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与李自成撕破脸，自然要靠近背后咄咄逼人的清军。但当时吴三桂不是即刻降清，而是以大明朝孤臣义士的身份，向清廷“借兵复仇”。吴三桂请清军从喜峰口、密云等处入边，自己试图仍旧掌握山海关险隘来牵制清军。
当时，多尔衮所领大部清军的的确确不是往山海关方向走。他听从洪承畴建议，怕李自成农民军烧空抢光北京后西遁西安，正急行军想从蓟州、密云等处进攻北京。接到吴三桂密信，多尔衮大喜过望，立刻改变主力部队行军路线，直奔山海关而来。同时，他写信给吴三桂，许以“裂土封王”，要对方投降，而不是“借兵”。
吴三桂听说农民军大部来攻，心里发慌，立刻回信要清兵速来助战。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前军抵达山海关外，在欢喜岭上结营，并与吴三桂进行了过程艰难的“谈判”工作。不久，大军接踵而至，清军共十四万人集结于关外。
半明半灭大明朝(21)
李自成听说吴三桂与清军搭上线，不敢怠慢，派出降将唐通与白广恩先率骑兵赶至抚宁县东南的一片石，而他自己则率主力布阵于石河（今秦皇岛燕塞湖水库）。
此时，多尔衮及部下将领均心有疑惑，第一是怕吴三桂骗人，第二是清军从未与李自成交过手，心中没谱儿。于是，清军先拿唐通一军开练，首先在一片石打败了这批为数不多的前“官军”与农民军混合的部队。一片石战役，清军虽胜，但无关山海关大局。
惶急之下，四月二十二日清晨，吴三桂本人亲自出关，驰奔欢喜岭上，拜见多尔衮。
多尔衮拉着吴三桂的手说“掏心窝子”话：“君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我今次领兵入关，严令大军遵纪，如有人敢抢一粒米，敢动一株草，皆会被以军法处死。望君告知关内士民，万勿惊慌。”
吴三桂“感动”之余，忙与多尔衮盟誓，宰马杀牛祭天地，表示谁违约谁就不得好死（二人后来均不得好死）。
多尔衮仍不放心，又让吴三桂剃发。急上墙的生死危急关头，为得清军助力，吴三桂只得和手下几个高级军官立刻剃发、称臣。明军四五万人来不及一时全剃发，多尔衮就让他们先在身上缠白布条作记号。白布不够，明兵们用裹脚布扯下当记号。由此，混战之中，清军见身上裹白布的汉人就知为“盟军”不杀。
于是，吴三桂下令开山海关门。清军几十年梦想，一朝成为现实，而且是兵不血刃，不费一兵一卒，由明兵自己打开了这百万雄兵难以攻克的险关。
吴三桂自为前锋，英王阿济格居左，豫王多铎居右，多尔衮自己率主力殿后。
大战开始。
身经百战的李自成此时还不知道清军已经入关，他对吴三桂军力估计也不足，以为他只有数千精兵而已。所以，李自成在精神上很松懈，与崇祯帝的太子并骑于高岗之上，悠闲观战。
吴三桂哀兵，呐喊冲杀。农民军有“主上”亲征，个个当先。汉人们厮杀在一起，打得你死我活，不分胜负。
斗至中午时分，毕竟农民军一方实力占上风，吴三桂有些不支，已呈败相，明军被杀过半，勉强支撑。
关键时刻，清军号角声响起，两三万戴斗笠拖大辫的清军劲骑忽然呐喊着杀奔而来。
李自成骇然，吓得差点从马上掉下来，他当时的反应不是加紧指挥部队战斗，而是低喊了一声“鞑子来啦”，掉转马头就跑。
身经百战的农民军得胜在即，忽然看见装束奇特的清军纵马而来，嗷嗷乱叫，登时胆裂。又见“主上”跑了，大家皆失主心骨，立刻掉头也跑。
兵败如山倒。明军与清军合击，一路追杀，二三十里间，很快堆满了数万被杀的农民军尸体，据说暴骨三年后都收拾不净。
望着巍巍雄关和遍地的农民军尸体，高兴之余，多尔衮立刻封吴三桂为“平西王”。
李自成仅剩数千残卒，败退永平，为泄愤，他下令剐杀吴三桂他爸吴襄，把首级悬于高杆之上。小喘片刻，他急忙遁回北京。
即使在此大胜之际，吴三桂仍存复明之心，令人急速入京，告知北京官员士民准备迎接崇祯帝太子复位。多尔衮当然不干，事情不了了之。
北京官民对清军入关之事根本不知道，皆兴奋而忐忑地等待京城重回大明天下。
九宫山下一命亡
四月二十三日，已有李自成败讯传回北京。
刘宗敏等人慌忙令士兵搬运兵器上城墙，并拆毁所有靠城的民房以及佛寺。农民军兵士纷纷相聚，不少人放声大哭。确实，温柔乡太短暂了，大祸即将临头。
四月二十六日这天，李自成率残兵遁回北京。此时，大军只剩数千骑兵，步兵全部在山海关及沿途被杀。
这些败兵入城后，城内的大顺兵皆知末日将至，完全丧失纪律，开始在北京城内烧杀奸掠，备极惨毒。
