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帝国一贯讲究历史的作用，所谓是非必正，褒贬分明，全在于史官的秉笔直书。蔡卞既然能根据安石留下的亲笔记录核对史实，发现了篡改诬陷的成分，原则上的是非定性便应运而生。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七月，朝廷追夺司马光、吕公著等赠谥，贬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等人官职不等；十二月，元祐史臣范祖禹、赵彦、黄庭坚，坐诋污降官，吕大防因领衔监修，责无旁逭，亦再遭迁谪。
也许是在残酷的斗争中得到磨炼而汲取经验教训的缘故，章惇主持下的政治清洗和人身打击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八月，在追贬司马光等后，章惇即有心再将文彦博以下三十人悉贬岭外，仓促未果；此后几年间，章惇不断将反对新法的人贬官罢职，包括对这场过分的政治报复持不同意见的李清臣和曾布。从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二月开始，章惇制裁元祐旧人的行动达到高潮，再追贬司马光、吕公著、王岩叟，夺赵瞻、傅尧俞赠谥，流贬吕大际、刘挚、苏辙、梁焘、范纯仁岭南，谪迁吕陶、朱光庭等近三十余人。最厉害的一招是将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四月至元祐九年亦即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四月十二日十年间之全部章奏汇编成帙，进行严格审查，凡有涉嫌者分别予以处分。特别是辑理了司马光的所有章疏案牍，选官编类置之二府，以为天下后世之戒。最后是在哲宗的第二个年号“元符”年间，先是借口神宗不豫期间的一次谋议废立的旧事，再将文彦博、司马光、刘挚、梁焘等已死之人冠以大逆不道之罪；然后在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的六月，章在蔡卞的建议下，以元祐之道还置其身，命蹇序辰、安惇两人审理当年司马光所设“诉理所”的档案，凡参与诉理者一概摘其姓名编入另册，由此而得罪者达到八百余人。
章惇这位为人豪迈而孤傲的新宰相是本朝一位著名相术学者邵雍的学生，与二苏兄弟、曾巩曾布兄弟、吕惠卿、程颐之兄程颢皆为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主持的那次礼部考试的同榜。嘉祐二年这一榜几乎都是四五十年来帝国的风云人物，并在后来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这在本朝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章惇与吕惠卿、曾布略有不同，自为安石所重而进入三司条例司后，虽一直参与了新法的实施，但在熙宁新政中并没有做多少工作。章惇表现出其奇伟绝伦的才华主要是在元丰时期，特别是在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同司马光力辩雇役法不可轻废的那场争论中，显示了强烈的斗争性格，此番作为绍述运动的主力人物登车揽辔，遂不免慨然而有澄清之志。蔡卞则是熙宁年间的进士，他对王安石的感恩戴德促成了对元祐旧党的切齿痛恨，蔡卞为人深谋寡言，富于心计，他能掌握章惇的弱点而要挟利用之，在绍圣党同伐异、陷害异己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话说回来，这也是时势的要求。箭在弦上，不能不发，章惇、蔡卞之流的过激行动既是一个相当长时期以来本朝士人好挟私怨的最终反映，也是哲宗皇帝绍述政策的必然结果。政治从来都是黑白分明的，否定与再否定环环相连无有终日，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次严酷，除非矛盾双方在生死相搏中同归于尽，不会有风平浪静的一天。而天地万物生生不已，幻想着这个权与欲的世界有朝一日停止争斗，那实在是痴人说梦。
在君门九重、坟墓万里的元祐人士看来，这无疑是一个阴翳横天、层冰塞川的世界；党祸烈于火，苛政猛于虎，眼前的处境就是最好的说明。栖栖惶惶而奔避不暇中，即使能耳冷心灰百不闻，也无法每屈心情入酒杯。在惨淡的人生中，一切失意的哀叹和惆怅都显得无足轻重，虽然苦涩的忧怨境遇能使后人一洒同情之泪，可也不过就是如此而已。严峻的现实已带来一个迫切要求，呼唤着我们这个泱泱帝国的智识之臣抛弃私怨而精诚团结。可贪于安逸、固执己见的作风业已养成，轻易又怎能一旦割舍！
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尽管所有的这一切看起来似乎都肇自于王安石的变法，但在实质上，从元祐时起一直到今天，如此风云激荡的政治斗争根本就与王安石无关。王安石的晚年虽然在沉默中度过，但当他在定林寺与人谈经论禅时，对世事沧桑之慨也偶有流露。在这位叱咤风云的一代雄杰看来，围绕着新法的斗争，实际上大多出自好于争胜的意气用事，绝大部分人都不免投机取巧闻风转舵，以至于前叛后附，或出或入。
