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翠平不语，余则成心中也很不是滋味。相处两年多来，他们几乎没有过快乐的时候，这可不像是革命同志之间的友谊，然而这又是事实。他提着行李走到门口说：“我要走啦！”
此一去就是生离死别。他心中清楚得很，那份情报一旦送出去，郑洞国的兵团便断无逃生之路。在相互厮杀的百万军中，他每时每刻都有被杀死的可能。不过，如果他回不来，对翠平倒可能是个解脱，因为她终于完成了任务，而且带着良好的评语，她可以回到熟悉的环境和战友们中间，到那个时候，她也许能找到快乐，至少比与他相处要快乐得多。
他又说了一遍：“我走啦。”
这时，翠平突然说：“跟你在一起住了两年，我已经没法再回去嫁人了，你一定要回来！”
这是翠平第一次对他提出私人的要求，他无法形容自己此刻是个什么心情，只好实话实说：“我很难再回来了，送出情报之后，你还是回游击队去吧。”
他知道这些话过于决绝，但是他更知道不应该给翠平留下太多的期望，即使他此去九死一生活着回来，他也给不了翠平幸福，而他自己则会更不幸福。
三十多年之后，余则成为了庆祝自己终于被摘掉军统特务的帽子，便炖了一锅牛肉头儿请一个名叫龙一的忘年之交一起吃饭，并给他讲述了这段往事。龙一问：“翠平后来怎么样了？”余则成摇摇头说：“５０年代初我就曾回来找过她几次，没有她的任何消息。”龙一问：“那份情报送出去了吗？”余则成说：“情报起了关键作用，但翠平当天便失踪了，一起失踪的还有老马。”龙一猛地一拍脑门，自作聪明地安慰他说：“她会不会见你不要她，就另外嫁人过小日子去了？”
余则成却说：“不会的，一定是她送完情报后被老马追踪，抓捕时她拉响了手雷，那只手雷威力极大，足以让三五个人消失得无影无踪。”
贰 长征食谱
不论团长对我讲道理还是发火下命令，我私下里仍然坚信－－抡炒勺的厨师永远也成不了英雄。
刚刚进入草地没多久，团长又把我从战斗员改为炊事员，为此我后悔参加工农红军时说了实话。如果当初我不说自己是厨师的助手，而说是机关枪手的助手，去年在湘江我就有机会顶替牺牲的机关枪手，说不定早已经当上了英雄。然而，团长的命令必须得服从，这是纪律，不能违抗，尽管他只比我大一岁。
我将那口熟悉的紫铜大锅重新捆扎整齐，又向沉没在泥潭中的前任炊事员行了个军礼，这才踢着脚下的黑水和乱草上路了－－今天是我十八岁的生日，心情很糟糕。
白天已经下过两场大雨和一场雨夹雪，到傍晚宿营的时候，原本混沌的天空又凝结成一团团翻滚不停的黑云，像一群凶猛的食肉动物在天上追踪着我们。先头部队为我们在宿营地插了块木牌，说明草地里的黑水有毒，不能饮用。我和老吕两个人抬着铜锅去寻找有水流的地方，路很远，很难走，但也让我有机会采了半锅鸭舌草和扫帚菜的嫩芽。老吕说要是有芝麻酱拌一拌，这东西必定好吃。
老吕虽是指挥员，却喜欢帮我干活，只是他饿得太快，吃得也多，以至于让人怀疑他贪吃得有些自私。但是我知道他一定是病了，而且很可能是那种难缠的消渴症。我们现在连盐都没有，不可能有药给他治病，于是我随手摘了一把变老发黄的大巢菜掖在腰里，打算先给他消了身上的浮肿再说。
天很快就黑了下来，剃刀般锋利的冷风在草尖上飞驰，形如猛兽的乌云紧逼到我们的额头上，深约半尺的毒水也攒起钢针在我们的脚踝上雕刻－－大军宿营了。
战士们三五成群聚到一处，背靠着背，将步枪横在大腿和小腹之间，双手抱住小腿，屁股浸在毒水中，下巴放在膝盖上，或是吃干粮，或是打瞌睡。从远处看上去，他们很像是一大群迁徙途中的动物，饥饿、劳累，但目标明确，意志坚定。
我发现队伍中没有人生火。在这片被毒水浸透泡软的草地上，即使是干柴也很难点燃，战士们吃炒青稞的吃出一嘴黑胡子，吃炒面的吃出一嘴白胡子，连口热水也没有。
我找到了一块高出水面的草墩，支好木棍，吊起紫铜大锅，再将紫铜锅盖垫在汪着水的草根上，解下随身携带的干树枝，在锅盖上生起火来。周围的战士们为我的急中生智鼓掌，每个人都往锅里添一捧青稞麦或青稞面，往锅下添一两根依照命令带进草地的干柴。然后大家脸朝外围成一圈蹲下来，为那一小堆半明半灭的篝火挡风，同时也可以让湿透了的脊背感受到几分热气。
老吕突然望了望天说：“这会儿可千万别下雨。”周围的战士闻听此言齐声叫道：“大胆！”
红军战士不迷信，但老吕预言灾祸的本领实在是太高了，大家不得不小心提防他的口无遮拦。果然，天上的“猛兽”被老吕惊动了，不仅倒下大片的雨水，还吐出无数核桃大小的冰雹。但战士们并没有慌张，他们整齐地掉转身子，摘下斗笠，解开油布，给这一小堆篝火搭起了帐篷。我也脱下身上的羊毛袍子紧紧盖住铜锅，然后与大家一起静静地等待锅中响起悦耳的水声。
