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突发恶性政变，导致中央政权结构全面内毁。
秦帝国在权力交接的转折时期，突然遭遇恶性政变，历史异数也。
异数者，匪夷所思之偶然性与突发性也。对于秦始皇之后的权力交接，历代史家与社会意识都有这样一个基本评判：若由长公子扶苏继位，秦帝国的历史命运必然大不相同。其时，扶苏的品性与才具已经得到了天下公认，“刚毅武勇，信人奋士”，已经具有了很高的社会声望，连底层平民陈胜吴广等尚且知之，朝廷郡县的大臣吏员更不用说了。当时的始皇帝与天下臣民，事实上已经将扶苏作为储君对待了。尽管在施政宽严尺度上，扶苏的宽政理念被更看重复辟严重性的始皇帝否定了，但就其实际处置看，扶苏的重要性丝毫没有减弱。当此之时，历史却突兀地呈现出一幅最荒诞的画面：始皇帝突然死于大巡狩途中，最不成器的少皇子胡亥，突兀成了秦帝国的二世皇帝！
这一突兀变化的成因，及其演进环节所包含的具体因素，始终无法以常理推断。几乎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是突发的，几乎任何一个因素都是突然变形的，都不具有可以预料的逻辑性。突发性与偶然因素太多太多，教人常常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历史幻觉：莫非这当真是古人所谓的天意？
透析这场政变对秦帝国的直接的全面的内毁，认识其突发性与偶然性这一特质，是极其重要的。唯其突发，唯其偶然，唯其不可思议，才有了秦帝国中央政权的坚实结构迅速瓦解崩溃，才有了帝国臣民依然本着奉公守法的传统精神，在连番惊愕中不自觉接受了权力轴心极其荒诞的恶性作为。恶性政变突发，农民暴动又突发，秦帝国所有足以纠正中央恶变的政治力量，都因为没有起码的酝酿时间，而最终一一宣告失败。从根本上说，政变的突发性与农民举事的突发性聚合，决定了其后帝国命运的残酷性。这场突发政变所汇聚的历史偶然性因素，大体有如下方面：
始皇帝年近五十而不明白确立扶苏为太子，偶然性一也。
始皇帝明知身患疾病而坚执进行最后一次大巡狩，偶然性二也。
始皇帝大巡狩之前怒遣扶苏北上九原监军，偶然性三也。
始皇帝最后一次大巡狩，于诸皇子中独带胡亥，偶然性四也。
始皇帝中途患病而遣蒙毅回成阳，偶然性五也。
始皇帝在蒙毅离开后以赵高兼领符玺令，偶然性六也。
始皇帝于沙丘行营病情突然加重，偶然性七也。
突发病情致始皇帝未能在死前写完遗诏，偶然性八也。
突发病情未能使始皇帝召见李斯会商善后，偶然性九也。
长期忠诚无二的赵高突发人性变形之恶欲，偶然性十也。
栋梁重臣李斯之突变，最为不可思议，偶然性十一也。
扶苏对假遗诏之缺乏辨识或不愿辨识，选择自杀，偶然性-卜二也。
蒙恬、蒙毅相继入狱，蒙恬被逼接受自杀，蒙毅被杀，偶然性十三也。
王翦、王贲父子于始皇帝生前病逝，偶然性十四也。
李斯一错再错，大失前半生节操才具，终致惨死，偶然性十五也。
胡亥素质过低而近于白痴，偶然性十六也。
秦帝国功臣阶层因李斯突变而分化不能凝聚，偶然性十七也。
赵高之恶欲野心膨胀变形，大出常理，偶然性十八也。
陈胜吴广之“闾左徭役”突发暴动，偶然性十九也。
关中老秦人人口锐减，对恶性政变失去强大威慑力，偶然性二十也。
必须申明的是：上述偶然性，并非指这些事件或因素是无原因爆发，而是指恰恰在这一时刻爆发的突然性。譬如最为关键的两个人物——赵高与李斯的突变，可谓这种偶然性的典型。以赵高前期表现与功绩，始皇帝对其委以重任且信任有加，是完全正常的，几乎是必然的。唯其如此，赵高的人性之恶变突然发作，并无必然性，确实是一种人性突变的偶然性。若说赵高从少年时代起便是一直潜藏在始皇帝身边的奸佞或野心家，是十分滑稽的。李斯更是如此，以其前期的巨大功绩与杰出才具，及其自觉的法家理念与几次重大关头表现出的坚定政治抉择，实在不可能在其与蒙恬的地位高低上计较。然则，李斯恰恰接受了赵高说辞，恰恰计较了，这是必然性么？仅仅以李斯青年时期的“厕鼠官仓鼠”之说，便认定李斯从来是一个私欲小人，同样是滑稽的。李斯与赵高，都是英雄与魔鬼的无过渡对接的异常人物，其突然变异，无疑隐藏着人性潜质的巨大秘密。但是，从社会原则与政治原则出发，任何时代的人事任用都只能遵循实践法则，以人物的既往历史去判定，而不可能以极少数的突然变例去判定。从本质上说，赵高与李斯的政治地位，是其努力奋争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从人事任用权力说，始皇帝重用赵高李斯是合乎逻辑的，同样是必然的。唯其如此，赵高李斯的突然的巨大的变异，实在是一种不可预知的偶然性。
种种偶然性导致的这场政变，是历史上摧毁力最强的恶性政变。