安石认为，自议新法以来，始终言不可行者，只有司马光一人；始终言可行者，也只有曾布。这后一句颇耐人寻味。
曾布虽也是新法的主要起草人，但至少在敌对方来看，吕惠卿、曾布两人同为王安石的心腹，却有明显的主次差别。实事求是地说，两人在对变法的态度和贡献上，也确实有强弱大小的不同，吕惠卿所起的作用也要超过曾布。
不惜一切手段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曾布接受神宗皇帝的密令而调查“免行钱”实施情况，进而参劾吕嘉问的事情，安石是十分清楚的。正是因为曾布的轻率而导致了曾布、吕惠卿两位变法中坚的进一步交恶，这也是新法阵营中人人皆知的事实。可尽管如此，安石在心目中仍把曾布摆在了很高的位置上，这看起来似乎有些评价不公，其实内里却自有奥妙，至少从反面证明安石对另一位主要帮手吕惠卿的行为作风确有不满意的地方。在意见冲突、矛盾重重的曾、吕两人中，安石在感情上最终站在了曾布一方，甚至不惜原谅曾布由于冲动而做出的不明智行为。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王安石在最后要把吕惠卿排斥在外，为什么反对派在后来能不断制造出王、吕不和的种种谣言的渊源所在。
曾布由于熙宁末期曾遭到吕惠卿的迫害，因而在元祐时期并未受到严重的冲击，出外不久后还京为翰林学士，一直做到知枢密院事。不过，他对司马光废除新法尤其是雇役法还是持反对态度，他曾对司马光道：
“雇役一事，法令纤悉皆出吾手，若令自作改易，义不能为！”
在绍圣年间，曾布对章惇的复辟举动无疑是大力支持的，但对章惇起复吕惠卿却坚决反对。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十月，曾布就与韩琦的儿子韩忠彦联袂向哲宗进言攻击吕惠卿，不同意吕惠卿入朝，从而迫使惠卿一直在外任职。他与章惇的最大分歧点在于对元祐诸元老大臣的政治评价上，曾布认为追夺赠谥乃至于毁墓仆碑，纯属徒劳无益之举，进而对章惇的专权亦有所不满，这导致了他最后与章惇、蔡卞的决裂。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二月，曾布在一次廷对中向哲宗道：
“章惇、蔡汴施行于元祐之人，众论皆谓过当。两人所作所为，分明是报私怨！”
政治家若空有原则而没有手腕，便不可能久在其位，因而所做的事情往往半途而废。曾布在几十年走的是一条相对折中的路线，从而保证了他在政治风波中的稳定，这一点他自己也不否认。曾布的处事方针虽然在客观上可以起到诸如王安石、吕惠卿所不能起到的作用，但一味务实，却无疑要犯原则上的错误。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的正月十二日，年轻的哲宗不幸突患急病，不治身亡。皇太后向氏突遭变故，急得对宰臣大哭：
“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嗣，事须早定！”哲宗享年仅二十四岁，惟一的一位皇子又不幸早夭。
章惇大权在握，说话也一向严厉：“当立母弟简王。”简王赵似是神宗第十三子，元符元年（1098年）封简王，与哲宗为同母所生。
太后感叹：“老身无子，诸王皆神宗庶子。”言下之意，立谁都是一样。
章惇道：“以长幼论，则申王当立；以礼律论，则大行皇帝同母弟简王当立。”申王赵佖是神宗第九子，因年长的诸王皆早薨，因此在剩下的五位皇子中年纪最大。
太后其实意有所属：“皆神宗子，何必强作区分！以次序论，端王亦可立。”端王赵佶是神宗第十一子。。
这下激起了章惇的强烈反对：“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章惇说出这样胆大的话来，曾布当然更为不满，于是大声叱断他的话：“章惇听太后处分！”一下说得章惇默然。太后最后下结论道：
“申王有病，不可立；先帝曾说过，端王有福寿，而且有仁孝之德，当立为嗣君。”事情就这样定下了，端王赵佶入继大宝，后来的庙号为“徽宗”。
章惇虽然有种种不是，但他此刻却说了一句大有见地的话，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新帝即位后就被贬，辗转飘零，最后死于睦州。而曾布坚持了自己游刃有余的原则，顺理成章地一跃而为时代的新宠，但却为我们的帝国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历史虽然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但个人却足以能改变它的方向，这在曾布如此，在帝国的第八位天子徽宗则更是如此。
新帝仍然尚未成年，皇太后向氏又得以像早先的宣仁太后一样垂帘听政，奇妙的是，两位太后在对待熙丰政治的态度上惊人的一致，所采取的做法也十分相像：大权在握，立即就进行翻案。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二月，元祐时曾任知枢密院事的韩忠彦被起用为相，他既是元祐老臣韩琦的儿子，也是曾布和李清臣的好友，作为一位相对超然而出于两党之外的人，主持了对章惇绍圣政治的全盘清理。太后听政虽只有七个月，但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元祐旧臣再一次卷土重来，一时间充斥朝廷甚嚣尘上，宣泄着他们久积的怨恨。其结果是为司马光等人全部平反，由此相及，一大批对“绍述神宗”持不见政见的人被陆续提拔，而章惇、蔡卞及其兄蔡京等则被清除出朝。