吴三桂一家不必讲，李自成入城后，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把他全家三十四口尽数剐杀，一个不剩。
转天一大早，李自成即在武英殿举行正式的“登基礼”，追尊自己老李家七代皆为帝后（估计他只记得上两代）。然后他头戴冠冕，受“百官”朝贺。（李自成先前在西安已经称帝，在进京路上一直称“朕”。）
为了便于逃跑，他草草结束典礼，然后派人在城外加紧准备，当夜把北京城内宫殿及九门城楼尽数焚毁。
然后，他以效天为名，第二天一大早就匆忙离京，向西奔逃。逃之前，农民军把皇宫内金器和金锭皆熔铸成大饼，骡载数万饼，随军而走。
混乱逃亡途中，崇祯三个儿子均于乱中走散，但李自成始终未加害他们。
部分北京居民见农民军败走，在城内搜出脚慢未走的农民军或伤兵数千，尽数杀死。李自成闻之，大怒，立遣数千铁骑往回奔。
恰巧，一家被杀三十四口的吴三桂率部报仇心切，率军已经杀至城南，农民军士兵不敢撄锋，即刻掉转马头奔逃，北京由此躲过大劫。
自入城到离京，“大顺”政权，仅存在了四十二天。
五月二日，多尔衮率清军抵至北京。士民大喜，以为是吴三桂拥太子而至，纷纷出城摆香案迎接。结果，看见一大群清军，大家惊愕异常，但最终不得不接受残酷的现实。
半明半灭大明朝(22)
至于京内昔日的明官们，看见清兵反而大都松下一口气。何者？如果是吴三桂率明军回来，肯定会清算他们“降贼”的罪名。“大清”来了，就无此忧。所以，日后出谋划策劝多尔衮南下消灭残明的，数这帮人居多。
多尔衮当然吸收李自成的失败教训，四处张榜，表示说无论是谁，只要降顺大清，官复原职不说，还要加官晋爵，新有封赏。这一来前明官员大悦，个个弹冠相庆。
李自成自北京败逃。消息传出后，各地官民知道他大势已去，纷纷起来杀掉、赶走“大顺”在当地任命的官员，靠近北京的就归顺清朝，南方地区则大多打出恢复“大明”的旗号。
此时各地的李自成部队，仍旧有数十万之多。他本人率残兵一路经太原、平阳，返掠西安，把大部队留守于山西、河南一带抵御明清联军。
回到西安后，李自成精神萎靡，没见出他有什么宏图大略，半年时间内基本没什么大动作。
清军步步逼近。他们先在山西招降了大同的姜瓖，然后用大炮轰毁太原坚城。先前投降李自成的这个明朝总兵再降清朝，山西差不多皆为清军所有。
河南方面，清军在怀庆被农民军打败，使得本来正要进取南京的主力清军不得不掉头回河南。
由于主力清军杀至河南，农民军很快在灵宝被打败，急忙回撤到潼关。
年底隆冬时分，清军源源不断向潼关外增兵。双方自十二月二十九日激战，打了十几天，互有胜负，在喊杀和血拼中度过了1645年的春节。
1645年正月十二日，守潼关的李自成部将马世耀献关投降。转天，他与七千名农民军均被集体屠杀。
困愁于西安的李自成闻讯灰心，西北看来是待不住了，南逃有张献忠政权在四川堵着，只能再去河南、湖广。只要能消灭南明政权，自可拥有半壁河山。
临撤退时，他下令部将田见秀把西安城内所有建筑和仓库烧毁。幸亏这位田将军还算有人性，只点燃了东门楼和南月城楼，为西安百姓留下了御寒的房屋与粮食。李自成撤退途中回望西安城中烟火冲天（两个城楼着火），以为田见秀完成任务，这才满意地放心而去。
李自成逃离西安，原先西北地区的明朝降将纷纷降清。白广恩、马科、郑嘉栋等前明总兵纷纷成为“大清”将领。整个西北，只有榆林的高一功是李自成旧部，坚守不降。
从西安逃离时，李自成手下人马仍有十三万之多。依理，如果他急速行军，抢在清军之前杀往南京，最起码可以把东南一带富庶地区占为己有。但不知为什么，李自成走到河南内却耽误了不少时间，估计是临行前士兵们拖家带口拉金银，严重拖慢了行军速度。
不久，清军阿济格部逼近，农民军在三月中旬往湖北方向逃窜。清军边追边打，共交手八次，每次结果均为“大顺”军告输。
李自成部队打不过清军，却渡过长江，在荆河口大败左良玉部明军，吓得这个一直“养寇自重”的明朝军阀率部移向南京。他借“北来太子案”为由，要找当时已在南京建立的弘光小朝廷算账。大敌当前，他不思同仇敌忾，反而与自己人“窝里反”，左良玉的人品可见一斑。
这样一来，“大顺”回光返照，武昌、襄阳均落入李自成之手。他集军二十万，准备攻取南京。但清军没有给李自成机会，未等农民军喘息，已经追至武昌。李自成只得弃城接着逃。
四月下旬，在江西九江附近的一次大战中，农民军大败，数万人被杀，李自成的两个堂叔以及大将刘宗敏皆被俘后剐杀，“活神仙”宋献策也投降了清军。
