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胜利那年，崔大少一夜之间就把家败了，从此他在日租界著名的大旅社息游别墅门前摆鞋摊度日，然生意清淡，怕是难以糊口云云，……据笔者多方调查，并亲往观察其人数日，种种迹象证实他确是在等候，然被等候者是何等样人，坊间猜测不一，大体上有一十八种说法，其中一十五种说法认为他是在等一个女人……
崔大少把读过的报纸整理好，交还给息游别墅的账房，随口道：“这个记者可真会想。”这句话被作为当事者本人对文章的证实，由账房传播出去，于是，人们终于把思想统一到红袖馆主旗下－－崔大少其实是个情种，便对他在等待什么样的女人越发好奇。
当年衣饰光鲜的崔大少，如今穿得不大像样，头上的毡帽已经很破旧了，由于一年四季都戴着，夏天的汗渍在上面留下了一圈圈年轮般的白碱。岫玉的帽正也开了线，他从大襟上取下根针线，重又将帽正的四角钉得牢牢的。这个东西若是被遗失，他这三年也就白等了。
关于崔大少在毡帽头儿上不伦不类地钉了块帽正这件事，周围的人只当他是败家后的精神失常，唯有日本大间谍头子土肥原贤二一眼便发现了问题的实质。去年夏天，土肥原偷偷来到息游别墅会见溥仪的老丈人荣源，他本已经走进大门，却又慌忙退了出来，人也没见，便径自坐上汽车离去。根据与他同行的间谍上角利一战后出版的回忆录《我是如何把溥仪带到满洲的》记载，回程的路上土肥原对他讲，那人头上的毡帽是个暗号，他必是监视息游别墅的间谍，这对他正在策划的那件大事极为不利。此后，上角利一派人监视了崔大少一个多月，甚至让间谍们假借醉酒撒疯，抢下他的毡帽来细看，却没发现任何疑点，由此上角利一得出结论：土肥原虽然得享大名，但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对崔大少他就看走眼啦。
然而，日本人心粗，他们没有注意到，崔大少那块看似“五福捧寿”的帽正，其实雕着六只蝙蝠。
通常是早上７点３０分，大魁会在上学前路过崔大少的鞋摊，把他娘做好的布鞋送过来。大魁他娘原本两天才能做一双布鞋，近来她发现了可以雇邻家妇女帮忙干活的诀窍，便每天五双八双地生产，由此她们母子的收入自然也就多了起来，但这对崔大少的收购能力却是个不小的考验。
大魁的爹是崔大少的拜把子兄弟，除去家里穷，为人无可挑剔。三年前崔大少败家之后，他这位把兄弟一跺脚，离开本地出门闯荡去了，至今没有音信，于是崔大少便让大魁告诉他娘在家里做布鞋，做多少他给卖多少，挣的钱保证够他们母子过日子和供大魁上学。
“他崔大爷，您辛苦啦。”原来是大魁他娘来了，三年多没见面，她并不显老，却是满面泪水。他忙问：“大魁呢？”她道：“在意国医院里，说是得了白喉。”他问：“得多少押金？”她道：“得一百，我手里有八十，剩下的就没办法了。”
崔大少想了想，道：“你先回医院把八十块钱交上，过会儿我就让人送钱去。”大魁的娘把鞋放下，泪水却流个不停，抽抽搭搭地去了。
崔大少从棉衣里摘下只怀表，拔腿奔了街对面前任黑龙江督军开的当铺，再回来时手中多了一卷现大洋。“老何，”他叫过息游别墅的门役，“你过河一趟，把钱送到意国医院，给大魁他娘。”老何死心眼儿，问：“你怎么不自己送去？”崔大少一摇脑袋，没有回答。
突然有人问：“有黄杨木底儿的弓鞋吗？”崔大少激动地脱口而出：“不巧，光剩下柳木的啦。”为了这句问话，他足足等了三年零两个月，不由得他不面热心跳。
那人又问：“要是没有，桃木的也行？”
这一句便与事先设计好的对白不同了，崔大少非常失望，抬眼一看，见问话的是个衣装华贵的女子，想必是刚在息游别墅打了一宿麻将牌，天亮要回家了，才想起婆婆让她给买弓鞋的事，便没好气道：“您往前走几步，盛锡福一准有。”
这前前后后的一切，都被躲在餐厅里观察崔大少的红袖馆主看到了，他拿出采访本做笔记：
据息游别墅门役说，崔大少每天早上都会收到一个男孩给他送来的布鞋，但两三年来，却未见卖出去一双。那些鞋到哪里去了？崔大少与做鞋的人是什么关系？……长期在此包房的新一代女校书刘小姐称，崔大少与她是大学同窗，精通英法文字，能写能算，可以轻易在洋行、海关、邮电局找到高薪工作，不想却在此卖鞋自污，必定与感情事有大关联……
一个多月之后，１１月８日，红袖馆主发表了对崔大少的最新报道：
众人原以为崔大少在苦苦等候出外未归的恋人，其实谬矣，据可靠消息来源称，……近日崔大少多次委派他给那妇人送钱，少则十七八，多则百十块，而此妇人的丈夫实为崔大少的结拜兄弟，失踪多年，生死不明……
红袖馆主故意没有写上与鞋相关的内容，因为，崔大少存下来的几百双布鞋，已在前几日被他转手卖掉了。这原也是笔意外之财，前几天日本人找大混混儿袁三爷组织一批闲人闹事，但所有人都明白，替日本人干活，能多弄一个算一个，于是，众人除每日饭食工钱之外，又多要了两双鞋钱。
