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赵高，他当时的身份是中丞相。虽然他位极人臣，但也只能站着跟胡亥说话——只不过他比其他朝臣站得更直一些而已。他的站姿本身就是一个身体政治学命题：可以想象，当他还是秦国从赵国俘获来的俘虏时，他一定是跪着的，跪这种姿势证明了他的臣服，他的脚被锁上大链子，以限制他的自由。同样作为俘虏，赵高的父亲被处以宫刑，母亲则被杀死了，这种残酷的对待俘虏的方式，让赵高惊惧并颤栗，而此前在赵国当贵族时，惊惧与颤栗这种身体上的强烈不适感从未有过。从那以后，他明白，只有在政治上处于劣势的人（或者阶层）才会在身体上出现这种不体面的感觉，这种不体面，有时会发展到令人尴尬的境地，比如出汗，或者尿裤子。但跟阉割来比，以上耻辱显然算不了什么。这种对身体的摧残，让他在政治上又降了一个等级，我说的是由俘虏降为阉人。可以想象，初为阉人的赵高，虽然由于颇有些文化知识，再加上做事勤勉努力，不久便被
秦始皇派去辅导胡亥，但他初次面对胡亥时，还是将头低了又低，腰弯了又弯，他这样做，一是彰现自己的卑贱，二是本能地让他的外生殖器部位尽可能少地暴露在对方目力之下，虽然他当时肯定穿了几条裙裤，但这种自卑还是掩饰不住。虽然做了胡亥的老师，但这样一个问题日渐摆在他的面前，那就是，胡亥是次子，即使苦心讨好，将来胡亥继承不了皇位，也难以从他那里得到回报，于是他献媚于公子扶苏。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献媚，这对于真正的男人公子扶苏来说，实在令人作呕。跟勾引不成反大喊强奸的恶妇人一样，赵高玩了个计谋，便让秦始皇将扶苏派到北边协助蒙恬守
长城去了。现在赵高算是将心思全用到胡亥一个人身上了，他教他狱律令法，教他习字，但胡亥不成器，赵高更多时候的角色是胡亥的玩伴，但两个男人的感情就在这样的玩乐嬉戏中建立了起来，发展到最后，胡亥对赵高形成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有如女子对男人的依赖一样。这种依赖助长了赵高的胆量，使他在胡亥面前，逐步找到了做男人的感觉——这在秦始皇跟前是不可想象的，那个粗野的家伙，他在所有人面前，都有一种傲慢，这种傲慢让他挺着肚子连同肚子下面的生殖器，仿佛天下不过是他的一个嫔妃。但那个傲慢的男人终于死在了出巡的路上，他的身体任人摆布——盛夏七月，暑热难当，他的肚子和腹部鼓胀了起来，七窍中流出难闻的腐尸味，苍蝇逐臭而来。从沙丘到咸阳显然还需要一段日子，为了掩盖气味，这个不可一世的家伙，竟然被安置在一车鲍鱼里，这样，沿途臣民都知道是鲍鱼臭，而不知是始皇臭。赵高联合丞相李斯，密不发丧，假传诏书，赐死扶苏，让胡亥当了皇帝。然后又杀了拥兵自重、对扶苏之死颇有疑心的蒙氏兄弟。然后又杀了始皇帝的22位公子、10位公主。然后杀了朝中一半以上对自己不甚服从的大臣。然后又杀了宫中大多数宫女。然后又杀了为秦始皇建造陵墓的大多数能工巧匠。最后，他设法杀了李斯 。每杀一批人，他的腰杆就直起来一些。终于在公元前207年8月，他能站直身子，并略带高傲地与胡亥说话了。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男人了，但他还想测测他人，看他们是否真把他当男人看。
所以，胡亥作为男人，是因为他有一个铁和血的父亲，赵高作为男人，则是因为他有一个“谋”和“术”的头脑。公元207年8月，两个男人就这样在一只鹿面前相遇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生的一个重大命题：在权力面前，知识何以为真？这个问题，两千年后，福柯才开始正儿八经地探讨。
故事的结果任何历史教科书上都有记载：有的人低头不语，静以观变；大多数人附和赵高，说的确是马；只有极少数人，说是鹿。在权力面前，知识败退了。“静以观变”的那部分是“狗儒”的先祖，而说是马的那部分则成了独裁的帮凶，说鹿的那部分，我不说你也知道，他们都被杀死了。在这次事件之后，权力不但决定知识的真假，还决定一个人的真正性别。是的，胡亥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赵高乘机说他神经错乱，胡亥也就信了，也就遵赵高之意，去上林苑斋戒，以求上天宽恕。