木柴太少，水最终也没能烧开，但雨却停了。这时，后边的队伍也赶到了宿营地，所有人都羡慕地望着我们这口冒着热气的大锅，口中不住地赞道：“看看人家的本事！”于是我心中的委屈减轻了许多。
我把第一勺菜粥打给老吕，最后也是最稠的一勺当然是我的，但我也给了他。他是生病的战斗员，我是炊事员，在红军中只有这么一点差别。
为大家分食的时候，我好心地拦住了一位牵毛驴的老者，赠给他稀粥一杯。我虽然从未见过他，但我听说过他那条用破军旗改制的红裤子，也听说过他的这头著名的小毛驴。老者向我连声道谢，喝粥的声音赛过雷鸣，然后他从自己的干粮袋里抖出一截青稞面撒在锅中，笑着说：“老夫今晚可谓施施然鼓腹而游了。”
“这老爷子，有驴不骑，好骨气！好英雄！”老吕在一边感叹，并且小心地选择没有害处的词句，免得因为出言不逊而挨了战友的拳头。
像这位老者一样，在我们的队伍中流传着许多受人尊敬的名字。几个月前，在泸定桥爬铁索的战士们中间，活下来的十八个人我一个也不认得，但死去的四位战友的名字我们却知道得清清楚楚；还有一位妇女，据说参加红军时大字不识一个，但在金沙江边，我亲眼见到她蹲在地上草拟各部队分批渡江的命令，已经成为一名干练而有文化的指挥员了；再有就是像方才那位掉光了牙齿的老者，他只要坚持活下去，这件事本身就是英雄业绩……
他们都是英雄，他们的名字像古代英雄的名字一样被人传颂，然而，我却没有机会成为英雄，身边这口该死的大铜锅就是我成为英雄的最大障碍。
八年前我刚刚拜师学艺的时候，我师傅常常对我说：“好好忍着吧小子，厨子的本事都在锅里，只要离开灶台你就连狗屁也不是。”我不相信他这话，参加红军之后便想离开我师傅，离开这口大铜锅，但一直没能找到机会。大队红军离开江西进入湖南，越往西走口味越辣，很快便传出“不吃辣椒不革命”的口号。随着补充的湖南战士越来越多，大家越发强烈地要求吃辣。这让我那位在京津两地大名鼎鼎的药膳师傅很是不满，便总是把烧辣椒的活儿派给我，还不住地在团长面前夸赞我多么积极能干，多么不怕苦不怕累，生怕我丢下炒勺拿起枪，留下他一个人去对付那些“能毒死活人的”湖南辣椒。
说实话，我从来也没喜欢过我师傅。他带着我跟随一位国民党的师长从北京来到福建，他拿很大的工钱，而我却只管剩饭。被俘后我参加了红军，他拿了回家的路费却没走，说要报答红军的不杀之恩，硬是把自己算作雇来的火夫，每天拿两角大洋的工钱给我们团烧饭，而且仍然算作是我的师傅。从江西出发以后，红军给雇来的挑工每天半块大洋，我师傅便也跟着涨了工钱。
我知道他为什么不肯回家，那是因为他得罪了一个青帮头子，回去只有死路一条，这才撒谎留下来。我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团长，团长却只是笑了笑，说过个一年半载他就会变好的，你根本就不用心急。
我不信他会变好，至少到了遵义之后他还是老样子。因为正赶上春节，而且这是红军离开江西之后的第一次休整，上级便给每个战士发了一套新军装，还发了好几块大洋，让大家给自己添置日用品。当时红军没收了军阀王家烈的盐行，把盐免费分发给贫苦百姓，也卖给红军战士，一元大洋可买七斤白盐，便宜得很。战士们买了盐之后可以在路上用，还可以当钱花。
但是我师傅没有买盐，他买了更值钱却被红军明令禁止的东西－－鸦片烟。这里的烟土很便宜，后来到了云南更便宜，一元大洋就可以买半斤最好的“云土”，只要能运出云贵两省，这些烟土就会非常值钱。刚刚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我们在路边小店的门板上就看到了收购烟土的牌子，上边写着“上等云土，每斤大洋十二元”。当然了，我师傅贩烟发财的美梦最终也没能实现，在龙街渡口过江的时候，团长在船上很客气地跟我师傅商量。我没听到他们谈的是什么，但我师傅最终还是将他私藏在行李中的两颗柚子大小的“云土”抛入江中。过江后我师傅因为破财而心痛，却又不敢向团长发作，便狠命地拿《汤头歌诀》来为难我。好在这是学习药膳的基本功，从学徒开始我就背诵这些东西，根本就没当回事。他见一点也难不住我，便越发地生起闷气来。
想到《汤头歌诀》，我便又想到老吕。吃过那两勺菜粥之后，老吕蹲在锅边睡了。他的病很严重，身上浮肿得厉害，面皮光亮，在额头上一按就会陷下去枣大的坑，这是消渴症加上营养不良造成的。消渴症多食易饥，营养不良更要多吃好东西，但是我没有吃食给他。
再摸摸身上，我摸到了我的宝库－－一只铁皮的白金龙香烟罐，里边有大约半两白盐、四五粒冰糖、两根人参须子、三只辣椒、一小片燧石和小半瓶云南白药，这是我留给自己救命的。除了人参之外，其他东西老吕都用不上，而且我也绝不能给他吃冰糖－－对于消渴症来说，糖就如同毒药。
