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些官吏胆敢以身试法，1385年，有人告发二司与户部侍郎郭桓勾结贪污，朱元璋迅速查勘，追出赃粮七百万石。朱元璋大怒，把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吏全部处死。经过拷打，又牵连了许多人，最后杀人总数，包括官吏和地主竟达数万人之多。在这种严刑峻法和“运动”打击结合的综合治理下，洪武年间的吏治总算呈现出了新的面貌。
其三是对官吏实行特务统治。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本来就缺乏人权观念，但故意建立摧残人权制度的，则由朱元璋创始，即三百年间使人闻而战栗的“诏狱”和“廷杖”。
“诏狱”就是由皇帝直接指挥的皇家特务组织“锦衣卫”，后来又增设相同性质的“东厂”、“西厂”和“内厂”等非正规的司法系统，由皇帝最亲信的宦官主持。这些特务组织最初是负责监视百官动静的，只是负责调查及逮捕谋反妖言大奸大恶之人，后来发展到专门用于迫害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这些特务组织相互交错，密如蛛网，遍布全国的各个角落。这样，街头巷尾的一举一动，夫妻吵架和市井打斗，早上发生，晚上就到了皇帝耳中，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现象。
一次，博士钱宰罢朝回家，在路上信口吟道：“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对钱宰说：“昨天做得好诗！不过我并未‘嫌’你啊，改作‘忧’字怎么样？”钱宰一听，连忙跪下叩头，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好在朱元璋并不是要追究他的罪责，而是要显示自己的无所不知，钱宰才算没有倒霉。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乡，已是无所作为，但朱元璋还是不放心，常派锦衣卫去监视他。一天，一个特务向田间插秧的一个老农夫问讯道：“这里可有个退了休的吴尚书吗？”那老人措手答道：“我吴琳便是。”朱元璋得到了这一消息，知道吴琳并无异志，十分高兴，奖赏了吴琳。
大学士宋濂是著名的学者，对朱元璋可谓赤胆忠心，但朱元璋还不放心，经常派特务监视。一天，宋濂在家请客，特务竟把赴宴人等乃至菜肴全都列单汇报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朱元璋问宋濂请客及菜肴的情况，宋濂把所请客人和菜肴情况一一据实回答，朱元璋听后十分满意地说：“宋学士所说皆实，没有骗我！”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在家生闷气，监视他的人认为有可能是对皇上不满，就偷偷地把他生气的样子画了下来，交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问他何故生气，宋讷做了解释，朱元璋知道他生闷气与朝事无关，才不追究。宋讷非常奇怪地问太祖怎么知道他的家事，太祖就把那张画像拿出来给他看，结果宋讷几被惊倒。
就这样，朱元璋掌握了臣下的一言一行，臣下深恐动辄得咎，真正做到了前人所谓的“慎”、“独”，哪里还敢有不臣之心呢？
对人权具有同等摧毁功能的还有廷杖，即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木棍打罪犯的屁股。这是一种痛苦难忍的刑罚，受刑人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土塞满口中，胡须能全被磨脱，情形惨不忍睹，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的往往在杖下毙命，侥幸不死也要割去败肉数碗，医治半年以上。肉体的痛苦也许是次要的，最难医治的还是心灵的创伤，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下身并呼天抢地，那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无法接受的羞辱。在廷杖制度下，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没有人能维持人性的尊严。
朱元璋还设立了巡检司，让巡检司专门负责盘查全国各地的过往行人，人们被限制在方圆一百里的活动范围之内，如有超出，须事先弄得“路引”，这是防止人民串连造反的重要措施。
其四是实行舆论控制，以建立他在人们意识中的崇高地位。在时人看来，朱元璋的出身十分微贱，祖祖辈辈都是替地主干活的农夫，而且朱元璋本人还做过和尚，因此，朱元璋做皇帝，不仅不符合当时的标准，简直对民众是一种污辱，尤其是许多贵族出身的文人，更是看不起朱元璋。至于出来做明朝的官，他们更是不干。对于这部分文人，朱元璋毫不留情。
第五部分：从流浪汉到开国皇帝的宋太祖
从和尚到皇帝的明太祖朱元璋(8)
例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两人为了找借口不出来做官，竟致把手指截断，朱元璋听说了，就特意把他们召来，当面质问：“过去世道动乱的时候，你们住在哪里？”他们回答说：“红寇窜乱之时，我们住在闽、赣一带。”朱元璋一听，勃然大怒，他起自红巾军，夏伯启竟敢把红巾军称为寇，实是胆大包天，当即下令把他们处死，并命令凡是不听征召，不与政府合作的知识分子，一律杀头抄家。
