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的一切，皆是李自成一方以及北京明朝降官的想当然而已。对于吴三桂来说，曾经最凶恶的敌人，当然也是可能的投靠路径之一。
早在崇祯十五年，松锦大战之后，明朝辽东军将的中高级军官不少人被俘变节降清，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当属曾经一手提拔吴三桂的恩师洪承畴和吴三桂舅父祖大寿。而后，在皇太极本人亲笔写信招降吴三桂的同时，还让洪、祖二人以及其他一些高级明朝降将写信劝说吴三桂投降。但当时的吴三桂，对明朝忠心耿耿，丝毫不贰。倒是猜忌刚愎的崇祯帝对他放心不下，假装调吴三桂之父吴襄入京为官，实际上是把吴三桂一家人弄入北京城作“人质”。
北京陷落后，吴襄等吴三桂家人自然落入李自成之手。
吴三桂徘徊于玉田附近，一直没闲着，不断派人打探北京城中的情况。李自成政权的违背常理，以及刘宗敏夺掠其妾的肆无忌惮，使得吴三桂头皮发炸：纵使自己前往北京归顺李自成，有可能一去无回！趁着自己手中仍旧有一支生力军作本钱，不如拼死一搏，向清朝“借兵复仇”，或可死中求生！
就这样，吴三桂来个忽然回击，打跑了替李自成镇守山海关的唐通，与明朝原山海关总兵高第一起，宣布讨伐李闯，恢复大明。而后的一切，“借兵复仇”变为“藩王相报”，吴三桂终成清廷鹰犬。
山海关一失，整个局面，全然大变。
李自成在山海关“亲征”大败后，只可用“兵败如山倒”来形容。他率残兵撤回后，迅速放弃了北京，携带大批金宝窜回陕西。吴三桂带路，多铎、阿济格等清军铁骑一路追击，马不停蹄地蹑尾而进，不给李自成任何喘息机会。
五月初二日，哄传吴三桂将军在山海关大败贼军，并夺回崇祯太子。兴高采烈的北京士民争先恐后出城，大排皇帝法驾，准备迎接太子入城为君，重复大明天下。
不料想，烟尘过后，马蹄声静，映入北京士民眼帘的，不是明朝太子，而是风尘仆仆，身骑高头大马、脑后拖着大辫子的多尔衮清兵。瞠目结舌之余，好在迎接人群中为首的前明官员脑子快，将错就错，把清朝王爷多尔衮迎入武英殿。
无论如何，北京城内，又有了一位“新主”。
甫进京城，多尔衮很会随机应变。他以“为明报仇”为名，为崇祯帝发丧，并把前明大臣陈名夏、冯铨等人招致幕下效力，大肆笼络汉族士人，表示要把被农民军侵夺的土地“归还原主”。不久，由于多尔衮宣布北京士民要在为崇祯帝戴孝三日后剃发，引起极大反感，在京汉官纷纷上疏，竭力反对。深知自己立足未稳，多尔衮暂时收敛怒气，一个多月后下令“姑依明式速制本品冠服”，让各级汉官尽快办公视事，为清朝新政权服务。
但是，多尔衮暂时的收敛，为日后“留发不留头”埋下了伏笔。剃发这种民族歧视之举，后来更掀起血雨腥风。
李自成撤退后，北直隶、山东、山西等地，乡绅士兵纷纷起事，誓要灭“流贼”，复明朝。短时间内，数十个州县并举，抬出一个明朝远支“济王”做号召（其实那个宗室不过是个“奉国中尉”，九竿子才能打着的朱明远宗）。不久，先前降附李自成的大同总兵姜瓖，忽然宣布归降清朝，在保德州的唐通也向清廷上表投附。
“大顺”的灭亡，只是早晚的事情。“兴也勃焉，亡也忽焉。”形容李自成，再恰当不过。
可向江南争半壁
——南明政权的有利条件
崇祯帝虽然死亡，但淮河以南基本所有地区仍然是明朝的天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朝一直实行“两京制”（明成祖之后），所以，南京保有一整套完备的中央机构。当然，以往北京政府正常运作时，明朝的南京各府衙只是象征性的虚位部门，可它确确实实又是有形的实体。在南京，不仅六部完整，还有一套都察院班底。
多尔衮进北京之初打出“为明朝报仇”的旗号，接踵而来，剃发、圈地等一系列不得人心的举措，很快导致大批前明士大夫纷纷南奔，寻找“大明”的精神家园。
本来，改朝换代，国家易主，对于数千年来王朝更迭不休的中国人来讲，是可以用“天命”来加以解释的过程。可是，前顶秃剃，一身疙瘩襻奇装异服的辽东满人拍马呜鸣而来，处处血光，不得不让中原汉人顿发“亡天下”的哀叹。
为崇祯戴孝的制令发布没几天，多尔衮狰狞毕现，立刻限令北京北城内的所有居民把房屋腾空，交予八旗兵士使用。京城周围，满洲贵族大肆圈地，强逼农民为奴，实施残酷至极的“逃人法”，对汉族百姓敲骨吸髓，激起了一系列的反抗运动。
在这种大形势下，清朝当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追击大顺军李自成方面，就为明朝残余势力在南京建立新政权提供了历史机会。
空间方面，自不必讲，清军主要在北中国与大顺军展开殊死搏斗。从时间上讲，从1644年阴历五月初开始，一直到当年十月，清军根本无法顾及江南的态势，他们把主要精力皆投入于消灭李自成残军方面。当时，大顺军余部在山东、河北等地，仍旧保有数十万大军，清军东扑西搏，忙个不停，根本没有任何军事力量抽调出来去跨越淮河收取江南。
欲向江南争半壁(4)
南京的明朝官员效率也不算慢，仅仅十几天功夫，就以最快速度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弘光政权。
新的南明政权，无论是经济、政治、军事，还是人心方面，皆有着极其有利的态势。