锅盖上的那一小堆火早便熄了。我将紫铜大锅刷洗干净，又在锅盖上点起火来，然后将大巢菜折成寸段，放在搪瓷茶杯里煮，同时口中念念有词，以驱除眼皮上纠缠不去的“睡魔”。
“消渴方中花粉连，藕汁地汁牛乳研；或加姜蜜为膏服……”嘴里念着《汤头歌诀》，我的心中却想，离开遵义的时候，我哪怕买一点黄连带在身上也好。只是，老吕是在过了大雪山之后才编入我们团的，我在遵义不可能预见到会结识患消渴症的战友。在那个时候，清热利便的黄连对于营养不良的红军毫无用处，有那闲钱倒不如抢购几块冰糖带在身上，或是去吃一碗正宗的川味回锅肉来得实惠。
大巢菜这东西虽然药性不强，但医治消渴和浮肿毕竟对症。汤药煮好后，我从宝库中捻了一粒白盐放进去，这样可以给他增加些力气。我还不准备动用人参，因为在后边的日子里也许当真会有战友或是我自己需要它来“吊命”。况且，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将近一个月没吃到盐了，此时此刻，一粒盐也许能救一条命，而我却刚刚为了老吕的“病”花费了“一条命”。
第二天早上老吕解了两次大便，很稀，不臭，尿得也很多，脸上的皮肤不再亮得“吹弹可破”，人也精神了，看来昨晚的汤药当真有用。
鸟都不见啦，这可不是好兆头！老吕又在预言灾祸，结果惹来大家一阵笑骂。
然而，灾祸还是被他言中了。部队开拔没走出多远，便进入了一片大水之中，水深处能没腰，浅处也足有一尺，浓密的矮草都看不见了，只余下高秆植物将尖梢向我们招摇。
又起风了。大风吹过水面，居然起了一层层的矮浪。在这里没有脚迹，也没有路标，我们只能根据惨淡的天光指引，径直向北走。走出去三十多里，水仍然很大，也看不到前边部队的踪迹，反倒是每天照例要来的雨雪冰雹没有忘记追上来折磨我们。
在这片大水中行走，累倒不怕，可怕的是我们很快就感觉饿了。战士们从干粮袋里掏粮食吃，每个人都把自己吃得不是黑胡子就是白胡子。成百上千长着黑白胡子的人马，看上去相当壮观。
有青稞面吃的战士应该会感觉好一点，反正干粮袋早就被雨水打湿了，抓出面团涂得满脸都是，吃起来倒也不困难。他们唯一需要当心的是万万不能跌跤，倘若一跤跌进毒水里，面粉被毒水浸湿，那时候丢掉可惜，吃下去却会肚子胀痛。昨天夜里有些战士中了这种毒，上吐下泻，腹痛难当，等到早上大队出发时，已经有几名中毒太深的战友因为虚脱而牺牲了。团长说，他们这是用最宝贵的生命为大家证实了毒水的可怕。
吃整粒青稞麦的战士就有些为难了，他们同样也担心干粮袋掉进毒水里以至于挨饿，但比起挨饿来，嚼碎青稞麦的痛苦或许会更大些。我每当看到他们伸直僵硬的脖子，腮骨横突，将颊上干枯的脸皮支起一个尖锐的棱角，牙齿磨得格格作响，却半天不见咽下去一口，便知道这位战士的青稞麦必定是被雨淋湿了。浸过水的青稞麦如同一粒粒胶皮小球，牙齿想要逮住它尚且不易，更何况要将它磨碎。如果不将它们嚼碎，整粒吞咽对战士们毫无用处，半天过后这些青稞麦又会被原模原样地屙出来，其中的养分一点也没能吸收。
如果我师傅还在，也许他会有更好的办法解决吃青稞麦的困难。若论处理食材，我师傅确实很有办法。过大凉山的时候，我师傅连同十几名火夫被不明真相的彝民虏入山中。他虽然害怕，倒是没有慌张，反而烧了口大锅，将私藏的桂皮、大料、豆蔻、沙仁拿出来，然后又是盐又是酱，给虏获他们的彝民炖了一大锅香飘数里的山猪肉。众彝民大饱口福，舍不得杀他，便将他藏在山洞中。等到红军与彝民首领歃血为盟，团长带兵前去解救他们时，彝民仍然不想放他回来，最后还是团长给彝民首领送上许多白盐，又送了两支旧步枪，这才将我师傅他们换回来。
回到军中，我师傅一见团长便跪下磕头，口口声声称团长为重生父母再造爹娘，但私下里他也很是为自己在彝民山寨中的聪明机智大吹大擂了一番。不过，从那以后他好像是能够理解红军战士的品德了，但自私自利的性情却没有改。
为了这件事，团长特地对我说：“你要相信红军教育人培养人的本领，就算是你师傅这样的人，跟得我们久了，或许有一天也会变成英雄。”
我师傅不像早先那么坏了这是事实，但要让我相信他会变成英雄，我确实无法想象。他是“勤行”当中坏毛病最多的掌勺厨子，即使是为主顾烧一条贵重的大鱼，他也常会从鱼嘴里伸进筷子去偷吃鱼肚子里的肉。所以说，我不相信团长说的他也能够变成英雄那番话。不想，日后证明，我对我师傅看走了眼。
