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吴伟业所记的荥阳大会，是漏洞百出。其实，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当时河南的情况，就会发现，云集河南的农民军，无论开不开那个大会，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向东南方向挺进。
原因很简单，就是其他的去路皆已被重兵堵死。向西推进肯定不行，因为洪承畴诸部足以让他们心惊肉跳。往西南也不行，因为卢象升等人才把湖广郧、襄地区的农民军逼到了河南。那么往北呢？更不行！因为左良玉的部队守在新安、渑池一带，张全昌、曹文诏所带的山西兵，也由北往南进军。农民军最怕的就是左良玉、曹文诏等人。往东北方向，农民军则更是无路可走，因为最精锐的关宁铁骑、天津兵正是从这个方位的畿南、山东开过来。
因此，农民军只有向南、向东南方向挺进，进入河南东部、东南部，以及南直隶的凤阳、庐州、安庆等地。相对而言，朝廷在这一带的防守力量，要薄弱得多，活动的余地也大。正是因为如此，河南地区的各路农民军才要一齐杀向东南。
如果从农民军当时的构成、素质和作战的习惯方法来看，荥阳大会之类的说法，也是不太实际的，说得难听些，是过高地估计了农民军的档次。
说到这里，就有必要再来回顾一下农民军的一些基本情况。
陕西的动乱，虽开始较早，但最早发难的几乎都是些饥民。这些饥民，参加动乱的最基本、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生活困难，活不下去。因此，农民军在开始时，无论是组织方面，还是战斗力，都很幼稚，遇到战斗力强的正规官兵，还不是对手。
不久，随着边兵、边盗等人员的加入，农民军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边兵、边盗本已有之，虽人数不众，但战斗力很强。崇祯二年（1629）十月，由于后金军队大规模入侵，崇祯帝急令各地勤王。山西巡抚耿如杞和总兵张鸿功，率5千人入卫勤王，陕西三边总督杨鹤、陕西巡抚刘广生和甘肃巡抚梅之焕也遣五镇总兵吴自勉、尤世禄、杨麒、王承恩和杨嘉谟等率兵1万8千人赴援京畿。耿如杞的部队在北京附近哗变，一哄而散，逃回山西。延绥总兵吴自勉率领的榆林兵，也在中途逃归。甘肃入援部队在金县也发生哗变。这些士兵，不少都加入了农民军。这些边兵的入伙，加上先前已经加入农民军的逃兵等人员，大大加强了农民军的战斗力。
尽管如此，农民军还是处于劣势。陕西境内的农民军虽一时风起云涌，人数众多，但相互之间并没有统一的组织。民间流传着的《水浒》故事和戏曲，当时也是农民军汲取知识的主要来源。因此，此时的农民军，还处于低水平的层次上。
农民军在崇祯三年（1630）春进入山西，尤其是在崇祯六年（1633）冬渡过黄河、杀入河南后，情况开始有了很大变化。如果用一句话来加以概括，那就是“流寇主义”迅速发展。
户部主事张缙彦，曾在崇桢十一年（1638）上疏谈到了他对农民军的看法。他认为：
“贼之得势在流，而贼之失势在止；贼之长技在分，而贼之穷技在合；贼之乘时在夏秋，而贼之失时在冬春；贼之得计在以塘马战而老营避，在以火光近而真营远，贼之失计在行营不知备，截杀不相救。”
张缙彦依据其亲身经历，精辟地论述了他对兵情贼势的看法。
具体而言，渡河后的农民军的“流寇主义”，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不建立根据地或政权，到处流动作战，流动不居。农民军的一切人员都随营流动，归附的饥民也入农民军，妇女也是乘马以从。因此，号称有数千或上万人的一营农民军，能打仗的实际上只占一小部分，而大部分则是老弱妇女之类的人。在战斗不顺利时，被官军冲散、俘杀的，也往往是后者。真正的战斗人员却往往能伺机逃逸，不太容易被俘杀。这也是官军屡报大捷，而农民军精锐仍在的主要原因。
农民军通常是以一大股一大股的形式活动的。一大股往往被称作一营或数营，每营有一头目，其名称不一。有的称掌盘子，意思是管营子，下面设总管、掌家或管队等职。有的营称总头目，下面设头目。随着农民军人数的增多，不少营达到几万人，其组织形式也随之改变。有的营被分成若干哨，分设大领哨、领哨、大哨头和哨总等职。有的营则将管队分成老管队、小管队、管队三级。也有的营则分成老掌家、大掌家和小掌家。