不想日本人脑袋不好使，以为这些人真的要鞋穿，便把这事委托给内藤洋行，而红袖的大舅子正在内藤洋行当采买，便揽下了这桩生意。钱是按两块二一双领的，但给崔大少的却是一双鞋六毛钱。这种事不能写到报纸上，日本人小心眼儿，万一瞧见了，必定会跟他找后账。
傍晚的时候，崔大少看到一群群、一队队的混星子、流氓、青皮光棍儿们光着脑袋，抡着手枪，从他眼前经过，奔华界去了，不一会儿，华界那边传来一阵阵枪声，有人跑回来说是混混儿冲进了华界，一路放枪一路抢，已经抢过了东马路，正往估衣街那边去。他们抢了谁跟崔大少无关，唯一有关系的，是这些人脚上穿的都是大魁他娘亲手做的布鞋。
没有了这几百双鞋，他崔大少从此就狗屁也不是！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有一个从同治年间流传下来的故事可为佐证，故事说的也是拜把子的两兄弟，也是把兄富把弟穷，把弟出外谋财，一走三年五载没有音信，等终于回到家来，见老婆孩子倒还活着，只是把兄未曾帮过她们一丝半缕。这位把弟当即大怒，拿刀去找把兄理论，把兄将他领回家中，打开库房给他看。故事讲到此处便有了分歧，《沽上英雄谱》中说是房中存了满满一柜子扇套，而城里流传的版本却说是库房里堆着一两千只柳条筐，反正不管怎么着，那娘俩这几年靠手艺养活自己，做出来的东西都被把兄派人高价买了回来，让她们赚到的钱足够过平安日子。那位把兄说得好：“我这大伯子要是三天两头给她们娘儿们送钱送米，岂不坏了老弟你的名头？”
这就是“义”，是天津卫老爷儿们最独特的表达“义”的深刻内涵的方式，然而，崔大少如今失去了这个机会，因为他失去了物证－－那几百双鞋。
大魁那孩子一病不起，花钱如流水，现在对于崔大少来讲，只要能抓挠来钱，让他干什么都行，但他又不能离开这个倒霉的鞋摊，因为，他当真害怕有人来找他时他恰好不在，虽然三年没有音信，但既然约好要相见，那边就一定会派人来找他。现在，他只有变卖家里的东西来给孩子治病，最终不得不卖掉那批布鞋。
一辆汽车吱的一声停在息游别墅门前，门役上前一躬到地，拉开车门，车里下来一男一女。这车看着眼生，必是头一回来，崔大少放下咬了两口的烤白薯，心中刚转上一点闲心思，却被白薯呛住气管，咳得扑倒在地－－他认出来，那位从美国大汽车上下来，穿件水獭皮领的毛哔叽大衣，手臂上吊着个妖妖佻佻小娘儿们的，正是他那一个头磕到地的老把弟。
夜里两点多钟，华界那边仍在响着零星的枪声，崔大少的把兄弟终于出来了，后边跟着一群有身份的人在送，那些人的马弁、跟班之类的跑在前边驱赶闲人。崔大少三步并作两步冲开人群，上前抓住把兄弟的衣袖，张口刚要说话，便被把兄弟将手中的报纸摔在他的嘴上，跟着保镖过来，上边一拳，下边一脚，便把他打发了。
美国大汽车载着他的把兄弟呼啸而去，送行诸人向他啐上一口也各自散去，崔大少倒在地上没有反应，只盯着报纸上红袖馆主新写的那篇文章流泪，文章的标题是《崔大少新传·小婶娘原来是三姨太》。在没败家之前，他确曾有过两房姨太太，只是，自从他参加了救国救民的大事业，他便把她们都打发了。
这是些陈年旧事，如今红袖馆主把它们捣腾出来，怕要给他惹上个不义的骂名了。这也难怪他的把兄弟生气，他崔大少若有孩子，确是应该称呼大魁他娘为“小婶娘”，然而，这话他又无从解释，即使找到了把兄弟，他也无话可说，因为他失去了最为关键的证据－－大魁他娘亲手做的那几百双布鞋，现在正穿在“便衣队”的脚上。
这就是天津历史上著名的“便衣队事变”，是日本人为了掩护溥仪逃往东北，特意制造的一场大混乱。
土肥原和上角利一从中原公司二楼的窗子里朝下看，见便衣队一群群地往华界发动冲击，俩人乐得合不拢嘴。不过，土肥原还是敏锐地发现，中国人毕竟有些鬼点子，他们在脚上穿了同样的鞋，这必定是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给自己人做的记号。
１１月１２日早上７点半钟，又有人问：“有黄杨木底儿的弓鞋吗？”崔大少照旧脱口而出：“不巧，光剩下柳木的啦。”那人又问：“这天下难道光剩下穷人啦？就没人穿好鞋吗？”崔大少答：“想穿好鞋也得有双好脚。”……问话的还是上次那位贵妇人，只是这一次俩人一问一答的，句句都与组织上跟他分手时交代的接头暗语不差分毫。
崔大少摘下毡帽头儿抓了抓头皮，随手拿了双鞋包上，道：“两块钱。”便把包着鞋的纸包交到那妇人手上。息游别墅的门役事后跟账房讲，这话又被账房转告给红袖馆主，说是崔大少为女人昏了头，把毡帽头儿跟鞋一块儿包起来卖啦！也就在这个时候，崔大少看到，那个一脸精明相的日本胖子又来了，他先是拿眼紧盯着他，停了片刻，掉头便走。
