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是盐铁、度支、户部的合并，也曾经几度分合，因总领财政，号称“计省”，其长官为三司使，也称为“计相”。计相在地位上仅次于参知政事，同样是中央政府的主要首脑之一。
宰相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受命天子总理万揆，古往今来的无数事例表明，它与皇帝在制度上的关系影响着天下的兴衰，相权的消长是政治得失的一个关键所在。在某种意义上说，宰相甚至比天子更为重要，因为皇帝虽然代表着一种理念，一种原则，而宰相却是道德和忠诚的象征，它是天下四海的基本准则不被损坏的一种保证。因此，它又必须拥有经验和技巧，在“道”与“器”之间充当桥梁。从理论上讲，宰相是士的精英，由此它还必须无愧于这种信任。天降大任于斯人，他们的第一要务是坚守自己的信仰，更要寻求到一种合理的制度来保证这一道德准则本身不被邪恶异端所玷污。帝国目前的政治制度是否有利于宰相实现理念所规定的目标，现在还很难说，不过有一点很耐人寻味：从行政、军事、财政分职的情况来看，相权存在着被分割的危险；但分权互制使政务处理趋于专门，使权威趋于分散，由此宰相的权柄无疑又是百官中最有影响力的，处理得好，还能在实际运作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尽管这种加强的权力在本朝来说对天子并没有什么影响。这确实是既矛盾又统一的事。
吕夷简第一次罢相的缘由是仁宗皇后郭氏给皇上吹了一次枕头风的结果，为此，他十分嫉恨这位参与朝政的年轻皇后。后来，天子由于恩眷别移而废黜郭氏，重新入相的夷简从中出了大力。不过，仁宗此举实在是有些孟浪，夷简的不顾原则也有失宰相的风范，因此遭到朝中以范仲淹为首的一部分大臣的反对。从此，夷简便与仲淹结下了怨恨。更麻烦的是，因为这个事件，朝臣大臣围绕着吕、范两人渐渐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派别。
事态的表面化发生在景祐二、三年间（公元1035—1036年）。
夷简复相时五十五岁，以资格较老且圣眷恩渥，处事颇专横，使同相的李迪感到事事不合，甚为尴尬。夷简的复出得力于御史中丞范讽在朝间的一力援引，范讽此人风流倜傥，不拘小节，做事说话都很随便，因与当时的宰相之一张士逊议论不合，所以一力使吕夷简重出江湖。两人起初倒还融洽，一起参与了仁宗废黜皇后郭氏的过程，但后来也有了矛盾。起因是范讽自恃有恩于夷简，便要他把自己也弄到宰相或枢密的位置上，夷简没有答应。范讽意有不平，诡激的毛病又犯，时常骂人，在皇帝面前也敢肆无忌惮地说出“陛下朝无忠臣”之类的话来，弄得大家都很不满，更不用说吕夷简本人了。
其时庞籍为御史，数度弹劾范讽不拘礼法、败坏风俗。宰相李迪与范讽关系不错，彼此又是姻亲，自然袒护范讽。庞籍被降职后，在夷简的授意下，干脆穷追不舍，追劾不停。范讽亦奋起反击，公开声言请求朝廷公断。此事最后终于弄到天子出面的程度，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二月，仁宗诏命宰相吕夷简、参知政事宋绶殿前核裁，结果庞籍降为知临江军，处理最轻；范讽则再降为武昌行军司马，并以其罪申饬中外。李迪受牵连，罢相出知亳州，其他与范讽关系亲密者也一概黜削。夷简推荐同辈的枢密使王曾入相接替李迪，宋绶调任枢密副使，给事中蔡齐、翰林学士承旨盛度入为参知政事。夷简取得这一回合的胜利后，开始独操国柄。王曾虽然受恩于夷简，但夷简事不少让、独断专行的作风，却又使王曾甚为不满。两人意见既有不合，便经常在天子面前争论，但王曾始终不占上风。两位副相中，宋绶与夷简友善，蔡齐则颇附王曾，朝廷派系的苗头已渐渐抬头。
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因反对仁宗废黜皇后而被吕夷简贬到睦州、苏州任职的范仲淹调回京城，权知开封府。仲淹回到东京，便针对夷简主持下朝廷政治的不良局面，特别是对夷简单凭一己好恶进退人物，使侥倖之徒奔走其门的情形表示不满，并大胆与夷简辩论，使夷简甚为不快。仲淹对夷简的公开发难是上了一道《百官图》，他把目前的人事状况详细地画了张图，指着其中次第告诉仁宗，谁谁是循序而迁，谁谁是不次而进，谁谁属于公正，谁谁则属私心，并要皇上“不可不察”。在专制政治中，仲淹的这种“百官图”是最为执政者所忌的东西，当然也就是动摇腐败的最有力武器，在任何情形下，当政者都是不可能在这上面让步的，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压制。仲淹言事无避到了这种程度，注定又会招来新的迫害。
这时，正好有一位龙图阁学士孔道辅建议迁都洛阳，仲淹为这事又上书皇帝，表示反对。仲淹虽然是个充满激情并富于变革精神的慷慨之士，但同时却又极端务实不尚空谈，他在地方和京城开封的政绩就处处显示出他的这一性格特色。仲淹认为，此时再议迁都毫无意义，但却无妨做两手准备：未来数年里以充实洛阳储备为主，“太平则居东京舟车辐辏之地，以便天下；急难则居西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不难看出，仲淹提出的方法是一个既能够解决东京后顾之忧，同时又不影响帝国根基的最佳途径，也是一条既有可操作性，又不乏战略意义的良策。然而皇上拿它去征求夷简的意见时，夷简却说：仲淹此人迂阔，务名无实。仲淹得知后，再次向皇帝进言，内容大抵讥讽时政，矛头全指向吕夷简。这下，终于使夷简勃然大怒，开始反击。