农民军还设置老营，来安顿家属，管理粮食、器械、旗帜等军需品。每逢战事，农民军往往让老营远远避开，以免受到敌军的冲击，损失家属和辎重。有些农民军还把依附的饥民分成若干专业队。一般而言，农民军对愿从者一律不杀，有手艺者分别被编入各类专业队。
由于流动作战的需要，农民军很注重骑兵即塘马。作战时，骑兵担任主要的攻击任务。每一骑兵都有二三匹战马，轮流换乘，终日疾驰，犹如急风骤雨。撤退时，骑兵的速度也很快。塘马强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往往令马少步多的官军措手不及，处于被动。
农民军各营之间，时分时合，各自为战。早期在陕西时，农民军尚处于一伙一伙的自发形式，数目众多，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很松散，。因此，朝廷也很难弄清楚其具体的情况。进入山西后，一度有王自用（紫金梁）等所谓的首领，但这些首领实际上也名不副实，绝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拥有很大的权威。
农民军从山西突围后，这种分散性进一步加强了。有些营是单独行动，有些营则采取临时的合营关系，但很不稳定。渡河后的农民军，甚至连一个名义上的领袖都没有。高迎祥虽有相当大的号召力，但各营并没有正式推选他做首领。他之所以有号召力，是因为实力较强、人缘不错。
不过，到了崇祯八年（1635）春，农民军已出现了比“营”更大的一种组织形式，即“家”。据说在河南荥阳开会时，就有“十三家七十二营”的称谓。自此以后，“十三家”就成为流寇的通称。“家”的出现，表明农民军开始出现合股之势，并最终形成了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军主力。
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后人甚至是当时的人，包括与他们作战的朝廷将帅，都无法真正掌握农民军的详情。其中最令朝廷头痛的，就是那些农民军的头目。
那些头目们，本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员，在平时实在是上不了台面，要不是造反，根本没人会提起他们。但偏偏是这些本不起眼的小人物，还要学《水浒》中的英雄，起那些让人弄不清的名号。况且这些名号，也不是某一人的专利，因为一旦原用某一名号的人死了，还会有新人顶用。再加上那些头目的人数本就很多，几达百人，情形就更复杂了。
当然，现在能勉强弄清楚的，还是不少。自崇祯六年（1633）至崇祯九年（1636）秋的主要农民军首领，大概有这样一些：
高迎样：号闯王，崇祯八年（1635）七月拥有部众7万，十一月增至12万。
高应登：号闯天王（撞天王），崇祯八年十一月拥有部众约17万。
拓先龄：号一字王，崇祯八年十一月与张献忠等部一起，拥有部众20万。
拓养坤：号蝎子块（或称刘哲，亦号蝎子块），崇祯八年十月拥有部众3万，崇祯九年（1636）发展最速，部众最多，人数在高迎祥之上。
张胖子：号整齐王，崇祯八年一月，拥有四股部众，大约数万人。
马守应：号老回回（或云老回回是马守玉），崇祯七年（1634）拥有万余人，崇祯八年三月增至数万。
张献忠：号八大王，崇祯八年三月拥有部众数万。
摇天动：姓名不详，崇祯八年五月拥有部众数万。
罗汝才：号曹操，崇祯八年后拥有部众数万。
马进忠：号混十万，崇祯九年拥有部众数万。
李养纯：号四天王，或张四天王，崇祯九年拥有部众数万。
李自成：号闯将。高迎祥死后数载才承袭闯王名号，崇祯八年七月拥有部众7万。
混天王：姓名不详，崇祯七年七月拥有部众数万，崇祯九年一月诛死。
惠登相：号过天星，后降官军。
刘国能：号闯塌天，后降官军。
张大受：号满天星。
张一川：号扫地王（或云李靖也称扫地王）。
蔺养成：号乱世王。
贺一龙：号革里眼。
许可变：号改世王。
李万庆：号射塌天，后降官军。
贺锦：号左金王。
王国宁：号兴世王。
薛仁贵：原名不详。以旗帜俱用白色，故名，军中称“白袍将军”。崇祯九年秋诛死。