土肥原确实挺生气，虽说溥仪昨夜已然逃离本地，但有这么个家伙天天守在门前，对他总不是件好事，然而，等他打电话调来日本警察，崔大少却早已离去，而且从此便消失了，再也没有在本地出现过。土肥原对此得出的结论是，这家伙必定是个共产党；门役对此得出的结论是，崔大少一准是找着好事由，挣大钱去了；红袖馆主的结论是，他终于等到了那个女人，俩人离开本地过小日子去了……
上午９点３０分，英商麦加利银行１号窗口的印度籍出纳员刚刚上班，便有位绅士递上来一份提款单：“请您盖章。”她又客气地把提款单退了回去。来人从衣袋里掏出一顶苦力戴的那种破毡帽，把缝在上边的一块玉石揪下来，涂上印泥，盖在提款单上。
印度出纳员找来印章档案详细查对，证明这枚六只蝙蝠的印章确实是存款者持有的凭证。“请问您是提现款么？”接待规程要求她必须得这么说，但几十万块现大洋如果提现款，来人应该有一支汽车运输队停在银行外边。那人又送过来一张汇款单，是汇丰银行香港分行的账号，道：“全部转过去。”出纳员问：“本行账号资料撤销么？”他道：“当然。”出纳员却暗道：这个香港的账号是英国总领事馆早有通报的户头，几年来，有许多人都在利用这个账号周转抗日资金，她有责任把这笔汇款的情况向英国上司汇报。
这时，她发现一位漂亮的中国妇人带着个漂亮的中国男孩向这边走过来，妇人对那位绅士道：“他爹，大魁说，他崔大爷让告诉你，说他不用钱，自己先走啦。”
那位绅士发了一声感叹：“这可是我那老把兄变卖了全部家产捐出来的钱，看守了三年多，他居然一分钱也没动过，这又何苦呢？”
肆 敌后
这是我平生最冏的一件事。１９３８年秋天，我刚刚结婚，太太关玉如二十二岁，人长得美，在我看来几乎没有缺点－－当然，除了有些迷信之外。接受任务的当天，玉如硬是拉着我去算了一卦，就在独流镇的运河边上。卦师将三枚金钱摇得哗啷哗啷响，卜出一个“大畜”，二四爻动，变爻后为“离”卦。他说：“此卦卜南行可是不吉，您太太五日之内当有小恙，一个月之内您会错失一个自救救人的机会，最要紧的是，腊月之前您必有血光之灾……”
我向来不信这些骗人的玩意，但玉如相信，她出身于满族旧家，除去洋教，凡是日常生活中的迷信他们家都信。两年前我去求亲，她父母请人批过“八字”之后，硬是说我命里克“岳家”，只宜“出家”，不宜成家，于是，我便失去了正大光明迎娶她的机会。
听了卦师的话，玉如被吓得脸色发白，问我说：“咱们能不去吗？”我只好故作轻松道：“上级领导要是有别人可派，就绝不会拿咱俩这对活宝去冒险。”其实，事情原本也是如此。党中央指示在华北各县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但八路军的同志还没有派过来，而北方局既缺少军事干部，也没有武器装备，便只好发挥每位同志的特长，奔赴各地想办法先将队伍拉起来再说。我原在天津做地下工作，若不是身份暴露逃出来，这会儿还应该在电话局当技师，但是，如果我的身份没暴露，玉如也不会下决心跟我私奔。如今，华北的所有同志都在忙于抗战，只有我们这两位闲人躲在独流镇我姨妈家里度蜜月，自然应该出来工作。从另一方面讲，我也明白领导的想法，他们之所以选中我前往沧州收编麻老二的土匪武装，必定是因为我姨夫曾是静海县的土匪头子，认为我对土匪理当有所了解。只是这话我们谁也没有明说，讲明了反倒不美。
接受了任务我原想只身前往，但领导却让我把玉如带上，他们说得也有道理，带上她毕竟是个帮手，而且也是很好的掩护。只是，我此去是与日寇、土匪、汉奸打交道，危险得很，有我一个人舍身前往也就罢了，没必要让玉如这种娇贵的女学生跟着犯险。但这话我又没法开口，因为抗日救国要求我毁家纾难，一味地心疼太太会让我在领导面前显得不像个英雄。
我跟玉如坐小船沿南运河到沧州起旱，又坐马车在日本人新铺了柏油的公路上走了大半天才来到目的地。辛店是沧州和盐山县城之间的大集镇，五天赶两个集。看到这个大集镇我才明白上级领导的英明，这条公路是京津直通山东的要道，在这个地方撂一支抗日武装，便等于在敌人的咽喉上插了根刺。当然了，日本人想必也明白这个道理，辛店据点正在建设之中，规模很大，炮楼和兵营已经建好，周边的环形围墙和濠沟也修得差不多了。
我先把玉如隐蔽在接应人高占魁家里，然后才去辛店据点找我表哥。以往上学的时候，我每年暑假都到姨妈家里长住，很是佩服姨夫身上的那股子豪横之气，跟他学了不少东西。跟表哥我也很亲近，当年他总是带着我到处玩，给我买好东西吃。然而，这一次我并不想让表哥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更不想让他知道我是带着家眷来的，因为他毕竟是伪军中队长，是汉奸。