两人先是交上章疏辩论于天子之前，但最后还是夷简得势，原因是夷简用了一招杀手锏，这就是控告范仲淹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这一着厉害！
先知先圣们早就说过：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这就是说：结党则必然排斥异己，必然以营私为最终目的。此话怎讲？人动则争竞，争竞则必结朋党而打击异己，如此则诬罔，诬罔则臧否失实，所以导致真伪相冒，主听迷惑，故谓之“奸之所会”。朋党为害既烈，所以为人主所深痛，忠直之士所不屑。可也正是因为如此，自古以来，朋党之论却常常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借以打击别人，标榜自己；甚至恶人先告状，用这个有道之士最讨厌的东西倒打一耙，掩盖他们自身结党营私的丑恶。远的不说，前唐时期就曾出现过一次历时四五十年之久的惊涛骇浪，多少人在“朋党”二字的重负下或终生沉沦，或不得善终，朝廷纲纪也在彼此往复不休的争讦中渐渐颓丧。时间不会倒流，历史永远重复，从这时开始，“朋党”又一次成为政治斗争中一个绝妙的武器。
仲淹每论天下事，往往奋不顾身，辞论切直无所避讳，出发点也是为了天子和社稷。即使有一些同志在他的感召下厉尚风节，纷起响应，也是出于对正义的向往，说他荐引“朋党”，这从哪里说起？不错，意气相投者免不了来往亲密，但这是“朋”而非“党”。仲淹有很多知己，都是因为志节的相近和相互认同，就像他爱好音乐而有不少知音一样，如果这样的关系也要被视作朋党的话，那天下也就没有道义可言了。
然而权力的作用是压倒一切的，既然天子点了头，一般容不得商榷和探讨。从道理上讲，此时也只有谏官们还能上言谏诤，但没有一个谏官站出来说话。本朝的谏臣已经养成了一个陋习，他们似乎忘记了其掌谏王恶、补阙拾遗的本职，不敢极谏天子，倒一门心思去纠绳其他官僚，这就是台谏不分了。如此，则下情又如何上通，皇帝又怎能从善如流？夷简既收拢了台谏之臣，独持国柄也就更为方便。御史韩缜在夷简的授意下上疏，请以仲淹朋党之罪公布朝野，诫百官“不得越职言事”，事情便定了案。结果不仅仲淹被贬，所谓“朋党”的事情也被夷简大肆渲染，一时朝廷上下人人自危，谁要是提到范仲淹，马上就被目为朋党之徒，东京的空气刹那间寒意逼人，大有滴水成冰之感。
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越是关键时刻，越是能够考验人的品格。夷简严酷的政治迫害，反而使真正的志士顿生同仇敌忾之心。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首先上书仁宗，直指天子有过；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更是自称自己与仲淹“义兼师友”，结果两人同被罢贬。其他站在仲淹一边的还有馆阁校理蔡襄、馆阁校勘欧阳修和正在服父丧的光禄寺主簿苏舜钦等人。另外一位值得一提的是龙图阁学士李纮，当仲淹被贬出京时，无一人敢送，独李纮饯之郊外。有人问他：为何自陷于朋党？李纮笑答：范希文贤者，得为其党人是我的荣幸。李纮这话，无论是于公于私还是于情于理，都无懈可击。可见真正的贤者，并不惧怕黑暗的摧残，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和原则有强烈的自信。
在这种情形下，朝廷政治一无生气是很自然的。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宰执换了一批人，但这批人似乎还不如吕夷简，既无应务之才，又相互不和，也不乏因私害公之举，同样无所建树。到了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西边战事爆发，内外矛盾终于一旦显现，帝国的时势变得十分严峻的时候，仁宗不得不开始调整政策。其中一个主要的措施就是在这年的二月下诏罢除越职言事之禁，并把范仲淹和韩琦调到了西北。不幸的是，在帝国窘迫的现实面前，对夏战争还是以失败告终。最近的一次是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闰九月，夏主元昊先使人伪诈求和，然后突然大举入侵。镇戍军副总管葛怀敏受命率兵抵御，结果尚未接战即被敌包围，全军覆没。这位葛怀敏好大喜功，刚愎自用，被范仲淹认为是怯懦而不知兵的典型，不可大用。朝廷众议也同意仲淹的意见，但一时无人，又难更易，遂不得已而用之，导致又一次惨败。此次失利使夏军乘胜直抵渭州，大肆焚掠，城垣之外为之一空，其惨状比诸上几次有过之而无不及，连吕夷简都不得不长叹：真是一战不如一战。
政治变革