此外，主要首领尚有混世王、整世王、九条、顺天王、太平王、靖天下、瓦背王、爬天王、紫微星、蛤蜊圆诸人，姓名不详。还有张妙手、贺双全，无名号。
次要首领大约有：
草上飞、抓山虎、双翼虎。以上诸人被擒，姓名不详。
镇山虎、一只虎、满天飞、克天虎、钻天鹞、五条龙、小天王、乌风鬼、黑旋风、黑杀虎、飞山虎、鬼见愁。以上诸人被戮，姓名不详。
闯虎、黄虎、白虎、头神、紫金梁（不是前面提到的王自用）、黑蝎子，姓名不详。
许文衡、王九仁、王成龙、祁总管，无名号。
留在山西没有南渡黄河的，则有王刚、王之臣、通天柱、掌世王、翻山动、领兵王、姬关锁等。另有高加计号“显道神（或险道神）”，刘浩然号“乡里人”，贺宗汉号“活地草”，3人声势很大。
上述60余人，肯定不是全部。除了这些“巨首”之外，肯定还有更多的小头目。即使是“巨首”之间，实力悬殊也很大。多的达十万以上，而少的只有数千人。
到崇祯九年（1637）秋，农民军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首领走向了没落，如张妙手、贺双泉等人。有些则能始终保住地位，如惠登相、张大受、马进忠、贺锦、贺一龙、李万庆、横天王等。有些则能继续发展，如高迎祥、张献忠、拓养坤、马守应等。有些则倏兴倏衰，如高应登、拓先龄等。当然，也有在此期间才开始发展壮大而独称劲旅的，那就是李自成。关于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情况，留在后面专门介绍。
回顾了农民军的基本情况后，就不难发现，荥阳大会有虚构、夸大的成分。事实上，崇祯八年（1635）春，农民军正是在官军的强大压力下，才依据当时的具体情形，利用流动作战的故伎，一齐杀向了官军防守薄弱的东南方向。
不过，农民军这次的攻击方向，算是选对了。
凤阳之变
农民军攻击的目标，是南直隶西北部的凤阳等府，即今皖北地区。
凤阳是明王朝的“龙兴”之地，即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朱元璋得天下后，曾在这里大兴土木，先后为自己的父母修建了陵墓即皇陵，扩建了自己少年时代当过和尚的龙兴寺，并按南京的规格修建凤阳城，定其为中都。因此，凤阳对明王朝有特定的意义。
同时，凤阳府也是南京的北方门户，如果凤阳一失，则南京门户洞开，必受兵锋威胁。如果南京出了问题，那东南赋税重地、半壁江山就很难保住，大明朝的气数也就差不多了。因此，凤阳一带，无论从哪方面而言，都不应该出任何差错。
令人费解的是，朝廷并没有十分重视凤阳的防守。本来，朝廷在凤阳设有留守司，以及班军、高墙军、操军和护陵军6千余人。凤阳巡抚督漕驻淮安，兼护泗陵（皇祖陵），太监驻凤阳。但由于承平日久，已无多少战斗力。
早在崇祯六年（1633）冬，当农民军突破黄河南渡河南以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就上书朝廷，要求派兵防守凤阳祖陵。崇祯七年（1634），兵部尚书张凤翼也请饬凤阳抚按加强防守。崇祯帝曾召谕兵户两部，令淮安巡抚朱大典和杨御蕃扼守南畿和凤阳祖陵。但总的来说，凤阳的防守仍很薄弱，尤其是负责防护的巡抚杨一鹏、太监杨泽都不得力。许多人甚至还认为，农民军大概不会杀向凤阳一线。
不幸的是，农民军恰恰选中了朝廷防守比较薄弱的凤阳地区作为主攻方向。
在闯王高迎祥、张献忠等率领下，农民军经河南汝宁，先南下攻破固始，再攻占凤阳府霍丘县。与此同时，另一支农民军在扫地王的率领下，也攻占了凤阳府的颍州城。
霍丘、颍州的朝廷官员，在农民军面前倒还很有骨气。霍丘城破时，县丞张有俊、教谕倪可大、训导何炳若以及大豪绅田既庭等，都不屈而死。颍州被破时，知州尹梦鳌亲持大刀搏杀，后寡不敌众，投城下乌龙潭自杀，其弟、侄7人随之自杀。通判赵士宽，也率家人参与巷战，后投水自杀。其妻则带着3个女儿登楼自焚。
当时的颍州城中，还住着一位任过兵部尚书的张鹤鸣。天启年间，当时担任兵部尚书的张鹤鸣，曾全力支持巡抚王化贞进攻后金而不服从经略熊廷弼的指挥，导致辽东全线败退，张鹤鸣因此丢官返乡。这次正好被农民军逮个正着。据说张鹤鸣和他的弟弟张鹤腾被抓到后，态度十分强硬。农民军便把张尚书倒悬在树上，张尚书仍骂不绝口，最后被杀。其弟张鹤腾、子张大同也同时被杀。