湖北、江西等地大败，农民军消耗极大，李自成身边仅剩下万把人。这时候，清军多铎部已经自河南商丘和安徽泗州分头行军直扑南京，东下水路因无船也走不了，李自成只好掉回头往西南方向跑，想穿越江西西北部转战湖南。他已习惯于到处转战，逃跑对他来说不是一件辛苦事儿。
五月初四这天，农民军大队人马行至湖北通山县境。李自成命令手下军人就地扎营造饭。他胡乱吃了几口，就率二十八名亲兵在附近九宫山一带转悠，一来消遣愁绪，二来察看地形。
附近的山民听说有“贼人”到，而且人数不多，只有数十骑，就纠集了数十人来杀。这些农民，后来被某些文人描绘成“地主团练武装”，这完全是瞎掰，他们其实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多年遭“流贼”之害，一直怒气满胸。最重要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有数千农民军在附近，只以为是一股几十人的小部队，故而有胆上来厮杀。如果他们知道对方其中一人是“大顺皇帝”，如果他们知道附近有数千农民军，吓死他们也不敢出头。
李自成正在欣赏雨后青山绿水的风景，山上的村民突然出现，纷纷抛举大石往下砸。李自成手下人马立刻惊散。仓猝之间，李自成拍马就跑，与同行的二十多人完全失散。
逃到牛背岭，慌不择路，又遇山间小气候的滂沱大雨，李自成坐骑陷于泥中走不动，他只好下马牵坐骑深一脚浅一脚前行。
农民程九伯见李自成一人独行，身边又有匹好马，立刻手持锄头窜了出来。李自成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大将，反应自然灵敏，就徒手与程九伯格斗起来。程九伯当然不是李自成对手，被对方骑在身下。李自成压住程九伯，回手抽刀，但刀鞘中因雨水沾泥，一时间拔不出来。
半明半灭大明朝(23)
此刻，程九伯外甥金二狗赶到，他见舅舅被一个大汉骑在身下要挨宰，情急之下，抡起铁铲冲李自成砍去，嚓的一声，一下子削去“大顺皇帝”半个脑袋。于是，舅甥二人欢欢喜喜，不顾李自成脑浆迸裂的尸体，牵马而去。
后来，李自成余部被活捉，地方官府知道了山间的尸体乃李自成，就多次到山中晓谕，表示杀李自成者可受重赏。
程九伯起初不敢自认，后来听说李自成的样子和被杀地点与自己当天所遇一模一样，才大着胆子出山“认功”。由此，他不仅获赏银千两，还得到清朝总督的“亲切接见”。这时候，程九伯才由山民变为“地主阶级”。
一下岗驿卒死于一农民之手，结局充满了隐喻般的黑色幽默。
李自成所率的农民军残部，刚刚吃饱饭，忽然，跑回的一个卫兵哭诉“万岁爷被乡民杀死”，一时间农民军满营痛哭。
可叹这一切，杀人“真凶”程九伯根本不知，与外甥一起在山中小屋看着草地上的大马傻笑。
至于日后流传的李自成病死或出家之说，均是野史逸闻。清初以来无数考家考证推断，确系无稽之谈，把简单之事弄复杂而已。
覆巢之下无完卵
——清廷对崇祯三子及明宗室的杀戮
崇祯自杀后，李自成入京，对其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周皇后生）以及朱慈焕（田贵妃生）、朱慈灿（周皇后生）均未加以杀害。自山海关败后，李自成败逃出北京，明太子绯衣乘马随乱军之后，虽然颠沛，却仍旧活得好好的。
乱离之中，兄弟三人运气还算不差，凤子龙孙，金枝玉叶，沦为街边巷口厮养仆役，搬砖乞食，总能弄口饭吃。
太子朱慈烺在兵荒马乱中生存下来后，回到北京，投往其外祖父周奎处。
周奎这个老坏蛋，明亡前不肯出银子饷军，李自成入京后，他由于及时献媚，竟免于被处死的命运，连刘宗敏的大夹板也没能把他夹到。
太子朱慈烺先是找到宦官常进节，细诉因由。太子他本人虽出生在北京，但一直生养深宫，只去常家玩过，记得他府门的特征，故而寻摸着找到了这位前明太监。常公公不敢怠慢，但当时已是大清天下，也不敢留他，就对太子说他妹妹长平公主（被其父亲崇祯帝杀之未死的那位）在姥爷周家。兄妹情深，又是血亲，太子便让常公公带自己去见周奎。
太子时年十六七，他之所以如此胆大露面，也与清军入北京后的政治大气候有关。
多尔衮入京后装模作样殡葬崇祯皇帝、皇后，追谥崇祯为“怀宗端皇帝”，陵号为“思陵”，明白表示天下是取于“贼”，而不是取于明，宣扬清军是为明朝“复仇”。这种政治秀，使得明太子误认为他可以以“真身”示人。他可能这样想，伪大顺政权不仅会让他活着，还给他个“宋王”封号。那么，“仁义”的大清，应该不会比李自成差吧。崇祯太子，毕竟是年轻人，就是这样天真！
