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的日子，朱棣开始大肆逮捕方孝儒的宗族门人，每捕到一批人，都让他们一个个从方孝儒眼前走过，方孝儒心中虽痛，可他却假装镇静，头都不抬。朱棣把方孝儒的九族全部捕获之后，方孝儒仍不肯降服。此时，怒火中烧的朱棣已完全失了理智，他疯狂地将方孝儒的朋友、学生乃至一切与方孝儒有关的人单独列为一族，与九族加起来合称“十族”，共计873人，当着方孝儒的面，全部磔杀（砍成碎块）于市。方孝儒是最后一个受刑，被磔杀于聚宝门（今中华门）外。行刑前，他还写下一首绝命词：“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呜呼哀哉，庶不我尤!”如今，奉天门遗址遗存的的一块丹陛石上有一块深红的颜色，传说是被方孝儒留下的血迹染红的，人们至今还把它叫做“方孝儒滴血石”。
为了收复人心，使这些儒生心服口服，明成祖倡导修纂了《永乐大典》。这是他的历史功绩之一。刚即位，他就下令编纂一部大书：“你们要根据我的意思，编纂一部自有图书以来，包括经史子集、百家之书的，包罗万象的大规模丛书。收书越多越好，不怕规模大。”他心中的蓝图是，编纂一部有史以来数量最多、种类最全、质量最好的大型图书。
第六部分：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
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6)
参加修纂的有全国的各种一流人才。由学术大师姚广孝为总裁，包括名儒、名士、名医、名僧等，共计2169人，参与修纂。后勤安排得很周到。礼部负责在全国选拔抽调人员，从各地收集所需图书。光禄寺则负责修纂人员的食宿。在修纂过程中，明成祖经常检查，督促。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有一次，他发现宫中所藏图书不够用。他说：“世人家稍有资产的，都想多买书，朝廷怎么可以缺少图书呢？”于是，他命礼部派通晓图书典籍的有才之士，到全国各地去搜购图书。不问书价，再贵也买。这一次大规模地购书，对高质量地完成本书的修纂，起了关键作用。
经4年奋战，到1407年，编修工程告竣。全书共22877卷，计11095册。收录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各种图书8000余种。种类包罗万象，计有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戏剧、小说、技艺等项。明成祖命名其为《永乐大典》。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百科全书。
但朱棣又是一个有着雄心壮志、野心勃勃的皇帝，不仅有建立世界帝国的野心，也有建立世界帝国的国力。永乐皇帝治下的明帝国在政治野心、经济实力、军事技术等方面，都占有绝对的世界优势。他登基后，即开始了一个扩张的时代。向北，永乐皇帝五次御驾亲征蒙古部落，将中国北疆扩展到克鲁伦河与黑龙江；向南，帝国的20万军队征服越南的阮氏王朝。如果说明朝在民族认同上是对宋朝的复辟，那么在帝国政治上则是对元朝的继承。如果说洪武皇帝朱元璋重建了宋帝国的疆土，那么永乐皇帝朱棣则重建了元帝国的疆土。永乐年间突然开始向海洋扩张，实际上是忽必烈海上远征的继续。郑和下西洋，正是明帝国四面扩张的一个方向，说明永乐皇帝治下的中国不仅有汉武唐宗气象，而且也不再满足于陆上帝国，还要建立海上帝国。
古代大诗人李白曾写过一首《日出入行》，歌颂东方升起的太阳，诗人这样唱道：“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
也许15世纪初的朱棣才真正领略到了什么叫“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什么叫与太阳同在、拥抱光明的一腔豪情，太阳每天都从东方升起，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太阳推动四时运转，万物更新，太阳就是创新的动力、生命的象征。于是他要做一个人间的太阳，他要将东方文明之光的火种洒向浩瀚的海洋，撒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他刚即位，就派侯显出使西番（西藏、尼泊尔、印度），随后又派海童出使漠北（蒙古草原），沙合鲁平定中亚，不远万里遣使来朝，1413年秋陈诚首次出使西域（中亚）。在大明的京城里，甚至可以看到埃及玛木鲁克王朝的贡使。