颍州张鹤鸣大概是农民军在崇祯八年以前处死的最高级别的官员。说也奇怪，颍州城对农民军的反抗，也十分刚烈。城破之后，遇难的官绅士庶多达150人，妇女殉节者27人，烈女8人，其“忠烈”之称，一时独盛。
不过，几天后发生在凤阳城中的情形，就与颍州城很不一样了。
农民军破颍州、霍县后，一部分南下攻入庐州府境，另一部分即杀向寿州（今寿县）、凤阳。
凤阳当时的情形已是很糟糕。不过这倒帮了农民军的大忙。
本来，凤阳作为龙兴之地，享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明太祖朱元璋曾予以特殊照顾，在赋役方面给了不少优惠。但至明末，这种优惠已不复见。相反，凤阳作为中都，百姓承担的差役、造作多如牛毛，日子几乎到了过不下去的地步。
崇祯四年（1631）十一月，当时任南京礼部右侍郎的钱士升（后于崇祯七年入内阁），在奉命祭告凤阳皇陵之后，曾向朝廷上疏汇报了凤阳地区衰败的景象：
“凤阳号称帝乡，但一入其境，只见土地多荒，庐舍寥落，一望萧然。
究其原因，是因为凤阳土地本就贫瘠，在江北属下下之郡。一遇灾荒，百姓往往向外逃荒。而走掉的那部分户口本应承担的赋役，就须让留在本地的人承担。如此恶性循环，结果自然是户口越来越少，荒地越来越多。”
所以，钱士升最后要求朝廷对凤阳予以特殊照顾，蠲免凤阳的赋税。
崇祯帝在看过奏疏后，也未有多大反应，只是轻描淡写地批了一句。他是怕开了先例，各地起而效尤。当时他正想方设法增加收入，自然不愿接受钱士升的建议。
既然如此，凤阳的局势便不可避免地要恶化下去了。崇祯七年（1634），凤阳守军曾发生兵变，皇陵卫指挥侯定国被乱兵杀死。
到了崇祯八年（1635）正月，凤阳守备太监杨泽得知农民军已围寿州后，急令留守朱国相准备迎敌，令风阳知府颜容埴领乡兵防守。这位杨泽，声名不佳，唯财是贪。凤阳商民对他很是不满，便诉告于巡按御史吴振缨。吴振缨哪敢得罪杨泽，当然不接受诉告。群情激奋之下，百姓一拥而至太监署，点火焚烧。吴振缨则伺机逃脱。
于是，一些极端的百姓便偷偷地赴颍州去接纳农民军。
正月十五日夜，适逢元宵节，凤阳城中依然是仕女如云，笙歌彻耳。农民军的先头部队约300人，化装成商贾、车夫，悄悄潜入凤阳城中。突然，城中火光四起，喊声冲天，百姓狂奔，一片混乱。农民军乘乱占城，大军随后而至。
当时的凤阳本无城墙，无险可守。城中虽有数千兵马，但根本无法组织抵抗。留守朱国相、指挥袁瑞征仓促应战而死。
据说农民军首领扫地王、太平王杀入府署，抓到了身穿囚衣混迹于囚犯中的知府颜容瑄，用棍子把他活活打杀堂下。推官戴文英等6位文官及41位武官，也被处死。据说士民被杀者多达数万人。
或许是农民军这么多年来一直被追杀，吃足苦头，因此把怒气都发泄到了凤阳，以报复崇祯帝和朝廷。
他们把太祖朱元璋父母的陵墓即皇陵糟蹋得面目全非。他们放火烧掉了皇陵、享殿以及陵区内的30万棵蟠松，杀掉了守陵太监60余人，把关押在陵区高墙内的罪宗（即犯罪的宗室人员）百余人放跑。他们放火焚烧城中的公私邸舍2万余间。龙兴寺也被点着了大火。一时间，凤阳城内外火光冲天，光照百里之外。
农民军公开打出“古元真龙皇帝”的旗号，在凤阳地区恣掠3日，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过了几天舒心日子，庆祝他们前所未有的胜利。
据说农民军曾在凤阳神祠中占枚问神，得了个下签。一怒之下，剖神像，拔营而去。在分兵撤退时，还有一个小插曲。据说李自成曾向张献忠索要皇陵中那些善拉会吹的小太监，张献忠舍不得给。李自成一怒之下，便与张献忠分开。当然，这些记载是否属实，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从农民军流动作战的一贯手法而言，农民军撤出凤阳地区也是意料中的事。他们根本不会久留此地。另外，凤阳沦陷后，周边的官兵纷纷向凤阳进发。太监卢九德等率川兵3千急驰救援，山东巡抚朱大典也调徐州总兵马、睢州总兵骆举率兵进援。南京方面也有进兵动作。农民军绝不会留在凤阳等着官军来进攻。
具体而言，农民军撤离凤阳地区后的主要攻击路线，有这样几路：
一路由高迎祥、李自成等人率领，从凤阳府太和县进入河南。经河南鹿邑、杞县，进入密县山中。
一路由扫地王等率领，攻毫州（今安徽亳县），走河南夏邑，围归德。
这两支部队后在河南归德地区会师，图谋西入潼关。