胡亥在赵高面前失去判断力，从而失去自信，在性别角色上，他开始扮演女人。在赵高面前，他开始出汗，开始颤栗，甚至开始有了媚态。到最后，赵高玩够了这种性别置换的游戏，便指示咸阳令阎乐带兵攻入胡亥当时所在的望夷宫，逼胡亥自杀了。
胡亥在死前乞求阎乐：“您能允许我见见中丞相吗？”阎乐说：“不行！”胡亥又说：“皇帝我不做了，让你们中丞相去做，你能留我一条性命吗？我只求做一个郡王。”阎乐说：“不行！”胡亥又说：“那让我做一个万户侯吧。”阎乐说：“不行！”胡亥说：“我愿意同妻子做普通百姓，纳税服役，总可以吧？”阎乐说：“不行！”胡亥于是接过阎乐手中的剑，自杀了。这个情景很有意思，虽然自杀是一种相对体面的死亡方式，但在他那么多次的退让与请求之后才发生，显然说明，在心理上，胡亥早已失去了一个贵族男人本该有的骄傲。
胡亥死后，赵高拿出象征皇权的所有装饰物，武装起自己：他把传国印玺佩戴在自己腰上，穿起龙服，登上殿前台阶，坐在那张椅子上，并且面南背北。满朝文武像看着当初的那只鹿一样，看着赵高。在他们心里，今日的问题跟“是马还是鹿”一样，他们需要对“是赵高，还是皇帝”做出回答。强大的忠君思想使他们保持了长久的缄默——所有人也许还都意识到：阉人赵高，如何挺起腰杆治天下？他们还意识到：即使有印玺、龙椅、龙袍……用再多的权力符号装扮起来，赵高也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男人，这在男权思想已完全定型的那个时代，让这样的人做皇帝，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赵高的行为超出了朝臣们的想象力，而朝臣们的沉默则击垮了赵高，让他本能地从龙椅上站了起来，走下台阶，脱去龙袍，迎立扶苏之子子婴。子婴继位五天后，就将赵高诱杀了。我们说：子婴继承了父亲的男人风范，这种风范让他在面对一代权阉时，毫无畏惧，并最终用自己性别上的优势，将对方击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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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身体啊，身体(1)
从接到这个题目到现在，一年时间已经过去了。当初的狂妄完全被现在的失落掩盖——面对历史，我永远只是一个无知的孩子。我在想，要是再有三年，再有三十年，也许我能彻底搞清楚时时萦绕在我脑中的许多问题：阉割对一个男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失去体尝性的能力，身体的意义何在？彻底驯顺的身体，是不是意味着主体性的彻底凝聚或彻底流溢——换言之，经由性，能否抵达自我的边界？对我而言，这些问题如此本质而核心，以致我在写作过程中经常遗忘“阉割”的风尚史意义——这显然降低了本书的趣味性，让那些力图窥视阉人裆部的家伙失望而归。
还有，尽管没有几易其稿，但直至最后一次修改，我仍然在孜孜不倦地删除那些调笑观众的字眼，我力图让本书中的任何一句话、一个字都显得正儿八经，对我而言，语言上的油腔滑调会严重损伤一部严肃作品的主题。在一个资本上升的时代，这样做显然不合时宜——但相声、小品和二人转已经足以娱乐成年民众的心性，我为什么还要凑这个热闹呢。况且，中国目前所真正需要的，并不是打趣、调侃与机巧，而是庄重、严肃，甚至刻板。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完全中断了小说和戏剧的创作——我说的是，向来指导我写作的存在主义悲悯基调被暂且搁置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考究的身体政治学技术。是的，我力图以身体政治学为基本方法，来重新书写帝国阉宦的历史——基于这样的野心，本书不再仅仅停留于阉割的技术史和制度史，而是从更广泛的角度来探讨身体和性。