是仁宗自上而下作了一个决策。康定元年的战事一起，他就罢免了时誉很不好的宰相张士逊，又重新命吕夷简主持政务。皇上知道，夷简与范仲淹两人有着一些过节，在夏人叛乱的严重态势下，迫切需要朝廷的和谐，于是在起用范仲淹的同时，专门晓谕仲淹，要他主动与吕夷简讲和。仲淹不是那种斤斤计较个人恩怨的人，在天子的浩荡恩遇面前，仲淹很受感动，顿首上表请皇上放心：自己以前的言论，都是为了国家之事而绝非私人诤斗，更与夷简无憾。这时，吕夷简也表现了自己身为国家重臣和老资格宰执的应有风范，主动提议超格擢用仲淹。仲淹得知，又去信自咎，更是表现了一种磊落的气度和大度胸怀，两人从此尽释前嫌。范吕两人的和解不仅表明了政治上的一种团结，也预示着帝国进行政治变革的条件渐渐成熟。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春，吕夷简身患重病，不能上朝。在最后时刻，夷简开始反省自己，对国家的忠诚和道德的信仰终于战胜了私心，上表辞位，并推荐范仲淹、富弼、韩琦、文彦博等一班激昂慷慨之士入居中枢。夷简退出政治舞台，固然是迫于舆论的压力，而西边战争无功，对辽又事妥协，海内重困、民益弊苦的国家现实也是他不得不引咎退位的原因。但尽管如此，夷简晚年不惜补过而收之桑榆，虽未出于至公，天下却实被其赐，还是值得称许的。夷简既去，章得象、晏殊为相，贾昌朝、范仲淹参知政事，杜衍为枢密使，韩琦、富弼为副使，欧阳修等为谏官，政治局面为之一新。而最主要的，仁宗已经习惯了天下无事的生涯，对连年的用兵更是深恶痛绝，他想要重振威德以服四海，修正百度以致太平，终于要求变革。这年的九月，天子专门召来中枢大臣共八人，赐坐，授以纸笔，请他们畅言天下之要、当世急务，并命其一一条奏。天子赐坐，这在本朝是前所未有之殊礼，事起仓促，大家都惶恐万分，不敢下笔。皇上见状，又专门指定姓名，责成仲淹、富弼等条列大事而实行，心情十分迫切。一个月后，仲淹挺身而出，领衔条陈十事上奏，揭开了东京汴梁崭新的一幕。东京汴梁的舞台上，一个惊心动魄的高潮已渐渐到来。
穷则变，历史亘古不二的永恒主题。
第二部 惊涛裂岸
不用思量今古
有情风万里送潮来，无情送潮归。
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
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
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苏轼（公元1036—1101年）
变革的要求由来已久，只不过在庆历年间开始表现出来。
改革的意义在于一反陈规、扫除旧弊，这样一种性质决定了它的具体内容其实是次要的。改革的关键在于：它对旧有的制度变革到什么样的程度，对人们相沿而来渐以为常的积习有多大的冲击。范仲淹的新政并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但是，仲淹在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却享受到了自古而来一切锐意改革者的所有遭遇，也和他们一样落得个无疾而终的最后下场。帝国近半个世纪的拯救运动，竟从一开始就染上了凄壮悲凉、云诡波谲的色彩。
范仲淹的道德操守极佳，对天子和社稷的忠诚有目共睹。他做事相当谨慎，虽力图革故鼎新，兴致太平，但也知道一切并非唾手可得。仲淹所倡导的新政更非过激之举，他所条陈的十事亦不外乎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而已，把这些变革之举放到任何一个时候，在原则上都能站得住脚。在具体措施上，仲淹也都是从防患予未然出发，并不一味追求天翻地覆的效果。即使为了澄清吏治、限制官员骤得高位而修订太祖以来实行已久的磨勘法和荫子制，也没有对原有的规定一概予以否定，而不过是使其更加严格细密罢了。
但是，范仲淹从本质上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有政治家的胆识和气魄，却不具备谋略家的手腕。他在人事处理方面似乎更为糟糕，与吕夷简等宰执大员的交恶倒还在其次，最麻烦的是，仲淹和周围的一些人过于冲动直率。这固然是出于坚贞的信仰而对衰败现实忍无可忍的缘故，但是拍案而起一飞冲天，无形中便把自身与他人分别开来了。在传统观念中，过分的激昂慷慨总是能让自诩持重的人感到无法理解，更不用说能使那些品性不佳的小人们嫉妒眼红不堪忍受了。
仲淹倒也并不欣赏那种自恃清高、孤芳自赏的名士习气。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四月，一时俊秀不次进用而入主政坛后，国子监直讲石介按捺不住喜悦，作了一首《庆历圣德诗》，称“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显得过于狂放，仲淹就很不满。他不无忧虑地对韩琦道：“这些怪鬼之辈要坏大事！”话虽直了一点，但却不幸言中。
吕夷简虽生病致仕，但反对者也大有人在，妒忌不满者的谤訾之言亦纷纭而至，夏竦是其中的代表。