表哥见到我着实亲热，说早接到你的信了，只是我每日瞎忙，你信上又没个准日子，要不我就派人到沧州接你了。我说你忙的都是“正经事”。他说你小子别骂我了，我这也是没办法。于是我们相对大笑。
我发现表哥在外貌上没有多大变化，依旧高大英俊，只是一条腿受伤变瘸了，神情中也多了些阴郁，不像当年在家里当独生子时那般快活。我细一问才得知，表嫂几个月前去世了，他怕老母伤心，就没敢告诉家里。我只好安慰他说，等我回天津给你找一个女学生。他问我有没有娶亲，我只好说还没有。他便笑我说，有女学生还是先留给你自己吧。
我最初的计划是，先找到表哥，然后由他替我与麻老二牵线。毕竟兵匪一家，他们同居一地，没办法不打交道。我猜想，上级领导也必定料到我会这样做，因为他们了解我的一切。表哥问我找麻老二是寻仇、做生意还是拉队伍，我只回说是做生意。表哥很体贴地没再细问，因为在这乱世，几乎每个人心里都有对自家兄弟也不便言说的秘密。然而，他却开始苦口婆心地劝我放弃联络麻老二的想法，见我拿定主意不肯改口，他便为难得不行，脸上苦得能拧出水来，最后只好说，麻老二那家伙是个混账，不好说话，跟他非但没有交情，可能还有些嫌隙，要是万一有了麻烦，让我可别自己硬挺着，赶紧带信给他。
走出据点，路过一家肮脏的小饭铺，我以为表哥要请我在这里吃饭，不想，他只将满脸油泥、扎着围裙的掌柜的叫出来说，你赶紧带个话，说我表弟特地从天津来拜会你们东家。当晚，表哥把我安置在一个年轻寡妇家里住，寡妇自称夫家姓周，表哥却叫她王二姐，我只叫大嫂。显然这妇人是表哥的姘妇，对我亲热得好似一盆火，打酒、割肉、烙饼、炒鸡蛋，她五岁的小女儿也跟着剥葱、抱柴禾。我惦记着借住在联络人家里的玉如，但又不能不顺了表哥的意住在这里，心中很不踏实。不想，等表哥刚回据点值夜，高占魁就来了，隔着院门高声道：“二姐你忙哪，今天集上卖剩下两捆韭菜，给你拿一捆吃！”说罢将韭菜放在门口便去了。
我知道高占魁必定是来找我，便借故吃得太饱出去遛食，刚转过街角，高占魁就拉起我飞也似的跑回家。原来玉如病了，上吐下泻，发烧不止。她一见我就委屈得什么似的，说我跟你私奔那天没看皇历，原来是个“大破”之日，可不是好兆，如今连卦师的话也应验了，所以咱们还是先回去，跟领导解释解释，等选个好日子再来。我说你上吐下泻是水土不服，发烧是你这一夏天积的火，坐船被夜风伤着了，内热上火，外感风寒，没有大碍。但我这话她根本听不进去，只是一个劲地埋怨我不疼她。
满族旧家的姑娘出嫁前都被宠坏了，一点小病痛也禁受不起，可这附近几十里又没有医生，无奈之下，我只好听从高占魁的建议，带着玉如去十五里外的村子找麻三姑。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位麻三姑其实就是麻老二的寡妇娘。
麻三姑五十多岁的年纪，漆黑的头发挽着个髻儿，用刨花水梳得晶亮；虽是三寸小脚，走起路来却噔噔的，好似一对锻铁花锄；脸上的相貌我最初没看清，因为她那双眼睛就是一台戏，而等到她开口时，我的五官便好似同时被她的话语灌得满满的，一时间什么也辨认不清了。她说：“哎呀，这是谁家的小媳妇这个俊哪！天仙下凡杨贵妃再世这么俊的媳妇，该不是先生您的吧？什么叫前世修今生今生修来世，您真好福气！瞧您这气色便是骑大马坐大轿的命，到我们这小地方来想必是有大买卖要做，不像我那没出息的老儿子不敢出门见世面……”她将东屋里的七八个孩子赶到西屋，又从炕柜里抱出新被褥铺床让玉如躺下，说你们大地方来的人娇贵，睡不惯粗布被，您是从天津卫坐船来还是从济南府坐车来……
还不到一支烟的功夫，麻三姑就将我们二人的身世家财巧妙地套问了一遍，那股精明麻利、亲热自信的劲头，彻底将玉如迷住了，等到听她说满族人最虔敬，信喇嘛，“瞧香”才能管用时，玉如的眼泪便止不住了。三炷香燃起，烧成右高左低，麻三姑说你们城里的姑娘媳妇眼里素净，到了我们这荒村野店难免瞧见不干净的东西，这是“撞客”了。说话间她从瓷罐里摸出一块黑乎乎的东西，在佛前供了供，便用热黄酒化开给玉如灌下，又让孩子们剥大蒜捣烂，一边夸赞玉如细皮嫩肉，“天足”便利，一边将调了面粉的蒜泥敷在玉如的足心和肚脐上，然后她用手指将玉如从头到脚一通揉捏，说你今晚就歇在我这儿，出两身汗，明天一早就没事了。
麻三姑的这番装神弄鬼骗得了玉如和乡下的愚夫愚妇，却骗不了我，但我对她治病的手段倒是很赞赏。她给玉如喝下去的那块东西我认得，是“焦神曲”，治肠胃不调最有效，而捣蒜敷脐也是治疗腹泻的妙方。然而，我却不能让玉如住在这里，以麻三姑的精明世故，等到明天早上，玉如说不定已经连党组织的情况也对她“交代”了。
