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方挟持惠帝、成都王司马颖以及惠帝另一个弟弟豫章王司马炽到长安，河间王司马颙就暂时成为西晋王朝真正的主人。他让惠帝下诏废掉司马颖的皇太弟身份，改立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帝兄弟二十五人，时存者唯颖、炽及吴王晏”。
惠帝永兴二年（305）七月，东海王司马越喘定之后，又以张方和河间王司马颙“劫颙车驾”为罪名，发檄天下讨伐河间王。成都王司马颖的旧部也纷纷在河北起兵。见山东、河北等地兵起，河间王“甚惧”，就又封原来和自己一个战壕现在又被自己软禁的司马颖为镇军大将军，派卢志和千余兵拥他一起返归河北招抚。
成都王司马颖此时兵马衰弱疲极，早已丧尽昔日手下数十万熊虎大军的威风。
东海王司马越东山再起之势勃然，一路进兵顺利，军近洛阳。眼见一天不如一天，河间王司马颙想与司马越言和。由于张方自己有“劫驾之罪”，怕二王和解后对自己不利，坚决表示反对。河间王便遣张方的老友郅辅以送信为名，趁张方读信时一刀砍下这位骄横将领的脑袋。
本以为杀了张方后东海王司马越会许和退兵，但政治斗争向来是“得寸进尺”，东海王司马越继续西进。当时携残兵驻洛阳的成都王司马颖在洛阳也站不住脚，狼狈败向华阴，中途听说河间王和东海王有言和之势，如九雷轰顶，不知何去何从。两王如果讲和，成都王自己肯定会被当作牺牲品干掉。
公元306年5月，东海王的将军祁弘攻入关中，连败河间王司马颙的军队。司马颙本人也跑进太白山中。当时百官散走，在山谷中拾采橡食充饥。祁弘军攻入长安后，部下的鲜卑军人纵情大掠，杀掉两万多人。祁弘抢到惠帝后，又拥着皇帝还洛阳。河间王又趁机夺回长安城，但关中地区都臣服于司马越，因为惠帝在司马越手中，河间王仅保有长安一城。
公元306年7月，惠帝又回到旧都洛阳，改元光熙。每经一次劫难，惠帝就被迫改一次年号，这也是西晋“八王之乱”的一大特色。
东海王司马越拥大军入驻洛阳后，被委任为太傅、录尚书事（实际上是自己委任自己）。并以自己的亲宗堂兄范阳王司马虓为司空，镇军邺城（司马越和司马虓两个人都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馗之孙，按理讲是帝室疏宗）。封进攻成都王甚有“功劳“的王浚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领幽州刺史。
惶惶在外的成都王司马颖听说东海王兄弟已经控制了京城，便想从华阴往武关方向逃跑。行至新野县，东海王已经以惠帝名义下诏搜捕。惶急之间，司马颖也顾不上老母妻子，只和一个御车的兵士单车载着两个小儿子渡过黄河跑到朝歌，又召集了从前的属下数百人，想投奔老部下公师藩。没走多远，范阳王司马虓属下把司马颖等人一网打尽，关在邺城监狱里。“范阳王（司马）虓幽之，而无他意。”估计司马虓对这位惠帝亲弟弟没什么毒怨，不打算害他性命。不巧的是，范阳王忽然暴疾而死，他手下长史刘舆（大文豪刘琨之兄）知道司马颖从前一直在邺城坐镇，声名不错，怕有人再趁机劫持他又生后患，便派人假称台使，“称诏夜赐（司马）颖死”。
在最后的时刻，这位年青貌美的王爷倒很镇静。读毕“诏书”，他问监守田徽：“范阳王死了吗？”田徽答说：“不知道。”这一问一答很有意思。见有赐死自己的诏书，司马颖就猜到范阳王已死，田徽作为办公人员，也不好透露消息。司马颖又问：“您今年多大？”田徽答“五十岁。”司马颖问：“知天命了吗？”（孔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田徽说：“不知道。”面对这位冷忍无情的“警察”人员，王爷也无可奈何，与这样的人不可能再深谈下去，他自叹道：“我死之后，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逐，于今一年，身体手足不见洗沐，取数斗汤来！”魏晋风度，在这么一个临死王爷身上也可窥见一斑。
你方唱罢我登场(4)
司马颖两个儿子在一旁惊恐大哭，王爷知道惜死无益，怜子无益，挥手让人把两个小孩子带走，以免让他们看见自己的死状。洗沐已毕，“乃散发东首卧”，自己躺倒，命田徽把自己缢死，时年二十八。“二子亦死，邺中哀之”。这是八王中被杀的第六位。
公元306年（惠帝光熙元年）12月，东海王司马越觉得大傻哥儿惠帝没什么利用价值了，便派人于饼中置药，毒死了老傻哥儿，时年四十八。惠帝自登基以来，十六年来风风雨雨，多少个夜晚被人从梦中叫醒，强掖升殿，被迫书写诛杀自己姥爷、母后、皇后、皇子、皇兄、皇弟、皇叔以及多位他自己连名字也搞不清的大臣的人名。今天被这个劫持当挡箭牌，明天被那个拉着放在军阵里炫耀，几乎没一天安生过。终于有这么一天，肚子巨痛，四体抽搐，老哥儿扑腾一阵，终于可以长睡过去，永远再不会有兵士冷冷的大手于凄冷的夜晚把他从热被窝里拽出来了。