作为一种权力更迭的非常态方式，政变从来存在于从古至今的政治生活之中。就其结局与对历史的影响而言，政变有三种：一种是相对正义方发动的良性政变，譬如后世最著名的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一种是仅仅着力于夺权而不涉及国策，无可无不可的中性政变，譬如赵武灵王末期的政变，以及后世的明成祖朱棣政变；第三种便是破坏力最强的恶性政变，其典型便是始皇帝身后的赵高李斯政变。
这场政变之所以成为恶性政变，是由其主要发动者的特质决定的。这一政变的轴心人物是赵高、胡亥、李斯三人。三人的具体谋求目标不同，但目标的根基点相同：都是为了谋求最大的个人利益，或为私欲所诱惑。其最为关键的李斯与赵高，都是帝国的赫赫功臣，赵高掌内廷大权，李斯掌国政大权，既有足够大的权力影响，又有足够大的社会声望，同时更有改变始皇帝既定意志的权力手段。
然则，政变之所以成为恶性政变，并不在于政变开始与过程中的权谋与恶欲，而在于政变成功之后的再度恶变。若胡亥即位后，赵高与李斯同心为政，妥善推行李斯已经在始皇帝在世时开始了的适度宽政，减少徭役征发，而避免了农民的突发暴动，这场政变完全可能成为无可无不可的中性政变。然则，事情没有按照正常的逻辑发展，而是再度恶变，大大偏离了李斯卷入政变的初始预期。这里，决定性的诱发因素又变成了胡亥。胡亥即位后，低能愚顽的享乐意识大发作，进一步诱发了赵高全面操纵国政的野心，并最终导致了赵高再次发动政变杀了胡亥。在这再度恶变的过程中，李斯几欲挣扎，几欲将国政扳回常态，然由于已经与帝国权力层的根基力量疏远，李斯的努力显得苍白无力，终于陷入了赵高的阴谋而惨死。
因再度恶变，这一政变终于走上了恶性道路。
恶果之一，秦帝国坚实的权力结构迅速崩溃。在赵高“诛大臣而远骨肉”的残酷方略下，嬴氏皇族被大肆杀戮，帝国功臣被一一剔除，中央政权发生了急剧的恶变。
恶果之二，反其道而行之的种种社会恶政——大工程不收反上，大征发不减反增，赋税征收不轻反重，迅速激发了激烈的民众反抗，由此而诱发复辟势力全面复活，使社会动荡空前激烈且矛盾交织难解，大灾难终于来临。
恶果之三，秦帝国群策群力的施政决策方式荡然无存，骤然转变为胡亥赵高的荒唐臆断。中央决策机构全面瘫痪，以致胡亥对农民暴动的社会大动乱程度的荒唐认定，根本无法得到应有的纠正。在始皇帝时期，这是无法想象的。
恶果之四，中央政令的荒谬，与社会治情严重脱节，致使郡县官吏无所适从，纷纷生出疏离之心。天下政务几近瘫痪，军力财力无法凝聚，无力应对愈演愈烈的社会动乱。
恶果之五，恶政导致秦帝国边地主力大军人心浮动，战心丧失，战力大减。九原主力军固然粮草不济，岭南主力军固然山高水远，然若不是恶政猖獗，以秦军之顽韧苦战传统，必全力以赴挽救国难。以章邯之刑徒军，尚能在平乱初期连战大捷，若秦军主力全面出动，稳定大局当不是难事。事实却不然，除了王离一部，两大秦军主力皆未大举出动。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政治的恶变从根基上毁灭了秦军将士的归属感。败政恶政无精兵，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从政治特质决定军事特质的意义上说，秦军的声威骤然消失，并非不可思议的秘密，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政治的恶变。
综上所述，秦帝国灭亡的直接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其二，战国大争传统形成的巨大惯性，导致了空前剧烈的全面动荡。
秦末动乱之快速剧烈，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
仅仅一年，天下大势面目全非。自古所谓天下大势，通指三个基本面：一曰朝局，二曰民治，三曰边情。朝局者，政情轴心也。民治者，人心根基也。边情者，存亡之首也。对此三个基本面的总体状况，古人一言以蔽之，统归于“治乱”两字。天下稳定康宁谓之治，天下动荡纷扰谓之乱。是故，治乎乱乎，天下大势之集中表征也。
从始皇帝病死沙丘的公元前210年七月二十二日，至公元前209年七月大乱之时，堪堪一年，天下由盛大治世陡然化作剧烈乱世，转折之快如飓风过岗万木随向，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大象飞转。及至大泽乡九百徭役揭竿而起，竟能达到“旬日之间，天下响应”的激速爆发之势，为后世任何大动荡所望尘莫及。在社会节奏缓慢的自然经济时代，煌煌强势一年急转直下，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在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事实上也只有这一次。
