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祥龙石图》、《芙蓉锦鸡图》，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翠竹双雀图》，藏于辽宁博物馆的《瑞鹤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柳鸦图》与《四禽图》表明，在花鸟画上，宋徽宗的作品称得上是炉火纯青的大师级佳作；出自宋徽宗手笔的山水画杰作《雪江归棹图》，意境清奇高远，不同凡俗，一般的山水画根本无法望其项背。
《听琴图》则是宋徽宗传世的人物画代表作，这幅画出神入化的描绘技法令人叹为观止。画面上的弹琴者是在后世声名狼藉的宋徽宗自己的自画像，而那位身穿红色衣袍的听琴者就是他的宰相——在后世同样声名狼藉的蔡京。这幅堪称杰作的优美画卷，具有宿命般的暗示与象征意义。它向我们展示出了一幅君臣同体、休戚与共的意味深长的画面——没有弹琴者，自然不会有听琴者；有了弹琴者，没有听琴者，也只能自得其乐，意思不大；若既有弹琴者，又有听琴者，而且双方心心相通、知音默契，这才趣味盎然、生动完整。在许多方面，亡国君臣宋徽宗与蔡京恰好就是这样一对知音。
事实上，北宋之后的历代史学家，基本上都同意一个观点，即：北宋帝国是葬送在宋徽宗和他的宰相蔡京——这一对惺惺相惜的君臣知音手中的。这不能不使人在观赏这幅美丽的艺术画卷时，心情特别复杂。
当然，像宋徽宗这样才华横溢、具有高度灵气和素养的艺术天才，也是一个充满诗人气质和浪漫情怀的人。这种人不认为蔑视传统价值观念和世俗行为规范有什么不对；他们只服从自己内心感受的召唤，按照自己的喜怒好恶行事；他们不知冷静、理智、理性为何物，为人处事冲动而情绪化，具有极为浓厚的感性色彩。假如再加上皇权帝制所赋予他的无上权力的话，就可知宋徽宗身上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故事了。
政治家与艺术家，原是理性与感性的不同生命形态，二者如冰炭不相容。以政治家的思维去干预艺术，艺术就会死亡；以艺术家的情怀去当皇帝，如不亡国，那才叫没有天理，确实亡国，那真是苦了百姓！
第五部分：从流浪汉到开国皇帝的宋太祖
从风流天子到亡国奴的宋徽宗(10)
风流香艳
徽宗在私生活上的荒淫放纵在历代帝王中是很突出的，简直达到了无耻的地步。徽宗的后宫中妃嫔如云，数量惊人，除了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还有“三千粉黛，八百烟娇”。据史书记载，后来金人侵入城内，命令开封府开列出一个皇帝家属的详细名单，以便金军元帅据此捕人。其中所列徽宗的妃嫔，年龄最大的42岁，最小的只有16岁，多数在17至19岁之间，而徽宗当时年已46岁。
后宫数千人还不能满足徽宗这个昏君的淫欲，他竟然不顾帝王之尊，经常微服出宫去妓院嫖娼。
当时歌妓李师师色艺惊人，技压群芳，名满京城。他听说后便穿了文人的衣服，乘着小轿找到李师师处，自称殿试秀才赵乙，求见李师师，终于一睹师师芳容。有诗一首形容李师师的美貌：嚲眉鸾髻垂云碧，眼入明眸秋水溢。凤鞋半折小弓弓，莺语一声娇滴滴。裁云剪雾制衫穿，束素纤腰恰一搦。桃花为脸玉为肌，费尽丹青描不得。
李师师原本是汴京城内经营染房的王寅的女儿，母亲早逝，由父亲煮浆代乳，抚养成人。据说她生下来不曾哭过，一直到三岁的时候，按照当时的习俗，他父亲把她寄名到佛寺，佛寺老僧为她摩顶时，才突然放声大哭，声音高吭嘹亮，声震屋瓦，那老憎合什赞道：“这小小女孩真是个佛门弟子！”当时一般人都把佛门弟子叫做“师”，“师师”的名字就由此而来。李师师四岁那年，她父亲以罪入狱，病死狱中，从此由邻居抚养，渐渐长得眉目如画，通体雪艳，又善解人意，经营妓院的李媪将她收养，并延师教读，又训练歌舞，十三岁那年就以青倌人的姿态，挂牌应客，不久名满汴京。朝廷命官、文人雅士、王孙公子之流、三山五岳之辈，以一登其门为荣耀，就连山东水泊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的首领及时雨宋江也不远万里，冒死潜入汴京，为的是一亲芳泽，事后还在墙壁上留词记兴：“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奴？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绞绡笼玉，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倖如何消得？回想芦草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八九，只待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闲想万极，醉乡一夜头白。”
听着师师执板唱词，看着师师和乐曼舞，几杯美酒下肚，徽宗已经神魂颠倒，以为自己已入仙境，直到漏尽更残，仍不肯离去。从此以后，他就经常光顾李师师的青楼。