明末以来，北中国内忧外患，战乱不断，江南地区却一直比较平稳，农业、商业、手工业发展迅速，经济积累丰厚，是明朝得以支撑的最大财赋地区，也是大明帝国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仅税收方面，江南就占全国税收的将近一半，可谓财源滚滚，既富且庶。
更重要的是，明朝军队，在江南地区还保有一百多万，远远超过清军数目。在这些军队中，力量最大的当属驻守武汉的左良玉部，有八十万之多，其余如高杰、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部，人数从数万到数十万不等。所有这几支军队，皆是能拉出一战的部队。除此以外，郑芝龙家族在东南沿海的军队，还是一支能打水仗的海军力量，势力也不能小觑。而远在云南的沐氏家族，一直对明王朝忠心耿耿，其手下又多骁勇敢战的少数民族士兵。数量可观的军队和广大的地区，为明王朝的延续提供了一种具有广大深度的回旋空间。
南京，从地理位置上讲，自古形胜之地，虎踞龙蟠，又有长江之险，文物繁多，田野富饶，军事地理位置十分独特。况且，明太祖朱元璋在此定鼎天下，使得南京本身就成为一处极具政治象征的城市。它不仅北有长江天险，且长江东延一直到江阴、南通，均有天险做凭恃。特别是南通往下，入海口处，江面辽阔，宽有三十多里，让人顿起插翅难渡之感。再往北推，淮河本身可作为一道大的天然防线。如果南明政权真有远见，凭临淮河，步步北推，即可以慢慢收复失地。如此，自荆汴直凭锐铎，自可扫清河朔。
从人才方面讲，南京本来就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江南一带是东林、复社等士大夫集团的传统老巢，人才荟萃。加上从北方不断涌入的士人，以及驻扎于江南各地等待观望的武将，乃文乃武，比起北宋灭亡之后的南宋政权，南明政权无论天时、地利、人和，都要比赵构君臣初创南宋的时期拥有更多的复明条件。
依据常理推断，南明新朝廷再怎么不行，也能与清朝划江而治。南明保存个江南半壁，应该是完全不成问题。
恰当机会中的不恰当人
——弘光帝即位
北京陷落于李自成之手后，南京官员们忧急万分，非常想知道崇祯帝及其三子的下落。
本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准备率兵渡江“勤王”，但有消息说崇祯帝已经乘舟入海南下，大家只能按兵不动。不久，忧喜参半的南京官员终于得到一个明白无误的情报——崇祯帝已经自缢殉国。如此，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马上拥立一个新君，以此作为恢复大明朝的政治象征。
在南京，最有实权的，当属手中握兵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其次是南京守备太监，再次是提督南京军务的勋臣。以史可法为主，南京及附近地区的明臣展开了立新帝的大讨论。
崇祯帝已经“龙驭宾天”，他三个儿子仍旧下落不明。当务之急，是要保证皇位继承有人，否则天下群龙无首，就谈不上重整旧河山。
立君这个大问题，有些只靠把史书翻译成白话的“畅销书”的“作家”们，认为：“大臣们要从皇帝宗亲中选出最聪明的人当皇帝”。
完全不是！立嫡不以长，立长不以贤。如果谁最聪明谁就有资格当皇帝，封建宗统早就乱了大套。对于南明大臣们来讲，拥立新君，最要紧的是依据血统，谁与崇祯帝血统最近，谁就最有资格当皇帝。
依据血统，最有资格当皇帝的，非福王朱由崧莫属。而且，他与潞王朱常汸近在淮安，立时可至南京。从明神宗一系来讲，福王朱由崧是明神宗之孙，与崇祯帝同辈（其父老福王已在河南被李自成农民军吃掉）。虽然惠王和桂王当时仍旧活着，二人都是明神宗之子，但他们远在广西，辈分比崇祯帝高一辈，不如福王朱由崧“弟终兄及”名正言顺。至于史可法等南京大臣心仪的“贤王”潞王朱常汸，乃明神宗之侄，血统稍远。
福王朱由崧虽然最有资格当上新皇帝，但他几乎当不成。为什么呢？
不因为别的，源于明末愈演愈烈的党争。本来，天启帝时东林党与阉党相搏甚烈，崇祯帝继位后大肆打击阉党，已经使党争基本消失。恰恰是福王朱由崧的继位，引发了南明新一轮党争，朝臣们斗来打去窝里反，直至南明灭亡。
言至晚明党争，不得不提老福王朱常洵。他的生母郑贵妃，乃明神宗宠妃，所以神宗皇帝一直有意立他为帝，冷落长子朱常洛。一念之动，引发了长达二十五年的“立储之争”，群臣为了“争国本”，互相抨击，各方焦头烂额之下，直到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才不得不封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为了补偿，他又封爱子朱常洵为福王，建藩河南，膏血天下以供养这个痴肥儿子。
在因立储而兴起的党争中，吏部郎中顾宪成被贬回原籍无锡，与高攀龙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逐渐结派兴帮，形成了一股很大的政治势力，时称“东林党”。同时，以首辅沈一贯为首的“浙党”联合“齐党”、“楚党”（均以老乡为关系结党），与东林党在朝中朝外互相攻击，而后魏忠贤一派“阉党”也加入其中，双方势同水火，不能相容。
