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来的情况看，李自成在西安匆匆登基，似乎是弊多利少。当时他虽占尽优势，但半壁江山毕竟仍在崇祯帝手中，更何况还有他的劲敌张献忠，此时也是实力大增。更不用说山海关外的八旗兵了。另外，李自成自襄阳挥师河南，从九月大战孙传庭，十月破潼关、占西安，到收三边，占关中，直至次年正月称帝，总共才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胜利来得实在太快了，快得令许多人都无法承受！如果此时能稍作调整，全军上下自满骄傲、追求享受的倾向或许会有所收敛，进京后的局面或许也不致失控。
好在李自成本人在此时还算清醒，还记得崇祯帝仍在北京，等着他去收拾。在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李自成预先派出李友、白鸠鹤两员大将，率先头部队进攻山西。十二月十八日，这支部队在禹门口渡过黄河，并传牌山西各州县，要求各地官吏认清形势，不作抵抗。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八日，李自成统率主力，由西安出发开始东征，直杀北京。权将军田见秀则留守西安。
大军渡过黄河后，便直扑平阳府（今临汾）。正月二十三日，李自成等便到了平阳城下。平阳知府张璘然投降，西河王及宗室300余人被杀。
另一支部队即刘芳亮所率左营，渡河后即沿黄河北岸向东运动，连克河南怀庆府、卫辉府、彰德府，然后攻入京畿，克大名府、河间府、保定府，最后与李自成会师北京。
李自成、刘宗敏占领平阳后，随即北上，准备攻打太原。而太原几乎没有什么防守。太原这样的省会重镇，竟然到了无兵可守的地步，那么，在潼关失守后两个月中，崇祯帝及山西当局到底在干些什么呢？
这也实在怪不得崇祯帝。他实在是没有办法。
潼关失守后，崇祯帝任命兵部侍郎余应桂接任陕西总督。余应桂吓得脸如土色，不敢前往。最后他虽想再去陕西，但陕西已没有他的地方了。崇祯帝再令宣大总督、山西巡抚和陕西总督协剿，宣大总督、山西巡抚避之尚且不及，哪里还敢去剿？便都推说饷乏马缺，不肯应承。
此时的崇祯帝已无多少自信了。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当李自成正在西安兴高采烈登基时，北京城里却是阴风呼啸，起瓦震屋，飞沙走石。凤阳地震的消息也于此时传进宫来。据说当时占了两卦。一卦称：“风从乾起，主暴兵至，城破，臣民无福。”另一卦更糟，竟是“星入月中，国破君亡。”
此日早朝，钟鸣之后却不见人影。过了很久才见文武大臣赶来，个个萎萎缩缩。早朝结束后，崇祯帝留阁臣喝茶。阁臣们乘机向崇祯帝提出用内帑充饷。不料崇祯帝过了半天才说了一句“今日内帑有难以告先生者”，便潸然泪下。君臣议了半天，也没议出个所以然来。
初三日，崇祯帝召见左中允李明睿。李明睿提议崇祯帝亲征，实际是暗示崇祯帝南迁。崇祯帝急忙用手指天，制止道：“此事不能乱说”。李明睿要崇祯帝赶紧决断，而崇祯帝却说不行，并要李保密。
崇祯帝还下令撤掉余应桂，其陕西总督一职由陕西巡抚李化熙升任。但李化熙也不敢前往陕西。
不过有件事却着实让崇祯帝高兴了一番。大学士李建泰是山西曲沃人，有家财百万。他见崇祯帝如此忧心忡忡，便站出来说他愿意返回家乡，散财集兵抗敌。崇祯帝喜出望外，于正月二十六日告太庙，并亲至正阳门楼设宴为李建泰饯行，命其以大学士督师，赐尚方剑。
可是当李建泰在赴太原途中听说山西局势危急后，便放慢了速度。在涿州时，兵士已逃亡千余人。而至顺德府广宗县时，他因县中豪绅闭城不纳，竟下令攻城。二十九日，当他得知农民军已占领其家乡后，便再也不肯向前走一步了，而是退回了保定。
而此时的太原已是危急万分了。
二月初六日，李自成兵至太原城下。当时城中长官是革职巡抚蒋懋德。他率部勉强支撑了两天。至初八日凌晨，巡抚标营裨将打开新南门投降，太原被克。晋王被俘，蒋懋德自杀，布政使赵建极等多人被杀。
二月十六日，李自成再次率部进发，直逼北京。途中发布了著名的《永昌诏书》，大骂朝廷，并要崇祯帝度德审己，看清形势，及早投降。
二月二十一日，李自成在宁武遇到了总兵周遇吉的顽强抵抗。双方打得十分激烈。李自成虽最终攻下了宁武城，杀了周遇吉，但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据说李自成当时已萌生退意，想班师返回关中。这种说法或许有些夸大，但也说明宁武之战的惨烈。