大军翻越夹金山是我们进入草地之前最艰难的考验之一，上山的路长达四五十里，而且山上每到午后必定准时刮来一场大风雪。我们从云南转入四川时是暑热的夏天，战士们早便将破烂的棉衣丢弃了，身上只有单衣。而且红军中多数都是南方人，他们的祖先向上历数几代也都未曾见过雪，所以对雪山的可怕既没有感到畏惧，也没有充分的准备。倒是当我听说大军可能会进入寒冷的康藏地区，便在解救我师傅的时候，用在遵义买的白盐和彝民们交换了一件他们自织的羊毛袍子。我是北方人，深知严寒有多么可怕，而且比南方人更怕冷。
为了对付山上的寒冷，各连队的炊事员都在山脚下烧鲜姜辣椒水给战士们喝。大家当时都很有信心，说是山上再冷，走快些身上自然也就热了，不怕。当时我也是这么想，但走到半山腰时我才发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越往上走，我就感觉脖子像是被“套白狼”的贼人用绳子勒得紧紧的，根本就喘不上气来，只能一步一步慢慢地往前挪。
我师傅跟在我身后，用手抓住我背上捆大锅的绳子，毫不客气地让我拉着他前行，同时他口中还不住地念叨：“小子，等到了山顶我给大家伙儿露一手，也不枉他们救我一命。”
快到山顶的时候已经临近中午，但大风雪还没有来。我看到两位因为憋气而面色黝黑的宣传员在山顶迎接我们，他们的口中正艰难地学说《烂草鞋》里国民党兵滑稽的对话，给上山的战士们鼓劲。
我师傅突然拉住我说，就是这儿啦！他命我支起木棍，吊起大铜锅，再往锅里装满干净的白雪，然后他从身上解下早便喝空了的酒葫芦往锅里倒。我这时才看清楚，他的酒葫芦里边装的是背着我提前熬好的咸辣椒卤。
“傻小子，站在那卖呆哪？赶紧脱衣服！”我师傅的嘴里依旧没有好话。但说话间，他已经将铜锅盖垫在锅下的雪地里，并在锅盖上面生起火来，然后又抢去我的羊毛袍子，将铜锅口捂得严严实实。一切收拾停当，他命令只穿着单衣的我继续往火堆里添柴，而他自己则一边烤火一边得意地对我叫道：“小子，学着点儿吧，当厨子就得有这本事，不论到哪都能想出辙来。”
大风雪来得很准时，如果人世间当真有夜叉、罗刹，我想一定就是它了。这时我却发现，我师傅的脸色已经由上山时的黝黑变成了惨淡的死灰，便劝他先独自下山，只把我留在山上给战士们分发辣椒水。不想他却将双眼一瞪，对我叫道：“臭小子，这个好儿我哪能卖给你？”
就这样，我师傅在雪山顶上一勺一勺地给战士们分发热辣椒水喝，但还没分到一半，他便牺牲了。
我把剩下的辣椒水分完，然后将他老人家装进大铜锅里，拉着他在雪地上滑行，天黑之后才来到雪线以下。后来我听说，这一天在夹金山顶上冻死了几十名体弱的战士，但我们团只牺牲了我师傅一个人。
团长带着我们在满是岩石的山腰上为我师傅修了一座坟墓。他对大家说：“我们刚刚安葬的是一位好同志，虽然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还没来得及改正，但我们对自己的同志绝不能求全责备。我们愿意帮助一切人，教育一切人，也欢迎一切人亲近我们，成为我们的战友。这位同志为我们大家牺牲了自己，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我师傅居然也成了英雄，而我却没有这机会。尤其让我想不明白的是，我师傅不过是比其他炊事员机灵些，想出了在山顶上烧辣椒水的主意，但这也只是炊事员的本职工作，难道只因为他牺牲了，就变成英雄了吗？或者说只有死人才能成为英雄？要不就是我师傅身上有我不知道的优良品质，我肉眼凡胎看不出来，却让水平比我高的团长给发现了。为此我想了很久，而且越想越苦恼。
进入草地后的第二天晚上，我们终于走出了那片恼人的大水，在一个名叫分水岭的矮土坡上宿营。战士们采来半枯的草根，取出背了两天的珍贵木柴点火烧饭。每一堆篝火都很小，在黑夜中星星点点排出去很远，一直排到星星里。
今晚是个好天气，没有下雨。卫生队里那些十三四岁的护理员们忙着给伤员处理伤口，洗绷带。等战士们都吃过饭之后，他们又跑到各处为战士们表演文艺节目，鼓舞士气。他们的头上、身上横七竖八地缠着为伤员们晾晒的湿绷带，困倦得眼睛紧闭，嗓音也因为唱得太多而变得沙哑，但他们没有漏过任何一名战士和伤员，直唱到掉队的战士们也都追赶上来。
我们团宿营时天已经黑透了，我无法去找野菜，便只能单用粮食为大家做晚饭。我发现，几乎所有战士的粮袋都已经瘪得像晒干的羊肠，也许大家明天就会断粮。我盼望着明天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在路途中发现一大片黄精、沙参之类有营养的野菜，实在不行，哪怕是多给我些苦菜或是野茼蒿之类难吃的东西也可以，只要能让我有机会拯救这支数万人的饥饿大军，我的名字就一定会像古代英雄那样被战友们传颂。但是，如果我因此而成为英雄，我又不得不感谢我的师傅，因为所有这些野菜、中药和烹调的知识，都是他在叫骂声中传授给我的。