但是，我所关心的并不是性的科学史，而是一种性话语的建立——阉人的性是如何获得理解的。此前，我们从来都是在一种歧视甚至幸灾乐祸的心态下审视阉人的性的——他们如此变态而令身为正常人的我们作呕……从他们身上，我们确证了自己的完整与文明。他们是我们的他者。这种颇具道德色彩的阉人史阻碍了我们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以致任何更进一步的企图都被视为道德冒险。正经的史家于是回避了“把阉人作为阉人看待”这一理路，而故意把头埋进制度史的故纸堆里。阉人史就这样成了阉宦史——成了官制史的一个章节。我所努力做到的，就是重新从性的角度来理解阉人——经由一具具有确失的身体，我们也许可以构建一种历史：刑罚、观念以及经济行为都隐没其中。
这种颇具野心的写作企图耗费了我大量心血——我的意思是，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并做了非常艰苦的思考……我力图让整本书的每一句话都充满思维的乐趣，所以用以佐证观点的材料，我尽量将其浓缩在注释里。尽管写的是中国阉宦的历史，但我还是适当地将其他文明背景下与此相关的事例和观念引入进来，以求在一种比较框架内对阉割行为做出更公正的阐释。我并不是要写一本教科书，也无意对各种既有的材料进行重新组合……我在构建一种话语的历史，但明眼人最终还是能够看出，这一切不过是对福柯笨拙的致敬。
生理意义上的阉割在资本主义裹挟而来的人道主义话语下废止了，但支配、奴役与控制并未随着我们开始温情脉脉地注视肉身而结束——如果说主体间性是主体性的固有形式，那肉刑的废止就不应当被看做精神控制企图的消弭。事实上，一种更加精微的权力系统开始加诸间离态势下的一个个主体，孤独的人群形成了——他们用同样的大脑思考，用同样的行为模式处世，但他们就是互相敌视。谁都在趋利避害，他人显然就是地狱。资本家发了大财，因为他们不约而同都在兜售一种叫做“认同感”的东西——试想想“部落”“俱乐部”“族”“群”这些时髦的商业辞藻，再想想“新潮”“时尚”“个性”这些商业崇尚的价值……谁都是自由的，但谁都无法自由选择。身体前所未有地叛逆，而精神前所未有地驯顺——谁能说这不是一种精妙阉割术的结果？资本家并未阻止身体对社会和观念的冒犯，他们甚至为此而窃喜：任何一种身体行为，事实上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消费。比如尖叫，以前你可以去一个空地上，现在则只能去迪士高酒吧里。
一种情况开始变得显而易见：身体比精神享有了更大的优先权。这使得各种虚妄的身体一元主义者在摧毁精神价值时变得毫无顾忌——在叛军队伍中，女权主义者的身影分外显眼。性别不再是一个生物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任何宣讲男尊女卑的思想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身体作为女权主义者的武器，作为消费符号，作为最后一种媒体……盛装登场了。乳房不再是哺乳装置，而是一个或者两个广告位。当一切如此确定无疑的时候，人的行为在一种全面繁盛的自由态势下整齐而划一。在这里，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某种阉割术的影子。事实上，工业社会的根本特征——复制，标准化，非人格化，本身就是一个个阉割隐喻。
遗憾的是，我并无意在这条理路上刨根问底。精微的身体政治学技术能够让我眼目明亮地对包围我、让我喘不过气的日常生活进行审察，对大众文化视域下的城市现实给出常常令人击节的解释，但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一种强大的现实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沾沾自喜于对它做出华丽的解释，我们要改造。这也就是本书越写越慢的原因——我的兴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移：我重新开始关注“人”，而不是结构主义的那一堆陈词滥调。