如果无意当中冒犯了他，甚至被人无中生有地构谄，朱元璋也横加杀害。例如，尉氏县教 谕许元为本府作的《万寿贺表》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之句，其中“法坤”读作“发髡”，即剃去头发，朱元璋怀疑是讽刺自己当过和尚，“藻饰太平”与“早失太平”同音，这位教谕当然也就成了枉死城里的新鬼。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中有“送瞻帝扉”，“帝扉”可读作“帝非”，朱元璋也怀疑这是吕睿暗示他不能当皇帝，也将之杀头。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州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其中“式君父”可读作“失君父”，祥府县学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其中“取法”可读作“去发”，朱元璋都以为是对自己不敬，均处以死刑。逢年过节或是谢恩上表，总免不了要写一些歌功颂德的话，谁知这些文人却大遭其殃。最为怪诞的是杭州学府教授徐一夔为本府起草的《贺表》里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这本是极尽颂扬的话，谁知朱元璋见了大发其火，他说：“‘生’者，僧也，这是骂我当过和尚；‘光’则秃也，说我是个秃子；‘则’音近贼，是说我当过盗贼。”这位拍马屁拍到驴腚上的教授，只好呜呼哀哉了。在这种严酷的文字狱的统治之下，文人学士只好缩头缩脑，别说高谈阔论，发表什么政治见解，就是平时说话作文，也要小心万分，否则，不知什么时候，横祸就会飞到自己的头上。
朱元璋识字不多，却特别忌讳文字上冲撞他，对于能合他心意的一些诗文词句，他也格外见爱。一次，朱元璋微服出访，到了江淮一带的多宝寺，见寺中多宣多宝如来的佛号，就对侍从说：“寺名多宝，有许多多宝如来。”随行的学士江怀素知道太祖又在考较群臣，就马上趋奉道：“国号大明，无更大大明皇帝。”朱元璋一听大喜，把江怀素提升为吏部侍郎。朱元璋在江淮一带遇到以前的故友陈君佐，陈君佐少有才名，朱元璋就带他出入淮扬一带。一天，朱元璋在一家小店吃饭，忽有所思，又出对道：“小村店三杯五盏，没有东西。”陈君佐脱口而出对道：“大明君一统万方，不分南北。”朱元璋极其高兴，想让他随侍左右，当一词臣，陈君佐过惯了逍遥自在的生活，却不愿意，朱元璋也未勉强。又过了几天，朱元璋遇一士人，见他文采风流，相问之下，知他是重庆府监生，朱元璋便命他属对，自出上联道：“千里为重，重水重山重庆府。”那士人也不假思索，开口对道：“一人为大，大邦大国大明君。”朱元璋闻言大喜，第二天，就遣人送去了千两黄金。
朱元璋用这些手段改善了吏治，巩固了他的统治，树立了他的威信。
另一方面，朱元璋还建立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腐蚀了知识分子的灵魂，确立了“官本位”价值观念。
中国文化最阴暗最丑陋的部分就是“官本位”价值观，而最终确立官本位价值观的正是朱元璋。在明朝以前，官吏虽然得到社会普遍的认同，但具有真才实学的诗人、画家、医生甚至是不愿做官的山林隐士一样得到世人的尊敬。东晋的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挂冠归田，凡是经过九江的社会名流或达官贵人都要去他的草屋登门造访，以表达自己的礼敬。唐代的大诗人李白不愿也不会做官，可全社会的人依然对他敬慕有加，连唐玄宗李隆基也对他表现了极大的尊敬。自明王朝以后，官职的大小才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惟一尺度。在极权专制社会，官性和人性并不总是成正比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还成反比，官的大小不是依据其才能和贡献，而是依据贿赂和打击他人的权术，这样道德水准越低的人官反而当得越大，得到的待遇和礼敬也越高。具有道德勇气的人，加速度地被排斥出政府之外，或被诬陷在诏狱之中。这真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悲剧。
通过竞争性考试即科举制度选拔官吏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可科举制度到了明王朝却进入了一个死胡同，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一种僵化制度。唐宋科举考试范围很广，既有政治策论等从政艺术，也有诗词歌赋等反映人情感修养的文学艺术，有时还考天文地理历史知识，能够较为公正地衡量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明王朝的科举考试则对题材和体式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考试范围极为狭窄，只以“四书”“五经”为题材，四书五经又以道学家领袖人物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试卷格式则硬性规定使用八股文。