当然，这是与曾布这位新朝辅命大臣的倾向分不开的。此时的曾布，已经完全转向于折中调和的路线。徽宗亲政后，他向新帝建议：既然元祐、绍圣均有所失，何妨以大公至正态度，调和两党？新帝此时十八岁，龙銮宝座的新鲜感自然也使他产生一些革新的精神，于是诏命明年将改元曰“建中靖国”。“建中”，执两端之中也，这个本意当然不坏，但曾布与新天子都没有想到的是，两极混斗怨怨相报，又如何能轻易调停而做到不偏不倚？！曾布使元祐党人重新登台，但彼辈却不会因为他的善良动机而抛弃宿怨。侍御史陈升次第一个把矛头指向曾布，上疏指责他“独擅国权，进用匪人；轻视同僚，威福由己；子弟招权，交通宾客”。一位半年之内先后曾上一百多封抗论奏疏的强硬人物任伯雨，进而反对他的息事宁人方针：“自古未有君子小人杂然并进者，欲二者并用，只能使君子去而小人留。”任伯雨甚至反对更改年号，他认为“建中靖国”用了唐德宗的年号“建中”，而唐德宗正是因为君子小人不分才导致銮驾播迁之灾，因此“不可以不诫”。在这种情况下，曾布不得不展开反击，于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三月将任伯雨调为度支员外郎，同时又采取了一个巧妙手法将另一位元祐分子陈瓘请出了朝外。陈瓘是弹劾章惇、蔡卞最起劲的人，也是提议再次重修《神宗实录》的始作俑者，章惇、曾布都有意招抚他附己，但被陈瓘拒绝。
过了不久，我们年轻的天子就意识到，再坚持曾布所谓调停的方针，将会是一个两面都不讨好的事情。十一月，起居郎邓洵武入对，对皇上说了一番话：
“陛下今以韩忠彦为相，忠彦乃韩琦之子，韩琦尝论神宗新法之非，于是忠彦更变神宗之法。忠彦为人臣，尚能绍述其父，陛下为天子，如何反不能绍述先帝？”
这无疑触到了徽宗的痛处，说得天子默然无语。邓洵武趁热打铁，又进了一道《爱莫助之图》，将元祐、绍圣两方面目前在朝的人列成图表，按官职大小分成宰相、执政、侍从等七类，结果绍圣一方执政官中只有一人，其余每类亦不过三四人；而元祐一方则包括了剩下的所有朝廷官员，达到百余位之多。邓洵武在表中总结道：陛下有绍述先帝之志，然群臣无能助之者，必欲继志述事，则非用蔡京不可。先不论蔡京何许人，值得邓洵武这样推崇，反正从此天子开始有了新的想法已经毫无疑问。第二年，改元“崇宁”，不用说，这是“崇尚熙宁”的意思。
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三月十九日，蔡卞的胞兄蔡京被诏命回朝，出任翰林学士承旨、监修国史。
蔡京字元长，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进士，在其弟蔡卞之后进入中央政府，官拜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兄弟二人同掌书命，一时朝廷荣之。蔡京早年参与新法很积极，但元祐初司马光秉政后，蔡京却立即卖身投靠。当时，司马光废除新法心情峻急，要求在五天之内将雇役法复为差役，众人无一不认为时间紧迫，可独有蔡京于治下畿县如期完成，博得司马光的由衷赞叹。可这种阴邪无端的投机嘴脸连元祐人士都甚为不齿，台谏纷纷弹劾，结果使他落职出外。绍圣时期章惇复新法，蔡京摇身一变，又成了绍述的急先锋。十年之间玩弄黑白于股掌，使蔡京成了人们心目中见利忘义的典型。徽宗即位，谏官陈瓘就指责他交通内侍，使蔡京罢翰林学士出知江宁府。这给蔡京的打击很大，心中怏快，迁延而不上路。最后御史们又交章论劾，于是朝廷下诏夺其职，命其为“提举洞宵宫”，居于杭州。本朝大臣罢职之后，朝廷常授予此类以道教宫观为名的祠职，但无职事，仅借以食禄。
然而一个反复无常的人并非没有自己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不惜一切手段。蔡京是个有极大野心的人，他是不可能甘于退隐林下而逍遥余生的，他还没有达到目标，所以仍必须寻找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幸运的是，蔡京有一些特长，他对绘画和书法造诣极高，特别是写得一手好字，深得王羲之笔意，算得上本朝有史以来数一数二的书法大家。这在一般人看来当然算不了什么，但要紧的是，当今官家却是个富于才学的皇帝，他对书画之道同样十分爱好并且精通，蔡京与天子竟存在这样一个共同点，后来发生的一切就不是偶然的了。
机会来得十分自然。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左右，宦侍童贯以供奉官的身份来到三吴地区为皇上访求古玩字画，在杭州停留了一个月。蔡京是个深知宦官重要性的人，为此他并不顾忌本朝一贯禁止交通内侍的政治准则，他抓住这个机会，与童贯结成了深交，所作书画屏障扇带之属，也由童贯源源不断地送入皇宫。徽宗本就欣赏蔡京的字画，再加上童贯的吹捧和朝中某些蔡京好友如起居郎邓洵武、太学博士范致虚的怂恿，天子逐渐有了非相蔡京不足以有为的想法。于是，一年之内就把他提到翰林学士承旨的位置，不久，升任右仆射。
制下之日，徽宗赐坐延和殿，曰：
