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魏晋世家大族的清谈家最大的不同，王敦本人是个杰出的军事家。在扬州刺史任上，他就运筹帏幄，讨灭反叛的江州刺史华轶。蜀人杜弢作乱，王敦坐镇豫章，指挥得当，由他推荐的陶侃等人大施才华，最终击灭杜弢。由此，王敦得封汉安侯，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成为东晋最大的军区司令长官。
根据人性的、历史的必然，有了选置用人的权力，王敦“专擅之迹”渐露，不仅私自擢用杜弢降将杜弘，而且还对据险自固的何钦等人授予四品将军的官职。当然，假如王敦善终，这些小事情均可美称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但兵败身死，史家自然把小事渲染成大事。
王敦与东晋元帝司马睿之间产生嫌隙，起因还真不是王敦自己先有什么不臣之心，而是其堂弟王导在朝中被冷落所致。
司马睿坐稳帝座后，渐渐感觉王家势力过大，毕竟“王与马，共天下”的谚谣都传入自己耳朵里面，不能不有所抑压。特别是司马睿从前做琅琊王时的两个王府旧人刘隗和刁协，也常常以强化皇权为借口，不断怂恿元帝打压王氏等大族势力。“及刘隗用事，（王）导渐见疏远”。
元帝也不太厚道，刚过河就拆桥。王导生性淡然，又深识谦抑之道，默然居守。
王敦居上游之重，又有大功于司马睿，闻知王氏家族诸位人员被排斥，心中自然忿忿，便上书朝廷，为王导报不平。王导在建康先收到这份疏奏，见王敦为自己出头，怕惹出事端，就把这份“报告”封还给王敦。王敦固执，复派人直接送达元帝司马睿。
一般的疏奏估计就由大臣处理，王敦的疏奏当然元帝自己亲自览观。虽然王敦疏中口口声声称“臣非敢苟私亲亲，惟欲忠于社稷”，元帝仍旧不快。他叫来自己的叔辈宗室谯王司马承，示之以王敦的疏奏，抱怨说：“王敦过去虽有功劳，现在的官职足以酬报他了。可他仍旧不断提出过分要求，点评朝政，朕拿他怎么办呢？”
谯王司马承当然顺承元帝之意，叹息说：“陛下您不早下手，王敦必为后患！”
公元320年，元帝太兴三年，湘州刺史一职空缺，王敦又表奏自己的亲信、吴地大族沈充去任湘州刺史之职。刘隗览奏后当然心急，忙劝元帝司马睿不要答应王敦。元帝又找来谯王司马承，对他说：“王敦奸谋渐明，看来想把我当成惠帝那样的摆设了。湘州据上流之势，控三州之会（荆州、兖州、广州），朕想派叔父您去那里，怎么样？”
谯王老成，回言说：“陛下有诏，臣不敢辞。但湘州经杜弢贼军蹂躏，民力官力凋弊，恐怕要经营三年以上的时间才有出兵出力的能力。如果事起仓猝（指有人谋反），恐怕为臣粉身碎骨，也难救大事。”
谯王司马承得诏赴任湘州刺史一职。途经武昌，王敦作为地主，款待这位老王爷。席间，王敦大大咧咧地对司马承说：“大王一直是文雅君子，恐怕非将帅之才。”
司马承五十来岁的老王爷，竟也言谈慷慨，引用汉朝班超的豪言，回答说：“王公您恐怕不了解我，铅刀岂无一割之用？”
王敦闻言冷笑，举觞劝饮。
回到自己的署衙，王敦对亲信钱凤说：“司马承这老匹夫不知害怕恐惧，而学古人壮语，足知其不武，此人无能也！”于是，王敦未对谯王加以阻拦，听任这位“忠有余而才不足”的老王爷去湘州赴任。
王敦的愤怒(2)
晋元帝太兴四年（321）秋，司马睿任命尚书仆射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镇合肥；任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镇淮阴。名义上是派此二人防备后赵石勒，实际上是戒防王敦。
刘隗虽外任，元帝仍旧与之谋以大事，成日密书往来，以为谋主。
王敦先君子后小人，派人送信给刘隗，可以算是推心置腹：“圣上信重阁下，今大贼未灭，中原鼎沸，欲与您戮力王室，共静海内。如果大家同心，帝业得以兴隆，否则，天下永无望矣！”
刘隗骄狂小人，回信不逊，表示“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狂妄至极，惹得王敦大怒，下决心要除掉这位没事尽给元帝出馊主意排挤王氏家族的得志小人。
朝廷方面，元帝表面上对王导升官，加侍中、司空、领中书监，实际上是以虚衔驾空。
御史中丞周嵩上疏，表示“（王）导忠素竭诚，辅成大业，不宜听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说，亏旧往之恩，招将来之祸”。疏奏，元帝也颇有感悟，王导由此也没受进一步的谗害。