历代史家解释这一现象，无不归结为秦“暴政”蓄积已久，其发必速。所谓“天下苦秦久矣”，正是此等评判之依据。实则不然，这种轰然爆发而立即弥漫为整个社会大动乱的现象，固然与秦二世恶政有直接关联，也与始皇帝时期的帝国施政有关联，但不是必然性关联，尤其不是长期“暴政”激发一朝大乱的必然性因果关联。基本的原因是，秦帝国并非暴政，更不是长期暴政。秦末大动乱其所以骤然爆发且立即全面化，其所以成为人类历史之唯一，根本的原因，取决于那个时代独有的特质。不理解或有意忽视这一特质，则无法深刻解析这一历史现象。
秦末社会的独有特质，在于战国大争传统依然是主导性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决定着时人对种种事件的认知标准，也决定着随之而来的反应方式与激烈程度。为此，要深彻体察两千余年之前的那场剧烈大爆发，首先得理解那个时代的价值理念，理解那个时代的行为方式。否则，不足以解释其普遍而剧烈的反应，不足以解释其大规模地酷烈演进。作为解析人群活的历史奥秘的探索者，最不能忽视的，便是发掘那个时代已经被史书风干了的鲜活要素。否则，曲解是必然的。
首先要关注的大背景，是秦帝国建立后不同群体的社会心态。
秦帝国恶性政变发生之时，一统天下尚只有短短的十二年。无论以哪个时代的变化标尺衡量，十二年，都是个太短太短的时段。其时，七大战国生死拼杀的那一代人，全部正在盛年之期。新生一代，尚处于上一代人的风信标之下。家国兴亡所导致的巨大的精神鸿沟，尚深深植根于种种社会群体之间，尚有很远的距离才可能弥合。就权力层面说，战胜者成了一统天下的君王与功臣，战败者则成了失国失地的臣民或罪犯。此间鸿沟，既不可能没有，也不可能不深。就民众层面说，战胜国臣民的主宰感、荣誉感与尊严感，以及获取巨大的战胜利益的愉悦感，都倍加强烈。灭亡国家的民众浓烈的沦丧感、失落感与自卑感，以及在社会利益分割中的不公平感，却鲜明地放大了。此间鸿沟，既不可能没有，也不可能不深。就关注焦点而言，作为战胜者的帝国政权与本体臣民，立即将全部心力投入到了大规模的文明创制之中，力图以宏大的建设功业达到人心聚化，从而达到真正的天下大治。作为战败亡国的山东六国臣民，其需求要复杂得多：民众孜孜以求的是，力图从统一新政中获得实际利益的弥补，获得精神沦丧的填充。六国贵族则殷殷渴求于复辟，殷殷渴求夺回已经失去的权力、土地与人民。此间鸿沟，不可能没有，更不可能不深也。
凡此种种鸿沟，意味着这时的社会心理尚处于巨大的分裂状态。
帝国政权的统一，距离人心的真正聚合，尚有很大的距离。
虽然，从总体上说，天下民众确定无疑地欢迎统一，并欣然接受了统一。始皇帝大巡狩刻石中的“皇帝并一海内，天下和平”并非虚妄之辞。然则，历史与社会的复杂性便在这里：对于一个魄力宏大且又洞彻天下的政权而言，上述种种社会鸿沟都可能在妥善的化解中渐渐趋于平复；而对于一个不知深浅的恶变政权，上述种种社会鸿沟，则可能立即从潜藏状态骤然转化为公开状态，精神鸿沟骤然转化为实际颠覆。
就其实质而言，秦帝国统一初期，整个社会心理仍旧处于一种不定型的可变状态，天下对秦帝国一统政权尚未形成稳定的最终认可。渴望重新回到战国大争时代的精神需求，仍然是一股普遍而强劲的社会思潮。无论是帝国中央在确立郡县制中爆发的“诸侯封建”说，还是六国贵族在当时的复辟言论与复仇暗杀行动，以及山东民众与当年封主的种种联结，甚或对贵族暗杀行动的实际掩护、民间流言、反秦石刻生发不息等等，都证明了这种可变性的强烈存在。
唯其如此，在后世看来相对寻常的种种事变，在这个时期都具有数倍数十倍放大的强烈反应后果。如秦二世胡亥般低能昏聩的君主，前世有之，后世更多有之。然则，其时社会反应之迟钝缓慢，远远无法与秦末之激烈快速相比。自西汉末期的绿林、赤眉农民军暴动起，任何时代的农民起义都是反复酝酿多年方能发动，发动后又长期转战，很难得到社会有效支持，至于普遍响应，更是极其罕见。此种现象，愈到中国后期愈明显。宋王朝享乐庸主多多，且内忧外患频仍，农民反抗经久不断，却数十年不见天下轰然而起。明代昏君辈出，首代杀尽功臣，此后外患政变迭出，后更有“家家皆净”之号的盘剥皇帝嘉靖，而明代酿成农民大起义，却竟然是在二百余年之后。纵观中国历史，其对昏暴君主的反应差别之大，直教人怀疑战国华夏族群与后世国人简直就不是一个种族。
此间根本，正在于活历史中的时代精神的巨大差别。
关注的根本点，便是直接延续于秦帝国时代的战国精神。
