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元军加紧围攻襄、樊，宋将范文虎曾率军督运粮饷输之襄阳，但为蒙古军所败，范文虎干脆弃战船、辎重而去。
咸淳八年（1272年）五月，李庭芝屯驻在郢州（今湖北钟祥）。他见元军将襄阳围困得如铁桶般，宋援军难以靠近，便想另寻他法。经过探访，李庭芝得知襄阳西北有条清泥河，便想派军便衣乘船入援襄阳。经过一番准备，造了一百多艘轻舟，并招募到三千民兵。民兵领袖张顺（绰号矮张）、张贵（绰号竹园张）乘船领先，顺流而下。元舟军封锁江口，张顺等斩断元军设下的铁链、木筏，转战百二十里，黎明时分终于到达襄阳城下。然而收军时，却不见了张顺。数天后，才见到张顺尸体从河中浮起，身上中六箭，手中仍然紧握弓箭，见者无不动容，吕文焕特以隆重之礼安葬。
张贵领民兵入援襄阳成功后，又派能伏水的战士二人，泅水去范文虎处投书，约定自郢州发兵夹击。吕文焕、张贵到期发舟出战，但范文虎失约，郢州兵没有来。张贵孤军作战，误认元兵为郢州兵，到了近前才仓速应战，身被数十创，战败被俘。阿术劝张贵投降，张贵不屈而被杀。元兵将他的尸体抬到襄阳城下，守兵皆哭。吕文焕将他葬在张顺墓旁，立双庙祭祀。
襄阳被围四年有余，粮食吃尽，民力殆尽，城中军民不得已，发展到以小孩之肉为食、以人骨为薪的悲惨地步，实际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吕文焕每次巡视城楼，都南望恸哭。范文虎自己援襄无功，又掣肘李庭芝，使其援襄终未能有所作为。襄樊危急，临安城内的权臣们却天天酒醉神迷、歌舞升平，“论功周、召，粉饰太平”（陈世隆《随隐漫录 卷二》），正应了前人所谓的“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幼歌舞”。当时有个姓杨的佥判（幕职官），耳闻襄樊前线的惨况，目睹临安贾似道权奸当路，拍案而起，作了一首《一剪梅》道：
襄樊四载弄干戈，不见渔歌，不见樵歌。
试问如今事若何？
金也消磨，谷也消磨。
《柘枝》不用舞婆娑，丑也能多，恶也能多！
朱门日日买朱娥。
军事如何？民事如何？
以事实发话，直斥贾似道等权奸。
贾似道不但不发兵救援，还不准别人谈及前线的战争。有一天，宋度宗突然问：“襄阳之围已三年矣，奈何？”贾似道说：“北兵已退，陛下何从得此言？”宋度宗说：“一个宫女这么讲的。”贾似道立即探出那宫女的名字，用别的罪状把她逮捕，囚死于监狱。此后，前线战事虽越来越危急，无人敢告诉宋度宗。
咸淳九年（1273年），襄樊被围第六年。张弘范又向阿术建策，截断江道，断绝宋军外援，切断襄阳和樊城之间的交通，这样，两城将会孤立无援。樊城与襄阳隔汉水相望，唇齿相依。咸淳中，宋军植木江中，联以铁索，架造浮梁，互为声援，共同坚守。两城相依互存，蒙军围攻四、五年之久，一直未能破城。
阿术、刘整听从张弘范的建议，派军断木沉索、焚毁浮桥，断绝了樊城与襄阳的联系，放火烧毁了襄阳江岸宋军的战船。随后，元军在用回人亦思马因所造的巨炮攻樊城。这巨炮就是后世所称的“襄阳炮”，实为巨型发石机，威力巨大，一炮便能轰碎城楼，声如百万霹雳俱发，樊城终被攻破。宋将范天顺力战不屈，上吊自杀而死。宋将牛富与元兵进行巷战，身负重伤，投火自尽。樊城陷落后，襄阳如唇之亡齿，果然不攻自破。
樊城破后，襄阳已经陷于内无力自守、外无兵入援的困境。自咸淳三年（1267年）冬襄阳被围以来，守将吕文焕数次派人向宋廷告急，权相贾似道均不以为意。城中宋军多次突围不得，李庭芝督师援襄亦告失败。这对城内宋军军心打击很大。阿术一面派人用巨炮攻襄阳，动摇城中人心，一面派人入城招降。元将阿里海涯更是亲自到襄阳城南门下，宣读元世祖的招降诏书，许以高官厚禄。吕文焕见大势已去，终于举城投降。与吕文焕同守襄阳的荆湖都统范天顺自缢殉难。襄阳坚守五年后，终于失陷。襄阳降后，宋沿江诸城随风而降，为元军进攻宋之腹地敞开了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