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昌知道金人一旦北归，自己便大势已去，很是恼火，因此而责怪吕好问。吕好问回答说；“相公对天下人说，忍辱负重屈节金人蹑位登基，事出无奈，而今金人既去，相公应徐图后举。相公请三思，过去大臣劝进，人心所向都是慑于金人的暴虐。现在金人已去，相公如何能威风依旧。如今康王是皇室后裔，领兵居外，众所归心，为什么相公您不拥戴康王？为今之计，应迎归元祐皇后，并请康王正位，庶获保全。”监察御史马伸也请求奉迎康王赵构为帝。
这里要提一句，此时在张邦昌的傀儡朝廷中，宋臣大致可分两派，一派是真正的投降派，如王时雍之流，想通过拥立张邦昌取得富贵；另一派是假意的投降派，是假汉奸，以吕好问为代表，想通过立张邦昌来促使金军退兵。最典型的佐证便是，吕好问行文均称“靖康二年”，根本就不提张邦昌的“大楚”年号。
即使是真正的投降派，也对张邦昌无信心，因为宋朝在南方还有大量军队，正向东京集结。张邦昌权衡利弊下，决定听从吕好问的建议。但另一宰相王时雍为了自身利益，坚决反对说：“而今已是骑虎难下，相公应深思熟虑、方作定择，以免来日后悔莫及。”宰相徐秉哲也赞同王时雍的意见。
此时，各路“勤王”兵马纷纷开往开封，公然声称要讨伐张邦昌。张邦昌不愿意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没有听从王时雍之流的建议，立即派人迎宋哲宗废后孟氏（元祐皇后）为宋太后，入御延福宫。又派蒋师愈带信去见康王赵构，自陈说：“邦昌勉循金人拥戴，是想权宜一时以救国难，绝无其他企图！邦昌得知二帝蒙尘，哀号欲绝，以身投地欲殉家国，绝而复醒，金人却不肯收回成命，实在是口舌难争，邦昌又以首触柱速求一死，无奈金人昼夜监守，求死不能……忽然城中百官联名劝进，推邦昌为主以求自免。倘使邦昌手中有甲兵，一定与大金抗争到底！邦昌本不想忍辱偷生，只为百官劝谓：势已至此，虽死不能使二帝回迁，只有从权金人，才可保全宗室社稷，以谋后留。若坚持一节而死，一定连累二帝，怎么称得上是忠臣呢？本来邦昌身为宇辅，世代承恩，主上蒙辱而不能死节，还有何面目见天下黎民！然而念及复兴之计，实在不忍心一死而置家国不顾！”他在这封书信中一再强调说，当时他如果不称帝，金兵就要屠城，以此来为自己辩护。
随后，张邦昌派使官奉车驾、衣物以及其他御用之物去南京进献给康王赵构，又请元祐皇后孟氏垂帘听政，自己以太宰的身份退处资善堂。至此，张邦昌的大楚政权正式结束，前后共历三十三天。
元祐皇后孟氏随即以宋太后的名义发布诏书，命康王赵构即位。张邦昌自己不久也赶到南京（今河南商丘），拜见康王赵构。他匍匐在赵构面前，伏地恸哭，自谓“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权宜一时以纾国难也，敢有他乎”，请求赵构赐其死罪。赵构好言相慰，答应免他死罪。
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初一，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称帝，是为宋高宗，改年号建炎，史称“南宋”。之后，宋高宗封张邦昌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参决大事、不久又擢为太傅，位跻三公。
宋高宗之所以不处罚张邦昌，一是因为二人当初同在金营为人质，有过共患难的经历；二是宋高宗本人的政治主张跟张邦昌并无区别，都是力主投降的主儿，这也是为什么宋高宗后来会重用另一投降派秦桧的根本原因。据一些野史记载说，张邦昌能避免被新皇帝追究责任，还因为他暗中使了美人计，将自己美丽动人的义女献给了宋高宗。“狐媚偏能惑主”，张邦昌有国丈之尊，宋高宗自然不能如何了。
本来，张邦昌就此平安无事了，如果不出意外，应该还能得到更大的重用。然而，主战派李纲拜相后，首先以“十议”上奏，其中二议为“僭逆”和“伪命”，坚决要求宋高宗处罚叛臣，张邦昌自然是首当其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