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看李皇后的背景。李皇后为淄州刺史李处耘的次女，宋太宗即位后才入宫，无缘参与之前诸多复杂而微妙的权力争斗。李氏先是被封为贵妃，六年后立为皇后。李氏自己曾有一个儿子，但早早夭折，之后一直无子。史载李皇后“性恭谨庄肃，抚育诸子及嫔御甚厚”，意思是李皇后为人宽厚，不仅对待宋太宗的儿子们很好，而且与后宫的众嫔妃也相处融洽。这样一位难得的宅心仁厚的好皇后，怎么会突然与宦官王继恩勾结，预备废除太子赵恒，而改立一直被皇室认为得了癫狂症的赵元佐呢？
显然，赵元佐并没有真的得癫狂症，时人都清楚这一点。李皇后本人也相当偏爱赵元佐，但她长年身处大内深宫，也没有能力左右政局，根源应该还是在王继恩身上。
按正史记载，早在赵恒被立为太子之前，心腹潘阆就劝王继恩说：“寿王（赵恒当时封寿王）自认为他一定会被立为皇太子，假如事成，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寿王也不会感激我们；如果我们推荐本来不当立的皇子当上太子，新君继位后，肯定感激我们的拥戴之功，这样才对我们有利。”王继恩深以为然。尽管后来赵恒被是立为太子，王继恩也仗着宋太宗的宠信，多方构陷。
潘阆，字逍遥，又号逍遥子，大名（今河北大名）人。为人狂放自傲，不屑于参加科举考试，最初以卖药为生。王禹偁《寄潘阆处士》描写他说：“烂醉狂歌出上都，秋风时节忆鲈鱼。江城卖药长将鹤，古寺看碑不下驴。一片野心云出岫，几茎吟发雪侵梳。算应冷笑文场客，岁岁求人荐《子虚》。”至道元年（995年），经王继恩推荐，宋太宗召对潘阆，颇为满意，赐进士第，授四门国子博士。潘阆为王继恩所举荐，自然感恩戴德，从此成为王继恩的亲信。
然而，王继恩已经是两朝元老，在宋太宗一朝权势更是达到了顶峰，风头无人能及。作为一个宦官，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已经是垂暮之年的他，为什么要再一次以身犯险，置身于稍有不慎、就有杀身之祸的宫廷斗争中呢？显然，这其中不仅仅是潘阆所说的拥戴之功那么简单。
除了宋太宗本人，王继恩应该是最清楚当年斧声烛影真相的人了。他在关键时刻违背了宋太祖皇后宋氏的旨意，从而直接导致了皇位继承人的变更。后来赵德昭、赵德芳和赵廷美相继死去，宋皇后也备受冷遇，先是被迁到西宫，之后又被迁到东宫，在落寞中死去后，而且没有以皇后的礼仪下葬。这其中的种种曲折，种种风波，王继恩都看在了眼中，没有人比他更明白其中的内幕和蕴义。如此一来，他的内心显然不能风平浪静，也无法安稳地坐享荣华富贵。也只有如此，才能解释他为什么会站在同情赵廷美的赵元佐一边。也许他认为只有赵元佐上台，才最可能对宋太祖的子孙做出补偿。此时的王继恩，已经是花甲之年，已经达到了旁人不能企及的巅峰，所以，他甘冒生命危险参与废除太子的行动，只能充分证明他对曾经的一些作为有懊悔之心。而他两次参与皇帝继立的截然不同的态度，更加证明了宋太宗得位之不正。
王继恩敢于以宦官身份参与废立大事，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太子赵恒的势力相当弱。这也是宋太宗觉得自己身体将要不行了的时候，匆忙扶吕端上马任相的主要原因。事实确实证明，吕端此人小事糊涂，大事一点都不含糊。
宋太宗病危时，吕端进宫探望病情，发现太子赵恒不在宋太宗旁边伺候，当即就起了疑心，担心宫中有变。于是，他用毛笔在笏板上写了两个大字“大渐”，意思是皇帝病危，派亲信紧急送给太子赵恒，让太子进宫侍奉宋太宗。然而，时隔不久，宋太宗就驾崩西去，结束了叱咤风云的一生。这时候，王继恩进来对吕端说：“李皇后召见宰相，请宰相速到中书，商议该由谁继位。”
［注：前面在《斧声烛影》中已经提过，宋朝相权大为降低，虽然也沿袭唐制，有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但门下、尚书均移到皇宫外，只有中书在皇宫内办公，称政事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