东晋草创之际的大内讧(1)
晋元帝永昌元年（322），王敦引兵内向，以诛讨刘隗为名，向建康进军。王敦的心腹沈充立即在吴兴起兵，响应王敦。行至芜湖，王敦又上表，声讨元帝的另一位心腹刁协。
晋元帝览表大怒。他自以为大局在握，马上下诏：
“王敦恃宠生骄，敢肆狂逆，疏言无礼，意在幽囚朕躬。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亲率六军以诛大逆！”
恐怕谯王司马承在湘州举兵扰乱后院，王敦派人去说服这位老王爷。
司马承对元帝忠心耿耿，叹息道：“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势孤援绝，将何以济！然死得忠义，夫复何求！”一口回绝了王敦。见谯王不从，王敦就派自己的表弟——南蛮校尉魏义率两万精兵进攻长沙。
元帝忙招戴渊、刘隗回军，入卫建康都城。
刘隗喜见王敦举兵，刚入建康，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意气自若，洋洋大言，表示要一举消灭王敦。入见元帝，他又与刁协一起劝说元帝尽诛王氏全族。“帝不许，（刘）隗始有惧色”。
王敦起兵痛快。最倒霉的要数留在建康城内的王导。要知道，造反谋逆，最起码是要诛三族的大罪。王导是王敦的堂弟，惴惴之情，自不待言。这位大名士天天带着王邃、王彬、王侃等在朝廷任职的王氏宗族二十多人，跪在宫门外待罪。
一边是王敦兴大兵直杀建康，一边是王导素服待罪，晋元帝司马睿还真不知如何处理。
尚书左仆射周剀入宫面君，跪于门下的王导高声哀求：“伯仁（周剀字），我以宗族百口托付您！”
周剀没有搭理王导，“直入不顾”。
入宫后，周剀向元帝盛称王导忠诚，深加求护。这位周伯仁真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大好人，如果换了别的文士出身的大臣，肯定对王导满脸悲悯，拍着胸脯大言要搭救“老同事”，入宫后，又会百分百自告奋勇充当抄家先锋，不劝皇帝杀掉王氏九族才怪。
周剀大名士，喜饮酒。与元帝商议好政事后，于宫中痛饮，尽醉而出。
王导一行人还在门外长跪。见周剀晃晃悠悠出宫，又膝行而前，大呼求救。周剀仍旧不搭理王导，醉乎乎对左右从人讲：“今年看我杀取诸贼，取斗大金印系肘后！”
回家后，稍待酒醒，周剀又亲自上表元帝，“明（王）导无罪，言甚切至。”
所有这一切，王导全然不知，认为周剀不救自己，内心深恨。
在周剀等人的谏劝下，元帝命人送还王导朝服，并于宫中召见。王导跪地叩首，说：“逆臣贼子，何代无之，不意今者竟出臣族！”
元帝闻言下座，光脚走至王导身边，扶起这位老好人，表示绝对相信王导的忠诚。
公元322年4月，元帝下诏，以王导为前锋大都督，以戴渊为车骑将军，共讨王敦。同时，又下令征虏将军周札（吴中大族周玘之弟）守建康石头城，以刘隗统军守金城。元帝身穿甲胄，亲自出城巡示诸军，表示御驾亲临的决心。
王敦大军，从芜湖沿江而下，很快逼近石头城。由于痛恨刘隗，王敦想首先进攻金城。深受王敦厚待的杜弢降将杜弘劝言：“刘隗手下死士甚多，未易一举攻克，不如首攻石头城，周札刻薄少恩，兵不为用，攻之必败。周札一败，刘隗门户已失，也定然败逃。”
石敦听从杜弘之意，并以其为前锋，猛攻石头城。周札是江南旧族，对晋元帝本来就三心二意，没做什么抵抗，大开城门迎纳杜弘军入城。至此，王敦占领了建康的军事要地石头城。
听闻败讯，元帝着慌，忙命刁协、刘隗、戴渊合军进攻石头城，并令王导、周剀、郭逸等人三道并进，一齐出战。
所有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文臣，兵战斗策非其所长，加起来也不是王敦的对手，“兵皆大败”，一时间四散狂逃。
刘隗、刁协慌忙入宫，跪伏于元帝面前连称死罪。元帝也流泪呜咽，劝两人出逃避祸。两人表示：“臣当守死，不敢有贰。”元帝仍遣人对这两个老人旧僚给马派从，让他们出宫逃命。刁协年老，又素无恩信，一出宫身边从人就全都逃散，老头子很快被人砍掉脑袋，送至王敦处邀赏。刘隗脚力健，连滚带爬，昼伏夜行，最后跑到石勒的后赵避难，有幸捡得一条狗命。
按理讲，王敦并非造反。刁协伏诛，刘隗逃走，他应该入宫面君才对。但王敦“拥兵不朝，任士卒劫掠，宫省奔散”。晋元帝司马睿真成了孤家寡人，身边只有值勤的安东将军刘超和两个太监侍立，静待王敦兵士的到来。
元帝脱掉戎装，身着朝服，派人向王敦传话：“公若不忘本朝，则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当归琅琊以避贤路。”本来元帝得帝位就是侥幸，此话有七八成是真。
