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受挫
崇祯八年（1635）十月崇祯帝第一次下“罪己诏”，可以说是局势严重恶化的标志。于内乱而言，农民军成功逸出山西，杀入中原，打破了朝廷企图把农民军困于黄河以北陕晋地区的计划。农民军求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使内战规模大大升级。而于外患而言，皇太极已取得了相当的优势，并于崇祯九年四月正式建国，表明他将与明朝争夺天下的决心及实力。
“罪己诏”的下达，也说明以崇祯帝为首的最高统治层，已清醒认识到了危局的严重程度。因为统治者对臣民的态度，历来是报喜不报忧，甚至是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肯轻易说出真话！只有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们才肯说些真话，作些交待。而他们所以会这么做，更多的倒不是出于对臣民的负责，而是希望臣民们能为他们的江山作最后的牺牲。
《罪己诏》的基本目的就是如此。在此后的数年中，崇祯帝竭尽全力，试图阻止局势的进一步恶化，挽救败局。不过，奇迹却没有出现。整个局势在稍有缓和后，便继续恶化，一步步地滑向深渊。
李自成受挫
崇祯七年（1634）底，山西的农民军成功地突破了黄河，进入河南地区，局面开始不可收拾。
崇祯八年（1635）正月，农民军攻破中都凤阳，大震天下。崇祯帝震怒之下，调兵遣将，严令于6个月内歼灭农民军。总督五省军务的洪承畴移兵东出潼关，坐镇河南，指挥各路兵马围剿。
农民军迫于官军压力，又纷纷回师陕西。洪承畴又只得退镇陕西，与义军激战。六月，洪承畴连损艾万年、柳国镇、曹文诏等骁将，损失惨重。此年秋天，农民军又纷纷涌向河南，官兵根本不敢阻挡。李自成等部则继续留在陕西作战。
鉴于义军声势浩大，到处出击，洪承畴又力不从心，崇祯帝便于此年八月任命湖广巡抚卢象升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等处军务，率总兵祖宽、祖大乐，副将李重镇所统关辽兵和当地驻军夹剿，并赐其尚方宝剑。这样一来，西北便由洪承畴督剿，东南则有卢象升督剿。内战规模大大升级。
在崇祯八年底至次年上半年，以闯王高迎祥为主力的农民军在河南、安徽、湖广等地与卢象升部厮杀。崇祯九年（1636）正月，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等部东出河南、安徽，一度曾围攻滁州，威胁南京。卢象升等拼死救援，才把他们又压回河南。在河南大战后，农民军又杀回到陕西。
与此同时，李自成等部在陕西与洪承畴对杀，互有胜负。
崇祯帝为了扭转局势，先于三月再次严令卢象升等限期剿灭农民军，加强军事攻势。至五月，崇祯帝又发布“大赦山西陕西胁从群盗”诏书，招抚“胁从”，瓦解义军。崇祯帝希望通过剿抚并取、双管齐下的办法，尽快扑灭战火。
在前线，朝廷将领也调整策略，集中力量围剿高迎祥。卢象升率官兵驻扎在豫西洛阳一带，扼住农民军东回中原之路。陕西巡抚孙传庭、总督洪承畴则在陕西率兵围剿，充当主力。
七月中旬，洪承畴、孙传庭率军紧追高迎祥部于盩厔（今周至），双方大战，结果高迎祥被俘，不久于北京被凌迟处死。
高迎祥遇难，陕西农民军呈群龙无首之态。不少首领纷纷投降朝廷。实力最强的李自成，被推为“闯王”，成为陕西境内的农民军主力。至此，后来名震天下的闯王李自成终于脱颖而出。
李自成，陕西米脂继迁寨人，万历三十四年（1606）八月出生。
继迁寨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特别。它在行政区划上属于米脂县，但距米脂县城却有200里之遥，而距横山县城怀远堡却只有数十里。因此，继迁寨反而与怀远堡关系密切，许多人甚至误以为它是横山县的属地。怀远堡是明代“九边”之一的延绥镇所属的28营堡中的一座，紧贴长城，是延绥镇的重要军事据点之一。据说李自成的母亲就是怀远堡上的居民，因此有人推测李自成早年或许时常往来于此地，耳闻目睹边塞风情，性格甚受影响。
李自成的祖先，已不可考，但据他自己说，他是西夏国主李继迁的后代。西夏为党项族所建。党项族属于羌族中的一支，早年迁徙至陕甘。至唐末黄巢起义时，拓思恭因助唐室平乱有功，被赐李姓，治夏州，即后来的横山县。北宋初，李继迁大举扩充势力，与宋室对抗。后元昊建国，宋称西夏。直到成吉思汗兴起后。西夏才被蒙古铁骑灭亡。李自成是否为李继迁之后，已无法考证。不过，从地域而言，李自成的家乡倒确实是西夏之地。另外，李自成的相貌也不同一般。他身材虽不是很高，但宽大粗壮，而且是高颧深颊，鸱目鹰鼻，不可能是纯粹的汉人血统。