可悲的是，晋惠帝处于半傻半愚之间，知冷知热，知苦知痛，既能因司马威掰他手指而怒，也能因嵇绍血溅己衣而悲，但就是不能像常人那样有条理地行事，白白身居九重帝位。尤其他那“何不食肉糜？”的流传千古的“笑话”（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我们读之细品，只有伤悲，只有哀怜，真正的祸乱根源在于“武皇不知其子”，在于其生母杨后的妇人之仁。惠帝安生了，天下士民也喘了口气，大家终于如释重负，热切盼望能出个好皇帝镇住天下。
惠帝崩后，司马越立惠帝二十五弟司马炽为帝，改元永嘉，是为晋怀帝。
想起还有困守长安孤城的河间王司马颙，太傅东海王司马越就以晋怀帝名义下诏司马颙为司徒。按理说这位“少有清名、轻财好士”的王爷也活了四十来岁的年纪，搞了这么多年“政治”，多疑反复，应该知道回到京城也没有好果子吃。估计一是死催，二是眼见诸王个个被杀，三是孤城难保，四是新帝登基，司马颙也存有侥幸心理，想想自己这么高的辈份，当个清闲司徒回京安享晚年算了。于是，他接受诏命就征，与三个儿子心情复杂地坐车赶往洛阳。刚刚走到新安雍谷，东海王亲弟南阳王司马模派来的将领梁臣已率一队精兵“等候”他。问明车上确是河间王，梁臣下马，突入车中，用大手活活掐死了这位一向老谋深算的王爷。而后，又抽出刀来，三刀砍落河间王三个少年儿子的人头。至此，八王中的河间王司马颙向地狱报到，排名第七。
八王之中七王相继被杀，东海王司马越捱到最后，似乎是最后一个胜利者，其实他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
司马越拥立怀帝后，大权独揽，首先他害掉怀帝的侄子十四岁的清河王司马覃。司马覃曾被惠帝立为皇太子，司马越怕日后这个孩子又会继怀帝后登基，所以先下手为强。不久，他又杀掉怀帝亲舅王延及大臣高韬等人，窜逐大臣苟晞。“（司马）越专擅威权，图为霸业，朝贤素望，选为佐吏；名将劲卒，充于己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
怀帝永嘉五年（310），眼见洛阳城外狼烟四起，内不自安的司马越戎服入朝，请讨石勒，想趁此拥大兵立功以自固。他率四万精军出讨后，飞檄各州郡征兵，但“所征皆不至”。“公利罄乏，所在寇乱，州郡携贰，上下崩离，祸结衅深”。忧惧劳顿，又得悉怀帝密诏苟晞等人要杀自己，东海王司马越兵至项城（今河南沈丘）时，忽发暴疾，死于当地，同军而行的襄阳王司马范和太尉王衍秘不发丧，准备率军送司马越尸身还葬其封地东海（山东郯城）。
羯族首领石勒（当时为匈奴种的汉王刘渊部属）得知消息后，率劲骑追赶这群群龙无首、兵官家眷交杂的队伍，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郸城）大开杀戒，大队骑兵像打猎一样围着数十万西晋军民发箭狂射，一天下来，“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石勒派兵士一把火烧掉司马越棺柩，说：“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告天地。”
侥幸未死的西晋兵民二十多万，被刘渊另外一部将王璋一把大火烧死。“并食之”，成为了烧烤人肉军粮。
石勒军队逮捕了太尉王衍、吏部尚书刘望等多位晋朝高官，还有襄阳王司马范、任城王司马济等六个皇族王爷。“众人畏死，多自陈述”，王衍还劝石勒称帝。只有襄阳王司马范还是条汉子，“神色俨然，顾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复纷纭？’”半夜，石勒派兵士推倒屋墙，把王衍和司马范活活压死，但他们总算保了全尸。
司马越留派洛阳的部将何伦等人闻败，慌忙拥司马越世子和他的王妃裴氏从洛阳往东海方向逃跑，城中百姓士民也紧随军人一起外逃。跑到洧仓，又被石勒大军迎截，东海王世子以及皇族四十八个王爷都死于乱兵之手，东海王王妃裴妃被乱兵抢去，轮奸过后又卖给别人。
公元311年（怀帝永嘉五年）6月，晋怀帝被匈奴刘渊的汉军抓获，公元313年被杀，时年三十。公元316年，惠帝另一个侄子晋愍帝司马邺也肉袒出降，不久被杀，时年十八。至此，西晋灭亡。怀帝、愍帝都是很不错的青年干才，但“八王之乱”已经使晋朝大厦遭受难以修补的巨大裂隙，孤木难支，任谁也无力回天。
你方唱罢我登场(5)
祖逖曾讲，“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民庶怨叛。由诸王争擅，自相夷灭，逐使戎狄乘虚，毒逋中土”。晋惠帝虽昏而不虐，但这么一个幅员辽阔的皇皇大晋，由一个愚君来统理，简直是古今所无的事情。晋武帝没有远见，所托非人，儿子不争气也罢，托孤大臣不是杨骏那样的擅权鼠辈，就是张华那样的世故老臣，以至于贾后奸邪妇人秉国，赵王司马伦阴险王爷篡逆，诸王争起，亡乱终至。