一路由张献忠等人率领，杀入庐州府境内，先后攻陷庐江（今庐江），屠戮巢县（今巢县）、无为（今无为）及安庆府的潜山（今潜山）、太湖（今太湖）、宿松（今宿松），后遇应天巡抚张国维的抵抗，又杀入湖北麻城，进入河南境内。
张献忠一支，攻掠最凶，南下庐州、安庆两府后，除庐江一城未下外，其余各城无不攻陷，令朝廷无法抵挡。
凤阳失陷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上下一片惊慌。
兵部尚书张凤翼接到败报后，大惊失色，几乎要站立不住，晕倒在地！
崇祯帝接到中都沦陷、皇陵被焚的消息后，悲痛欲绝。此日本当开讲经筵，崇祯帝特传旨免行。他自己素服避殿，亲自赴太庙祭告祖宗之灵，并命百官修省。
凤阳之变在崇祯帝心中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创伤。他在默默承受着朝廷上下各种有形或无形的压力之际，不得不面对列祖列宗，反省自己即位以来的种种举措。不过，他更希望他的军队能在短期内剿灭农民军，为他报仇雪恨。
为此，他进行了新的部署。
他首先作了人事上的调动。
凤阳被焚，总要有人顶罪。漕运御史兼凤阳巡抚杨一鹏在劫难逃，后被斩首弃市。其实，杨一鹏也有点冤。作为巡抚，杨一鹏因年老多病，是不太称职。但斩他的罪名，却是他没及时救援，或没有及时从淮安移镇凤阳。而在这一点上，杨一鹏却没有死罪。镇守淮安，本是朝廷的规定。而且杨一鹏事先也征求过朝廷的意见，崇祯帝则明确表示不必移镇。当然，话虽是崇祯帝以圣旨的名义说的，实际上却是内阁首辅温体仁的意见。就此而言，朝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与杨一鹏一起被迫究的，还有凤阳巡按吴振缨。他也被逮下狱，最后充军戍边。守陵太监杨泽则自知罪孽深重，先畏罪自杀了。
杨一鹏被逮后，由朱大典总督漕运，巡抚凤阳，协同洪承畴围剿农民军。再发精锐的辽兵3千，由总兵祖宽率领，开赴前线。同时急令洪承畴加紧围剿工作。
但前线的战事，并没像崇祯帝所迫切希望的那样，有迅速好转的迹象，反而越来越糟糕。
洪承畴依据当时的形势，制定了一个初步的方案，具体布阵如下：
四川镇抚所属各部，移驻夔门、达州一线，进援湖广襄汉；
湖广抚镇，则分驻承天、襄阳，郧阳巡抚驻郧阳；
漕运总督移驻颍州、毫州，进援河南的汝宁、归德；
山东巡抚移镇曹州、濮州，向南支持江北江南；
山西巡抚移驻蒲州，进援河南灵宝、陕州；
陕西巡抚移镇商州，以便策应、调度陕西南部的兴安、汉中诸地；
河南巡抚移镇汝州、南阳间；
保定抚镇移镇邯郸、磁州一带。
洪承畴的如意计划，是想南北策应，形成一个大包围圈，把农民军困在河南，一举歼灭。
然而，农民军并不会如此“听话”，留在河南等朝廷来围剿。他们不久又故伎重演，杀向关中。
就在洪承畴出潼关进入河南后，原先留在河南西部的农民军便乘陕西空虚，杀回陕西境内。至此，由安徽进入河南的高迎祥、李自成等部，以及由湖北进入河南的张献忠等部，加上原先留在河南的农民军，纷纷杀向河南之西部，并重回陕西境内。
忙了半天的洪承畴，急忙修改战略，由河南回救陕西。他于四月二十日前后在河南汝宁召开了会议，进行了布置。基本情况是：
他本人亲率贺人龙、刘成功等部将，杀入陕西，与农民军决战，同时命曹文诏由湖广进入河南，与他共同作战。
总兵左良玉、汤九州率兵5千，扼守陕西商南县境内的瓦屋、吴村两个要隘，切断农民军进入河南内乡、淅川的捷径；
总兵尤世威、徐来朝率兵5千，扼守陕西洛南县境内的兰草川、朱阳关，防止农民军由此进入河南的灵宝、陕州、卢氏等县；
总兵陈永福率官兵近2千名，扼守河南卢氏、永宁境内诸隘口，协助河南巡抚陈必谦堵截农民军南北往来；
总兵邓玘、尤翟文、张应昌、许成名，各以所部防守汉江南北之上津、郧西、平利、竹溪等县，防止农民军从此地进入湖广境内；
同时请敕朱大典防江北。
这是洪承畴针对农民军流动作战的一贯作风而制定的不得已的策略。他想用拙策死守之法，来对付农民军的轻逸飘忽。此招虽笨，但如能彻底贯彻，至少能把农民军困在陕西，并有机会用精锐之师杀入关中，寻机决战。
遗憾的是，洪承畴的计划，得不到保质保量的贯彻。
先是总兵徐来朝的部卒不听调遣，反叛于卢氏县，此部不战自溃。
接着，总兵邓玘之部众因缺饷而叛变于樊城。邓玘越墙逃跑时，不幸落入大火身亡。其部众一哄而散。