李自成的世系可上推3代：曾祖李世甫，祖父李海，父亲李守忠。对于其父李守忠的情况，说法很多。有人说他家境贫寒，是贫困的农户。但也有人说李守忠家境富裕，性情忠厚，慷慨好义。不过，在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当米脂知县在奉命掘掉李自成祖坟及其父母坟后，曾给陕西总督汪乔年写了一个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其坟葬在荒山野冈之中，没有墓碑，坟中除一个黑碗外，也无任何随葬品，由此可见李自成的家境是十分贫寒的。
李守忠共生2子，长子李鸿名，次子李鸿基。李鸿基就是李自成。李自成与其兄相差20岁，比其侄子李过也只大几个月。由于李鸿名早逝，李过与李自成一起，从小就由李守忠扶养。
李自成的幼年是如何度过的，至今仍有不同说法。有人说他幼年很苦，曾被舍入寺庙，后来又到地主家放羊。也有人说他曾读过私塾，但天性却是厌文喜武。据说他曾对一位叫刘国龙的幼时朋友说：
“我辈应习武艺，成大事，读书何用？”
他与李过、刘国龙比试力气，两人不如他力大，他因此十分高兴，说：
“大丈夫应该横行天下，自成自立，若株守父业，岂男子乎？”
从此以后，他便改名李自成。
这些传说是否属实，现在已无法深究。这其实也不奇怪。因为像李自成之流，本是社会底层末流，在成名之前，也不会太引人注目。李自成后虽名震天下，也做了几天的皇帝，可惜的是时间太短，还没有来得及编造自己早年的那些辉煌历史。按惯例，如果他能坐稳江山的话，那么，他就必定会有也应该有许多与他辉煌成就相符合的神话般的早期历史，就像许多成功的开国皇帝那样。既然他原先本不受人注目，后来也没来得及编造，那么，诸种传说纷纷而起，令后人不知真假的局面也就难免了。
大概是在天启六年（1626），当时约21岁的李自成去银川做了驿卒。驿卒生活十分困苦，李自成自然吃了不少苦头，其反心便渐渐形成。至崇祯二年（1629）朝廷裁驿，李自成被迫离开驿站，生活更无着落。次年，随着灾荒的加重和动荡的加剧，李自成终于加入了造反的大潮。
李自成的从乱，是官逼民反的典型例子。其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摆脱死亡的威胁，绝无什么救民于水火之中的伟大名目。在死亡面前，良民与盗贼仅是一念之差，不是坐着等死，就是铤而走险，用性命去赌一下，或许还能博得苟延残喘的机会。当然，李自成后来能脱颖而出，也并非全是侥幸，而与其性格、能力等大有关系。纵观明末，无论是流芳百世者，还是遗臭万年者，总是有些不同常人之处。
李自成先是投在王左挂手下。崇祯三年（1630）王左挂败降官军，其手下部将或降或死，李自成便投了不沾泥（张存孟）。崇祯四年（1631），不沾泥在关山岭一役被官军重创后，竟投降了朝廷，其余部便各奔东西。李自成又率部投了闯王高迎祥。
有不少人认为，李自成是高迎祥严格意义上的部下，绝对接受高迎祥的指挥。甚至还有李自成是高迎祥的外甥之类的传说。这些说法未必确当。李自成虽是闯王高迎祥的部下，但并非绝对服从高迎祥的指挥，双方的关系是松散的，有时甚至就是名义上的。对农民军的首领来说，最重要的是手中掌握的实力。只要有实力，便能立住脚，否则便没有活路。李自成手中有一定的实力，所以虽不断改换门庭，但始终不倒。到崇祯四年（1631）夏，王自用在山西大聚群雄时，李自成虽名义上仍是高迎祥部属，但已属“三十六营”之一了。至于高迎祥是否为李自成的舅舅，则至今仍很难下定论。有人认为李自成的名号“闯将”与高迎祥的“闯王”之间一定有某种联系，其实，这种推断也是没有足够的依据的。
至崇祯九年（1636）高迎祥被俘杀后，李自成接过了“闯王”名号，成为西北农民军的首领，当然也就成为洪承畴追杀的主要对象。
高迎祥被杀后不久，农民军的两位著名首领张妙手（即张文耀）、蝎子块（即拓养坤）分别从徽州和秦州（今甘肃徽县和天水市）赴凤翔投降。陕西巡抚孙传庭待之有礼。感召之下，张妙手当场率部投降，蝎子块则在次年三月也遣散部众，亲率头目12人至会城乞降。李自成等人的压力明显增大。
崇祯九年春，李自成主要在陕西北部自己的家乡米脂、绥德一带活动。他曾一度打算东渡黄河，杀入山西，但明军已严阵以待，无机可乘，只得向西突击，避入巩昌府徽州（今甘肃徽县）、成县（今甘肃成县）、阶州（今甘肃武都）等地。
此年九月，李自成等部向汉中进军，声势浩大。朝廷急调总兵曹变蛟赴汉中，并悄悄进驻府城。毫不知情的李自成等部，误以为汉中府城中无多少兵力，竟贸然发动进攻。城中的曹总兵不动声色，等其接近城濠时，突然猛击，大开杀戒。