依照规定，作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自己在说话，而是儒家圣人系统在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触及。这种文体，跟代数学上的方程式一样，用不着独立思考——事实上是严厉地禁止独立思考，只要把圣人系统的言语恰当的代入八股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惟一研究工作，是从“四书”“五经”中选出全部可作为考试的题目，请老于此道的八股作家，撰写数百篇八股文，日夜背诵。考试时把适当一篇照抄一遍，就象赌博时押宝一拉，押中时就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官员；押不中则落第而归，下次再来。通过这种途径考中的知识分子是难得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不接触其他任何书籍，甚至连四书五经也不接触，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情感，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情操，只知道如何做八股文和如何做官，于是一种只有中国才有的“官场”社会形成了。
知识分子自此由社会的进步力量变为社会的阻碍力量。如果说先前的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春秋，站在时代前列的话，明王朝的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则叫人肉麻，为皇帝制春药和为太监当奴才的知识分子应有尽有。
明王朝有一项不成文法，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宰相或部长级官员，也就是说只有知识分子才能当大官。科举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一目了然，它是知识分子的惟一出路。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明王朝统治阶层即由这类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对人的评价，完全以官职为标准，一种遗害无穷的官本位价值观自此形成。
为了使官本位价值观成为社会的惟一尺度，朱元璋还不准人当隐士，不准主动辞官，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必须围绕着“官”打转。
第六部分：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
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1)
明成祖朱棣，年号“永乐”，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原来被封为燕王，后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了皇位。他死后的谥号是“文皇帝”，庙号是太宗。后来，嘉靖皇帝将他的庙号改为“成祖”，所以后人便一直称他为“明成祖”。
在我国古代著名的帝王当中，和明成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是郑和下西洋、奴儿干都司、《永乐大典》，以及五征漠北，80万大军下安南，浚通大运河，大规模营建北京，等等。作为一个封建帝王，明成祖能干好其中一件事就足以跻身到著名帝王之列，他却干成了那么多，而事实上还不止这一些。但是，他的名字也和“诛十族”、“瓜蔓抄”之类的残暴行为联系在一起，因而使得他的形象严重受损。让我们来看看这位大明皇帝波澜壮阔的一生吧！
乱世婴儿
1360年4月，朱棣出生于当时称作应天府的南京。那时正是元末的战乱时期，群雄并起，互相征伐。应天，是顺应天命的意思。4年前（1356），朱元璋攻下集庆（南京），将集庆改名为应天。他要顺应天命，推翻元朝，削平群雄，自己当皇帝。现在他又有了第四个儿子，照理应该好好庆祝一下。但几乎与朱棣呱呱坠地的同时，前线传来了陈友谅进攻太平（今安徽涂县）的告急文书。陈友谅如果攻陷了太平，并要接着进攻应天。但军情紧急，他甚至对自己的这个儿子都来不及看上一眼，便又到前线指挥打仗去了。至于怎么样为这个孩子取个吉祥名字，他就更没有功夫去琢磨了。
1367年旧历年底，朱元璋准备转过年头就要正式登极做皇帝了，看到自己已经有了7个儿子，自然是满心高兴。这时形势已经粗安，他决心要为儿子们正式取名了。十二月二十四日。他祭告太庙，把自己渡江后生了7个儿子归因于祖上的阴德：仰承先德，自举兵以来，渡江生子七人。今长子命名曰标，……曰棣。这时朱棣已经7周岁，他这才和众兄弟一样有了自己的名字。
朱棣的生母是谁，居然还是个谜，这在常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这个谜确实存在，数百年来一直扑朔迷离。因为朱棣的生母问题，不只是关系到他的身世，而且深刻地影响到他一生的行为。古代正妻生的儿子称嫡子，非正妻生的儿子称庶子。正妻被称为嫡母，其他的妾被称为庶母。对帝王家来说，嫡子和庶子在名份上有重大差别。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皇帝死了，皇位要由嫡长子继承。即使嫡长子死得早，如果嫡长子有儿子，也要由嫡长子的嫡长子来继承，其他庶子则不得觊觎。