夜已经很深了，我又见到了那位牵着毛驴的老者，发现他老人家正倚靠在毛驴身上，给一个闭着眼睛蜷缩在他腿边的小男孩儿讲故事。我听说他是红军中最有学问的人，是红军大学的哲学教授。我不知道哲学是不是教人先知先觉的学问，但我在城里那些大相士的相命馆门前倒是常能看到“哲学博士”的招牌。我希望这位老者能帮我解开心中的疑团。
我从宝库中取了一粒冰糖紧握在手心里，来到老者身边坐下，伸手给他说：“我有事请您指点。”老者跟我握手，口中说你心里必定有烦恼啊，手上却将那粒冰糖塞进身边的男孩嘴里。
男孩香甜地嚼着冰糖，却没有醒。老者将手抚在男孩头上叹道：“睡着了好，睡着了好哇，免得明天还记挂着哥哥给你的好东西。”然后他向我转过头来，失去了牙齿的嘴紧皱在一处，目光却像婴儿一般澄澈。他在等待我开口。
于是我说：“我想成为英雄……”
老者将目光从我脸上移开，沉吟了好一会儿才说：“我也想成为英雄，成为英雄该是何等的荣耀，但想成为英雄的念头又是多么令人苦恼。”
我问：“怎样才能成为英雄？”
老者说：“我想，每一个英雄心中必定都有一样东西让他执著难弃，比如救苦救难，比如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又比如像尼采所说的是为了发现自己原本就是一个超乎群伦之上的‘超人’，或者像我们共产党人这样依靠牺牲自己来唤醒民众。你有这个苦恼是件大好事，但你必须得找到你自己的执著……”
我又问：“什么是执著？”
老者又说：“就是念念不忘，所以才烦恼。”
想了半天我也没想明白老者的话，再要询问，发现老者的下颏已然垂到胸前。他睡着了。
第三天早饭我们吃的仍然是粮食，然后大军出发。天气与第一天的天气同样恶劣，草地也像第一天的草地那样阴险，就好像我们昨天在水中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第一天进入草地的出发点，所不同的是，大家的干粮袋多数已经空了。
进入草地之前，上级要求每个人准备十天的粮食，说是穿过草地要用七天的时间，多准备些没有坏处。但是粮少人多，筹粮的指标先是降到每人七斤，后又降到五斤，再往后就不再发布命令，全凭战士们自觉了。
进入草地的第一天大家没有经验，许多战士不小心跌倒在灰黑色的毒水里，将干粮袋浸湿，便只好丢弃。等到宿营的时候，他们向战友伸出手来，口中边笑边道：“阶级友爱哟！”战友们便你一把我一把地与他们分食。昨天大军在毒水中行军五十里，粮食损耗极大，其中被大家吃掉的很多，但被毒水糟蹋的更多。
看到这个情形，我便在后悔一件事。翻过雪山进入藏民区之后，我们发现了许多兽皮，于是大家都拿来做皮衣，而我则忙着割麦打麦，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到了今天我才发现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我没把改造干粮袋的办法传授给大家。
我师傅牺牲以后，我继承了他老人家的干粮袋。那是一条用羊皮缝制，“里外发烧”的双层干粮袋，两面都挂着毛，中间是两层皮，很重，带在身上觉得很累赘，但这毕竟是我师傅的遗物，我没舍得丢弃。正因为有了这条干粮袋，虽然我进草地时只带了三斤多青稞麦，而且也曾多次跌倒在毒水中，但是到今天为止，这条干粮袋里的每一粒炒青稞仍然干爽香脆，没有遭受半点损失。
由这件事开始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或许我天生就不是当英雄的材料？因为我太迟钝了，浪费了我师傅的机智，没有用这机智来拯救那些原本不应该失去粮食的战友们。
我觉得，为了这件事我应该主动批判自己，便把这个想法对团长讲了。团长召集近旁的战士，一边在毒水中挣扎前行，一边专门为我开了个小会。有的战友认为这件事情表明我对本职工作缺乏热情，没有主动在工作中发挥最大的聪明才智，也不关心战友们的切实需要。但老吕却出面维护我，他认为我这一路上已经做得很好了，比起其他的炊事员我显得更有办法，更乐于帮助战友，甚至对工作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团长的意见与大家不同，他讲的是另外一件事。他对我说：“你想当英雄是好事，但红军的英雄不是‘赵子龙单骑救幼主’，也不是‘白玉堂三探铜网阵’，那是鲁莽和个人英雄主义……”