王敦不答。其实，这位王大将军也不失厚道。当初，他与堂弟王导竭尽忠心拥戴司马睿这位晋室疏宗为帝。如今，乘胜凭势，完全可以幽禁废杀司马睿，但王敦没有下手。
元帝见王敦不搭理自己，没辙，只得命公卿百官齐去石头城拜见王敦。从感情、心理上讲，元帝也不见得有多么悲愤，他自己依靠王氏家族的扶植才得立为帝，王敦真把他废掉，他也没什么话好讲。
王敦与众臣见礼已毕，居于上座。首先，他戏问手下败将戴渊：“前日之战，有余力乎？”
东晋草创之际的大内讧(2)
戴渊坦言：“岂敢有余，但力不足耳！”
王敦又问：“吾今此举，天下以为如何？”
“见形者谓之逆，体诚者谓之忠。”戴渊不卑不亢，语带讥讽。
王敦也笑：“卿可谓能言之人。”
戴渊此人，是吴地数世强宗。“有风仪，性闲爽，少好游侠，不拘细行”。当年大才子陆机带着数船行李去洛阳，戴渊与一帮哥们见财起意，前去抢劫。“戴渊登岸，据胡床，指麾同旅，皆得其宜”。陆机在船上望见，知戴渊非常人也，大声叫道：“卿才器如此，怎会做此盗贼之事！”戴渊感悟，投剑而起，与陆机成为挚交。司马睿到江东后，戴渊一直深见亲信。
略作沉吟，王敦又对周剀埋怨道：“伯仁，卿负我！”
周剀依旧一脸不在乎，“公戎车犯顺，下官亲帅六军，不能成功，使王师奔败，以此负公！”
周剀“少有重名，神彩秀彻”。“周仆射，时人谓‘言谈之林薮’”（《世说·赏誉第十八》）“世目周侯，嶷断如山”（《世说·赏誉第五十六》）。正史、小说，都对他赞誉不少。但此公好酒，当初在西晋，能日饮一石；过江后，日日沉醉，略无醒日，时人称为“三日仆射”（意思是一醉三日）。一次，周剀与一位刚从北方逃难来的老友对饮，两人喝掉二石酒，竟把对方活活喝死。此外，周剀雅望非常，以戴渊之豪放，在其座不敢多发一语；以王敦之俊爽，每见周剀都面红耳赤，冬天寒日也要连连扇面。刚过江时，王导曾与周剀狎饮，乘醉倚枕在这位大名士的腿上，指着他的肚子问：“这里面有什么呢？”周剀豪语道：“此中空洞无物，然足容卿辈数百人！”其豪放事迹，皆有类于此。
表面上，事情至此告一段落。晋元帝下诏大赦，并封王敦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寻尚书事。王敦却不给皇帝面子，“并让不受”。
元帝内心不安，他在广室殿召见周剀，问：“大事渐息，二宫无恙（指元帝自己及皇太子司马绍），诸人平安，大将军（王敦）看来还不负所望吧？”
周剀回答：“皇上、皇太子自可万全，臣等尚未可知。”
有人劝周剀趁机外逃，被他拒绝：“吾备位大臣，朝廷丧败，宁可复草间求活，外投胡、越邪！”真正一条好汉子，磊磊落落，虽常因酒废事，不失铮铮直臣。
王敦手下的参军吕猗，曾在戴渊手下做事，与彼时的老上司深有过节。他劝王敦说：“周剀、戴渊，皆有高名，足以惑众。先前明公质问二人，他们一点愧色也无，令人痛恨。若不除之，必有再举之患。”
王敦深觉吕猗之言有理。但毕竟周、戴两人名望太大，王敦自己下不了决心，便试探性地向堂弟王导征询意见：“周剀、戴渊，南北之望，无疑可以做三公吧？”
王导不答。
“做尚书令、仆射之官总可以吧？”王敦又问。
王导仍旧默然。当时跪于宫门之门，数次哀求周剀在皇上面前为自己家族求情，没有得到对方任何反应。对此，王导耿耿于怀。
王敦会意：“这样的话，应该杀掉两人才对吗？”
王导仍旧无语。
于是，王敦下令逮捕周剀和戴渊，随便捏造个罪名，押至石头城处决。
路经太庙，周剀放声大骂：“天地先帝有灵，贼臣王敦，倾覆社稷，枉杀忠良，陵虐天下。上天有灵，当速杀王敦！”押送军人惶恐畏惧，忙上前用利戟对周剀当口就刺。虽血流至踵，周剀仍颜色不变，举止自若，慷慨受死，观者纷纷流泪。
不久，王导在中书省翻检他失势时朝廷官员呈给皇帝的疏奏，发现了周剀为解救自己而上的奏书，其中内容极赞王导忠诚，申诉备至。此时，王导才知道自己做了小人。他执表流涕，悲不自胜，对儿子们说：“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吾虽不杀伯仁”之典，由此而来。）
说句公道话，王敦之祸，实属元帝司马睿因听信刁协、刘隗两人之言排挤王氏宗族而自招。刁、刘二人，器量浅狭，不能容物，致使“权臣发怒，借其名以誓师”，但最终倒大霉的，反而是周剀和戴渊这样的仁厚长者。
王敦大权在握，以堂弟王导为尚书令，以堂弟王舒为荆州刺史，以堂弟王彬为江州刺史，以堂弟王邃为徐州刺史，以亲兄王含为卫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改易百官及诸军镇，转徙黜免者以百数；或朝行暮改，随意所欲”。
