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诏的文字不仅语意不明，而且逻辑混乱、态度卑弱，在外交上先折了锐气。燕京等既原是汉地，又何谈“若许”两字？双方既是平等协商共图辽国，根本就不能首先示弱而允诺“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这明显反映出天子和主事者既未能审时度势，也并没有彻底洗刷祖宗耻辱的大志，他们只想到燕云一地，并想当然地以为可以用金钱财物来换取。殊不知，被动地接受他人的施舍只能是自掘陷阱。果然，阿骨打与赵良嗣讨论岁币数额时不同意三十万两的数目，他的理由很充分：契丹占有燕京，尔南朝犹与之五十万，今将燕京还与贵朝，如何只给三十万？！良嗣无法自持，只能答应。更糟糕的是，燕云共有十六州，天子在手诏中笼统地只提“燕京并所管州城”，给赵良嗣的谈判造成了极大的被动，金人坚持所议者只是燕京一地，其他不在商讨范围之内，尽管良嗣竭力争取，金人始终不松口。也难怪，金人本不想轻易地将血战而来的长城以南原有汉地尽数归还，这势必在今后的战略攻防上要吃大亏，现在既然你只提燕京，正好顺水推舟。良嗣归来后，朝廷才发现铸成大错，于是赶紧补救，又派马政复赍国书报聘，对要求归还的所谓“五代以后失陷诸州”的燕、云十六州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但已经于事无补。金人的态度强硬，不仅认为平、滦、营三州不属燕京，对原答应的西京大同府也不予承认。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十月，金廷派遣哈噜随同马政返报，聘书的主要内容一是要宋朝如约夹攻；二是若欲西京，须再加财币。这场交涉到现在仍无结果，徽宗无法不感到恹恹。
此时，帝国内部的情形已经不妙，东南一带的民众苦于“花石纲”之役，纷纷暴动，睦州青溪人方腊揭竿而起，竟成燎原之势。攘外须先安内，这是帝国的一贯原则，于是童贯受命出征方腊，夹攻辽国的准备又被放下。哈噜到京时，徽宗已经不想再如前约，传旨道：鉴于辽人已知海上往还之事，前议已无意义，可谕其使者令归。负责接待金使的国子司业权邦彦闻之大惊，力言不可，天子方收回成命。不过，从天子到大臣都对此犹豫不定，拿不出良策，徽宗只好传令暂留金使，俟童贯回来再议。哈噜等了个把月，童贯仍未得胜班师，只能返国。朝廷不再遣使送归，国书也含糊其辞，只笼统地写了“所有汉地等事，并如初议。俟闻军到西京，以凭夹攻”云云，完全放弃了主动。徽宗天子联金图辽、恢复祖业的想法在原则上是不错的，但以己度人，幻想着金人也能像讲究仁德的中国一样不失仁慈之心，那就是幼稚得可笑了。大臣们显然也未能忠于职责，拿不出得体的措施来应付时局，只是以不能轻开边衅的理由一味反对开战。无事则可自安，这是中国传统中最奇妙的麻醉剂，无疑也是最危险的毒药。
这次交涉因为取道海上，后人遂称之为“海上之盟”。盟约的主要内容归纳起来有四点：一是宋金同时攻辽，金兵负责攻取长城以北州县，宋军则攻取燕京；二是灭辽后宋廷须将原给予辽的岁币转予金国，作为交换，长城以南州县归宋管辖；三是双方不得单独纳降；四是不得出兵失期。实际上，由于双方各怀心思，分歧出入很大，加上往还不便，因此达成的盟约并不十分严谨。从宋廷这一方来讲，因为处于被动的地位，也不可能在外交上有过高的要求，所以在最后一度十分消极，甚至产生放弃的想法。
谈判桌上的砝码取决于自身的实力和战场上的胜利。从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十一月至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三月，金军进兵神速，已攻占辽国的绝大部分领土。而宋廷方面见到形势有利，这才又想到履行夹攻之约。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辩，徽宗命童贯和蔡京子蔡攸率领大军北伐。然而面对行将崩溃的辽国，宋军却屡遭败绩，十月二十九日，宋军高世宣部在业已进入燕京的情况下，犹被辽兵击溃，可怜宋军十万兵马一溃千里，所有粮草辎重尽委尘土。童贯为逃避责任，赶紧暗中派人联络金兵入关进攻燕京，结果引狼入室，金人于十二月三日攻克燕京，使得宋廷在外交上陷入了更大的难堪境地。
这时的金人态度倨傲、要挟苛刻自然顺理成章，徽宗为了最后的一点收获也只有委曲忍让。弱者固无外交可言，除了仰人鼻息，实在也无他路可走。经过四五个月艰难的交涉，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宋帝国也在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四月十七日得到了金人剽掠已尽的一座燕京空城和满目疮痍的蓟、景、檀、顺四州。而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是：原付于契丹的岁币年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燕京税赋年一百万贯，犒军费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均转付于金人；另外，赵良嗣还口头答应借给金军二十万石的军粮。尽管岁币及燕京税款尚不至于马上交付，但金人对犒军费则要求一次付清，二十万石米粮名义上是暂借，其实也是有去无还的事情。不过，帝国在这方面是从来都不把实际利益放在首位的，几座空城虽然浑无意义，但在政治上却有它的价值。天子可以援此自德，政客亦可以借此自利，既然皆大欢喜，谁又去做煞风景之事？所以尽管人人都知道金人今后必将渝盟，但谁也不敢说出口。只有赵良嗣私下里对人说：
