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权文臣马士英、史可法的态度决定了南明的政策指向，这些人沉浸于“借清灭寇”、“南北分治”的梦想中，咬牙切齿想先灭掉“流贼”。他们不懂得，清朝才是南明最阴险、最凶恶的敌人。
由于南明政权在几个月内力图讨好清朝，不思进取，多尔衮风风火火加快了对农民军的军事行动，毫不顾忌地着力平灭李自成余部。
十月下旬，多尔衮传檄江南，派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统领汉人二王孔有德和耿仲明，共率两万多精兵，直往江南杀来。
多尔衮举兵的借口有三：第一，南明擅立福王。第二，南明不思“讨贼”，诸将拥众害民。第三，崇祯帝自缢，南明诸臣穴鼠思懦，无人臣之礼。
幸亏其间李自成大顺军对怀庆府展开猛攻，多尔衮忙令多铎进入河南与阿济格联手作战，这才给了南明小朝廷一次喘息的机会。
使臣碧血洒北京
——左懋第的凛然北行
马士英、史可法等弘光大臣定下“借清灭虏”基调后，明朝前都督同知陈洪范上疏弘光帝，“自告奋勇”，毛遂自荐，要替朝廷充当使臣，前往北京与清廷谈判。
弘光朝廷很高兴，陈洪范军将出身，与吴三桂有深厚交情，他主动地不惧生死作为使臣到北京，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其实，这位陈洪范，与降清的明将唐虞时早就搭上线，暗与多尔衮书信往来，其实是清朝的奸细耳目。日后，北使数人，仅他一人获生还。为了掩盖自己的变节和暗中通敌，他作《北使纪略》一文，为自己的行为涂脂抹粉。这个笔记虽是涂饰之文，南明使团的详细经过，也正因为他的记载，得以非常完整、详周的记录。
得知陈洪范即将去北京的消息后，大臣左懋第由于其母灵柩在北京，就主动表示要充当使节。最终，南明朝廷进左懋第为南京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进马绍愉为太仆寺少卿，进陈洪范为太子太傅，让三人率使团出使北京。一般派使臣去敌国谈判，中原王朝为隆重其事，都会加使者官衔。
左懋第受命后，却认为马绍愉不该同行，因为以前在崇祯朝，马绍愉因“款虏辱国”曾被左懋第弹劾过。弘光帝不许。确实，这位马绍愉以前和皇太极颇有交往，属于清廷的老熟人。
左懋第临危受命，明知往行虎狼之穴，心中却充满凛然正气，由此踏上不归之路。
南明与清朝的谈判筹码，基本依据大臣高弘图的章奏，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不外乎以下几条：
第一，割山海关以外地方与清朝（本来就为清军所占，何“割”之有！）。
第二，承认清朝，以南北朝之例平等待之（太晚）。
第三，确定十万“岁币”的数目（可笑至极，清廷岂能接受这种“微薄”之礼）。
第四，改葬崇祯梓宫（想把自杀的皇帝从田贵妃墓中挖出，隆重重新埋葬，荒谬之甚）。
第五，弘光帝年长，称“叔”；顺治帝年幼，称“侄”，保留大朝面子（政治就是讲实力，谁强谁当“爹”，所以，此条也是南明可笑的自大）。
左懋第本人慷慨壮烈，抱有必死之心，临行前，他提醒弘光帝要时时整顿兵马，准备渡河收复故土，并且指出：“必能扼河而守，方能画江而安！”弘光帝唯唯，根本当作耳边风。
七月二十一日(阴历)，南明使团浩浩荡荡从南京出发，除弘光帝给“北国可汗”顺治帝的亲笔信以外，还有封吴三桂为“蓟国公”的诰敕、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以及一万匹绸缎。
荒谬至极的是，弘光君臣还派人准备用船运出十万石粮食给吴三桂“剿寇”用，幸亏军阀刘泽清把船只抢去给自己的“水军”使，才免使大量粮食为清军所用。
使团之中，还有一个祖泽溥，他是降清明将祖大寿的儿子，由于吴三桂是祖大寿的外甥，南明派他去，是想让他和吴三桂表哥“联络感情”。
一行人走走停停，九月初五，行至济宁，但守城的清军不允许南明使臣队伍入城，并在城上放炮呐喊，作欲出城搏杀状。由于北行使团连护卫多达数百人，济宁清军只是虚张声势，并不敢贸然出城来相拼。
欲向江南争半壁(11)