“八王之乱”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大乱开始时各种势力都是打着拥护皇权的旗号，或者“矫诏”行事，绝非赤裸裸地像东汉末年那样胡乱开打。这主要是因为晋武帝在位二十六年，皇权威力影响巨深。赵王司马伦势力如此之大，但一旦篡逆，很快就被打着迎归惠帝旗号的诸王所击败，而司马衷这个“土木偶人”恰恰可以成为各位皇族野心家手中最大的王牌，一直到公元306年，东海王司马越眼见傻子皇帝再无可用之处，晋武帝时代威赫皇权的余晖全然逝去，才一把毒药弄死了这个幌子皇帝。
追思造成西晋最终灭亡的八个司马皇族，司马氏原来的立意完全是出于想“封建亲贤，拱辅帝室”，但晋武帝没有远图，惠帝失于暗劣，执政大臣安于奢放，致使贾后擅权，八王又暗怀私心，相迭而起，煽风速祸，致使“崇国俱亡，身名并灭”。然而，这八王的人格禀性也不尽相同。汝南王司马亮，“少清警有才用”，乱非其起，不失厚道；楚王司马玮“开济好施，能得众心”，是位年轻气盛，没什么政治经验的王爷，虽有挟怨私心，终为贾后杀人工具，自己也不免挨刀；赵王司马伦以叔祖之尊，昏暗愚懦，诸子又不成器，成为孙秀的傀儡，又肆行篡逆，可以说是八王中最令人不齿的老匹夫；齐王司马冏，“少称仁惠，好振施”，如果公正持平，完全可中兴晋廷，但最终为自己的野心所累，暴尸于市；长沙王司马乂“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应该说是文武全才，果断聪明，但乱世人心叵测，最终被东海王出卖，功败垂成；成都王司马颖本来在谋士卢志等人的辅佐下，扫平大逆，颇得众心，但最终他宠信宵小，不仅与堂兄齐王翻脸，又与同父异母兄司马乂同室操戈，遥制朝廷后，成都王又不能当机立断，自恣其欲，最终也一条绳索搭上性命。河间王司马颙，本是司马皇室疏宗，“少有清名，轻财爱士”，晋武帝赞叹其“可以为诸国仪表”，但正是这样一个看似老成君子的王爷，先附赵王司马伦，又与齐王司马冏共攻赵王，再与成都王司马颖攻打长沙王司马乂，其部将张方更是残酷无比，劫持惠帝车驾，祸害京都洛阳，乘东海、成都二王交恶，他又浑水摸鱼，把惠帝劫至长安，软禁成都王，完全成为当时诸王混战的祸头，虽有如此城府，最终仍不免被人活活掐死；东海王司马越也是晋室疏宗，“少有令名，谦虚持布衣之操，为中外所宗”，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司马越临危出卖同盟者长沙王，再与成都王翻脸，又攻击河间王，并毒死晋惠帝，虽最终能成为“八王”中不被砍头的王爷，但尸骨未寒，石勒的一把大火也把他烧成灰烬，世子死于刀剑之下，妻子惨遭乱兵轮奸变卖，下场也可嗟叹。
“自惠皇失政，难起萧墙。骨肉相残，黎元涂炭，胡尘惊而天地闻，乱兵接而宫庙堕，支属肇其祸端，戎羯乘其间隙，悲夫！”倘使晋武帝的后继者为一平庸守业常主，所有这些王爷大可以善始善终，拱列晋室。即使哪个怀有狼子野心，在大一统的皇权下面也只能做太平顺王。
晋武帝时代另一措置失当之处，就是裁撤大批州郡士兵。当然，裁兵的初衷不错，根据西晋的《占田法》，这些退伍士兵可以分得一份土地从事劳作，不仅保障了自己的衣食，还可以给国家上缴租调。但是，州郡兵力减弱，真正有重大事件发生，比如有宗室拥兵叛起，或者边陲少数民族构乱，邻近州郡当然会束手无策，只能听天由命，任人宰割侵占。当时也不是没有明白人，尚书仆射山涛就劝谏武帝不要解除州郡武备，但正陶醉于“大一统”胜利中的晋武帝根本听不进去，认为州郡养兵费钱费力又无产出，下诏严命裁兵。
恰恰是“忘战必亡”，武帝死后不久即成祸乱满天下的现实。试想，大郡才有武吏百人，小郡才有武吏五十人，如此的“偃武修文”，晋武帝的谋浅和短视何其甚也！
此外，西晋初期大封同姓诸王，也并非“八王之乱”的真正导火索。细心考究西晋制度，可以发现宗室诸王在封地上没有什么治民的实权，王浑上书谏劝晋武帝不要派齐王司马攸“之国”时就指出：“……今出（齐王司马）攸之国，假以都督虚号，而无典戎干方之实。”诸王治地，“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真正招致诸王能有力量相继起兵为乱的原因，其实是武帝后期赋予他们专镇一方的威权，诸如楚王司马玮镇荆州，淮南王司马允镇江、扬州，汝南王司马亮镇许昌，等等。惠帝继位后，赵王、河间王等人又相继坐拥关中重镇，成都王坐镇邺城，齐王司马冏坐镇许昌。诸王带兵日久，幕府人杂，问鼎之心于不知不觉中悄然滋长，最终导致这些地头王们纷纷而起。
西晋是中国历史上没有亡于农民起义的少数几个政权之一。虽然经学的衰落，玄学、佛教的兴起和少数民族内迁成为西晋政权削弱的重要干扰来源，但其真正的灭亡原因则是八王互攻而造成的内部混乱和崩塌。