春秋战国时代乃“多事之时，大争之世”，普遍的生命状态是“凡有血气，皆有争心”。当此之时，世风刚健质朴，不尚空谈，求真务实，对国家大政的评判既直截了当，又坦荡非常。春秋战国时代的普遍现象是：国有昏君暴政，则人才立即出走，民众立即反抗，或纷纷逃亡。这种刚健坦荡精神，既包括了对昏聩政治的毫不容让，也包括了对不同政见者的广阔包容，因之酿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政治奇观。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春秋战国时代的贵族可以因政见不同而流亡，并能在流亡中寻觅时机以再度夺取政权。也只有这一时代的政治失败者，能在被贬黜流放中再度崛起，重新返回权力场。也只有在这一时代，士人阶层能以政见理念为标准，选择效力的国家，能“合则留，不合则去”，其特立独行千古罕见。也只有这一时代的民众，可以自由迁徙，“危邦不居”，可以对自己不能容忍的暴政一挥手便走，否则便聚而抗争。也只有这一时代的民众，真正地千刀万剐过昏暴的君主……凡此等等奇观，皆赖于这一时代的根基精神，皆为这一时代的社会土壤所开出的绝无仅有的奇葩。
这一时代现象，便是天下问政的风尚。
这一风尚的实际内涵，是对失败者的宽容，对在位者的苛刻。
在秦统一中国之后的十二年里，这种春秋战国遗风仍然以浓烈的历史传统，存在于现实社会。整个社会对已经灭亡的六国，并没有因为向往和平与统一而从精神上彻底抛弃。对具体到个人的六国贵族的复仇，更没有因为遵奉秦法而一概冷落。至于对复辟旧制带来的恶果，则因为没有复辟大毁灭的历史先例，其时尚无法深切体察。其时，天下民心对帝国大政的基本态势，仍然是春秋战国的价值法则：你果真高明，我便服你；你果真低能，我便弃你。始皇帝雄风烈烈大刀阔斧开天辟地大谋天下生计，谁都会看在眼里，好，帝国施政纵有小错，民也容忍了秦二世低能昏聩杀戮重臣，享乐与聚敛并发，大谬也，是可忍孰不可忍！在那个时代，没有漫长的忍耐与等待，没有基于种种未来与现实利益而生发的反复权衡，没有“臣罪当诛兮，天子圣明”的愚忠世风，没有“窃以为如何如何”的萎缩表达方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都是简单明了的。
轰然之间，社会直感立可爆发为巨大的社会风暴。
这便是社会土壤，这便是时代精神。
就历史事实说，始皇帝以战止战而一统天下，民众无疑是真诚地欢迎，真心地景仰。一个新政权堪堪立定，便致力于破解人身依附、取缔封地旧制、决通川防、修筑道路、消除边患、建立郡县、统一文字、统一交通、统一田畴等等天下生计作为。再加上帝国君臣上下同心，政风清廉，遵奉法度等等后世罕见的清明政风。历经春秋战国数百年锤炼的天下臣民，不可能没有分辨力，不可能不真诚地景仰这个巍巍然崛起的新帝国。唯其如此，天下臣民容忍了相对繁重的徭役，容忍了相对繁重的赋税，也容忍了种种庞大工程中夹杂的与民生无关的奢华工程，如拆毁六国都城而在咸阳北阪写放重建。甚或，也容忍了勤政奋发的始皇帝任用方士求仙采药而求长生不老的个人奢靡与盛大铺陈。
归根结底，人民是博大、明智而通达的。事实上，人民在期待着始皇帝政权的自我校正。毕竟，面对始皇帝这样一个不世出的伟大君主，人民宁可相信他是愿意宽政待民，且能够自我校正的。这种天下心态，虽非春秋战国时代的主流精神然却也是基本的复杂人性的活化事实，既是正常的，也是前世后世屡见不鲜的。
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君主不惜以累积民怨为代价而追求宏大功业，是极为常见的。这种君主，其归宿大体不外三途：其一，暮年自我校正，且能清醒善后，战国如秦昭王，后世如唐太宗；其二，有所悔悟而来不及自我校正，然却在生前能清醒善后，择贤君而立，故其弊端被后世继承者校正，后世汉武帝为此典型；其三，既来不及自我校正，又来不及清醒善后，骤然撒手而去，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导致巨大的颠覆性恶变。
无疑，始皇帝属于第三种情形。
始皇帝身后的恶性政变，既滑出了始皇帝的政治个性逻辑，又滑出了帝国法治的常态稳定性逻辑，本身便是一个历史罕见的偶然性。且作一条历史的延长线：若没有陈胜吴广的农民暴动及其引发的复辟恶潮，度过胡亥赵高的恶政之后，由子婴继位秦三世，帝国政治能否恢复平稳状态？应当说，答案是肯定的。果然如此，后世对秦政秦文明的评价又当如何？这一假设的意义，在于展现历史逻辑，在于清楚认识恶性政变并非因始皇帝时期的秦政而发，并不具有必然性。当然，秦帝国的法治并非高端文明时代的法治，其自身逻辑的历史展现力是相对脆弱的，其法治原点的高度集权性，具有足以破坏其稳定传承性的力量。法家学说之慎到派之所以注重对“势”的研究，盖出此因也。
于是，历史的逻辑在这里突然断裂了。
偶然的恶性政变，遭遇了深厚的历史传统。
强大的惯性力量，绞杀了本质上具有可变性的历史逻辑。
这便是秦帝国突然灭亡的历史本质。
……
伟大的秦帝国骤然消逝于历史的天宇，是中国文明史的一个巨大变数。