网刚张开，却已先破。
洪承畴只有仰天长叹！长叹之余，洪承畴亲率贺人龙、刘成功两总兵进击，于四月底进驻河南灵宝。五月，移驻西安之北的高岭。
曹文诏从河南阌乡赶到陕西商州，并于金岭川大胜农民军，把农民军压向北部，并一路追击。农民军在老回回、张献忠等率领下，在凤翔与高迎祥等部会合。然后往北、往西挺进。散布陕西各地的农民军也纷纷攻城略地。
洪承畴当时实际上没有多少兵力，根本无法与数十万农民军打硬仗。但慑于“六月廓清”的限期，洪承畴虽苦于兵寡，仍令进兵，咬住农民军，结果是连遭败绩。
六月十一日，乱马川一役，官军前锋刘宏烈被农民军生俘。
六月十四日，副总兵艾万年、刘成功、柳国镇，游击王锡命奉命引兵3千，前往宁州（今甘肃宁县）增援，以解农民军之围。当时李自成正率兵猛攻宁州城。双方交战于宁州附近的襄乐镇。官军抵挡不住，被迫撤退，至巴家寨时被农民军伏击。艾万年、柳国镇均被击毙，部卒被歼一千多人。而刘成功、王锡命则身负重伤，率残卒突围而逃。
前线的败报接踵而至，洪承畴无兵可调，急得团团转。
此时，恰好曹文诏赶到。曹文诏听到这些消息后，拔剑砍地，发誓要与农民军决一死战，报仇雪恨。
仗打到这种分上，还有人主动请战，洪承畴自然大喜。他连忙说：
“非将军不足办此贼！”
但高帽子戴过之后，洪承畴又诉苦道：
我手中已无兵可调，不能与你策应。你先行一步，我将从泾阳（今泾阳）趋淳化（今淳化），为将军作后盾！
洪承畴确实无兵可调，只能亲率大营为曹文诏策应。
曹文诏便带着兵卒3千向甘肃进发。在真宁（今正宁）境内的湫头镇与农民军相遇。曹文诏命其子曹变蛟为前锋，自己殿后，进行生死决战。
曹变蛟首先冲杀，斩敌500，并急迫30里。曹文诏率步卒随后而进。没想到农民军数万骑设伏于此，突然杀出，把曹文诏等团团围住。一时间，箭如蝗飞，杀声震天。
当时农民军并不知道曹文诏的真实身份。不巧的是，有一位被俘的小卒，情急之中，大喊：
“将军救我！”
这一喊，引起了农民军的注意。原先做过曹文诏部下的降卒，一下认出了曹文诏，便大喊道：
“这位就是曹总兵！”
农民军自然不会放过曹文诏！不惜一切，坚决追杀。势单力竭的曹文诏，边杀边逃，最后自知难以脱身，便举刀自刎。
一代名将就这样战死疆场！
如果站在朝廷的角度来讲，曹文诏的战死甚至可以与中都凤阳的沦陷相提并论。凤阳之变，虽是惨烈，但毁掉的仅是中都，尽管中都凤阳的意义非同小可。而曹文诏之死，使朝廷失去了一位非同一般的良将，对朝廷的围剿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
曹文诏在当时被称为良将第一，忠勇冠世。如果从他的战绩而言，这种说法一点也不为过。他先后在陕西、山西参加对农民军的围剿，几乎每仗必胜，是农民军最头痛、也是最害怕的一位将领。后来曹文诏曾一度被调任大同总兵，期间因后金入侵而被朝廷处罚。经山西巡抚吴甡的力保，曹文诏才得以重新出任助剿总兵，戴罪立功，并先后转战河南、湖广、陕西，敢打肯打，让农民军吃尽了苦头。
农民军得知曹文诏的死讯后，一时人心大快，士气大振。
与此相反，曹文诏战死的消息，却使前线官兵大受震动，严重影响了士气。
洪承畴接到曹文诏败死的消息后，仰天痛哭，泪血沾衣，追悔不已。洪承畴的功绩，多半是由曹文诏为他挣来的。曹文诏在陕西时，打仗屡屡得胜，而作为上司的洪承畴，却经常不给他上报，而贪为己功。此次曹文诏孤军深入，洪承畴明知凶险，却仍同意他冒险。在洪承畴看来，曹文诏大概还没有打不赢的仗！没想到这种轻率决定，终使一代良将丧命。
崇祯帝接到曹文诏的死讯后，深感痛惜，大概也有点后悔。想当初，曹文诏在山西战场连连得手时，崇祯帝却轻信流言，把他调任大同总兵。后又以后金入侵丢失守地为由，惩处曹文诏充军，幸亏吴甡力保。此时曹文诏战死，崇祯帝才痛感良将难得。他下令给曹文诏赐祭葬，世荫指挥佥事，并令有司建祠，春秋致祭。
洪承畴于正月受命出潼关时，崇祯帝曾命他于6个月内肃清农民军。当时，洪承畴就觉得很勉强。他给皇帝上疏说：
“地阔则难固，兵少则弗敌，鞠躬尽瘁，胜负未可知也。”
话虽是这么说，但洪承畴绝没有预计到6个月后竟竟会败到这种地步。
无兵可用的洪承畴，面对凶狠的农民军，使尽了浑身解数，保住西安等城。他于七月份曾上疏诉苦道：
“官兵不能当贼十分之一，合省宁剿仅四万余人，其势不敌明甚。”