九月初九，南明使团在汶土县遇到清将杨方兴（当时是个河运总兵），听完南明诸人的通好陈述后，他却殊不为意，大言道：“谋国要看大势！我大清兵强马壮，如要与我们和好，你们应该先行多运漕粮送给我们，我们往上面交待也好说话。交好没别的办法，你们央求摄政王（多尔衮）早行统一大业吧。本镇现在主要关心逆贼李自成的动向，没时间与尔等周旋。”虽为大言，确可见出，这位清将的见识，远远高出南明大臣之上。
行至德州，更可诧异，清朝山东巡抚方大猷满大街贴告示，给南明使团来个下马威：“奉摄政王令旨，陈洪范等人经过地方，有司不必敬他们，让他们自备盘费。只允许陈洪范、左懋第、马绍愉率百人进京朝见，其余人等均留置静海，祖泽溥所带多人，俱许入京。”
如此告示，已经明白无误表明，清廷不会以平等身份接见南明使臣，只把他们当成来京“朝见”的地方政权。
左懋第很生气，对陈洪范等人出示南明阁议的文本，表示说此行目的主要是“酬夷而非款夷”，重申“不屈膝不辱命”，要大家见清人时保持大明尊严。
九月二十六日，清廷派汉人骆养性到静海县，宣布只许百人进京，其余几百人皆集中关押在县内一个古寺中，严禁走动。
骆养性原本明官，与左懋第等人相见时语多礼敬，似有不忘故国之意。清廷间谍很快上报，多尔衮大怒，立刻派人把骆养性削职逮问。从此之后，降清明臣皆杜门噤声，再无人敢明里暗里与南明使团互通消息。
九月二十九日，南明百余人使团到达河西务。这时候，他们已经听说顺治帝要十月初一于北京正式宣布为“皇帝”。因此，一行人停留当地，先派小官王廷翰和王言，以“副将联名帖”的名义往清廷内院送帖。
降清汉官冯铨见帖大怒，厉声责问：“知道‘入国问禁’这一说吗？怎么你们不报摄政王，径自持帖来见我？”
王言小心回禀：“大明使臣奉本朝皇帝之命，致谢清朝。过济宁时，我们已准备发启通告摄政王，但德州有方巡抚‘不必敬他’之语的告示，因此中辍上启之事。现在使臣派我来见您，正是向您‘问禁’。”
冯铨语塞，脸色稍平，只简短言道：“我不收你们的帖子，可即进京来见。”
左懋第乃明朝大臣，熟知礼仪。行至张家湾后，不肯再前，派人送书启，对摄政王多尔衮表示：“依礼，我大明三位使臣奉御书礼币来北京，大清应遣官郊迎，岂有呼之即入之礼？”左懋第看似书呆子气，但铮铮铁骨，不辱使命。而后，他又写一封信，让王言持之遍示清廷内院的汉臣。
据王言回言来陈述，洪承畴见书，“有不安之色，含泪欲堕”；崇祯帝时代的大学士谢升“时而夷帽，时而南冠，默然忸怩”，只有昔日的阉党冯铨侃侃大言，傲然自恣。
主持内院的满人贵族刚林（刚陵榜什）厉声喝问：“为何使团不直接入京？”
王言答：“大明皇帝有御书，不可轻亵。大清如不派官依礼郊迎，使臣宁死不进北京。”
十月初十，清廷派出礼部官员到张家湾见南明使臣。先行入京的祖大寿之子祖泽溥派人传说，表示“摄政王见启，颜色颇善”，并转达其父祖大寿（先前在锦州降清）的话：“只要我们有机会，一定效力！”
南明使团派人暗中与吴三桂联系，得到吴三桂的回复：“清朝法令甚严，恐致嫌疑，不敢出见。”他暗中也派亲信表达：“终身不敢向大明以刀枪相见！”
其实，祖大寿、吴三桂此时如此表示，并无“心怀故国”之念，只是当时天下局势还未明朗，对南明使臣说几句宽心话，周旋而已。
过了两天，清廷派出仪仗队，鼓吹前导。南明使臣手捧弘光帝“御书”，从正阳门入北京城，左懋第一身孝服，凛然而行。
南明使臣一行人，均被安排住在鸿胪寺。大门紧锁，外面兵丁层列，有如监视囚徒。由于禁止生火取暖和做饭，南明使臣们又冻又饿，捱了一宿。
转天大早，清廷派来几个普通的礼部吏员，询问：“南来诸公，有何事至我国？”
左懋第回答：“我朝新天子继位，来贵国借兵破贼。听说贵国又为大明先帝（崇祯）发丧成服，所以派我们来携银币致谢。”
清朝礼部官员漫应曰：“有书信，可交予我们。”
左懋第：“御书御礼，应送入贵朝，不能轻易由礼部转交。”
清朝礼部小官面露不快：“凡是进贡文书，都由我们礼部转启。”
左懋第怒言：“天朝御书，怎能与其他藩国文书相比！”
礼部小官拂袖而去，临走撂下一句话：“既然你说是‘御书’，我们不收也罢！”
十月十四日，清朝内院学士刚林率十余人，各自佩刀而入。刚林本人大大咧咧，在鸿胪寺大堂正中找个椅子居中坐下，其手下清官清将均坐在他右首的地毡上。负责充当翻译的，是刚林弟弟车令，此人狡黠有口辩，精通满汉语。他指着刚林左首的地毡，对明使臣说：“你们坐这里！”
左懋第正色厉声：“我们中国人，不像你们有坐地的习惯，快取椅子来！”