“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至今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以何教之？”
蔡京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他立即避席顿首而言：“臣愿尽死效忠！”
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正月，蔡京进位左仆射成为首相。从此，蔡京先后四次拜相，成为徽宗在位二十四年的象征。蔡京的成功在于彻底掌握了天子这一神圣的武器，因而屡罢屡起，始终不倒。无智不足以御人，更何况天子？蔡京的天资绝高；他懂得任何一种可以为自己谋利益的手段。在蔡京来说，只要做到两点也就足够，一是铲除异己，一是邀宠固位。他在入相两个月后就奏请徽宗立“元祐党人碑”，将司马光、文彦博等原宰执、待制以上一百二十人定为奸党属于前者，而借熙丰新法为名加重税收，为天子享乐不惜竭泽而渔则属于后者。奸臣一旦能表现出其“奸”，那就是客观的必然恶果，无论元祐还是绍圣之党，抑或是夹缝中求生存的曾布之流，都无法改变这个既成的事实。
假如没有几十年的党派混斗，帝国的政治决不会堕落到这样一个地步，这实在是令人英雄气短。人们常说，灭唐祚者非黄巢朱温，亦非藩镇宦竖，实乃牛李朋党之弊。看来，这个悲剧不幸又在本朝重演。
第三部 半壁河山
回首妖氛未扫
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奇谋报国，可怜无用。尘昏白羽，铁锁横江，锦帆冲浪，孙郎良苦。但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流如雨。
——朱敦儒（公元1081—1159年）
逻辑上的简单推理很能迷惑一些平庸之辈，若干年后，当帝国的第十位天子在“行在”临安城里反思往昔的时候，犹还把王安石变法当作是灾难的源头。朝野舆论也顺理成章地认为，不仅仅几十年来的党同伐异可以归结到王安石的头上，而蔡京的擅权祸国更是新法带来的必然恶果：没有熙宁，何来元祐、绍圣？没有新法的惶惶求利，又何来蔡京的横征暴敛？没有熙宁时的开边寻衅，就更不会有宣和时的起兵勤远、稔祸速乱。这种想法并不奇怪，追究历史有时就是寻找借口，并以此来服务于当今的时势。我们的徽宗和继任者钦宗此际已经落入夷狄之手，正在敌人的魔掌中茹毛饮血，作为继嗣者的新君，总不能把过错推到父兄的身上去，给帝国的伤口再添痛苦。徽宗的悲剧结局使他暂时逃脱了谴责，但一时的幸运却代替不了永远，历史虽然总是以慈悲为怀，但绝非是善恶不分。
我们的官家风流俊逸，洒脱不群，他不像是一位天子，而更像是一位艺术家。他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到对艺术的关注上，在构筑典雅巧幽的幻想境界中追求他的人生极致。因此徽宗也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始终把个人放在世界的中心，在他们看来，古往今来上下左右都是一己之化身，我就是宇宙，我的享受也就是天地万物的享受。
这或许是由于少年时代的某种因缘机遇所致。早在藩邸时，徽宗就不像其他骄奢的皇子们注重于单纯的感官刺激，他喜欢读书学画，欣赏古器山石，从中感觉到作为一个文人的快乐。即位以后，对艺术的独特感觉更使他的才能发挥得酣畅淋漓，其书法笔势飘逸，意度天成，自号“瘦金体”，犹如冲霄鹤影，掠水燕翎，高迈不凡而又轻盈无迹。徽宗的诗词绘画更具典丽的意境和巧妙的构思，刻划入微而意味隽永。本朝尚文，天子的才艺自然很使一些人惊讶而景仰，不过从原则上讲，天子一味致力于雕虫之道，自是与传统精神背道而驰的。章惇说他“轻佻”，也正是从这一点上着眼。
但徽宗却绝非只是轻佻而已，诡异的冲动和独往独来的性格使之每每异想天开。我们的天子找到了最能够刺激他幻想的东西，这就是能通鬼神、能致长生的道教。道教虽自称源于先秦的道家，其实本起于民间，两汉六朝以后渐趋隆盛，丹鼎符箓炼身养性之术，蔚为大观，前唐奉为国教，本朝以来也甚受扶助。礼崇宗教总有政治上的原因，真宗天子大兴“天书”、“祥瑞”之举，无非是想借其神灵之力以达到镇服四海、夸示夷狄的效果。徽宗尊尚道教，当然也有这样的考虑。可他能把道教推奉到第一崇高的地位，却与个人放浪形骸的艺术气质密不可分。徽宗确实从内心里喜欢那些变幻莫测的机巧和呼风唤雨、预言祸福的神秘莫测之术，所以他不仅自诩为真人，更自命为教主，他相信“道君皇帝”也许才是他真正的归宿。于是崇宫观、设道职、搜求经典、任信方士，超越了政治而进入了纯粹的宗教范畴。十几年来，当无可胜数的通妙先生、金门羽客在庙堂之上放言诡诞时，道君皇帝往往感怀沉迷，付之于会心的惊叹。
所有的这些归根结蒂都是从一己之心出发的结果。壮年以后的徽宗也好女色，但他的方式却十分极端，每隔三五日御一处女。这或许出自道术上采阴补身的需要，或许是来自于某种猎奇的欲望，但不管怎么说，他在身下柔弱胴体的震颤中获得的肯定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由此激发出一种发泄的愉快。在古代中国，这种行为一向不为人们所诟病，相反到成为精力旺盛、风雅不拘的象征，但徽宗却不满足，作为一朝天子，竟然喜好微服出行于花衢柳巷，在与妓女的耳鬓厮磨中把自己幻想成潇洒的文士。天子的快乐与庶人的快乐兼而有之，这才是人生之美的极高之致，看来徽宗是真正懂得及时行乐的人。因此我们的这位天子十分奇怪焚臂炼骨、舍身求法的佛家教义，由衷地替迷惑于此道的黎民感到悲哀，所以他既兴道，便要排佛。一位狂妄的佛僧胆敢咒骂天子破坏其教，徽宗便把他碎尸万段。