当然，他最为人称道的壮举就是派郑和下西洋。天下稳定，没有让朱棣得到一个帝王的满足，他渴望走出蔚蓝色的中国海域，去探访西洋世界的究竟。1405年，他派郑和下出洋。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壮举。郑和，原是燕王府的一名太监。后随燕王朱棣南征北战，立下战功，很受燕王赏识。朱棣即位，赐他郑姓。因他又名三宝，人称“三宝太监”。他是一生都受到明成祖重用的地位特殊的内臣。
明成祖想向海外宣示明朝的强大，让海外西洋各国纷来中国朝贡。同时，又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自1405年至1433年的28年间，三宝太监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其中，有六次是奉明成祖谕旨成行的。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同30多个国家加强了往来，进行了各个方面的交流，密切了同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这种大规模的海外贸易，是中国航海史，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其历史意义非常深远。
对于明成祖朱棣为什么派郑和下西洋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原来，当年朱棣的大军攻入南京建文帝皇宫里时，发现奉天殿火光冲天。原来朱允炆为了不落入朱棣之手，同自己心爱的奉天殿同归于尽了。士兵们从废墟中扒出了几具烧焦的尸体，但并不能辨认出哪具是朱允炆的尸体。朱棣还假惺惺地流泪说：“小皇帝呀，我是为你扫除奸臣来的，你为什么要自焚呀。”
朱棣如愿以偿地作了皇帝，但其实朱棣心中隐藏着强烈的不安，他一直都不相信那几具焦尸中真的有建文帝朱允炆，为了自己顺利即位，朱棣匆忙以“天子礼仪”下葬了几具焦尸。其实，朱棣在位期间，一直没有放松对建文帝的搜寻，先是派户科都给事中胡滢遍行全国各地长达16年，秘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后来，派郑和赴海外寻找。直到朱棣死前一年，有一天晚上，朱棣已睡下，突然听说胡滢回来了，急忙穿上衣服，在卧室单独召见，二人一直谈到四更天，至于具体谈的什么，没有详细的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胡滢打听到了建文帝的确切消息，并且事隔多年后，建文帝已经没有重夺帝位的想法了。朱棣终于放心了，从此再也不究问建文帝踪迹了。
当时许多人也认为建文帝没有烧死，而是逃到了其他地方。据说，朱棣大军破城的那天，朱允炆正要自杀，被翰林院编修程济拦住，程济说与其自杀，不如逃走，这时少监王钺拿出一个箧子，说是朱元璋临终时留下，如临大难就打开它。建文帝见到祖父留下的东西，悲鸣不已，连忙让人焚烧宫殿，皇后心甘情愿地跳入火中替皇帝去死。铁箧打开后，里面是三张度牒，分别写着三个名字：应文、应能、应贤。箧内袈裟、帽、鞋、剃刀，应有尽有，还有10锭白金。“应文”便指未允炆了，在场的还有吴王府教授杨应能、监察御史叶希贤，便是“应能、应贤”了。箧内还用红颜色写着两行字：“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建文帝等人剃了发，穿了袈裟，假扮和尚，从密道逃出皇宫。从此以后，建文帝一行人过上了流亡苦旅，云游到云南、湖北、四川、广东、贵州、浙江，终无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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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7)
明成祖的一个重要举措是迁都北京。即位之初，他重建了被烧毁的奉天殿，但在这座宫殿里，朱棣并不自在，朱元璋和朱允炆的魂魄以及众多怨魂似乎一直在大殿内环绕，让朱棣寝食不安，他觉得死后也无脸见葬在南京孝陵的朱元璋。不过让他欣慰的是朱元璋晚年就有迁都的想法，所以迁都北京从他一登基时就开始考虑了。