刚林等人相顾，为左懋第气势所折，让人取来三把椅子。
欲向江南争半壁(12)
左懋第亲自把椅子摆好，与刚林相对而坐。
刚林阴沉着大脸，忽然发问：“我国发兵，为你们破贼报仇。江南一兵不发，却突立皇帝，这是怎么回事？”
左懋第：“当今皇上，乃神宗皇帝嫡孙，夙有圣德。先帝（崇祯）既丧，伦序应立，怎能说不宜？”
刚林沉默片刻，问：“崇祯帝可有遗诏让他为帝吗？”
左懋第：“先帝变出不测，安有遗诏？南都大臣，听闻先帝之变，心胆皆碎，刚巧赶上当今皇上在淮安，万民归心，告立于大明太祖皇帝神庙，安用遗诏？”
刚林不屑：“崇祯帝死时，你们南京臣子不来相救，今日突立新皇帝，岂有此理！”
左懋第正色说：“北京失守，事出不测，南北地隔三千多里，诸臣闻变，整兵练马，正欲北来剿贼，传闻贵国已发兵逐贼，以故不便前来，恐与贵国生疑。今我前来，正是答谢贵国，相约共同杀贼。”
刚林轻蔑一笑，“你们早干什么去了，今日却来多话！”
左懋第慷慨陈词：“先帝遭变时，我正在上江催兵。”
刚林：“你在催兵？曾杀得流贼否？”
左懋第：“我在上江催兵剿张献忠，闯贼知我有备，未曾敢犯上江！”
言来语往，唇枪舌剑，刚林觉得自己占不了上风，便悻悻道：“毋多言，我们已发大兵下江南！”
左懋第丝毫不让：“江南尚大，兵马甚多，贵国莫小觑我们的力量！”紧接着，他补充说：“我等数千里来此，本为答谢贵国摄政王替我大明破贼，又为我们先帝发丧。阁下您为何以兵势相恐吓？果真用兵，我岂能言语阻之？但我以礼来，贵国以兵往，恐怕这并非摄政王当初起兵破贼的原意吧？况且，江南水乡，北骑真能在那里保证得胜吗。”（在《北使纪略》中，陈洪范把这番言语记在他自己名下。）
刚林不答，作色而起，径出不顾。
多尔衮闻报，召集内院诸臣，问如何处置左懋第等人。数位满臣主张：“杀了算了！”
洪承畴跪禀：“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如果杀了他们，下次无人敢再来了。”
多尔衮连连点头：“老洪所言极是。”于是，清方有意放回南明使臣一行人。
十月十五日，清廷派人来鸿胪寺收取银币。收足礼单上所开列的数目后，清将见明使行李中仍旧有许多银子，就争相抢夺。
南明使臣上前阻拦，说那些银两是弘光帝赏给吴三桂的。诸清将不听，攘夺装车，欢喜踊跃而去。
左懋第见清方大不为礼，忙修密表，派人急忙赶回江南，希望南京方面及早防御。
由于李自成余部的威胁，清廷一下子还来不及马上集中兵力打江南。他们把在北京的使节一行牢牢看死，不许他们出大门一步。
又过了五天，刚林之弟车令与祖大寿之子祖泽溥回来，声称要遣送南明使臣回去。祖泽溥表示说自己被父亲留住，不能同还。左懋第细看他的打扮，发现他已经剃头，心中明白此人已经随父降清，不好再说什么。据与祖泽溥同行的明朝参将讲，祖泽溥是被逼剃头，并“痛哭一日夜，还表示过‘至死不忘国家’”。祖氏一族，好坏掺杂，对他们真不好妄下评语。这位祖泽溥后来对清廷忠心耿耿，官最大时做到福建总督，康熙十八年病死。咽气之时，不知他是否仍旧“不忘国家”。
复被扣押数日，至十月二十六日，清朝内院学士刚林突然出现，对左懋第等人讲：“你们明早就走！天津使团余众，我已派人押送济宁，就去告知。你们回江南，我们大清马上发兵南来！”
左懋第知道与清廷谈判无望，便提出最后要求：“我们此来，还想去昌平祭告先帝。”
刚林摇手摆头：“我朝已替你们哭过了，祭过了，葬过了！你们哭什么！祭什么！葬什么！你们先帝死后，江南拥兵不讨贼；你们先帝在天之灵，肯定不受你们这些江南不忠之臣的祭！”
未等南明使臣多作辩解，刚林派人当庭朗读清朝檄文，大抵是指斥南明擅立皇帝，表明了清朝要马上兴兵讨伐。
憋了许久没敢发言的陈洪范忽然说话：“流贼在西（指李自成），猖獗未灭，贵国又发兵而南，恐非贵国之利！”
刚林拂袖：“你们赶紧走，不要管我们大清的事情。”
十月二十七日，清廷派出三百多精兵，押送南明使团出北京，中途严禁人员私语、停歇。
走了两天，明朝使团人员到达河西务，仰望明朝皇陵在近，大家皆相顾痛哭。
到达天津后，南明使团中的陈洪范密奏多尔衮，要清廷截留左懋第、马绍愉等人，只放他自己南归。信中，他保证要率兵归顺，为清朝招降江南诸将。
摄政王多尔衮闻之大喜，即刻派学士詹霸前往天津暗中约见陈洪范，封官许愿，勉励他回江南后帮清廷“策反”明朝诸将。