玩物丧志往往在不经意之间。
帝国的主宰者既享有无上的权利，也担负着崇高的责任，否则便不可能永远贵为天子。徽宗追求自己的旨趣是他的自由，但绝不能因此而弊国凋民。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对器玩花石的嗜好竟会带来这样一个恶果，在他看来，这不仅和王道大业毫无关联，甚至还不失为风雅之趣。然而上有所好，蔡京之流夤缘而进，事情就不会因其平凡细小而不成为祸端。政和初年，皇上不过是对蔡京之子蔡攸开了一个玩笑，就被蔡京紧紧抓住，加紧了从东南一带向徽宗进奉奇花异石的步骤，并由此大开进奉之风。举凡太湖诸石、两浙花竹、湖湘木竹、江南诸果、福建荔子龙眼、两广四川奇花等，越海渡江健步捷走而来，虽万里之遥，三四日即达，异味珍苞，色香不变。所谓吴王好剑客，百姓多疮疤，正是此谓。
这就是著名的“花石纲”之役。纲者，船队也，政和年间运送花石的船队，每一纲都有数十舟之众。其中，尤以苏州的朱勔最甚。朱勔是苏杭供奉局的首脑，这一专门从事采集贡品的机构设立于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由蔡京父子遥控指挥。朱勔发挥了他长袖善舞的聪明才智，近二十年间，花石船队舳舻相衔于淮、汴，将灵石异草、古玩器木源源不断地送到了东京。天子品评赏鉴，欣会所遇，朱勔中饱私囊，大发横财，换来的是整个东南为之疲敝，天下为之骚然。
熙宁以降的理财措施带来了一定的实效，尽管付于辽人的岁币数额不小，但通过边境榷场，帝国从贸易上也获得了很大的收入。兵戈不兴、四境稍宁的太平掩盖了冗官冗兵的积久之弊，这是淫逸产生的客观背景；蔡京把熙宁、元祐之争演变成压制异己和擅权独裁，这是灾难发生的政治因素。缺乏忧怀天下之心的徽宗皇帝，从根子上促成了帝国最后的崩溃。
帝国仁厚德懋的风气下竟能产生蔡京这样的人，说起来颇令人悲哀。熙丰以来的党争可谓烈矣，可蔡京打击报复元祐、元符之党，其手段之酷、株连之众，要超过司马光、章惇不知凡几，甚至不惜亲自将打入另册者书碑立石，颁之全国，竟要让他们永世不翻身。蔡京裁定的元祐党人在崇宁初年（公元1102年）已达九十八人，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他再将己所恶者添入党籍，使人数扩大至三百零九人，连章惇、曾布、张商英等绍述主将，竟也因与其不合，被列入奸党之籍。其胞弟蔡卞由于反对任用宦官，也遭到他的诋讦，无奈求去。如果说帝国几十年来的党派争斗多少还是源于政治分歧的话，那么蔡京则完全出于个人利害之计。因此在他的周围形成了地地道道的私家集团，张康国、刘逵、薛昂、林摅、余深等都因奔走其门而得入执政行列，根本谈不上志同道合。薛昂、林摅、余深以至于举家为蔡京避私讳，薛昂有一次不小心误及之，马上就自批其口，奴颜婢膝，莫此为甚。张康国虽然最终与蔡京分手，但也无力敌之，于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暴疾而亡，死的时候仰天吐舌，显然是中毒的迹象。
蔡京以侈靡之道迎合人主，已臻极致。他常常标榜王安石的一句名言“人言不足衅”，把它作为鼓励天子享受太平之养的最佳理由。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蔡京进言倡修大内时，对皇上保证说以目前所积超过五千万的财政实力，供天子广乐备礼，根本就不在话下。政和年间，蔡京从《周易》中找出了理由，这就是“丰亨豫大”，意思是：财多德大，此正帝国之象；德大则无所不容，财多则无所不济，天子又何必以侈华为意？！宰相既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徽宗就没有道理不相信天下是真的太平了，于是制作营筑，大肆挥霍，也便是自然而然之事。结果是累朝所积，扫地而尽。
即使撇开原则上的是非不论，蔡京的某些做法也极为荒唐。徽宗即位之初，竟异想天开地要改革币制，蔡京此际正力托绍述之名变更成法，便极力怂恿襄佐。本朝的币制确有不得法的地方，但货币问题至关重大，若无万全之法，不能轻易更张。天子与蔡京等人想当然的轻躁之举结果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弊端，不仅没使币制改善，相反更为混乱。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蔡京请求重行方田法，徽宗在几年之间先后数次下诏推行，但正如熙宁时期一样，均田的关键是核定土地等级、区分地区差异，需要以秉公无私的原则和严格细密的方法对主事官吏及具体细则进行监督和制定，以蔡京的水平，去吕惠卿、曾布又何止万里，哪里能做得到！从崇宁三年至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近二十年间方田法虽然屡辍屡行，但一无成效。不过，任何露骨的、变相的、隐含的、直接的敛括却不需要什么技巧，蔡京做这些事情倒是得心应手，熙宁新政的诸多理财措施，被他改头换面以后，全成了地道的掊克求利手段，这恐怕是王安石没有想到的。