几天之后我见到麻老二时，只当他是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空长个大个子，却是一脸的愁苦相，不似我姨夫手下的那班人总是带着股子满不在乎的劲头。他见面的头一句便是抱怨，说刘队长没事净给他找麻烦，他又从哪变出来你这么个表弟，该不是共匪吧？他口中的刘队长就是我表哥，我说：“你看我像共产党吗？”他说：“不论是君子、恶人，脸上可都没写着字，还是说正经的，你有何贵干？”我笑道：“借用刘唐见晁盖的话说，我这是给你送来了一行大富贵。”他依旧苦着脸说：“‘劫道’是我的本行，用不着你送‘生辰纲’。”我说：“比那路买卖可大多了。”他便问是什么买卖。但我此时还没想好是否对他说实话，只得脱下皮鞋来揉捏走得酸疼的脚，好借机缓一缓进展过快的话题。麻老二倒也没再催问，而是从我带来的褡裢里掏出酒瓶子喝了一口，又将瓶子递给我，我也喝了一口。就这样，我们二人一人坐在一只坟包上，附近都是玉米地，你一口我一口地喝酒，谁也没再讲话，麻老二也没有要走的意思。
我想，既然他肯这样应酬我，就必定还有别的话说，所以心中并不着急，只想慢慢地认清对方是个什么人。早上安顿好玉如后我回到王二姐家，表哥已经在等我，但他并没有问我为什么整夜未归，只叮嘱我去见麻老二时机灵点，要是看情形不对就赶紧跑，损失钱财不要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拜山”的表礼也是表哥给预备的，两瓶酒、一刀肉、六把挂面和半斤茶叶，王二姐拿只褡裢把礼物装上，只说晚上回来给我下面条，便没再多话。送我出镇的时候，表哥谈到了一些重要情况，他说麻老二原是杂牌军，常年驻扎在沧州，日本人来时他们还开过几枪，但很快就被打散，他只好带了手下人回家落草；这个人我见过多次，好像没准主意，总也让我摸不透；有人说他是个孝子，对寡妇娘言听计从，但也有人说他恨他娘，却又拿他娘没办法……
根据表哥谈到的情况，我无法判断麻老二是好人还是恶棍，因为窃国大盗也可能是孝子；同时我也无从判断他对国共两党是个什么态度，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也当真得自己警醒着点，因为，这些土匪杀掉我便如同儿戏，心中绝不会有什么放不下的。
酒喝了大半瓶，麻老二终于又开口了，他说：“我看出来了，你小子肯定不是给小日本拉皮条的，可也不是国军，那么必定是共产党了。”听他将“共匪”改口成共产党，我便半真半假地笑问：“你怎么看出来的？”他叹了口气说：“别看你穿得人模狗样，换了旁人，这会儿早把票子亮出来给我看了，可你们共产党穷，只动嘴皮子，没有真货。”听到这话我一点也没生气，因为他说的多半是实情，便问：“那你干吗不降了日寇，或者穿起军服再当国军？”他摇头道：“这跟你没有半点干系。”
与麻老二的第一次会面毫无进展就结束了，让我感觉很受挫折。回来的路上我就想，如果这家伙再不想见我，索性我就带上玉如回独流镇接着度蜜月，毕竟跟土匪打交道我是赶鸭子上架，事情没办成领导也不会怪罪我。
不想，刚回到王二姐家，便发现高占魁正在院里等我。他弄块破布捂着脑袋，顺着脖子流血，王二姐正在一边将墨斗鱼骨磨成粉，地上大木盆里泡着我换下来的脏衣服。高占魁一见我便说：“您寄存在我那的‘黑货’被人抢了，来人说是麻连长的吩咐。”在表哥面前不提玉如只说是鸦片烟，这是我与高占魁的约定。此时我才醒悟过来，麻老二跟我没话说却又干耗了那么长时间，就是为了给手下人腾空儿来绑架玉如。土匪的眼线众多，显然我的一行一动都没能逃过他们的监视。然而，麻老二绑架玉如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想不明白。
王二姐对我们的谈话像是充耳不闻，只是用墨斗鱼骨粉给高占魁止住血，又找了块白布将头包住，这才说：“我到‘局子’里把你表哥叫回来。”然后便去了。为此我不禁赞叹，这可真是个乖觉的女人，她时时关注着别人的需要，却又不露任何痕迹，比玉如那种大小姐对男人周到多了。
表哥回来说这事很麻烦，路上我去看过，饭铺掌柜的必定是故意躲起来了，没办法给麻老二带信。我问：“您知道麻老二落脚的地方吗？”他说：“知道，但我现在不方便陪你去，除非带着队伍，否则你知道的，单凭我这倒霉身份，随便什么人都可能在路上杀我，但这两天县里的日本人来监督工程，我不能私自拉队伍出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私下里给你派几个弟兄，你们去把麻老二的寡妇娘给绑回来，然后拿人跟他交换。”