洪承畴能保住西安，已是不错，因为陕西境内的农民军，已占绝对优势。但农民军不久发现，陕西因连年战争、灾荒，粮食供应很成问题，于是图谋东出，进入河南。
张献忠等部试图从陕西蓝田突入河南卢氏县，遭总兵尤世威阻击，一度进入商洛山中。参将徐来朝所率部卒3千人，不肯进山追击，发生哗变，被农民军乘机击溃。徐来朝部一溃，尤世威部失去侧翼保护，加上士兵久戍荒山，水土不服，病疫发作，终于被农民军击溃，豫西边界被突破。
农民军遂分营10余路，一齐杀入河南。除高迎祥、李自成等部留陕之外，大部分都进入河南。据说农民军进入河南时，大队东行，尘埃蔽天，队伍宽40里，长百余里，老弱居中，精骑在外保护，声势十分浩大。面对如此浩荡大队，总兵左良玉、祖宽竟不敢出击，眼睁睁地看着农民军进入河南。河南再次成为中心战场。
身为五省总督的洪承畴，竟然连陕西一省都应付不了。现在农民军主力又东出河南，更让洪承畴力所不及。朝廷见此情形，急忙商讨对策。
崇祯八年（1635）八月，朝廷任命卢象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特赐尚方宝剑，可便宜行事。
朝廷还给洪承畴、卢象升的任务作了分工。洪承畴主剿西北，卢象升主剿东南，如遇农民军再入陕西，卢象升则进关合击。同时，朝廷分别任命戴东旻、苗祚士和史可法为河南、湖广、南直隶监军御史。
卢象升被推到了督师的位置。在明末这个悲剧时代，此次任命预示着他后来的悲惨结局。
卢象升，字建斗，号九台，南直隶宜兴人。天启壬戌科（1622）进士，授户部主事，因得力能干再升大名知府，迁山东副使。崇祯二年（1629），因京师危急，募兵勤王。后金兵退后，再迁天雄兵备。当时正逢农民军由山西进犯河北，卢象升积极备战，虽身负重伤，但仍能多次退敌，立下战功，被农民军称为“卢阎王”，博得声名。崇祯七年（1634），卢象升被任命为郧阳巡抚，调赴湖广。任职期间，卢象升如日中天，声名远扬，并于次年五月被提拔为湖广巡抚。至此，卢象升终于升为五省总督，不久又升为七省总督，与洪承畴一起，成为围剿农民军的两大台柱。
当时卢象升手中的兵力，主要是湖广主客兵约2万人。洪承畴在陕西，也是捉襟见肘。崇祯帝为增加兵力，竭尽全力。他先调兵7万，参加围剿，后又增兵2万，而且还从辽东前线抽调精锐之师参战。
为了配合剿灭，崇祯帝还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他甚至在此年的十月，破天荒地下了一份“罪己诏”，摆出一些难得的姿态，来收笼民心。
崇祯帝这一切，目的很明确，那就是为了剿灭农民军，腾出精力来对付关外的后金。
擒杀高迎祥
面对朝廷的凶狠之势，农民军又是如何应对呢？
杀入河南的农民军，到处出击。一部自河南府的嵩县（今嵩县）杀到汝宁府的郏县（今郏县），再进入开封府的禹县（今禹县），围攻密县，后又放弃，撤围而去。进入汝宁府的农民军，围攻信阳州城失利后，又退而南下，攻湖广的孝感、应山。蝎子块的农民军数万人围攻颍州，大败官军于瓦店集，俘虏总兵张全昌。然后挥兵南下，一路杀到湖广境内的蕲、黄地区，经宿松进犯南直隶安庆府境，进攻潜山、太湖。另一支部队则杀入庐州府，犯英山、霍山，进扰舒城。
张献忠部似乎留在了河南西部地区。
留在陕西的高迎祥、李自成部也东西出击。高迎祥率部西掠，进攻武功、扶风，围扶风城1个月而未下，明援兵至，主动撤出。李自成则东击，攻富平、三原以东。十月，李自成与官军总兵左光先、王世钦和副将曹变蛟大战于高陵。
此间，李自成部发生了一点小插曲，给李自成惹下了麻烦。
当官军与李自成部在醴泉相持时，李自成手下的得力干将高杰，竟投降了官军。据说，高杰也是米脂人，深得李自成宠信。而李自成妻邢氏则骄武多智，掌军资，负责分支粮仗。不想日久生情，两人私通。至此，高杰担心事情败露，难逃劫运，便挟持邢氏叛降官军，给李自成带来了不少麻烦。
高杰之叛，使洪承畴大喜过望。洪承畴亲自追剿李自成，大战于渭南、临潼。李自成屡败之后，向东撤逃。
此时高迎祥也受官军压迫，不断东撤，经华阴山中，与李自成会合。然后合力东击，攻破河南卢氏县境内的朱阳关，于十一月份与张献忠等部合营于灵宝。不过，也有人说，李自成根本就没出过陕西。
合营诸部随即猛攻阌乡，击败左良玉、祖宽部，进而攻陷陕州，并东击洛阳。
河南巡抚陈必谦率左良玉立即增援洛阳。攻城受阻的农民军放弃洛阳，分兵进击。