夏竦此人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实在是不足称道。他仗着自己才术过人，急于进取，性又好色，尤喜交结权贵；为人倾侧反复，惟己是重。夏竦虽然在地方上有些政绩，但却是因走了宦官的路子才得以入朝为官，他的品性与当时身为宰相的王钦若趣味相投，自然也得到钦若的赏识，一步步做到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三司使。夏主赵元昊反叛，命知永兴军，可夏竦意在朝廷，不愿久在塞外，竟数度上疏请解兵柄。在国家多事之秋忘记臣子的本分，自然不能被御史们所原谅，庆历年初，仁宗终于召他入京时，欧阳修、余靖等谏官、御史便交相上章，坚决反对。夏竦人都到了东京了，仍被诏还归镇。正是欧阳修等新一辈当政者的努力，造成了他“奸邪”的公论，石介那首诗中所指的“大奸”，也就是指他，以夏竦的秉性，对此又焉能不怀恨在心！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年初，夏竦便首先鼓动一帮人声言欧阳修、范仲淹等树党结派，又一次掀起“朋党”之论。
天子当然又很疑惑：“从来都是小人多为朋党，君子也有朋党？”
仲淹当廷回答：“臣在边塞时，就曾亲眼见到过勇敢者自成一党，胆怯者也自成一党。在朝廷自然也有正邪党派之区别。若结党从善，对国家又何害之有！”
仲淹这话与欧阳修在这期间所奏上的那篇著名的《朋党论》的核心是一样的，都以无畏的精神，并不讳言他们实为同志。在他们看来，小人们以利益结伪党，而君子则以同道为真朋，若天子圣心能察，进君子之真而退小人之伪，则更能治达天下。
然而深层的道理和正确的逻辑并不能打动高高在上的天子，皇帝害怕“朋党”的心态从来就是相通的，因为他们坚信朋党必然危害君权这个古老的箴言。这也难怪，所有的伦理原则本来就是为了维护天子的存在而产生的，再高明者，也转不出这个奇妙的轮盘。
六月，夏竦便以石介为对象展开新的攻击。这次他下了一个重手，竟伪造了一封废立诏书，署名石介，并散布流言道此乃石介为富弼所撰。富弼时任枢密副使，是范仲淹倡导改革的主要帮手，反对者真正的目标是不言而喻的。谋事废立是大逆不道之罪，尽管仁宗不太相信这些谣言，但却使范、韩两人大为紧张。就在这时，辽、夏两国又发生了战争。
本来，宋夏之间的和议已经到了一个关键阶段。两国的和议起自去年年初，一方面既是两国人心厌战的结果，一方面也是受辽宋之间重归于好的影响。赵元昊几年来虽然取得了不少胜利，但物质消耗也相当巨大。两国交兵，互不通市，损失犹在夏国一方。西疆的军事统帅之一庞籍认为，夏人饮无茶，衣无帛，求和确是出于真意。然而，正如当年宋辽之间订盟一样，双方在有关国家体面的外交辞令上又不免存在着严重分歧，元昊只肯称“子”，而仁宗君臣则坚持必须称“臣”，由此和议一再迁延不决，一直拖到今年五月方始完成。宋夏一旦媾和，辽人却不愿意夏国就此坐大，辽帝遂亲率十万大军西征。辽夏交战，使帝国又面临新的抉择，朝廷意见很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力主增派部队保卫河东，预防辽国乘我不备突然南下，并请求亲自出任陕西河东。仲淹这一次出京，固然是不能忘怀于西北两边之警的缘故，但另外一个主要目的也是想避一避朝廷上下正纷纷而起的谗谤之言。然而他所没有料到的是，自己这一走，新政竟也就随之结束。
赴任途中，仲淹顺道造访已退居林下的吕夷简。
夷简很奇怪，问仲淹：“何事遽出？”
仲淹答道：“暂往经抚两路，事毕即还。”
夷简一听顿脚：“君眼下正蹈危机，既已出京，又岂能再入？！即欲经抚边事，当然也是在朝方便。此显见之理，如何不省？！”
到底是在宦海中沉浮了大半生，夷简此语真是一针见血，说得仲淹愕然变色。
八月，富弼亦被命为河北宣抚使，石介也上表请出，被命为濮州通判。改革派的势力一旦减弱，政局马上就突生波澜。两位年少冲动不拘小节的新派人物苏舜钦、王益柔首当其冲，前者因在进奏院召一帮新派名士宴集，并以伎乐娱宾，而后者又醉后即席狂语，被人抓住辫子不放，穷追猛打。宰相章得象、晏殊虽不反对仲淹之辈，但两人老成持重，平常对事情一贯无所可否，此时更是不发一言。而贾昌朝、张方平、宋祈都站在了反对派的一边，只有韩琦一人在孤军奋战。结果此事闹得很大，苏、王两人被贬外，其他赴宴的新派人士同时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连远在京外的范仲淹也被迫上表乞罢参知政事之衔。达到了这些目的后，反对中坚御史中丞王拱辰忍不住手舞足蹈，竟发出“终于一网打尽”的叫嚣，同样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激动情绪。
平心而论，范仲淹条陈十事而施行的新政，不仅算不上什么重大变革，而且时间很短，效果也十分有限。仲淹一派的余靖就承认，朝廷一年来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达到修举法度，以兴治道的目的。无所建设自然也就无所破坏，这个事实就等于从反面证明：一年左右的改革并没有打乱原有的秩序。可就是这样，仲淹等仍然无法躲避汹涌而来的谤议大潮，迫不得已而采取了一条息事宁人的路线。归纳起来，除了仲淹等人本身的因素之外，士大夫之间意气用事的毛病是一个重要原因。