你方唱罢我登场(6)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过：“进步的事业必须被进步所取代。”福兮祸兮，虽然西晋的灭亡造成了一百余年间中国南北方极大的社会动荡，各个政权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也在中国历史上达成破天荒的头等大事：中华民族第一次在中国各民族的“兄弟之战”中最大限度地加速了民族大融合，胡族文化涤荡冲洗了汉族原有文化中的糟粕和余渣，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添加了新鲜的活力因子，并为日后隋、唐的大一统奠定了丰厚的思想基础和心理积淀。
纷乱大伪之世，却生出那么多英雄、豪杰、骚客、奸雄、懦夫，共同合演了一场盛大的世间戏。台上戏是先离后合，与台上之戏不同，世间戏却先合后离，辛酸处处，血迹斑斑。“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世纪，也是怀疑的世纪；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我们直上天堂，我们直落地狱……”——英国大文豪狄更斯这一段话，形容“八王之乱”前后的西晋社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狼血在流动
——刘渊的青壮年时代
晋惠帝傻汉登基，贾后弄奸，皇权旁落。“八王之乱”更使大晋山河摇摇欲坠，统治阶级你杀我斗、天昏地暗之际，虽然司马王爷们纷纷在白刃下失去颈上俊美的头颅，高级士族也因“站错队”被整族的烩掉，但真正遭受最直接、最惨烈痛苦的，当属晋朝绝大多数的无辜平民。特别是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在纷至沓来的“五胡”铁蹄下，一次又一次遭受屠灭，在惨无人道的政治、经济高压下苟延岁月。
祸起萧墙之间，大晋的司马王爷们没有一个真正占到便宜，倒让一位号称是大汉刘氏皇族后裔的匈奴人趁机而起，并给了西晋王朝深达肺腑的致命一刀。
群“狼”的缘起(1)
——内迁的匈奴们
自汉朝以来，居住在今天蒙古大草原上的匈奴人在“逐水草而居”的同时，时不时高举狼头大纛，啸聚而来，狂风一般地忽然出现在汉族人的北部边地。他们践踏庄稼，洗劫城市，烧毁房屋，杀戮当地居民。大肆劫掠后，他们往往又掳走成千上万的汉人为奴隶。往往未等汉族大军到来，匈奴人便又鬼魅一般地消失在无尽的大草原中。吃肉喝酒之余，这些野蛮人在朔朔北风中享受他们掠来的女子玉帛，嗷嗷狂叫以示庆贺。这种情况，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十年二十年，而是长达数个世纪之久。
东汉建武二十二年（46），匈奴人赖以生存的蒙古大草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旱灾，“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对于以畜牧为生的匈奴人来说，大旱成为空前的灾难。牛羊没有草吃，饿毙千万；牧人无食，相继饿死。而人畜的尸体交相堆积，无人清理，后又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瘟疫，一直号称“天之骄子”的匈奴人“死耗大半”，强盛雄武的匈奴汗国也终于陷入分裂，散裂为南、北匈奴。
南匈奴暂时收起狼性，匍匐于汉朝的金龙旗下；北匈奴则被迫向西迁移。公元91年，东汉大军又乘胜把北匈奴赶到金微山（阿尔泰山）以外，惊惶失措的北匈奴部族只能向西复向西，跨过乌拉山，逃过伏尔加河，在里海以北才敢坐下喘口气。过了两个多世纪后，在迁徙中不断与当地族群通婚繁衍的北匈奴在现在的匈牙利平原重新立国，开始立足东欧，虎视西欧。五世纪的匈奴王阿提拉曾经大显神威，杀得欧洲血流成河，被罗马帝国畏称为“上帝之鞭”。但好景不长，公元453年，阿提拉在美女怀中暴死，北迁的匈奴汗国终于分崩离析，散落并融合于欧洲各族。
回头再说南匈奴。依附东汉的南匈奴有五千余落，开始时他们被安置在五原塞（现内蒙古包头以西、乌拉山以南），不久就迁至西河美稷（现内蒙准格尔旗）。东汉每年耗银一亿多供给这帮失败的蛮族，想让他们成为捍御北匈奴的屏障。但是，估计是当初汉军神威太猛，匈奴人的勇武魂魄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继匈奴而后起的鲜卑人尽占匈奴故地后，又不断向西，南匈奴一败再败，人马被杀无数，牛羊损失千万，日益南退，最后被挤兑到山西离石的左国城（现山西离石县以北）。
东汉黄巾乱起，汉朝政府发令要匈奴骑兵进入中原帮助镇压起义，南匈奴各部当然不愿去当“炮灰”，于是杀掉亲汉的羌渠单于，立顺卜骨都侯为单于。羌渠单于的儿子于扶罗本来向汉地奔亡，想向大汉讨个“说法”，途中看见汉地烽火四起，互相杀伐，于是这位匈奴王子狼性顿起，率数千精骑与中原的乱军搅合在一起，四处攻杀，趁火打劫。