长沙方面，谯王司马承终于力不能支，被魏义攻败，自己也被活捉，关在囚车里押送武昌。走至半路，王敦派人一刀结果了这位志大才疏而又不失忠梗的司马老王爷。
权力使人腐败，极权使人极端腐败。“（王）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贡献多入其府，将相岳牧皆出其门”。他最宠信的，当属吴地大族沈充和他的老乡钱凤，并对二人言听计从。凡有得罪沈、钱的官员，必死无疑。这两个人土豪出身，“大起营府，侵人田宅，发掘古墓，剽掠市道”，使得士庶怨恨，皆望其早败为幸。
公元322年年底，王敦率军还武昌（今湖北鄂州），遥制朝廷。
不久，元帝司马睿“忧愤成疾”，病重而死，时年四十七。
元帝至死，王敦也没有去朝见他。值得重点说明的是，元帝确实是病死善终，不是被毒死、刺杀、绞死或者暗杀。失势君王中，元帝也算运气比较好的一位。史家评价他“恭俭之德虽充，雄武之量不足”。最最奇怪的是，就连总为尊者讳的正统史家也明言，“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也就是说司马睿其实并非司马氏的后代，而是一个姓牛的小官吏与司马睿“父亲”的王妃夏侯氏私通之子，也真是天下奇闻。东晋一百年天下，原来并非司马血脉在帝系流动，果真天道循环，以报司马家族开基者的阴毒残忍。
东晋草创之际的大内讧(3)
元帝死后，王导受遗诏摄朝政，皇太子司马绍继位，是为东晋明帝。改元太宁。
王敦最后的下场(1)
东晋明帝刚刚继位三个多月，一直体虚多病的王敦也有日暮途穷之感，加强了篡位的准备步伐，“讽朝廷征己，帝手诏征之”。他自己不好在没有借口的情况下带兵入建康，反而暗示明帝，要皇帝下诏征召他入朝，以做到“名正言顺”，然后再顺水推舟，按部就班地也过把皇帝瘾。
东晋明帝年轻果锐，危急时刻坦然不惧，亲笔写诏书让王敦入京，这样一来，反让王敦感到有些进退两难。
王敦想谋逆，但其宗族诸人并非一味跟随。王导不必讲，一直是以整个王氏宗族的安全为最高利益，拥戴帝室。王敦堂弟王棱屡次劝谏，被王敦派人暗杀；另一个堂弟王彬为人忠直，“谏之甚苦”，差点被杀。荆州刺史王舒也是王敦堂弟，知道王敦要起事，马上和王导站在一起，秘劝东晋明帝加紧准备，谋讨王敦。
顺便一提的是，王敦移镇姑孰，“入朝”建康之前，还听从钱凤之言，族灭了吴地最大的地方势力——以周札为主的周氏。
周札时为会稽内史，“一门五侯，宗族强盛，吴士莫与之比”。钱凤是沈充老朋友，自然要替沈氏出力。“江东之豪，莫强沈、周”，周氏一灭，沈氏家族自然在江东就无人可比了。于是，王敦诬称周氏一家密谋不轨，派沈充等人带领众兵，尽灭周氏。可叹的是，王敦失败后，沈充一族也被诛除殆尽，吴地土生大族至此烟消云散。（值得一讲的是，周札的父亲是周处，京剧《除三害》的主人公。周处年少时，“好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情肆意，州里患之”，与南山猛虎、长桥大蟒合称为“三害”，后在陆机、陆云兄弟劝诫下幡然自新，发奋读书，既为能臣，又为上将，最终在与氐人作战中英勇战死，被西晋朝追赠为平西将军。周处当时还有文集传世，著《默语》三十篇、《风土记》以及《吴书》，真正的文武全才。）
大事临发的关键时刻，王敦却病势加重。他自己无子，其兄王含的儿子王应过继给他做儿子。于是，他矫诏拜王应为武卫将军作为自己的副手，拜王含为骠骑大将军。
钱凤作为谋主，也非常焦虑，便问王敦：“脱有不讳（万一您病重“过去”了），王应能承继大事吗？”
王敦倒是明白人，表示：“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为。王应年少，岂堪大事！我死之后，莫若释兵散众，归身朝廷，保全门户，上计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侥幸，下计也。”
钱凤师爷浅见，为自身计较，认为“公之下计，乃上策也”，与沈充等人定谋，准备王敦一死即兴兵作乱。
东晋明帝年轻英果，才兼文武，不像他老爸元帝那样窝囊。审时度势后，他决定先发制人，以司徒王导为大都督，并命大臣温峤、郗鉴等人各领兵马，下诏讨伐王敦。
王导深谋远虑，率宗族子弟先为王敦“发哀”，造成王敦已死的假象，“众以为（王）敦信死，咸有奋志”。看来王敦名头确实大，如果身子骨硬朗，晋明帝、王导诸人加上一班文武诸臣还真不是他一个人的对手。
