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可望败得太快，跑到湖南时，基本成为光杆司令。于是，他只能改变口气，表示说只要向大清借兵“以雪深仇”，并希望自己能成为清王朝属下的太平百姓，再不敢提及自己要回据滇黔之事。
洪承畴为清朝主子鞠躬尽瘁，毕竟精力体力有限。作为五省经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一直误判形势，对李定国、孙可望、郑成功等人的关系搞不太清楚。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和清军的尴尬局面，他总是上疏渲染李定国、孙可望、郑成功等人的互相“联合”，对南明各系中的矛盾没有本质的认识。
由于当时洪承畴的误判，北京顺治朝廷非常动摇，费粮耗饷下，北京清廷不想再拖耗下去，甚至准备放弃湘、粤、桂、川、赣、滇、黔七省，与南明永历政权同为“南北朝”。
清廷内部产生这样的想法，与其当时的满洲高层贵族状况有莫大关联。顺治六年，豫王多铎病死。转年，摄政王多尔衮病死。而后清廷内部政治斗争，豪格、阿济格两个王爷均被赐死。再后，郡王罗洛辉、阿巴泰、博洛等人相继病死。顺治九年，敬谨亲王尼堪又为李定国所杀。所以，除郑亲王济尔哈朗以外，名王宿将，凋零殆尽。清朝富有实战经验的军事领导层，基本报销掉，八旗兵力迅速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才不得不信用汉人“三王”以及洪承畴等前明降臣，并以绿营汉兵为战斗主力军。
由于征兵转饷，致使数省骚动，又无任何大的进展，洪承畴到任后，不断受到在京大臣弹劾。作为官场老油条，洪承畴以退为进，在顺治十三年，他已经上疏求退，要求回京休养。
顺治帝失望之余，也下诏同意他的请求。洪承畴很能装，他在揭帖里把自己的病情写得活灵活现：“……热症大发，烦躁有加……每一阖眼，则塘报、本章、兵马、钱粮、俱聚胸中，魂梦思想，语言颠倒……稍一停歇，则喉舌干枯，气竟隔断……如此者，已将及十日，米食全不想下咽……（我）一身固不惜，倘致有误，封疆大计，关系非小……”
正欲离职之际，孙可望归降信到，郁郁寡欢的洪承畴兴奋莫名，假病变真病的衰态刹那全消。
如同打了兴奋剂一样，他马上给顺治帝上疏要求带病留任——其实最大的目的，就是想把孙可望投降之功全据已有。
洪承畴一向见人下菜碟，同为“势穷来归”，生前南明将领张名斌带一百多士兵投降，洪承畴立刻下令处决，并把降将的妻妾财产皆没收入官。孙可望仅携二十左右人来降，由于他名气大，是南明“秦王”，洪承畴知道对方利用价值大，就立刻破格对孙可望即时薪俸全支，上疏竭力为老孙争取王爵。
喘定之后，孙可望投桃报李，无论是逢人宣讲还是自己上奏，盛夸清朝“连年湖南、广西以守为战，节节严密，遂致明朝内变，使我决计奔投”——巧妙为洪承畴歌功颂德，让顺治皇帝和清朝大臣们觉得似乎南明内哄和他自己的投降，皆是因洪承畴在五省经略有方所致。
永历朝廷活"曹操”(10)
不仅如此，孙可望投降后，向洪承畴尽告云贵虚实，画山川地形图，把南明诸将士兵的守卫情况一一细禀。
洪承畴言听计从。根据孙可望的指点重新安排军事计划，反复研商修改，最终他本人成为“云南通”。
而后，清军以西南进军计划修改如下：第一，一改昔日一路大军齐集费饷费粮的作为，先发两路军，继发一路军，在云贵步步为营，买运米食，稳扎稳打。如此，则可免三路大军齐聚争粮之弊；第二，一军入贵州占领省城后，严禁分兵误入崇山深林拼消耗，而是要各军固地制宜，分守要害，蓄锐养威，协调指挥，从四方八面合歼南明军队。
另一方面，孙可望虽大溃败，他在南明的政治影响力不可低估。其原先的手下将领士兵虽然暂时投降李定国，日久必然产生新的矛盾。清军打着他的招牌，又有他手下数位降将熟门熟路当向导，进攻云贵，自然是事半功倍。
本来，孙可望还自告奋勇要随清军出征，清廷觉得他在北京具有更大的利用价值，就把他召回京城。
当云贵渐平，孙可望这位“义王”的利用价值也就越来越小。
顺治十五年七月，孙可望得知失散十多年的弟弟孙可升在上海的消息，喜不自胜。他忙向清廷打报告，要求清政府用公家驿传把他那个当小兵的穷弟弟一家运来北京与自己团骤。殊不料，这么一个微渺的请求，引来清廷御史一阵猛轰。别说，参劾他的疏奏有理有据：