因为朱元璋晚年时突然发现南京皇宫北面地基下沉不少，整个皇宫的地势变成了南高北低的状况。这在封建年代，是一种很不吉利的风水，会不利于后代传承，甚至会绝后。朱元璋此时回想起当年选择宫址的时候，搞了一系列装神弄鬼的活动，并命刘基占卜适合之地。刘基花了六年时间在南京到处查看，可最终占卜的“新宫”，竟在一片低洼的湖水中，且偏于整个城垣的东部。而中国古代皇宫择址的传统都应该是方正规则，居于城中心，且更不应择低洼之地了。因此，刘基为朱元璋所卜的“新宫”宫址，至今另人费解。据说这里是钟山龙脉的“龙头”，风水极佳。为了填湖造宫，工匠们在湖底铺垫巨石和打桩，然后用石灰、三合土分层夯实。经过一系列艰巨的填湖工程，地基问题才算基本解决。最残忍的是朱元璋为了图得吉利，竟将当地一个名叫田德满的老汉投入湖中，取其名字的谐音作为“填得满”的吉兆。
可是“填得满”没有带来吉兆，反是报应。对于洪武末年皇宫下沉的状况，朱元璋无奈的说，他本想找个合适的地方再迁都，可是已经年老体衰，已经办不到了。这座花费了无数钱财和人力修建的南京皇宫，朱元璋仅享用了六年。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朱元璋在南京乾清宫内死去，这位大明开国皇帝最终也没找到最满意的都城。
再加上永乐年间，随着元朝残余势力退至漠北，长江岸边的金陵，就显得离重要的北部边陲过于遥远了。为此，1403年，礼部尚书建议，把北平改为北京，迁都北京。明成祖认为，天子居北，正是居重御轻，可以加强北部边防，就采纳了这个建议。但是，他深知，迁都是一件关乎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必须审慎行事。
他没有轻举妄动，而是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他首先正名，有意提高北京的政治地位。下令改北平为北京，升为陪都，称作行在。同时，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并千方百计地提升北京的经济地位。他知道，北京虽然地理位置极端重要，而且是元朝的大都，但是它在经济上却远不及江南，不及金陵。因此，他首先是想方设法使北京繁荣起来。于是，他下令向北京附近大规模地移民屯田，5年之内减免赋税。一些军士，也被放归北京乡里种田。战乱之后，形成大量流民。他下令把流民组织起来，到北京一带去种田。甚至，他又下令释放囚徒，安置在北京周边地区去种田。他还实行了一些优待政策，如向他们免费提供牛具、种子。同时又迁往北京大批工匠，给这些民户以更多的优惠政策。如诏免税粮，赈济优厚等。这就在北京市内形成了工商业。由于这样多年的苦心经营，北京也就逐渐发达繁荣起来。从而，北京初步具备了大都市的规模，可以和金陵相媲美了。
1406年，明成祖下令明年6月，正式营建北京宫殿。特派大臣到各有关行省采集巨木。又名大臣陈圭[右加王旁]，主持北京宫殿及北京城市的整个设计营建工程。此后，正式启动的营建工程，就一直进行，从未中断。1420年，北京的宫殿终于建成了。明成祖下令迁都北京。经过18年的曲曲折折，明成祖终于了却了自己多年的宿愿，完成了迁都盛举。从此，北京就成为明清两朝的都城，一直延续至今。北京定为中国的首都，这是明成祖的历史贡献。
65岁的明成祖，突然病故在北征蒙古的行军途中。死后，他被葬在北京昌平天寿山的长陵。此陵是在他54岁时建成的。
第六部分：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
当过俘虏又复辟的皇帝明英宗(1)
明英宗朱祁镇，是明朝开国以来的第六位皇帝，生于宣德二年(1427)十一月十一日。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9岁登基，年号“正统”，14年后在土木堡被蒙古瓦剌部也先所俘，失去帝位。被俘北居一年，南宫幽居7年，又于景泰八年(1457年)通过“夺门之变”重登宝座，年号“天顺”，在位8年。两阶段加起来共在位22年，38岁时驾崩，庙号“英宗”。
他真可谓经历了天上人间的剧烈变化。在这期间他宠信过一些人，重用过一些人，惩处过一些人。他宠信的人，有的断送了他，比如王振；他重用的人，有的对他产生威胁，比如石亨和曹吉祥；他惩处的人，有的明知其对社稷有功，却不得不如此，比如于谦。总之，任用非人，是他作为一个皇帝的最大失败之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跌宕起伏的悲剧命运。