我战战兢兢地从主体性哲学的故纸堆里淘出一系列概念：他者，主体性流溢，主体性凝聚，主体间性，主体间离……我想据此对他者世界客体化后的人的救赎问题进行探索。我不得不重新重视精神问题——尽管它早已放弃了对肉体的统辖权，但毕竟，只有它才能让“自我”这个可以约减的概念丰满起来。不受精神规定的自我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请仍然不要误会，我无意于恢复理性的尊严和荣光。得益于长期以来的剧场观摩和战争画面观摩，我将会借用两个词语：信任关系与仪式感——经由此，孤独的人也许可以找到回到群体中去的力量与方法。所有这些未竟之意，我希望在下一本著作中能得到明确表达。
我看到了存在主义精神的复苏——一种“自由选择”道路之外的道路。
再次回过头来，我因自己的狂妄与无知而深深羞愧。
我不得不感激资深出版家刘兰生先生，正是他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舞台，但我却在此喋喋不休；我还得感激我的家族，他的冷峻、严谨、适度的激情以及并不令人生厌的耕读传统让我受益匪浅。我特别感激素有智慧与创见并博学的我的朋友阎海东先生，在我写作最艰难的时候，他经常能给予我最切实的指导与帮助——多年以后，这本书也许变得毫无价值，但我无法忘记在北京阴冷的冬天我们针对一个问题居然有耐心讨论那么两天两夜。
我要着重感谢的是我的亲密朋友陌上有狐小姐，她不但在生活上照料我，使我有足够的业余闲暇完成本书，而且她总能在第一时间指出本书各个章节的欠妥之处，使本书在逻辑上更趋严密。这本书我首先是献给她的。
我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以及我的同事们。我最后感谢关心我的创作的朋友们。
马陌上
mamoshang@sina.com
2006年9月17日，北京
精彩书评
历史那面好玩的底子
文/老圈
从黄仁宇到吴思再到易中天，事情渐渐明朗起来。在一片国学复兴的叫嚣声中，任何人都不得不亮出态度。是的，“国学辣妹”声称把青春献给了孔子，而于丹则花枝招展地试图帮大众剥开圣人的微言大义。整体而言，在陈寅恪钱钟书们一一谢世之后，历史以及挂在历史这枚钉子上的国学，日渐像可乐中的气泡一样，尽管不时扑面而来，终究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丝甜味。
嗯，在大众群起将手伸向历史这枚软柿子的时候，作为严肃的历史写作者，该给片片狼藉的餐盘中撒进什么样的作料？
这是一个问题。
本着解决以上问题的真诚态度，敦煌文艺出版社的“中国封底”丛书跌跌撞撞，终于在2006年底上到了书店最不显眼的架子上。
这个值得不断玩味的丛书名首先暗示了选材上的信息。嗯，作为一个个职业群体，妓女、阉人、方隐和禅僧，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并不像今日的封面女郎一样耀眼，他们更多时候处于幕后，以不能令人察觉的方式影响着历史的走向。他们理应被记载在历史的封底上。这样的群体还可列举出很多，比如谋士、商贾、侠客等等。这样说吧，历史的封面上坐满了衣着光鲜的帝王将相，正文的所有版面则几乎被各种权谋术、官制史、刑罚史、风尚史、风物志以及民生信息占据，唯有封底，为我们理解历史提供了不同的向度。也正是他们这些封底人物，使得历史有了好玩的底子。
《身体的沦陷：帝国阉宦简史》——显然，作者要讲述的是阉人。在作者看来，阉人至少导致了秦、东汉、唐、明四个王朝的覆亡，所以在政治上不能忽视他们；阉割的目的是对性的驯服，但阉人实实在在不是无性人，他们各有其宣泄性的方式，所以在生理上需要了解他们；肉体上的阉人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精神上的阉人仍然活跃，如果说肉体阉割只是一种刀具加身的技术，那精神阉割则要精妙得多……家庭、国家甚至就是一台台精微的阉割机器；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消费，全球化，复制，标准化……都是一个个阉割隐喻。循着这样的理路，作者并未将阉宦史终结在1911年秋天。