“（孙可望）始以张献忠养子荼毒蜀楚，神人共愤。继而称兵犯顺，逆我颜行。迨众叛亲离，计无复之，方率数百疲敝之卒，亡命来归……”
揭他老底后，御史又称，孙可望之弟只是一个食粮兵丁，白身无官，这样的人，怎敢冒用妄用国家驿传？
看到劾奏后，孙可望五雷轰顶，赶忙上疏谢罪。
不久，又有人揭发他家人在天津有放债取利之事。为此，他很快遭到清廷责斥。老小子几天睡不着觉，鬓发皆白。
听闻清军大定云南的消息，孙可望自己知道本人的利用价值已经不大，只好主动上疏，乞辞王爵，时为顺治十七年（1660年）夏天。
顺治帝也是个阴君，假装高姿态，仍下旨让他保有王爵。
孙可望一肚子苦水，满腹郁积“苦哀”，向顺治帝打报告诉说：“臣于明季失身行伍，浪迹疆场，各处人民迁徙逃亡不无居所，此怨臣者有之；今臣叨膺（皇帝）宠眷，无寸功可记，一旦锡以王爵，此忌臣者有之；再可虑者，臣下文官如吴逢圣、武官刘天秀等百有余员，蒙皇上格外加恩，官爵太重，每见（他们）出入朝班，诸人睨目而视。臣知朝廷有逾分之（恩）典，众心沸腾之端也。然怨忌既积于心，妒害自生于外，谤议之事，久知不免。”
这年年底，孙可望就死了。正史上说他是“病死”，但《行在阳秋》等笔记中，均说他是随顺治帝出猎时被皇家禁卫军射死。如果是中箭死，显非清朝军人误射。还有笔记记载他是被清廷毒死。而且，记载他非正常死亡的笔记作者，并非民国报人，皆是明末清初的汉族学人，事有所闻，当非空穴来风。
孙可望死后，其子孙征淇袭封，几个月后即死掉，死因更可疑。孙征淇之弟孙征淳袭封，清廷没再下手。康熙初年，清廷削减“义王”孙征淳俸银。孙征淳死后，清廷把孙家的爵位降为公爵。到了乾隆年间，清廷索性取消了孙家子孙的“世职”。老孙一家，就这样平空消失于历史舞台之上，只留下无耻的声名和后人的笑骂。
为行文方便，再讲一下那位洪承畴。
孙可望降后，洪承畴作为满清“开国功臣”的形象更加高大和完满。老混蛋再不装病，为清军进攻滇黔日夜操劳，夙兴夜寐，日理万机。
由于出身汉人儒臣，不仅在军事上策划进军路线，老洪在政治上还出“收拾人心”之策，为满洲主子可谓惮精竭虑。比如，对待当地少数民族，他就为清廷出主意，对这些人不要采用“剃发易服”的政策，转而用收买政策。对于富于民族自尊心的汉人，满清一定坚持剃发易服，从心理的根上摧毁民族意志，对于这些穷乡僻壤的土著，确实根本永不着枉费此心。所以，洪承畴这着果然管事，土著们只要大花衣服照穿，大银环子照套，管他明军清军，给银子给委任状就万事大吉，众多的云贵土著纷纷归附。
清军攻夺云南大部之后，洪承畴不避崎岖，一路迢迢，亲自到昆明坐镇指挥，处理善后事宜。
忙到顺治十六年底，老汉奸真的得了重病，上疏乞休。得到批准后，慢慢往回走，准备回北京养病。
1661年（顺治十八年），顺治帝病死，人在淮安的洪承畴闻此噩耗，号恸欲绝。他舍舟登岸，以垂老之躯，乘马飞奔北京奔丧，在景山大哭虏帝（难道一点没有哭崇祯的意思？）。
素袍白服，老奸贼哭了二十多天才回京。
以后，每至月朔，他都要哭一次顺治帝，老嘴喃喃，不知所云。如逢节日，老汉奸都要在家摆设香案，身穿朝服，望阙叩拜，以表达他对清朝的耿耿忠心。
康熙四年，洪承畴病死于家，时年七十三，竟然与孔圣同寿，真是苍天无眼。
过了两年，清廷才发下碑文，基本上对他的一生作了总结和根据，仔细推敲，褒中有贬：
永历朝廷活"曹操”(11)
稽古兴朝，必有贤良之臣，坐则荣以高爵，殁亦赐以丰碑，所以劝忠，盖其备也。尔洪承畴，才能敏练，器宇渊宏，我朝平定锦州、松山等处，破明兵十三万时获尔，蒙太宗皇帝宽恩抚育（这两句话最意味深长）。逮克取京城，大兵南下，尔图报豢养之恩，督理绿旗官兵，协同大兵歼逆，首擒伪王，发获奸细，招徕叛党，除党安民，所在著绩。事竣还朝，仍赞纶扉，尔能夙夜宣劳，恪供厥职。旋畀尔经略五省，随满洲大兵，进取云贵，招抚军民土司，供应大兵粮饷，能济军需，边疆有赖。克襄王事，屡建功绩，特授世职之荣，以示酬庸之典。忽闻长逝，甚悼朕怀，特赐谥曰“文襄”。
到了乾隆时期，天下大定，清廷自然要把洪承列入《贰臣传》。不过，由于他对清廷劳苦功高，乾隆帝把他安排在《贰臣传》的“上编”。
无论入“上编”还是“下编”，洪承畴都是贰臣，棺盖棺，论已定。