我嘴上虚心地接受了团长的批评，但是并没有解开心结。我努力成为英雄的想法难道错了吗？肯定没有错，但我为什么总是得不到成为英雄的机会呢？去年十一月底，红军在界首抢渡湘江的时候，我曾经得到过一次很好的机会，但团长此时批评的，也许就是我对那一次机会的把握。
当时，经过了五天的激战，我们掩护两个中央纵队成功地渡过了湘江。原以为大军此时该安全了，不想却从后面传来坏消息。仍然留在湘江东岸的断后部队与国民党中央军打了五天五夜的阻击战，人员伤亡大半，此刻已经弹尽粮绝，无法按原计划撤到湘江西岸来。于是上级挑选最精锐的部队前往接应，其中就有我们团。
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上火线，心中很兴奋，也有一些害怕，而最让我害怕的就是敌人的飞机射下来的机枪子弹。在我们趟水再次渡过湘江的时候，在我们跑步向东与断后部队会合的时候，敌人的飞机一批又一批地来向我们扫射，有的时候是三五架，有的时候是一群。我好几次看到长长的一排机枪子弹从天空疾射到我的身边，与我只隔两三步远的战士突然就没了脑袋，或是胸口开出一个碗大的洞，也有的被打断了胳膊和腿。但是我们不能停步，也不能像往日那样找个地方隐蔽起来等待敌机飞走，我们必须得两眼紧盯住脚下难走的道路，飞快地跑步向前，要不停地跑。
我们团负责接应的是少共国际师，都是些十四五岁的孩子，一个个军装破烂，满脸是泥。在阻击阵地上，每个简陋的掩体里大约有十个孩子，通常有三五个已经牺牲了，余下的多数在睡觉，只留下一个年龄最小的放哨。
听说我们来了，孩子们向我含笑点头，但都闭着眼。放哨的孩子告诉我，他必须得等到看清敌人的眉眼时才能叫醒战友，等到看清敌人的胡子大家才会射击。而等到大家开始射击的时候，也就该轮到他睡觉了。
我把看到的情况告诉团长，说孩子们得先吃饭然后才有力气撤离阵地。团长说你先带着他们往后撤，等一过江立刻就给他们做饭吃。我说过了江自然会有人给他们做饭，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根本就走不到江边。
我的建议没有被领导采纳，但是我并不生气，因为我很能理解团长面对这些孩子时的急迫心情。送走了孩子们以后，我们又在那里坚守了一天两夜，等到决定后撤过江的时候，我们团大约只剩下了一连人。
就是在这场战斗中，我把自己从一名炊事员提拔成为一名重要的机关枪手，但是我也没敢丢弃身上的大铜锅，因为这口锅是我师傅的命根子，我怕自己没能英雄地牺牲在反动派的枪口下，反而被我师傅给骂死。
机关枪太重了！我身上背的铜锅、粮食、刀勺铲筷和行李，再加上这支３０多斤外号“花机关”的轻机关枪，几乎和我的身体同样重了。
我的细胳膊端着机关枪直打晃，射击时脚下止不住地倒退，枪托狠命地敲打着我的肋骨，震得我从干瘪的胃里吐出一股股的酸水来。但是我坚持住了。
“冲啊！缴枪不杀呀！”反击的时候，我也精神抖擞地跟着大家向外冲。不过大家没让我跑出去多远，便将两名俘虏交给我带回来。团长小瞧我，说你再往前跑就没力气回去了。
两名俘虏很听话，帮我抬着铜锅走在前边，我端着机关枪得意地走在后边，留守在阵地上的战友们为我鼓掌。
敌人的大炮又响了，把我们的阵地炸得活像北京名菜”炸羊尾”。团长把我的机关枪抢了过去，然后将我按倒在掩体底下的泥土里，上边扣上紫铜大锅，还让两名俘虏看着我不许乱跑。
撤退的命令终于传达下来，大家分批向江边移动，团长留在最后。我也立刻行动，但是因为我得将铜锅重新捆扎起来背在身上，便落在了后面。这时敌人的飞机又来了，而且还带来了炸弹。团长被炸弹的气浪冲得飞将起来，落在我的掩体里。他没能成为英雄，只是在屁股上开了个大口子，人也被震晕了。
我连忙撕开衣服给他包扎伤口，那两名俘虏却催我快走，说是已经看见敌军攻上来了。有他们两个在就是我的福气，我给团长包扎停当，然后背起铜锅，抱起“花机关”，让两名俘虏抬着团长跟我一起往下撤。我的包扎技术不高，团长一路上都在滴血，我很是担心他把身上的血流干了。
直到天黑下来我们才赶到渡口，但是渡船没有了，浮桥没有了，连个鬼影子也没有了。我知道大队红军一定是成功地渡过了湘江，为此我很欣慰。
团长还没有醒过来。我将他的伤口重新包扎好，然后用枪指着两名俘虏，命令他们抬着团长凫水过江，并且恶狠狠地说：“你们要是不干就枪毙。”
两名俘虏却笑了，说小老弟你用不着这样，就算你拿枪逼着我们，我们也不会逃的。我不相信他们的话，但他们给了我一个很能说服人的理由，又让我不得不相信他们。他们说：“我们已经交了枪，总得拿到路费才能回家吧？你们不是给路费的吗？前两年我们都领过的，三块大洋，足吃足喝呀！”