在舒缓而诗意的古代，存在一批人，他们因遁世而逍遥。《遁世与逍遥：中国隐逸简史》集中展示了古代大智者的生活图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隐居在工业社会已几无可能，但求得内心宁静，仍是大多数人还在觊觎的目标，通过阅读本书，我们焦躁的内心也许会获得一丝清凉。
如题目所示，《幽暗之舞：中国艺妓简史》写的是妓女这样一个群落。跟今天不同的是，古代妓女多为女子中受教育最高的群体，因而，肮脏的性交易本质被词曲歌舞掩盖了，这使得她们获致一种代表中国文化温婉、浪漫、悲情走向的资格。
而《生死请柬：你所不知道的中国禅》，则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禅到底是自由、宁静还是疯癫？嗯，在将禅当做“奇迹”、当做“忍”的人生哲学等错误路线的夹击下，作者引导人们回到唯一可能正确的路子上：禅首先是一种文化。是的，唯有通过这种文化，我们才可能受到启示。
我们需要历史的真相，更需要对真相做出解释——在这种过度阐释的氛围中，历史无疑变成那只无法捕捉的泥鳅，等待它的，是一张一张的意义之网。“中国封底”丛书试图规避这些，让历史重新有趣起来，这动机本身就值得赞赏。
对福柯的致敬(1)
暖苏
本书的写作被作者本人称为一次对福柯的笨拙致敬。但这不过是源自作者过谦的说辞。面对历史这个衣着光鲜的、正襟危坐的、乃至在当代人的过度阐释当中已经发迹变泰了的黑衣人，怀揣将这一切变得有趣、充满思维乐趣的动机，作者试图将这一切翻转过来，探明它镜花水月一般不断被打碎而又重新聚合的影像。有时，我会暗自怀疑，面对如此丰富的生活，一切的文字不过如酌蠡水于大海，都有将其简单图解化的危险。是与非，卑贱与倨傲，悲悯与无情，一切从何说起？表达的焦虑从未间断。对于稍有写作经验的人而言，将纷繁的历史线索梳理清楚，进而找到最佳的切入角度，这恐怕是作者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更何况阉宦本身就是一个难度极大的命题，无论对谁，哪怕是天才卓异的思想家亦是如此。能认真探究阉宦在中外历史上的沿革过程，并对这一命题进行形而上的思索，这本身就足以令人惊异。
本书确立了阉宦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作为一种残缺的存在，阉人在人类文明史上仍旧扮演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本书是从阉宦的词语阐释开始，在回溯了阉割的技术史和制度史之后，从肉体阉人到精神阉人的一次彻底、清醒的结算。在阅读之前，我原本以为书里会有一些具体的东西，但我没想到作者几乎是从抽象的角度来谈论阉宦的。这些庞杂的注解，略显抽象的推演和论证，显然降低了本书的趣味性，这将不得不使那些试图偷窥帝国裤裆的人感到无比的失望。同时，我仿佛看见了躲在镜头后面沉思并暗中发笑的老圈形象。
作为我们的他者，阉人从来似乎都是一种变态、阴暗的存在。然而在帝国王朝的兴衰沿革中，他们在历史上作为一股不可忽略的力量活跃过。生理意义的阉割早已被废止，而精神上的阉割从未停止，尽管它有时是以善意、甚至温情的面目出现。一部阉宦史，就是一部阉人的风尚史，一部象征着惩戒与羞辱的刑法史，一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负阴心态史，一部充满戾气的阉人权利斗争史，一部性快感缺席的历史，更是现代社会中精密而复杂的精神阉割术的历史，它是我们这个时代隐藏最深的破坏者，像腐蚀剂一样悄无声息地使任何一种理想主义变质。毫不夸张地说，有人的地方就有阉割，阉割像货币一样流传久远。除了意识混沌的疯子等少数人，任何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都逃避不了这个阉与被阉的隐喻。在日常生活中，全球化、媒体、消费以及大众文化已经联手打造了新的阉割机器，它们像毛细血管一样遍布生活的肌体。身体，政治，权利以及话语的内容、结构和运作方式也更加复杂隐晦。在这样一个时代，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的出场都显得过于突兀和草率。