欲向江南争半壁(5)
相对而言，自然是东林党多君子，阉党多小人。但党争之下，意气用事，东林党人多尚空谈，误国不少。这些以王阳明“心学”为思想指南的士大夫，太过清高自重，凡事爱讲大道理，泱泱而谈，根本不考虑实际解决问题的办法，整日嘴里叨叨性命之理，务虚名，弃实用，最终使得朝政一发不可收拾。
由于明末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均与老福王朱常洵及其母郑贵妃有关系，所以，聚结于南京的以东林党为首的士大夫阶层，自然对小福王朱由崧极其敏感。正是当年东林党人的据理力争，老福王才最终没能登上皇储之位。东林党人神经非常敏感：倘使老福王之子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位，他翻起旧账，打击报复，东林党人自然是不会有好果子吃。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高徒，对福王之立，当然有所顾忌。而游走于江南的东林党党魁钱谦益，也以私益出发，联合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詹事府詹事姜曰广以及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等人，四处游说，竭力主张“立贤”，即准备拥立潞王朱常汸。
东林党人的出发点是党派利益，但是，福王朱由崧，的确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位福王朱由崧，是明神宗宠儿老福王朱常洵的庶长子。十岁那年（万历四十五年），朱由崧便被封为“德昌王”。由于老福王的王妃邹氏自己没儿子，朱由崧便得为福王世子。
真是有其父便有其子，朱由崧和他爸爸老福王恰似一个模子扣出来的，爷俩不仅长相相仿佛（都是巨胖身材），而且吃喝玩乐方面的低级趣味，一模一样。这对父子俩，在洛阳王宫内，花天酒地，渔色无度。如果没有李自成造反，估计这一对活宝父子会作为“造粪机器”安然度过余生。
崇祯十四年，李自成农民军进攻洛阳，老福王被抓后烹杀，朱由崧腿快，趁乱跑掉，得以捡得一命。
崇祯帝对自己这位堂兄很照顾，不但遣人安顿他在洛阳，而且不久后就下诏，让朱由崧嗣福王之位，由此，他就由“德昌王”变成了“福王”。
好景不常，洛阳很快被农民军攻下，朱由崧再次踏上逃亡之路。经过卫辉府时，与潞王朱常汸同病相怜，结伴一起逃至淮安。这一次，朱由崧再无堂弟皇帝的亲切关怀，因为崇祯帝本人已经在北京自缢而死。
策立新君，有两个人举足轻重，一为史可法，二为凤阳总督马士英。二人手中握兵，又是督师文臣，所以说话分量最重。
一开始，不仅史可法主张立有贤名的潞王，马士英也十分赞同。这是因为，看上去福王伦序最为合适，但他的名声非常不好，酗酒好色，粗鄙无能。由此，东林一系以此为借口，使不少最初主张立福王的士大夫缄默而退。特别是史可法，在他给马士英的信中，写明了福王朱由崧的“七不可立”——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马士英先是完全表示同意，风向变后，他灵机一动，把这些白纸黑字当成要挟史可法的手段和证据。
从东林党来讲，他们推开伦序想立潞王，其实完全出于私心，正如钱谦益所讲的那样：“潞王，穆宗之孙，神宗犹子（侄子），昭穆不远，贤明可立。福恭王（老福王），觊觎天位，几酿大祸，若立其子（指朱由崧），势将修衅三案，视吾辈为俎上肉。”害怕福王为帝后念其父旧恶对东林党“反攻倒算”，这才是他们最大的忧虑。
史可法与马士英浦口密议的结果，得出一个决定，即不拥立福王朱由崧，也不立潞王朱常汸，走第三条路线，准备往广西迎接明神宗之子桂王。
这一来，潞王派和福王派都傻了眼，谁也不好再说什么。南京的礼部准备好皇帝法驾去广西，想接桂王来南京继位。
关键时刻，一个绰号“胎里红”的太监卢九德出场，终于使帝位归于福王朱由崧。这位卢太监，当时是“守备凤阳太监”，与马士英是同事，他之所以倾向立福王，是因为他少年时代在宫中伺候过老福王朱常洵，并深得后者喜爱。一个太监，兵荒马乱中本不能成事，关键在于，卢太监背着马士英，暗中与江南的几位手握重兵的军爷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皆为总兵官）联系，这几个人为贪“定策”、“拥立”之功，纷纷同意，表示要立福王。
依理，这三个武官，只是总兵而已，皆受凤阳总督马士英节制，可是，非常之时，身为文臣的马士英恐怕武将趁机发乱，不敢再坚持他自己与史可法先前的定议，就墙头草即刻转向，改为表态拥立福王。
不少史籍都讲马士英骗史可法立桂王，然后暗中向福王买好，并非实情。他拥立福王的表态，也是出于不得已。因为，他本人从立场而讲，最早倾向东林一系。
马士英转向立福王，其老友阮大铖也出了大力。