蔡京第一次入相历时五年，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二月，由于彗出西方、太白昼见的灾异之象，引起群臣的弹劾而罢，然仅一年后再相。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在台谏交论下，被迫退休，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因为彗星复出，在御史的责难中退居杭州。可未过多久，又被召还。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间，再次致仕，再次起复，权势更盛。到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蔡京当国已近十数年，专政日久，遂起公愤，第三次退休致仕。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在亲密党人朱勔的一力援引下，第四次被徽宗起用，此时的蔡京已七十八岁，目昏不能事事，政务悉决于季子蔡絛。徽宗禅位后，在大敌当前的危急时刻，失去依托的蔡京终于成了众矢之的，为自全计，举室南下。蔡京这一走，众言无忌，交相谴责，迫使继代者钦宗下诏严惩，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七月，蔡京死于贬道，年八十岁。
蔡京得以操纵国柄垂二十年，其中的原因很复杂。除了个人因素外，还有一个政治上的问题。帝国百多年的传统本就一向注重分权而治，而台谏合流使言官的势力陡增，更使宰相受到极大的牵制，而令天子得以独揽乾纲。但话又说回来，天子要想遂心所欲，又必须依赖朝廷主要的决策大臣宰相，所以他既要任用得人，还不得不加重宰相的权力。同时，宰相欲思作为，也要想方设法扩大权限。在制度业已形成的情况下，这种加权是通过设立暂行机构实现的，比如神宗时建置“三司条例司”就是一例。蔡京入相伊始，便如法炮制，倡设“讲议司”，除了其本人出任主管“提举”一职外，并揽其党徒吴居厚、王汉之等十余人为僚属，不仅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国用、商旅、赋调、户牧等在它的“讲议”范围之内，帝国事务的各个方方面面也都有所涉及，可以说，一时朝廷法令尽出于斯。尽管讲议司在几年后划归三省，但蔡京已通过这个特别设置获揽大权，为他此后的结党树势集权专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见，某种专门机构的设立总是有它的深意所在，切不能因为其师出有名而掉以轻心。
毫无疑问，蔡京的需要其实就是徽宗天子的需要，“丰亨豫大”与其说是蔡京的逢迎蛊惑，无宁说是皇上的内心想法。假如天子并不只限于个人趣味的追求而恬嬉荒惰，犹还把骄奢淫逸的作风引入到政治的范畴内，那就必然会在自覆其位的同时引起国家的败亡。
治理西陲
“澶渊之盟”后，最大的敌人辽国在将近百年的时间里没有南下，这使帝国得以腾出手来治理西陲。然而仁、神两帝取得的一些胜利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特别是夏人自攻陷永乐城后，怙胜气骄，不断侵扰。元祐时期，宣仁太后一味固守，许以岁币、和市，司马光等人甚至一度主张放弃熙宁时夺取的熙河之地，这些绥靖政策无形中使西夏的气焰复炽。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至七年（公元1092年），夏兵往复来寇，蹂践杀掠不一而足，朝廷对此一无良策。章惇执政的绍圣、元符时期，在固守的基础上展开了一定的攻势，局面方有所好转。从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至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边帅章楶成功地击退夏人的多次进犯，迫使西夏遣使求和。徽宗时期，欲建不世之功的蔡京模仿神哲二帝用兵河湟的旧事，又极力主张向稍显弱小的吐蕃开战，结果帝国以巨额的财力人力为代价，彻底克灭了河湟一带的吐蕃势力，开拓了西过青海，东至兰、熙、岷州，北接西夏，南毗阶、成州三千余里的疆域。这场胜利虽然辉煌，但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利益，实质上倒是为帝国徒增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外患的减轻并非是本朝国力气势增强的结果，这主要来自于四境夷狄的衰落，特别是两个主要的敌国夏、辽。自得于暂时利益的惰性既能使意志销磨而安于现状，也会带来政治的衰败和力量的分化，最终使他人得享其利。西夏在败于宋朝后彻底归附辽国。而辽国自其道宗皇帝即位后，贵族内部的倾轧日趋严重，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域内各族纷纷揭竿而起。到了徽宗即位后一年，亦即辽国新君天祚帝即位时，原本强大的政权已经摇摇欲坠。一个民族无论其祖业是如何的辉煌灿烂，如果只会守成而不思进取，最终必将被无情的历史所淘汰。夏、辽两国也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辽国统御下的遥远北方的白山黑水之间，居住着一个古老的民族“女真族”。女真的起源虽早，但由于居处绝远，与中原交通不便，一直默默无闻。中国人最早称其为“肃慎氏”，后来又有“挹娄”、“勿吉”、“靺鞨”之称，五代时始称“女真”。很长时间里，女真处在一种相对野蛮的发展程度上，部族之间不相统属，互为残杀，故而制度落后，势力不强。辽朝建立后，对尚未归附的所谓“生女真”发动战争，基本收服了其绝大部分的部族。女真归顺辽国后，因避辽帝耶律宗真之讳，改称“女直”。