所以，十一月四日，刚过沧州十里，忽然就有清军骑兵追上南明使团，逼迫左懋第、马绍愉等人返回北京，只许陈洪范本人带少数人回江南。
见此，陈洪范佯装不知，还假意高声质问：“三人同来同归，奈何留此二人？”
清将心里也笑，表面作色道：“留二位暂住，你可速回南京传报，我大清兵即刻要下江南！”
欲向江南争半壁(13)
左懋第异常平静，对陈洪范表示：“我以身许国，不得顾家，请致意在朝诸公，立刻派兵防河防江！”
为此，陈洪范在《北使纪略》中还假惺惺写道他自己当时的感觉是“肝肠欲裂”，并大骂“夷狄豺狼，变幻莫测”。其实，清廷拘押左懋第，他正是幕后总策划。
回行途中，陈洪范入高杰军营，游说高杰降清，被后者所拒。由于害怕被杀，陈洪范酒宴间假装中风发病，得以乘夜逃回南京。他回朝后，很为清朝卖力，一面告知弘光帝清廷方面有意讲和，一面密报黄得功等人暗中与清朝交往，想借南明君臣内乱自相残杀为清朝帮忙。
弘光帝和马士英等人虽庸陋，也能看出这陈洪范只身一人回朝，大为可疑。但又无他通敌的实据，只好把他打发回家。
左懋第被清军押回北京后，关在太医院的高墙内。清廷对这位大明忠臣很感兴趣，先后派洪承畴、李建泰（崇祯朝大学士）来劝降。
左懋第见到洪承畴，睚眦俱裂，斥责道：“你是个鬼魂吧，速速退去！洪大人为大明殉难，先帝赐祭赐葬，已死久矣，鼠辈怎敢冒洪大人之名来劝我投降！”洪承畴老贼闻言，脸红心颤，满面惭色而退。
李建泰刚入门，左懋第即大骂：“这不是先前蒙先帝宠任、御饯督师的李建泰吗？老贼你不能殉国而降闯贼，又有何颜面来见我！”李建泰连屁也没敢放一个，仓皇离去。
转年五月，南京陷落消息传来，清廷派人送来驼酥羊肉，进一步劝降左懋第。左大人痛哭不食，把来者挥斥而去。晚间，坐念家国沦落，左懋第满含热泪，题诗院壁：
峡坼巢封归路回，片云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难尽，荡作寒烟总不磨！
听说南京朝廷已经被灭，南明使团中有军将艾大选私自剃发，准备向清朝投降。左懋第怒极，立即召集太医院被拘押的南明使团余众，斥责无耻，当众杖杀了艾大选。
清廷知晓此事后，派人来“问罪”。
左大人凛然答称：“我自行大明法律，杀我部下，与你们何干？”
摄政王多尔衮闻之益怒，派人勒兵闯入太医院，严令剃头，大喝“留发不留头！”
淫威之下，使团中不少人投降，惟独左懋第以及从官陈用极、王一斌、王廷佐、张良佐、刘统等六人坚决不降。于是，诸人均被清廷打入水牢，断绝饮食，百般折磨。
过了数日，左懋第等人仍旧不降。多尔衮又好奇又钦佩，便亲自审问左懋第诸人。
左大人面见清廷这位大名鼎鼎、杀人不眨眼的摄政王，长揖不跪，铮铮铁骨。
多尔衮见过无骨似狗的汉人降臣降将如云，却很少见到左懋第这般人才，心中爱之，欲活其一命，便当场咨询在场的汉人降臣。
陈名夏知多尔衮之意，又不好明说，便模棱两可表示：“左懋第之命，如果他为崇祯帝奔丧而来，可饶；如为福王继位通告而来，不可饶。”
左懋第闻言一笑，讥讽道：“你在大明曾中过会元榜眼，应该知道当今皇上（弘光）是先帝的什么人吧。”
陈名夏俯首不言。
又有降臣金之俊来劝：“先生您何不知天命？”
左懋第反言相讥：“先生您何不知天理？”
多尔衮一旁厉声问：“你自谓知天理，我问你，为什么你吃我大清朝粮食，半年犹不死？”
左懋第的从官陈用极在一旁高声回答：“你们来夺我大明江山，却反说我们吃你们的粮食，是何道理！”
多尔衮大怒：“汝辈何人，也敢不跪！”立命卫士棍棒交下。
陈用极喷血狂呼：“士可杀不可辱！”
多尔衮闻言改容，沉吟久之，说：“汝等不畏死，都是忠臣好汉。如果降我大清，必得厚待！”
左懋第等人慷慨从容，惟求速死。
满堂汉人降官缄默无声，羞惭之下，无人再为左懋第等人请命。
见此情状，多尔衮只得下令，把左懋第等人牵出处斩。
一行六人，左懋第居首，从容步行至菜市口。站定后，左懋第问身边挺立的五人：“你们不后悔吧。”五人异口同声：“求仁得仁，又有何悔？”
左懋第容光焕发，连呼“好！好！”然后，他南向四拜，端坐待刀落。
炮声已响，忽然一清将飞骑而来，高喊：“如果有人投降，立刻封以王爵！”闻此言，左懋第坚定而清晰地说出他生命中最后八个字：
“宁为南鬼，不为北王！”