历史上被蛮族掳走的“天朝”皇帝，除了北宋的徽、钦二帝外，大概也只有明英宗这一位了。而北宋徽、钦二帝的被俘是因为在军事上明显弱于对手金国，但明帝国相对于也先的部落，却是在军事上占优势的一方，因此，明英宗竟然会被异族掳获，令人大跌眼镜，所以明英宗可以在历史教科书上占有一席之地，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样一个皇帝，死后又居然被谥为“英”宗，使许多深感不解。因为所谓“英”宗，顾名思义，指这个皇帝生前很英明。“英”这个谥号好象没有隐含不好的意思，不像谥“惠”表面上是说很有恩惠施与人，但多指白痴或是智障皇帝；或是谥“襄”表面上是说很威风壮盛，但多指穷兵牍武而一事无成的皇帝。一个因为宠信太监而被外族所掳的皇帝，居然被认为很英明而谥为“英宗”，好象是一个讽刺和笑话。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想，英宗被也先俘虏多年，竟然不死而能生还，说明他这个人是颇能委屈求全、忍辱负重的。而英宗返回故国后，皇帝已经由他的弟弟来做了，自己变成了太上皇。皇太子虽然还是英宗的儿子，但现任皇帝的党羽随时都在设计陷害他，以便让现任皇帝的儿子继位，事实上，皇太子后来也的确被拉下了东宫的位置。这一切都十分不利，但英宗居然安全地活了下来。不但如此，支持他的臣子们还趁英宗的弟弟病重时，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使英宗复位，并摘去了他弟弟皇帝的头衔。由此，我们可以想见的，在经历了这么风霜的洗炼后，英宗的头脑、阅历、手段、眼界、胸襟必然远超一般从小生长于皇宫内的皇帝，在大漠中物质匮乏的痛苦，恶劣气侯的考验，寄人篱下的忍辱负重，乃至于做太上皇时期明哲保身的智慧，凡此种种，使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英宗已经从当初那个糊涂的小皇帝蜕变成了一个英明的帝王，而历史上的事实上也相去不远。所以英宗之所以为英宗，得来非虚。因此，后来的明英宗已经不是那个早年在土木堡被俘的无能皇帝了。
谁是生母
谁是英宗的生母？在这关系到皇家龙脉的大事上本不应成为问题，但英宗的生母的确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一说是孙贵妃所生。《明书》、《明实录》等书持此说。《明书》记载孙贵妃于“宣德二年十一月 ，生英宗皇帝”。另一说是宫女所生，即孙贵妃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偷偷抱养宫女之子为己子，而那个宫女却销声匿迹了。《明史稿》记载孙氏“子宫人子，于是眷宠日重”。查继佐《罪惟录》也说孙贵妃“宠冠后宫，宫人有子，贵妃子之”。《明史》中也认同这种说法。
原来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的正宫胡皇后举止得体，贤良温淑，是一位不可多得好皇后，宣宗还有一位孙贵妃。孙贵妃，永城县(今河南永城)人，主簿孙忠女。10岁时，经彭城伯夫人、张太后母亲向成祖推荐，选入内宫抚养。永乐十五年(1417)，册封为皇太孙嫔。宣宗即位后，被册立为贵妃。
孙贵妃深得宣宗皇帝的喜爱，惟一的遗憾是没有得到皇后的宝座，于是孙贵妃绞尽脑汁，总想挤掉胡皇后而自立，机会终于来了，宣宗皇帝的子嗣一直不旺，胡皇后没能为宣宗生下一个皇子，孙贵妃虽然也没能生子，但她想出了一条偷梁换栋的计策，他派人在宫中四处打探看哪位宫女被皇帝临幸后怀有了身孕，于是将找到的宫女藏在秘室之中，与外界隔绝，派专人送饭、照看。然后买通御医，对外号称怀孕，并伪装了许多怀孕的迹象，由于当时孙贵妃深的皇帝的宠爱，因此无人敢透露半点风声，就这样十月怀胎，宫女顺利产下一子，孙贵妃马上派人将孩子抱到身边，秘密处死了宫女，然后派人立即通知宣宗，自己也装出一副产后非常虚弱的样子。就这样这个小男婴就成了孙皇后的亲生儿子，而这个小孩就是后来的大明英宗朱祁镇。
朱祁镇的出生并被立为太子，成为孙贵妃争夺皇后之位的最重要的砝码。后来太后和诸大臣同意宣宗废掉胡皇后，册立孙贵妃为皇后，应是母以子贵。由于宣宗皇帝一手导演了废后的闹剧，因此在他的一生英明中点上了一个很大的污点。
当时的《寓圃杂记》有更加详细的记载：