士者，有知识有抱负之志者；大夫，辅弼天子治理国家的臣僚。士大夫合称，便指的是超拔于芸芸众生之上的一个精英阶层。古时其辈多出于贵族，随着历史进替，起于寒微者也不乏其人。但不管其出身如何，他们所能选择的道路总不外乎两端：一是征服世界，一是逍遥人生。本朝历行文教，重于德行，士大夫崇儒学、尚名节一时蔚然成风，但他们似乎仍然缺乏那种踔厉奋发的精神斗志，进而在和熙富足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温文尔雅、端重持默，而太祖所定下的那种宽容纵许的原则，更赋予他们甘于自守的借口和理由。矛盾的是，道德伦理又一贯要求士大夫们不得忘怀于庙堂社稷，不能老在理论上空谈而不事实践。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下，他们便选择追求性命真谛来遮掩甘于逍遥的劣迹，借批评他人来证明自己并未推卸责任。他们做不来大事，但却不容许别人做事时犯一点错误。于是，在不少徒具其表的人那里，品藻人物的名士之风不免演变成相互攻讦、争名好胜的俗陋之习。他们平常自诩正色不阿、鄙斥浮薄，可一旦有人奋发而起出乎其意，却又无法泰然处之。操守可称者不免如此，就更不用说等而下之者搀杂私心于其间，往往做出诬讦陷害等下流之事了。
范仲淹成为众矢之的就是这样一个风气的产物。在这种大环境下，即使以兴治天下为共同理想而成为同道的新派人士，彼此之间也免不了闹意见。梅尧臣对仲淹的态度，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
尧臣字圣俞，是侍读学士梅询的侄子，赖叔父之荫得官。初未为人所知，但由于诗写得好，被钱惟演引为忘年交。欧阳修当时也在惟演洛阳幕府，特别激赏尧臣的诗才，加上一批年少才俊迭相师友、互相倡和，渐渐使尧臣知名于当时。尧臣的确有很高的文学才能，他对诗的标准很高，曾对人发表诗见曰：“凡诗，意语新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矣。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也。”仕途的失意使他刻意于诗作，用力极勤，甚至日课一诗，焚之以求更精。尧臣的精思刻厉，勤于创制，一变西昆浮靡旧习，从而开创了本朝一代诗风，也博得了很高的诗名。
大凡才子，都疏于修诚立身。尧臣也有这个缺点，喜谈笑，好臧否人物，诙嘲刺讥往往托于诗中。屡试不第，一生未得高官的遭遇反过来又使他晚年轻儇戏谑的毛病更加突出。梅范两人结交甚早，尧臣在仲淹第一次因越职言事被贬后，曾有诗赠范，对仲淹有很高的评价，但当仲淹入主朝廷从事政治改良后，尧臣却对他的所作所为不以为然，曾当面写诗劝仲淹作为一个南方人不要过分矜夸而致丧身。仲淹当时也就原题答复一诗，表示见解不同，但无妨殊途同归，两人的关系尚未至于破裂。
范梅交恶的导火索即是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十一月导致革新派垮台的苏（舜钦）、王（益柔）“奏邸之狱”。这场冤案的告发者是晏殊的外甥李定，时任太子中舍人，因为想参加这次宴会被舜钦拒绝而怀恨在心，遂向御史中丞王拱辰密报。李定是托梅尧臣去见舜钦的，事情一发生，仲淹当然连带怪罪到尧臣，由此对他大生反感也就顺理成章了。尧臣自感委屈之余，认为仲淹等人不检点行为反而怀疑故友，亦对范不满，便写了一篇《灵乌后赋》与仲淹公开决裂。这场过节虽是整个庆历新政的余波，但多少反映了士大夫之间常以意气而坏事的结论绝不是危言耸听。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正月，范仲淹、杜衍、富弼同罢。仲淹自上表乞罢参知政事之衔后，宰相章得象还认为仲淹素具“虚名”，若其一请遽罢，会使天子落下个轻黜贤臣的名声，因此建议仁宗下诏不允，若仲淹上谢表，即是挟诈君上，届时再罢不迟。仲淹哪知是计，见朝廷久无回音，以为皇上有意挽留，果真奉上谢表，仁宗这下越发相信章得象之言不虚。章得象平时于事不置可否，但这一希上求宠之着却相当巧妙，而对仲淹来说，却不啻于落井下石。杜衍为人清正谨严，好荐贤士，去年由枢密使而拜相，也因为新一任参知政事陈执中的谗构被罢，仅在职一百二十天。富弼一向以忠义知名，曾出使辽国，正辩屈敌，享有很高声誉。前段时间出巡河朔半年之久，事毕甫回，就落职而外任闲郡。
欧阳修
韩琦为此很不平，他不便为仲淹辩解，遂上疏替杜、富两人说情。韩琦从国家利益的立场出发，希望朝廷至少能以富弼全权负责北边，以仲淹全权负责西边。由于疏入不报，再加上本人也时受讥讼，韩琦无奈，亦求补外。三月初五，韩琦罢枢密副使，出知扬州。同时在一个月前，仲淹创制的有关新法，也被天子下诏罢除。
就在这个月，于去年底暂赴外任的欧阳修上疏皇帝，力辩范、杜、富、韩等无党，并无可罢之罪。此举使朝中对立方甚为恼恨，对欧阳修的攻击也越来越烈。八月，在谏官钱明逸、知开封府杨日严的诬陷下，贬知滁州。三个月前，余靖也因侍御史王平、监察御史刘元瑜的劾奏而罢职，出知吉州。