周奎初见太子外孙，非常惊讶，即时引长平公主来见。兄妹二人相持痛哭。初见时候，周奎与其侄周绎待太子非常客气，行坐宴饮间均待之以君臣之礼。到了晚间，长平公主持一锦袍送给太子，嘱咐他不要再来。兄妹依依不舍地告别。
太子在外冻饿数日，思念妹妹，更思念外祖父家锦衣玉食的温暖，隔了几日，他忍耐不住，再次登门。此次，周奎的侄子周绎负责接待，老东西本人没再露面。
周绎戒嘱太子说：“千万别说你自己是太子，有人问你，你就说姓刘，说书为生，如此可以免祸。”太子皇家脾性，非常固执，坚决不肯。这种偏执，颇类其父。周绎很生气，就把这位表弟逐于门外。太子吵嚷，双方隔门大骂，周绎本人还冲出去对太子拳打脚踢。
恰巧，清兵巡逻队经过，见前明皇丈门前喧哗，事出可疑，就把太子与周绎一同抓起，送往刑部审问。
官府中堂之上，清朝一般是由满汉两名官员共审。汉官是刑部主事钱凤览。他问明情由后，怒从心起，撩衣下堂，冲着周绎脑袋上猛击一拳，大骂他“背主负恩”。从人情上讲，周绎如此对待前朝太子爷，确实说不过去，且钱凤览本人也是儒家思想教育出来的汉人，尤觉不能容忍。
在堂的满人刑部尚书定不了案，此事关系重大，只能下令把各人先收监再说。
老坏蛋周奎急了，他深知此事关涉自身性命，连夜奋笔疾书，具疏上表，直递多尔衮。他坚称被逮的不是真太子。
多尔衮听说崇祯太子落案，非常紧张，马上派人押崇祯的太子到宫，进行廷勘。同时，他召集昔日太子的锦衣卫扈从十人以及明朝宗室晋王前来认人。十人一见太子，立即下跪敬拜，异口同声说：“此真太子！”至于明藩宗室晋王，支吾不语。
太子激愤，恨外祖父家寡情，切齿道：“我来周家，只为看望我公主妹妹，没别的想法。现为周奎叔侄出卖，无论真假，大概逃不出一个‘死’字，也不用再审，给我一刀就好！”
话虽这样说，少年人实际求生愿望很强。
多尔衮弄清楚堂上所立玉面少年真的是崇祯帝太子，立即下令，把作证的太子十名锦衣卫官兵及前明宦官常进节都关入牢狱。
半明半灭大明朝(24)
刑部主事钱凤览不知多尔衮阴毒心事，他上疏道：“观周奎疏中所言，他已明说是自己要大义灭亲，以真为伪，为大清除害，请朝廷以仁义为重，认真对待此事。”
多尔衮自有主张。经过安排后，又进行审讯，在刑部会集更多官员听审，并派明宗室晋王和前明大学士谢升来当廷质认。
晋王下死口说不是真太子；谢升看了一眼少年人，也摇头称非是。
太子高声对谢升说：“谢先生，您在东宫给我讲课，城陷前还给我讲‘临危授命’一题，不知您还记得吗？”谢升大惭，一揖而退，仍旧默不作声。
主审汉官钱凤览见状愤恨，怒斥谢升与明宗室晋王不仁不义。此时，他仍未揣摩到清廷主子多尔衮的真意。
审毕，各人仍皆送监严加守护。于是，多尔衮坐便殿，把满朝文武大臣（包括在北京降清的前明朝臣）都唤来，探究大家对此事的意见。前明臣子们多是人精，皆唯唯而已。只有钱凤览与另外一个汉臣赵开心力争这个崇祯的太子为真，希望清朝恩养。
多尔衮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拍案而起，大怒道：“真假且不必争，朝廷自有处分。但晋王乃前明王子，谢升前朝大臣，钱凤览出言不逊，无上蔑尊至极！伪太子及有关涉案人员，包括钱凤览，赵开心，皆斩首示众！”
有人假惺惺求情，多尔衮“开恩”：“钱凤览毕竟本朝臣子，赏他全尸，斩刑改为绞刑，赵开心免死。”
清廷狱具，认定崇祯太子是“伪太子”，而案件的“证人”为崇祯妃子“袁妃”和明朝的宗室晋王。晋王不必讲，此人乃外藩，先前为清军在山西所俘，他本人根本没有见过太子，满爷爷让他说啥他就说啥。另外一个“袁妃”，也是假冒，真袁妃在北京城陷前已被崇祯帝亲自砍死，清政府自己入京时曾布告过“礼葬”故明的帝、后、妃子，其中就有袁妃在内。这件事情，大概多尔衮自己都忘了，或者他就是强权当真理，说什么就是什么，毫不顾及。
至于定案时作证的“袁妃”，其实是当年魏忠贤的“义女”，即送给天启皇帝玩弄的任妃。这个坏娘们居冷宫多年，求媚清朝新贵，自告奋勇做假证，不足为怪。
最终，不仅崇祯的真太子被杀，引他见周奎的宦官常进节以及十名承认他是太子的前明锦衣卫官兵，皆一同被杀。