宣宗胡皇后无子，宫中(一云纪氏)有子，孙贵妃攘为己子，遂得册为皇后，而废胡为仙姑。……英宗立，尊张太后为太皇太后、孙为太后。胡每事谦让，不敢居孙之右。正统七年， 太皇太后崩，凡六宫有位号者皆得祭奠，胡不敢与太后之列，惟与诸嫔妃同事。孙太后知而 有见谴之意，胡因痛哭而殂。太后命阁下诸臣议治丧之仪，时杨士奇卧病于家，诸臣往问，士奇曰：“当以后礼殓，葬景陵。”问者曰：“此非内中所欲。”士奇遂面壁不答，惟曰：“后世骂名。”诸臣因议以嫔御礼葬。天顺六年，孙太后崩，英宗尚不知己非孙所出，惟皇后钱氏知其详，亦不言。八年，英宗大渐，后泣诉曰：“皇上非孙太后所生，实宫人之子，死于非命，久无称号。胡皇后贤而无罪，废为仙姑。其死也，人畏孙太后，殓葬皆不如礼。胡后位未复，惟皇上念之。”英宗始悟，卒如其言，遗命大行尊崇之典。
第六部分：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
当过俘虏又复辟的皇帝明英宗(2)
据这部书记载，英宗是在他在位的最后一年才从皇后钱氏口中知道自己本是宫人之子的，但年长日久，他已无法知道生母的身世和下落(按钱后的说法，英宗生母“死于非命”，从孙贵妃跟胡皇后争宠得逞并进而逼死胡氏的情况来看，这是很可能的)，只好把一腔同情寄予被废的胡皇后身上，为她重修陵寝，一切按照皇后的规制办理。
钱皇后为什么要替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废后胡氏说话？原来，作为英宗的皇后，钱氏并没有生过皇子，而当时周贵妃却有一子，即后来的宪宗。这种情形跟当年胡皇后无子、孙贵妃有子的情形极其相似。也许正是由于这一情形，使得钱氏深为同情胡皇后吧。钱皇后很幸运，并没有因无子而被废。
钱皇后出身低微，英宗很想给她的家人加官晋爵，但钱氏却推辞了。皇后的家族没有封爵，这在有明一代是很少见的。这使英宗很敬重她。最动人的故事发生在土木事变之后。当时，钱皇后把宫里的家底都拿出来交给瓦剌的使者去营救英宗。她日夜哭泣，困了就卧在地上，结果弄瞎了一只眼睛，弄坏了一条腿。英宗回来被关在南宫做太上皇，很郁闷，钱皇后都委婉劝解，让英宗舒缓一下心情。所谓“患难夫妻”，也不过如此了。所以英宗对钱皇后绝对是一心维护，即使立了周贵妃的儿子为皇太子(即后来的宪宗)，也不会像他父亲一样废掉皇后。他担心自己驾崩后钱氏受周贵妃欺负，特地在临终之前遗命：“钱皇后千秋万岁后，与朕同葬。”明代此前的惯例是一帝一后同葬，这道遗命就等于告诉周贵妃：你的儿子做了皇帝，但钱皇后的太后地位是不能动摇的。
果然，英宗死后，周贵妃就闹了起来，要独称太后，排挤钱皇后。大学士李贤、彭时就以英宗遗命为理由反对，最后宪宗从中做个妥协，两宫并尊，周氏和钱氏同为皇太后。等到钱太后去世时，周太后又从中作梗，不让钱氏与英宗合葬。因事关国体，大臣们又起来反对，竟至“百官伏哭文华门外”。最后，又是权宜之计，钱太后葬于英宗玄堂左边，右边空着留给周太后。这时，周太后居然派人暗中做手脚，让钱太后圹位距离英宗玄堂数丈之遥，而且将中间堵塞起来，其意就是不让钱太后在另一个世界跟英宗见面。周太后的做法如今看起来是有点可笑，但在当时却是非常现实的考虑和思路，反映了宫廷斗争的复杂性。从这个方面来说，钱皇后能为宣宗废后胡氏说话，实际上折射出她对自身命运的某种忧虑。
不管英宗是宫人所生还是孙氏所生，总之都是龙脉。因为在紫禁城内，除皇帝外，只有皇帝的妃嫔，服侍的宫女和太监，不会有其他成年男子。英宗的生母为谁，宣宗自然心知肚明。如果确为孙氏夺宫人之子为己子，对宣宗来说，总是自己的骨肉，无伤大局，同时还可以帮助自己宠爱的孙贵妃登上皇后宝座，或许是心照不宣地默认了这个事情。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英宗的身世方面有很大的悲剧性。而同时，英宗作为一位政治人物，他的一生极富大起大落的戏剧性，也不乏某种悲剧因素。
第六部分：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
当过俘虏又复辟的皇帝明英宗(3)
土木堡被俘
英宗很早就得到命运的垂青，出生两个多月便被册立为皇太子，成为有明一代年纪最小的皇储。父亲宣宗结婚十年没有子嗣，对这个姗姗来迟的太子自然十分疼爱，并寄予厚望。宣宗驾崩后，在祖母张太后的主持下，年仅9岁(实际年龄只有7岁)的朱祁镇顺利登上皇位，年号正统，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这是他一生中的幸运之处。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幼年丧父，不能不说是人生一大不幸。而更可悲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竟然连自己的生母是谁都产生了疑问。