仁宗公开排斥仲淹等人后，转而起用所谓的持重之人如贾昌朝、陈执中等，朝廷纷争如麻、无所立事的局面依旧没有改善，更遑论去达治天下了。所幸三年后的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夏竦终于一罢不起，退出政治舞台，算得上是惟一一个可以称道的事情。就在这一年的八月和十二月，河北京东西发生水灾，河北民死者十之八九，仁宗于是改元“皇祐”。此后的近十年里，台谏与宰执之间的议论争吵显得越发厉害，就是宰执大臣本身，意见也始终无法统一，人事更替如走马转灯，不得安宁。直到至和三年（公元1056年），先后数度入相位居中书达八年之久的陈执中罢相后，朝野人情方才稍为融洽。这一年又改元“嘉祐”，在嘉祐八年的时间里，韩琦、富弼、欧阳修都重新受到重用，另外一些宰执大臣如文彦博、刘沆、曾公亮、宋庠，台谏大员如包拯、胡瑗，都不仅是公忠直亮、深沉周密之士，重要的是他们有同心为政的共同想法，彼此之间能够保持基本一致而求同存异。由于这个缘故，嘉祜年间的政治面貌才终于有了一些起色。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对帝国的长治久安来说，士大夫的团结同心是多么的重要。
当然，朝野上下的意气用事和权力之争绝非是造成帝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惟一因素。政治斗争从来都是一场原则的较量，这在帝国后来的历史中将一目了然。不过，以范仲淹之高风亮节与处事有道，进行一些谨慎的改良，竟会带来这样一种连锁反应，还是让人大吃一惊。本朝立国至今亦不过百年，保守和惰性的力量如此强劲，也是人所始料未及的。
聊以欣慰的是，改革的要求一旦产生，便将势不可挡，王安石的出现，便是这个趋势的最好反映。王安石，字介甫，出生于江南西路的临川县，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中进士，出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从事”入韩琦幕，五年后改知鄞县，此后历任舒州通判、群牧司判官，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又知常州，次年改“提点江东刑狱公事”，十月，入为三司度支判官，寻迁知制诰。但这时的王安石，尚还不大为人们所知，甚至在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夏天向仁宗上了一封长达万言的言事书，也未曾被天子所注意。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皇帝崩于东京汴梁宫城后苑福宁殿，享年五十四岁，在位共四十二年，是至今为止本朝御极天下时间最长的一位天子，这个纪录看来在今后也很难被打破。大行皇帝的庙号最终拟定为“仁宗”，这在某种意义上还算是恰如其分。不过，史官们说他恭俭仁恕出于天生，倒有一点夸大。仁宗之世外有夏人犯边、契丹渝盟，内有刑法纵弛、吏治渝惰，国家贫弱的现象亦愈趋严重。虽有秕政而未至于乱，当然天子的行为处事是一个主要原因，但这却并非是由于他具备与生俱来的仁厚天性，而是天下积重难返的积习使其顺乎其然而已。继承总是易于创造，庸碌者无过即是功，所以看起来此辈似乎有所谓忠厚之德，其实根本无从谈起。乱久必治，治久则安逸之心生，假设这还不失为一个简单归纳的话，那么真、仁两帝终不免治倦而放任，就不足为奇了。
三月二十九日的白天，患病有时的仁宗饮食起居尚还正常，到了晚间，皇上突然起床索药，并急唤左右传召皇后。皇后到时，仁宗已不能言，火速召至的御医们投药、灼艾，竭尽全力，亦无力回天，中夜时分，皇上驾崩。照旧例，此时应立即召翰林学士及宰执大员入宫商议继嗣大事，于是仁宗身边几位贴近的宦官便传令开宫门召辅臣。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个插曲。
皇后突然发话，不同意传召大臣：“宫门岂可夜开？！且至黎明再召不迟！”
更令人惊奇的是，皇后传下懿旨后，又亲自到御厨去取了些皇上用过的稀粥回来，同时召回御医，命人看守。不用说，这明显是对医官们有所怀疑了。此情此景令惊悸的宫人不免联想起一个传说中的故事，那是八十七年前的一个大雪纷飞之夜，当时福宁寝殿只有太祖与太宗两兄弟对饮，烛影摇动中，太祖就忽尔仙去。看来本朝宫闱防卫号称谨严，似乎也不是没有漏洞。
此事后来虽不了了之，可种种迹象表明，仁宗大行后帝国的继代之事将会有麻烦。果然在第二天早晨，皇子赵曙竟拒绝嗣立，这可真是石破天惊之举！
仁宗一直未曾立嗣，为此不少大臣颇有微辞，但皇上却总是以“朕已有分寸”之类的话来答复众人。确实，仁宗心里已经定下了人选，这就是堂兄濮王赵允让的儿子赵曙。但是濮王赵允让是高王赵元份之子，赵元份则是真宗之弟，所以赵曙以“小宗”入继“大宗”是个颇麻烦的事，为此仁宗君臣还专门议了一个名号专供其使用，并赐名“宗实”，但是赵曙却一直惧不敢当。诏书已下，犹坚卧称疾不受，他的谦虚谨慎，更使仁宗君臣欣慰不已。从此以后，其作为未来嗣君，已为大家所普遍认可。