朱棣自称是马皇后所生，自然也就是所谓嫡子了。其实，经历代学者考证，朱棣的生母不是马皇后，实际上他的生母是个贵妃，为此演义出许多的野史和传说。有人说贵妃是高丽人，也有人称她是元顺帝的妃子，抑或是高丽人而成了元顺帝妃子。还有人说，朱棣生母是蒙古人洪吉喇氏。洪吉喇氏是元顺帝的第三福晋，是太师洪吉喇特托克托的女儿。元顺帝败，朱元璋入大都见洪吉喇氏貌美，就留在身边。然而她入明宫时就已经怀孕，所生的就是明成祖朱棣，所以朱棣即元顺帝的遗腹子。其实这只是民间的传说而已。
明朝建立时，朱棣已是一个八九岁的儿童。那时全国仍很凋敝，满目疮痍。这一切都在朱棣的幼小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朱棣在宫廷中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
朱元璋一生都为自己文化水平低而遗憾。因此，他十分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朱元璋称帝的第一年，就在宫中修建了大本堂．作为太子和诸弟学习的场所。堂中藏有大量历代图籍，供他弟兄们观览。征聘各地名儒，轮班授课，教育太子和诸王。师傅都是满腹经纶的大儒，其中如宋濂等。他前后十几年，向太子和诸王讲四书五经，讲封建礼法，一举一动都要合封建礼仪。
朱棣从他父皇那里接受的完全是封建正统教育。对此，朱元璋曾有一段明确的自白：朕于诸子常切谕之：一、举动戒其轻；二、言笑厌其妄；三、饮食教之节；四、服用教之俭。怨其不知民之饥寒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怨其不知民之勤劳也，尝使之少服劳事。
可以看出，朱棣弟兄们不只是要学书本，而且平时一言一行都要合乎封建规范。这对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年来说，并不是一件惬意的事。
朱元璋不希望他的儿子们成为文弱书生，就让他们经常做些强健筋骨的活动。他当吴王不久，看到7个儿子渐渐长大了，“宜习劳，令内侍制麻履行滕。凡诸子出城稍远，马行十七，步行十三。”所谓麻履，就是麻鞋，行滕是指缠腿。这里是说，让朱棣兄弟7人都穿着麻鞋，裹上缠腿，像士兵那样到城外远足，十分之七的路骑马，十分之三的路要步行。这对长期住在深宫大院中的皇子们来说，虽说劳累点，但还是饶有兴味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还要不时地在演武场上练习武备，以健体强志。
他11岁的时候被封为燕王。洪武九年（1376），朱棣已是17岁的英俊青年，他的父皇准备让他们到外地去当藩王了，感到有必要让皇子们体验一下民间的生活。就在这一年，朱棣兄弟们一起来到安徽凤阳老家，那时被称为“中都”。这里埋葬着他们的祖父母，也是他们的父皇小时候为大户人们放牛放羊的地方。这里也是“十年倒有九年荒”的穷乡，老百姓的生活都很困苦。在这里，朱棣仿佛看到，他的父皇小时候是怎么样受苦受难，创业是多么的艰难。他在这里住了三四年，民间生活对他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朱棣是个有心人，“民间细事，无不究知”。他当皇帝以后，还经常对儿子们说起他这段生活。认为自己能南北征战，不畏塞外风寒，就得益于这段经历。朱棣在凤阳的这段生活可看作是宫廷教育的实习阶段，他回去就要准备到外地去当藩王了。
第六部分：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
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2)
朱棣的长兄朱标，即南京一带所习称的“大头太子”，在朱元璋称吴王时就被立为世子。洪武元年（1368）正月初四日，朱元璋大祭天地于南郊，在郊坛南边正式登极称帝。他连赠祖上四代，册封马氏为皇后，立朱标为皇太子。
在朱元璋看来，元朝之所以经常发生宫廷政变，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早立太子，因此他一称帝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还看到当元末农民起义四处爆发的时候，元王朝在各地缺少强有力的藩卫。有鉴于此，洪武三年（1370）他就作了封藩的安排，即把各个小儿子封到各地当藩王。他为了不使天下人感到他私心太重，在封藩前还特意作了一番表白：
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
封诸子为王的这件事也就定下来了。按照明制，皇子封为亲王都授予金册金宝，年食禄米万石。其护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但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像北边防御蒙古的几个藩王，所统兵上都超过此数。例如在大宁的宁王“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这些藩王的府第、服饰和车旗等，“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见了他们都要“伏而拜谒”。
藩王的嫡长子立为世子，即藩王的未来接班人，10岁时就授予金册金宝。其他诸子则授予涂金的银册银宝，封为郡王。以后各世子孙都有封爵，自六世孙以下都封为奉国中尉。他们生的时候要向宗人府请名，年龄大了要请婚。但他们不能从事士农工商之类的行当，只是坐糜俸禄。明中期以后，皇室成员的俸禄成了国家沉重的包袱。