李自成东渡黄河后，真正的硬仗只有宁武之战。宁武之战后，李自成再也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基本上是兵不血刃，势如破竹，直捣北京。
三月初一日，李自成抵达大同。大同总兵姜瓖投降，代王朱传全家被杀，大同巡抚卫景瑗自杀。
接着，阳和（今阳高）兵备道于重华投降，郊迎十里。
三月初六日，李自成抵达宣府（今宣化），早已约定投降的总兵王承胤开门投降，巡抚朱之冯自杀。
三月十五日，李自成抵达居庸关。守将唐通和监军太监杜之秩投降，京师的“北门锁钥”居然被李自成不废吹灰之力就占领了。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的部队已抵达了北京城下。
三月十九日，北京被攻破。
凄凉紫禁城
败报接二连三地传来，真可谓兵败如山倒。
三月十五日，居庸关失守，京师门户大开。居庸关是京师北面的天险，素有“北门锁钥”之称，至此却因守将唐通及监军太监杜之秩的投降，竟未起丝毫作用。
三月十六日，昌平被攻破，“十二陵”被焚。京师之北已无险可守了。
昌平失守的消息传来时，崇祯帝正在依次召对考选诸臣，题目当然是关于外虏内寇方面的。到了这种时候，崇祯帝居然还做如此无聊之举，不知是何用意？其实，他本人亦已方寸大乱。据说他一会儿凭几而听，一会儿东张西望，又是磨墨，又是倒茶，已经坐立不安了。就在此时，内官匆匆递进一封密件，崇祯帝拆开一看，大惊失色，并立即退入后宫。而那般大臣则被晾在那里，一个个不知所措。
崇祯帝拿到的密件，就是昌平失守的败报！昌平一失，崇祯帝深感大限已到，再也无法掩饰内心的恐慌了。
对这一天的到来，崇祯帝应该是有预感的。不过，当预感以如此之快的速度真的要变成现实时，崇祯帝仍是感到突然，甚至有点难以接受。因为他对时局的估计，一直就抱有幻想和侥幸。也正是这些幻想和侥幸，才使他落到了此时进退无路的地步。
当李自成的军队杀过黄河，势如破竹时，崇祯帝及其朝廷就在商讨应对之策。除前述李建泰奉命督师的闹剧外，当时还提出来两个对策：一是调辽东总兵吴三桂部进关守卫京畿，抵挡李自成；一是南迁，退守东南半壁江山。
早在正月十九日，崇祯帝就在召对群臣时提出调吴三桂入关之事。他主张抽调5千精兵随吴三桂入关，并认为关外余兵尚多，调走5千仍可支撑局面。不过，他没有直接下达调兵命令，而是要求大臣们商议后再决定是否实行。说到底，他是怕负责任。
崇祯帝把皮球踢给了大臣们，大臣们则又把皮球踢了回来。首辅陈演坚决反对调吴三桂入关，兵部尚书张缙彦也持此态度。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即担心吴三桂率精兵一撤，不仅宁远等地不保，就连山海关能否守住也成了问题。如此重大之事，哪里是大臣们能负得了责的，因此还得请皇帝圣裁。结果最后还是由崇祯帝自己决定放弃宁远，调吴三桂进关。
不过，陈演等人并没有立即去执行此策。他们一议再议，不断扯皮，千方百计地想推卸责任。直到二月二十一日，蓟辽总督王永吉、巡抚杨鹗、吏科给事中吴麟征，再次奏请放弃关外宁远等地，调吴三桂入关屯卫京师。崇祯帝对陈演等人的拖延也已十分不满，便将此疏让陈演及大学士魏藻德阅读，两人不敢应对。即使是到了这时候，陈演等仍因怕负责任而不敢决策。他们先是请崇祯帝召见吴三桂之父吴襄，询问吴襄的意见。在得到吴襄肯定答复后，他们竟又请崇祯帝下令派人赴关外询问吴三桂的意见。这样一来一往，便到了月底。
直到三月初四，崇祯帝才下定决心，于是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蓟镇总兵唐通为定西伯，挂平贼将军印援剿总兵左良玉为宁南伯，凤庐总兵黄得功为靖南伯。不久又补封山东总兵刘泽清为平东伯。
三月初六日，崇祯帝下令放弃宁远，命蓟辽总督王永吉、宁远总兵吴三桂入卫京师，同时檄调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率部勤王。结果是吴三桂根本没有来得及赶到北京，刘泽清则谎称有伤，在大掠临清后率兵南逃。而唐通虽及时赶到，却把居庸关拱手让给了李自成。
南迁之议，也早在正月初便由左中允李明睿悄悄向崇祯帝提出。崇祯帝也曾与李明睿秘密商议过此事。随着形势的急剧恶化，驸马巩永固、督师李建泰、左都御史李邦华等纷纷提出南迁之议。其中有人主张崇祯帝赴南京，太子留守北京，有人则主张太子先赴南京，崇祯帝本人则留守北京。依崇祯帝的意思，则倾向于自己赴南京，而把太子留在北京。同时为照顾面子，他希望大臣们能出面固请，并以亲征之类的名义出京南赴。但以陈演为首的内阁却不肯出面承担责任，更有不少大臣反对此举。到后来，崇祯帝看到不少大臣都倾向于太子南下监军，担心生出事端来，便下决心留在北京。他说：