有一次，税监周邦彦正在与师师耳鬓厮磨，恰逢徽宗驾到。周邦彦一时无处藏身，只好匆忙躲到床铺底下。徽宗把刚从江南用快马送到的新橙拿出来与师师分享，边吃边调情的情景被周邦彦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事后，周邦彦特地为此填了一首词，词名为《少年游——感旧》，词中写道：“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吹笙。低声问，向谁行宿?严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这首词将徽宗狎妓的细节传神地表现出来，令读者犹如身临其境。
徽宗再次来时，师师把此词唱给他听，徽宗问道：“这是谁写的?”师师回答说：“是周邦彦所作。”徽宗不禁恼羞成怒，第二天上朝，就让蔡京以收税不足额为由，将周邦彦罢官免职押出京城。隔了两天，徽宗又去师师处，却不见其人。问过师师家人后才知原来她为周邦彦送行去了。
徽宗等到很晚才见李师师回来，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睫毛上还挂着泪珠。徽宗生气地问：“你到哪里去了?”师师回答：“妾罪该万死，妾得知周邦彦得罪皇上，被押出京城，就聊备薄酒一杯，为他饯行，实在不知皇上到来，在此守候多时。”徽宗问道：“他又有新词吗?”“有一首《兰陵王》。”“唱一遍让我听听。”这是周邦彦用心之作，经师师一唱，徽宗转怒为喜，立即下诏召回周邦彦，任命他为管音乐的大晟府乐正。
自从接待了宋徽宗，李师师的院子大兴土木，那紫云青寓已变成一座美奂美仑的华楼，楼成之日，宋徽宗亲题“醉杏楼”三字为楼额。那瘦金体字，古今一家，格外醒目。又用他独特的工笔画技，画一幅“百骏朝阳图”挂在李师师接客的客厅中。
当时宋徽宗三天两头地呆在李师师家，引起了一批正直大臣的反对，说他玩安忽危，不顾宗社付托之重，刘皇后更说得坦率，认为：皇帝行娼，自古所无，再加上昏夜出行，也不安全，力劝宋徽宗。宋徽宗在蔡京、高俅、王黼一班人支持下，又那里听得进去。
有人说后来李师师也被召进了宫中，册为李明妃。但金人攻破开封后，她便不知所终。
不过，也有另一种说法，称李师师为女中豪杰。据说当时金人已立张邦昌为宋朝皇帝，准备押徽、钦二帝去金国。即将启程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佳人穿了一身素服，装束如道士一般，不避斧钺闯进金营来和太上皇诀别。原来这就是甚得徽宗宠爱的李师师，徽宗让位给钦宗后她便求为女冠，隐迹庵内。
金人久闻师师艳名，攻陷汴京后就到处寻找她，只是苦于没有消息。如今李师师自动找上门来，好不欢喜，当时便要将师师带走。师师从容说道：“待我见过太上皇，便随你们北去。”师师与徽宗见面后，两人抱头痛哭，说不尽会短离长的苦楚。金人将他们拖开，师师口中说着：“太上皇保重。”哭得如泪人一般。过了一会儿，她忽然柳眉紧蹙，桃靥泛白，含含糊糊喊了八声太上皇，就翻身倒地，香消玉殒了。验尸后发现是师师吞服金簪自尽。后人有诗咏李师师，认为一位娼妇尚知殉节，宋廷诸臣，竟甘心臣事异姓，真是连一个娼妇也不如。
第五部分：从流浪汉到开国皇帝的宋太祖
从风流天子到亡国奴的宋徽宗(11)
亡国奴
公元1125年10月，金军大举南侵，金军统帅宗望统领的东路军在北宋叛将郭药师引导下，直取汴京。赵佶接报，连忙下令取消花石纲，下《罪己诏》，承认了自己的一些过错，想以此挽回民心。金兵长驱直入，逼近汴京。徽宗又怕又急，拉着一个大臣的手说：“没想到金国人这样对待我。”话没说完，一口气塞住了喉咙，昏倒在床前。被救醒后，他伸手要来纸和笔，写了“传位于皇太子”几个字。12月，他宣布退位，自称“太上皇”，让位于子赵桓(钦宗)，带着蔡京、童贯等贼臣，借口烧香仓皇逃往安徽蒙城。第二年4月，围攻汴京的金兵被李纲击退北返，赵佶才回到汴京。
关于这一次传位，历史上有两种见解：一种看法认为，宋徽宗赵佶眼见大势不好，赶快主动让位，把自己的儿子拉出来顶雷；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在内外交困之下，宋徽宗不得不退位，让儿子出来收拾残局。不管哪一种说法，着眼点仅仅在于宋徽宗是主动让位还是被动退位上。
事实上，在这一点上争论不休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时的情势是大家公认的。即，此时的大宋帝国，在徽宗二十五年统治之下，已经由一座锦绣江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破船漏屋。此时此刻，这一破船漏屋正在遭遇暴风骤雨。
1126年11月底，金兵再次南下，被淘空了的北宋江山一触即溃。当时宋钦宗下令：“毁艮岳为炮石”，于是，百姓一拥而入艮岳之中，争持锤斧击之。他们毁拆屋宇、砍伐树木充当薪柴与兵器；将数千只珍禽异兽悉数投入汴水之中，任其所之；把鹿苑中的梅花鹿全部杀死以充军粮；而艮岳之中收藏的碑帖书籍则全部弃诸沟渠。建成刚刚三年的艮岳就此毁于一旦。从而，标志了徽宗皇帝浪漫生活的彻底终结。这座美仑美奂的人间仙境的毁灭，仿佛是个象征，特别意味深长地隐喻着花团锦绣的北宋帝国。