在阅读中，本书关于阉宦的地图越来越清晰，最后留给我们的声音是“关注自我”，理论的考索最后变成了个体生命的问题。时值今日，身体，似乎既受压抑，然而又通过医学技术的手段重新受到强调。性显然已经变成一个与生殖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但身体的诉求仍旧成为个人秘密的最大限度的表白。身体前所未有地叛逆，而精神前所未有地沦陷，——谁能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切都欣欣向荣？在青春行将老去之前，性，还是革命？是从此驯顺，还是继续抵抗那生活中不可预知的力量，在自由的闪电中发出令人战栗的呼喊？本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这一切，不仅是个观念范畴，也是一个必须去实践的行为范畴。我们在探讨，一次又一次，话题在继续，但永远不能被解救，只希冀片刻的安慰。那些试图提供某种定型的道德准则，或为现实消毒的具体建议是糟糕的，他们善良可嘉，但那些在空中飞舞的手指和飞溅的唾液，应该变成，富有启发性的沉默。长久以来，我们太习惯去寻找一个框架宏大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比如辩证法）。我们早已习惯了絮絮叨叨、尽言无隐的说教方式，然而与文字最深厚的感情都是在沉默当中发生的。老圈已然越来越谙悉沉默或沉默的力量，在无数有着愤怒中年潜质的、喋喋不休、沸反盈天的朋友聚会中，老圈身上越发显出一种静谧的知识分子气质。自大学毕业，倏忽六年已过，老圈本人的形象已经在小说、话剧、杂文、学术专著中逐渐隐匿消解，他开始沉静起来。尼采所谓“以鹰隼的眼光打量存在的深渊”，兰波所谓“深入一切，应付一切”，仿佛只有如此，我们短暂的人生，才能不断地获得重生？
话说回来了，一切不外乎一种理想。唯一可能的人性或主体永远是具体的，是处在历史的(一定时空中的)偶然事件的联系之中的，由生命力、知识体系与社会权力互相作用下的构成物。作为一个经年沉浸在思考药酒里的自由思想者来说，老圈的姿态总是显得如此早慧老辣。作者的气质决定了他的行文永远也不会成为罗列事实、作出判断的价值指南针。仿佛陌生的寒冬夜行人，老圈形销骨立，他涉足的水域一片漆黑。在他一贯悲悯冷峻的笔下，一切都病入骨髓，亟待重建。当我们在时间的洪流中日益深陷的时候，他对种种病症的质疑、反讽，永远新鲜的愤怒、敏感，依然令人眩晕。我至今迷恋老圈小说中那种有如音乐一般陌生的、悲悯之美。这个在行文中有着僧侣式严峻格调的家伙，他自认为终其一生在虔诚地追寻仪式感，或忙碌地谋求大众吃屎的真相。他喜欢让自己的生活中充满非黑即白、简单直截的力量。他迷恋历史中冷僻的封底经验，他如此剑走偏锋，貌似平静的叙说背后隐藏着非常激烈的政治态度：革命与抵抗的声音像暗流一样潜藏在文本的书写中。生命即斗争的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圈是激情澎湃的人，而非抵死缠绵的人。即使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当你无意中闯进老圈的文字和磁场，你一定会为他近乎变态的偏执所吸引。
当然，我们丝毫也不会排除作者在思考过程中深刻的困难，以及未必经过周密推论的思考故障。阅读之后，关于身体/阉宦/快感/性的疑惑与犹疑依然在场，但作者独具手眼的见解自是无疑显现无遗，我依然要为作者建立在严谨真诚思考之上的、俯拾皆是的生花妙笔和智性语言表示叹服。在阅读此书的时候，和那些重拙的历史教科书相比，作者显然让我们充分感受到思想的快乐，以及作者一贯灵巧而微妙的创造力。
2007-2-4于京师宿舍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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