大约在北京“太子案”的同时，南京也有“南都太子案”。其实这个“太子”乃前明驸马都尉王昺的侄子王之明，冒充太子名号想得享富贵。当时，在南京即位的弘光帝也很紧张：“太子若真，将何以处朕！”奸臣马士英等人为了保住自己地位，自然严刑拷求。当时，南方地区广大士民痛恨马士英等人，对他们怀有成见，所以大多数人反而认定这个太子是真的，各地将帅，包括史可法、何腾蛟、左良玉等人均上疏力挺这个假太子。后来，史可法从前往北京的南明使臣左懋第处知道真太子在北京，非常后悔，曾致书马士英承认过错。左良玉这个弄权跋扈的大将，却反而以拥护“太子”的名义起兵窝里反，发大兵向南京进攻。
所以说，当时南北两个“太子”，北京的是真，南京的是假。如此明白的史实，至今却仍有不少学者喋喋不休地吵个不停。其实，早在20世纪早期，学者孟森已经列出详实历史档案对此有了定论，但由于孟教授以古汉语笔法写出，今人基础不厚，又不钻研，故而仍旧争来争去，实为荒谬至极。
清廷对待明朝宗室，表面加以恩礼，其实养起来的却是疏远小宗，明皇近亲直系，屠戮无遗。究其机心，险刻深远。自然，他们对前明公主等女性亲属毫不为意。长平公主知道哥哥被杀后，愤然出京，但清廷强迫她出嫁，不久这位公主抑郁而死（金庸把她变成女大侠，实无此事）。
清朝初建的几十年间，打着“朱三太子”旗号起兵的有好几起，最有名的当属康熙时吴三桂起兵后那个以“朱三太子”起兵的“天地会”首领杨起隆。康熙十八年，湖南抓到了一个和尚朱慈灿，这位确是崇祯帝另外一个儿子，他从北京逃出时年仅十二，多年流落，幸免于难。康熙帝把他与杨起隆列为同宗，诬之为假，借口是北京城陷时朱慈灿年少，不可能逃脱，于是以“伪皇子”名义处死。
这还不算，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清廷又找到了崇祯帝惟一幸存的儿子朱慈焕。明亡六十余年后，康熙帝十分阴狠地以“伪皇子”名目诛杀了此人。多尔衮时代，杀崇祯真太子，用心尚或可谅，当时南明未下，全国未定，明太子活着是个大隐患。但康熙后期，太平盛世，清朝坐稳天下，康熙出此毒手，真是至阴至毒之心，无非是对前明皇族斩草除根。
这件事情，案件当事人李方远在自己笔记《张先生传》中记得清清楚楚。康熙二十二年，李方远在一家路姓大户家中首次见到“张先生”，其人“丰标秀整，议论风生”，是个侃侃能言的美男子，自称姓张，号潜斋，在浙中大户张家为西宾（教师）。于是，二人交往密切，诗词往来，半年多内顿成密友。后来，“张先生”南行，二人拜别，二十多年没有通问消息。康熙四十五年，做过县令并已经卸任家居的李方远又见到找上门来的“张先生”，要求谋一教职养家糊口。老友相见，分外亲切，两人立刻欢饮畅叙。此后，“张先生”同时在不远的张岱霖家和李方远家教子弟读书。
半明半灭大明朝(25)
康熙四十七年阴历四月初三，李方远正与“张先生”下棋，清朝地方官府忽然闯进一批捕快，把二人一起抓起审问。李方远本人做过清朝饶阳县县官，确实不知自己犯了何罪。审至“张先生”，此人马上“坦白交待”：
我乃先朝皇子定王朱慈焕。崇祯十七年流贼破北京，先帝（崇祯）把我交给王内官。城破后，王内官把我交与闯贼领赏。不久，吴三桂与清兵杀败流贼，我被贼军中一姓毛的将军带往河南。他弃马买牛，种田过活。不久，由于大清捕查流贼很紧，毛将军弃我而逃。当时我十三岁，自己就往南走。行至凤阳，遇见一王姓老乡绅，知我是先朝皇子，就收留我在家，遂改姓“王”。过了几年，王先生病故，我就找寺庙出家。后来我云游至浙江，在古刹中遇见一位姓胡的余姚人，他叹赏我的才学，就把我请回家中，让我还俗，并把女儿嫁给我。后来，我又改姓张，以逃祸患。
清朝主审的钦差和两江总督等多名高官在场，问：“现在江南有两处叛逆造反案，皆称扶立你为君，恢复明朝，你知罪吗？”
朱慈焕表示：“大清于明朝，有三大恩：第一，诛灭流贼，为我朱家复仇；第二，善保明朝宗室，从不杀害（此非实情）；第三，当今圣上亲自祭奠我家祖宗（朱元璋），命人扫墓。有此三大恩，我怎能造反呢。况且，我今年已经七十多岁，血气已衰，须发皆白，我不在三藩作乱时造反，而在如今太平盛世造反，于理于情说不通。况且，如果造反，一定会占据城池，积蓄屯粮，招买兵马，打造盔甲，而我并无做一件类似事情。还有，我曾在山东教书度日，那里距京师很近，如果我有反心，怎敢呆在那里？”
清朝官员马上押解生俘的大岚山造反首领，让他认人。这位造反的首领看了半天，表示说：“我不认得此人，只是想假借朱氏皇子名义来鼓动百姓。”
审了多日，一层一层把案件呈上去，最终刑部接康熙朱笔御批：“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满门处斩！其本人假冒前明皇子，判凌迟。”至于与“张先生”老早相识的李方远，也被全家流放到东北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朱慈焕家在余姚，有一妻二子三女一媳，皆被清政府派人绞死在家中（传闻讲这七人是自缢，实际是被谋杀）。