张献忠部南犯汝州府，至嵩山、九阜山，被总兵祖宽击败，死亡千余人。张献忠率部撤走。朝廷称之为“汝西大捷”。
高迎祥等则走偃师、巩县，被从汝宁赶来的祖宽大败于白沙、龙门。这支部队便南下汝宁府，围新蔡，攻遂平、确山、光山，最后被总兵祖宽大败于确山。
卢象升曾于此年底给友人写了一封信，描述了闯王高迎祥部的一些情况。他说：
“二个月来，奔命于汝、宛、河、洛之间，万分忙苦。贼多而且横，前后俘斩虽有数千，但尚不是荡平胜著。必须于崇祯九年正、二、三月内，先剿灭闯王一股，余贼方可次第歼散。”
他接着介绍了闯王高迎祥一部的情况：
“闯王之贼大约七万余，妇女约一二万，丁壮约一二万，精骑约三四万。此贼不亚安（安禄山）、史（史思明），朝廷或许还没有详细了解。此前曾在陕西与洪亨老（洪承畴）大战三次。近来入豫，我与他也大战过两次，擒斩死伤逃散约两万人，至今尚存五万，依然是劲敌！”
卢象升还点出了他的担忧：
“其余五六股贼众，见剿兵渐集，纷纷与闯王合营，势力更大。现在闯王诸部，合奔东南一带，楚、黄、凤、泗、淮、扬，十分危急。因此，我正星驰而南。”
卢象升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崇祯九年（1636）正月，闯王等部正向凤阳方向杀去。
闯王高迎祥在确山被击败后，有人说他曾一度回到陕西，开年后重新杀出。更有人说李自成根本没有与高迎祥一起杀入河南，而是始终留在陕西。意见很不统一。
现在看来，李自成是否与高迎祥一起杀到过河南，确实还有疑问，但高迎祥在崇祯八年（1635）十二月确山之败后，没有重回陕西，而是直杀东部，这大概可以确定。确山之败后，与高迎祥一度合营的老回回、蝎子块曾杀回陕西，被洪承畴部击败于临潼，南入商洛山间。或许是有人把这部分农民军误认为是高迎祥部了。
崇祯九年正月，闯王率部从河南汝宁府的固始、光山杀入南直隶境内，攻击庐州城（今合肥），阎雄率边兵急救庐州。农民军转而攻下巢县（今安徽巢县，属庐州府）、含山（今安徽含山，属和州）。
接着，农民军冒风雪攻占长江之北的和州（今和县），杀知州黎弘业等。一部分农民军沿江东击，攻打南京之北的江浦（今江苏江浦）。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急派兵防御，农民军退却。闯王、张献忠等7家数十万人则联营攻打滁州。
滁州知州刘大巩拼死固守，城防危在旦夕。卢象升闻警后，立即率总兵祖宽、游击罗岱、副将李明辅等飞驰滁州城下，与农民军展开激战。最后，农民军被击溃，尸伏无数，滁河水赤流数里。
吃了大亏的农民军急速向凤阳、寿州方向撤退。官兵沿路邀击，农民军损失惨重，开始分路向河南境内溃退。
卢象升急速追入河南，布置各军围剿，一时河南境内，杀声震天，血肉横飞。农民军最后逃入南阳府的内乡、淅川山中，卢象升奈何不得。至此年三月，闯王等又纷纷杀回陕西。
围剿的中心一下子又回到了陕西。
朝廷起用孙传庭任陕西巡抚。孙传庭出任巡抚后，锐意进攻。其副将罗尚文击杀整齐王于商洛山中。五月，贺人龙又于安定大败李自成部。
六月，总兵祖宽等率精锐边兵进入陕西作战。
七月，孙传庭、洪承畴率部追击闯王高迎祥于盩屋（今周至），双方展开激战。后因部下叛变，高迎祥被俘，被送往京师，寸磔而死。
高迎祥之死，对陕西的局势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久，农民军首领张妙手、蝎子块向朝廷投降。李自成部也在崇祯九年九月在汉中失利后，杀入四川，至崇祯十一年（1638）初才重回陕西。但不久李自成部连遭败绩，于此年八月重新躲入川、陕、湖广3省交界的山区，直到崇祯十三年（1640）冬才突然杀出，进入河南。
活跃于河南、湖广、安徽地区的张献忠等部，至崇祯十年底（1637）也遇到了困难。
崇祯十二年（1639）初，张献忠在湖北谷城接受朝廷的招抚。射塌天、罗汝才、混十万、整十万、十反王、托天王、小秦王、过天星、紫微星、一字王等纷纷投降。
此年五月，张献忠、罗汝才又重新反叛。李自成也于崇祯十三年（1640）冬钻出山区，重新发展，直到最后掀翻明朝。
有关李自成、张献忠的详情，将留在后面叙述。这里先说说崇祯帝即位近10年来，大明朝为何弄成这种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