四月初一这天，当皇后及众臣告以皇帝宴驾，请皇子嗣立时，赵曙又一次惊恐万状，连呼：“某不敢为！某不敢为！”掉头就走。但众大臣却一拥而上，或上前解其束发，或被以御服，强行将他拽上了天子的宝座。这或许算得上是本朝第二次黄袍加身的故事，不过赵曙这次却是真心的。宗法之制乃立国之本，历来昭穆有序，长幼有别，始祖嫡长子一系为大宗，更是万世不易之法。赵曙是书生气十足的人，又生在讲究礼法的治世，他实在也是太过于明白了，所以疑惑恐惧而至于要逃避。逃避既未能得逞，属于他个人的悲剧便不可避免。新帝后来的庙号为“英宗”，即位后先坚持为先帝仁宗守孝三年，不果；后又开始装病，亦未能改变现状。最后勉强听政，但始终忧疑在心，三年后就去世了。英宗心态如此，注定他干不了大事，所以当政期间每次处事，辄问臣下是否合于朝廷故事，是否与古治相宜，然后以群臣所议裁决。新一代天子的这种作风，当然要比那种觊觎神器、矫柔夺嫡的恶劣者神圣得多，但除此之外，实在也是乏善可陈。
英宗御宇只有三年，朝廷政治在一定意义上与仁宗后期是一个概念，它的特色是老资格的大臣当政，除了范仲淹、杜衍、刘沆以及两宋兄弟之一的宋祈去世外，韩琦、富弼和欧阳修都回到中枢主事，他们与相对后起的一批台谏官员又形成了某种对立。在经历过一系列的宦海风波后，韩、富等人包括欧阳修都多少改变了十几年前的作风，转而倾向于保守，尽管他们的年龄尚还没有达到老态龙钟的程度。英宗的年号是“治平”，治平年问宰执与台谏的往复争议十分剧烈，最厉害的一次就是因为英宗的身世而引起的：天子究竟应该称生父濮王赵允让为“皇考”还是“皇伯”。礼法之争与其他一些不起眼的议论一样，都是政治斗争的反映。与王安石相关联而成为帝国后来历史的关键人物之一的司马光，因为此次事件而闻名天下。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比王安石大两岁，入仕也比安石略早，自考中进士后大部分时间都在朝任职。治平年间的这场争议中司马光崭露头角时，安石正以丁忧去职而在金陵居丧。令人感兴趣的是，假如安石此时仍在度支判官知制诰的任上，不知对此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安石虽在金陵服丧，但并未因此闲居，而一直在收徒讲学，从事著述，他的学生先后有陆佃、龚原、李定、蔡卞等人。在这几年里，王安石的治国之术不仅开始成熟，声望也与日俱增，甚至迥然超过了许多老辈。特别是他坚守孝义，累召不起，尤为时人所称道，到了英宗不幸去世，新天子即位后，“金陵王安石”已经呼之欲出。
安石的成名与欧阳修有很大关系。
欧阳修字永叔，和安石一样都是江南西路人。十几年来，欧阳永叔不仅是朝廷政治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并逐渐成为帝国文坛的盟主。早在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擢甲科进士后，即与尹洙、梅尧臣等一批年轻文士歌诗倡和，开始变革西昆体以来的浮华旧风。永叔尤其推崇和提倡自前唐韩、柳开创的古文传统，继承创制不遗余力，给本朝七八十年来专以剽剥故事、雕琢破碎的骈俪文风以强大的冲击。每当他有文章写成一出，天下士无不向慕，为之忧恐不及。特别是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永叔知贡举，以行政手段推进文风改革，终于大获成功，从此使文质并重的新文学蔚为风尚。文统与道统向来是与时代紧密相关的，永叔等人开创本朝一代新风，亦未尝不是这个变革着的时势的结果。
同古代文质彬彬的贤君子一样，欧阳修重交游、爱奖掖后进，就在嘉祐二年这次知贡举中，苏轼、苏辙兄弟，曾巩、曾布兄弟，吕惠卿、程颢、王回、张载等一时俊秀皆在榜中。曾巩是安石的同乡，两人于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秋在东京邂逅，一见如故。十年后的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曾巩第一个郑重地把他推荐给欧阳修，欧阳修一见其文章，爱叹有加，立即希望与安石会晤。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九月，两人终于在京城相见，欧阳修对安石极为赏识，有诗赠曰：“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并同时向朝廷推荐。但不幸的是，尽管欧阳修及其门下士如曾巩、两苏兄弟等人都十分推重安石且交情甚厚，但由于见解的不同，最后都与他分道扬镳。
欧阳修为安石延誉，称他“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可用，所谓无施所不可者”，促成了他的知名。但安石之所以能成为本朝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关键还是他不懈于修炼自身的结果。安石几乎继承了古代贤者所有的优点，他的道德操守近似于无懈可击。就是自始至终都对他恨之入骨的政敌和反对派，对这一点也都不得不自叹弗如。安石自幼随父亲王益宦游四地，他的成长取决于十七岁那年的猛然发奋，开始树立大志，刻苦学习。虽寝食之间，亦手不释卷，读书往往通宵达旦。更重要的是，安石披阅虽广，但从不为书本所束缚，而能够断以己意，去抓住知识的真谛，这是所有聪明人共同的特点，也是安石不同凡响的最根本原因。