但这两个家伙也很麻烦，再不肯抬着团长走了，说是这样搭手搭脚抬着个活死人，跌倒在水里怕是会淹死。不过，纠缠了半天倒是被他们想出了主意，他们借了我的大铜锅去，将团长装在锅里，浮在水面上推着走。
江水并不很深，我前两次过江都是凫水过来的，就算是我这样的小个子，江水最深处也只到我的胸口。只是江面很宽，我的大铜锅又被敌人的子弹打了一个洞，一个劲地往里漏水，我只好用茶杯从锅里往外淘水，免得团长沉下去。两名俘虏都说我死心眼，劝我丢下团长，只带着他们两个回去领赏就是了。
他们的话很是惹人生气，我便用茶杯打他们的头，但过后又不得不向他们道歉，因为我们有纪律，俘虏打骂不得。
一路上我们躲避敌军、土匪和民团，十四天之后，在一个名叫八嫖的地方追上了大队红军。两名俘虏领了路费欢天喜地地去了，团长却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顿，说我无组织无纪律，不服从命令，没有跟随大家一起撤退，而是冒险留在了后边。
对团长的批评我根本就没往心里去，我知道他一定很高兴能追上大队红军。况且，从江西出发时中央就发布了命令，要求所有团级以上的伤员都必须坐担架随队行军，没有特殊情况不得擅自离队。我这是在执行中央的命令，团长也得听从中央的命令。
战友们见我救回了团长，都夸我是好样的。但我心里清楚，这一回我又没当成英雄，仅仅是完成任务而已。
能参加这次战斗让我收获很大，发觉火线上并不像团长说的那么可怕，我完全有资格成为战斗员，只需要等待合适的机会就是了。
进入草地的第三天，大队红军很早便在后河两岸宿营了。我们的宿营地被安排在河的南岸，依照渡河的程序命令，我们团明早过河。
老吕摊手摊脚地躺在草多土少、依旧很潮湿的河岸上说：这回总算见着土了，明天必定都是好路，而且还有漫山遍野的青稞麦和”风吹草低见牛羊”里边的炖肉。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地方正处在草地的最深处，不但没有牛羊，连只田鼠也不会有。但凫了三天的毒水，终于能够在结实的河岸上宿营，大家的心情仍然很高兴。宣传员和护理员们都忙着组织节目慰问战斗员，还有位女同志站在河岸上为大家高唱外国话的《马赛曲》，甚至有人搬出从江西一路背来的留声机播放起来，唱的是“骂一声毛延寿你卖国的奸贼……”等到唱片放完了，战士们便嘻嘻哈哈地唱起自己改编的唱段：“骂一声蒋介石你卖国的奸贼……为什么投日本，你丧尽了良心。”
今晚我们享用了进入草地之后最正式的一顿晚饭，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豪华的筵席了。
有泥土就有野菜，我在河岸附近发现了许多蒲公英，便拣还能吃的嫩叶割了两大捆。有些淘气的小战士下到河中居然摸上几条两寸长的小鱼来，于是河边一时挤满了摸鱼的战士，但收获不大。鱼虽然不多，毕竟富有营养，我将鱼肚子剖开洗干净，剁下两只鱼头藏起来，再将剩下的鱼全部剁碎，放到锅中与切碎的蒲公英一起煮。蒲公英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功效，对战士们脚上被草根划破又被毒水浸泡多日的伤口应该有些好处。
队伍中有些战士和我一样对困难早有准备，此时他们拿出珍藏多日的宝物，有的是晒干的牛骨髓或牛蹄筋，有的是羊油、盐、大烟籽，还有更节俭的同志居然带来了在云南吃剩下的火腿皮和湖南的“涮辣椒”，都庄重地将这些珍馐美味投进我的紫铜大锅里。
大家的粮食不多了，许多战士都将干粮袋清理得干干净净，清理出来的粮食放在各自的碗中，那些在毒水里损失了干粮袋的战士也分到了粮食，然后大家在我的锅前排起长队，故意做出垂涎欲滴的样子，让我感觉自己很像是一位重要人物。
今天战士们捡来的草根很多，火很旺，锅中的汤很快便烧开了。眼见着锅中泛起油花，飘出香味，大家高兴得不得了，这个抽着鼻子说是我的羊油味，那个说是我的宣威火腿……没有东西可添的战士则说这是我的干柴烧出来的香味。
我很仔细地给战士们分食，让每一勺中都保证有菜，也保证有油花，然后将这有滋有味的鱼汤给他们浇在碗中的青稞面或青稞麦上，做成盖浇饭的模样。今天的宴会过后，我的宝库中只剩下六粒盐、一只辣椒、一根参须、两粒冰糖、一小片燧石和小半瓶云南白药了。
希望老吕的美好预言能够像他预言灾祸一样准确。我虽然不敢相信有这等好事，但是当老吕大口喝着我用节省下来的鱼头和一只辣椒、一根参须、一粒盐专门给他熬制的小灶人参鱼汤时，我还是追问了他一句：“明天我们当真能筹到粮食吗？”他一拍胸膛，豪迈地说道：“没有粮食我就死给你看。”