似乎英雄义举，感动天地。时正晴明天气，忽然风沙四起，屋瓦皆飞，其情其景酷似当年文天祥大英雄北京受刑之日。
行刑刽子手杨某也是汉人，他向左懋第等人涕泣叩头行礼，然后行刑，落刀。
萦绕不去的阴影
——与国偕亡的党争
南明弘光朝的党争，一般史书和史家，皆众口攻讦马士英、阮大铖二奸挑事，其实，此见过于偏颇。
弘光小朝廷的党争，乃东林党人首先发难。正是史可法的犹豫和短见，使得四镇军阀得拥弘光帝继位。武人自此骄恣，东林一系再无全掌朝政的可能。在此打击下，东林党一腔邪火无处发泄，拼命对马士英和他所推荐的阮大铖展开攻击，大揭“逆案”。为求自保，阮大铖发起“顺案”，引联群小，与东林一系在朝中展开恶斗，大施拳脚。双方争得你死我活，完全不顾国事危在旦夕的大局，浸沉于党争派斗之中，最终把南明拖向灭亡。
欲向江南争半壁(14)
言及明朝党争，有必要理顺一下脉络。
自万历朝张居正去世，昔日被压制的言官力量忽然反弹，他们上书频频言事，指斥执政。党论之兴，自此勃然不可复制。此后，明神宗一朝的“争国本”、“妖书案”、“禁宗案”以及癸巳京察引起的贬黜，门户渐趋明显，首辅沈一贯出于私心，为争阁权，他对党争推波助澜，终于造成朝臣派系交恶日甚一日的情况。
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因在推选阁臣问题上惹恼明神宗，被黜为民，回乡闲居。十年后，他在老家原有的东林书院中与高攀龙等人以讲学为名，讽议朝事，品评人物，并与北京朝臣同志者遥相应和，终于形成了“东林党”。
政治发展过程中，朝中又出现了宣党，昆党，齐党，楚党，浙党，皆因其首领籍贯而加以命名。这些党人互相勾结，与东林党人作对，只要是他们的异己，他们就把对方斥为“东林党”，这才造成东林势力中正人越来越多的局面。
而后，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发生，更使得晚明党争趋向一个高潮。三案之中，东林一系大都为持正君子，但也造成朝野诸党联合、共击东林的局面。
明熹宗继位后，魏忠贤大太监乱政，便与东林党的对手们联手，形成阉党势力，霍维华、崔坚秀、阮大铖等人纷纷加入，形成了“五虎”、“五彪”、“十狗”、“四十孩儿”等阵容强大的阉党集团。有皇帝和魏公公撑腰，这些人在朝中大翻盘，屡兴大狱，接连以熊廷弼“封疆案”为由头，弄死了东林党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等“六君子”，然后编著《三朝要典》，以官方语言，对万历三案等事进行歪曲记录，从意识形态上把东林党人描述成罪不可赦的大奸巨恶。
崇祯继位后，诛除魏忠贤，大除朝中阉党。而后，在翰林编修倪元璐等人发起下，正直朝臣们纷纷要求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对此，崇祯帝大力支持，下旨焚毁《三朝要典》。可值一讲的是，当时的侍讲官孙之獬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东阁痛哭，大声嚷嚷不可毁焚先帝（明熹宗）时代御定的《三朝要典》。此人正是日后给多尔衮出主意使之决意施行“剃发令”的败类。
东林党恢复名誉后，钦定《逆案》，诏示天下，一百多从阉官员名列其中，阉党势力几近灭顶。可是，阉党中漏网分子也有不少，他们一直在朝野中蠢蠢欲动，时刻欲翻逆案。
崇祯二年，太仓学者张溥成立“复社”。这个团体，本来是为了“复兴古学”而成立的文学团体，但日趋壮大，江南地区各文学、政治团体纷纷加入，名人荟萃，吴伟业、黄宗羲、陈子龙等大批宿儒名士联袂而入，一时间声名大噪，显然是东林一系的延伸。当时的首辅温体仁特别讨厌东林党人，借机打击复社，疏奏张溥等人结党不法，遥控朝政。
张溥见情势不妙，就主动找到宜兴人周延儒（此人原为东林党人的对头），鼓励他再返北京，从温体仁手中夺回首辅之位。周延儒借助东林（复社）之力，最终回北京重返相位，悉反温体仁时代之政，并召回被罢斥的倪元璐等人（当然，周延儒本人并非君子，所以在《明史》中此人列于《奸臣传》）。
周延儒再相事件，明白无误地表明，复社已经全然不是个什么文学团体，而是完完全全的一股政治力量。这也说明了晚明党争的如火如荼。党争，并非仅仅是正义与邪恶之争，其中夹杂不少个人恩怨或团体利益，彼此攻讦，不择手段，最后对明朝的时政没有任何好处，只能加速正常状态下朝政的紊乱，使大明加速衰败。