公元216年，大英雄曹孟德发现，迁居塞内的匈奴人种落繁盛，人口众多，便分其威权，把南匈奴分为左右南北中五部，“以弱其势”，每部置部帅一人，派汉人做司马以为监督（曹魏时，部帅改称都尉）。
南匈奴左部统率一万余落，居故兹氏县（今山西临汾）；右部统六千余落，居祁县（今山西祁县）；南部辖三千余落，居蒲子县（今山西隰县）；北部统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今山西忻县）；中部统六千余落，居大陵县（今山西文水县）。由此，汾水流域一带，南匈奴三万余落遍布四周。但彼时的匈奴各部，畏服于英明神武的大丞相曹操，平时耕牧，打仗时出兵出马，完全是汉朝的“顺民”，“……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内迁的匈奴人和内地的汉族百姓基本没有太大的差别。
入塞的匈奴中，共有十九种，每种皆自相隶属，各有族统，其中最著名的有屠各种、羌渠种、卢水胡等。这群人在日后的十六国时代大显狼威，屠各种有刘氏建立的汉、前赵（304—329），赫连氏建立的大夏（407—431），还有羌渠种建立的后赵（319—349）。此外，卢水胡中的沮渠氏也在西北建立过北凉（397—439）。
由于汉高祖刘邦时代曾嫁宗室公主入匈奴，所以屠各贵族就冒姓刘氏，他们在匈奴诸种中地位最尊，因此五部匈奴部帅都是刘姓匈奴贵族。此外，匈奴有呼衍、卜、兰、乔四大贵姓，皆为刘姓的辅佐高官。所有这些匈奴人移居塞内时间久长，汉化日深。他们当中的贵族子弟不仅博览群书，又精于骑射，可以说是能文能武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高门士族。虽为大晋臣民，与周遭广大汉人杂居，但这些匈奴部帅仍对五部控有传统的威权。匈奴五部平日备战不辍，可以一声令下在瞬间化为强有力的军事组织。
刘渊，字元海，匈奴冒顿单于直系后裔。
东汉末年，羌渠单于被杀后，其子于扶罗自称单于，率几千骑逃入汉地，恰值当时董卓之乱，他就趁机狂掠太原、河东地区，并在河内地区驻屯。于扶罗单于死后，其弟呼厨泉单于得立，以于扶罗单于的儿子刘豹为左贤王。这位左贤王，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刘渊的父亲。
曹操分南匈奴为五部，刘豹得为左部帅。在《晋书》中，刘渊以字称，皆为刘元海，这是因为《晋书》是唐朝大臣编撰，为避高祖李渊的名讳（另一位羯族皇帝石虎被统称为石季龙，因为李渊他爸叫李虎）。
群“狼”的缘起(2)
刘渊自幼居于汉地，深受汉文化熏陶，从小就刻苦好学，师从上党名儒崔游，学习《毛诗》、《京氏易》、《司马尚书》等汉族传统典籍。由于出身将种，他还特别喜爱研读《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等与征伐相关的权谋兵书。“《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可称是高度汉化的匈奴人。“七岁遭母忧，擗踊号叫，哀感旁邻，宗族部落咸共叹赏”。如此“孝道”，也显示出刘渊这些匈奴人的道德礼仪近乎完全汉化。
青年时代，刘渊就有大志，常对同门学习的汉人文士讲：“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汉朝文臣随何、陆贾），绛灌无文（指汉朝武将周勃和灌婴，周勃曾受封绛侯）。道由人统，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于是他发奋习武，“妙绝于众，猿臂善射，膂力过人。”本来就是尚武的匈奴王族直系后代，五部又多善骑射之人，刘渊习武，肯定是水到渠成的易事。不仅文采风流，又有一身好武功，才兼文武，刘渊在当时不啻为人中之龙。
由于世为匈奴贵种，刘渊的遗传基因非常优秀。他“姿仪魁伟，身长八尺四寸，须长三尺余，当心有赤毫毛三根，长三尺六寸”。晋人喜从一个人的相貌判断将来运数，好几个相士见到刘渊后，都大惊说：“此人相貌非常，吾所未见也。”太原大族王浑也深叹刘渊一表人才，并命其子王济拜见刘渊。
曹魏咸熙年间（264—265），刘渊作为“任子”（即少数民族贵族子弟在京城做“人质”）在洛阳居住，当时司马昭就很器重他，常邀之入府做客。
晋武帝受禅后，时任晋朝大臣的王浑就不停地在晋武帝面前荐举刘渊这个“半老乡”。晋武帝召见刘渊后，“大悦之”，对王浑的儿子、自己的女婿王济说：“刘元海仪容机鉴，虽由余、（金）日襌也比不过他啊。”王济应答说：“圣上所言皆是，但刘元海的文武才干远远超出由余和（金）日襌两个出身异族、辅佐汉室的古人。陛下如果能派他去平吴国，肯定能马到功成。”