借得黄河水，难洗一生羞。
至于后人揣测洪承畴有心存明朝之意，说他到长沙任五省经略后没有尽力南进之事，内心是想给南明喘息机会。这种揣测，纯属不知历史细节的虚妄臆测。
当时的洪承畴，心血耗尽，在得了眼疾几乎失明的情况下，呕心沥血，一心一意想灭亡南明为满清主子效忠。只是中国南方局势太复杂，他一时不得要领，所以才招致朝中政敌的攻讦，说他进取不力。
孙可望投降后，尽告两省虚实，于是老汉奸豁然开朗，择将调粮，舍马步行，行走于沼泞崎岖之中，苦心经营，疏清北京清廷不要干预吴三桂等人的军事行动。正是他不遗余力的出谋划策，才最终灭掉他明朝老主人的国家。
只有前朝死灰不能复燃，洪承畴这样的巨奸才能在晚年落个心安——终于不用耽心明朝有人问其反叛之罪了！
儿女平安，家族富贵，夫复何求？汉奸心理，大抵如此。
倘若没有洪承畴、吴三桂这样的汉奸，南明不可能那样迅速灭亡。
峰顶浪尖，金戈铁马。大汉奸以仇报恩，反噬国家。
万代之后，九泉之下，同孙可望一样，洪承畴亦应遭鞭尸之报。
“国姓爷”的私心(1)
——海上称雄郑成功
（导读：郑成功早年的识见. 郑芝龙和郑成功以及“郑清议和”. 郑成功南京之围）
李敖大师在北京大学讲学时，这位岛上狂人保持其一贯的风格，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讲到：郑成功之母为清兵所奸污，愤而自杀。郑成功悲而大恨，亲自用刀剖开他母亲的尸体，濯肠而洗。
当时李大师言发之意，在以痛斥中国古代的“封建”流俗和落后的男女观。殊不知，自诩读书百万卷的李大师，实是真正的“不求甚解”之徒。我估计，他对于自己所叙述故事的出处，肯定不很详知。
这段记述，出自清朝佚名作者的《赐姓始末》一文。这篇文章，仅短短三千字左右，其实没有太大的史料价值。有关郑成功剖母之说，原文如下：
“（郑）芝龙既降，其家以为可免暴掠，遂不设备。北兵（清军）至安海，大肆淫掠，（郑）成功母亦被淫，自缢死。（郑）成功大恨，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肠涤秽，重纳之以敛（葬）。”
可见，剖开被奸污妇人的肚子取出肠脏等洗干净，不是中国之俗，乃“夷法”，日本之俗也。对此，国人大可翻看日本典籍，估计能找到不少类似记载。
中华自古礼仪之邦，从没听说过哪位英雄有剖母尸涤洗盘肠的“清洁”之举。所以，李大师的“痛斥”，实无根据。
初出茅庐见自奇——郑成功早年的识见
郑成功，名森，号大木，为郑芝龙长子，其母乃日本田川氏（中国称翁氏）。郑成功本人出生在日本长崎，七岁后才来中国。由此推知，他肯定是个会讲中日两种语言的混血儿。
至于“郑成功”之名，乃南明隆武帝所赐。当时，看见小伙子仪表堂堂，隆武帝嗟叹：“恨无一女嫁卿”，于是便赐他“朱”姓，名“成功”，礼禄依明朝驸马行事。
自那时起，郑森就变成了“郑成功”，文献中的“国姓爷”、“国姓成功”、“赐姓”、“朱成功”，皆是指这位郑爷郑成功。
郑芝龙降清后，被清朝的贝勒博洛诱拐入北京。清军放弃先前承诺，杀入安平郑氏老巢，大肆烧杀奸淫。其母田川氏四十多岁半老妇人，惨遭轮奸，愤而上吊自杀。
正是母亲被杀的刺激，才使得郑成功抗清之心益炽，一直和清朝周旋不休。
1647年，隆武帝死后，永历帝在广西即位。手下只有三百人的郑成功人在厦门，立刻遥奉永历年号，奉为正朔。
出于家族传统，郑成功海上贸易娴熟，不停招兵买马，不断扩充武装实力。
李成栋反正后，有大批原郑芝龙人马趁机回到郑成功手下，诸如施福、施琅等人。他们的复归，大大增加了郑成功的力量。
1649年，郑成功为夺取地盘和扩大军粮来源，进攻潮洲。但是，当时守潮洲的不是清军，而是已经反正的李成栋部下郝尚久部明军。
郑成功派人数千乘船而来，在潮阳、普宁一带大肆劫掠，包围了潮洲城。最终，逼得气闷的郝尚久转而以潮洲坚城降清。清军与郝军联合，击败赶走了郑成功军队。
郑成功为渊驱鱼，干出了亲痛仇快之事。
从潮洲败回的郑成功很有日本人那种阴忍之心，他忽然率队突袭自己族人郑彩、郑联兄弟占据的中左所（厦门）和金门，杀掉郑联以立威。
厦门、金门两岛，一直郑成功族人为郑彩、郑联兄弟所所据。
为此，郑成功的族叔郑芝鹏劝说郑成功，乘间攻取这两个地方作为根据地。