12月15日攻破汴京，金帝废赵佶与子赵桓为庶人。第二年3月底，将徽、钦二帝，连同后妃、宗室、百官数千人，以及教坊乐工、技艺工匠、仪仗、冠服、礼器、天文仪器、珍宝玩物、皇家藏书、天下州府地图等押送北方，汴京中公私积蓄被掳掠一空，北宋灭亡。因此事发生在靖康年间，史称“靖康之变”。
据说，宋徽宗被俘之后，听说金人把首都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地狱，并且掠走了他的全部后宫妃嫔和赵构之外的所有儿女时，神色不动，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示；当听说京城、皇宫中的金银珠宝被洗劫一空时，也无动于衷；而当听到金兵将皇城里的书画全部掠走时，他喟然长叹，神色惨然，表情相当痛苦。
赵佶在被押送的途中，受尽了凌辱。他们每过一城池，就掩面长泣、嗟哭一路。先是爱妃王婉容等被金将强行索去。接着，到金国都城后，被命令与赵桓一起穿着丧服，去谒见金太祖阿骨打的庙宇，意为金帝向祖先献俘。尔后，赵佶被辱封为昏德侯，意为一昏再昏。先关押于韩州（今辽宁昌图），后又迁到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囚禁期间，赵佶受尽精神折磨，写下了许多晦恨、哀怨，凄凉的诗句，如：“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但是，他的悔恨只是限于“社稷山河都为大臣所误”，并没有认识到是自己的昏庸奢侈才导致了亡国和自己成为阶下囚的结局。
1127年7月，赵佶要派臣子曹勋从金偷偷逃到南宋，并交给他一件自己穿的背心，背心上写着“你(宋高宗)快来援救父母。”赵佶将这几个字出示给周围的臣子看，群臣都悲泣不已。赵佶哭着叮咛曹勋，切记要转告高宗“不要忘了我北行的痛苦”，说着取出白纱手帕拭泪，尔后将手帕也交给曹勋说：“让皇上(高宗)深知我思念故国而哀痛泪下的情景。”
赵佶被囚禁了9年。1135年4月，终因不堪精神折磨而死于五国城，金熙宗将他葬于河南广宁(今河南洛阳)。1142年8月，宋金根据协议，将赵佶遗骸运回临安(今浙江杭州)，由宋高宗葬之于永佑陵，立庙号为徽宗。
第五部分：从流浪汉到开国皇帝的宋太祖
不能不说的皇帝元世祖忽必烈(1)
说中国皇帝不能不说元世祖，在中国的皇帝中，无论如何都不能漏了元世祖忽必烈。毛泽东在他那首惊世之作《沁园春·雪》里把成吉思汗作为开国明君对待，称之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并没有提到明、清两朝以及民国。这并非篇幅有限或者遗漏，而是因为现今中华民族的辽阔幅员正是元帝国开创的。朱元璋也罢，皇太极也罢，都只是继承了元的江山而已。不过这里有一个误区或者习惯说法，就是把元帝国归于成吉思汗所缔造。这是不对的。
史书记载，成吉思汗于1206年建立“大蒙古国”，征服了直至欧洲、波斯的广大地域，但不包括中国。此时南宋之外，还有西夏、金、西辽、大理诸国存在于现在中国的幅员之内。也就是说，直至元朝之前，大中华还不存在，真正统一中国的并非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非成吉思汗，而是忽必烈。
鲁迅曾经挖苦道：都说是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了俄罗斯，一翻历史，发现不对。因为成吉思汗征服俄罗斯原在征服中国之前。应该是俄罗斯人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了中国。
元世祖忽必烈才是元朝的真正创建者，一位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蒙古族，孛儿只斤氏。成吉思汗孙、拖雷第四子。1215年9月23日生于漠北，自少受祖父、父母影响，尚武喜文，“思大有为于天下”。
无论如何，元帝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特别的王朝，真正统一的王朝。忽必烈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开放的帝王，这是不可否认的。
第五部分：从流浪汉到开国皇帝的宋太祖
不能不说的皇帝元世祖忽必烈(2)
巧攻大理
蒙古族是我国西北强悍的少数民族之一，长期过着游牧生活，到了公元11世纪末，蒙古字儿只斤部落的贵族铁木真的力量逐渐强大起来。在公元1206年统一了大漠南北，建立了军事奴隶政权，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形成了空前庞大的蒙古大帝国。
