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宋制，皇帝每天都要临御垂拱殿，还要在文德殿正衙接见文武百官，称为“常参”；五天一次在崇德殿或者垂拱殿接见群臣，称做“起居”。宋朝立国以来，还没有出现过太后临朝，无章可循，这就给大臣们出了个难题：形势上到底怎么安排？王曾建议仿照东汉故例，刘后与皇帝五日一朝，刘后坐左，幼帝坐右，至承明殿垂帘听政。丁谓一心想要擅权，不让其他重臣预闻机要政令，暗中通过宦官雷允恭请刘后直接颁布了一道诏书：“皇帝每月初一、十五两日上朝见群臣；大事由皇太后召集宰相们共同商议处置；日常军政则由雷允恭代为转奏皇太后，由皇太后签署处理意见。”这样一来，皇帝和皇太后不相联系，权柄都被宦官雷允恭把握。王曾对这样的安排十分焦虑，可是也无可奈何。
垂帘后不久，刘娥发现丁谓与雷允恭勾结起来，经常欺上瞒下，甚至有挟持自己的意思，自然大为不满。
机会很快就来了。雷允恭未经刘后首肯便擅移宋真宗陵寝地穴，正巧所移的方位是个泉眼，是风水中的“绝地”。此事被王曾揭发出来。王曾一石二鸟，还捎带上了丁谓，说丁谓对雷允恭有意护庇，二人“包藏祸心，欲置皇堂于绝地”。丁谓得知消息后大惊失色，连忙跑到刘娥垂帘听政的地方为自己辩护。正当他说得滔滔不绝的时候，内侍却卷起了帘子，说：“相公在和谁说话呢？太后早就走了。”显然，不论丁谓有错没错，刘娥已经决定趁这个机会铲除掉丁谓一伙人，所以，连辩护都懒得听了。不久，雷允恭被诛杀，丁谓则被罢相贬谪。
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丁谓被贬到崖州（今海南），要经过寇准被贬的雷州。听说丁谓要来后，寇准的家仆打算为寇准报仇。寇准就将这些家仆锁在房间里，放任他们赌博，另外派人携带一只蒸羊去送给丁谓。一直等到丁谓走了，寇准才将家仆们放出。
雷州气候恶劣，生活艰难，寇准身体很快垮下来。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寇准在忧愤中病逝，时年六十二岁。此时，宋仁宗刚刚即位不久，改寇准为衡州（今湖南衡阳）司马。然而，圣旨到时，寇准已经死去。
寇准死后，因家无余财，其妻宋氏（宋太祖开宝皇后的幼妹）入宫启奏，请求朝廷拨款，以从雷州搬运寇准灵柩回故土安葬。结果，朝廷给予的拨款仅够运灵柩到宋氏住地洛阳，根本不够运回寇准故乡下邽（陕西渭南）。当时朝政大权都在刘娥手中，这显然是刘娥故意所为，表明她仍然不忘当年寇准大公无私惩治刘氏宗族之仇。一直到寇准去世十一年后，刘娥病死，宋仁宗得以亲政，才下旨准寇准归葬故土，并为寇准昭雪，下诏复寇准官爵，追赠中书令、莱国公。宋仁宗还诏命翰林学士孙抃为寇准撰神道碑，并亲笔题“旌忠”二字为碑额，立于寇准墓前。皇帝亲自题写碑额，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荣耀，由此也总算对寇准几起几落的一生做出了肯定。
前面讲过刘娥对自己家的亲属大力提拔，但她却严防朝臣结党营私，为此，她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宋真宗下葬后，刘后满怀感情地左右大臣说：“国家多难，多亏诸公同心协力地匡助，才能有今日。眼下大行皇帝的丧事已经完毕，诸位可以将子孙亲属的姓名都开具给我，我要尽数推恩录用，共沐皇恩。”大臣们信以为真，纷纷将自己能想到的亲戚名字都一个不漏地报了上去。刘娥便将这些名字列成图表，贴到寝宫墙上，每逢大臣推荐官员的时候，她都要先去核对墙上的图表，只有榜上无名者才能得到升迁的机会。刘娥用这种方法来避免大臣任人唯亲，形成强大的个人势力。
难得的是，刘娥将喧嚣一时的“天书”作为随葬品一起埋入宋真宗的永定陵（今河南浚县西南），总算结束长达十余年的“天书奇谈”，还停止了宋真宗晚年推崇道教的宗教活动。刘后掌权期间，成都富商还印制了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再讲宋仁宗生母李氏的结局。宋真宗死后，刘娥封李氏为顺容，从守宋真宗的永定陵。这样，李氏就被彻底地赶出了京城，再也无缘与亲生儿子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