郑成功犹豫：“取之不得，反与他们结仇，那怎么办？”
他另外一个族叔郑芝莞胸有成竹：“郑彩远行在外，只有郑联一个人在厦门。天予不予，必受其咎！”
郑成功手下将领施琅也劝：“郑联嗜酒无谋，不足为虑。藩主您先以四艘巨舰扬帆回师，寄泊在鼓浪屿边上。对方见到我们来船少，肯定不会起疑。而我们其余的船只，可以假扮为商船，在旁边各港停泊。然后，您登岸拜谒郑联，相机而动，此即吕蒙赚荆州之计！”
郑成功点头，但心中依旧迟疑：“我想善取二岛，不想落有杀兄之名。”
郑芝莞进言：“善取，想法很好，但恐其部卒不服。一定要杀掉郑联，才会断绝其部属之心。类似事件，古已有之，唐太宗杀李建成、李元吉，所以能成大事！”
一席话，让郑成功下定决心。于是，他手下率甘辉、施琅等人领精兵五百、船四只，于中秋之夜，驾船泊靠于鼓浪屿。
当时，郑联饮酒大醉，自己一个人与几个美姬倒卧于城东数里之外的万石岩钟乳洞中快活。他手下士兵通报郑成功来袭的消息，却遍找主将不得。于是，大家只能眼巴巴看着郑成功的五百士兵以及接应的兵船迅速占领全岛。
转天一大早，酒醒惊起，郑联仓惶乘小船出迎。
郑成功没事人一样，在海面上对郑联笑着说“近日打仗，连连败绩，仁兄能把您手下军队借我一用吗？”
郑联气索。未及答言，郑成功手下将士忽然乘快船突前，牵挽其舟而止，很快就控制了郑联。
郑联束手就擒。
郑成功笑呵呵，与手下士兵跳上郑联的座船。当时，青天白日，郑联所属将士，都在海上各艘大船上站着，皆眼睁睁看着主将被人诱擒，没有一个人敢动。
“国姓爷”的私心(2)
郑成功佯装无事，邀请郑联在虎坑岩饮酒作乐，投壶角胜，欢笑寒暄。外人看上去，似乎这郑氏兄弟两个没有任何嫌猜。
郑联只得强作笑脸，陪同郑成功喝酒，心想等自己哥哥郑彩回来后再作打算。其实，郑彩出发前，曾经警告过郑联，要他提防郑成功及其手下人会侵占二岛。当时，郑联大不以为意，嘴一撇，笑着说：“大木少年乳臭，何足介意！”没料想，真的让郑彩说中。
郑彩喝得差不多，表示自己要回中左所家中休息。郑成功把臂言欢，依依不舍而别。
行至半路，郑成功手下埋伏的刺客冲出，精准一刀，砍掉郑联脑袋。
郑成功勒兵入城，当着众人之面，假装拍胸长嚎：“谁杀吾兄，我和他拼命！”然后，他以重兵把守郑彩家门，诬称郑彩手下章云飞暗害其主，随即下令杀掉这个郑氏兄弟的主要军事参谋，算是又拔掉一颗大钉子。
郑联的部将陈俸等人，见势不妙，怕自己也被杀，即刻赶往郑成功处，表示服从。
发觉情况大变，由于郑彩、郑联兄弟手下诸将的家属都在厦门、金门二岛，于是，驻扎在附近的郑联手下大将杨朝栋、王胜、杨权、蔡新等人，纷纷率战船向郑成功表示归降。
郑成功不战而胜。
知道厦门、金门皆为郑成功所占，在外的郑彩倒算识相，他对郑成功派来招他回岛的信使讲：“我年纪大了，郑家子弟能继志者，惟有大木一人！我愿全军解付于他” 于是，他和另外一个弟弟郑斌帅残军归于郑成功。
这样一来，厦门及厦门附近岛屿皆落入郑成功掌握，使他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块根据地。
可惜的是，高兴没多久，郑成功想夺取更多的财物和土地，便率军从海上出掠广东。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由于他没有在意根据地厦门的防御，清军乘虚而入。
趁郑成功大军在外的大好机会，清朝福建巡抚张学圣等人出其不意，攻占厦门，把郑氏家族的巨额黄金、白银储藏一掠而空。
清军之所以轻易得手，也因为当时郑芝龙还在北京，所以，郑氏家族中不少人与清廷若即若离，没有严密防备清军的心理和物质准备。特别是郑氏族人，如郑芝豹、郑鸿逵等，皆负有纵放清军的责任。
去广东没抢到多少粮食，厦门老窝倒被清军占据，郑成功急火攻心。
他立刻率水师返回厦门，引刀断发，表示与清朝不共戴天。一气之下，他还把行事不利的族叔郑芝莞斩首，以儆效尤。
而后，由于部将施琅擅杀郑氏亲将曾德，惹得郑成功发怒，拘禁了施氏父子。施琅属于脑后有反骨之人，借机逃脱。
郑成功气愤之余杀掉施琅的父亲和弟弟。
惊怒悲痛之下，施琅降清，为日后的康熙时代清朝“收复”台湾埋下伏笔。
在此，顺便再讲一下南明的鲁监国。
他摆脱郑彩控制后，得以栖身舟山群岛。在浙江一带牵制住不少清军。