“祖宗辛苦百战，定鼎此土，贼至而去，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寝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
他对太子南下监军之主张更是不满。他斥责道：
“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且如此不济，孩子家又能做什么？”
崇祯帝最终未能下决心南迁，还有另外一原因，那就是对时局仍抱有幻想和侥幸。他先是寄希望于李建泰的督师，后又幻想吴三桂等部的入卫。他甚至认为即使李自成兵临城下，也未必就能攻破北京城。
不过，事实证明他的这些想法是大错特错了。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部进抵北京城下，开始攻城。当时京城的防守，外则由襄城伯李国桢主持，内则由提督太监王承恩负责。
李国桢的“三大营”驻扎在城外。当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率部掩杀而来时，“三大营”基本上未作抵抗，便已瓦解、投降。其火炮等利器转而被用作攻城。
城外“三大营”瓦解后，守城的重任全由太监负责。当时登陴守御的兵卒仅五六万而已，外加数千小太监，根本难挡攻城之势。更严重的是，主持守城的宦官此时已起异心，准备献城。
据说在北京城破前夕，已降于李自成的原宣府监军太监杜勋射书城中，与守城太监曹化淳联系。有人甚至断定，杜勋曾进入城中，转达了李自成要求崇祯帝逊位的意见。
十八日下午，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仪门，向农民军投降，外城被占领。而城内竟不知此事！
也就在这一天，崇祯帝下了最后一次“罪己诏”，痴人说梦般地宣布只追究李自成一人之罪，其余的人都可获赦。
到了此日的晚上，崇祯帝得知外城已失的消息后，几近疯狂。他逼周后自杀，手刃袁妃、乐安公主、昭仁公主等，又令太子、永王、定王设法出逃。他还发了最后一道谕旨，令成国公朱纯臣总督内外诸军，并把太子托付给他。不过，这道谕旨被送到内阁时，内阁已无人在，不久便被农民军缴获。
崇祯帝最后是如何走上煤山的，死前到底做了什么，实际上已无法弄清。因为当时惟一在他身边的提督太监王承恩，也随他一起自杀了。
实际上，在崇祯帝的遗体被发现之前，包括农民军在内，都不知他是死是活。
三月十九日，农民军进占内城。此日中午，李自成在群臣的前护后拥下，由德胜门进城。至承天门下，李自成挽弓搭箭，射向写着“奉天承运”的门匾。可惜未能射个正着，而略有偏差。
当李自成一行进宫时，跪迎于门左的太子朱慈烺，伏地不起，李自成命人扶起。不久又搜得永王、定王。李自成安慰他们道：今日即同我子，不失富贵！并把他们送到刘宗敏处。
直至二十二日，农民军才于煤山发现了崇祯帝的遗体。其衣袖上写有两行墨书。一行称：“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另一行称：“百官俱赴东宫行在。”
李自成等这下才放下心来。
皇帝已死，太子被擒，京师被占，大明朝至此气数全尽！
不过，尽管大明朝已亡，而戏却并未落幕！李自成的大顺朝、福王的弘光朝等，还先后在北京、南京等地作了最后的表演，直到被入关的大清朝依次击溃、收拾。最终的结果是大清朝入主中原，一统江山！
从这“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短短一年中，或许更能领略到大明朝的悲哀。
天绝大明
李自成自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至四月三十日仓促溃退，共历时仅42天。
在初进城时，李自成最急于做的事就是找到崇祯帝。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为此，他曾下令，凡能献崇祯帝者，赏黄金千两，而隐匿者则诛其全家。没想到两天后却发现崇祯帝早已自缢于煤山，而太子、永王、定王也于此前被擒获，于是李自成便放下了心。
李自成接下来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处理旧朝留下来的数千文武大臣；一是着手准备登基大事。
当李自成攻入京城时，司礼掌印太监王德化率内员300人迎至城门外，被令照旧掌印。其他监局掌印太监也都纷纷出降。因此，李自成进城时，最先出迎的倒是这帮太监！
若崇祯帝地下有知，不知有何感想？！