伟大的原生文明淡出高端文明视野，是中国文明史的一幕深刻悲剧。
沧海桑田，白云苍狗，我们民族的历史脚步在艰难泥泞中并未停歇。虽然，我们对那个伟大的帝国及那个伟大的时代，有着太多太深的误解，但是，我们毕竟在那个时代的光焰所照耀的旅程上走了过来。时空渐渐深邃，光焰渐渐暗淡。是历史的烟尘淤塞了遥远的文明之光，还是现实的纷扰遮蔽了我们的视野，抑或，我们已经飞入了历史的太空，再也不需要民族传统的根基？
蓦然回首，遥望帝国，一掬感动的热泪盈眶而出。
有哪一个时代，承受了无尽的指控，却依然坚实地支撑着她的后世子孙们！
跋 无极之外，复无极也
——孙皓晖
一
历经十六年案头跋涉，《大秦帝国》笔耕的主体工程终于告结了。
中国文明史的博大汪洋陵谷交错，及其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无数沟壑、黑洞与变形，使每个力图遨游其中的探索者都为之浩叹。当我以十六年时光，一叶扁舟潜入又浮出伟大的原生文明时代，蓦然回首，竟不知自己该说什么了。
慨当以慷，潮涌心头者，我族文明恒久不灭之精义也。
从洪水时代开始，我们民族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国家形式。从列强大争的春秋战国开始，我们的民族以将近六百年的艰难探索与烈烈奋争，开创了铁器时代特立独行的伟大文明体系，轰轰然进入了气象万千的帝国时代。这个伟大的帝国时代，是我们民族文明史的“加冠”之期。从伟大的秦帝国开始，我们的中华文明“冠剑及身”，进入了历史成熟期与曾经的最高峰。不管我们的文明脚步在后来的两千多年里有过何等曲折，那闪烁着亘古文华的标志性的高高秦冠，都永远地矗立在我们飞扬的黑发之间，那蓬勃着求变图存精神的铮铮秦剑，都恒常地渗透在我们沸腾的热血之中。我们的历史很久很久，我们的未来很长很长。“水之积也不厚，其负大舟也无力。”唯其根基深长，唯其累积深厚，唯其饱经沧桑，我们可再生，我们可负重，我们可远行。
我们的生命，与人类世界共久远。
我们的文明，与天地宇宙共始终。
庄子说得好，无极之外，复无极也。
中国文明与人类文明繁衍拓展而生生不息，宁非如此哉！
作为再现中国原生文明史的一部作品，《大秦帝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精神所催生的产物，绝不仅仅是我个人心血来潮、灵感涌动的结果。在我们这个时代曾经的十字路口，求变图存再次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抉择。我们曾经衣衫褴褛，我们曾经食不果腹，我们曾经内斗不休，我们曾经滑到了崩溃的边缘。积淀的文明激发我们求变，贫弱的境地催生我们图存，当此之时，在我们民族的文明历史中寻求启迪，召回我们曾经失落的魂灵，洗刷我们曾经品尝的耻辱，淘洗我们曾经泛滥的自卑，鼓荡我们曾经干瘪的底蕴，洗刷我们曾经有过的迷茫，遂成为连绵涌动的时代思潮。而在我们民族的漫长历程中，面临巨大深刻的历史转折而能奋然拓展出崭新文明的时代，只有我们民族的原生文明圣地——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于是，回望探索两千多年前那个“凡有血气，皆有争心”，以“求变图存”的“大争”精神创造新文明的伟大帝国时代，自然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心声。
不期然，我提起了笔，坐到了案头。
于是，有了始料不及的十六年耕耘，有了六部十一卷的《大秦帝国》。
二
在日每笔耕的十六年中，得到的各方关注与助益多多。
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已故的著名秦汉史专家、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林剑鸣先生。启耕之初，时任法律出版社社长的林先生对我的创作给予了极大关注，多次长谈，反复说及以文学艺术形式反映秦帝国时代的重大意义。林先生说，他很长时间以来，都在思索如何将繁难遥远的历史及其研究成果，以生动的文学艺术形式普及于社会大众，也尝试过历史小说这种形式。林先生拿出了他自己当时已经大体写成的战国历史小说《一代政商吕不韦》与我一起商讨。以林先生的学养与学术地位，能以历史小说的形式展现历史研究的成果，给我的震撼是巨大的。林先生烙在我心头最深的一句话是：“大秦帝国这一题材，其意义不亚于任何重大的当代题材。”1997年，林剑鸣先生于北京逝世，其时我正在大西北的黄河岸边蜗居笔耕，未能到林先生灵前一拜，诚为深重遗憾。
历经曲折，我还是选择了继续走完这段路。
我决意在已经完成一百三十六集文学剧本之后，重写历史小说。