多尔衮大感不安，于1650年（永历四年，顺治五年）派清将金砺和田雄等人大举扫荡四明山区，聚结水军准备进攻舟山，准备一劳永逸地解决掉鲁监国政权。
鲁监国手下并不乏将才。张名振、张煌言等人定计后，率船南北出走。他们依恃海上优势，直岛吴淞。此举原意很好，围魏救赵。
但明军运气不好，横水洋一战，明将阮进手抛火弹入清军主将金砺的坐船，却反被弹回，把自己烧得重伤落水而亡。
主将一失，舟山不能进行有效抵抗，最终被清军攻克。鲁监国的世子被生俘，其正妃投井自杀。当时留守舟山的不少明臣，如大学士张肯堂、兵部尚书李尚中等数十人，皆自杀殉国。
幸亏鲁监国先前“御驾亲征”，才避免了被清军俘杀的命运。
张名振等人无奈，只得拥保着鲁监国远走，最后进入郑成功的地盘海坛岛。
但是，郑成功先拥隆武帝，后奉永历帝，他一直不承认鲁监国政权，双方非常尴尬。还好，郑成功没动杀机，只以宗藩之礼对待鲁监国，并逐渐“收编”其属下军将。
1652年，寄人篱下的鲁监国不得不放弃“监国”名号，派人上表给永历帝，奉之为正朔，表示归藩。由此，这位“代理皇帝”（监国），仍旧变回为“鲁王”。
这时的郑成功，很想有一番作为，永历六年（1652年）正月，他率舟师，浩浩荡荡直奔漳州而来。海澄清将见来者势大，马上投降，郑成功入据城中。
稍事修整后，郑成功指挥军队把漳州府城包围起来。由于城坚难攻，郑成功采取围固之法，半年之内，城内死人无数兵民，基本都是均死于饥饿。
漳州即将被攻克之时，不巧清将金砺率援军赶到。郑成功接战失利，不得不撤围而走，退回海澄。
回到厦门后，张名振、张煌言建议，由他们二人率领部分舟师北返江浙，如此可以牵制清军。郑成功同意，放二人率从前的部分鲁监国军队返还。
不久，听说清将金砺率大军猛攻海澄，郑成功急忙亲赴前线。他身先士卒，亲自指挥作战，安排火药战（类似地雷战），杀伤清兵无数，取得海澄大战的胜利，打得清军被迫撤退。
为了整固海澄这个陆上“踏脚石”，郑成功煞费苦心，派人把海澄修成铜墙铁壁一样，安置铳炮，内囤粮草，与厦门、金门遥相呼应。
“国姓爷”的私心(3)
诡异人间父子情——郑芝龙和郑成功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确实冤大头一个。他被清朝的贝勒爷博洛带回北京后，获封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官职，隶于左梦庚旗下，形同软禁。
清朝的顺治帝亲政前，郑芝龙如此报效投顺，但大功皆被博洛等人冒领。当时，多尔衮对他非常猜忌，在其私宅内外令人严兵看守。一年后，其二子被遣送到北京“入侍”，于是父子三人皆成清朝“人质”。
在北京最初的六七年间，郑芝龙的日子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苦不堪言。
其间，郑成功曾差遣人入京看望，却被清廷下狱审问，使得郑成功再没有派人来联系。
顺治亲政后，十分关注郑芝龙的待遇。这位年青皇帝非常想利用手中这张活牌，招降郑成功。
顺治帝下旨，大赞郑芝龙“投诚有功”，并把他次子郑世忠提拔为侍卫官。
感激涕零之余，郑芝龙在表达自己如出深渊而步入九天的欢欣鼓舞同时，上表献计，帮助清廷出谋划策，招降其子郑成功。
由此，南明史上不可忽略的“郑清议和”被启动。
1653年（顺治十年）夏，清廷正式发出敕谕，封郑芝龙为同安侯，郑成功为海澄公，郑鸿逵为奉化伯，郑芝豹为左都督，并表示郑成功先前与清军的作战属于“保家自全，并非悖逆”，很给郑氏一个大台阶下。
作为清朝使臣前往宣谕的，是郑芝龙表弟黄征明（前明户部主事，当时已经降清）。
初次与清朝深入接触，郑成功内心很感狐疑。他复信一封，托人带给其父郑芝龙。实际上，信中内容，显然是给清廷一方看的：
“……贝勒（指博洛）入关之时……啖父以三省王爵，始谓一到省便可还家，既可谓一入京便可出镇。今已数年矣，王爵且勿记，出镇且勿记，即欲一还故里，亦不可得！彼（清朝）言岂可信乎？……（清军）乘儿远出，妄启干戈，袭破我中左（指1649年清军攻袭厦门），蹂躏我疆土，劫掠我士民，掳辱我妇女，掠我黄金九十余万，珠宝数百镒，米粟数十万斛……闽粤海边也，离京师数千里，道途阻远，人马疲敝。……（清军）兵寡必难守，兵多则势必招集，召集则粮食必至于难支。兵食不支，则地方必不可守。（清军）虚耗钱粮而争必不可守之土，此有害而无利者也……其或者将以三省之虚名，前啖父者，今转而啖儿。儿非不信父言，而实其难信父言……父既误于前，儿岂复再误于后乎？……”