自崇祯帝上吊自杀，至康熙四十七年，时光已流逝六十五年，小皇子由昔日的十二岁孩童已成为衰朽老翁，仍被押入北京城在闹市凌迟。可见清朝皇帝的残忍！
清朝所谓“恩养”的明室后裔，皆非正宗明裔。雍正二年，清廷找出个汉人镶白旗名叫朱文元的人，称为明太祖第十三子代简王后人。这一支宗王在皇太极时被清军俘获。但查朱家宗谱，此人名字可疑，排行无据，实乃假冒无疑。宣统皇帝洋老师庄士敦所著《紫禁城的黄昏》，写溥仪逊位后有一猥琐朱姓男子拜访“谢恩”打秋风，大概就是“代王”这一支的后人。
明朝宗室在末期很走背运。在明末农民战争中，他们成为农民军屠戮的首要对象。从崇祯十四年至十七年，就有福王、唐王、崇王、岷王、代王、蜀王等十四个显贵王爷被农民军整家杀掉。至于郡王及将军之下，被杀的更是不计其数。富贵荣华了近三百年，老朱家终于整族整宗得到了“大报应”。
清朝方面，出于政治需要，自入关到顺治二年以前，对明朝宗室人员以诱降、“恩养”为主。清军攻克南京后至顺治八年这一段时间，清朝开始对明宗室展开屠杀。自顺治八年至康熙早期，清廷又施以杀抚并用。早在皇太极入口侵掠时代，后金军抓住明宗室王爷一般都弄死，比如德王和鲁王。由山海关入京后，多尔衮开始以招抚为诱饵，在诛杀崇祯帝直系血脉的同时，把清军逮到的明宗室假装养起来。清军攻陷南京后，由于明宗室在南中国纷纷被人拥立起兵相抗，清廷顿露狰狞面目，接二连三地罗织罪名，很快就把本来“恩养”在北京的明朝十几个王爷均残酷加以处死（包括曾经指认崇祯太子为“假太子”的晋王）。直至顺治亲政后，清廷对明宗室控制才稍稍放缓，但彼时老朱家血脉至近的“皇族”也没剩下多少了。
朱元璋时代的杀戮戾气，最终在老皇帝自己的子孙后代身上，得到了极其残酷的报应。
欲向江南争半壁(1)
——弘光君臣的梦呓
1645年的南京，初夏夜里，天空沉沉的深碧。暗阴夜空中，璀璨群星的光亮，皆为奉先殿周遭无数大红灯笼所发的强光所夺。
殿内，软榻上斜倚着一位肥胖的男人。距他不远处，坐着个一脸大胡子的老头。巨胖男人是南明的弘光帝；长髯老头，乃大名鼎鼎的无良文人阮大铖。二人聚精会神，正十二分沉迷地欣赏着阮大诗人亲自编写的戏剧《嫦娥思凡》。
地毯上，扮演嫦娥的是位十二岁女伶，她飞袖宛转，正与一个年纪相当的扮演玉兔的男童轻舞曼歌。少男少女，四肢交摩，惟妙惟肖地表演《偷情》一折戏。
肥胖的弘光帝目光迷离，不停举杯入口。随着美酒杯杯落肚，他的呼吸越来越重。忽然之间，这位刚才还是“戏剧审美大家”的皇帝忽然站起，顿时从一名欣赏者变成了强奸犯。他三下五除二撕去正在随乐声甩袖舞唱的那对年幼男女身上的纱衣，全然不顾周遭十几位乐工和大臣阮大铖在场，开始当众蹂躏两个孩子。诸乐工深深垂头，默惧如僵尸。
大胡子阮大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那不易被人察觉的嘴角抽搐了一下：可惜了，两个优伶辛苦培养了近两年，一下子就完了。不过，“兵部尚书”的一顶官帽，能把一切皆抵消掉。
“我醉欲眠，爱卿且去。”泄欲后的弘光帝长吁了一口气。他深饮一巨觥，向阮大铖挥了挥手……
惨淡月亮下，殿门两端的长幅木刻柱联依稀可辨：万事不如杯在手，今生几次月当头。字体遒劲有力，苍然中透出一股秀媚，那是弘光帝大学士王铎的手迹。
雄鸡一唱天下白？
——崇祯帝死后的时局
1644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非常奇怪的年份。在这一年里，总共有三个代表帝王的年号存在：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
这一年的阴历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自杀，二百七十七年的大明朝，轰然落下了它沉重的帷幕。但是，北京政权的结束，没有完全结束这个王朝的历史宿命。
对于攻入北京的“新天子”李自成而言，历史曾经向他展示出无比灿烂的笑脸：首先，人心可用。在北京的数千大明官员中，自尽殉节的只有寥寥三十人不到，衣冠士人，叛降如云。其次，几乎整个中原地区，全部落入大顺农民军之手。不仅明朝山海关总兵高第已经接受招降，除了辽东尚为满人所占之外，淮河、秦岭以北的前明军队，绝大部分放械归降。