成吉思汗攻下伏尔加河流域之后，又收兵回朝剿灭了西夏。1227年病死军中，那时正是宋理宗宝庆三年。成吉思汗曾把占领的地区分封四子为世袭封地。长子术赤得巴尔喀什湖以西至乌拉尔山脉，次子察合台得阿姆河以东、新疆以西之地，多为原花刺子模占据之地，三子窝阔台封地中心在新疆额敏河流域，四子拖雷则按蒙古旧俗，继承克鲁伦河、鄂嫩河之蒙古本部。
成吉思汗死后，四子拖雷暂时监国。直到1229年秋，诸王贵族在克鲁伦河举行大会（忽里勒台），遵照成吉思汗生前意愿，选举窝阔台为大汗（1229—1241）。这次大会还决定继续远征，兵分三路，一支远征波斯，追击逃走的扎阑丁，一支远征俄罗斯，另一支则攻打金国，以完成成吉思汗未竟之业。
随后，窝阔台征服了中亚诸国，并于1234年灭了金国，替岳飞雪了“靖康耻”。次年窝阔台之子奉命征南宋，窝阔台亲征波兰、匈牙利、俄罗斯直至德意志。
在西征途中，窝阔台之子贵由与拔都不和，时起冲突。1240年，窝阔台下令贵由率军返回蒙古。1241年，窝阔台病死，当时贵由尚在途中，于是由窝阔台之后脱列哥那暂摄国政。脱列哥那主张由其子贵由继承大汗位。按照惯例，大汗应由诸王贵族的忽里勒台选出。这时察合台也死，蒙古诸王中以战功卓著之成吉思汗长孙拔都威望最高。可是拔都因与贵由不和，所以拒绝参加大会，致使此会迟迟不能召开，脱列哥那执政长达4年，最后于1246年召开忽里勒台，选出贵由为大汗（1246—1248），而拔都仍只派其弟代自己参加。
关于蒙古大汗位的继承，成吉思汗并未规定明确制度。一方面大汗生前可以指定某一个儿子为继承人，另一方面又保存了须经忽里勒台推选的制度。统治阶级对大汗位的争夺无时不在酝酿之中。贵由汗只执政两年就死了，谁来担任大汗又起争执。这时成吉思汗的子孙分成两派，一派是以拔都为首的术赤系诸王和拖雷系诸王。拔都为大汗长孙，战功卓著，拥有钦察草原及俄罗斯之广阔封地。
拖雷因系成吉思汗幼子，一直随侍在侧。成吉思汗死后又得其封地及大帐财产，从大汗12万兵士独得10万余人，势力强大。拖雷四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也都是著名的王公。所以这时拔都支持蒙哥在贵由死后继承大汗位，如此则大汗位将转入拖雷系的控制中。但这一意见遭到窝阔台系、察合台系的反对，他们主张大汗位由窝阔台第三子阔阔出的长子失烈门继承，即把大汗位仍保持在窝阔台系。这一争执拖延好几年，直到1251年，才由拔都定议，召开忽里勒台，选出蒙哥为大汗（1251—1259）。
蒙哥即位后，首先镇压反对自己当选的窝阔台系诸王，把他们谪迁，处死其下面的贵族70余人，并以巫蠹罪杀贵由，然后进行一些改革，限制蒙古诸王贵族随意向民间征敛，加强对权力的控制。随即又派遣大军四出侵略。
长兄蒙哥即大汗位后，忽必烈以皇弟之亲，受任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南驻爪忽都之地。忽必烈青年时期就结识中原儒生，请他们讲解三纲五常，治国平天下之道，这时更推崇儒学，任用儒生刘秉忠等协助理政，整饬邢州吏治，用汉法治理中原，整顿河南军政，由此渐得一些汉人地主的支持，并屯田唐、邓，收到积极效果。
1252年，蒙哥为攻打偏安江南的南宋政权，派其弟忽必烈率兵先征服云南，忽必烈率大将儿良台合、树合也只烈等南下，他们从宁夏出发，经甘肃、四川后又分兵三路入云南，忽必烈率领的中路大军，来到金沙江边，不畏江水汹涌湍急，乘革囊渡过金沙江，入永胜、丽江，占领了鹤庆、剑川一带，开始攻大理，因上关城池坚固攻不下来，改由苍山背后，攻占大理国都城羊苴咩城。
“革囊”这种特殊的交通工具，对没有乘坐过的人说来，是很难想象的，其实就是羊皮筏子，好像今天的橡皮船一样，用它来载人运物、穿越急流险滩。元世祖忽必烈就是乘坐“革囊”渡过金沙江进入云南的，清人孙髯翁在著名的《昆明大观楼长联》中，曾用“元跨革囊”4个字概括忽必烈征跟云南的壮举。善于骑马射箭的蒙古的统帅忽必烈不骑马，而是跨革囊，这可是一段有趣的事。
大理国士段兴智选列都阐 (今昆明)企图募兵抵抗。元军攻下大理后，驱兵直追，大理国布缕 (国相)高泰祥在姚州战死，国士段兴智被俘，历时300余年的大理国到此灭亡。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赞道：“吾观从古用兵，出没恍惚，不可观睨者，无如蒙古忽必烈灭大理也。自临洮径行山谷二千余里，金沙江济，降摩狄 ( 纳西)人大理。”灭了大理国后，忽必烈采纳刘秉忠建议，改变了过去屠城的做法，而改为安抚，使“诸方人民遂定安”。
元世祖忽必烈灭大理后，又统一了云南37部。随后，又在云南建立了行省，并以云南作为根据地，以高屋建领之势，一举灭了南宋政权，完成了统一祖国的大业。据杨慎《滇载》记载：“元既灭段氏而有其地，得五城八府，蛮部三十有七。设大理都元帅府，仍录段氏子孙世守其土，赦兴智，封为摩珂罗嵯，管领八方。兴智死，元季乱，中原多故，段氏复据之，于是有十一总管出焉。”至今忽必烈在大理的遗迹颇多，大理城西北苍山兰峰之麓无为寺内的翠华楼，为忽必烈攻大理时下榻的地方，又叫“驻跸楼”，寺前松林繁茂，是大理著名的风景区之一。