只有历史小说这种形式，能够承载帝国时代极其丰厚鲜活的文明内涵。
由此，我进入了实际的自由职业状态。为了选择一个相对不受干扰的环境，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一个春天，我来到了海南。在老朋友曹锡仁、刘安、程鹏、周沂林，以及企业家王力先生的大力帮助下，我在海南居住了下来，开始了十余年的笔耕生涯。朋友们的帮助不仅仅是具体化的多方面的，还是有写作助益与精神助益的。凡此种种，无不使我时时铭感在心。尤其是锡仁老友，在剧本创作阶段为将其推上银屏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虽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然为《大秦帝国》电视剧的后期实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恒常念之。海南省委宣传部也给予了《大秦帝国》多方关注，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周文彰先生之关注与助益尤多，尤为感谢。
十多年中，我对几乎成为我第二故乡的海南，有了种种独特的理解与感受。在包括我在内的往昔之内地人眼里，这个弥漫着浓郁商品经济气息的海岛，是文化的沙漠，其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关系使之成为文化的坟场。然则，在深入其中的十多年里，我却深深感受到海南的包容、广阔与渗透于人际交往中的实际精神。没有虚妄，没有伪善，不宽容懒惰，不纵容矫情。无论是铺排奢华的酒店宴会，还是粗简惬意的路边大排档，纵情唏嘘面红耳赤之后，下次又是热烈坦诚的拥抱。无论是同事操业，还是人际交往，顾忌最少，羁绊最小，心结最淡，成见最浅。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你自身的努力。五湖四海都汇聚在这片美丽的海岛，竞争着，协同着，冲撞着，拥抱着，吵闹着，奔跑着，前进着。依稀之间，常常觉得这片海岛是某种战国精神遥远的折射，恍惚游离的种种影像之中，隐藏着我们这个时代最真切的追求与向往。一个北京朋友来到海南，坐在明亮得有些刺眼的阳光下，盯着在海风中婆娑的椰子树，惶惑地说，这树，绿得有些假。
我感喟万分，大笑不止。
这个纷纭的时代，真在哪里？假在何处？
真成假，假成真，我们的目光要多少历史的泪水来冲洗？
清晨的阳光下，当我徐步走在金黄雪白的沙滩，望着苍茫大海自由地长啸，将一腔郁闷与五脏六腑的污浊在吼啸中喷发出去的时候，每每感动不能自已。传说中的灵魂净化在哪里？宁非如此哉！
三
2001年，历史小说开始正式出版，出版界的朋友们使我感触良多。
在中国作协周明先生的推荐下，河南文艺出版社最先关注并追踪《大秦帝国》的写作。其时的杨贵才社长、蓝纪先责任编辑的发轫之功，我时时感念。尽管，我们曾经有过工作性质的分歧与冲突。此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邓本章总裁、王成法副总裁、王刘纯主任(出版业务部)、河南文艺出版社王幅明社长，上下共识凝聚社力，将《大秦帝国》作为河南出版界重点项目开发经营，其团体之勃勃生气令人感奋、铭刻难忘。世间万事在人，中原出版界之雄风新貌，令人刮目相看矣！
期间，长江文艺出版社周百义社长、方平副社长、刘学明社长(先后三任)，都对本书出版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亦使我难以忘怀。
尤其要说的，是责任编辑许华伟先生。
多年来，我之所以能够与河南文艺出版社并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保持紧密良好的合作关系，多赖许华伟之功。人言，责任编辑是出版社与作者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信哉斯言！华伟年轻坦诚，信守约定，朝气蓬勃且极具专业素养与职业精神，人与之交，如饮醇酒，如踏土地，厚重坦荡火热坚实，信任感不期而生，弥久愈坚。使我多有感喟者，是华伟所身体力行的那种当下编辑已经很少具有的独特的专业理念与实干精神。
以专业理念而言，华伟尊重作品，尊重作者，更尊重作品内容所体现的价值原则，始终本着“可改可不改者一律不改”的理念，从不对作品作无端删削与扭转，辄有改动，必征求作者意见。此点，对于一个极具鉴赏力与笔下功夫的责任编辑，实属难能可贵。