改朝换代，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独眼龙李自成，仅仅差半步，就会成为新的刘邦或新的朱元璋。历史的事实证明，由于他个人素质方面存在着不可弥补的缺欠，丧失了由千百万偶然性的砖石堆砌的必然机会。
李自成及其手下，没有任何远大的、正确的政治眼光。在明朝的象征人物崇祯帝死亡后，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意识到迫在眉睫的危险日益临近。山海关外，满洲铁骑已经跃然成为关外任何一个汉族政权的最大的敌人。明朝的亡国，恰恰是败在两面作战的消耗当中。新兴的大顺政权如果能迅速收拾人心，挥转矛头，以新王朝乍起之锐，凭借雄关坚墙，完全可以把清军抵挡在长城以外。运气加上决心，李自成很有可能重新上演大唐王朝李世民最终击灭突厥那样的历史大剧。
短视的大顺政权，自上而下，没有一个人能意识到关外那个从未正面交过手的异族政权的危险性。在北京城内，大顺旗帜飘扬，可惜他们并无任何有利于当地人民士绅的减免赋税以及用人惟才的举动，而是大肆“追赃”，毒掠士民，以助军饷。
巨大的失望，弥漫在无数北京和各地渴望新朝新气象的人们心中。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大顺政权丝毫不懂得“统一战线”，把一个又一个士绅和读书人推入自己敌人的怀抱。
最让人感到慨叹的，是李自成等人在军事上的透底无能。近在几百里以外的清军部队，大顺军好像从未意识到他们的存在。
当时，大顺军最主要的力量，除了北京地区的十余万人以外，非常多的部队都分散在西北、河南、荆襄、山西、山东等地。最重要的京东地区，竟然没有一支雄师拱卫。李自成在西北不少地方留下了自己的嫡系人马守卫，对于关乎一个与中原王朝命运攸关的山海关，却表现出十足的淡漠。明朝的山海关总兵高第投降后，他仅仅派出另一个明朝降将唐通率领不到一万人马前去接管防备，同时下令同清军作战最有经验的吴三桂入京“觐见”。
即使吴三桂不降清，乖乖入京成为玉食囚徒，松包蛋唐通也远非镇守山海关之才。
清朝，在李自成心目中，可能只是一个多次来信约攻明朝分肥的化外蛮邦。大顺政权对他们的态度，不是基本不了解，而是完全不知情。
历史的天平，终于在关键时刻发生了陡然的倾斜。
白皙通侯最少年
——关键人物吴三桂
一般的史书，包括根据“史实”改编的文学作品，都言之凿凿地相信如下事实：北京崇祯帝上吊后，吴三桂已经完全接受李自成的招降，并亲自率兵马往北京方向进发，欲“觐见新主”。中途，他听说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大将刘宗敏所掠，又闻其父吴襄被拷打拘赃，登时冲冠一怒为红颜，带兵掉头扑转山海关，首先击败老同事唐通，然后联合另一个老同事高第，举兵宣布反对李自成的大顺政权。
欲向江南争半壁(2)
事实果真如此吗？
其实，在崇祯帝死之后的几年间，社会上从未有过吴三桂投降李自成的传闻，倒是曾经反清的夏允彝（夏完淳之父）还在《幸存录》中言之凿凿地为他维护过：“（吴）三桂年少勇冠三军，边帅莫之及。闯寇（李自成）所以诱其甚至，（吴）三桂终不从。”
而且，崇祯帝死后一直住在北京的士大夫，皆没有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一说。比如著《崇祯甲申燕都纪变实录》的钱邦芑，也讲过吴三桂之父写信招降其子被拒绝的情况：“贼（农民军）挟其父手书招之，三桂得书不发，入拜谢父，咬破中指，扯裂家书，随约王永吉借清兵十万，以图恢复。”夏允彝、钱邦芑二人，皆是生活在北京被攻陷之时的大明朝。如有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一事，他们自然会大加渲染。
最详细记载吴三桂对李自成降而复叛的，是钱轵的《甲申传信录》，但此书成书于顺治十年，原文如下：
三月，（明廷）廷议撤宁远镇，并调吴三桂剿秦寇，封三桂西平伯，上（崇祯）手敕谕之。（吴）三桂方奉诏，未及行，而闯寇已陷京师矣。闯（贼）入，各镇将皆降，三桂道未通，闯（贼）令诸将各发书招三桂，又令其父（吴）襄亦书谕，使速降。三桂统众入关，至永平西沙河驿，闻其父为贼刑掠且甚。三桂怒，遂从沙河驿纵兵大掠而东，所过糜烂。（吴三桂）顿兵山海城，益募兵议复京师。