吃了大亏李自成等部，只得南下四川。此年十月，李自成等先破川陕咽喉宁羌州（今陕西宁强），再破四川七盘关和朝天关，占领广元县。此后，李自成如入无人之境，势如破竹，在1个月内连破昭化等38座州县，并击杀了四川总兵侯良柱。十一月初，李自成等部竟开到了成都郊外，耀武扬威，吓得四川巡抚王维章等面无人色，拼命向朝廷求救。
崇祯帝急令洪承畴火速入川协剿。洪承畴得令后立即率固原总兵左光先、临洮总兵曹变蛟及副将马科、贺人龙、赵光远等部官兵1万余人进川，又檄调延绥总兵王洪、宁夏总兵祖大弼等部屯驻汉中、略阳、徽州、秦州，准备在李自成等部出川时加以堵击。
崇祯帝还对四川的人事作了调整。四川巡抚王维章被撤职查办，由傅宗龙接任其职。陈廷谟则被降3级戴罪杀贼。调整之后的四川当局，也立即调集各处川兵约7万人，布置在成都至阆中一线，以防农民军向川东、川南发展。
这样一来，李自成等部基本上被压缩在嘉陵江以西地区，无法向川东、川南进军，而川西地区则又是少数民族地区，不利发展。僵持到崇祯十一年（1638）正月，李自成等部只得分路突围，出川北上，重返陕西。李自成等率部杀向临洮、河州，争世王等率部则取道阳平关、略阳，北经平凉、固原，直抵庆阳，不久又回陕北。
洪承畴入川扑空，急忙率兵追击。其手下悍将总兵曹变蛟、左光先、祖大弼，副将贺人龙等部紧紧咬住李自成，连战连胜，逼得李自成带着败兵残卒向西进入了少数民族地区，以避锋芒。官兵乘胜追击，不让李自成有喘息的机会。四月，李自成只得又折而东返，从巩昌府属的羊撤寨渡过洮河，逸向西和、礼县（今甘肃西和、礼县）。为了避免让官兵发觉，李自成只得与部下分路而走。李自成所率一股数百人，一度几乎被总兵左光先追俘，处境十分险恶。
五月间，李自成汇集残部约3千余人再入四川境内。痛失战机的洪承畴，此时急令陕西监军道樊一蘅，促副将马科、贺人龙率部进川追击。他本人则带总兵曹变蛟、王洪赶到汉中府的西乡县（今陕西西乡），并檄调总兵左光先率部进驻汉中府，同时在阶州、徽州、文县（今甘肃武都、徽县、文县）及略阳（今陕西略阳）一带布置兵力，严防李自成等部再度北逸或西进。四川巡抚傅宗龙也调集军队，严防农民军窜入成都平原。
李自成在各路官兵夹击之下，十分被动。八月初，双方激战于南江县（今四川南江县），李自成大败之下，夺路北逃，至八月中旬突至陕西城固县（今陕西城固县）境内，准备渡过汉水，取道石泉、兴安（今陕西石泉、安康），杀向湖广或河南境内。没想到在渡河之时，却被左光先部痛击，仅剩下千余人随李自成侥幸逃逸，退入附近山区。
更令李自成伤心的是，他当时最得力的部将之一、六队头目祁总管，竟率六百余人下山，向左光先投降。
如此一来，李自成几乎已完全丧失了实力，只得带着数百名心腹逃入深山密林。洪承畴大喜过望，认为很快就能彻底解决李自成残部。
不过，洪承畴并没有如愿。尽管李自成只剩下残部数百人，而且终日东躲西窜，不成气候，但他并没有像洪承畴所指望的那样，或被擒于官军，或饿死于山林，而是成功地摆脱了追捕，逃入了陕西、四川、湖广3省交界的大山密林中，一直到崇祯十三年（1640）秋天才重新出世，再震天下。
至于这两年中李自成到底躲在哪里，又干了些什么，目前还没有什么确论。有人为了弥补李自成在这两年中留下的空白，编造了许多动听的故事。其实，在当时的官私文献中，并没有留下什么相关的记载。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此时的李自成，已基本被击溃。朝廷也认为他已难成气候。不久，负责追杀他的洪承畴和孙传庭，就被调往京畿勤王，对付清军的入侵。更重要的是，张献忠、罗汝才在这一时期搞得声势浩大，成为内战的主力，几乎吸引了朝廷的所有注意力。当然，也正是这些因素，才使李自成侥幸熬过难关，并最终能东山再起。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两年多时间内，李自成的活动是以活命为主，求生是其第一目标。他大概不会像有些人所描述的那样从容，甚至会在活一天算一天的窘迫处境下，仍躺在深山老林的草棚中习武修文，运筹帷幄。因此，有关李自成几次想自杀或投降的传闻，或许也有符合情理之处。好在李自成最终没有走出这一步，而是挺了过来。
张献忠兴盛
与这一时期的李自成相比，张献忠占有绝对优势。在闯王高迎祥死后的几年中，张献忠独执牛耳，成了群雄中的第一号人物。
张献忠，字秉吾，又号敬轩，陕西延安人，（一说延安卫柳树涧人，属军籍）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九月，与李自成同岁。
关于张献忠的家庭出身，可谓是众说纷纭，大相径庭。
有人说，他的父亲是做鞋的，母亲是织席的。张献忠幼时读书不成，便随逃兵为盗。