“（王）敦见诏，甚怒；而病转笃，不能自将”。晋人崇信卜筮，王敦便让其记室参军郭璞算上一卦。
郭璞本来就反对王敦起兵，胡乱掐指，便回答：“不成功。”
王敦怀疑郭璞一直与朝廷中温峤等人关系密切，听说又是凶卦，坚信郭璞胳膊肘往外拐。他压住怒气，问郭璞：“你再算算我能活多久。”
郭璞想了想，说：“考虑刚才的卦象，明公起事，必祸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
王敦大怒，问：“卿寿几何？”
郭璞自知不免，答：“命尽今日日中。”
王敦立命军士收斩郭璞。
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大文学家、大诗人、大卜筮家、大风水家。其所作《游仙诗》意象新奇，开中国山水诗先河，文采富艳，意境深远，诗作有“中兴第一”之称，大可摘录一二以飨读者：
京华游仙窟，山木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临源挹消波，陵冈掇丹荑。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其一）
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绿萝结高林，蒙茏盖一山。中有冥寂土，静啸抚清统。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飞泉。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问蜉蝣辈，宁知龟鹤年？
（其三）
不仅能诗，郭璞还善作赋。其作《江赋》、《南郊赋》等，皆词藻瑰丽，不拘一格。当然，作为中古诗人，郭璞许多诗赋作品现在已鲜为人知，但在当时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大师级人物。
晋明帝做太子时，与郭璞、温峤、庾亮“皆有布衣之好”，关系非常亲密，难怪王敦怀疑郭璞对自己有二心。
《晋书》之中，郭璞的大名与大炼丹家、大化学家葛洪并列一传，而并非与一群医士和卜士胡乱列入《艺术传》中，由此足见他在当时的重要性。他不仅撰有卜筮大全《洞林》一书，又注释《尔雅》、《三苍》、《山海经》、《楚辞》、《子虚赋》、《上林赋》等典籍数十万言，诚为学问大家，才兼儒道，为一代宗师。活该倒霉，郭璞这么一个聪明人，竟也为王大将军临死垫背，也正是那种“善为人谋而拙于谋己”的人物。
王敦最后的下场(2)
公元324年（晋明帝太宁二年）8月，王敦以诛温峤为名，让大哥王含等率五万多水陆精兵，一时并进，直奔建康杀来。
假使明帝司马绍是孱弱之主，王敦可一举成功。但这位青年皇帝有“文才武略，钦贤爱客，雅好文辞”。大战之前，以万乘之尊，明帝司马绍竟能自己微服出行，带几个从人骑马至姑孰，侦察王敦的兵力部署情况。
明帝穿着普通，但相貌不凡。他的母亲荀氏一族是燕代一带的人，有鲜卑血统，黄须白面。
听兵士讲营盘附近有个长着金黄胡须的人四处转悠，王敦于病床上闻声惊坐，大叫：“此必黄须鲜卑奴来也！”忙派骑兵四出追捕。明帝见势急，上马驰奔而去。一路上，每有停歇，他就让从人用冷水浇马粪，追骑见马粪冰凉，认为敌人侦骑已来不及追赶，就止马当地。“帝仅而获免”。如果推举皇帝级的“孤胆英雄”，东晋明帝司马绍应该数一数二。
王含是王敦的大哥，可龙弟鼠兄，才能相差甚远。越城一战，明帝属下将军段秀（鲜卑段匹襌之弟）以千把号人大败王含，并斩杀前锋何康。
听闻大哥出兵即败，王敦大怒：“我兄，老婢耳。门户衰，大势去矣！”本想强撑病体，亲去前线指挥。无奈病入膏肓，刚坐起身就一阵眩晕，摔倒于床上。很快，王敦就病重身死，时年五十九。
《晋书》记载，王敦死前表示要王应即位为帝，先立文武百官，然后再为他发丧。想来想去，殊不可解。王敦深知自己将亡，不可能还思前想后让不争气的过继儿子王应称帝以招灭族之灾。成王败寇，败者一方的“事迹”只能由“胜利者”汇述了。
王应真是死狗扶不上墙。形势如此严峻，他既不明言称帝，给部下一个当开国功臣的“盼头儿”，也不为王敦发丧，更不思忖攻守谋略。这个败家子真真不知忧愁为何物，天天与手下几个狎客纵酒淫乐。至于王敦的尸首，被这个不肖之子用席子包裹起来，外面涂了几层厚蜡，埋在议事大厅地下。假若王大将军死后有灵，天天躲在大青石板下面，严严实实被包裹得像个粽子，在地下静听逆子（应该是逆侄）在他上面大玩group sex，丝竹声声，肉搏阵阵，一辈子以豪爽著称的驸马爷、大将军，也只能哀叹自己命运不济了。