即使在这部书中，作者也没指明吴三桂是接到父亲书信后前往北京投降，只讲他“统众入关”，往北京方向行动，更没有言及他“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事情。
顺治十二年，历史大家谈迁入京修《国榷》，也没有采纳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之说，反而这样写吴三桂：吴三桂上书其父，“父既不能为忠臣，三桂亦安能为孝子，三桂与父诀，请自今日！”义正辞严，很有郑成功斥其父郑芝龙之风。
再后，自己也加入降官行列的吴伟业作《圆圆曲》，诋嘲吴三桂为女人而“冲冠一怒”，也没说他带兵去向李自成投降。有人可能说，诗中纪事，自然不可能太按照实际去写。但是，吴伟业的笔记《绥寇纪略》，依旧没有记录吴三桂有降闯之事。
所以，当时和稍后严谨的史家，如谷应泰、张岱等人，均在著作中不收吴三桂降闯之说。
至于《流寇志》、《吴三桂纪略》等笔记小说中所载只言片语吴三桂降闯的内容，也没有什么枝叶可寻，只可当作“小说家言”。
乾隆时期修成的《明史》，是清朝官方钦定的史学著作，只讲吴三桂对李自成“欲降”，突出他因爱妾陈圆圆被劫所生的愤恨，并不讲他投降过李自成。
真正大肆宣扬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之说的，是爆发“三藩之乱”后的康熙时期。当时，为了暴露吴三桂的“大奸大恶”以显示其发动叛乱的非正义性，康熙帝在诏旨中大骂吴三桂“委身从贼”，目的完全是政治宣传。清方的主要目的，是要把吴三桂塑造成一个反复无常、惟利是图的道德小人。
其实，只要看过多尔衮在顺治元年（1644年）击败李自成后向小皇帝所上的报告，就可以明显见出吴三桂根本没向李自成降过：“（李自成）于三月二十二日僭称帝，遣人招降（吴）三桂，三桂不从，随自永平返据山海关。”
也正是“三藩之乱”被平灭后，众恶归焉，加之吴三桂此人人品确实很差，众口铄金，《庭闻录》、《圆圆传》、《四王合传》等笔记小说纷纷渲染吴三桂先降李自成而后为爱妾降而复叛的事情，渐渐的，传闻、小说，就变成了信史。成王败寇，吴三桂为人，日复一日，成为完全定型的、胎里坏的典型样板。
真正的历史情况是，吴三桂接到崇祯帝诏令后，并无故意迁延，而是立刻奉诏勤王。他之所以行动迟缓，是因为要顾及把关外人民拖家带口一同迁入关内，这种仁义之举，倒真正拖慢了吴三桂一军的步伐。
李自成攻下北京时，吴三桂应该已进入山海关地区，而非像许多书中所讲他还在宁远城磨蹭。而且，仅仅休整了四天左右，吴三桂就率整军抵达永平，然后向西前往玉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投降了李自成的唐通从居庸关前往山海关接防，途中并无遇见吴三桂，所以不存在唐通代替李自成接受吴三桂投降之事。
在永平、玉田的十多天时间内，吴三桂在获悉明朝崇祯帝已亡的消息，徘徊逡巡，开始进行了他自己人生中也是中国历史关键时刻的重大选择。
从感情上讲，从民族情绪上讲，吴三桂投靠同为汉人的李自成，又能“父子封侯”，自然是上佳选择。确实，明廷对吴家不薄，其父吴襄、其舅父祖大寿以及他本人，皆为明朝总兵官。从吴三桂本人来讲，在此之前，他一直为明王朝血拼。先前杏山大败，即使他提兵先遁，崇祯帝也未加以治罪，反而升他为提督。作为回报，皇太极病死后，吴三桂多次上疏，希望明朝趁清廷新旧交迭之际发动进攻。纵使日后清军重军攻宁远，兵寡力弱的吴三桂仍旧为明朝誓死拼守，无任何怯战之心。
但是，一俟明朝社稷无主，面对改朝换代的现实，吴三桂冷静下来思考，确实一时难以定断。向从来与自己所辖辽东军未有血怨的李自成大顺政权投诚，自然是他的最佳选择，何况亲生父亲以及重要家属皆被扣于北京做人质。此外，他的昔日同事，文臣不说，武将如唐通、白广恩、姜瓖、黎玉田、高第等人，无不向李皇帝修表归诚，这自然也影响吴三桂本人的选择。投靠大顺新主，谋取高官厚禄，应该是吴三桂当时的不二之选。
欲向江南争半壁(3)
不仅时人这样想，吴三桂本人这样想，李自成等人也这样想，而且大家皆是想当然：穷途末路的吴三桂，先前一直与清军在辽东血拼多年，不久前还在宁远城重创济尔哈朗部清军，他怎么可能出关投向清军怀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