到十一世纪中叶，女直内部的融合开始完成，其中的一个部落“完颜部”逐渐强盛，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广泛的部落联盟，其酋长乌古迺被辽帝封为“生女直部节度使”。乌古迺与其子劾里钵、颇剌淑在辽的支持下，不断内联外战，逐渐变弱为强。十二世纪初也就是中原宋朝进入徽宗时期，乌古迺次子盈歌出任联盟长，一个新生的女直联盟业已巩固壮大，盈歌统一号令，加强权力，使完颜部为首的部落联盟开始具有对抗辽国的实力。宋徽宗崇宁二年、辽天祚帝乾统三年（公元1103年），盈歌死，劾里钵长子乌雅束继任，又向西面发展，攻克泓忒城，扫清了后方。宋政和三年、辽天庆三年（公元1113年），乌雅束死，弟阿骨打成为新的联盟首领，称“都勃极烈”。完颜阿骨打的出现是女直联盟走向强盛的最终反映。一个相对落后的民族总是免不了要走向世界，掠夺和扩张不仅能获得土地、物产，同时也能发展和壮大自己，更重要的是能够在无形中吸收新的东西，提高自身的文化。历史的潮流不会因为其过程的残酷而止步不前。
阿骨打早就是女直部落中一位深孚众望的军事统帅，在南征北战中立下汗马功劳，具有勇敢的斗志和叛逆精神。这是与新生女直部落的民族性格紧密相关的，奴役和压迫必然带来反抗，女直已经被辽国统治了一百多年，摆脱奴隶地位自是它必然的要求，阿骨打顺应了人心所向，因此得到了广泛的拥护。内部的问题一解决，女直的成功就指日可待了。阿骨打即位后，便向辽国表示出强硬的态度，开始为彻底推翻这个压迫者做准备。
但我们的宋帝国对这一切并不清楚。朝廷上下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北方的盟国辽国内部似乎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内乱，但说起来这毕竟是与我们无关的事情，与其杞人忧天自寻烦恼，倒不如隔岸观火逍遥自在。
当然也有人另有想法，时为枢密院长官的童贯就是其中之一。
童贯是个宦官，因善迎人主而被宠信。徽宗任用宵小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重用阉竖，童贯就是其中一例。也许是兴趣上的臭味相投，他与蔡京是莫逆之交，蔡京入相，荐他为西北监军，从此操纵天下兵柄近二十年，位比宰相，权势熏天。人称蔡京为“公相”，称其则为“媪相”。童贯与蔡京主宰着徽宗政治的文武两端，是人们心目中倾覆天下的罪魁祸首。虽然如此，天子却属意有加，命他主持西北战事，因此对西夏、吐蕃的胜利，便归在了童贯的名下。政和初年时的童贯十分得意，竟打起了图辽的主意，向天子请求出使辽国以探听虚实。徽宗同意，遂以祝贺辽帝生辰的名义，命端明殿学士郑允中为正使、童贯为副使出访辽国。即使出任副职，以宦官为国使也是有悖大朝风范的事情，可徽宗出于觇伺敌国的考虑，并未顾忌朝野的非议。
童贯使辽并未打探到有用的信息，但他回国途中道次辽南京析津府卢沟一地时，却有了一个重大的收获：遇到了一位奇士。
此人名叫马植，本是辽之大族，官至光禄卿，但在辽朝的名声不太好。也许是这个原因使他产生了报复心理，在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十一月份的一个黑夜，马植秘密地来到童贯下榻的馆驿，自称有平燕之策，请求童贯接见。童贯与其一谈，大为惊喜。
马植此时已俨然是宋国臣子的口吻，他的计策是：女直对辽人恨之入骨，而辽天祚帝又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莱一带涉海而渡，即可联络女直相约攻辽。此计得到童贯的极力赞成，遂易其名为李良嗣，载与俱归，荐于朝廷。
从海路上溯径至幽燕之北，这条路线一直就有人走过，并非新鲜之举。建隆年间，就有女直人取此道泛槎而下，至登州卖马，只是在后来渐渐中辍。百余年来，因为该地接壤诸蕃，帝国政府一直严禁商贾舟船取此道北上。因此朝廷讨论下来，都认为轻开此路对中国不利。但徽宗不死心，又单召马植详细询问。马植坚持己见，认为辽国必亡，他对皇上道：
“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万一女直得志，事不侔矣。”
马植的话从理论上当然不错，他的慷慨陈词也足以打动好大喜功的天子，于是又赐其姓赵氏，正式改其名为赵良嗣。徽宗虽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但无疑却把马植的主意深深地记在了心里。灾祸的种子就这样种下了。