阮大铖受东林党排挤多年，怨毒满胸，常言“不杀尽东林，不成世界”，所以，他提出要拥立与东林党有“世仇”的福王，并对马士英表示：“向年福王（指老福王朱常洵）未出藩时，为东林人所排挤催逼，受‘妖书’、‘梃击’二案种种诬陷，致使（郑）贵妃、福王深受荼毒，今世子（指小福王朱由崧）在淮安，若迎正大位，以报旧仇，则东林可杀也！”此番记述，来自笔记《万匮书后集》，有可信之处，说明了阮大铖对东林党的挟怨报复，可书中讲马士英似乎也深恨东林党，实不尽然。
欲向江南争半壁(6)
当时的马士英，与东林系士人还没有大的过节。而且，事情也不像许多笔记以及后来以讹传讹所说的那样，似乎都是讲马士英如何阴险，因为他认定福王好色昏庸容易控制等等。要知道，好色昏庸之君，并不一定好控制。
正是因为马士英手下几位武将的转舵，才使得这位冰雪聪明的文臣转向，由原先拥桂王继位，改拥他原本并不看好的福王。老马身为凤阳总督，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个总兵，本来是他手下将领。承平之时，几个武将仅仅是几条大狼狗而已。但混乱年代，凡事都本末倒置。
在此，一定要讲一讲明朝的监军制度。
说起监军，特别是明朝的监军，受电视剧的歪曲夸张影响，大家都首先会想到太监监军。其实，明朝文臣监军系统，非常发达，与太监监军彼此制约。也就是说，在明朝，并非公公们在军队独大。明代文臣监军有四级——总督、巡抚、巡按以及兵备道。
从景泰年间开始，侍郎以上文臣出任总督、巡抚时，都会带一个“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的衔位，这样，有“宪臣”之名，更能张大其事，显示威权。挂上“纪检”名义进入都察院体系，文臣在军，自然可以尽彰“天子耳目风纪之司”的事权。最初，总督等文臣还非“文帅”，很少直接指挥战役，他们主要是协调、监督和考核将领们的业绩，弹劾失职行为。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等武将，他们才真正负责各级的军事行动。由于监军文臣系统又有总督、巡抚、巡按等相互牵制，宦官监军另成一系，所以明朝军队系统由一庞大的监军网所笼盖，谁想单独一方染指都很难。从前大太监魏忠贤手可遮天，却因为明朝这种军队监军体系，他也没能轻易掌控军权。
特别是自明仁宗开始，“以文制武”逐渐成为常式，加上内阁制度的形成，武将地位日益低下。这一点，也符合封建王朝的政治形态。太平年间，君王当然要猜忌手握重兵军权的武夫，而士大夫阶级深受儒教陶冶，一般不会弄出兴兵犯上的事情。特别是嘉靖以后，卫所制度解体，兵源主要来自“募兵制”，如何管治职业雇佣军人，如何控制武将使兵士成为“私兵”，明廷只能加强文臣等监军的力度。
明朝前期，各地总兵还能与总督、巡抚分庭抗礼。成化以后，总督称“军门”，到达地方后，巡抚、总兵等大小官员均要谒见，总兵官有事相呈，要“甲胄行跪”，即使是各地勋臣，对总督也要“旁门庭参”。张居正当国时，大将名宿如戚继光、李成梁，均向这位文臣自称“门下”、“沐恩”、“小的”，一口一个“万叩头”、“跪禀”，十足凸显出文臣威风。
所以说，有明一代，“以文制武”策略行使最佳，基本上没有武将造反的可能。依据这种文官监军的制度，总督等监军文臣不仅可以对总兵等各级武将黜陟进退，甚至对所辖的地方军政大员，均有监督考核权。所以，按常理，马士英这位凤阳总督手下的几位总兵，其实应该是指哪打哪的武夫而已。
但是，势异时移，崇祯帝已死，大明朝已亡。兵荒马乱，一切的一切，有时候就会呈现顺序颠倒的情况。内有绰号“胎里红”（应该是“胎里黑”）的宦官卢九德出手，外有手握大矛枪的军头响应，马士英左思右忖，从本人利益出发，一改初衷，他不经与史可法协商，立刻以凤阳总督和三总兵名义，正式向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递表，表示拥立福王朱由崧。
韩太监倒很“民主”，邀请南京诸臣集聚自己家中，把马士英等人的“公开信”给大家看。愕愕之际，众人只得唯唯。乱世之中，手中无兵，文臣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不仅文臣如此，山东总兵刘泽清本来与东林系一起支持潞王继位，听说三镇总兵拥立福王，立刻转向，表示全力支持福王。
东林魁首钱谦益听说此事，瞬间脑子转了十万圈，很快也表示赞同。
这样一来，最尴尬的当属史可法了。
假使当初史可法当断就断，以王朝伦序作为最佳选择，拥推福王当皇帝，马士英就无从居功，高杰等四军镇也无法因“定策”之功而跋扈。正是东林党钱谦益等人的万般游说，致使史可法一误再误，失去了独当一面首推福王即位的历史机遇。
有人会问，福王乃酒色昏庸之徒，史可法直接推他当皇帝，合适吗？当然合适！崇祯帝察察之君，乾纲独断，刚愎自用，结果又如何！南明举步维艰之下，其实推拥福王这位庸懦之君，反而能最大限度发挥正人在朝的效力。
假使史可法有第一号的拥立之功，福王继位后，自然会把国事皆交予他及东林系诸位在朝正直之臣。至于福王本人花花钱、喝喝酒、玩玩女人，对于一个明末时的“国家”来讲，帝王这种私人品德方面的事情，纯属鸡毛蒜皮小事。而众人认定是“贤王”的潞王，其实就是个古玩爱好者，他平时保养着手上长六七寸的大指甲，竹简护之，行步顾影，娘娘腔一个，谈不上雄才与大略，只是给人印象较谦恭而已。