本来朱元璋把自己的子侄分到各处，称作亲王，目的是为了监视各地带兵将军的动静，以防他们叛乱。藩王虽没有行政权，但有军事权。朝廷调地方军队，地方守镇官还要得到当地藩王令旨后才能调动。遇有战事，即使元勋宿将也要听藩王节制。当燕王朱棣率军征讨乃儿不花时，像傅友德那样的大将也要受他调遣。这样，许多藩王就拥有了重兵。朱元璋感到他这套制度比以往历代都严密，大明江山可以长治久安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刚死，就爆发了朱棣与建文皇帝争夺皇位的“靖难之役”。
对这种分封的弊端，一些有远见的大臣早就看出来了，只是很少有人敢公开说。著名的文士解缙率直敢言，他“数上封事，所言分封势重，万一不幸，必有厉长、吴潞濞之虞”。说得最直率的大概就是那个平遥县的训导叶伯巨了。洪武九年（137），叶伯巨上书言事，说明太祖“太过者三”，第一条就是“分封太侈”：，诸王各有分地，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廓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则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议者曰，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臣窃以为不然。何不现于汉、晋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孙也，七国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孙也，一削其地，则遽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攻伐，遂成刘、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
朱元璋见疏大怒，认为这是离间他们一家骨肉，要亲手射杀他。叶伯巨终于为此事死在狱中。不幸的是，叶伯巨所言果然成了事实。
洪武十三年（1380）春天，朱棣从凤阳回到南京，受命就藩北平。这时的燕王已是21岁的英俊青年。他没有留恋风光旖旎的南国春色、而毅然甘冒“雪花大如席”的北国风寒。他出发了，率领着数千护卫，浩浩荡荡地奔赴北平，满怀着信心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他知道，这是他一生道路上的一个新的起点。
他的府邸就是元朝的旧宫，其规制如同天子。按照规定，藩王的府邸“亚天子一等”，其他诸王都是如此。为了这件事，朱元璋还曾特地告谕诸王，要他们不要与燕王攀比，因燕王府邸是元朝旧宫，不需要新建，他们新建的府邸则都要按规定办事。不难看出，朱元璋对燕王寄望殊深。
北平是元朝都城，位置险要，燕王的二哥和三哥分别就藩西安和太原，就藩时间还早于燕王两年，都没让他们去北平，而是把北平留给了燕王，其中似乎有“深意存焉”。本来在朱元璋的众多儿子中，只有朱棣为人沉鸷老辣，很像朱元璋。他身材魁梧，天资聪颖，武艺高强，智勇有大略，能推诚任人，在镇守边关、打击残元势力方面立了大功。朱元璋将朱棣分封在北京，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代替功臣宿将掌握兵权，从而使明朝的政权更加稳固。
不过，朱棣也是朱元璋最担心的人。据说，朱元璋曾和众多王公大臣一起登上南京城外的紫金山俯瞰皇宫，在一片赞誉声中，朱元璋龙颜大悦。这时年少的朱棣却口无遮拦，一语道破天机：“紫金山上架个大炮，就能炮轰紫禁城！”朱元璋大惊，心里顿时后悔不已，以至后来他又命令修建更为广大的外城，把包括紫金山在内的一些重要地方围起来以加强防御。从这件事上，朱元璋看出朱棣将来很有可能是皇太子的最大威胁。
太子朱标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为人好学勤政，宽厚仁慈，非常适合做个宽仁皇帝。可惜，洪武二十五年四月，朱标不幸英年早逝，年仅38岁。朱元璋伤心之余，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继承人选。这时有人推荐朱元璋最倚重的朱棣作为皇储。朱元璋同意了，但许多大臣表示反对，理由有二：一是如立朱棣为太子，对朱棣的兄弟则无法交待，一是不合正统习惯。朱元璋经过再三考虑，终于决定立朱标之子——皇孙朱允炆为继承人，为此，朱棣一直耿耿于怀。
朱棣在就藩燕京以前，朱元璋还为他完了婚，妻子就是明王朝第一功臣中山王徐达的长女。朱元璋听说她“贞静，好读书”，被人称为“女诸生”，就把徐达找来说：“你我是布衣之交。古代君臣相契的常结为婚姻，你的长女就嫁给我的四子朱棣吧。”徐达自然是满口答应。徐氏于洪武九年（1376）被册封为燕王妃，第二年就成了亲。这时朱棣18岁，徐妃16岁。就是这位看来贤淑贞静的徐妃，后来成了朱棣夺天下、治天下的得力内助。这种婚姻实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在这点上其他诸子也是比不上的。这对朱棣以后的发展都是很重要的因素。
第六部分：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
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3)
