵的朝廷悍将曹文诏等，利用杨鹤大肆招降各路义军的有利时机，率重兵围攻驻守在河曲一带的王嘉胤部。
曹文诏用重兵围困河曲，断绝其粮饷供应之道。王嘉胤缺粮之下，突围而出，向南冲杀。曹文诏一路紧追，再败之于阳城（今阳城）。此年六月，王嘉胤被部将王国忠所杀。
当时的形势似乎对朝廷很有利。在陕西方面，杨鹤招抚了神一魁；在山西方面，曹文诏等解决了王嘉胤，因此杨鹤曾很高兴地给朝廷上书，说神一魁、王嘉胤两人已除，其他的小首领不过尔尔，消灭他们指日可待。没想到陕西神一魁降而复叛，山西的义军也没有因王嘉胤之死而彻底垮掉。他们经一度低潮之后，又重新集结起来，大搅山西。
王嘉胤死后，其部众并未溃散，而是重新选举左丞紫金梁（王自用）为首领，重树旗帜。王自用与各路首领深感相互联络的重要性，于是各部众共推王自用为首领，会合闯王高迎祥、扫地王、邢红狼、八大王张献忠、黑煞神、曹操罗汝才、乱世王、闯将李自成、闯塌天刘国能、满天星、老回回张守应、李晋王、党家、八金刚、混天王、蝎子块、点灯子赵胜、不沾泥张存孟、张妙手、白九儿、一阵风、七郎、大天王、九条龙、四天王、上天猴刘九思、丫头子、齐天王、映山红、摧山虎、冲天柱、油里滑、革里眼贺一龙等部，统称“三十六营”，约有20余万。在陕西之乱被平后，“三十六营”成了反叛朝廷的主力。
山西的战火越打越烈，范围也越来越大。高迎祥、罗汝才（曹操）、张献忠等分道四出，连陷大宁、泽州、寿阳诸州县，全晋震动。朝廷急命宣大总督张宗衡移镇平阳，巡抚许鼎臣驻汾州，分路守扼防御。并派李卑、贺人龙、艾万年等率关中兵赴山西入援。许鼎臣把此三将调至手下，但张宗衡又以总督的身份，传檄三将由他本人指挥，弄得三将无所适从。义军乘机占据临县之东的磨盘山（一名连枝山），并于崇祯五年（1632）九月前后分兵三路：一路据交城（今交城），窥太原，一路据吴城（今孝义境内），窥汾州，一路突入沁州（今沁县），陷武乡（今武乡稍东）、辽州（今左权）等，形势相当危急。
崇祯帝急忙采取应急措施，调兵遣将，对付山西的危局。
昌平镇左良玉被急调赴河南堵截。左良玉原系辽东名将，虽大字不识一个，但打仗骁勇。此次因李自成等部从晋城之南突入河南，攻克修武，河南乡绅情急之下，联名上疏朝廷请救。朝廷便急调左良玉率兵2千余人赶赴怀庆堵截。李自成、八金刚、过天星等后来虽重新杀回山西武乡，不久攻克辽州，而左光斗却留在了河南，负责河南的防务。
崇祯六年（1633）春正月，曹文诏被赋予大权。这是一次重要的人事变动。在此以前，山西的围剿，各自为政，总督、巡抚及各将领之间矛盾重重，无重臣节制。至此，曹文诏出任山西方面的前线总指挥，负责节制山西、陕西诸路兵马。
曹文诏绝非等闲人物，他是当时陕、晋前线最能干的将领之一。他是山西大同人，年轻时从军辽东，曾在熊廷弼、孙承宗手下做过军士。后由袁崇焕提拔，在祖大寿手下任游击。袁崇焕被逮后，曹文诏也随祖大寿叛逃，后投总兵马世龙，升参将。辗转回山西围剿农民军后，因功升副总兵、总兵。他在镇压陕西义军的过程中，屡建奇功，所以当时有一民谣说：“军中有一曹，西贼闻之心胆摇。”由此可见他的威望。事实证明，他出镇山西后，山西的情况有了明显的改观。
崇祯帝还特谕山西各地，要求支持曹文诏等部。当得知山西有的地方官不与曹文诏合作时，他严旨责成御史弹劾纠察，重重处罚。此年五月，崇祯帝还命太监陈大全、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等出任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等四支劲旅的监军，其职掌是记功过、催粮饷。为此，崇祯帝还发内帑4万两，素红蟒缎4000匹，红素千匹，让这4位太监于军前给赏，以示支持。
曹文诏与部将马科、曹变蛟等人一道，率领“逐一挑选、屡经战阵”的马步兵3500人，由庆阳出发，经潼关渡黄河，前往山西蒲州、河津，再向山西腹地深入，参加围剿。
曹文诏部，是所有参加围剿的官军中打得最好的一支。
曹文诏在河津经短暂休整后，开赴霍州（今山西霍县）。在霍州与农民军万余人发生了激烈的遭遇战，曹文诏率领的陕西兵骁勇善战，击杀农民军首领钻天鹞、上天龙。农民军溃逸。
曹文诏旋即挥师北上，在太原之北展开攻击。先败农民军于盂县（今盂县），追击途中，在寿阳（今寿阳）之东北的方山，再次大败农民军，斩杀其首领混世王，其余部为游击猛如虎逐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