1253年，忽必烈受京兆（今陕西西安）封地，在这里他重用儒臣兴立屯田，兴复吏治，恢复农业，建立学校，进一步取得北方汉族地主阶级对他的拥护，为元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社会基础。
第五部分：从流浪汉到开国皇帝的宋太祖
不能不说的皇帝元世祖忽必烈(3)
蒙古汗位之争和忽必烈建立元朝
1256年，忽必烈修建开平城（今内蒙正兰旗东），作为他统治的基地，势力不断发展。
1257年，蒙哥为效法其祖父成大业而享盛名，亲自率军攻打南宋，留其弟阿里不哥守和林。一年之间，蒙古军长驱而下，宋四川各地守军，相继败降。
1259年春，蒙哥率军攻打合州（四川合川），宋合州守将王坚凭钓鱼城坚守，蒙军连续进攻数月不能破，天气炎热，军中疾疫流行。蒙哥亲自领兵到城下猛攻，为矢石所中，蒙军败退，蒙哥不久死去。此时忽必烈正在湖北作战，得知蒙哥死讯，马上渡江包围了鄂州。
这时，忽必烈妻弘吉刺氏自开平遣使臣来，密报阿里不哥在漠北图谋继承汗位。忽必烈在军前召集他的将领、幕僚商议。郝经说：“大王虽然素有人望，且握重兵，但是不知道海陵王的故事么？倘若他（指阿里不哥）自称受遗诏，便正位号，下诏中原，大王要回去还能行吗？”郝经建议：“断然班师，亟定大计，销祸于未然。”廉希宪说：“殿下太祖嫡孙，而且收召才杰，悉从人望，率土归心。愿速还京，正大位以安天下。”忽必烈命廉希宪先行，观察事变。又命他前往赐宗王塔察儿饮膳，乘机提出拥立忽必烈的建议。塔察儿赞同此议，愿首倡推戴。
1259年底，忽必烈许宋议和，自己轻车简从北返，驻燕京近郊。1260年3月，他返回开平，召集塔察儿等宗王大将，即在开平举行选汗大会。忽必烈弟末哥、东道诸王塔察儿、移相哥（哈撒儿之子）、忽刺忽儿（成吉思汗弟哈赤温子）、爪都（成吉思汗弟别里古台孙），西道诸王合丹（窝阔台子）、阿只吉（察合台子）等拥立忽必烈（元世祖）即汗位。
按照蒙古传统惯例，选汗的忽里勒台应在鄂嫩河、克鲁伦河之地举行，而且必须有各系宗王参加。忽必烈在汉地自行集会选汗，显然与传统不合，而且有些宗王未前来出席。这时，阿里不哥留守和林大斡耳朵，蒙哥死后监国。忽必烈自立为汗后，阿里不哥利用这一时机，也随即在和林举行大会。蒙哥诸子阿速台、玉龙答失及察合台系宗王数人，拥立阿里不哥为汗。两汗并立，随即发生战争。
蒙古国军队的主力，原由蒙哥统率侵宋。蒙哥死后，大将哈刺不花率部退据六盘山，与留守这里的浑都海部会合。阿里不哥派出霍鲁怀、刘太平等来陕西，拘收钱谷，企图与六盘山驻军联合，自关中进兵。廉希宪、商挺等来京兆，先发制人。6月，以谋反罪处死霍鲁怀、刘太平，并处死浑都海在四川的党羽乞带不花、明里火者。忽必烈诏令陕西四川宣抚使八春节制诸军，命巩昌权总帅汪良臣统率陕西汉军防御六盘山的军队。
忽必烈亲率大军自开平出发去和林，攻打阿里不哥。9月，至转都儿哥之地。阿里不哥派遣阿蓝答儿领兵南下，至西凉府，与浑都海军会合东来，哈刺不花因意见不和引兵北去。忽必烈命诸王合丹、合必赤与八春、汪良臣等率领蒙、汉军迎战。两军大战于删丹，阿里不哥军溃败。阿蓝答儿、浑都海相继被杀。阿里不哥败逃，退至乞儿吉思地，派遣使者与忽必烈相约，邀集西北诸王正式选汗。忽必烈命宗王移相哥统领一军国驻和林，以待阿里不哥。10月，忽必烈领兵南返，12月至燕京，赏赐拥立诸王。1261年2月，返回开平。
1261年秋，阿里不哥率领斡亦刺等部众，突然袭击移相哥军，乘胜南下。忽必烈得警，急忙征调张柔、严忠嗣、张宏等七处汉军，并令董文炳率射手千人，塔察儿率军士万人随从出征。11月，忽必烈军与阿里不哥战于昔木上脑儿。诸王合丹、驸马腊真、丞相缐真和兀鲁、忙兀二部军为右军；诸王塔察儿、太丑台和史天泽等将左军；诸王哈必赤将中军，合势进攻，斩阿里不哥的大将合丹火儿赤。塔察儿与合必赤分兵奋战，大破斡亦刺军。阿里不哥后军阿速台复至，再战，两军杀伤相当。阿里不哥北撤，忽必烈也还军。
察合台汗领地（兀鲁思）原由兀鲁忽乃妃子摄政。忽必烈即位后，即派遣察合台曾孙阿必失哈偕弟纳邻合丹去阿力麻里主持政事。二王行至途中被阿里不哥捕获。阿里不哥乃派察合台孙阿鲁忽（拜答儿子）去察合台汗地执政，以为声援，并防御在波斯的旭烈兀。阿里不哥远在漠北，从汉地北运的粮食断绝，给养缺乏，便派遣使者去察合台汗领地征敛。阿鲁忽杀使者，转而拥护忽必烈。
1261年秋，阿里不哥领兵往征阿鲁忽。阿鲁忽在普刺城迎战，斩阿里不哥大将哈刺不花。阿鲁忽得胜而回，不再戒备。阿里不哥的后军阿速台突然进至阿力麻里地区，阿鲁忽败走和田、喀什噶尔。阿里不哥军遂驻冬阿力麻里，阿鲁忽西走撤马尔罕。
阿里不哥进驻阿力麻里后大肆屠掠，阿鲁忽部下多被杀死。1264年春天，又值饥荒，人民死亡甚多。阿里不哥部下将士多逃至驻在阿尔泰地区的扎布汗河上的玉龙答失，共商归降忽必烈。阿里不哥众叛亲离，又怕阿鲁忽报复，走投无路，不得不投附忽必烈。阿里不哥来见忽必烈请罪。忽必烈问他说：我和你谁对？阿里不哥回答说：在以前，是我对。今天，算你对。忽必烈命宗王和将领审讯拥立阿里不哥的诸臣，李鲁欢等被处死。忽必烈又分遣使者征询波斯旭烈兀、钦察别儿哥和察合台兀鲁思的阿鲁忽三王，决定赦免阿里不哥及阿速台罪。不久，阿里不哥病死。