“此盟约只能保三年而已！”
良嗣作为本朝的全权大使，是整个宋金交涉的见证人，最清楚其中的过节与甘苦。但他的这个估计也过于乐观了。帝国君臣共同的毛病是既没有想到金人会最终取得胜利，更没有想到一个新生的弱小政权竟会就此坐大。所以当金人在仅一年多的时间后就寻衅南下时，童贯万分惊诧：“金人初立国，遽敢作如此事？”徽宗天子更是如雷震顶，连呼“不意金人如此”。正是他们的不名事理，断送了帝国的半壁江山。
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没有宋廷后来出于对金人的怨望而招降辽国残余势力的违约行动，金人也一定会挥戈南下。这个新兴的夷狄之邦虽然制度未备、政治未精，没有什么高深的理想，可通过掠夺性的侵伐可以获得好处的浅显道理，决定了他们不会因为仁义礼信而裹足不前。事实上，金廷内部的智识之士早就有这个想法，只不过是因为力不暇及而和宋廷暂告缓和而已。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八月，金帝阿骨打殁于军次，其弟吴乞买继位，后庙号“金太宗”。新君甫立的政局和战线过长的态势，也使金廷不得不暂且按下一头，全力对付辽之残余。但徽宗也做得太过分了，竟想到诱降狼狈逃窜的辽天祚帝，甚至许诺待以皇弟之礼、第宅千间、女乐三百余人的优厚条件，这种愚蠢之仁真是莫名其妙。更荒唐的是，天子和当时的主政者王黼想通过捷径来获得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当投降金朝的辽将张觉以平、营、滦三州来降时，竟予以接纳。岂料张觉出城接诏时，金军从天而降，张觉落荒而走，宋廷敕书、诰命尽数落入金人之手。三州既未能得，又徒授金人以“违盟渝约”的把柄，最后还不得不斩张觉首谢罪，什么好处都没捞到。从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三月开始，金人不断挑衅，先是借口二十万石军粮未能克日交齐，鼓动西夏军进攻武、朔二州，后来干脆公开起兵，于该年八月攻下宋军控制下的蔚州。
蔚州是山后九州之一，这个九州属于“燕、云”中的“云州地区”，按照宋金初约，原本也是要归于宋廷的。金人占有其中七州后，本就不愿把此战略要地让给宋朝，此时借机吞并蔚州，当然也不会再守前议。蔚州失守，徽宗仍想当然地认为这犹不过是边境争端，又复用退休的童贯前去交涉，同时仍不放弃招纳辽天祚帝的想法，命他见机行事。但辽帝也知道宋廷绝不可恃，没有接受宋朝官家的美意，转投西夏，当他在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二月十九日走到应州新城东六十里时，终于为金将洛索所执。可以想见，辽国的正式灭亡之日，也就是金兵南进之时。经过近八个月的酝酿，金廷上下于这年的十月统一了意见，决意伐宋。此后，金廷开始集结军队，准备粮草，并已制定了具体的作战方略。这些消息当然也断断续续地传到了朝廷，但没人把它当作一回事。
这时童贯已返回太原，留在大同府交涉山后诸州事宜并兼伺敌情的宋廷使者是马扩。马扩早年即随父马政使金，又参与了交割燕京的谈判，也是帝国的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之一。这一天，马扩突然发现馆驿中供具甚厚，超出了平常款待的标准，非常奇怪。
金朝一方的首席谈判萨里穆尔笑道：
“这是最后一次招待贵使了！”
一语道破天机。
同当年的辽师一样，金兵在短短的二十天后就打到了太原。十二月二十一日，另一路金军也已包围了中山府，离东京只有十天的路程。
一百多年前那次凄侧惨痛的记忆早已在时间的流逝中消失无痕，健忘的人们哪里还能接受这样的打击！像是在六月盛夏突逢飞雪一般，整个帝国都被这个急变所震惊，就连东京宫城鳞次栉比的流檐飞甍，也似乎为此而颤栗。徽宗在满面惊泪中的下诏罪己、遣一使求和，不过是些可有可无的姿态，朝廷下令召四方勤王之师，自然也是画饼充饥之举。宰执虽日聚都堂，依旧茫然无策，只忙着向各地遣送家属而已。在如此情形下，徽宗最后所能做的，也就是备舟楫装宝货而准备南下了。帝国君臣就如同一群刹那间受惊的雁阵，眼看就要四散而去。