晋明帝方面，又派出吴兴人沈桢去诱降王敦的铁杆死党沈充，许以司空高官。
沈充关键时刻非常像条汉子。他拒绝了明帝的“好意”：“三公之位，应由望美才高的人担当，岂是我辈能及。以此甘言厚币诱我，不敢生受。况且大丈夫相交共事，当存始终，岂能中道变易。果真如此，世人能容我的反复之举吗？”言毕，沈充提兵，直奔建康，率万余人与王含合军。
沈充虽有侠义之风，战非所长。有人建议他挖掘玄武湖水倒灌建康，乘大水舟行而进，可一举成功。沈充犹疑，不能从计。
相持之间，各地勤王兵马纷纷赶到，尤其是临淮内史苏峻所率的兵众，战斗力很强。沈充、钱凤两人一合计，觉得苏峻等人远道而来，兵将疲困，应该先发制人，便合兵主动进攻建康城。两军交战，沈充等人还占了先机，把东晋军队打得节节败退，一直追杀到宣阳门。
叛军正清除路障，准备一举攻城之际，本以为远来疲惫不能出战的苏峻等人忽然率众冲出，横击沈充、钱凤的攻击兵士。
沈充等人大败，手下兵士掉入江水中淹死的就有三千多人。未及喘息，东晋刘遐一军又大破沈充于青溪。
最草包的当属王含。好几万劲卒在手，他没有配合沈充进攻建康，只是在一旁观望、逡巡。得知沈充败讯后，更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连夜烧营遁走。
王含带着儿子逃往荆州，想投靠堂弟王舒。不料，迎接他们父子的不是热酒美食，不是殷勤笑脸，而是冰冷的锁链。六亲不认的王舒把堂兄、堂侄锁起，话也不多说一句，当众扔入江中淹死，以“实际行动”与王敦、王含划清了界限。
钱凤跑到阖庐洲，也被本是同一阵营的寻阳太守周光斩杀，拿着他的脑袋到京城“诣阙自赎”。
兵败如山倒。沈充慌不择路，闯入昔日手下吴儒家避难。古语云：“有急莫投亲旧。”吴儒一脸坏笑，把老上司沈充诱至复壁内，咣当一声把一大块石头挡在暗门外。他爬到高处，自上而下笑着向从前的恩将说：“我可得三千户侯啦！”（晋政府当时以五千户侯悬赏斩钱凤，以三千户侯悬赏斩沈充。）
沈充倒也冷静，仰头对吴儒讲：“封侯不足贪也。尔以大义存我，我宗族必厚报汝。若必杀我，汝族灭矣！”
吴儒小人，当然不信“死灰复燃”之理，一脸狞笑加冷笑，与僮仆数人矛刃俱下，把沈充活活捅死在狭窄的夹壁当中，又割下沈充的脑袋到京城领取封赏。
沈充是江东几代大族，枝蔓繁广，临死之前一段话，也是有恃而言。但他自己万万想不到的是，替他报仇的不是沈姓亲族，恰恰是他自己的长子沈劲。
王敦之乱平定，钱凤、沈充不仅本人被杀，依王朝律令，谋逆造反至少要诛三族。沈充之子沈劲命大，竟然在乡人的庇护下捡得一条性命，没被东晋政府抓去砍头。如逢王朝盛世，这种父亲造反儿子得活的几率几乎是零，但东晋偏处一隅，强敌在邻，世道纷乱，没过多久，逢上皇帝生日、婚庆、诞子等喜庆大赦，沈劲就又冒出市面，并果真率人把吴儒一家老小上下杀了个干干净净。吴地土豪自相鱼肉，东晋政府也乐于他们窝里斗，加上沈劲又是子报父仇的大孝之举，道义上也受到各方支持。沈劲不仅报得父仇，又以侠勇之名名扬四海。“（沈）劲少有节操，哀父死于非义，志欲立勋以雪先耻”，他自告奋勇过江抵御北虏，屡次与慕容燕国兵将争战，东晋穆帝升平三年（359），沈劲以五百兵士坚守许昌，抵御慕容恪。不久，兵败城溃，沈劲不屈而死，被东晋朝廷追赠为“东阳太守”。
王敦最后的下场(3)
如此，青史之中，父亲沈充附于“逆臣”王敦传后，儿子沈劲赫然列于“忠义传”中，可见血统之论，诚无真凭。
至于王敦，盖棺论定，封建史家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功绩：
“王敦历官中朝，威名素著，作牧淮海，望实逾隆，弼成王度，光传中兴，卜世延百二之期，论都创三分之业，此功固不细也。”
笔者以现代人的眼光，觉得王敦也不失为一刚烈大丈夫，敢爱敢恨，敢作敢当，而且他起事之因也是由于王氏家族成员受排挤，并非完全出于个人野心。刁协、刘隗小人煽风点火，钱凤、沈充激成祸难，叹只叹时兮命兮，不佑英雄。身死之后，英名一世的王大将军还被东晋政府刨出尸首，死都死了，还被扶跪着，斩去头颅。
王敦死后，亲兄王含、继子王应被杀，但琅琊王氏并未被牵连，反而因讨伐王敦有功而有多人加官晋爵。王导以司徒进位太保，王舒迁湘州刺史，王导堂弟王彬为度支尚书，王氏一大家子多人位进不衰，仍旧是东晋世家豪族的翘楚。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平定王敦之乱后，晋明帝司马绍不久即病死，年仅二十七岁。虽然只当了三年左右的皇帝，史臣对他还是有很高的评价：“帝聪明有机断，尤精物理。于时兵凶岁饥，死疫过半，虚弊既甚，事极坚虞。属王敦挟震主之威，将移神器。帝骑驱遵养，以弱制强，潜谋独断，廊清大昆。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势。拨乱反正，强本弱枝。虽享国日浅，而规模弘远矣。”