舍福王立潞王之议，正如扬州进士郑元勋所讲：“祸乱由此而始矣！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德泽犹系人心，岂可舍其孙而立侄？况且，应立者不立，则谁不可立！万一左良玉、郑芝龙等人各有所意，挟天子以令诸侯，又有谁能禁者？倘立潞王，置福王于何地？杀之？幽之？如此，天下骚动，干戈相向，万万不可！”
欲向江南争半壁(7)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既然手中有史可法亲笔所书福王“七不可立”的证据，又有高杰等武将做后盾，马士英和太监卢九德等人大张其事，与众将集体在凤阳皇陵搞“宣誓”，拥立福王，并即刻率兵迎接朱由崧向浦口进发。
为了震慑史可法等人，他还四处张发文告，表示说：“听闻江南有人尚持异议，谨率兵五万，驻扎江干，以备非常”，一下子给史可法来个大下不来台，把他推上了乱臣贼子的边缘。
懊恼无际之余，一肚子苦水的史可法只能承认现实，顺水推舟，在浦口上船，跟随福王一起去南京。
福王开始时还假意谦虚，表示“宗社事重，我不敢当”。但是，“群臣固请”，福王也就顺坡下驴，坐上皇位。
退朝之后，姜曰广、高弘图质问史可法为何改变主意，史可法忧虑满腹，摇头叹气而已，不敢明说自己曾向马士英写信诉说福王“七不可立”的事情。
诸臣之中，给事中李沾之很能表演，当众大叫：“今日不立福王，我要撞死在此！”勋臣刘孔昭（刘伯温后代）不甘示弱，四处假装找剑，故作自杀杀人状，大喊“大家一起死！”乱哄哄好不热闹。旁观诸人心内明白，相顾微笑，都知道这二人是在演戏，目的是博他们自己能居定策拥立之功。
由于崇祯太子下落不明，福王朱由崧暂称“监国”。但仅仅过了十二天，他就正式即位为帝，改元“弘光”。
由于马士英的策立之功，就成为文臣第一，史可法倒变为第二。加官进爵，马士英为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兼凤阳总督；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原南京礼部尚书王铎与原詹事府詹事姜曰广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
史可法知道自己被马士英所卖，不可能遭到新帝十分信任，只得自请出朝，督师江北。由此一来，马士英在朝变为“首辅”，史可法的加衔，一直是虚衔而已。朝内大权，渐渐为马士英所拢。南京东林党人以及士大夫虽然大喊“秦桧在内，李纲在外”，但都是空嚷嚷而已，于实事无补。
东林党人的私心游说，造成了史可法对立储问题的犹豫；柔懦不决，又造成了马士英等人拥立弘光帝的既成事实。
弘光既立，一方面信任马士英，一方面依赖推举自己的四位武将，终于造成日后尾大不掉的局面，致使武人跋扈，不听节制，最后把弘光朝廷送上不归之路。
痴如刘禅，淫如隋炀，如此弘光帝，加上文有马士英，阮大铖，武有左良玉、刘泽清等人，难怪南京小朝廷是那么短命。正是这样一个朝廷，面对北中国沸如汤火、清廷自顾不暇的大好局面，坐失良机，且很快大祸临头。
最无远见的政略
——南明“借虏灭寇”的国策
弘光帝继位后，立刻宣布要为崇祯帝“复仇”，把矛头直指农民军。这一帮朝臣，无论贤愚，都似乎忘记了现在与南明争天下的不是“贼”，而是“虏”——清朝政权。
弘光政权之始，有史可法、姜曰广、高弘图、刘宗周等正人君子在朝，他们首先裁撤南北镇抚司，清除特务组织，看上去很有新气象。
在设立四镇的同时，大为可笑的是，弘光朝廷还天真地封早已剃发降清的吴三桂为“蓟国公”（人家已是清朝“平西王”）。在最关键的对外政策方面，无论是史可法还是马士英，皆一心奉行“借虏灭寇”（“款清灭寇”或“酬虏灭贼”）的政策。
此举，谬莫大焉。
历史的事实早已证明，对于明王朝来讲，除农民军以外，清军是最凶恶的敌人。早在皇太极时代，后金就打算与中原各帮农民军瓜分大明朝，严禁士兵与农民军“交恶”，很想混水摸鱼，趁火打劫。多尔衮掌权后，得知李自成占领北京，他立即派使者携亲笔信向“闯王”示好，表示要“并取中原”。只是李自成当时太过张狂，没把辽东“鞑子”放在眼里。
后来，在汉人范文程等怂恿下，多尔衮终下决心，要趁乱入主中原，与大顺政权一决高下。可巧的是，天上掉下来个吴三桂，这位爷把山海关拱手献与清廷，联兵共击李自成，终于使多尔衮来到努尔哈赤、皇太极做梦才能到达的北京皇廷。
当然，以马士英为谋主的弘光朝廷，最早提出“借虏灭寇”，不是出于对形势的误判，确实由当时信息不灵所导致。他们认定吴三桂一心为明朝社稷，尤其是他率军大败李自成，在南明诸臣眼中，简直就是“不贰功臣”。至于吴三桂已经献出山海关、投降清军的事，弘光君臣完全不知情。在这种情况下，马士英提出，借助吴三桂之力，联合清军打击农民军，并天真地认为此举可以使清军与农民军在交战中“两败俱伤”。同时，江北诸镇明军可以与左良玉等军队四下出击，最终能进往山西，追堵农民军的东下之师。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再恃胜威武气，与清军讨价还价搞谈判，最终的目的，是送钱送物把这些大辫子们“请”出关外。