太常少卿李纲采取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二十一日夜里，他来到素相友善的给事中吴敏的府第，郑重提出：只有今上引咎禅位，才能使天下克济赴难。吴敏没有辜负好友的信任，第二天就向徽宗建议效唐明皇故事禅位。二十三日上午，李纲怀揣血疏，在玉华阁恳请官家禅位太子以号召天下。经过几个时辰的犹豫，徽宗在无奈中终于接受了这个选择，装作因忽然中风半身不遂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宣布内禅，由太子即位。这就是后来庙号为“钦宗”的赵恒。他是一位更不幸的皇帝，即位仅一年有余，就与其父一起作了金人的阶下囚而客死异乡。
靖康元年
钦宗继位六天后就是新年，新君将这一年改元为“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迫于压力，首先严肃处理了以蔡京为首的六大“贼人”，其中蔡京流放，童贯、王黼、朱勔包括蔡京的两个儿子先后处斩，李彦、梁师成赐死。然后任用李纲固守东京，也不再提弃城之事。这两件政治革新多少唤回了一些士气人心，也使得李纲成功地保住了帝国的首都。然而好景不长，当孤军深入的这支金军部队不欲恋战而提出议和时，钦宗马上就改变了初衷，以割让太原、河间、中山三镇和在东京就地搜刮而来的金银数百万两为代价，换取了金兵的撤退。令人悲哀的是，这时陆续而来的各地勤王之师已将近有二十万之众，而围攻东京的金军只不过区区六万人。
金人南侵之师兵分两路，分别由完颜宗望、完颜宗翰率领。宗望的名字又译作“斡离不”，是金太祖第二子，时任南进大军的右副元帅；宗翰又译作“粘罕”，是阿骨打的堂兄弟，时为西路军主帅。宗望这一路意在直图东京，因此进军神速。宗翰则由西路经太原包抄而下，意在与东路宗望军合攻东京。由于两路进程有异，此次进攻的目的未能完全实现，宗望撤围东京后，宗翰也回师大同府。八个月后，金廷再度发起攻击，这一次宗望、宗翰两军只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成功地实现了会合，并于十二月初完成了对东京的包围，断绝了四方宋军的来路。金人锋镝尽聚，已是势在必得，当然绝不仅仅满足于三镇之地了，宗翰派人传言，要求划黄河为界。
庙堂之上，早已没有死义之士。李纲已被罢知扬州，另一位老资格的将领种师道也不幸病死，剩下的不是贪生怕死因乱谋利之徒，就是浑无韬略自以为是之辈。虽然谋夫众多，发言盈庭，讨论的内容也只有割地请和一端。以此来对付欲壑难填的金人，又济得甚事！李纲招募的河北军已被解散，四川、福建及湖广诸路的勤王兵马也被遣回本路，帝国在军事上已没有任何抵抗力。既不想战，又不能战，钦宗只有按照金人的意思下诏，令黄河以北州县“仰开城门，归于大金”。政府既然放弃了保护百姓的本职，天下黎民自然也就失去了忠于朝廷的必要，天子诏命一出，两河百姓汹涌而起，表示绝不从命。金人无力逐城逐地攻掠，便刻意压迫已在囊中的宋廷。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闰十一月三十日，在勤王之师一无赴者的情形下，堂堂帝国的天子钦宗终于跪倒在金人的面前，称臣谢罪，表示纳躯听命。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正月九日，钦宗第二次被宗望、宗翰强令至金营后，便一去无回。同时，后宫嫔妃、皇亲国戚、技艺百工、娼优僧道乃至帝国府库和首都东京的一切所有，都成了金人的战利品。
最妙的是我们的太上皇徽宗，他本在金人第一次兵临城下时就已跑到江南的镇江府去了，但由于不能割舍贵为天子的滋味，在宗望退兵后的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四月，竟别有用心地回到东京。这一次他聪明反被聪明误，不仅未能重坐龙庭，反而被陷危城。钦宗被执后，徽宗在金人索要甚急的情况下，被手下人哄骗出城，也当了金兵的俘虏。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二月初六，金人废徽、钦二帝。三月初六，册立原太宰张邦昌为帝，建立傀儡政权“大楚”。数天后，金师北还。
惟一使人感到安慰的是，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因为不在东京而免遭虎口。五月，时为河北兵马大元帅的康王在离东京不远的南京（今河南商丘）称帝，这就是后来的“高宗”。尽管时势仍极度艰难，但不管怎么说，大宋国祚总算是赖以保存了，这是不幸中之万幸。
徽、钦二帝最后被迁移到金国腹地的一个偏僻小镇五国城，在夷狄的牢窗下度过了屈辱的余生。
同时被掳的皇子皇孙、王公贵戚和后宫妃嫔都随之而沦为亡国之奴。在颠沛流离的迁徙中，不少人即由于不堪饥寒而抛尸野外，其余幸存者则被迫垦田荒外，种莳自给。等而下之者降为奴隶，执炊牧马，菲衣薄食，不到五年，十不存一。最不幸的是女子，无论是王妃帝姬还是宗室妇女、名门闺秀，或沦为奴婢、或选为女乐，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金人的淫具，被奸淫毙命者亦数不胜数。百姓妇女，大多沦为娼妓，在金人的奴役下强颜欢笑，残喘苟延。