也有人说，张献忠的父亲是做小生意的。有一次，他随其父贩枣至四川内江县。他父亲顺手把驴系在一乡绅的石牌坊上，没想到驴粪弄脏了石柱。乡绅家的恶奴跑出来痛骂、鞭打其父，并逼其父用手把驴粪捧走。年幼的张献忠目睹了这一情景，怒火中烧却又不敢争，便暗暗发誓：今后必来此地，赶尽杀绝此辈。后来张献忠入蜀至内江，果真大开杀戒。
又有记载说，张献忠是肤施人，阴险狡猾。其父名快，是一位屠夫，其母姓沈，早亡。张献忠依靠乞丐徐大过活。他有一次偷吃邻居家的鸡，不巧被撞见遭骂。他愤愤不平地说：我一旦得志，也要让此地人像鸡一样。其残忍之心，少年时代已萌。长大后，张献忠更加无赖。正逢王嘉胤作乱，张献忠便投其帐下，号称八大王，又号黄虎。
甚至还有人称，张献忠本是铁匠之子，从小刚狠。他一度以承造军器为生。当时虽有种种陋规，但煤铁等原料却有余，尚能维持生计。到后来不仅煤铁越来越少，而且工食也遭克扣，生产期限更是越来越急，工匠不堪重负，纷纷破产，而官府追逼却更是变本加厉。张献忠活不下去，便追随王嘉胤造反。
还有一种说法称，张献忠为肤施人，隶延安卫籍，将门之后。年轻时从军犯法，因总兵陈洪范救助而幸免予难，等等。这种说法至今广泛流传，为人采用。
总之，张献忠的家庭背景和早年经历，至今仍如谜一般令人难解。现在看来，张献忠早年大概是读过一点书的，并能粗通文字。据说，在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十三日，张献忠率部攻下河南宝丰县后，曾把读书人都集中到城东河仄龙王庙，一一问过姓名，并劝慰大家不要惊慌。之后，张献忠竟用陕北方言说了一句：“咱是斯文一气，老子学而未成。”说完之后，不语良久，最后把这些文人放回城中，拔营而去。这件轶事说明张献忠是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的，不完全是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莽夫。
按通常的说法，张献忠在造反之前，先是做过延安府的捕快。张献忠之所以去做捕快，是因为他与同学斗殴，一拳打死了同学，家里为他消灾，几乎是倾家荡产。他父亲一气之下，把他赶出了家门，于是他便去做了公差。
在延安府做公差时，张献忠常受同事的欺负。据说张献忠曾叹道：
“大丈夫安能久居人下耶？”
依其性格，张献忠大概是会讲出这种话来的。据称，张献忠身材高大，状貌魁伟，脸上有些许麻子，其性情也是不同一般，常常以豪杰自居。像他这样既有抱负，一心想出人头地，又极具逆反心理的不安分之人，往往是乱世魔王，不会安于现状，久居人下的。
既然捕快做得不舒心，又不见得能出人头地，于是张献忠便去投军。在军中，张献忠勇敢善战，立功受赏，获得了不少财物。邻居们见财眼红，常向他借贷。只要他稍有不肯，邻居便以告官来威胁，由此也可见他的财物来得也有些不明不白。县衙的吏胥，也经常向他敲诈勒索。不巧张献忠的族人去做了强盗，县官便把他拿去拷问。张献忠大怒，说道：
“我的资财得之于战阵，是以身家性命去搏来的，不曾做过有负于人的事情。族人被胁迫去从乱，我怎么能知道？你们逼迫如此，是驱虎入山耳！”
张献忠竟然敢采取这种态度，结果自然是被重处，坐淫掠罪而被判死罪。幸而他命不该绝，正要行刑之时，主将陈洪范至，见其奇伟状貌，便替他向总兵王咸求救，最后张献忠被鞭打100后释放，捡了性命。
如果此事属实，那么，陈洪范真是罪该万死。要是当时他不去多事，为张献忠求情，那么张献忠必死无疑。砍了张献忠，至多是陕北多一条冤魂，而放了张献忠，天下则多了一个混世魔王，纵有10个陈洪范，也无能为力了。
崇祯三年（1630），王嘉胤占据府谷，攻下河曲，张献忠在米脂以18寨应之，从此开始了他的造反生涯。因他身材高大，面长而黄瘦，加上作战勇敢，便得了个“黄虎”的名号，又称“八大王”。与他一起造反的，还有罗汝才。罗汝才足智多谋，人称“曹操”，其军队也被命为曹营。
至崇祯四年（1631）王嘉胤战死，王自用起而代之，率部攻掠山西时，张献忠已是“三十六营”中之一营的首领，已能算作一位人物。此年冬天，洪承畴督三边军务，张献忠、罗汝才曾率2千人投降了朝廷，不久又重新叛逃，进入山西。
此次投降，是张献忠多次投降中的第一次。在后来的造反生涯中，张献忠又多次向朝廷投降，并在渡过难关后，又无一例外地重新叛乱，让其对手吃尽了苦头。由此也不难看出张献忠的性格。相比较而言，李自成投降朝廷的次数则要少得多了。
崇祯六年（1633）十一月，张献忠追随高迎祥，用行贿、诈降之法，偷渡黄河天险，逸出山西进入河南，窜入卢氏山区，然后突至内乡，经邓州（今河南邓县）等进入湖广的郧阳（今湖北郧县）、襄阳（今湖北襄樊）两府，把湖广西北部搅得天翻地覆。