听到王浑、王济父子的荐举，晋武帝自己又对刘渊有很好的印象，一高兴还真要下旨派这位匈奴人去带兵平吴。幸亏当时的大臣孔恂、杨珧很有政治远见，谏说道：“刘元海之才，确实超出常人。陛下如果给兵不多，不足以成事；如果授之以威权，恐怕他平吴之后，肯定自立为王，再也不会北渡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如果真的以其匈奴本部交由他统领，凭借朝廷威名外讨，为臣真为陛下寒心！”“帝默然”，没再坚持。由此，刘渊的第一个“好机会“就这样错过了。
后来，关陇一带的氐族酋帅树机能反叛，晋武帝于朝中大臣间访寻谁能胜任平叛的主将。刘渊的另一位老乡、上党人李憙（时任尚书仆射）又推荐他：“陛下诚能发匈奴五部之众，授刘元海将军名号，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大臣孔恂又一次谏阻：“李公之言，只能是一患未平又生一患！”
李憙勃然大怒，辩驳说：“以匈奴之劲悍，元海（刘渊）之晓兵，奉宣国威，为什么不能平叛呢！”
孔谏对称：“刘元海果真能斩杀树机能，夺取了凉州，恐怕凉州才是真正面临大祸乱。蛟龙复得云雨，就不会再蜷缩池中了。”
“（武）帝乃止。”刘渊第二次一显身手的机会就又错过了。
受到这两次沉重打击，刘渊也真的心灰意冷。一次，以游侠著称的东莱人王弥自洛阳返乡（这王弥日后也成为晋朝一大祸害），刘渊于九曲之滨为王弥饯行。几巡酒后，刘渊哭着对王弥说：“王浑、李憙两位是我的老乡，多次在皇上面前举荐我，却招致谗毁之言。其实我本来就没有当大官的打算，二公好心却成坏事，惟足下（王弥）您深明我心！自今以后，我恐怕要老死于洛阳城内，与君永诀了！”言毕，悲歌慷慨，纵酒长啸，一座之人皆为其这一番“表演”而感动。
刚巧，晋武帝的弟弟齐王司马攸当时也在九曲宴客，听见附近人声喧哗，又歌又哭又叫唤（长啸），便飞马驰近瞧个究竟。刘渊的一番言语表演皆为这位明睿聪明的王爷所睹闻。他回朝后，马上对皇帝大哥司马炎说：“陛下不除掉刘元海，臣恐并州日后不得安宁！”关键时刻，又是刘渊的老乡、晋武帝的儿女亲家王浑出面保奏：“刘元海是个厚道人，我以身家性命担保他不会有异心。我大晋现正怀远以德，怎能做出杀害匈奴入侍质子之事！”
晋武帝非宏图之君，认为王浑说得有理。刘渊又逃过一劫。
四海鼎沸时
——“八王之乱”后的天赐“机遇”
不久，刘渊的父亲、匈奴左部部帅刘豹病死。依据晋朝律令，刘渊得以返回本部，世袭左部帅之职。武帝太康末年，朝廷又拜他为北部都尉。
刘渊回到本部后，“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就连幽州、冀州一带的名儒、秀士，也不远千里，慕名而至。
晋武帝死后，外戚杨骏辅政，为了拉拢远人，树立私恩，加封刘渊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并封为汉光乡侯。晋惠帝期间，八个司马王爷以及众位勋贵各怀鬼胎，你争我斗。刘渊乘机在五部纠结人马，以观时变。惠帝元康末年，由于刘渊所部有人叛逃出塞，他被依法免官。八王乱起，成都王司马颖掌权时，也拉拢这位非常有号召力的匈奴大都督，把他召至邺城，封刘渊为“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殊不料，这位宁朔将军不“宁朔”，最后倒是“乱朔”。虽然是空号虚封，但“监五部军事”的官职是刘渊日后成功最大的基础。因为，在魏晋后期，匈奴的什么左贤王、什么右贤王的封号其实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已经在岁月的流逝和晋武帝的威权下成为装饰品了。
刘渊当时在邺城“做官”，眼见晋朝宗室相伐，天下动荡，心中窃喜，只是身在汉地，不敢有太大动作。
中原大地板荡之时，居于汾水流域的匈奴五部蠢蠢欲动。刘渊的堂叔祖刘宣秘密召集五部上层贵族，对当时的情势发表意见，准备见机起事。“我们匈奴先人（南匈奴）与汉朝约为兄弟，荣辱与共。自汉朝灭亡，魏晋代兴，我们匈奴族人只有虚号，没有实土之封，虽号称王族世家，和普通百姓编户没什么区别，想想真是屈辱呵。现在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正是我们兴邦复业的大好时机。刘元海姿器绝人，为超世人杰，正是兴复大业的最佳人选。”于是，五部贵族上层秘密盟誓，推举刘渊为大单于，并暗派匈奴族人呼延攸到邺城，把五部盟誓的事情通报给刘渊。
刘渊听说自己已被五部暗中遥尊为大单于，欣喜过望。但他仍不动声色，假称五部族人有丧事，向成都王司马颖请假，说自己要回部落参加葬礼。司马颖当时没答应。倒不是这位司马颖王爷多聪明，有先见之明，而是当时各王之间争斗激烈，他太想把刘渊留下来当帮手了。
眼见不能成行，又不敢贸然私下逃归，刘渊便让呼延攸自己先回去，让刘宣等人召集五部并诱引宜阳诸部胡人，齐集兵马，打着声援司马颖的旗号，准备伺机兴兵。