生活能够改变一切。我们的徽宗从至高无上的天子一落而至阶下囚，使他从一个异想天开的艺术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九叶鸿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痛苦、悔恨、无奈和悲伤的体验也使他的诗词一洗铅华，成为血泪心境的真实写照。公元1135年6月17日，徽宗在尝尽了极度的屈辱和伤痛后，郁郁而终，享年五十四岁。钦宗比他的父亲多活了二十六年，于公元1161年逝于五国城。
从被俘之日直到客死异乡，徽宗从未放弃过有朝一日能够回归故乡的幻想，然而，他还是带着极大的遗憾告别了人世。兔走旧窟，狐死首丘，徽宗只有在临终时遗命归葬中国，但他的这个最后愿望也没有被金廷所同意。徽宗去世五年后，宋金休战达成协议，金廷虽然特许高宗生母韦太后归国，可并不放还钦宗。在此后的岁月里，钦宗一直希望他能避免像父亲一样的命运，执著地相信他的弟弟能够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直到最后的事实彻底打破了他的美梦。
某一种特别的经历足可以改变人的整个一生。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的那两次如履薄冰般的历险，就已经给当时的康王后来的高宗以终生都难以磨灭的惨痛记忆，在后来三十多年的岁月里，我们的第十位天子始终都无法摆脱这个怵心刿目的梦魇。
第一次是这一年的元月金人首次围攻东京，其时情形紧急，虽有李纲统领守军力保城池不失，但敌气太锐，我军未集，固不能不和。然而当金使来到阙下邀亲王宰臣赴军前商议时，天子环顾宰执，竟无有对者。李纲请行，哲宗不许，怕他出言不逊惹怒金人。最后，选派李棁奉使。谈判下来，宋廷同意割地赔款，金人要求以亲王、宰相为质。李纲得知后上廷力争，反对增岁币、割三镇，更不同意亲王出使，但在内外恇惧的大势面前，未能被天子接受。
此刻，徽宗诸子中年长者只有肃王赵枢和康王赵构两人在京，蹈险入质，二者必有其一，没有其他选择。康王也许是想透了其中道理，于是私谒皇兄哲宗，毅然请行。在他的慷慨英武面前，李棁十分惭愧，不得已打了个圆场道：
“金人不过是担心我朝失信，要亲王送他们过河罢了。”
康王正色道：“国家有急，死亦何避！”
一时闻者悚然。在那一刻，我们未来的天子似乎确实有着一种为国赴难的冲动。临行前，副使张邦昌自度此去凶多吉少，害怕得涕泗交集，康王犹还责备道：“此大丈夫本分，相公不必如此！”初生牛犊的勇气在于阅历的贫乏，而并非是本性刚强，现实马上就能证明这一切。
长于深宫的康王赵构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枪林戟阵，第一次面对贪婪狡狯的夷狄之徒，也真正地体会到了敌人的猖狂气势，他无法不从内心里产生一种强烈的震惧。这种震撼足以摧毁道行匪深者脆弱的防线，凭着年少冲动而意气用事慷慨入质的康王当然未能免俗。当东京守将姚平仲轻率地夜劫金营落败，金人以此呵责恫吓宋廷人质，大有斩之以徇的意思时，康王也显然不能坚持他早先的那种豪迈气概了。不过，与已经是股战而栗、痛哭流涕的张邦昌相比，康王尚还能够自持，没把大宋亲王的颜面尽数丢尽，他倒是有理由为此自豪的。
宋廷竟然不顾人质的死活发兵劫营，颇让金人感到意外。宗望由此想到庶出的康王赵构似乎不足为恃，便提出要更换肃王赵枢来营，同时于二月初九放回了康王和张邦昌。我们的康王后来能成为天子并成功地保住了大宋的国祚，或许还是宗望一念之差的结果。倒霉的是肃王，自入为人质后，各地宋兵已渐趋京城，宗望久候西路军不至，眼看三镇也已到手，遂不等宋廷交纳金币数足，引兵北还。肃王也从此一去不回，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殁于五国城。
如果说这一次的经历启迪了康王某种想法的话，后来的那次险情则让他感到无比的后怕。靖康元年八月金兵再次南下，起初并不理会宋廷的议和之请，直到攻下真定、中山两府后，在加紧进军的同时，佯示和意，方提出割让黄河以北之地的条件。宗望这时已知道上一次更换人质反而弄巧成拙，因此一开始就准备挟掳康王为质。在这件事中，宋使王云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他听信了宗望的话，派遣从使李裕从真定返回东京传言道：金人已不复求地，但索五辂及上其尊号而已；且须要康王亲自前来，方能达成和好之议。上尊号不过是名义上的顺从，比称臣纳贡要好许多，“五辂”即帝王所乘之车，更乃无足轻重之物，明白人是不难看出金人之心绝非仅此的。但钦宗宁信其真，不信其假，在业已回朝的王云鼓唆下，于十一月诏命康王奉衮冕玉辂，偕中书舍人耿延禧及王云出使河北金营。康王赵构前一次急难赴义的英勇为他自己酿就了恶果，就算他再怎么不情愿，也是在劫难逃。
是磁州知府宗泽拯救了康王的性命和大宋国脉。宗泽字汝霖，出身于乡绅之家，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进士及第，此后一直在地方做官，政绩卓著。大约是在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的四五月份，以六十八岁的高龄应诏入京。金兵二次入犯，朝廷本拟由宗泽出使，由于他坚决反对盟赂敌国的抗战态度而罢，改命他出知前线重镇河北磁州。其时太原府已失守，出任河北的官员大都托故不行，在帝国存亡之际，宗泽表现出舍身求义的崇高风范，受诏即日便单骑就道，从者只有十余人。宗泽到任后，真定府亦沦陷于敌手，敌酋宗望又派兵进攻磁州，宗泽身先士卒顽强抵御，成功地击溃了来犯之敌，声威震于河朔。