崇祯七年春，五省军务总督陈奇瑜，一度曾把张献忠等部围在汉中栈道（也有人称之为兴安境内车厢峡），几乎可不费吹灰之力而全歼之。在万分危急之下，张献忠又用行贿、投降之法，骗过陈奇瑜，死里逃生。
崇祯七年（1634）底八年初，在新任兵部尚书、总督七省军务的洪承畴的追杀之下，张献忠随高迎祥再次杀入河南，并于正月中旬攻下了明中都凤阳，大震天下。
据说，张献忠与李自成在凤阳还闹下了点不愉快。两人为争中都的那些唱曲阉人，伤了和气。据说后来李自成落难时，曾两次去投张献忠，张献忠都没有接纳，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攻下凤阳后，张献忠率部南攻，围庐州、掠舒城、安庆，陷庐江。屠戮巢县、无为、潜山、太湖、宿松诸城，然后从皖西英山等地进入湖广境内，弄得罗田、麻城、黄安等地，处处报警，最后又借道河南，转回陕西。
在崇祯八年（1635）底至九年（1636）上半年，张献忠追随高迎祥，转战于河南、安徽、湖广，主要对手是刚刚由湖北巡抚升任总督五省军务的卢象升。
崇祯九年正月，张献忠随闯王高迎祥东下安徽，一度曾围攻滁州，大震留都南京，逼得卢象升火速来救。农民军转而攻打凤阳，未果，便又进入河南。至七月，高迎祥在陕西被俘，张献忠成为势力最大的首领，活跃在河南、湖广一带。
至秋天，张献忠曾与其他各部合攻过襄阳城，没有成功。于是，张献忠便与罗汝才等向东移动。至崇祯十年（1627）正月，诸部顺江而下，与久踞在皖西英山、霍山一带的贺一龙、贺锦合营，烽火直达淮扬，搅得江北一片惊慌。
张献忠等部先攻安庆，未果。三月，农民军复攻蕲州、黄州等地，并在安庆附近重创官兵后，连下数城。
不久，张献忠重回湖广，杀向郧阳地区。六月，滇将龙在田、楚将许名世援郧，击败张献忠。张献忠被迫北撤，进入河南的南阳地区。在南阳，张献忠吃了大亏。
此年八月，张献忠部伪装成官军，想骗开南阳城的大门，不战而取之。没想到正遇上悍将左良玉率部前来，识破了张献忠之计。张献忠被左良玉部将一箭射中了肩膀，幸部将孙可望力救，才幸免于难。
吃了亏的张献忠，把部队拉到了湖北麻城、蕲州一带，与射塌天刘国能等合营。此时朝廷在军事攻势的同时，也展开了强大的招抚攻势。而张献忠、刘国能等，最终未能抵得住诱惑，于崇祯十一年（1638）纷纷投降。
熊文灿的抚局
在叙述张献忠谷城受抚之前，有必要追述一下朝廷方面的有关情况。
崇祯七年（1634）正月，因农民军势力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朝廷特进延绥总督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诸省军务，以重臣开督府，统摄讨伐之事。没想到陈奇瑜这位书呆子，在汉中上了张献忠等的诈降之当，失去了全歼农民军主力的绝好机会。崇祯帝大怒之下，查办了陈奇瑜，并重用了洪承畴。
十二月，洪承畴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督晋、陕、豫、川、楚诸省军务。洪承畴依靠镇压农民军，由一位小小的道员接连破格升迁，至此而极。崇祯帝全力支持洪承畴，并令他于6个月内必须彻底解决问题。
没想到农民军竟于崇祯八年（1635）正月由河南奇袭凤阳，一举得手，令天下大震。至同年八月，崇祯帝见洪承畴一人难当重任，便又任命湖广巡抚卢象升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并规定卢象升负责东南，洪承畴负责西北，联手合剿。
卢象升接手东南战事后，敢打敢拼，竭尽全力，其局面虽不能说占尽优势，却至少尚能维持。到崇祯九年（1636）春夏，正当卢象升与洪承畴对农民军展开东西夹击，形势极为有利时，朝廷却因清兵入侵，不断抽调中原战场上的边兵精锐入卫北京。到九月份，崇祯帝竟下令当时正在郧西追杀农民军的卢象升，总督各镇兵马对抗清军。不久，卢象升又被任命为总督，主持宣大、山西军务，正式离开了中原前线。
卢象升的调离，是朝廷的重大损失，直接导致了中原战场的恶化。这一重大人事变动，虽说是首辅温体仁暗中操纵，但崇祯帝也难辞其咎。
接替卢象升的是王家桢。
王家桢，直隶长垣人，天启年间进士，素喜谈兵，官至兵部侍郎。至此，因卢象升调赴边关，王家桢才又被召复出，总督五省军务，不久又兼河南巡抚。此人少有将才，既无才能，又无魄力，上任后除在河南南阳进剿当地农民军首领杨四处外，竟然举兵不知所进，更不敢出中州半步。他认为自己的处境比卢象升更难，注定难有起色，于是从一上任开始，便以身体有病为由连上辞呈。崇祯帝先是准他辞去总督之职，专任河南巡抚。不久，他的家兵竟发生了哗变。一方大将，竟连自己的家兵也约束不住，哪里还谈得上剿匪灭贼！崇祯帝一气之下，将他革职。