忍辱装疯
朱棣进入北京的时候，当时元朝的势力虽然已经被赶到了大草原上，但还具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实力，并不断骚扰明朝的北部边境。因此北京并不安宁，它是作为一个军事重镇而存在的。
另一方面，朱棣入住北京的时候，元朝灭亡不久，皇宫尽管已经烧毁了，但当年世界之都的繁华还在。在这个国际都市生活了20年，朱棣的胸襟与气魄更像一百多年前入主中原的蒙古大汗。蒙古大汗残酷勇敢，富有世界野心，他们的帝国不仅是汉语的故乡中原，还包括了世界上所有有人居住的地方。可以说是北京成就了朱棣。
1390年对蒙古乃儿不花的初战告捷，使他树立了威名，成为通往皇权宝座的良好开端。这一年元旦刚过，朱棣就接到太祖朱元璋的命令，让他和晋王分别统帅兵马合击蒙元丞相咬 住和平章乃儿不花。而立之年的朱棣异常兴奋，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经历如此规模的大仗。素 有野心的朱棣知道，这是他磨练的大好时机，也是展现自己的一次难得的机会，因此精心准 备，志在必得。
朱棣首先派出几股哨兵四出侦查，摸清了乃儿不花的确切位置。时值三月，没想到天不作美，竟然下起了大雪，气温也随之下降。有些人请求燕王停止行军，暂避风雪。朱棣却有另一番见解，认为这正是出奇制胜的大好时机，因此大军冒雪而进。当大军出现在乃儿不花面前时，他十分惊讶，毫无准备。朱棣没有贸然进攻，而是派已降明的乃儿不花旧交观童前去劝降。乃儿不花知道无法抵抗，只好前往朱棣军中请降。朱棣摆酒设宴，对他非常热情，令乃儿不花很感动，遂主动要求前去劝降咬住。就这样，朱棣第一次大规模出征就兵不血刃地大获全胜。而另一路的晋王生性怯懦，不敢深入蒙古腹地，结果一无所获，倒是陪衬出燕王的智勇双全。朱元璋非常高兴，赏赐宝钞100万锭，对他更加信赖。这次胜利，令朱棣声名鹊起，也是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完美亮相。
朱元璋死后，朱允炆继了皇位，改元建文。这位年轻的皇帝和他的父亲一样抱着以仁治国之心治理天下。建文初年，社会稳定，政治开明，百姓称颂，洪武时期的高压政策被结束，阴深恐怖的南京宫殿一下变得光明起来。不过建文帝朱允炆更适合作一个文人，由于他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上优柔寡断，历史无情地剥夺了他做个太平天子的想法。
由于建文帝年龄既小，又生性仁慈懦弱，他的叔叔们各霸一方，并不把他看在眼里。这样一来，建文帝的皇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一些大臣的鼓动之下，建文帝开始削藩。在削藩的过程中，杀了许多亲王，其中当然也有冤杀者，燕王朱棣听了，十分着急。好在燕王朱棣封在燕地，离当时的都城金陵很远，又兼地广兵多，一时尚可无虞。
僧人道衍是朱棣的谋士，他对朱棣说：“我一见殿下，便知当为天子。”相士袁珙也对朱棣说：“殿下已年近四十了，一过四十，长须过脐，必为天子，如有不准，愿剜双目。”在这些人的怂恿下，朱棣便积极操练兵马。
道衍惟恐练兵走漏消息，就在殿中挖了一个地道，通往后苑，修筑地下室，围绕重墙，在内督造兵器，又在墙外的室中养了无数的鹅鸭，日夕鸣叫，声浪如潮，以不使外人听到里面的声音。但消息还是走漏了出去，不久就传到朝廷，大臣齐泰、黄子澄两人十分重视此事，黄子澄主张立即讨燕，齐泰以为应先密布兵马，翦除党羽，然后再兴兵讨之。
建文帝听从了齐泰的建议，便命工部侍郎张籨为北平布政使，都指挥谢贵、张信，掌北平都司事，又命都督宋忠屯兵开平，再命其他各路兵马守山海关、保卫金陵。部署已定，建文帝便又分封诸王。朱棣知道建文帝已对他十分怀疑，为了打消他的疑忌，便派自己的三个儿子高炽、高煦、高燧前往金陵，祭奠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正在疑惑不定，忽报三人前来，就立即召见，言谈之下，建文帝觉得除朱高煦有骄矜之色外，其他两人执礼甚恭，便稍稍安心。等祭奠完了朱元璋，建文帝便想把这三人留下，作为人质。正在迟疑不觉之际，朱棣早已料到这一着，飞马来报，说朱棣病危，要三子速归。建文帝无奈，只得放三人归去。魏国公徐辉祖听说了，连忙来见，要建文帝留下朱高煦。原来，徐辉祖是徐达之子，是朱棣三子的亲舅舅。他对建文帝说：“臣的三个外甥之中，惟有高煦最为勇悍无赖，不但不忠，还将叛父，他日必为后患，不如留在京中，以免日后胡行。”建文帝仍迟疑不决，再问别的人，别人都替朱高煦担保，于是，建文帝决定放行。朱高煦深恐建文帝后悔，临行时偷了徐辉祖的一匹名马，加鞭而去。一路上杀了许多驿丞官吏，返见朱棣。朱棣见高煦归来，十分高兴，对他们说：“我们父子四人今又重逢，真是天助我也！”
过了几天，建文帝降旨，对朱高煦沿路杀人痛加斥责，责令朱棣拿问，朱棣当然置之不理。又过了几天，朱棣的得力校尉于谅、周铎两人被建文帝派来监视朱棣的北平都司事谢贵等人设计骗去，送往京师处斩了。两人被斩以后，建文帝又发朝旨，严厉责备朱棣，说朱棣私练兵马，图谋不轨。朱棣见事已紧迫，起事的准备又未就绪，就想出了一条缓兵之计：装疯。
第六部分：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
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4)
朱棣披散着头发，在街道上奔跑发狂，大喊大叫，不知所云。有时在街头上夺取别人的食物，狼吞虎咽，有时又昏昏沉沉地躺在街边的沟渠之中，数日不起。