天意使然
康王一行人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磁州时，金兵已于七天前渡过黄河。宗泽认为金人绝无议和之意，力劝康王勿行。在他的影响下，磁州民众亦遮道阻谏。康王当然十分犹豫，然君命在身，王云在侧，他也无可奈何。宗泽阻留之意甚坚，最后鼓动愤怒的百姓杀掉了王云，终于使康王北行之事半道而辍。要不是宗泽的坚决，康王必然也像他不幸的父兄一样客死在异国他乡。当十二月初金军长驱直入团团包围住东京后，不仅他本人为此感到万分侥幸，连许多身陷重围的朝官都认为康王能为磁州士民所留，一定是天意使然。
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这一年的经历给我们的亲王造成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从此以后那位慷慨陈词“为宗社大计，岂应辞避”的康王已经不复存在了，后来的赵构脱胎换骨，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照宗庙次序算来，徽宗诸子中康王排行既末，又是庶出，若不是金人南下掳走二帝，永远也轮不到他入继大宝。也许这两次吉星高照的意义就在于不仅仅使他能够领受到百年难遇的机会，更让他懂得了怎样百般珍惜这个上天所赐的礼物。
康王是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十二月一日受钦宗密传蜡诏开府于相州，出任河北兵马大元帅的。当时麾下的兵力约有五万，将领有张俊、苗傅、杨沂中、田师中等人，分作五路次第进发。半道上宗泽和信德知府梁扬祖率兵来会，兵势更振。但当东京议和的消息传来，特别是钦宗生怕勤王军来引火烧身，又传密诏诫勿轻动时，康王立即就倒向了元帅府中主和派汪伯彦、耿南仲的一方，转趋东平府。只命宗泽一军取道大名、开德进逼东京。为已成危卵的东京着想，康王投鼠忌器，此际停兵不进也不能算错，但当事态渐趋明朗，和议将成镜花水月的时候，再对金人抱有幻想，那就不仅是十足的胆怯，多少还有点别有用心了。当二帝终于被掳后，河北元帅府也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只有宗泽提军追击，欲从大名府渡河据敌退路邀还二帝，然而势单力薄，未能得志。
二帝被囚，东京的帝国政府随之土崩瓦解，康王在痛哭流涕中登上了天子的宝座，这是靖康二年——新帝即位后将这年改元为“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五月初一的事。第一件反映出新一代天子某种心态的行为是他对傀儡张邦昌的态度。金兵北还后，张邦昌显然是出于无奈才归宝避位的，这与他当时出任“大楚”皇帝的情形如出一辙，都是贪生怕死、毫无原则的表现。但即位后的高宗却不仅对他宽宥有加，犹还命其为太保，封同安郡王。很明显，新帝十分同情张邦昌所谓“为人所胁”的不得已做法，从某种角度说，经历过若干变故的高宗甚至很能理解张邦昌的无奈。对此，六月初赶到天子行在应天府的李纲十分不解。
“张邦昌僭逆，不得已而自归。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这是什么道理？”李纲语重心长，“陛下欲建中兴之业，而尊僭逆之臣，以此示四方，其谁不解体？！”
由此而联系起天子对伪命臣僚一律置而不问的作法，李纲更感到愤懑难捺：
“如此，何以励天下士大夫之节？”
高宗重用李纲的心情迫切，这使他最后接受了他的规劝，下诏处理了张邦昌和一些接受伪命之臣。不过，其时的不少宰执之臣如中书侍郎黄潜善等却站在邦昌的一边。在国家破败、宗庙涂炭的大是大非面前，竟还不乏为投降者开脱的人，其本身就说明帝国临时政府的立场并不坚定，至少还存在着事迫于危时采取变通从权政策的潜意识。实际上，当天子有意任用李纲之初，就有不少人持反对态度，这些人大都在一开始就力言和议而抵触抗金。例如御史中丞颜岐提出的理由是李纲素为金人所恶，不可大用。从原则上讲，这简直就是站在了敌人的立场上，若以通敌罪论处，都不算过分，但天子不过是将颜氏调离他任而已。
就在李纲大力整顿军政的同时，高宗仍不忘遣使赴金营求和，但天子诚恳的通好之请未被金人接受。在黄潜善、汪伯彦及殿中侍御史张浚的一力诋诃下，李纲也终未能安于其位，八月十八日被罢，在相仅七十五天。另外一件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是太学生陈东竟因上疏言事而被杀。