从常理来讲，抗战固然是大事，革命理想也是大事，但玉如抛弃父母家人跟我私奔出来，这可怜的孩子对我也同样是大事，我可不能让她受半点委屈，更别说被土匪绑票了。于是我对表哥说：“对麻老二这样的人您比我了解得多，来硬的肯定不是办法，还是我自己再走一趟吧。”表哥却不同意，说麻老二摆明是要黑吃黑，根本就没把自己放在眼里，最好的办法是我再等几天，等县里的人走了，他带队伍去把他的土匪窝给平了。
这就是我表哥的过人之处，他并没有因为我对他有所隐瞒而生气，反倒是积极地替我想办法，然而，他的主意我一个也不能用，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之后为难。于是我最终决定，即使心中慌乱腿脚发软，我也只能一个人去。表哥卸下身边的驳壳枪让我带上，我却说带上这东西反而会招惹麻烦。送我出门时，表哥铁青着脸一句话也没说，我知道他这是在生自己的气。倒是王二姐在旁边轻声解释，说表弟您可别生气，他这也是身不由己，对不起自家亲戚了，等您取了东西回来，我给您打酒割肉包饺子……
只身闯虎穴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刚被喽啰们引进门，我便发现麻三姑正在教训儿子。麻老二跪在当院，一见我顿时羞得满面黑紫。周围的孩子们并没有围着看新鲜，而是照旧疯玩疯闹－－显然这是一出家常戏。
麻三姑忙起身给我让座，说：“我这不孝的儿子糊涂，给您老添麻烦了，要打要骂随您……”眼前的情形让我吃了一惊，但我又不能认为这是麻三姑明知道我进了村，故意做戏给我看，因为这是小人之心，非君子之大道。转念一想我又发现此事也在情理之中，江湖之道不外乎伦常，天津卫的娃娃哪能不懂这个。没别的，我一撩长袍的前襟，便跪在麻老二的身边，口中道：“都是晚辈不懂事，若不是我没把话说明白，也不至于让我哥哥惹您老生气。”
讲这番话有一个诀窍，前半段自贬，是放交情给对方，表明自己识得眉眼高低，后半段把错处坐实在麻老二身上，是辨明是非，事有事在。“光棍儿眼里不揉沙子”，此时一个字说错便是大祸。麻三姑显然老于世故，她先扶起我，再拉起儿子，然后对我说：“他爷爷他爹‘拉杆子’的时候，哪干过这门子不上道的事？您是干大事的，可别跟你这糊涂哥哥一般见识，要不是我那大儿子死得早，哪会让我这老婆子抛头露面，操心受累，我那短命的儿呀……”说话间，麻三姑一屁股坐在地上，双手拍腿，大哭如歌。麻老二见状赶紧又找地方跪下，垂着头不吭气。
这可不是冷眼看着就能搪过去的事，用我姨夫的话说，在这等节骨眼儿上，就如同科班唱戏，一举手一投足都不能错了规矩。我先跪在麻三姑身边，伸手扶起她老人家，心中却道：玉如这会儿若在，由她扶起老太太效果会更好。然后我又去扶麻老二，麻三姑却说：“放着他的，你先去后院瞧你媳妇吧。”然而，我还是先扶起了麻老二，又当头向他作了个大揖，将他羞得无地自容，这才奔向后院。
面对这一切，我有两件事弄不明白：一是不明白麻老二为什么会如此莽撞行事，刚跟我一接触便绑架了玉如；二是不明白麻三姑为什么要放交情给我。我此时能够弄明白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他们必定非常重视我的到来，这是好事，但也可能是大坏事。
后院里有三间小房，走进去一看，我发现玉如盘腿坐在炕上，正面对一大碗荷包蛋发愁。我开玩笑说：“您这是回娘家了？好自在呀！”她抱住我又笑又哭。但这会儿我可没功夫听她细说详情，晚出去一分钟，麻家母子就会对我多一分猜忌。拉着玉如来到前院，与麻三姑再次见礼，让我吃惊的是，玉如居然对麻三姑叫“干娘”。麻三姑却对我说：“这是我们娘儿们投缘，但没经您示下可作不得数。”我忙说：“这是您疼她，我也就高攀了。”然后我拉着玉如上赶着对麻老二叫“干哥哥”，麻老二窘得不行，只好回礼不迭，但在忙乱之中还是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麻三姑说：“这下好啦，一天云雾散，都是自家人，赶紧打酒、宰羊，招呼亲戚。”然后她又悄声问我：“你怎么没告诉刘队长你媳妇的事？”看来她什么都清楚，我也只好实言相告，说表哥跟我走的不是一条道，是亲是仇此时还说不准。麻三姑重重地点了点头，说你这孩子当真有心路，老婆子我没看错人。
这时，村头上突然传来两声枪响。这又是关键时刻，我连忙抢在麻老二身前冲出院门，心中暗道，麻三姑对我再亲热，也仍然是疏不间亲，除非我有替他儿子挡“枪子儿”的恩德，否则大家依然只是远来之交，淡淡而已。
村外来的是我表哥，带着五个伪军，荷枪实弹，身后立着三辆自行车和一头驴。见我和麻老二出来，他挥手让手下人退得远远的，然后冲麻老二抱拳拱手，说：“对不住，对不住，手下人笨手笨脚，让枪走了火，惊动您啦。”麻老二也回礼，说：“您是贵人，要是过门不入，可就让我没脸见朋友啦。”说话间，他也带着人远远停住，容我跟表哥私下里说话。表哥问怎么样了，我说都是误会，事情办得挺顺利。表哥说顺利就好，你要是出了事，我可没法跟姨父、姨妈交代。