皇太子司马衍即位，年仅五岁，是为东晋成帝。
孩皇帝即位，明帝皇后庾氏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虽然明帝遗诏太保王导录尚书事，与中书令庾亮一同辅政，但真正的权力都集中在庾亮一人手里——当朝皇太后庾氏是他亲姐，孩皇帝司马衍是他外甥。
庾亮，字元规，出身世族，大名鼎鼎。此人“美姿容，善谈论，性好《庄》、《老》”，是魏晋风度中的一个楷模人物，《世说新语》中常常提及此人。但在政治上，庾亮是个十足刚愎自用、心胸狭窄的庸才。
明帝病重时，其舅虞胤为右卫将军，与左卫将军南顿王司马宗同掌禁卫军权。由于这两人私人关系也不错，惹起庾亮的猜忌与不满。王导出于公心，与庾亮一起曾向明帝提醒，怕司马宗会与虞胤在明帝死后拥立司马宗的哥哥西阳王司马羕为帝。明帝不信，反而更加信任虞胤、司马宗。
司马宗、司马羕兄弟是汝南王司马亮的儿子（汝南王是“八王之乱”中第一个被杀的老王爷，他自己从未为乱，也被编入“八王”之中，确实冤得可以）。从辈份上讲，司马宗、司马羕是明帝的叔祖辈，也都是五十岁左右的半老头子，与元帝一系又为疏宗，应该没什么篡位的野心。庾亮只想着明帝死后自己外甥登基的绝对安全，十分疑忌这两个司马王爷。
明帝病重时，庾亮半夜想入见，被南顿王司马宗呵止，吆喝道：“皇家宫廷大门是你们家自己的家门吗，想进就进？”庾亮为此，更是对司马宗恨之入骨。
明帝弥留之际，庾亮声泪俱下，指称司马宗、司马羕与虞胤三人有逆谋，希望明帝马上“处理”他们。明帝不纳，反而让人把时任太宰的司马羕、太保王导、尚书令卞壶、车骑将军郗鉴、丹阳尹温峤以及庾亮等人叫在一起，共受遗诏辅政。
虽然如此，明帝死后，庾太后称制，孩皇帝冲幼，大权自然集于庾亮一人手中。王导主持朝政时，宽和驭下，深得众心；庾亮掌权，苛刻任法，颇失人心。同时，他对拥军在外的陶侃、祖约、苏峻等人深加猜忌，整日盘算如何提防这三个人。
陶侃时为荆州刺史，拥有荆、湘、雍、梁四州之众。祖约任豫州刺史，统管其兄祖逖北伐后占领的大片地盘。这两个人见明帝遗诏中褒进大臣名单里没有自己，都怀疑是庾亮从中作鬼，删除了他们两人的名字。此外，历阳内史苏峻，在平讨沈充、钱凤过程中居功甚大，手中又拥强兵数万，也存骄盈之心。
为了防备这三个外臣，庾亮派和自己关系不错的老友温峤任江州刺史，镇武昌，任王舒为会稽内史，以为声援。同时，他又派人大修石头城，以防万一。
母后临朝，皇帝冲幼，外戚专政，如此，祸乱之萌，已见端倪。
成帝咸和元年（326）十一月，庾亮执政才半年多，就借口南顿王司马宗谋反，派禁兵去上门逮捕。司马宗老王爷性格固执，拒战反抗，被杀。其兄西阳王司马羕也被降封为县王，已被封为虚官大宗正的前右卫将军虞胤也被贬为桂阳太守外任。庾亮此举，一点不是出自公心，大失天下之望，都认为他是剪除宗室，巩固自己的威权。
司马宗、司马羕兄弟一直与苏峻关系很好。事发后，司马宗手下有个亲信跑到苏峻处匿藏，庾亮派人去抓捕，苏峻隐匿不交，惹得这位皇上大舅更是恶从心起。
六岁的晋成帝对外面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有一天，学习功课完毕，忽然想起了什么，便问庾亮，“从前常常在殿中看见的那位白头发老爷子去哪里了？”司马羕、司马宗两个王爷，对成帝来讲是曾叔祖辈，宗室元老，都在朝会大殿上专门设有床位（坐床，以示尊宠）。
庾亮告诉外甥：“那个人谋反，已经被杀掉了。”
小皇帝一听，哭了。平日里司马宗对他很好，常常抱着他在宫内游玩，白头白须的慈祥相貌，更使小孩子觉得亲切。
“舅舅你说别人做贼，便杀之，如果别人说舅舅你做贼，又当如何？”小孩子抽泣着说。
庾亮闻言大惧，色为之变，也不知如何回答这位六岁小皇帝的问话。
庾太后很生气，用牙尺敲打成帝的脑袋，怒斥：“小孩子怎么说这种话？”显然是看见哥哥被儿子说得一脸惊惶，心中不忍。
苏峻因怒起兵(1)
成帝咸和元年（326）年底，北方的后赵军队猛攻坐镇寿春的祖约。祖约多次上表请求救兵，“朝廷不为出兵”，其实是庾亮本人对此无动于衷。
寿春城坚，强攻不下，后赵军队就进犯淮南诸地，杀掠五千多人。这样一来，直接威胁到建康政府的统治，庾亮等人才着慌，忙下诏命王导为大司马，驻军江宁，以抵御后赵兵。