陈东是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伏阙上书，乞诛蔡京六贼的首脑人物，此后一直为国是上书直谏，拳拳报国之心，天下皆知。高宗闻知陈东之名，召赴行在。陈东来到后，立即上疏切言宰执黄潜善、汪伯彦不可任，李纲不可去，并请皇上驾还汴京，治军亲征，迎请二帝。陈东确实过于忠耿而至于天真了，在天子想来，敌强我弱，要寡人遽而亲征赴险，岂非以卵击石、羊入虎口？再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微妙是：若二帝南还，则朕又将置于何处？所以深怨诟己的黄潜善密请诛杀陈东，正合天子的心意。高宗不能重责李纲、宗泽，却无妨杀一布衣。就这样，杰出的爱国之士陈东未死于夷狄铁蹄之下，却命丧于中兴君王高宗之手，死年四十二岁。同时被斩的还有一位抚州人欧阳澈，他同陈东一样因上书指斥用事者黄、汪之徒而遭致不幸。陈、欧两人被斩于市曹时，连行路之人都为之涕下。
天子和周围大臣的心态作为如此，帝国前途的基调已经初显端倪了，最能说明问题的事情是帝国的新君高宗就是不肯回銮东京。此时宗泽早已进驻汴梁，不断来疏恭请还驾，朝野人士亦纷纷上言还都，但高宗始终不为所动。天子一日不回首都，天子驻跸之地永远就是所谓的“行在”，中央政府就只能在天子行营办公，这对恢复帝国的行政及军事秩序是极为不利的。退一步说，即使担心东京易攻难守而暂避锋芒，也要立即定下“行在”之所，以便明出号令召集四方勤王之师。高宗即位以来态度暧昧绝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而是另有想法。果然，当黄、汪及御前众臣提出要皇上巡幸东南时，高宗立即下诏同意。无疑，天子的意思就是以退避而望和了，所有的那些收复失地、邀还二帝的雄大誓言不过都是骗人的姿态而已。
李纲以为，即使车驾不还京都，行幸之所也应以关中为上，襄阳次之，而建康最下。皇上纵不能行上策，亦应去襄阳，以示不忘故都之心。李纲用历史教训作例子道：
“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者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者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中原一失，东南不能必无其事，虽欲退保一地而不可得也。”
史实昭在，斑斑可证，这个道理确实不容置疑。而李纲提出的另一条理由更使天子无话可答：“陛下已降诏许留中原，人心为此悦服，奈何诏墨未干，遽失大信于天下？！”
尽管李纲暂时打消了天子退避东南的念头，但并不能从根子上抹去帝国君臣怯战怕事的普遍心态。当金兵于这年九月进犯河阳、汜水，有南侵之意时，高宗立即下诏择日巡幸淮甸，并命淮浙一带增修城堡，招抚民兵，以备皇驾。另外又发布诏书以示圣意坚决：銮驾暂往淮甸，捍御稍定即还京阙；有敢妄议惑众沮挠巡幸者，许告而罪之，不告者斩。十月初一，天子登舟赴扬州，同时下令：以勤王为名擅募民兵溃卒者，并令遣散；有擅募者，帅宪司按劾以闻。从这一天起，帝国的天子就永远告别了中原大地，并无情地抛弃了两河之地坚守国土、引颈南望的忠义之臣和黎民百姓。
也难怪后人为之感慨不已。假如天子不走，留在中原腹地明诏抗战，未必就不能扭转帝国的覆败之局。最低限度，也能与金人划河而治，保住黄河以南的土地。
确实，形势虽然很严峻，但毕竟金兵主力已退，正倾其全力收剿黄河东、北未下诸城，对黄河以南地区的正面压力已有所减轻。同时，河东、北真正失陷者也才十余郡，余皆固守不降，成为金廷的绝大负担。宗泽已在东京抚循军民、修治楼橹；并屡挫敌军的挑衅；沦陷区内奋起保家卫国的忠义民兵，多则数万，少则数千，结寨山泽伺机出击，也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金军兵力。就是不少宣和以来苦于苛政铤而走险、啸聚山林的盗寇，也纷纷来归，至于“行在”者即有十余万人，若善用其力，也是一支不容低估的力量。
忠而有谋的李纲本已在各个方面开始了整顿，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举凡机构建置、募兵买马、军士训练、国赋税收等政治、军事、财政诸般措施，无不卓有成效。在李纲的倡议下，张所、傅亮、孙昭远分别受命置司河北东路、陕西路及京西北路，招谕山寨，养民为兵。一段时期内，三人政令之出，响应不绝，取得了极大的收益。如果李纲不去，使政令措施得以坚持，结果委实是很难预料的。
民心士气亦有可用者。张所部下的将领王彦，率七千人渡河而战，一举收复新乡，后突破金人重围，领七百部曲进入共城西山。部众皆面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号称“八字军”，两河山寨民兵归之者达十余万人，所控区域绵亘数百里，成为金人的心腹之患。各地特别是河朔一带的守臣兵民，大都协心并力，率励不懈，急切盼望着恢复，更不乏宁死不屈效忠赴义者。设若天子志在雪耻复仇，进君子而退小人，不惑于求和自安而勇于激励天下之气，国事之败断不至手发展到卒无可为的程度。
但这毕竟是后来人的一厢情愿。我们这个堂堂帝国的颓势并非是一朝一夕酿就的，这个道理不言而喻。本朝从来都不乏懦弱的皇帝，高宗皇帝也不例外，他的突出之点在于，严酷的现实使他一步步学会和掌握了聪明天子们所必备的法宝，那就是只有首先保全自身，才能最后庇护国家臣民。帝国的中兴君主从父兄的悲惨遭遇中更加深切地体会出了这个道理。