从军事上说，这确实是一条妙策，内外夹攻，出其不意，没有比这再好的战略；从原则上讲，收复故疆，吊民伐罪，更是王道的要求。行此大业，不仅能尽雪前耻，尚能建不世之勋，也是天子义不容辞的责任。但若冷静思之，事情却并非这么简单。
第一是本朝在西边的胜利并不能表明帝国有能力重开战争。财政上的困难不论，军队的实力也并非如天子想象中那么强大。特别是北边一线，百余年来没有大战的考验，其战斗力实在是要打上一个问号。励精图治整军经武不仅需要清明的政治和仁德天子的感召力，更需要时间和具体策略，以本朝目前的政治军事现状，委实是不能轻举妄动。
其次是臣民的心中已彻底放弃了武力强国的幻想而趋向于务实。正如熙宁开边引起激烈非议一样，赵良嗣的建议之所以在一开始就遭到反对，正是这种心理在作怪。若非蔡京的擅权使朝政形成了一言堂的局面，还会遭到更加强烈的反对意见。人心厌战，这是最最主要的抵触力量。
另外就是一个道义上的因素。本朝虽然曾经蒙耻于辽国，但自澶渊之盟后，长期的和好已使双方成为实际上的盟国，尽管每年的岁币在心理上多少有点说不过去，可辽人不再刻意为敌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传统是讲究信义，本朝则更是一个泱泱礼义之邦，如何又能撕毁盟约而做出这等禽兽不齿之举？！从另一方面考虑，谁又能保证女直得志后不生虎狼之心？唇亡齿寒、假道灭虢是立即就能想到的教训，后来不少人坚决否定夹攻之议就有这方面的理由。
徽宗显然没有对此事深思熟虑，同童贯一样，天子一开始就为赵良嗣的这条计策兴奋不已。朝议提出的不利因素只是暂时打消了他的想法，并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九月，阿骨打率各部兵共二千五百余人向辽进攻，拔寨掠地，俘获甚众。十一月，辽师反击，在出河店被女直打败，阿骨打乘胜进兵占据辽东。翌年，阿骨打即皇帝位，国号“大金”，建年号曰“收国”。建国伊始，阿骨打即亲自领兵攻占辽国重镇黄龙府。九月，辽天祚帝统领举国主力共十数万来伐，又被金军击溃，天祚帝狼狈而逃。此后的两年中，金军又攻占了辽之东京等地的大片领土，锋芒直逼中京大定府和上京临潢府，辽祚气数已奄奄将尽。宋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七月左右，辽国东京府苏州地区（今辽宁金县一带）的一些汉人约二百余人为避战乱，乘坐一条大船欲往高丽，不巧遇风，被吹到宋界驼基岛。这些人的到来，使金军攻伐辽国且已打过辽河的消息传到了朝廷。
徽宗闻之大喜，急召蔡京、童贯商量，两人建议朝廷派人以买马为名前去访闻虚实。但第一次派去的人因为怕事，到了金人攻下的辽国苏州地界后不敢上岸，转回青州，却谎报女直不纳。经过青州安抚使崔躬直的调查，朝廷发现了他们的渎职欺骗行为，徽宗下令严惩之余，于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八月又派马政、呼延庆两人再往。这时，天子“联金攻辽”的想法已经形成，尽管这个决策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议，但在蔡京、童贯的坚持下，徽宗终于未能拒绝这个强烈的诱惑。
一语道破天机
这场交涉进行得十分艰难。往来不便是一个原因，但主要还是双方的主观态度所致。出于对辽国的负疚心理和道义上考虑，朝廷在一开始时采取了极其秘密的方式，事既暧昧，目的性也很不明确。因为名义上是去买马，所以出使人选是两位低级官员，并不负有全权责任。宋金之间从没有外交上的接触，相互之间都不甚了解，这使得金人很不信任马政等人，金国边将对他们百般刁难，使之在十月中旬才见到金帝阿骨打及大臣宗翰等人。金朝于十二月遣李善庆等三人回访时，反而赍带国书及贽见之礼，相形之下，倒比宋朝正规而有礼节。
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正月，李善庆等来到东京，双方初步达成了夹攻之议。但宋朝派人与李善庆渡海报聘走到中途时，由于徽宗轻信了辽金之间已成达妥协的情报，下诏令使节人员不必前往，只派呼延庆送李善庆归国。这个轻率的举动引起了金人的不满，也暴露出朝廷对这个重大举动并没有周密的准备和详尽的计划。当然，才疏意广的蔡京、童贯之流也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
更大的失误还在后面。到了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事态已经十分明朗，在金兵摧枯拉朽般的攻势下，辽国外战未胜，内难先作，废立叛亡之事相继蜂起，已呈土崩瓦解之态。此时，徽宗仍然躲躲藏藏，不敢明令出师，只是宣密旨于童贯，命他见机图复燕云之地。童贯受命后第一个想到的却不是整军肃武积极备战，而是想依靠外援走一条捷径，于是在这年的二月建议派赵良嗣、王瓌再度赴金商议夹攻。
事情紧急而机密，因此天子只是给了两位专使“奉旨面议”的口谕，并不另赍国书，而以一通御笔手诏代之。这道手诏只有简单的几句话：“据燕京并所管州城，原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可往计议。虽无国信，谅不妄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