至于那一帮文武大臣们，开始时却不敢出头，个个潜藏，惟恐不深。他们这样做，倒不一定是出于忠义，而实在是担心祸患临头。李自成在陕西、山西拷掠缙绅的残酷，他们早有所闻。
忠臣当然是有的！在李自成攻破京师时，也有不少文武大臣殉国。这也算是大明养士300年的一点善报吧。
殉国的勋戚有：宣城伯时春、惠安伯张庆臻，新乐侯刘文炳、彰城侯杨崇猷、新城侯王国兴，少保驸马巩永固等等。
殉国的大臣有：大学士范景文、尚书倪元璐、都御史李邦华、副都御史施邦曜、刑部侍郎孟兆祥、兵部侍郎王家彦、大理寺卿凌义渠、太常寺少卿吴麟征、右中允刘理顺、右谕德马世奇、户部给事中吴甘来、监察御史陈良谟、翰林院检讨汪伟等数十人。
这些勋戚大臣，大多是满门赴死，或上吊、或投井、或自焚，十分惨烈。
殉国的太监，除王承恩陪崇祯帝自缢外，尚有李凤翔、张国元、高明等等。
那么，除了上述的这些殉国者外，满朝勋贵文武数千人，在城破之后又都在干什么呢？
李自成进城之后，便下令勋戚文武各官，于二十一日投职名报到见朝，愿为官者量才擢用，不愿者听其回籍。如隐匿收容，则严惩不贷。
至二十一日，上朝者多人，赴长安门投职名者争先恐后，农民军聚其名帖而焚之。当时承天门不开，诸官都坐在露天等候。至中午时分，太监王德化自内而出，身边跟着十几个随从。当他见到兵部尚书张缙彦时，便挖苦道：老先生尚在此啊！明朝事都是你与魏阁老（指魏藻德）坏掉的。张缙彦争辩几句，王德化便命人掌嘴，把张缙彦气得直掉眼泪。
这位王德化，在数月之内，竟连侍3朝。先是任大明司礼监掌印太监，李自成进京后，便率先投降，仍被命做掌印太监。更令人吃惊的是，当李自成溃退、清兵占领北京后，王德化摇身一变，竟又降了大清，仍做他的掌印太监。
此日，文武百官自早上即赴长安门外等候，至日暮才被放出，饿了整整一天。他们一个个缩首低眉，呆若木偶，即使被兵卒百般侮虐，也不敢出声，受尽屈辱。也有刚烈之士，因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而自杀身亡的。如庶子掌坊周凤翔在此日回家后，便上吊自杀。但像周凤翔这样的毕竟只是少数，绝大部分文武官员都在等着发落，其中有些人甚至希望能被新朝所用。如大学士魏藻德，当时被关押在刘宗敏宅内的小房中。那位大学士，就对李自成很有些怨言，他扒着窗缝对外面的人说：“如要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于此算是什么？”
但李自成等似乎并没有立即用这些降官。二十一日见朝，被任命的官员并不多，但也没有开杀戒，甚至还相当宽容。如那位负责城防的襄城伯李国桢，被执后不肯下跪，背面而立。李自成等怒问道：“为何不跪？”
李国桢回答道：“我明朝大臣，没有下跪的道理！”
李自成等便威吓道：“不跪则把你凌迟处死！”
李国桢回嘴：“随你的便！”
李自成等又威胁道：“不跪将把你全家凌迟处死！”
回答仍是随你的便。但当李自成说到不跪将把全城百姓凌迟处死时，李国桢这才跪下，不过仍是反面而跪，而且口中仍说道：
“我是为全城百姓而跪，并不是向你而跪！”
即使如此，李自成也没有处死他，而是把他暂时关押。数天后，他因被追银受刑，实在熬不住，才自杀身亡。
不过，也有人说这位襄城伯是在演戏。当时他年仅27岁。原本就是位大言无忌之人，当他总督守城时，虽拥重兵，却不曾有什么调度，而城破之后，竟能不死而被执，此时徒为大言以从贼听，希望能侥幸免死。平心而论，此时能在李自成面前敢如此说话，不管其动机如何，也确实是需要些胆量的。而其夫人也被农民军所掠，据说农民军把她的衣服剥尽，抱放马上，大呼此襄城伯夫人也！勋臣妇人被辱如此者，实在是少见。
最早被杀的勋戚，倒是成国公朱纯臣。其原因很简单，即崇祯帝临死前曾写下一纸朱谕，要成国公辅助东宫（太子）。朱谕被农民军缴获后，因此事关系重大，李自成立即收捕了成国公，并于二十二日下令处死，以绝后患。后又复杀其弟等亲属。
二十三日，崇祯帝、王承恩的尸体被收殓。开始时用的是普通棺木，后改用朱漆棺殓崇祯帝，并与周后的棺木一起被移入佛寺。
同日，刘宗敏、牛金星在午门前选用了一批旧朝文武官员，约100人。
二十五日，礼部命随驾各官率耆老上表劝进，开始即位典礼的准备工作。
当时不少文武大臣在谋求新朝官职，如戊辰科进士则以同科的身份走宋企郊的路子，而河南人则与牛金星、宋献策拉老乡关系，希望能为新朝所用。
二十六日，旧朝文武纷纷赴朝投递职名、劝进，希望能被录用。农民军除选用了100余名四品以下官员外，把其余各官登记上册，并以100人为一组，由骑兵8人押赴各营。