清廷仔细研究了郑成功的回信，经过商议，就再给郑成功“靖海将军印”一颗，扩大他的事权，还要要割漳州、潮洲、惠州、泉州四府钱粮给他做兵饷。
郑芝龙听闻儿子向清廷狮子大开口，忧虑的同时又见到希望，忙向顺治帝大摇尾巴，上疏痛斥儿子“不自量力，竟向皇上索取甚多”，同时，他战战兢兢指出，儿子郑成功对清朝的诏使甚恭，很有“亲亲敬主之心。”
对于儿子郑成功拒不剃头之事，郑芝龙在揭帖里面把自己的态度讲得活龙活现——“恨不能亲揪郑成功之头剃发！” （郑芝龙《为皇恩日厚、臣思思益深、恭陈愚见、以侯圣裁事》）。
老小子情急之态，跃然纸上。在对郑清和议抱有极大希望的同时，郑芝龙提出要次子郑世忠再随钦差往福建，谕劝郑成功投降。
郑世忠于1654年（顺治十一年）七月二日出发，八月五日入福建。他带来的清方条件没有多大变化，仍是要郑成功“剃发受诏”以及“回府安插”。
其实，在等候清朝使者往来的这一段空档时间内，郑成功不闲着，在招兵买马增强实力的同时，他派人前往漳州、泉州等多个地方“征饷”。
由于北京的皇帝正与对方谈判，清朝各地政府不敢私自破坏“和谈”，只能出银出物给郑成功。这是因为，郑氏士兵到来时，持有的文书上都盖有清帝敕封的“海澄公”大印。
九月间，郑成功在安平镇列营数十里，炫耀武力，与清朝遣来封官的内院学士叶成格等人会面。
但是，见面归见面，郑成功拒不剃发。不剃发，清使就无法开诏。
相持七天之久，最终双方谈判破裂。
郑世忠带领郑氏亲族数人晚间来到郑成功营内，他流泪规劝：
“二位清朝使臣这次失意归京，大事难图。我等回京复命，必无活路。我等死也罢了，但太师老爷（指郑芝龙）怎么办？如果大哥您剃发归顺，可全活咱们一家人！”
郑成功很冷静。“我不剃发，可保全父命；如束手归降，父命不保！”
郑世忠下跪痛哭：“希望大哥为保父命，剃发投降。”
郑成功不言。其身旁官员沈佺期一旁喝道：“藩主剃发，为令尊大人。我等剃头，又为何人！况我等横行海上数年，不堪羁绊。”
此言此举，皆为郑成功事先安排。
郑世忠等人无奈，只得大哭出营。
当然，郑成功也未把事完全做绝。他在给父亲郑芝龙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委婉为自己不剃发作出辩解：
“……不意地方无加增，四府竟为画饼，（清廷）欲效前赚吾父故智，不出儿平日所料。遽然剃发，三军为之冲冠。……清朝若能信儿言，（我）则为清人，屈于吾父为孝；若不能信儿言，则为明臣，尽于吾君为忠……（清）二使未曾与儿商榷，徒以剃发二字相逼。儿一剃发，即令诸将剃发乎？即令数十万兵皆剃发乎？即令千百万百姓俱剃发乎？一旦忽然尽落其形，能保其不激变乎？……大抵清朝外以礼貌待吾父子，内实以奇货居吾父……明明欲借父以挟子。一挟，则无所不挟，儿岂可挟之人乎？且吾父往见贝勒之时，已入彀中。其得全至今者，大幸也。万一父一不幸，天也！命也！儿只有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耳！”
“国姓爷”的私心(4)
这封信立意明白，向清朝摊明了郑成功自己的底牌。而他给其兄弟郑世忠的信，更明白无误道出他的心声：“……夫虎豹生出深山，百物惧焉。一旦入槛阱之中，摇尾乞怜者，自知其不足以制也；夫凤凰翱翔于千仞之上，悠悠乎宇宙之间，任其纵横而所之者，超超然脱乎世俗之外者也。兄（自指）名闻华夷久矣，用兵老矣，岂有舍凤凰而就虎豹者哉！……”
从给兄弟的信可以看出，郑成功《庄子》读得不错，书信内容酣畅淋漓。
从上述种种，皆可看出，郑成功并非百分百明朝忠臣，实乃割据之雄。在他血液中，由于有日本人和商人的因子，所以他表现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真乃一大忍人！
清朝两广总督李率泰对郑成功的心理最能言之而中，他写信相讥：
“阁下自诩忠臣，无三省之封，即舍清而忠于明；有三省之爵，则弃明而忠于清，真可笑也！”