不仅仅马士英这样想，史可法、刘宗周这些正人君子也是如此想，他们皆认为“雪先帝仇耻”（即为崇祯帝报仇）最重要，所以“款虏不为无名”，借虏灭贼，誓要把农民军消灭干净。可见，南明诸臣，没有一个人清楚认识到当时最大的敌人不是“贼”，而是“虏”。
欲向江南争半壁(8)
清军占领北京地区后，日子一直不太平。北直隶地区人民纷纷揭竿而起，道路阻塞，清朝统治岌岌可危。而在山东一省，清军只有数千残兵散勇，正规军主力去追击大顺军了，当地的清朝官员心急火燎，惟恐南明政权会乘虚而入。河南方面，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盗贼四起，清军很难有效管制。
在这种形势下，南明君臣没有任何进取的动作，只有偏安坐等之心，丧失了趁乱收取山东、河南的大好机会。当然，朝内外几个中下级军官，比如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吏科给事中章正宸，都曾上疏，指出秋高马壮之后，清军肯定会控弦南指，饮马长淮。他们都认为，清廷表面上声称为明朝报仇，实则“蓄谋难测”，提醒朝廷不可盲目仿效唐朝利用回纥军队平定叛军的故事来麻痹自己，并语重心长言及北宋借金灭辽、南宋借元灭金的历史教训。可惜的是，南京朝中，无人听信。
弘光政权的文臣们抱定“借虏灭贼”之心，武将们内心更怯，他们连农民军都打不过，又怎敢与打败农民军的清军交手！
南明朝廷逡巡犹疑之下，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一块一块沦入清军之手。
事实上，清军初取北京，已经是意料之外的大喜，大多数贵族皆主张在北直隶等地大肆屠戮一番后，饱掠而归关外老巢。雄才大略如多尔衮，一直坚持皇太极以北京为都城的进取政策，但他当时最大的野心只想立足于北中国，与南明讲和，划江而治。但是，清廷内部的汉人走狗和在北京降清的明朝官员，纷纷上言，请求清廷一统天下，竭力张扬江南经济漕运对清朝立国的重要性。特别是那些南方省籍的降臣，大讲特讲江南的民风脆弱，不堪一击。所有这些“劝告”，最终使多尔衮下定了统一中国的决心。
当然，此时清廷属下汉人文臣奴才众多，远非努尔哈赤时代动辄喊打喊杀的小边酋味道。他们开始喜欢“礼尚往来”。先以多尔衮名义，给史可法发去一封书信，喋喋不休大讲清朝为明朝“报仇”的“功劳”后，指斥南明诸臣拥立弘光帝是自找灭亡，恫吓之意，非常明显。
由于这份由汉臣起草的恫吓书文采太好，笔者不得不摘录全文（此文大概是降清的上海籍东林党人李雯写原稿，范文程亲自润色。括弧内文字系笔者所加，下同）：
清摄政王致书于史老先生文几：
予向在沈阳，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马。及入关破贼，与都人士相接，识介弟（指史可法堂弟史可程）于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权致衷绪，未审何时得达？
比闻道路纷纷，多谓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所以防乱臣贼子，法至严也。
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手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平西王吴三桂介在东陲，独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宿好，弃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驱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怀宗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亲、郡王、将军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勋戚文武诸臣，咸在朝列，恩礼有加。耕市不惊，秋毫无犯。方拟秋高气爽，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联兵河朔，陈师鞠旅，戮力同心，报乃君国之仇，彰我朝廷之德。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弗审事机，聊慕虚名，顿忘实害，予甚惑之！（指南明诸臣拥立弘光帝）
国家（清廷自指）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乃乘逆寇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平？（你们南明）将以为天堑不能飞渡，投鞭不足断流耶？
夫闯贼但为明朝祟耳，未尝得罪于我国家也。（我们大清）徒以薄海同仇，特伸大义。（你们）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劲敌。予将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夫以中华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