第五部分：从流浪汉到开国皇帝的宋太祖
不能不说的皇帝元世祖忽必烈(4)
忽必烈经过和阿里不哥的斗争，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继续进行对南宋的侵略。南宋小朝廷这时内部已衰朽不堪，1276年都城临安（杭州）陷落。以后虽有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坚持抗战，但不幸先后失败，南宋政权于1279年被完全消灭。
忽必烈从青年时起受汉文化影响较多，即位后又多倚靠汉人地主的支持，所以他的统治日益带有汉化色彩。1271年，在即位10多年之后，正式仿效中国王朝建国号为大元，取《易经》乾元之义。1272年改金中都为大都（北京），宣布在此建都，宫殿建成后即迁都于此。他统治中心日益移入中国内地，成为中国的一个统治王朝。1276年南宋降，1279年追灭南宋卫王于崖山，完成多民族的统一国家。
忽必烈即位后，采纳僧子聪等幕僚的建策，依据汉人封建王朝的传统，颁布即位诏，称皇帝。自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家以来，从未建立年号。忽必烈始建元“中统”，下诏说：“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表明他是中原封建王朝的继承人。
忽必烈借鉴了蒙古、金、宋等国的政治制度，设立行省制度，对某些特殊地方则灵活采用不同的制度，如对吐番地区就采用政教合一的制度。这个制度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是服务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为了同一个目标，元朝实行了非常特殊的户籍制度，重新开凿大运河，使原来水陆并用的大运河成为真正的运河。开辟海运，用了三十年时间，开辟了从刘家港（今上海）至直沽的近海航行。陆路交通也大力开拓，设驿道、驿站，被称为“星罗棋布，脉络相通”。
他还充分利用原蒙古西征的有利条件，发展了同中东、欧洲的交往。元人形容为：“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他允许并鼓励各国商人在国内经商或经营国际贸易，对各种宗教、文化采取兼容并蓄政策，甚至欧洲的商人、教士往来中国和欧洲之间。忽必烈还亲自询问威尼斯商人尼哥罗兄弟，了解欧洲状况。后来尼哥罗的儿子、著名的马可·波罗居中国17年，为官元朝，写下了名著《马可·波罗游记》，为东西方文明的沟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罗马教庭也派出众多教士来中国传教，在大都、杭州、泉州、扬州等地都设立了教堂。
西方天文、数学、历史、地理、医学都进入中国，如欧几里德几何学就在那时传人中国。忽必烈甚至让阿拉伯建筑师黑迭儿参加元大都皇城和宫殿的设计和建设。中国使节也到达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商船还到达非洲，元人汪大渊随船到达今坦桑尼亚等国，他还遣使索马里、摩洛哥。摩洛哥商人长住在中国，大批精美的中国瓷器远销摩洛哥。忽必烈创立的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同世界交往空前的朝代。
忽必烈不但结束了中国长期的南北分裂状态，而且实现了辽东、漠北、西域、吐番、云南等地区的空前大统一。特别是吐蕃地区首次并入版图，使中国幅员远胜汉、唐。他还使各民族人员空前大批相互流动，形成元帝国文化多样性的显著特色，尤其是精通汉文化的各族文人学者的涌现，更是前朝没有的盛事。这其实奠定了中华帝国真正统一的基础。
只是，忽必烈对内实行蒙古人高于其他族人的歧视政策，特别是对汉族的横征暴敛，残酷压迫，激起中原人民的不断反抗。到他身后的几个皇帝，荒淫腐败，终于导致农民起义不断，直至被推翻。
1294年2月，忽必烈病逝于大都，享年80岁。葬在漠北起辇谷(在今克鲁伦河上游肯特山南麓)。忽必烈一生知人善任，重视建军治军，维护国家统一。他主张政治与军事并用，战抚兼施，注重集中兵力，避免两线作战；善于运用远程奔袭、迂回、围歼以及步兵、骑兵、砲兵、水兵联合作战等战法，夺取胜利，为元朝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五部分：从流浪汉到开国皇帝的宋太祖
不能不说的皇帝元世祖忽必烈(5)
任命郭守敬建造北京城
1262年，张文谦向当政者推荐郭守敬“巧思绝人”。元世祖忽必烈召见了32岁的郭守敬。忽必烈惊讶于这个年轻人的才学，这个年轻人陈述了6条治水建议，每说一条，忽必烈都禁不住感叹说：“任事者如此，人不为素餐矣。”