二十七日，派饷于在京各官，不论是否被新朝录用。被录用者派少，未被录用者派多。标准是中堂10万，部院、京堂、锦衣7到3万，科道、吏部5到3万，翰林3到1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至于勋戚之家，则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后已。
在此以前，刘宗敏早已准备好了5千副夹棍。此类夹棍，十分厉害，夹人无不骨碎。现在终于派上了用场。
襄城伯李国桢由刘宗敏追赃，才被夹了两下，便在回房后自杀。
崇祯帝的岳父嘉定伯周奎，自称无钱。10余日前崇祯帝要他捐饷时，他起初还不肯捐，后勉强捐出1万。此时在农民军的夹棍下，一下子就交出了50万两银子及价值数十万的珍珠币物。其余的勋戚，也都被一一过堂，敲尽榨干，有的甚至丢掉了性命。
大学士陈演，在北京城破之前就被解职，原本有机会走脱，可惜因资产太多，短时内无法处理而滞留于京。此时他也被刘宗敏追赃。据说陈演还未等到用夹棍，就捐4万两白银，刘宗敏很高兴，本打算不再用刑。不料陈演的僮仆检举说其家财远远不止此数。刘宗敏令人搜查，果是如此，大怒之下仍用了重刑。
大学士魏藻德或许真不富裕。城破之前，崇祯帝令其捐饷时，他只肯出白银400。此时被刘宗敏追赃，上了夹棍后才承认金银万余计。后虽经一夹再夹，直至脑裂而死，也未再榨出油水。他的儿子也不承认还有余银，结果被杀。
在刘宗敏等人的夹棍下，那帮旧朝大臣几乎没有幸免。
与此同时，农民军对那些太监也是照夹不误。原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之心，在重刑之下，交出白银15万两及许多金银什器缎匹。不过当时都传说他有白银30万两，因此农民军认为他仍有隐瞒，于是再夹，直到被夹死。也就是这位王之心，几十天前还以家计消乏为辞，不肯助饷，最后才勉强出了1万两。
太监曹化淳交出了白银5万两。
最后由太监交出的金银数，竟与勋戚们所交出的一样多，而比文武百官吐出的整整多出了一倍。
与此同时，农民军还把矛头直指富商大贾，效果居然也很不错。
李自成在短短十几天内，竟得了7千万两白银！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一大批满腹经纶、满口仁义道德的既得利益者，在朝廷生死存亡之际，竟然不肯依其财力，支撑大局，到头来竟落得了如此的结局。他们似乎弄不清最简单的道理，即他们的特权地位及随之而来的财富，都是由这个朝廷及其制度所赋予的，一旦没有了这一前提，哪里还保得住特权、财富，甚至是自己起码的尊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李自成进城后他们的结局，应该是预先可以估计到的。
在这一点上，身居九尊之位的崇祯帝竟也是如此。
据说李自成入城之后，搜括各库存银竟多达3千多万两，金数千万两。而作为天下财赋之枢的户部，仅有外解银约40万两、捐助银20万两而已。两者相较，不啻天壤。尽管有人对各库存银数提出怀疑，认为不会有如此之多，但城破之时各库仍有巨额存银之事，则不容怀疑。而崇祯帝却藏之不出，口口声声说缺粮少饷，今日加派，明日搜括，真不知是何道理？这些银两不仅未被用于战事，挽救危局，反而最终落入了李自成之手。
崇祯帝当然是看不到这幕了。四月初三日，他与周后的遗体被匆匆塞入田贵妃之墓，草草安葬了。
当李自成在北京城中正忙着追赃、登基时，山海关却出了问题。由于吴三桂的降清，天下局势顿时大变！
强大的清兵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后，势如破竹，几成摧枯拉朽之势。
李自成匆匆退回北京后，于四月二十九日草草登基。仪式刚结束，李自成便下令焚烧宫殿和各门城楼，全线撤退。
清兵获知后，一面追击农民军，一面进占北京。当时北京城中纷纷传言吴三桂已夺回太子，纷纷准备迎接。
五月初三日，聚集东郊的官员却突然发现蜂拥而来的并不是吴三桂部，而是满洲八骑。清摄政王多尔衮率部傲然占领了北京。
此年的九月，顺治皇帝由沈阳到达了北京，并于十月初一日举行了即位典礼。
在不到半年之间，北京由大明而易手大顺，最终却成了大清的京师。
大清的军队也在各地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西线，清兵猛击李自成部，迫使李自成向陕西节节败退，并于次年（顺治二年，1645）的正月占领了西安。
在占领西安后，多铎移师攻击江南，矛头直指在南京的福王弘光朝。至五月十五日，多铎兵不血刃，占领南京，收编了弘光朝的军队。不久，俘获福王。闰六月，占领杭州，潞王朱常淓降。