许是因为今天宿营得早，也许是因为终于走出了那一大片毒水，战士们心中兴奋，“吃饱喝足”之后便围着一堆堆篝火唱歌、学习、讲故事、开会或者擦枪。
我将锅碗瓢勺洗刷干净，然后沿着河岸慢慢寻找，手心里紧攥着一粒冰糖。我想再次找到那位穿红裤子牵毛驴的哲学教授，请他解释昨晚对我讲的那一番话。或许是红军大学提前过河去了，我最终也没能找到那位老者。这让我很失望，便将那粒冰糖塞进一位眼上缠满绷带的女同志嘴里。
现在还有谁能解答我的疑问？虽然我参加红军后听到过许多关于英雄的道理，接受过无数次英雄主义教育，也亲眼见到过许多英雄行为和英雄人物，但是，这些都是别人的想法和行为，并不能指导我怎样行动。很久以来，我一直想找到英雄这个称号最简单明确的标准，但至今也没能如愿。记得我们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红四方面军的一位领导也曾在欢迎大会上讲过有关英雄的事，只是那次讲演和后来的会面非但没能给我一个解答，反而给我增添了新的困扰。
那是在懋功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我们团被调来担任警卫。天空下着大雨，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都挤在路边的一只油布小篷子下边等候，另外还有好几千人的欢迎队伍排列在道路两旁。我被安排在欢迎会主席台的台口边，熬了浓浓的一锅姜汤，准备为四方面军的同志驱寒。
傍晚的时候雨终于停了，四方面军的那位领导骑着一匹膘肥体壮的白马，带着他的骑兵卫队风一般地来了。我看到大家见面后都很兴奋，眼里闪着泪水，相互拥抱，用力捶打对方的脊背……然后领导们登台演讲，台下战士们欢呼不断，而我则一直忙着给四方面军的同志往茶杯里盛姜汤。等到四方面军的那位领导开始演讲的时候，我的手上这才清闲下来，听他说道：“……只有这样还算不上是英雄，真正的英雄应该……”
恼人的大雨又下了起来，让我听不清楚台上讲的是什么。他是要说英雄该是什么样的人，还是英雄应该怎样做？我错过了找到答案的机会。
一个月之后红军到达毛尔盖，在一个名叫沙窝的小村子里我幸运地得到了当面向那位领导请教的机会，但因为我思想中的封建遗毒还没有肃清，结果把机会错过了。
那天还是由我们团担任警卫任务，中央领导全来了，聚在一座喇嘛庙里开会。我被安排在会场外的一间小棚子里，给开会的领导们准备午饭和晚饭。下午晚些时候，那位四方面军的领导从庙里出来，去了趟茅厕，便来到我的灶旁讨热水喝。我刚要询问怎样才能成为英雄的事，喇嘛庙里又急匆匆地跑出来两位戴眼镜的领导，将那位领导拉到一边说个不停。
就在那位四方面军的领导转过身去面对来人的一瞬间，我认为自己看到了一个不应该看到的东西，心中“砰”的一声，将那句挤在喉咙里的问话炸得粉碎。
我看到了“脑后见腮”。
如果我当真迷信“相术”的话，这“脑后见腮”便是面相中的“五大恶相”之一。但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便假意要给那位领导添热水，提着汤勺向他们凑近几步，想要将这一“相格”看个仔细。不想，后来的两位领导却愤怒地朝我挥了挥手，将我赶得远远的。这可是我从来也没经历过的事情，任何一位红军领导，不论是中央首长还是师团连长，他们向来只与其他领导发生争论，对我们这些小炊事员却是和气得很。
对于方才看到的东西，我得不出任何结论。如果我师傅还活着，他一定能讲清楚内中的道理，毕竟这《柳庄相法》是他讲给我听的。用他的话说，遇到“脑后见腮”的人，就算是干个摊煎饼或是卖耳挖勺这样的小买卖，也绝不能与他合伙。
进入草地后的第四天早晨，我们遇到了大麻烦。第三天晚上，团里其他连队的战士在很远的地方采回来不少新鲜的蘑菇，让炊事员给大家煮煮吃了。到了今天早上，人们发现有六十多名战士瘫倒在河岸上动弹不得，另有七八名战士已经中毒牺牲了，其中也包括他们的炊事员。
卫生队的大夫和护理员们连忙赶过来抢救，给他们做人工呼吸，灌凉水，喂头发。费了好大的力气，这些战士才开始呕吐，但是，他们的身体虚弱得很，已经无法跟随大队出发了。团长很着急，也很生气，但又一时不知道该责骂谁才好。最后，团里决定将这些中毒的战士组成一个后备队，先让其他战士将他们背到后河对岸休息，等到身体恢复之后再出发追赶部队。
经过了长达十个月的磨炼，大家都有经验，知道掉队后在一天之内很难追上大部队，通常总是要花费两三天的时间。更危险的是，我们已经是后卫部队了，在我们后边再没有红军，只有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