以实干精神而言，华伟不事空谈，极富负重苦做之心志。《大秦帝国》出版周期长，编辑工作量超大。期间，无论是座谈会议还是应急材料，抑或紧急编辑事务，华伟都是兢兢业业不舍昼夜，甚至拉上出版社的年轻人一起加班。本次全套推出，十一卷500万字全部重新编辑重新装帧，而时间只有短短三四个月。要在2008年3月底前各道程序工序全部走完，以在4月份的第l8届全国书市上全面推出，实在是一件繁重任务。面对艰难，华伟意气风发地笑称，要开始一次“编辑大战”。之后，华伟与美编刘运来等同事立即开始投入此战，周末亦极少休息。每每从电话中听到华伟在编辑室关于种种细节勘定的急迫声音，我都不期然生出一种感慨——如此自觉负重的职业精神与任事意志，何其可贵也！
四
还得说说全套出版与前四部修订的相关事宜。
首先，《大秦帝国》陆续出版发行以来，遇到的读者质询与专业非专业的评论多多。对所有这些评论、褒扬、质询、批评，我都衷心地表示真诚的感谢。人，生也有涯，知也无涯。面对我们民族的文明圣地，我无疑是极其“有涯”的。
我，感恩于那个激起我们强烈共鸣的伟大的原生文明时代。
我，感恩于所有能够关注与批评《大秦帝国》的读者朋友与专家师长。
本次全套十一卷出版，其中的第五、第六两部，是尚未出版印行的新书；前四部八卷，则是已经发行几年以上的。本次出版全套，并非已完部分与印行部分的简单合成，而是前四部修订本与最后两部新书的完整推出。就实际而言，六部十一卷是一套完整的新书。
本次前四部修订，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分别具体说明。
关于个别历史人物的错位。
读者质询的人物错位，主要在前三部的几个人物：第一部的荀子墨子，第二部的战国四大公子，第三部的廉颇。除了老墨子是涉嫌太晚，其余人物都是出现太早。这次我做了不同修订，大体是四种处置方式：
其一，甄别史料，依据学说传承确定重大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主要是商鞅师承何人？一种史料云：商鞅老师是尸佼，又云是学生。然则，传世的《尸子》全书，除了提出一个“宇宙”词根属创新之外，其政治理念全然是王道主张，与商鞅的纯正法家体系风马牛不相及。也就是说，尸子为商鞅老师，或为商鞅学生，皆无依据，皆不相宜。鉴别之下，此说可能为当时或后世之坊间传闻，不足信。故此，第一部商鞅故事尸子这个人物没有出现。在第五部魏国灭亡的进展中，有尸子后裔的故事，体现了我的鉴别与推论。
其二，错位人物置换，而思想留存。小说第一部有荀子与孟子的人性善恶论战。这次，荀子被置换了，论战保留了。毕竟，荀子之前的战国社会是酝酿产生性恶论的基础，不可能没有人涉及。
其三，修改人物出场年龄与关系，而不做人物改变。一是第三部中的廉颇，不再一出场便是老将，但廉颇的出场时间并没有改变。二是第二部中的战国四大公子，相对理顺了其与周围人物的关系，但四大公子仍然是第二部的风云人物。在这里，我选择了历史精神的真实，割舍了对散漫史实的刻板追求。
其四，对生卒年代模糊的人物不做变动，老墨子与墨家仍然在第一部体现。墨家以“兼爱”为基础理念的抗暴精神，是中国文明史最光辉的篇章之一。以墨家理念审视战国变法，既是艺术典型化的需要，也是历史哲学的需要，更是文明史价值审视的需要。仅仅以墨子“可能”死在此前(墨子生卒年代不详)的可能性考据，而牺牲其在艺术作品中再现的权利，是不可取的。
关于“有没有”的问题。
以历史小说形式展现原生文明时代，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是各种各样的“有没有”。小麦有没有？馒头有没有？包子有没有？锅盔有没有？毛笔有没有？绵布(丝绵)有没有？麻布有没有？棉布(棉花)有没有？床铺有没有？桌子椅子有没有？长剑有没有？长兵器有没有？地图有没有？战船有没有？大蒜有没有？小蒜有没有？大葱有没有？石碑有没有？果酒有没有？白酒有没有？苜蓿有没有？马镫有没有？女子冠礼有没有？某个成语有没有？某个词根有没有？某种药材有没有？某种礼仪有没有？某种蔬菜有没有？某条河流有没有？围棋黑白先后规则有没有？民众自由欢呼万岁有没有？等等等等，问题随时随地都可能迎面扑来。举凡日常物事，几乎都牵涉“有没有”问题。写其后时代，当然也有此类问题，但一定是少了许多。
就实说，事物之有没有，尚算相对简单。其中最繁难者，是语言中的词汇词根。先秦语言，是我们民族语言的根基。几乎十之七八的基本语汇，都在那个时代创造了出来。然则，随着漫漫历史，国人反倒陌生了诸多基本语汇的起源，对《大秦帝国》使用的诸多原生语汇，反倒生出一种质疑。譬如奴隶、人民、群众、和平、小康、国家、制度、革命、法官、法律、执一、介绍、身体、不二、大争、春秋、战国，等等等等，都是那时的语汇。
于是，从第四部开始，我对有可能“涉嫌”的主要词根与事物出典，皆作了注解，或借人物之口说明根源。在本次修订中，我对读者们通过各种途径所砸来的“砖头”，都以是否果真有据做出了相对合理的处置。虽然如此，仍然可能有尚未发现的错误，我仍然期待着种种纠错批评。