另一支清兵在阿济格的率领下，追击李自成部。在顺治二年（1645）的三至四月，清兵与李自成部先后在河南、湖北、江西境内连战8次，李自成部皆败。至五月初，李自成在湖北通山被杀。李自成部大伤元气。
至顺治三年（1646），东线的清军连败浙江的鲁王、福建的隆武、广东的绍武3个残明政权。而西线的清兵也成功地攻入四川，击杀了张献忠。
尽管西南还残存着一个永历朝，东南尚有一位国姓爷，此外还有李自成、张献忠的残部仍在坚持抵抗，但大局已是尘埃落定，明清鼎革之过程也已基本完成。
大明朝从此也就成为了历史。
后记
我对晚明史的研究，开始于1980年代后期。此前，有些西方史学家试图把明末中国与17世纪欧洲经历的所谓“普遍危机”联系起来。他们套用17世纪以西班牙塞维尔（Seville）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因西属美洲白银输入的大幅度减少而首次出现衰退，并造成欧洲各国政治、社会的严重不稳定这一历史模式，来论证17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同样也因美洲白银输入的减少而经历了经济衰退，由此出现了政治、社会的一系列动荡，并导致了明王朝的最后灭亡。我当时不太同意这样的观点，于是便与当时来华进修的澳洲国立大学博士研究生倪来恩（Brian Molougheney）先生进行合作研究，撰写了《外国白银与明帝国的崩溃——关于明末外国白银的输入及其作用的重新检讨》（Silver and the Fall of the Ming：A Reassessment）一文，并用中英文在国内外发表。我们的基本结论是，在明朝灭亡前的最后几十年中，正是中国输入外国白银的顶峰时期，因此，明清鼎革的原因，决不像17世纪欧洲的“普遍危机”那样简单，更不能把二者等同。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些学术反响，其中也不乏批评者。如著名学者贡德·弗兰（Andre Gunder Frank）在其新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中，就对我们的保守看法提出了批评。不过，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导致明代灭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又以本土因素为主。
那么，为什么有些外国学者会把明朝的灭亡与美洲白银以及17世纪欧洲的“普遍危机”联系起来呢？这实际上就涉及到了晚明的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后果问题。明中期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已得到了中外学界的普遍肯定。也正是由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白银作为当时的主要货币，其需求量激增，而国内的白银产量又无法满足，所以通过各种渠道进口美洲、日本的白银也就不可避免。这种大规模的白银进口，也就是引起某些西方学者不断联想的依据。不过，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把这种白银进口看作是当时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那么就会发现一个有趣同时也是矛盾的现象，即明朝的灭亡，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似乎有一定的内在关系。
依照经典著作的理论，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既是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更会进一步促进社会分工，随之而来的是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总量的增长。按照常理，朝廷和民众应该从这种增长中获益。但晚明的情形却并不是如此，甚至是相反。现在看来，明中期以来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后果，大概不能与欧洲的历史经验作简单的类比。从其后果来看，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明朝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其创造的经济成果，不仅没有被合理地分配、共享，反而导致了社会阶层之间、地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等各个方面的冲突。面对这些冲突，朝廷上下几乎是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大明朝一步步地滑向深渊。