四
整个建炎时期的四年，是帝国历史上最不平凡的一页，是一个彻底打破旧有格局，催生新兴之势的时代。历史的魔法以它惊人的创造力，看起来就好像是在刹那之间，就把大宋王朝的故事从东京汴梁转移到了钱塘临安。地理变迁虽然不是世事演化的惟一结果，但却是一切沧海桑田的最好表征。
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四月张邦昌被废后，金人即有意南下，九月二十五日张邦昌被宋廷赐死，不过是金室再度进兵的借口。十月，当高宗南之扬州的消息传到北方后，金军左副元帅宗翰即受命于金太宗，开始规划约集诸路金兵南侵事宜。至十二月，果分中、东、西三路大举南下。中路由宗翰率军从大同府下太行；东路由右副元帅宗辅及宗弼领军，由燕京取道沧州攻山东，同时分兵趋淮南；西路则由娄室等率大军自河中府经同州进攻陕西。这一次南进的规模和范围都是前所未有的，三路大军先后渡河，京西、陕西、山东诸路为之震撼。
三路金兵中，娄室所部西路军最顺利，十二月自韩城履冰渡河，陷同、华二州，攻破关中门户潼关，继而于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正月包围并击破永兴军所在地京兆府古城长安，此后一路南下，又陷均、房二州。娄室得势后，复又鼓噪西进，开始向熙河一带进犯。
中路、东路的金兵也势如破竹，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正月，宗翰已破邓州、郑州；东路宗辅部也已攻陷潍州、青州，并分成二部，一部继续攻进山东诸郡伺机南下淮甸，一部由宗弼率领向中路军靠拢，试图对中原地区形成夹击之势。
中原已经无望了
但独守东京的宗泽成功地遏制住了金军的势头。宗泽自去年六月出任东京留守后，一方面联络义兵扩大力量，另一方面抚慰军民整治战备，使东京汴梁成为了一个强固的军事要塞。在金人的大规模入侵中，各地州县纷纷陷落，惟有汴京两河一带岿然不动，百姓安堵如旧。在起初的一两个月里，宗泽数度击退金军的进攻，使金人在一段时间里不敢再犯汴梁，只得采取正面对峙、侧翼迂回的战术。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二月份，宗翰屯兵西京洛阳，与东京遥遥相峙，而宗弼自郑州抵达白沙镇，离汴梁已不到百里之地。可金军先后数次的进攻全被众志成城的开封守军击溃，并因此遭受到重大的损失。宗泽声威日著，以至于金军士兵闻名丧胆，私下呼宗泽为“宗爷爷”，这对于一向骄悍气盛的金兵来说，无疑颇为难得。宗翰自度东京既不能下，江淮则未可轻入，于是在三月份焚掠西京，驱迫十数州宋地百姓迁往河北，退兵还大同。东、西两路也分别在四五月份受挫而退。
然而宗老爷子能保住东京，击走来犯之寇，却无法唤回高宗的抗敌之心。在天子驾幸扬州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宗泽先后表上二十四道《乞回銮疏（表）》，殷切盼望着皇上能辍巡南服，回驾汴都。在一道道奏表中，忠心耿耿的宗泽愤怒地指责御前宵小之辈的优游苟安行径，细致地分析了帝王之都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特别是恳直地指出：假如独怀忠愤、力抗贼锋的两河军民久阙王师之援助，必然怀疑天子和朝廷已置两河于度外，最终因失望而解体。不用说，这是极其危险的事情。
在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的五六月间，宗泽再一次向高宗提出了出师渡河、恢复故地的详细方略，并保证说若能在当前敌势穷蹙的有利条件下乘胜而进，必能缚金人而臣之，使二圣天眷有归，两河故地得复。他在最后一道奏表中无限感慨地说：
“臣犬马之齿，今年七十矣。勉竭疲笃，区区愚忠，所见如此。臣愿陛下早降回銮之诏，以系天下之心。臣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若陛下听从臣言，容臣措画，则臣谓我宋中兴之业必可立致；若陛下不以臣言为可用，则愿赐骨放归田里，讴歌击壤，以尽残年。”
但这一切已丝毫打动不了我们的天子。悲愤交加的宗泽终于郁郁成疾，六月间疽发于背，不幸病倒。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十二日，这位七十岁的老人在连呼“过河！过河”中病逝于东京。
孤直的宗泽也许不愿意相信，但现实却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那就是京城和两河乃至维系天下安危的中原早就不在高宗的眼里，眼下他最关心的是帝位的安稳。即使宗泽能守住京师，天子也从不认为国家剩余的实力足以抵挡夷狄的猖獗，彼强我弱，又岂能激怒敌夷而再招祸乱？在驾幸扬州之前，高宗业已三令五申地宣敕江南一带增治城隍，治兵完备，并派遣人员营缮金陵，复遣官奉迎太后六宫过江以往，早就有退避三舍的意思。此刻驻跸已定，正在扬州这个繁华之城逍遥自在，又如何能听从宗泽的回銮之请而去冒险？五月份天子倒是下了一诏，信誓旦旦地表明要回师东京恭谒宗庙，但言之凿凿，却始终没有起驾的意思。