清朝士人总结明朝亡国原因，认为“明朝之亡，始于朋党，成于阉竖，终于盗贼，南渡继之”（《南疆逸史》），此言非常确切。所以，南明成立后，党争不灭反炽。
在南京，东林系痛斥马士英援引阮大铖，似乎看上去马士英是阉党成员，其实根本不对。马士英此人，原来还属东林党人的支持者。至于阮大铖，更非阉党骨干。
这里，还需清楚交待一下阮大铖的为人以及他和马士英的关系问题。
阮大铖的仕途，是个倒霉蛋的霉运过程。由于他本人是安徽怀宁人，和左光斗同乡，所以他最早意属东林，是个老东林“党员”。但在朝中，顾宪成从中阻挠，把本应属阮大铖的“吏科都给事中”一职转让予魏大中担任，如此，嫌隙构成，激使他与东林党人反目。虽反目，却未成仇。崇祯帝继位，久居乡间的阮大铖急于在新君前有所作为，便弄个双保险，写成两份疏奏，一份专攻阉党，一份把阉党和东林党皆指斥为朋比奸徒，交给在北京的友人杨维垣，让他相机而行，代为上疏。
杨维垣出于自己私心（为反驳倪元璐），也不观察当时政事的进展是否对阮大铖有利，就把第二份攻击阉党和东林党共为“奸党”的疏奏封进。由此，东林党人就把阮大铖视为大奸大逆，并在随后对阉党的清算中把他打入《逆案》名单，惩罚结果是“永不叙用”。
投机不成的阮大铖虽然倒霉，但本人是大地主出身，有钱有闲，又是大戏曲家，就流寓于南京，弄出一支高级戏班子，借戏遣愁，自娱自乐。
这位落魄老才子，使得当地的一些东林党士子大为不爽，以顾杲、黄宗羲等人为首，他们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联合签名，写了一篇《留都防乱公揭》的“大字报”，把阮大铖说成是南京可能发生的“动乱”毒瘤。
欲向江南争半壁(15)
这样一来，阮大铖有口难辩，毕竟他名列钦定《逆案》，东林仇人遍地，只能灰溜溜离开南京，跑去牛首山“隐居”。
张溥的“复社”用巨款行贿崇祯帝手下司礼太监，使得周延儒能重返北京政坛当首辅，当时的阮大铖也从中出钱出力。对此，周相爷准备“投桃报李”。但碍于东林党人势力强大，周延儒不敢公开大用阮大胡子，就取用中间手法，让阮大铖推荐一个好友当官。思来想去，阮大铖就推荐与自己同为万历四十四年会试榜的朋友马士英（又有说阮大铖是马士英“房帅”）重新出山。
这位马爷，本来当过宣化巡抚，中间因为贪污罪被罢职。至此，周延儒为做给阮大铖“人情”，就把马士英的职位归复，使他能得到凤阳总督的位子。马阮二人由此成为莫逆。
弘光帝继位后，马士英把持朝中大权，自然首先想到昔日的“恩人”阮大铖，说服弘光帝直接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
从马士英本人讲，他举荐阮大铖入南京，只是人情还人情，起先绝无为《逆案》翻案的意思。不料，此举却捅了东林党这个大马蜂窝，他们群起而攻之，以刘宗周、黄宗羲等人为代表，不断上书，危言耸听，指斥阮大铖是阉党骨干，如果起用他，国将不国。
于是，大学士姜曰广、户科给事中罗万象、兵部侍郎吕大器等人，纷纷痛心疾首，上疏弘光帝，责斥马士英不顾崇祯帝尸骨未寒就翻逆案，是浊乱朝政的大恶之事，指责马士英有意把弘光帝当成曹髦那样的末世庸君来掌控。
言语汹汹之下，马士英极其窝火，但也不得不暂时中止让阮大铖入朝的行动。
不久，在左良玉军中当监军的巡按御史黄澍入朝见了弘光帝。黄澍此来，主要是受左良玉所遣，伺察弘光朝廷虚实。出于门户私见，这位东林党人在朝堂行礼完毕，即呼奏道：“臣今来朝，誓当冒死以击奸贼！”
弘光帝愕然，问：“卿以谁为奸贼？”
黄澍大声回答：“奸臣大贼，乃马士英也！此人被先帝殊宠，由罪人擢为凤阳总督，逢北京被困，他拥兵坐视，不发一兵相救，全无人臣之心。马贼既不忠于先帝，又怎能忠于皇上！此外，凤阳乃祖陵，大明发祥之地，马士英闻警即逃，不守祖庙，不仅他自己是不忠之乱贼，又陷皇上为不孝之子孙，万死而有余辜！”
黄澍边骂边哭，上前大搧马士英嘴巴。在场群臣，无不淒然动容，弘光帝也面红耳赤，熟视良久，对阁臣说：“黄御史所言有理，可详细奏之。”
于是，黄澍当廷历数马士英罪恶，使得这位大学士脸面皆无，“惶急无以应，气索声嘶”，只得向弘光帝叩头乞罢。弘光帝当时准奏。