予闻君子爱人以德，细人则以姑息。诸君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统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庶不负朝廷伸义讨贼、兴灭继绝之初心。至南州群彦，翩然来仪，则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执事实图利之。
挽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可为殷鉴。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能深维终始，宁忍随俗浮沉？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国安危，在此一举。愿诸君子同以讨贼为心，毋贪一身瞬息之荣，而重故国无穷之祸，为乱臣贼子所窃笑，予实有厚望焉。记有之：“为善人能受尽言”。
敬布腹心，伫闻明教。江天在望，延跂为劳。书不尽意。
史可法接到书信后，不敢怠慢，亲自回信，措辞润色再三（可见《史可法集》中的墨书原稿），想方设法说服多尔衮能像从前历史上契丹、回纥民族那样帮助中原王朝平定贼寇，表明最终明朝会以大量金银作为回报酬谢。同时，史可法还申辩江南士民拥立福王为帝，是因为“天意”“民心”所归，法统理应继位。
欲向江南争半壁(9)
但纵观全书，史可法卑辞下意，不仅完全把大明昔日的藩属当成平等之邦来对待，且无任何中原王朝峻烈激昂的精神来驳斥多尔衮信中的恐吓和威胁。而且，史可法在信中列出了弘光帝继位时的种种“祥瑞”，更是迂腐可笑：
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
南中向接好音，法（史可法自称）随遣使问讯吴大将军，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谊于草莽也，诚以大夫无私交，《春秋》之义。今倥偬之际，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从天而降也。讽读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成（李自成）尚稽天讨，为贵国忧，法且感且愧。惧左右不察，谓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仇，敬惟殿下一详陈之。
我大行皇帝（指崇祯）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真尧舜之主也。以庸臣误国，致有三月十九日之变（指崇祯帝自杀）。法待罪南枢，救援无及，师次淮上，凶闻遂来，地坼天崩，川枯海竭。嗟乎，人孰无君，虽肆法于市朝，以为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谢先帝于地下哉！
尔时，南中臣民哀痛，如丧考妣，无不抚膺切齿，欲悉东南之甲，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谓国破君亡，宗社为重，相与迎立今上（弘光帝），以系中外之心。今上非他，即神宗之孙、光宗犹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顺，天与人归。五月朔日，驾临南都，万姓夹道欢呼，声闻数里。群臣劝进，今上悲不自胜，让再让三，仅允监国。迨臣民伏阙屡请，始于十五日正位南都。从前凤集河清，瑞应非一。即告庙之日，紫云如盖，祝文升霄，万目共瞻，欣传盛事。大江涌出柟梓数万，助修宫殿，是岂非天意哉！
越数日，即令法视师江北，刻日西征。
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破走逆成。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且免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
谨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乃辱明诲，引《春秋》大义来相诘责。善哉言乎，然此文为列国君薨，世子应立，有贼未讨，不忍死其君者立说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宫皇子，惨变非常，而犹拘牵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统之义，中原鼎沸，仓猝出师，将何以维系人心，号召忠义，紫阳《纲目》踵事《春秋》，其间特书如莽移汉鼎，光武中兴；丕废山阳，昭烈践祚；怀、愍亡国，晋元嗣基；徽、钦蒙尘，宋高缵统，是皆于国仇未剪之日，亟正位号，《纲目》未尝斥为自立，卒以正统予之。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即位灵武，议者疵之，亦未尝不许以行权，幸其光复旧物也。