当时的西北，因有洪承畴及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力战，尚可维持。而原由卢象升主持的东南，自从卢象升调离后，则因将帅无能而显得困难重重，十分被动。除王家桢外，其余如郧阳抚治苗胙土、继任者陈良训、总兵秦翼明等，都只能龟缩在郧阳、襄阳城中，不敢出战。他们当时写的报告，内容大多是匪情。不过偶尔也有妙语，说什么“大小数十战，我既未败，贼势也未衰”云云。
在这种局势下，崇祯帝急于任用新人，以求局面改观。崇祯九年（1636）十月，兵部尚书张凤翼因清兵入侵损失惨重，不能安于其位，便自请赴边带兵御敌。此举正合崇祯帝之意，他立即同意了张凤翼之请，同时准备起用新的兵部尚书，即杨嗣昌。
杨嗣昌，字文弱，万历年间进士，湖广武陵人。崇祯二年（1629），其父杨鹤曾因力主招抚而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赴陕北招抚农民军，结果大败而归，被崇祯帝逮捕严办，差点丢了性命。当时杨嗣昌为救父亲，先后3次上疏要求子代父罪，不仅使其父终免一死，而且还多少感动了崇祯帝，对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崇祯五年（1632），杨嗣昌被任命为永平、山海关巡抚。崇祯七年（1634），又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军务。不久，因其父杨鹤去世，杨嗣昌卸职回家守制，又再居母丧，一直赋闲在家。
崇祯帝选中杨嗣昌，也不是偶然的。杨嗣昌博涉文史，多识先朝故事，口才很好，酬对敏捷。更重要的是，他不肯浮沉宦海，而是想有所建树，具有强烈的责任心。早在陈奇瑜主持剿局时，他就曾屡次上书，献计献策，颇得名誉。兵部尚书张凤翼自请外放后（不久即自杀），兵枢要职空缺，而朝中诸臣中也无合适之人，崇祯帝便想到了杨嗣昌。此时正好田贵妃之父田弘也上疏称赞杨嗣昌之才，于是崇祯帝便正式下诏，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
崇祯十年（1637）三月，杨嗣昌抵达京城，崇祯帝立即召见，君臣相见甚欢。崇祯帝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位能敢作敢为、能以宏大的气魄彻底解决多年祸患的能干之臣，因此他屡屡召见杨嗣昌，商讨军国大计，并予以绝对的支持。如此知遇之恩，也使得杨嗣昌决心一倾其才，竭尽全力为崇祯帝出谋划策，排忧解难。
不久，杨嗣昌便向皇帝和盘托出了自己的宏大计划，即“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战略。“四正”，即陕西、河南、湖广、江北4个地区，此4区被作为正面战场，由当地巡抚主剿。“六隅”，即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此6地被作为辅助战场，由该6地巡抚分防协剿。以此“四正六隅”，形成“十面之网”，由总督、总理协调。这一计划，是朝廷主动出击的攻势计划。杨嗣昌企图步步围逼攻剿，把农民军一网打尽。
杨嗣昌与洪承畴有明显不同。洪承畴老于世故，对农民军能剿则剿，不过分强求，有时甚至是抱着“知其可为而不为之”的态度。杨嗣昌则不然，他具有盲目的自信心理，不讲条件，不看主客观形势，总以为只手也可力挽狂澜。不过，他的这种态度，崇祯帝当时实在是太需要了。
为了贯彻这一计划，杨嗣昌一方面议兵议饷，一方面物色人选。
杨嗣昌建议增兵12万。其中：凤阳和泗州祖陵官兵5千，承天祖陵官兵5千；陕西三边总督官兵3万，总理军门官兵3万，作为追剿之用；凤阳、陕西二巡抚官兵各1万，湖广、河南二巡抚官兵各1万5千。
为了应付新增官兵的军饷开支，杨嗣昌要求增饷260余万两。户部尚书程国祥则认为至少需要280余万两。这笔饷银，崇祯帝当然是拿不出来的，因此杨嗣昌建议按田亩加派。但其具体办法，却与卢象升不同。卢象升主张让地主、富户承担重头，而杨嗣昌却主张依田亩一体均输，不计贫富。崇祯帝接受了这一主张，并于崇祯十年（1637）四月正式下诏加征剿饷。剿饷之征，可谓是饮鸩止渴，给本已艰难的穷苦小民加上了重压，朝廷因此也大失人心。北京城里的百姓甚至称崇祯为“重征”。
杨嗣昌还竭力推荐两广总督熊文灿接替王家桢为总理。他上疏说：
“臣思总理一官，与总督专任剿杀，须得饶有胆识，临机应变之才，非现任两广总督熊文灿不可！”