明中期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反而成为明朝崩溃的原因之一，似乎不合常理，但事实却极有可能就是如此。类似的矛盾现象，在晚明也绝非就此一例。这种特性，使得学术界不仅在如何总体评价晚明社会这一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至今尚未有定论，而且即使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也是众说纷纭，分歧极大。也正因为如此，本书中的许多观点甚至一些史实，仅是一家之说，绝非定论，但由于本书体例所限，无法在撰写时列出那些不同观点。同时，本书的篇幅虽有洋洋30余万言，但仍无法做到事无巨细、样样罗列而不遗丝毫，事实上至今也没有人能做到。因此，本书紧扣晚明史中的几个主题，侧重晚明史中的若干主线，力求全面详细地勾勒出晚明历史画卷中的主要内容。具体地说，就是围绕着晚明的两大忧患即外患和内乱来展开叙述。
依原来的设想，本书应是一本以史实为基础，以深入浅出的笔法来描绘大明帝国衰亡过程并揭示其原因的史学读物。换句话说，本书应是一本由专业工作者撰写的却又要让一般读者读得下去同时又要喜欢读下去的作品。到具体写作后，方知这对专业工作者而言，也并不是一件轻松事，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挑战。道理很简单：一是因为专业人员长期以来已形成了一套所谓专业化的写作风格——其最大的特点似乎就是让非专业的读者既读不懂同时也没有兴趣去读，而且这种文风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二是因为许多历史问题确有较高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要把它们讲析到一看就明白的程度，也有很大的难度。因此，我在撰写本书时，虽力图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但多年以来养成的“八股”文风仍在时时作祟，并也肯定会在本书中的不少具体内容上有所体现。正因为这点，我很担心本书的写作手法会受到这样的指责，即专业工作者认为已经走得太远，而读者却仍觉得没有放开。不过，我始终认为在今天这样的大氛围下，历史工作者在这方面作些尝试是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迫切的。史学普及也应该是史学工作者的基本责任之一，如果做得好，不仅不会影响学术研究的水准，反而会赋予学术研究更大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对史学而言，人人都会讲历史固然是悲剧，但如果人人或绝大部分人都不读历史，则又是另一种甚至是更大的悲剧。
历史之所以是历史，其首要条件是具有真实性。“是什么”和“为什么”是历史研究追求的永恒目标。要描述“是什么”并在此基础上解释“为什么”，则首先要依据真实的历史材料，而非其他。本书的史料来源，主要是《明史》、《崇祯长编》、《国榷》等正统史书，以及像《明纪北略》之类的笔记。另外，本书也参考了大量已有的明史研究成果，如李文治《晚明民变》、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袁良义《明末农民战争》、张德信和谭天星《崇祯皇帝大传》、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等等。限于篇幅和体例，本书无法在正文中一一详细注出，在此特作说明并致谢意。
本书初版于1998年1月。此次重印，仅改正了书中的几处舛误，其他内容基本未动。
特此说明。
夏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