马士英当然不甘心如此就退出南京政治中心。他回家后，立刻上书，吓唬弘光帝说：“为臣一旦离京而去，四镇皆失势，朝中大臣们肯定拥立潞王为帝”。此外，密得马士英重金贿赂的原福王府两个太监也在宫内“流涕”劝说弘光帝：“皇上您如无马公，不可能正大位。如果逐出马公，天下人皆会认定皇上是忘恩负义。而且，马公在内阁，万事担当，皇上可以整日悠闲自在。如无马公，朝臣有谁肯顾惜皇上？”
弘光帝本来就是昏淫之君，耳根极软，很快就重新召马士英回朝。
这时的马士英，恨极了东林党人，召阮大铖密议，想方设法击垮朝中反对势力。
阮大铖咬牙切齿：“彼攻‘逆案’，我们应作‘顺案’以反击。”所谓“顺案”，就是要清算原来的北京明臣投附“大顺”的失身降贼行为。由于当时降附农民军的官员中有不少人是东林一系，马士英就上疏，准备兴起大狱。
由此，东林党势力大损。吕大器、姜曰广、刘宗周等人，因先前自己在“策应”时没有拥戴福王，不安于位，纷纷离职而去。
姜曰广陛辞时，南明小朝廷还上演一幕忠奸争骂的戏。
弘光帝上座，群臣陪列。姜曰广说：“微臣我触忤权奸，自分万死；圣恩宽大，犹许归田。”
马士英勃然大怒：“我为权奸，你是老贼！”随即，他叩头对弘光帝说：“臣从满朝异议中推戴皇上，愿以犬马余生归老贵阳，避贤路。如陛下留臣，臣亦但多一死而已！”
姜曰广叱之：“拥戴皇帝登基，也是人臣居功的口实吗？”
马士英反唇相讥：“我无功，难道你们谋立潞王有功吗？”
二大臣争吵不休。最后，还是弘光帝在御座上面和稀泥：“潞王乃朕之叔父，贤明当立。两先生毋伤国体。”
二人既出，复于朝门相对破口诟骂。
姜曰广骨鲠廉介，有古大臣风范。但弘光小朝廷，确实难容这样的正人君子。这样一来，正人去位，小人在朝，弘光朝廷，可想而知。
在太监李承芳的进一步活动下，弘光帝亲自下旨，起阮大铖为“兵部右侍郎”（李承芳从前落魄时，曾得到阮大铖的帮忙，所以，阮大胡子确实是个会押政治赌注的人）。不久，即令他“兼右佥都御史”，巡阅江防，进官左侍郎。
阮大铖兴起“顺案”，株连甚广。有人劝他：“天下未定，您如此罗织，专为报复，不知最后到底是为虏还是为贼？”
阮大铖“心直口快”，说“钟鸣漏尽，时日无多，我只要能及时报复这些仇人，管他为虏为贼！”
欲向江南争半壁(16)
转年二月，阮大胡子就坐上了兵部尚书之位。誓师江上时，他身穿素蟒服，腰缠碧玉带，一身奇装异服戏子装束，可谓过足了戏瘾。不仅他如此，东林领袖钱谦益入南京时，也让其爱妾柳如是戎服骑马，头插雉尾，作昭君出塞状。这些人妖服怪扮，已露南明弘光将亡之兆。
马士英、阮大铖当政后，先弄出如下当国“大计”——第一，迎接弘光帝嫡母入南京；第二，迁老福王“梓宫”（福王已被李自成军队吃掉，空棺而已）；第三，因皇子未生，应大选淑女充实后宫；第四，要防备诸王，立刻把幸存的宗室迁入南京近地安置。
于是乎，南京的皇宫内一阵大忙，四处搜罗年轻男子净身充当太监，并追认老福王为“恭皇帝”（应是“吃皇帝”才对）。宦官四下寻摸，只要见民间女子有姿色者，即刻用黄纸贴额，拉入宫中，市肆骚然，致使民间有不少妇女自尽相拒。
弘光帝又觉宫殿狭隘，大兴土木，四处搜寻巨木大柱。有人找出朱元璋时代存放在工部仓库中即将朽烂的大木若干，立刻上表称“神木自至”，以哄皇帝高兴。城内斧锯丁当，好不热闹，一派升平气象。
搞工程要花钱，苛捐杂税已经太多，马士英就想出一计：榷酒助饷，每斤一文，真正是苍蝇腿上找肉。
马、阮自己也不闲着，贪污纳贿，无所不至，谁只要给钱，就立刻有官做，以至于民间歌谣四起：“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纪监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除夕之时，弘光帝在兴宁宫，愀然不乐，大肥脸蛋子耷拉着，小眼神很阴郁。太监韩赞周见状，就问这位皇帝：“新宫华丽舒适，应该高兴才对。皇上您似乎心中有事，难道是思念皇考（老福王）和先帝（崇祯）吗？”
弘光帝良久不应。过了好久，一声深沉叹息过后，他才开口：“进宫演戏的班子，男女优伶，色艺双佳者，太少了！”
飞扬跋扈为谁雄
——“四镇”与“左镇”
弘光帝之所以得立，军头们出力最多，成为“定策”元勋。为此，继位之初，南明小朝廷就封高杰为兴平伯，镇守徐州、泗州地区；刘良佐为广昌伯，镇守观阳、寿州地区；刘泽清为东平伯，镇守淮安、扬州地区；黄得功由伯进侯爵，镇守滁州、和州地区；并在扬州设置“督师”，由史可法担任。