谢贵等人听说朱棣病了，就前往探视。当时正值盛夏时节，烈日炎炎，酷热难耐，但见燕王府内摆着一座火炉，烈火熊熊，朱棣坐在旁边，身穿羊羔皮袄，还冻得瑟瑟发抖，连声呼冷。两人与他交谈时，朱棣更是满口胡言，让人不知所云。谢贵等人见状，就告辞了。
谢贵把这些情况暗暗地报告给了朝廷，建文帝有些相信，便不再成天琢磨着该怎样对付燕国了。但朱棣的长史葛诚与张、谢二人关系极好，告诉他们燕王是诈疯，要小心在意，谢贵二人还不大相信。过了许久，燕王派一个叫邓庸的百户到朝廷去汇报一些事情，大臣齐泰便把他抓了起来，严加拷问，邓庸熬不住酷刑，就把朱棣谋反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建文帝知道后大惊，便立即发符遣使，去逮捕燕王的官吏，并密令谢贵等人设法图燕，再命原为朱棣亲信的北平都指挥张信设法逮捕朱棣。
张信犹豫不决，回家告诉母亲，母亲说：“万万不可，我听说燕王应当据有天下，王者不死，难道是你一人所能逮捕的吗？”张信便不再想法逮捕朱棣，可朝廷的密旨又到了，催他行事，张信举棋不定，就来见朱棣，想看个究竟。
但朱棣托病不见，三请三辞，张信无奈，就便服前往，说有密事求见，朱棣才召见了他。进了燕王府，但见朱棣躺在床上，他就拜倒在床下。朱棣以手指口，荷荷而言，不知所云。张信便说：“殿下不必如此，有事尽可以告诉我。”朱棣问道：“你说什么？”张信说：“臣有心归服殿下，殿下却瞒着我，令臣不解。我实话告诉你，朝廷密旨让我逮你入京，如果你确实有病，我就把你逮送入京，皇上也不会把你怎么样；如果你是无病装病，还要极早打算。”
朱棣听了此话，猛然起床下拜道：“恩张恩张！生我一家，全仗足下。”张信见朱棣果然是装病，大喜过望，便密与商议。朱棣又召来道衍王拱等人，一同谋划，觉得事不宜迟，可以起事了。这时，天忽然刮起了大风，下起了暴雨，殿檐上的一片瓦被吹落下来，朱棣显得很不高兴。道衍进言说：“这是上天示瑞，殿下为何不高兴呢？”朱棣谩骂道：“秃奴纯系胡说，疾风暴雨，还说是祥瑞吗？”道衍笑道：“飞龙在天，哪得不有风雨？檐瓦交堕，就是将易黄屋的预兆，为什么说不祥呢？”朱棣听了，转怒为喜。于是，朱棣设计杀死了张、谢两人，冲散了指挥使彭二的军马，安定了北平城，以“清君侧”、“诛奸臣”为名，自称“奉天靖难”，公然造反了。
宋忠将兵3万，驻军开平，是防备燕王的重要军事力量。燕王举事后，宋忠未敢贸然进军，而是移军怀来。朱棣控制了北京城，招降守备通州的通州卫指挥佥事房胜，攻取蓟州。居庸关被朱棣攻破，守将率败军归附宋忠。宋忠为调动士气，谎称原来燕王府守卫的家属被燕王杀害了。燕王知道这一情况后，特意让那些士兵的亲属打前锋。原燕王府守卫看到家人没有死，恼怒宋忠欺骗他们，就临阵倒戈。宋忠顿时阵脚大乱，燕王趁机麾军过河，直扑过来。宋忠由是大败，逃回城内，结果城破被捉于厕所内。
怀来击败宋忠，是朱棣起兵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次战斗，斩首数千人，缴获战马八千余匹和大量的军械。更为重要的是，怀来之战解除了北平周围的军事威胁，提高了军威。不久开平、龙门、上谷、云中、永平等处守军纷纷投降，壮大了朱棣的力量。
八月，建文帝命老将耿炳文率兵13万征讨燕王。由于朱元璋几次借故大杀功臣后， 朝廷中已经没有几个能征惯战的武将了，所以尽管耿炳文当时已经65岁了，也只能披挂出征。耿炳文驻军真定，派前锋9000人据守雄县。朱棣探知清楚后，于八月十五日悄然来到雄县。 正值中秋之夜，守城士兵饮酒赏月，放松了警惕。当发现燕兵时，朱棣的军队已经攀上了城 墙，守军仓促应战。这支部队是南军的精锐，战斗力很强，直到第二天破晓之时，朱棣才攻 占县城，南军全部力战而死。
离雄县50里的莫州，由潘忠、杨松率军驻守。朱棣料定二人会来援救，命千余勇士埋伏在必经之路的月漾桥下的水中。潘忠果然带兵来援，见雄县已失，想退回莫州，不料燕兵突然从水中冒出来，占据了月漾桥。这样前后夹击，南军大败，许多人掉进河里淹死了，潘忠被俘。朱棣乘胜追击，招降了莫州留守的万余人。一天之内，南军损失了3万人马。
这时南军尚有10万人马，驻兵真定，分为两营，列于河两岸，互相声援。耿炳文担心燕军势盛，下令移营合兵。朱棣趁机率军猛攻，南军仓促应战。战斗十分惨烈，最终南军不敌燕军铁骑，退守真定城，不再出战。耿炳文长于固守，而所率军兵多步兵；燕军多骑兵，擅长野战。朱棣认为耿炳文是富有作战经验的老将，不好对付，担心时间一长，士气低落，遂围城三日后退回北平。
真定一战，南军损失数万人马，但主力尚存。如果坚持固守策略，朱棣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然而建文帝对战事甚不满意，命李景隆接替耿炳文，意图从速歼灭燕王朱棣。临阵换将，本是兵法大忌，何况李景隆然而缺乏作战经验，是一个纸上谈兵的纨绔子弟。
李景隆放弃了耿炳文稳健的策略，率军直扑北平，分兵三处：一军攻打北平九门；一军攻打通州；自己驻扎郑村坝（北平东20里）。当时朱棣赴大宁寻求救兵，北平守备空虚。攻打北平的战斗十分激烈，正阳门情势岌岌可危。燕王妃徐氏亲率妇女登城，投掷石块，帮助守卫城门。主攻彰义门的瞿能父子骁勇善战，率领精骑一度攻入城内，然而李景隆却命令等待大队人马，结果贻误战机，守军以水泼城，一夜成冰，第二天已经难以攀爬了。守军并没有一味死守，而是在夜里不断派遣小股部队骚扰南军，弄得南军精疲力竭，人心不宁。
第六部分：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
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5)