表面上看，郑成功借谈判之机，获取了不少时间和银饷，但以南明全局上看，郑清议和，贻害非浅。
首先，张名振、张煌言率鲁监国余众三入长江，声势浩大，船队上面高悬大明旗帜，几次在南京江面驶过，大振江南民心。但是，他们恰恰因兵饷不足，陆战无力，急需支持和后援，而当时郑成功因与清谈判，对二张的进取不予支持，使得他们的长江之举最终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性进展。落寞之余，二张怅然退回。
其次，李定国两次率军入广东，千方百计争取郑成功军队的响应，准备共襄复明大业。郑成功均是书面答应，虚与委蛇，从未真正派出队伍打击清军，他既不派出军队对清军予以牵制，也没有上陆与清军实战，致使李定国在肇庆和新会二次大败。
郑成功背信弃义，从来只是口头上表示与李定国会师两广，实际上他心中只考虑本人及郑氏家族地方利益。为了作和谈姿态给清朝看，郑成功不仅软禁李定国使者，又拒不出兵增援李定国，使得对方孤掌难鸣，功败垂成。这样一来，使得李定国收复两广、攻取江南的战略计划全然落空。
最后，李定国只得改变方针，提军往安龙“搭救”永历帝。南明复国之希望，全然成空。
所以，跋扈称雄图割据，郑成功确实是个厉害高手。但言及忠勇仁义报国家，他比李定国相差甚远。
郑清和谈破裂，郑芝龙的日子就所剩无多了。很快就有清廷御史龚鼎孳弹劾他：“子于海上用兵，父在京城高枕无忧……将为肘腋之患。”这位龚爷，是李自成入京后投降的前明大臣。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自杀殉国，他说，“我想死，但小妾不肯让我死”。他的小妾也很有名，当时的风头不输章子怡，乃名妓顾横波。
多名汉人降官争先恐后献计上疏，要顺治皇帝对郑芝龙一家灭族处理。
拖到顺治十四年，家人尹大器告发郑芝龙密谋不法。清朝廷议，决定要把郑芝龙和他在京的四个儿子与其弟郑芝豹一并杀掉。
顺治帝“开恩”，批旨表示要“从宽”处理，于是清廷把郑氏一家流放于宁古塔。
但是，顺治帝不放心，下旨指明规定，要地方军队对郑芝龙等人“加铁链三条，手足杻镣”，严加看管，以免被郑成功派人救走。
郑芝龙在臭哄哄冷冰冰的宁古塔地牢的屎尿堆中熬了四年多，忽然北京传来消息，顺治帝驾崩，康熙继位。
清廷密议，决定诛除郑芝龙及其四子，以免后患。不仅如此，郑氏家族所有在清朝统治区的三族之亲，皆遭斩首，家产全部抄没。
冰雪聪明的老海盗郑芝龙折腾了一辈子，落得如此下场，真让后人叹息。
“背恩事仇，教子以贰”，这八个字，可为郑芝龙“盖棺定论”。可悲的是，老倒霉蛋哪里有棺，死后抛尸荒野喂狗。
清郑和谈失败，从郑成功本人讲，确实赢得了一定的时间，增强了一些实力。
永历八年（1654年，顺治十一年），清军漳州守将投降，郑成功趁机攻占泉州。
清军感到很震惊，即刻发大兵前来予以打击。由于陆战非郑成功所长，他下令士兵摧毁漳、泉二州以及所暑县城的城墙。所有大砖巨石，皆搬运一空，全部用于厦门、金门等地的工事修造。
由于派饷毁城，郑军在当地居民的印象中非常不好，百姓们皆目之为“海寇”。确实讲，郑军内部不少军将海盗出身，劫掠习气十分严重。
从漳、泉一带陆地回撤后，由于郑成功擅长水战，他派舟师北进，与张名振等人在苏浙扩张，重新占领了舟山群岛。
由于南明大臣张名振本人是军将出身（游击），郑成功对他十分忌讳，在派自己心腹将领陈六御“监师”后不久，遣人毒死了张名振。
张名振乃抗清名将，他为复明奔波多年，背刻“赤心报国”四大字，可称是明朝纯臣。此前舟山为清军攻陷，他的母、妻、子均投火自杀殉国。缟素入城后，寻尸不得，不久，他自己即遭郑成功落毒。弥留之际，张名振握着前来探视的张煌言之手，说：“我君恩、母恩均未报答，如果我母亲尸体找不着，也不必葬我尸骸！”言毕，他以手击床，含恨而死。
如此以后，苏浙一带原鲁监国一系的明军，皆对郑成功满怀怨毒。
“国姓爷”的私心(5)
为求自己割据称大，毒杀张名振，可见出郑成功为人之阴暗面。
想当初舟山初次失陷，张名振率水军退往厦门见郑成功。郑成功对他非常看不上眼，横眼而问：“汝为定西侯，数年间所作何事？”
张名振：“中兴大业！”
郑成功轻蔑一笑。“中兴大业？安在？”
张名振：“有成，则征之实绩；无成，则在于忠心！”