危急时刻，幸亏苏峻派大将韩晃出击，打跑了后赵石聪所率的羯族军队，危机暂时缓解。庾亮为了防止后赵军队再来，又准备在江南防线内开挖大塘充水作沼泽，使敌军骑兵不得驰骋。虽然此举有利于防御，也就把寿春城孤悬于大塘之外。本来祖约就深恨朝廷前番不派救兵驰援，闻知此讯，愈加怨恨。
后赵侵逼之患刚去，庾亮不仅没有厚赏击敌有功的苏峻，反而想先发制人，征召身在历阳的苏峻入朝，削夺他的兵权。
王导老谋深算，劝庾亮说：“苏峻为人猜险，必不奉诏，不如暂先包容他，慢慢相图。”
庾亮不听。众臣朝会之时，他大言道：“苏峻狼子野心，终必为乱。今日征之，纵不顺命，为祸犹浅；若复经年，不可复制！”
王导不再说话。众臣唯唯，只有光禄大夫卞壶表示反对：“苏峻强兵在手，驻镇距京都又近，一天之内就可抵达，一旦有变，易成祸难！”庾亮不听。
在外带兵的大臣——庾亮好友温峤闻讯，也写信多次劝阻庾亮，皆不听。
苏峻，字子高，长广掖县（今山东莱州）人。“（苏）峻少为书生，有才学，仕郡主簿。年十八，举孝廉”。永嘉之乱，各地士民纷纷筑坞自保，苏峻也在家乡结垒，有数千家归投其下，形成一方非常有影响的地方民兵势力。由于书生出身，苏峻才兼文武，又善抚士众，被当时晋朝的青州刺史曹嶷（此人反复，谁势力强就向谁称臣）惦记上，欲率军消灭苏峻。苏峻知道自己远远不是曹嶷的对手，就率部曲泛海南渡，归于广陵。“朝廷嘉其远至，转鹰扬将军”。
王敦第一次起兵时，苏峻因卜卦不吉，带军一直迟回不进，退保盱眙。王敦二次起兵，苏峻因自己军力比以往强盛，毅然受朝命入建康，讨伐沈充、钱凤。南塘一战，苏峻与其将韩晃奋勇冲杀，首战告捷，奠定了最终的胜局。王敦之乱平息后，朝廷因功授苏峻冠军将军、历阳内史，封邵陵公。
有功于国，威望渐著，苏峻也自我膨胀，加之其“有锐卒万人，器械甚精”，是东晋数一数二的“王牌军”，便“颇怀异志，招纳亡命”，朝廷发饷运粮若有迟误，苏峻“辄肆忿言”，口出不逊。即便如此，乱世重军阀，苏峻其实在起初并没有造反的念头。
听说朝廷要征自己入朝，苏峻很心慌，鱼儿离不开水，花儿离不开土，将军离不开大矛枪。真把自己从军队里调回“中央”，威权尽失，说什么也没用。于是，苏峻忙派属下司马入建康拜见庾亮，表示“：讨贼外任，远近惟命。至于内辅，实非所堪。”
庾亮不许。同时，他又派人派军驻于苏峻军队左右，严加防备。
为了诱使苏峻入朝，庾亮以成帝名义下“优诏”，征苏峻为大司农，位特进，命其弟苏逸代领其军。大司农一职，位高职虚，明眼人一看就是个“幌子”。
苏峻上表，恳切地表示：“往昔明皇帝亲执臣手，使臣北拒胡寇。今中原未靖，臣何敢即安！乞补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鹰犬之用！”话说到这份儿上，近乎哀求了。只要不把自己调离本军，随便让去哪儿都行。
庾亮“复不许”。
“（苏）峻严装将赴召，而犹豫未决”。事关重大，一去京城，深不可测，蛟龙失池，不及鱼虾。
苏峻的谋士任让劝道：“将军您求处荒郡而不见许，事势如此，恐无生路，不如勒兵自守。”苏峻大以为然，便不应朝命。
庾亮更沉不住气，遣使“讽谕之”，其实就是话里带刺软威胁，命苏峻立刻应召进京。
苏峻大怒，愤言道：“庾亮讲我要造反，我入京还能活吗？我宁可山头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头（反贪局的人要来抓我就自己来，我不会自投罗网）。往者国危如累卵，非我不济！狡兔既死，猎犬理应自烹，但当死报造谋者（指诬害他的庾亮）！”
起事之前，苏峻派人联络祖约。
祖约一直对朝廷愤恨，马上捎信给侄子祖涣、女婿许柳，让他们协助苏峻。祖约其人，是大英雄祖逖同父同母亲弟，但无论人品、才能都与其兄判隔云壤。
当初，祖约在元帝手下做官，就是个超级“妻管严”，怕老婆怕得要死。某晚在家外小妾处过夜，他起床小便，被人乱剁一刀。祖约害怕，知道是老婆派人害自己性命，上奏元帝说要放弃在京城的官职。元帝不许，祖约竟私自跑出京城，躲避老婆的“毒手”，当时被司直刘隗狠狠参了一本。后来，由于祖逖立功江北，祖约也日渐任遇。祖逖死后，朝廷命祖约代其兄职，为平西将军、豫州刺史。当时，祖约的异母兄祖纳就密奏元帝，认为祖约“内怀陵上之心，抑而使之可也，如假其权势，将为乱阶”，元帝不听，以为祖纳妒忌其弟贵宠。祖约到任，无才无德，士卒不附。加之后赵军连连围攻进逼，朝廷不加援手，祖约一直怨恨满腹。接闻苏峻密书，祖约大喜，马上加以迎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