从四镇驻地和督师驻地就可明显看出，南明弘光一朝只想划江留守于江南，根本无任何北进之意。
下面，简要叙述一下四镇军将的个人经历。
高杰，陕西米脂人，与李自成是老乡。“老乡骗老乡，两眼泪汪汪”。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十月，明将贺人龙围李自成于陇州。困急之下，李自成派高杰假装向贺人龙约降。不久，贺人龙的军使与高杰来往密切，似乎假戏成真，所有这一切让本来善疑的李自成疑窦顿起。同时，高杰一表人材，姿貌魁伟。这位美男子一次偶然到军资仓库去支粮米，与李自成的老婆邢氏“一见钟情”。邢氏勇武多智，兼掌军资，因李自成日日在外攻城掠地，很少有时间亲热。见到高杰相貌堂堂，又是一口流利的家乡乡音，很快就勾搭成奸。
妇人本性多疑。邢氏给李自成戴顶大绿帽，自己反而先着慌，就撺掇高杰向明朝官军投降。当时的李自成还不成气候，高杰本来与明将贺人龙关系不错（贺人龙也是米脂老乡），趁机带着李大嫂（邢氏）及一帮兵士归降明朝，一变而成为受招安的“官军”。这些摇身一变的军士当中，就包括日后大名鼎鼎的反反复复的李成栋。
高杰由“贼”变成“官军”后，非常能干，数次大败李自成、罗汝才、张献忠等人。即使后来他的老上司贺人龙、孙传庭等人或为朝廷诛死或为贼兵所害，惟独高杰能独善其身不败，一直保存“有生力量”。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廷授高杰为总兵，命其驰救山西。天下纷乱之际，高杰盗贼本性重犯，面对势若山来的李自成农民军连战连北，但在败退途中仍纵兵大掠，一丁点儿没有“官军”气象。相反，当时的李自成倒一改昔日凶残面貌，爱民如子，加上李岩（此人历史上不一定真有其人）等知识分子出身的书生帮忙，宣传搞得不错，老百姓乐呵呵地唱着：“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
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后，高杰率兵南遁。南明的弘光帝（福王朱由崧）封他为兴平伯，以扬州为驻地。
由于高杰部队抢掠的恶名远扬，扬州士民把四城紧闭，防贼一样紧守，不让高杰部队入城。
高杰震怒，勒兵攻城。同进，他还派兵在扬州城外到处抢掠妇女，奸淫抢劫，无恶不作。这一切使得他臭名远扬。如果在平日，不用等御史纠劾，朝廷早会有人挟旨而来，光是高杰攻城抢掠人民的罪过就够杀他一百个脑袋了。但当其时也，内忧外困，南明小朝廷正倚重武将，而且弘光帝又深感其“推戴之功”。无奈之余，史可法也从中“和稀泥”，把瓜洲让给高杰部队进驻。
高杰知道扬州城他很难攻下，就顺势收下史可法的“人情”。不久，他奉弘光朝廷命令，移镇徐州。
刘良佐，直隶人，经历与高杰类似，原本是李自成手下，当时高杰护李自成内营，刘良佐护外营，骁勇能战，常骑一匹斑驳大马，人称“花马刘”。投降明朝后，因敢战而受淮抚朱大典重用，多年在六安、庐州一带与农民军抗衡，与黄得功一起曾在潜山大败张献忠部。因功被擢为总兵官。
欲向江南争半壁(17)
北京被李自成攻陷后，刘良佐贼兴大发，正在河南正阳的他沿路劫掠不已，大肆扰民。后来，刘良佐率部大掠淮上，并猛攻临淮。
相比高杰，刘良佐更是多一份贼性，少一份忠心，日后，他拥十万众向清军投降。
刘泽清，山东唐县人，字鹤洲。这位刘爷有将才，人长得漂亮，“白面朱容”，望之若画中人，但这个人的禀性卑鄙残暴，好货取利，是明末跋扈恶将的典型。他的最早发迹，在于平定登州孔有德之乱，小打小闹，混上个山东总兵。
崇祯十六年，奉命去河南攻打李自成，他见“贼”就跑，对当地百姓倒是发狠猛杀，虚报战功，获取赏银。
李自成进围北京，崇祯帝令他勤王，他托言自己堕马受伤，又骗御银数十两当药钱。明廷下令他扼守真定，他根本不奉诏，反而在当天大掠临清，统兵南逃，所至焚劫一空。崇祯帝君臣为哀求他能增援，本要封他为东安伯，但已进入江南地区的刘泽清大掠瓜洲，复又盘踞淮安，专心做一方军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