晋惠帝永安元年（304），自我膨胀的司马颖在邺城宣布自己为皇太弟，废掉侄子司马覃的皇太子位号，这下给东海王司马越以口实，双方开打。荡阴一战，司马颖得胜，把惠帝老兄掌握于自己手中，高兴之余，他又加封一直在身边出谋划策的刘渊为冠威将军。
司马颖没高兴多久，与司马越近宗的晋朝宗室、并州刺史东赢公司马腾和安北将军王浚起兵攻打司马颖，率鲜卑、乌桓等十多万人，直扑而来。
强敌来逼，“貌美而神昏”的二十郎当岁王爷司马颖不知所措。
刘渊乘机进言：“现在二镇跋扈凶猛，有甲士劲卒十多万人来攻，恐怕都京宿卫军士抵御不了这些强寇。请殿下允许我只身返回五部，带匈奴五部之兵杀返，以赴国难！”
司马颖迟疑。“匈奴五部能保证发兵吗？即使五部兵能来，王浚等人率领的鲜卑、乌桓士兵劲速如风云，五部兵能打得过他们吗？……我想护卫皇帝返归洛阳，避其锋锐，再传檄天下，以逆顺制之，不知君意以为如何？”
面对这位大敌当前只识“驼鸟政策”的成都王，刘渊心中十分瞧他不起。但为了自己能顺利返回五部之地，刘渊仍一脸虔诚庄重，一面给司马颖戴高帽，一面“深忧王事”地出主意：
“殿下您乃武皇帝亲子，对帝室立有殊功，威恩光洽，四海钦慕，谁都想为您效命献身啊！有您的命令，五部会闻命而动。况且，王浚竖子，东赢公是王室疏宗，这两个人怎能与殿下您争锋！殿下您千万别离开邺城，兵马一动，示弱于人，又怎能到得了洛阳呢。即使能到洛阳，威权也不在您手中了。鲜卑、乌桓虽号称悍勇，但比起匈奴五部还差得远。希望殿下您镇抚士众，安静以待，我返回五部后，发二部兵击东赢公司马腾，再发三部兵进攻王浚。如此，这两个鼠辈的首级，不久即可传至邺城！”
司马颖闻言大悦，拜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
简言之，几个司马宗室王爷少不更事，纷纷外借鲜卑、乌桓、匈奴雇佣兵来参加“内战”，这些人狼子野心，谁又能真心为了司马家事而效身投命呢。
蛟龙终归大海。刘渊一回到左国城，刘宣等五部贵族马上奉上大单于尊号，建都离石，拥众五万。
“天赐”的帝业
——匈奴人的复“汉”大业
司马颖这厢，果然草包。王浚所率鲜卑大军一到，司马颖一败涂地，裹挟着大傻皇帝司马衷南逃洛阳。
已是“大单于”的刘渊此时闻讯，叹骂道：“司马颖不听我言，一战即溃，真是昏庸的奴才！但我和他有约，不可不救。”刚刚摆脱司马氏控制，惯性思维下刘渊起先还真想再扶司马颖一把，想派属下二万余骑进讨鲜卑。
刘宣等人马上阻止他，劝道：“晋朝无道，一直像使唤奴隶一样使唤我们匈奴五部。现在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是上天给我们匈奴人光复大业的机会。违天不祥，逆众不济。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望大单于三思！”
刘渊何其聪明之人，马上借坡而下，他叹言道：“你说得太对了。帝王之业怎有定数呢。大禹出于西戎，（周）文王生于东夷，天授有德之人啊。现在我们有强兵十万，皆可以一当十，鼓行而摧灭晋朝，有拉朽摧枯之势！做好了可成汉高祖的大业，做不好也不失曹魏的霸业。”言至此，老谋深算的刘渊沉吟片刻，半自言自语半对在座五部匈奴豪酋说：“以光复匈奴大业为名，晋朝人是不会响应我们的。汉朝享有天下日久，恩德结于人心，当初昭烈皇帝（刘备）以区区一州之地（蜀），也能抗衡天下。依名分讲，我是汉室之甥，当初与汉朝约为兄弟，兄亡弟继，合情合理。”
于是，刘渊称汉王，在晋惠帝永兴元年（304）于左国城登基，建号元熙，依据汉制建百官。这样，刘渊就成为十六国第一个政权的创始者。现在看来可笑的是，刘渊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假模假式地真以汉朝后嗣来立国。“乐不思蜀”且安然而死的刘禅做梦也想不到，在他死后几十年，竟有个匈奴“孙子”打着他的旗号在汾水流域光复“大汉”，阿斗裤裆再不紧，也不会漏出这么一个大略雄才的孙子。这，真是个历史的大幽默！
刘渊立国未久，西晋宗室、东赢公司马腾派将军聂玄征讨，双方于大陵激战。此役，匈奴五部兵大显神威，击败聂玄的晋军。司马腾惊惧之余，忙率并州两万多户仓皇奔走山东。刘渊乘胜，遣其族侄刘曜，一举攻克太原、屯留、长子、中都等地。
转年，刘渊打败司马腾派来的司马瑜等晋军，但在版桥一战中，晋朝并州刺史刘琨击败刘渊的前将军刘景，占据晋阳。
刘渊受挫后，有段时间一筹莫展，本想退保，但其汉族臣下王育等人进谏：“……殿下如能命将四出，决机一掷，枭刘琨，定河东，建帝号，克长安而都之，以关中之众席卷洛阳，肯定易如反掌！”
刘渊大喜，说：“这正是我所想做的啊。”于是，他进据河东，攻陷蒲坂、平阳等地，击降上郡四部鲜卑。晋朝内贼王弥（在九曲和刘渊喝酒的那位）、氐酋单征以及羯族头领石勒都慕其威名，投靠在刘渊旗下。刘渊对这些人一一封官晋爵。