表哥只带着这么几个人来冒险接我，让我很受感动，便想给他与麻老二拉拉交情，因为，从这两天的情形我看出来，他跟麻老二之间必定有过节。除此之外我还有一层想法，如果我能将麻老二的队伍收编成功，又能劝说表哥暗地里协助抗日，同时再让他们两家有了交情，那么整个青沧两县的抗日形势就会非同一般，上级领导自然也就会对我刮目相看，调我回天津的可能性也就大多了。
我的想法虽然很好，但却忽略了一件事－－玉如此时还在麻三姑家里。到底是麻三姑人情熟透，一见面便将我的这个错处弥补得天衣无缝。她拉着玉如半开玩笑半当真，说：“快来见见一表人材的刘队长，他可是个大贵人。”又对我表哥说：“这是我娘家的外甥闺女，天津卫的女学生，俊吧？可惜父母都不在了，这才投奔我来了。”说话间，她还没忘记向我使了个眼色。
表哥显得很客气，但也有些呆滞，不像平日里那般能言善辩。当时我还以为是麻三姑的口风太健，让表哥插不上嘴，然而，等到日后表哥再跟我谈起玉如时，我才明白自己做错了事。表哥说：“那姑娘的神态很像你表嫂……”
唉，什么叫聪明反被聪明误，看看当时的我就知道了。可惜的是，我那会儿还有一个坏毛病没改过来，就是“知错不改”，如果我当时立刻对表哥承认玉如是我太太，事情也就不会发展成后来那个样子。这就叫“少不更事”，别看我那会儿在人前把自己装扮成老江湖，日后回想起来，我才发觉自己其实“嫩”得很。
送走表哥，当晚我就住在麻三姑家。问起玉如白天发生的事，她说：“刚被绑架的时候我很惊慌，虽然明知道是为革命而牺牲，但我还是惊慌，怕那些粗人，可后来见着干娘就不怕了，干娘拿烧火棍把他们每个人都敲了一顿。”我问她怎么会想到要认“干娘”，她眨着大眼睛想了半天，却怎么也说不清当时的情形，只是说干娘让她觉得跟着她比跟着我还要安心。我相信这胸无城府的孩子说的是实话，麻三姑毕竟有这等本领，能让她脑袋一热便认了这门亲戚。
晚上麻三姑为我接风，堂屋里的八仙桌上摆下肉山酒海。麻老二和各处的头目陪着我，麻三姑带着玉如和孩子们在东屋，听声音里边亲热成一团。酒至半酣，我去给麻三姑敬酒，命玉如行大礼正式认亲，头目们也都扒着门帘看热闹。麻三姑从腕上褪下一只赤金镯子给玉如戴上，然后对我讲了一番道理，让我耳目一新。
她说：“既然你瞧得起我老婆子，认下这门亲戚，我也就有啥说啥了，你这傻哥哥没有心路，眼皮子浅，但孩子你是‘会党’，干的都是打江山坐龙庭的大事，我求你带上你这不成器的哥哥和他的这帮傻兄弟，打下江山来你们就是开国元勋，万一没打下江山，招了安也有官做，你哥哥能有你这样的兄弟照应着，我老婆子日后也就能闭眼了……”
听完麻三姑的这番话，我再说什么也无法匹配这股豪情和慈母之心，同时也明白了她认玉如为干女儿的用意，便当即拉着玉如一起跪倒在地，再行大礼。
酒足饭饱之后，众人都散了，我和麻老二站在当院说话。我问：“咱们今后可是要打日本鬼子，你手下的弟兄能一条心跟着你吗？”麻老二苦笑了一声说：“一行有一行的规矩，这次毕竟是改换门庭，不愿意干的我也不能勉强，只要把家伙交上来就可以回家了。”我问他：“还能剩下多少人？”他说：“手下多数人都散在各村，有当上门女婿的，有娶寡妇的，也有当长工头的，这样我们就能多几家”窝主”，少一些嚼谷，如今大致算算，留下一百来人没问题。”
话说到此处，有些事就不能不谈了，于是我直截了当地问：“你想过没有，到底为什么要参加抗日队伍？”麻老二沉吟了半晌方道：“我娘说，连唱西河大鼓的都说了，外来的蛮子长不了，小日本也一样，跟着他们只有死路一条；我自己哪，就算还想当国军，这会儿也找不见他们不是？”
我知道这个理由很有说服力，但并不是他全部的心里话，于是我问：“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原因？”麻老二又沉吟了老半天，突然怒冲冲地道：“我娘看你是个人物，但我不这么看，‘光棍眼赛夹剪’，没见着真章，我不能信你；可话又说回来，我也有难处，我现在是要钱没钱，要枪没枪，出去打点食吧，小日本和汉奸队还三天两头来扫荡我，伤了我不少人；至于自家弟兄嘛，当初有酒有钱，再拿义气拘着，大家还不怎么着，可如今就不好说了，谁能保证有人不起歹心，绑了我们娘俩儿去送给小日本……”他没再往下说，但我听明白了，我相信他这会儿说的都是实话，同时，他的话里也包含着对我提出的条件，于是我当即允诺：“枪支弹药的事包在我身上。”