本朝传世十六，正统相承，自治冠带之族，继绝存亡，仁恩遐被。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僇，此殿下所知也。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著于《春秋》矣。若乘我国运中微，一旦视同割据，转欲移师东下，而以前导命元凶，义利兼收，恩仇倏忽，奖乱贼而长寇仇，此不独孤本朝借力复仇之心，亦甚违殿下仗义扶危之初志矣。
昔契丹和宋，止岁输以金缯；回纥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若乃乘我蒙难，弃好崇仇，规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贻贼人窃笑也，贵国岂其然欤？往者先帝轸念潢池，不忍尽戮，剿抚并用，贻误至今。今上天纵英明，刻刻以复仇为念。庙堂之上，和衷体国；介胄之士，饮泣枕戈；人怀忠义，愿为国死。窃以为天亡逆闯，当不越于斯时矣。
语云：“树德务滋，除恶务尽。”今逆成未伏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
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成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
至于牛耳之盟，则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盘盂以从事矣。
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蹈大戮，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于地下者，实为社稷之故。
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即日奖帅三军，长驱渡河，以穷狐鼠之窟，光复神州，以报今上及大行皇帝之恩。
贵国即有他命，弗敢与闻。惟殿下实昭鉴之。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面对清廷咄咄逼人的威吓，南明诸臣，依旧不放弃“借虏灭寇”的天真幻想，他们对眼前事实根本没有任何清醒的认识。更为可笑的是，降清鹰犬吴三桂，仍被史可法称为“我大将军吴三桂”。当时，人家已是清朝的“平西王”！而且，清朝王爷手下的汉人走狗，时时为主子出谋划策，他们的智商和谋划，皆高于他们南明的同胞们。
清朝建国后，销毁了无数对他们“形象”不利的史料，但多尔衮和史可法的这两封书信能够保存下来并且为世人所知，确实要感谢乾隆帝这个“好事者”。在他的一份谕旨中，他先“深刻表扬”了一下多尔衮，然后指出史可法的“孤忠”可嘉：
欲向江南争半壁(10)
朕幼年即羡闻我摄政睿亲王致书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见其文。昨辑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乃得读其文；所为揭大义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词严，心实嘉之。而所云（史）可法遣人报书，语多不屈，固未尝载其书语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载其语，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语不载，则后世之人将不知其何所谓，必有疑恶其语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书市及藏书家，则亦不可得；复命索之于内阁册库，乃始得焉。卒读一再，惜可法之孤忠，叹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权奸掣其肘而卒至沦亡也！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长江而为南宋之偏安与否，犹未可知；而况燕雀处堂，无深谋远虑！使兵顿饷竭，忠臣流涕顿足而叹无能为力，惟有一死以报国；是不大可哀乎！
如果说南明诸臣皆愦愦，也不是事实。崇祯时代曾任大学士的魏德璟就曾上书，认为顺治帝年幼登基，诸位清廷贵族争权，李闯仓皇奔命，明朝大可乘机恢复中原，文武合力，逐次收拾旧山河。高杰、黄得功等武将，也曾想挥师北入河南然后进陕西，他们对朝中大臣向清朝示弱讲和之举大不以为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