晋怀帝永嘉二年（308），刘渊称帝，改元永凤，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当时，“八王之乱”中的八王已有七王命归黄泉，晋惠帝也被东海王司马越毒死，在位的是晋武帝第二十五子、晋惠帝之弟司马炽，即西晋怀帝。
刘渊称帝后，大举攻晋。他命其子刘聪与王弥进攻洛阳，并遣刘曜等人率匈奴军为后援。匈奴联军一路皆捷，接连打败东海王司马越和平昌公司马模派遣的数支晋军。连胜之下，刘聪顿起骄心，不久，汉军被诈降的晋朝弘农太守垣延认偷袭得手，大败而还。
气恼之下，当年冬天，刘渊又派刘聪、王弥、刘曜、刘景等人率精骑五万进攻洛阳，并派呼延翼率汉族步兵殿后，在河南大败晋军，包围了洛阳城。但好景不长，汉军大将呼延颢和呼延朗接连被杀，匈奴军夺气，刘渊见好就收，忙下令召还诸将，匈奴军还于平阳。
刘渊深信其能卜会算的大臣鲜于修之所言，不再攻晋，静待“辛未之岁得洛阳”的谶言。他于境内大赦，大封诸子、宗室，立其妻单氏为皇后，立儿子刘和为皇太子。
永嘉四年（310），刘渊病死，在位六年，被谥为光文皇帝，其子刘和继位。
刘渊打着“兴汉”的旗号，借尸还魂，起兵之初确实很有政治头脑和政治手段。其将刘景攻克黎阳后，曾残暴地把三万多汉族百姓赶入黄河中淹死，刘渊闻讯后大怒，马上下旨把刘景降职。但是，由于他长期坐镇平阳，根本约束不了匈奴本部狼性勃勃的诸子和五部诸将，致使汉军攻掠之地百姓“流移四散，十不存二……生相捐弃，死亡委厄，白骨横野”。在他统治末期，已经看到匈奴和汉族人民之间的民族仇恨难以泯灭，“称汉以怀人望”根本行不通，就只得放弃他自小学来的那套“汉家儒法”，恢复匈奴旧制，实行“胡汉分治”，此举虽属刘渊的“不得已而为之”，但也成为日后十六国诸多少数民族政权进行统治的“法宝”，纷纷仿效，命祚虽短，确实也加速和深化了乱世中的中华民族大融合。
西晋掘墓人
——刘聪的雄武与残暴
刘渊死后，太子刘和继位。刘和，“身长八尺，雄毅美姿仪”，和他老爹一样，自幼饱读诗书，好学夙成。但是，“及为储贰，内多猜忌，驭下无恩”。他刚登帝基，就在其舅呼延攸的撺掇下，想杀掉手拥重兵的四弟楚王刘聪等三个王爷。不料，他派去攻杀其弟北海王刘乂的田密等将领斩关奔逃，奔向拥兵十万的刘渊第四子刘聪处通风报急。混乱之间，刘和派人斩杀安昌王刘盛、安邑王刘钦、永安王刘安国、齐王刘裕、鲁王刘隆，但最后刘聪率大军攻入西明门，冲进内宫，斩杀了刘和，并收斩呼延攸等人。
刘聪杀掉刘和后，虽朝中大权皆归己手，但还没有马上自立为帝的野心。由于当时刘渊年轻的孀妇单氏是“皇太后”身份，刘聪就想尊单氏所生的儿子北海王刘乂为帝。“（刘）乂与公卿涕泣固请”。刘乂当时也就十四岁左右的少年王爷，应该不是演“政治”戏，加上他自己也差点被刘和杀掉，推举这位四哥想必是出于真心。依据当时情势，刘聪登上帝位也是众望所归、水到渠成之事。
刘聪“久而许之”。他在朝中对宗室和大臣讲：“皇弟刘乂以及众位大臣值此四海未定之际推举我，是因我年长的缘故。国家大事，我不敢不从。待到皇弟刘乂日后成年，我会把皇位再让予他。”于是，刘聪即皇帝位，改元光兴，尊刘渊的皇后单氏为皇太后，生母张氏为帝太后，拜刘乂为皇太弟，领大单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为皇后，封其子刘粲为河内王，署使持节抚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
刘聪为人，据说是其母怀孕十五个月才把他生出来（古人好附会灵异，小孩如果真在母亲肚子里呆十五个月，生下来不是死胎也是傻子），左耳间生有一根白毫毛，二尺多长，光泽莹亮。由于长寓汉地，刘聪也是自幼好学，十四岁时，他已精通经史百家，并工草隶，善属文，不仅精习《孙吴兵法》，还著有述怀诗百余篇。由于是匈奴贵种，刘聪十五岁起又开始学习击刺，“猿臂善射，弯弓三百斤，膂力骁捷，冠绝一时”。
刘聪身上既有父氏匈奴骁武的遗传，也有母氏汉族诗文积淀的灵性，确是人中龙虎。弱冠之年，刘聪即在洛阳游学，交结名士无数，当时的大臣乐广、张华都对他大加叹赏。在京城见过大世面后，刘聪回到新兴故地，官至右部都尉，善于抚接匈奴五部士众，族人归心。其父刘渊在成都王司马颖手下效力的时候，唯恐父亲有三长两短，刘聪当时也自告奋勇，在司马颖手下任积弩将军，常常冲锋陷阵，为父亲刘渊争脸邀功。
因此，无论是从禀赋、阅历、政治经验哪个方面讲，刘聪都是个成熟、老练的帝王。即位之后，刘聪马上派遣刘粲、王弥、刘曜等率四万精兵，长驱洛川，在梁州、陈州、汝州、颖州等地辗转袭击，攻陷汉族人所建的坞堡一百多座。同时，他又派呼延晏率禁兵两万七千人，从宜阳入洛川，与王弥、刘曜、石勒大军相呼应，在河南与晋军大战，前后十二胜，杀晋军三万多人，包围了洛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