他早年的一些诗文就曾让人大出意外而惊叹不已，比如嘉祐四年做的那首《明妃曲》，这本来是个咏史诗的老体裁，可安石却能出其不意，以别样口吻写昭君之事，从中表现出具有叛逆意义的内涵。这首诗让许多人震叹，其中有欧阳修、梅尧臣、曾巩甚至包括司马光，并且纷纷步韵相和，但都不赞成王安石诗中之旨，当然也不可能赞成。王安石《明妃曲》表现了其强烈的叛逆性格应该毫无疑问，后来人攻击此诗“无父无君”固然无稽，但确是从侧面反映出他对传统的怀疑和叛逆精神。此诗与他的另一篇短文《读孟尝君传》在这一点上是一脉相承的。
安石对生活无所苛求，他从不修饰，甚至经岁不洗沐，衣服虽敝，亦不浣濯；同样对功名利禄亦视若闲云野鹤而从不为意。无欲则刚，这使得他从不畏忌谤议猜嫉，处事一贯刚毅而坚强，具有百折不回、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斗志。许多人因此说他固执犟拗，这话可能有一点道理，但若像范仲淹那样遇事妥协，又如何能从事大业？这也许是他惟一的缺点，但同时也是王安石最最独特的素质。安石长相也有点奇特：牛耳虎头，目睛如龙，视物如射。朝中有一位大臣就曾拿安石做例子说：如此面相者就是勇往直前，敢当天下大事的人。
王安石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初八英宗晏驾，太子继位，史称“神宗”。新帝很年轻，只有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有志进取的年纪。即位不久，便有诏起用丧满的王安石。这固然是安石在金陵著述讲学，声名大振的缘故，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韩绛、韩维兄弟的影响和宰相曾公亮的推荐。韩氏兄弟是真、仁两朝时的著名人物之一，曾入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的韩亿的儿子，素来与安石友善。新帝在藩邸时，韩维为其记室参军，每讲说天下事而为神宗所称，韩维必云“此吾友王安石之说”，这使年轻的藩王心里有了一种强烈的印象。神宗立为太子后，韩维拜太子庶子，又荐安石自代，更使神宗对其想慕日甚。在安石的不断辞谢下，新帝仍坚持曾公亮的力荐命安石入知江宁府，并开始有将他推向宰辅高位的想法。神宗曾就此试探屡请辞职的韩琦：
“卿去谁可属国？王安石何如？”
韩琦答：“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
韩琦的话代表了相当一批资深大臣的看法，他们对见解迥异、锋芒甚劲的王安石一开始就抱有怀疑态度。谏职出身素以强直著称的吴奎是第一个表示强烈反对的人，他以自己曾与安石在群牧司共事的体会反对起用王安石，理由是安石“自以为是”、“所为迂阔”。吴奎早年不惧豪强，遇事刚正，但成名以后却养成了一些矫情卖直的毛病，无事不与人争。这种习气在最近十几年很流行，台谏之辈以外，有些中低级官员也以此作为进名之阶，他们的共同心态就是惟恐朝廷太平无事。正锐意于进取的神宗对此当然不满，甫即位时就破口大骂过一位弹劾欧阳修的官员蒋之奇，说他不言大事，却好抉人闺门之私。天子的批评如此鞭辟入里，说明当今皇上确是个有主见的君主，吴奎等人的反对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当年闰三月，安石出人意料地不再称病辞谢，应诏赴江宁府视事。几个月后，神宗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并兼侍讲。“侍讲”是本朝专设为皇帝进读书史、讲解经义并备顾问之职，一般以学养醇深者兼任。以安石的高见卓识和聪明睿智，一旦进入天子之侧，其意义自然可想而知。第二天，新帝改元“熙宁”，是为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一个百年壮举从此开始。
事情起初进展顺利不仅仅是因为于新一代天子有意兴图大业的志向很坚定，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当今的一些朝廷老臣不能契合圣心而使皇上十分失望。韩琦已执意辞去，张方平也以父忧罢职，而富弼于这一年四月入朝时竟首先是劝说皇上求稳，并要天子二十年口不言兵、不赏边功。这就是要神宗放弃对外寇的抵抗，与他二十六年前出使契丹时不屈不挠的斗志真有天壤之别。就是新一辈大臣中的佼佼者如司马光，他能给予皇帝的治国忠告也只有六个字：“官人、信赏、必罚。”司马光认为平生所学尽在此六字箴言，其实仍不过是一些空洞无物的大道理罢了。只有文彦博，这位同样是历相三朝并在仁宗后期起过一些作用的六十二岁老臣，对神宗承认：天下事已如琴瑟不调，须解而更张之。这是惟一一位曾在口头上流露出变革意思的朝廷元老，但也仅仅停留在认识的水平上而已，甚至几年后还是自己推翻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个当口，满朝文武既然没有一人能具有像王安石那样的激进精神和求治信念，天子倾向于安石，已是顺理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