一个新生政权在其初始阶段，总透着干练与做事的高效率，任人唯贤也是贤明智慧的当权者得以功成名就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一个马背上建立起来的帝国，在一般人眼里充满野蛮杀戮的帝国，他的君王竟有如此贤明的一面，竟对科学技术如此着迷和认可。正因为有了忽必烈不拘一格的赏识，郭守敬跳过了许多条条框框，被很快任用，先是提举诸路河渠，四年后，他有了副河渠使的官职。
1264年，元将首都定在大都，即今天的北京。此时在忽必烈周围，已形成一个以刘秉忠和郭守敬为代表的技术智囊班子。同年，郭守敬随有举荐之恩的张文谦到了今天的宁夏、甘肃和内蒙古一带，主要的一项工作仍然是治水。此时的郭守敬基本都是常年奔波野外。
第二年回到都城，他被任命为都水少监，开始参与设计北京城最初的水利工程。然而1274年，他的老师刘秉忠死了。忽必烈命郭守敬和王恂接手刘秉忠开始的天文历法修改工作，参与这项工作的还有张文谦、张易和许衡。
星空与大地，有多少秘密在等待人探索发现呢？“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从47岁到49岁，是一个人创造力最活跃最旺盛的时期吗？这一时期，郭守敬直接领导了著名的授时历的制订工作，同时，他开始创造性地制作出简仪、高表等一系列天文仪器。带着制作完成的仪器上了朝，郭守敬在忽必烈面前指陈历制，从早朝到太阳下山，看得入迷的忽必烈都没有觉出疲倦。
得到最高领导者的欣赏，郭守敬对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打算，“设监候官14员，分道而出，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四海测验，凡27所”。
1291年，郭守敬再回到水利工作上。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建议在通州和大都之间开凿运河。
此前，通州到大都，陆运官粮，赶上绵绵秋雨，牲口累死不计其数。第二年春天，工程开工了，到1293年秋天，水利工程完工，从前那种苦烈的情景再看不到了。忽必烈从上都回到大都，过积水潭的时候，见舟船遮蔽了水面，大喜，于是把这段工程命名为通惠河。
“郭守敬主持北京水政时期，奠定了今天北京水利的格局”。这是今天的人们对郭守敬当年工作成果的中肯评价。而我们还知道，对当时首都的水利规划，郭守敬还有更大的设想，他设想引到更多的水，能使舟船环城往来。但这个设想他没有实现。
是“神风”还是“豆腐渣”战舰救了日本？
忽必烈也是中国历史上向外出兵扩张的皇帝。他两次出兵攻打日本，并出兵侵入安南、占城、爪哇、缅甸等国。直至元成宗即位，下诏罢征南之役始结束，并由此转入商业、文化交往。
1274年，忽必烈以忻都、洪茶丘和范文虎为征东行省右丞，李庭为左丞，率领一支由900艘战舰组成的舰队东征日本，元军在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很多辉煌战果。后又因天气恶劣被迫撤退，最终遭遇“神风”全军覆没。
井上靖这样记载：蒙古于“公元1274年10月初，占领了对马、壹岐两岛，继而侵入肥前松浦郡……使日军处于不利，不得不暂时退却到大宰府附近。元军虽然赶走了日军，但不在陆地宿营，夜间仍回船舰。当元军回到船舰后，恰遇当夜有暴风雨，元舰沉没两百余只，所余元军撤退，日本才免于难。”
台风乍起之时，当时由于不熟悉地形，元军停泊在博多湾口的舰队一片混乱，不是互相碰撞而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后，台风渐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无法相救。忻都怕日军乘机来袭，下令冒雨撤军回国。此役，元军死亡兵卒达1.35万人。日本史书则称之为“文水之役”。
第二天一大早，日军在大宰府水城列阵，但不见元军进攻，派出侦察人员始知博多海面已无元军船只，元军撤退了。
第五部分：从流浪汉到开国皇帝的宋太祖
不能不说的皇帝元世祖忽必烈(6)
1281年，忽必烈“以日本杀使臣为由，结集南宋新附军10万人组成一支大军二次东征日本。元军兵分两路：洪茶丘、忻都率蒙古、高丽、汉军4万，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军乘海船9000艘，从庆元、定海启航”。高丽国王为元朝“提供了1万军队，1500名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粮食”。然而，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处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与东征元军进行了激烈战斗。