说这话时我心里清楚得很，既然把事情应承下来，我就必须得给他们办成，否则，不单我本人会在青沧两县留下坏名声，怕是将来也会带累着党组织遭人疑忌－－这就是诺言，大丈夫顶天立地，一口唾沫就得砸一个坑，没有退路的。
另外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既然麻老二同意收编，我就必须得给他们立规矩，于是我严肃地说：“参加抗日队伍可不是‘拉杆子’，你刚才也说过，一行有一行的规矩，我们的规矩是，叛变革命，带枪逃跑可不行，那是死罪。”他听了我这话反倒显出几分欢喜模样，说哪支队伍都是这规矩，你放心，我手下的弟兄绝不会出大格。
我心道：是否出大格此刻还顾不上，照现在的情形看，我也只能将就着先把这支队伍收编下来，陆续开展抗日工作，至于如何把他们改造成革命军人，只有日后慢慢想办法了。
虽然我们这会儿谈得挺透彻，但我还是有一件事放心不下，便问：“既然你早有打算跟我联手，为什么还要绑架我太太？”他那张苦瓜脸上突然浮起一丝调皮的笑意，说：“我要不是背着老娘绑了你老婆，怎能掏出你肚子里的实话？可话又说回来，就算是我绑了你老婆，你今天说的是不是实话，咱们还得走着瞧。”听到他这样讲，我反而感到很安心。抗日也好，闹革命也好，都是拿性命赌前程，如果他立刻就全心全意地信任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充满了猜疑，我反倒应该担心－－真正过命的交情，只能一点一滴地慢慢交。
我昨晚酒喝多了，第二天醒来顿时感觉口中焦渴，头疼欲裂，但刚一翻身，却发现床边站着个小姑娘，大眼溜睛地望着我，手里捧着个大梨。见我醒来，她将大梨往炕沿上一放说：“奶奶让你醒了就吃。”
我倚在被褥垛上，啃着多汁的鸭梨，感觉到一丝难得的惬意。这时窗外传来说话声，细一听才发现，原来是玉如正在给麻三姑宣讲革命理想，讲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人平等，世界大同，到时候老百姓的日子会怎样怎样……说实话，我对共产主义理想从来也没动摇过，但是共产主义会吃什么喝什么，我觉得现在就猜想还有点太早。
我举着啃了一半的大梨走出房门，发现眼前居然是一幅奇景－－连双筷子都洗不干净的大小姐玉如，此时居然挽起袖子帮麻三姑拌鸡食。我当即笑道：“干娘啊，我真该把媳妇留在您这儿住上一年半载，到那时候，您肯定能把她调教成一个持家过日子的好手。”麻三姑脸上笑出了花，说：“闺女就该留在我这儿，你们在外边忙正事，我们娘们儿操持家务，本分如此嘛。”
这下子坏啦！我发现客气话太多也容易坏事。麻三姑必定早便打算留下玉如在手里，也免得我中途起了歹心害她儿子，我这一客气，她老人家正好顺坡下驴。但此刻我又不能驳了她的“好意”，因为我没有任何理由带玉如离开，只好搭讪道：“二哥怎么没见哪？”麻三姑闻听此言忙朝我使眼色，我立刻便猜到出事了。
果然，早饭之后麻老二才匆匆回来，两眼通红，那样子又是气愤又是伤心。他把我拉到村边的场院里，对我讲了昨夜发生的事。原来，他手下有二十几个人不愿意被共产党收编，谋划着今天早上带着枪去辛店投奔刘队长。他得到消息之后忙带人赶过去，无奈之下，只得“做”了两个人，这才将他们制服，然后遣散了。他感叹道：“唉，都是跟了我七八年的老弟兄……”一张苦脸上不禁流下泪来。
土匪窝里反，那可是六亲不认哪！我能理解他昨夜必定冒了大险，然而，他遭弟兄背叛的心情有多苦，我当时却没能完全理解，只忙着借机向他宣讲共产党人的纪律和情操，却忘记了他正挣扎在江湖道义和兄弟情分之间。等到日后经多见广我才明白，在这个时候讲革命道理，麻老二这类人非但理解不了，反而会在心里种下疑窦。因为，他当时还没接受过党组织的任何教育，之所以同意被收编，既不是为了参加抗战，也不是想要参加革命，而只是想投靠一方势力，是在找饭辙。
既然已经许下诺言，我就得向麻老二证明党组织的诚心诚意，绝不能失信于人，然而，我却没有一杆枪、一粒子弹可以给他，我的上级领导也没有。无奈之下，我只好请表哥替我在当地买枪、买子弹。
表哥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说我到这会儿才明白，原来你不是在做买卖，而是要拉队伍。我只好说我这是怕他知道了为难。表哥说不是为难这么简单的事，麻老二为人反复无常，我信不过他，你也别上他的当。他没提起麻老二家三代土匪，必定是因为姨夫的身份让他碍口，但却给了我机会，恰好可以让我将一直想对他说的话讲出来。于是我说：“您知道的，抗日大业不分身份贵贱，人人有责，表哥您也一样。”表哥却说：”你还小，别搅和这些烂事，赶紧回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