原来，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随童贯去大同府谈判的那位马扩在金人首次南下时兵败被俘后，佯示降意，换得金酋宗望的优容，开了间酒店，但私下里一直与敌占区的义军暗中来往。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携亲从数人成功地从敌人眼皮底下逃跑，进入太行山以东的五马山一带。马扩此人很有斗争策略，当有一个人自称是乘敌不备从金地潜回的信王赵榛时，马扩立即就奉其为领袖，并以此号召远近，很快发展了一支近十万人的起义队伍，给金人制造了很大的麻烦。这年四月，马扩带着“信王”的手书秘密渡河请求朝廷给予支援，先是来到东京，然后在月底赶到扬州。
这件事着实让天子震动不小。信王乃今上亲弟，与父兄同时被掳北行。假如他果真从金地逃回并在五马山率众抗御，这必然对北方军民产生强大的号召力，这种影响绝对不能低估。黄潜善、汪伯彦两人始终不相信马扩带来的手书，高宗也一度有点怀疑，然而他认得这位皇弟的手迹，不由得不信。于是发布诏书命信王为“河北兵马都元帅”，迁马扩为“元帅府马步军都总管”，准其过河以后便宜从事。然而黄、汪二人多少做了点手脚，只以一支乌合之军付予马扩，并且还暗中派人侦伺。马扩刚走，五月初一这一天，宗泽请求回驾的奏书又到，高宗犹未加理睬。但第二天，突然传来了信王赵榛有意渡河入汴梁的消息，这使得天子极为尴尬，为扭转被动局面不能不赶紧表态，所以才有了上面的那道回京之诏。不过，事情来得快也去得急，时局一变化，回归九重的诺言自然随风而去。事实证明，马扩的南来不是一个明智之举，他的求援不仅没能取得效果，相反却使金军加紧了对五马山的围剿。马扩尚未能渡河，五马山寨就被攻破。
宗泽一死，东京义军便十散五六。朝廷没有接受东京士民的请求任用宗泽之子宗颖，却委任了好大喜功、短于谋略，为人残忍好杀的杜充继任开封府尹、东京留守。杜充到任，既无恢复之志，文不能抚御人心，于是众怀疑沮，集于宗泽旗下者散之殆尽，两河山水寨亦不听节制，宗泽的预言不幸成为现实。
中原已经无望了。
自从李纲走后，天子行在竟在许多方面保持着十分惊人的一致。这种一致若非来自于君臣之间的同心协力，便是臣子们阿谀曲折、随意所向的结果。很明显，朝廷目前的状况属于后者。两位宰相黄潜善、汪伯彦就可以说是地道的无聊之徒，保宠邀禄专权恣睢之外，略无大志，只知道以蒙蔽欺骗的低劣伎俩来打发时日。要知道，金人的刀枪剑戟可并不理会这些，不会因为我宋室君臣的慷慨大度而与人为善。宗泽殁后的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间，金兵再次分道南下。此次进军经过了金廷上下的充分酝酿，明确了两大目标：一是平定陕西五路，一是追击宋帝，而尤以后者为要。西路渡河后连陷丹州、延安府直至、坊二州；东路径袭庆源之五马山，大破其寨后又败马扩援军，再陷濮州、滑州、开德及北京两府，并转而与中路大军会合。宗翰所率中路军本以奔袭为主，因此长驱直入，直指高宗而来。
扬州方面居然无动于衷。统领御营军的将帅之一张浚提出早为预备，黄、汪两人竟一笑置之。直到扼守淮阳的大将韩世忠不敌而走，敌军下彭城、淮东直趋泗州后，黄潜善尤认为不足为虑。正所谓栋宇将焚，燕雀在堂，可见黄汪之流不仅庸懦无伦，而且荒唐透顶。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正月底，宗翰攻破楚州后，以主力居后，径遣数百骑往南突击高宗行在。在一片慌乱惊惧中，拥有近万人的天长守军竟不战而遁。初二这天夜里，从天长狼狈奔还的内侍邝询急报金军将至，高宗匆忙爬起被甲乘马，初三黎明时分驰至瓜洲，得一小舟渡江，身边只有亲军数人及王渊、张浚两臣及内侍康履等从行，日暮时分才满身泥泞地赶到镇江府。金兵前锋驰至扬州后，得知宋帝已南走，立即分兵火速追赶。抵达江边的扬子桥时，高宗已经渡江而去，金人一时难觅舟船，再加上其时大雨滂沱、积水盈地，马步不能进，只得望江顿足长叹。
高宗走时，黄潜善、汪伯彦正在共进早餐，听得吏员大呼“驾已行矣”，两人愕然相顾，仓皇失色。心神甫定，首先想到的就是走为上计，两位宰相竟不顾满城士庶，独自跨马而逸。而扬州市民突然见到天子策马出城，宫人也四散而出，晓得情况不妙，登时大乱，争门践踏、奔挤堕江而死者无数。整个扬州乃至对面的镇江，哀号不绝，怨声载道。十万御营大军亦于同时一旦瓦解。最可怜的是司农卿黄谔，逃到江边时，被溃兵误认为是黄潜善，军人因久恨潜善，遂大骂曰：正是尔等误国误民！举刀就砍，黄谔还来不及分辩，就已经身首异处，做了人家的替死鬼。
高宗皇帝虽然又一次幸免于难，但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仅在心理，而且在生理上落下了惨痛的烙印。那是因为邝询闯闱而入时，官家正在新造的宫室里凤鸾颠倒，行云雨之欢，矍然惊惕，遂病熏腐。自此以后，天子后宫便绝少怀孕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