十一月，朱棣已经收编了宁王的部队归来，包括能征惯战的朵颜三卫骑兵，实力大为增加。李景隆派陈晖率一万骑兵东行，寻找机会迎击燕军，不期两队人马没有走到一条路上，未曾相遇。后陈晖发现了燕军，从后面尾随而来，准备前后夹击。朱棣察觉后，命精骑回头迎击，将其一举击溃，陈晖只身逃回军中。燕军士气大振，燕王乘势派朵颜三卫猛冲南军。朵颜骑兵锐不可当，疾风暴雨般连破南军七营。李景隆整顿军马，在郑村坝与燕军决一死战。这场战斗，数十万军马从中午一直打到晚上，尸横遍野，十分惨烈。朱棣趁着天黑，派奇兵左右冲杀，搅乱了南军的阵营，然后燕军正面猛攻，占据了上风。当日未分胜负，双方各自收兵回寨。李景隆没有经历过这样惨烈的战斗，初战不利，感到难以取胜，连夜拔营南遁，匆忙之中竟然没有通知围攻北平九门的将士。攻打九门的将士失去主力的掩护，仅两天就被朱棣击败，北平之围始解。
这一战中，守城的燕王世子朱高炽作用不可低估。他以城中老弱残兵坚守北平城，面对李景隆数十万大军的攻击而岿然不动，有力地牵制住了南军，保住了燕王朱棣的根据地。假设北平被攻占，朱棣将面对另一番景象，胜负的天平尚不知会倾向哪边。
郑村坝大战之后，原本锐意削藩的建文帝却变得软弱起来，罢齐泰、黄子澄职，希望燕王息兵。这种做法无异于向朱棣示弱，是不会起到任何积极作用的。建文二年（1400）二月，李景隆致信朱棣，请求息兵。朱棣现在兵强马壮，自然不会讲和。双方厉兵秣马，积蓄力量，准备在春天再战。然而朱棣使用了一个小花招，戏弄李景隆于股掌之间。二月，朱棣佯攻大同，李景隆率军救援。朱棣却不与之战，由居庸关退回北平，李景隆奔波一场，劳而无功。当时天气尚寒，南军衣衫单薄，不少士兵被冻伤，部队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
四月，李景隆大举北伐。双方在白沟河摆开阵势，大战一触即发。南军中的平安、瞿能父子骁勇异常，率军猛冲燕军，所向披靡。朱棣的坐骑接连被射杀，他的宝剑竟也砍折了。瞿能父子奋勇厮杀，已经和燕王近在咫尺。朱棣见大势不妙，拨马跑到河堤上，南军在后面紧追不放。朱棣立马站在堤上，假意用马鞭招呼后面的部属，使南军相信燕军就在堤下。南军果然上当，没敢继续追击，不然朱棣即将被生擒活捉。双方杀得难解难分，互有胜负。忽然一阵风将南军大旗 刮倒，南军阵营产生了混乱。朱棣抓住这难得的时机，指挥部队猛冲，一举击溃南军。
白沟河之战是决定性的战役。此后，建文帝再也组织不起来大规模的军事征讨。朱棣由此转守为攻，取得战事上的主动。
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三日，朱棣兵临南京城下。李景隆、谷王打开金川门迎降，建文帝不知所终，朱棣取得了靖难之役的胜利。
人生在世，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是可能遇到的，更何况是逆境呢？问题就是看你怎样去对待。有志进取者，将此当作磨自己的机会，无志者则一直消沉，听天由命。
历史上，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乃至争权夺利的斗争极其复杂，有时瞬息万变，忍受暂时的屈辱，磨炼自己的意志，寻找合适的机会，也就成了一个成功者所必不可少的心理素质，其实，这只是一个较低的境界，较高的境界是有意识地主动消隐一个阶段，借这一阶段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消除各方面的隐患，为将来的大举行动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朱棣的成功正印证了这一点。
文治武功
因为这个皇位是“篡夺”的，朱棣即位之初采取了血腥的政策，“瓜蔓抄、杀十族”都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有的文人犯了罪，不光他的亲戚九族，而且他的朋友也要被株连处死，这就叫杀十族。当时的恐怖气氛可见一斑。他把忠于建文帝的遗臣“灭九族”、“灭十族”地杀光，南京宫殿又变成了恐怖的屠宰场。
其中最惨烈的当属方孝儒一案，方孝儒是建文帝的帝师，一代大儒，天下读书人的偶像。建文帝虽死，但方孝儒仍孝愚忠，誓死不从朱棣。朱棣派人从狱中把他请到大殿，方孝儒竟当众大哭，声彻殿宇。连朱棣也被方孝儒的忠诚所感动，竟亲自从走下来扶着方孝儒，一边劝导说：“先生不必这般自寻烦恼，我现在的行动，是仿效周公辅佐成王。” 可方孝儒反问：“请问成王现在哪里?”朱棣道：“他已自焚而死。”方孝儒接着问：“那为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道：“国家应当有一个年纪大的国君才行。”方孝儒不依不饶：“为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说：“这些都是我们朱家的事情，先生不必为此多虑。”随即示意左右把文房四宝交给方孝儒，说道：“我的即位诏书，非出自先生的大手笔不可。”方孝儒接过笔砚后，狠狠地甩在地上，斩钉截铁地说：“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终于被惹恼了：“你不怕死，难道你就不怕被诛灭九族?”方孝儒回答道：“便十族奈我何!”朱棣勃然大怒，他没有想到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竟敢如此强硬顶撞他。盛怒之下，朱棣当场命人用刀把方孝儒的嘴割破，一直割到两耳根，然后又关回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