关于个别历史事件的有无问题。
《大秦帝国》中，重大的历史事件全部是真实的。只有第一部中的六国会盟分秦，是依据历史逻辑推定的。战国时代的山东六国会盟多多。倡明分秦宗旨的会盟，确实没有史料记载。然则，“六国卑秦，不与会盟，丑莫大焉”是秦孝公的刻骨铭心的仇恨。将秦国排除在外的六国会盟，能说一定不会有分割秦国的预谋？是以，六国会盟分秦不是全然的虚构，本次修订中也没有取缔这一引子事件。
历史文学作品，某种意义上如同推理破案，某种意义上又如化石复原。史料所呈现出来的，是既定的结局，是已经尘封且夹杂着诸多“破坏”的作案现场，是已经风干了的种种骨骼。历史小说的使命，是复活历史的脚步，是复原人物的血肉。为此，就要依据被史料记录下来的种种结局，依据被风干的种种骨骼，推演出活化的历史。活化是什么？就是在逻辑推定的基础上剔出其渗透异物，修补其曾经遭受的破坏，弥补其联结断点，复活其被风干的血肉。譬如，秦始皇没有皇后，秦二世也没有皇后，这是两千余年帝制中的唯一现象。为什么？背后的历史逻辑是什么？隐藏着什么样的冲突与事件？这些，是历史家无法完成的。在发现确证的史料之前，历史学家可以不理睬这个为什么，而只相信这个结论。而历史小说不能，既然有这个重大的“现场遗存”，就必须推演出其联结断点，复活导致这一“遗存”的种种过程，否则不是历史小说。其中，推定事件是必然的。推定得如何，则既有作者的历史想象力，又必须有历史逻辑的根基。
努力地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我是自觉的，也是问心无愧的。
面对那样一个神圣的时代，我有义务仔细甄别，我没有权利肆意虚构。
我追求历史精神的真实，也追求历史事实的基本真实。
肆意虚构，是对那个伟大时代的亵渎，是对我们文明圣地的亵渎。
五
最后，再说说两件相关事宜。
关于l996年的前三部文学剧本出版事。
1990年开始，我进入对《大秦帝国》的写作酝酿。当时深感电视历史正剧对民众的普遍影响，遂决意先以电视剧的艺术形式唤起社会对中国原生文明的关注。l993年秋，我开始进入文学剧本的写作，于1997年秋完成了一百三十六集文学剧本的写作，大体计约三百余万字。期间，1996年初，人民日报出版社拟议将已经成型的前三部文学剧本出版，我也赞同。由于种种原因，当年出版的作品形式不尽如人意。出版社与我，皆感未达预期，一致赞同不再印行，并停止此后改编。
2001年历史小说开始出版之后，多有读者误将l996年版的剧本改编出版物，等同于历史小说《大秦帝国》。虽然，我在网上已经作了说明，然误解依然常被提出。故此，在《大秦帝国》历史小说全六部十一卷完成之际，我对此事再度作以说明。同时，我申明：此后，我将不再以任何形式出版原先的文学剧本。
《马背诸侯》不再附于本版《大秦帝国》之后。
第一部序言中，我曾申明作为早秦历史展现的《马背诸侯》附于全书之后。
然则，随着写作与研究的进展，我对整个秦文明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深感原先计划的一个二十余万字的小长篇不可能肩负如此重任。这也是我开首说《大秦帝国》是主体部分告结，而不是全部告结的原因。1998年，我已经写出了《马背诸侯》的事件大纲并十余万字的初稿。后来，因全力以赴于主体工程，《马背诸侯》暂时搁置了。若等待其完成，再将《大秦帝国》完整推出，时日实在太久。
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写完帝国六部之后，我深感早秦历史隐藏着包括中国早期文明史与早期民族史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基本问题，其丰厚程度远非一个小长篇所能包容。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早秦部族是与大禹夏部族共同治水的远古功勋部族，在华夏文明的创造中起到了至为重要的奠基作用。如何展现洪水时代具有神话史诗特质的伟大历史，如何展现大禹大费大业几位无与伦比的英雄人物，如何展现秦部族在此后夏商周三代的传奇沉浮及再度崛起，绝非“赶活”心态所能写好的。
反复思忖，只有此后稍作喘息，再独立成篇了。
为此，我得向列位看官真诚地致以歉意，只能以此后依旧不失底气的作品，来报答看官们对原生文明时代的关注。
六
中国文明的发展是一个无极世界。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无极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