熊文灿何许人也？与他素无交往的杨嗣昌，为什么却要如此力荐呢？
熊文灿，贵州永宁卫籍，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崇祯元年（1628）被任命为福建布政使，不久升任福建巡抚。在巡抚任内，他成功地招抚了海盗郑芝龙，得以升任两广总督。后又借郑氏之力，平定了海盗刘香，一时声誉鹊起。崇祯四年（1631），徐光启曾向崇祯帝推荐过熊文灿。后来，崇祯帝为了了解熊文灿其人，曾以赴广西采办药材的名义派出一位亲信太监，赴广东密访。熊文灿不明真相，自然不敢怠慢，不免馈送宴请。没想到他酒后一时失言，竟把自己从两广总督这个肥缺位置上推到了中原火山口。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一日熊文灿宴请太监。席间太监谈到了日益严重的中原形势，连称无人能为朝廷出力。已有几杯酒下肚的熊文灿，听到此言，故作姿态，竟拍案而起，大声骂道：
“诸臣误国！要是我去，怎么也不会弄成这样！”
太监见到熊文灿义形于色，正中下怀，便推心置腹地告诉他实情：
“我此行目的，并不是赴广西采办，而是奉旨来专门考察你的。此事非你不可！我这就回去覆命，圣旨很快就会下来，你赶快早作准备。”
熊文灿没想到竟有此等巧事，深悔失言，连忙补救，举出“五难四不可”等客观原因，希望能推辞掉此职。太监听后笑道，这些事等我见了皇帝后立即帮你请求解决，如果皇帝能不吝答应，你也就不能推托了。
太监回京后，果然如实汇报，崇祯帝便有了重用熊文灿的念头。杨嗣昌见此，也就投其所好，力荐熊文灿出任总理。
崇祯十年（1637）十月，杨嗣昌准备就绪后，便正式上疏，提出了“下三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的所谓“三月平贼”的狂妄计划，经崇祯帝批准后正式下达。
杨嗣昌的计划，十分详细。其主要内容是，以河南、陕西作为主战场，并彻底切断陕、豫之间的联系，防止两地义军合流。具体分工是，陕西巡抚扼守商、洛，郧阳巡抚扼守郧阳、襄阳，湖广巡抚扼守德安（今湖北安陆）、黄安（今湖北红安），安徽巡抚扼守英山、六安，凤阳巡抚扼守住颍州、亳州（今安徽阜阳、亳县）。同时，应天巡抚应堵住太湖、潜山一带，江西巡抚应堵住湖广之黄梅、广济一线，山东巡抚南下堵住徐州、宿州等地，山西巡抚应截住河南陕州（今陕安）、灵宝一线，保定巡抚应前推至河南延津一带。
各地守住之后，由总理提督边兵，监臣率京兵禁旅，河南巡抚率左良玉、陈永福等部，合剿中原。如果陕西的闯王、过天星诸部杀出潼关，则洪承畴应率左光先、曹变蛟、祖大弼等部进入河南作战。
杨嗣昌的计划，首先遭到了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反对。他认为，各边精锐已经调空，各地民膏也已刮尽，增兵加饷只能是句空话，而且农民军的主力集中在陕西，因此应先集中力量解决陕西的问题，只要陕西一定，各地的农民军自然就会平定。
孙传庭的看法，代表了陕西将领的立场。洪承畴、孙传庭等秦将，与杨嗣昌是有矛盾的。不过，他们也明显感到了杨嗣昌的压力。尤其是李自成等部突入四川，朝野纷纷指责洪承畴有意纵寇入川后，洪承畴更是日子难熬，惟有竭尽全力，加紧拼杀。至崇祯十一年（1638），洪承畴、孙传庭基本击溃了李自成部，总算是保住了面子。
就在洪承畴在川、陕拼杀时，熊文灿也想竭力做出点成绩。不过，熊文灿本钱不足，无法像洪、孙那样风光，无奈之下，他又施出了旧法，最终酿成了大祸。
熊文灿走马上任后，请求以左良玉部6千为亲兵，另外招募了2千粤人和精通火器的“乌蛮”作为自卫。十月，熊文灿到安庆。左良玉不大看得起他，更不愿受其节制，便纵兵与熊文灿的卫兵发生冲突。熊文灿只得把那些粤兵和乌蛮兵遣开，而左良玉也不受其节制。无兵可调的熊文灿，只得再请调边兵。朝廷便把冯举、苗有才部约5千人拨给熊文灿。
熊文灿自江北进击湖广后，便在通衢大道上张贴招降告示，劝张献忠、刘国能投降。十一月，熊文灿到达了广济（今湖北蕲春东南、黄梅之西）后，便正式上疏，一方面提出冯举、苗有才的5千之兵，人少势弱，请求增调边兵，另一方面又说什么蕲春、黄梅一带，农民军在此活动已近一年，原因就是此地野有鸡鹜，食有稻粮，沿江一带物产丰富，所以招来了农民军。他竟然建议，如果把百姓移入城中，坚壁清野，使农民军得不到给养，则肯定不战而退。
崇祯帝阅后大怒，连斥熊文灿是在“玩寇”。杨嗣昌也是哭笑不得，但仍为熊文灿辩解，并增调了真、保、山西之兵3千人给他。
熊文灿此举，虽遭否决，但从中已能看出他想用非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企图。