郑成功：“忠心？何可得见？”
张名振即解释衣服，露出背上深入肌肤的四个大字“赤心报国”，陷肉逾寸，让郑成功和在场所有人皆一时愕然。
此情此景，使得郑成功不得不道歉致意。可能也正因为此次接触，张名振勃勃之气，引发了郑成功的杀心。
张名振一家，嫡母、庶母、妻子、兄弟阖家死国，忠烈满门。
想他三入长江之时，遥祭孝陵，三军恸哭，作“十年横海一孤臣”之句，何其悲壮！
广东方面，由苏茂等人率领的郑军一度进展顺利，于1655年攻下揭阳、普宁、澄海三个县城。不久清军反攻，郑军不敌败走，临行装运走不少粮食和金银，所以此行海战应该算是小有收获。
郑成功性严，小题大做，下令斩杀了揭阳战役中负有军事责任的将军苏茂。苏茂被杀，也是因为先前他私自放走了郑成功到处通缉的施琅。郑成功本性险刻，当时隐忍不发，如今找到借口。
这一举动的后遗症十分严重，镇守海澄坚城的苏茂族弟苏明，不久即带领二千多士兵以城池降清，这使得郑成功顿失一大屏障。
海澄，乃郑成功大陆上面的一块绝对重要的踏脚石。
屋漏偏遭连夜雨，清军舟师又大举进攻舟山群岛。
郑军大败，不得不从此撤出，再丧失一大块根据地。
虽然军事势力仅限于金门、厦门、南澳以及沿海城府和岛屿，郑成功的力量也一直在发展和壮大。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他手下军队的人数和质量，其实反而呈越来越强的势头。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他有一只极其强大的水上力量，可以四处游走，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往来无踪。郑军海上经验极其丰富，而水军恰恰是清朝的弱项。所以，清廷很长时间内，都不能有效解决郑成功这个最令人头痛的“问题”。
船行迅速，来去无踪，郑军水上纵横，一会打舟山，一会攻福州。清军在福建等地沿海尤为紧张，四处“救火”。
永历十一年（1657年），人在云南的永历帝封郑成功为延平王。
有了王封，虽然是“二字王”，在明朝也是显爵。这位“国姓爷”腰板更硬，且死心踏地奉永历为正朔，高举明帜，刻意经营他自己的势力范围。
最接近胜利的进军——郑成功南京之围
永历十二年（1658年，顺治十五年）春，吴三桂等人率清军大举进攻云贵，致使东南空虚，郑成功迎来他人生中最大的机会。
初夏时分，他着手准备军事行动，集粮调兵，并在八月间在大洋山一带聚集（位于现在的杭州湾口处崎岖群岛，属嵊泗县）。
八月初十日，郑成功正在召集军事将领开会，飓风忽起，水天相连，波涛似山。
大风灾下，不仅楼船撞毁，士兵遭溺毙成千上万，连郑成功本人的六个“王妃”与三个年岁还在孩提的儿子郑浚、郑浴、郑温，也因船只倾覆而淹死在江中（这三个孩子的名字皆水字边，又死于水，良可怪也）。千余艘战船，约三分之一损毁，八千多将士溺毙。为此，郑成功只得暂搁置行军计划。
甚为奇怪的是，中国历史上，在关键的转折点时刻，飓风总是帮倒忙。南宋厓山之役后，张世杰本想拥军再起，飓风一至，舟船尽倾；元军二次征倭，五龙山停泊，连夜哮风，十来万人葬身鱼腹，攻败垂成。
郑成功甫出兵即遇不利，在他心中留下了不少阴影。无奈，长江之役只能往后推迟。清朝历史学者计六奇以为，郑成功听说其父郑芝龙被杀而出兵抵浙，根本不确切。长江之役于1659年开始，郑芝龙当时还被关押在宁古塔，两年多后顺治帝死后他才被杀掉。所以，郑成功舟师出海，绝不是“为父报仇”而来。
修整半年多，补船添兵。转年四月，郑成功与张煌言一起率千余艘战船，扬帆而来。
郑成功舰队首战告捷，一举攻克定海。然后，郑军水遇乘船，遮天蔽江北上。
郑成功率领大小船只三千多艘，精兵十万余人，直扑江阴而来，因其城小，弃之不攻，直接溯北而上。
六月初八，郑成功大军至丹徒。六月十三，众船集于巫山祭天，仪式庄严肃穆。诸舟环集，旗盖袍服俱用红，望之如火。十四日，祭地及山河江海诸神，色俱用黑，望之如墨。十五日，先以吉服祭明太祖，次以缟服祭崇祯帝，色俱用白，望之如银。
“祭毕，郑成功大呼高皇帝者三，将士及诸军皆泣下。”可谓六军感奋，誓师壮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