元军因高丽、汉、蒙古统率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这样，“蒙古军在毫无荫蔽的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两方对峙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没有看到胜利的希望。两个月之后，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库树海岸，蒙古军再次企图撤入海上，但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1/3，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汉文史料也记载到，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次年，派水、陆军远攻占城(今越南南部)。
东征西讨、所向披靡的元世祖忽必烈远征日本却始终未果，于是在日本流传着这样的传说：是“神灵之风”（神风）两度将日本从蒙古人手中解救出来。此后数百年中，日本人一直对神风顶礼膜拜，兴起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此后“神风”陪伴了日本人670多年，直到公元1945年。然而，对蒙古战舰的考证却否定了这个传奇。近期发表在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的一项考古新发现指出：拙劣的设计和造船技艺是导致蒙古舰队失败的主要原因。
虽然古代文献中确有关于1281年日本台风的记载，但根据现存证据，研究人员无法判断出那场风暴的强度，以及风暴与蒙古舰队的沉没究竟有多大关系。
美国考古学家兰德尔·佐佐木对1981年从高岛附近打捞上来的700多块蒙古战舰残骸进行了仔细研究和分析，发现蒙古战舰粗制滥造，质量低劣。“蒙古战舰龙骨上的铆钉过于密集，甚至在同一个地方有五六个铆钉。这说明这些材料在造船时曾反复使用，而且许多龙骨本身质量就很低劣。至于蒙古军队的舰船设计，据记载大多是平底河船，并不适于航海。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在高岛附近海域发现V字型远洋船的龙骨。”佐佐木说。
据汉文史料记载，1274年正月，忽必烈命令高丽王造舰900艘，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300艘，由金方庆负责建造；拔都鲁轻疾舟（快速舰）300艘，汲水小船300艘，由洪茶丘负责建造，并规定于正月15日动工，限期完成。6月，900艘军舰完工。
当时，造船工业发达的中国江南及沿海地区尚未被忽必烈完全征服，部分地区仍在南宋军队的控制之下。所以，忽必烈不得不将造船的任务交给技术较为落后的高丽人。一方面，高丽对于造船很反感，认为元朝出兵日本肯定会要求高丽参战，这必将给高丽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让造船技术落后的高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忽必烈强压的任务实属难事。高丽人只得在匆忙间敷衍了事，这些舰船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船舰的设计，据史料记载，1281年蒙古军队的大多数战舰都是平底河船，采用了当时较为流行的水密隔舱设置，但是此种结构并不适于航海作战。
所谓水密隔舱，就是用隔舱板把船舱分成互不相通的一个一个舱区，舱数一般为8或13个。它大约发明于唐代，宋以后被普遍采用。虽然该结构便于船上分舱，有利于元军在航海途中进行军需品的管理和装卸，但是舱板结构取代了加设肋骨的工艺，简化了主体结构，削弱了船舶整体的横向强度。佐佐木指出，“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高岛附近海域发现V字型远洋船的龙骨，我们可以想象那种为内河航运而设计的船遭遇海中大风浪时将会出现何种混乱的情形。”
佐佐木还发现：战舰残骸的碎片没有一块超过3米，大多数碎片都在10厘米到1米之间。他据此推测，蒙古战船可能采用了类似新安古船的一种“鱼鳞式”船壳结构形式。其船壳板之间不是平接，而是搭接的。这种结构在巨浪的拍击之下容易碎裂。佐佐木表示，对沉船遗址的现有研究只是冰山一角，他希望能够借助声纳和探地雷达，得以更深入地了解当时蒙古的造船技艺，进而破解沉船真相。
还有的研究者认为，除了舰队拖后腿之外，蒙古人的后勤和装备也比不上日本人。
若论吃苦耐劳，当时的蒙古战士无人可敌，必要时他们可以靠吃生马肉，喝马血维持生命。蒙古人作战时机动性第一，一般只带很少的给养，士兵的吃穿问题主要通过掠夺战争地区的平民解决。可是在这两次战争中蒙古人偏偏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他们一直未能突入内地居民区，自不可能有平民供他们掠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