熊文灿确实想用招降的办法来不战而胜。在他看来，武力解决困难重重，不如走偏锋，用招安之法瓦解农民军，说不定事半功倍。他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早在崇祯元年（1628），他就成功地招降了海盗郑芝龙，立了大功。崇祯七年（1634），熊文灿曾试图招抚海盗刘香，没有成功，还受了处分。不过，熊文灿并未因此而放弃此道。到了湖广，他便又想再试此法。
据说熊文灿赴任时，曾专程上了趟庐山，去拜谒熟识的僧人空隐。空隐见他就说：“公误矣！”熊文灿急忙令人退避，询问原因。空隐说：“公自度所将兵足制贼死命乎？”意思是说你自己估估你自己的兵力能否剿灭农民军。熊文灿连说不能。空隐又问他：“诸将有可属大事，当一面，不烦指挥而定者乎？”意思是问手下是否有独当一面的大将。熊文灿对此也无把握。空隐一针见血地指出，兵将既不足于剿灭农民军，而皇帝却仅以空名把你推到这样的位置，一旦失败，则必诛无疑。熊文灿听后，呆立良久，然后冒出一句：“抚之如何？”空隐答道：
“吾料公必抚。然流寇非海寇比，公其慎之！”
空隐似乎早已算定熊文灿的命运，并警告他流寇不同于海寇，要慎之又慎。然而，面对重重困难，熊文灿仍决意以抚代剿。
崇祯十年（1637）年底，熊文灿即派生员卢鼎进入张献忠、刘国能营内招降。张献忠一面表示愿意接受招安，一面却犹豫不决，把队伍经安陆移到承天（今湖北钟祥）、襄阳地区。
春节前后，太监刘元斌在10天之内，连续两次向朝廷上疏，报告张献忠愿意接受招安的信息。
正月初九日，张献忠部移驻湖北谷城（今湖北谷城），将闯塌天的部队赶走，并发布告示，说什么“本营志在匡乱，已逐闯兵远遁。今欲释甲归朝，并不伤害百姓”。同时，拘集当地绅士为他具结担保，要求朝廷同意招抚。
就在张献忠积极准备接受招抚时，闯塌天刘国能却先行了一步。崇祯十一年（1638）正月，刘国能在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正式向朝廷投降。
刘国能是与张献忠、李自成同时造反的，而且此时的实力已与张献忠不相上下。但他的情况与其他首领又多少有点不同。他本是位庠生，家庭也较富裕，当初卷入造反浪潮，多少带有点偶然性。数年来，虽转战南北，稍具势力，但毕竟仍是流寇，且前途渺茫，既谈不上建功立业，也不能回乡安居，与张献忠等更是矛盾重重，因此便产生了改悔之意。朝廷招安，无疑是一条生路，加上他母亲也力主投降朝廷，于是便决意立即归附朝廷。
刘国能的归附，令熊文灿喜出望外。熊文灿立即为他向朝廷乞请赦罪，授予守备职衔，隶属左良玉指挥。刘国能也是知恩图报，竭尽全力为朝廷服务，终于在崇祯十二年（1639）被破格提升为副总兵。
刘国能的投降，对湖广的局势产生了很大影响。刘国能当时有部众五六万人，是农民军的主力。刘国能一降，朝廷顿失重负，官军不仅信心大增，而且更能集中力量攻击其他的农民军，局势因此大变。
四月，张献忠在谷城接收了朝廷的招抚。
刘国能一降，张献忠明显感到了压力，加紧了投降的步伐。他得知熊文灿贪财这一信息后，便派孙可望拿着两块1尺多长的碧玉和两枚直径逾寸的珍珠献给熊文灿。这一招果然有效！熊文灿立即上书朝廷，建议招抚张献忠，并派张大经为其监军。
张献忠是位老谋深算之人，深知受抚仅是权宜之计，不论是真降还是假降，保存实力最为紧要。于是，他利用熊文灿等人急于招抚的心理，辅之以行贿等手段，与朝廷讨价还价。
他坚决不遣散部众，更不愿交出兵权。在乞抚之时，他不说“解散归农”，而是称带兵万名“剿贼自赎”。当熊文灿要调他4千兵马时，他却又以“安集未定”为借口，不肯奉命。
当时并不是没有人看出其中的问题。兵部尚书杨嗣昌就很担心张献忠可能是假降，弄不好要养虎贻患，所以他主张要张献忠先袭杀李自成或老回回（马守应）后，方许招抚，否则就应借此机会“厉兵剿杀”。不过崇祯帝却在太监刘元斌和总理熊文灿的影响下，惟恐剿之不胜，错过了招抚的机会。于是崇祯帝便当面驳斥杨嗣昌道：
“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
皇帝的话自然是一锤定音，没有人敢再罗嗦。
三月二十五日，郧阳巡抚戴东旻造报了招献忠部的花名册，其中解散归农的约1万8千人，精兵约1万1千人。
张献忠就抚后，把大营安扎在谷城外10余里的白沙洲，造屋买地，定居下来，并派兵监视谷城。
对这种情形，朝廷中不少官员表示担心。有人主张把张献忠部调至前线作战，也有人主张予以彻底遣散，以免后患。最后还是崇祯帝发了话，说张献忠在谷城“造房种田，正是招抚的好处，又要遣散往哪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