英宗登基时，距朱元璋开基建国已有近70年的时间了。经过前面五位皇帝的经营，国家已经恢复稳定，经济得以复苏，呈现出繁荣强盛的态势。特别是英宗的祖父、父亲仁、宣二宗继承洪武、永乐基业，又能勤政爱民，当时宇内承平，史称“仁宣之治”。英宗是明朝建国以来第一位幼年天子。即位之初，军政大事操持在太皇太后张氏和内阁三杨手中。太皇太后张氏，是仁宗的皇后、宣宗的母亲、英宗的祖母，很有才智，在正统朝前期政治活动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家大事多禀裁决。当年宣宗病逝前担心英宗年纪幼小无法理政，特在遗诏中写下“大事白皇太后行”，这在明代遗诏中是少有的。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是明朝历史上少有的“名相”。他们历永乐、洪熙、宣德三朝，有着丰富的治国经验。因此在英宗亲政之前，明朝仍然延续着仁宣时期的发展轨迹前进着。正统七年(1442)，太皇太后张氏去世，三杨也先后淡出政治舞台，年幼的天子已经逐渐长大成人。如果按照历史发展的正常逻辑，英宗最起码应当是个守成之君、太平天子，但在他亲政的几年内，却发生了一件对明朝历史影响极大、对英宗本人命运也影响极大的事件——土木堡之变，给他的命运带来了巨大的落差。
而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就在于他过分宠信太监王振，对王振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而且英宗对王振礼遇甚隆。他在给王振的敕书中说：“朕自在春宫，至登大位，几二十年。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多。”这封敕书的感情是真挚的，英宗从小和王振在一起，王振又能替他处理冗杂的政务，使英宗对王振不仅信任，而且依赖。正统六年(1441)年末，英宗大宴文武百官。按照惯例，宦官不能参加。英宗时刻不忘王振，宴会中间专门派人探视。使臣到时，王振怒气正盛，说：“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使臣回报，英宗不仅不以为忤，反而不惜违背祖制，召王振入席。王振到时，百官望风而拜。还有一次，王振见工部侍郎王佑貌美而无须，便说：“王侍郎何以无须？”王佑竟然回答：“老爷所无，儿安敢有？”从中可见王振权势之盛，以及百官的奴媚之相。
英宗又为什么这么信任王振呢？就因为他还是一个顽童时，一直由司礼太监王振陪他玩，从此他就被这位“王先生”牵着鼻子走。王振的权威，甚至比朱祁镇还要大，是英宗正统朝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
王振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一说北直隶宣府(今河北宣化)人。据查继佐《罪惟录》说，王振“始由儒士为教官，九年无功，当谪戍。诏有子者许净身入内，振遂自宫以进，授宫人书，宫人呼王先生”。可知王振是永乐时入宫，因有文化逐渐崭露头角。在英宗做太子时，王振就在身边。王振善权术，能察颜观色，深受英宗宠信，称其为“王先生”。英宗即位后，命掌司礼监。在明代，司礼监太监有“内相”之称，掌批红，权力很大，可与内阁分庭抗礼。
有人认为王振是明代第一个权阉，是明代宦官专权始作俑者。朱元璋建国伊始，规定内官不许习字，只供洒扫驱使。又令宦官不许干政，违者斩，并铸铁牌立于宫门之侧。终洪武一朝，无宦官干政的现象。永乐朝情势为之一变。靖难之役时，由于有大批宦官投奔朱棣，报告朝中虚实，为朱棣夺取江山立有功绩。因此成祖朱棣信任宦官，允许读书习字，逐渐委以重任，但仍未有专权现象。王振的得宠，与其是东宫旧人的身份很有关系，因为“出入起居之际，音声笑貌，日接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王振之后的刘瑾、魏忠贤都是这种情况。
正统初年，因为外廷有“三杨”，内宫有太皇太后张氏，王振尚处处小心，不敢嚣张。但是张太后在正统七年(1442)去世，“三杨”也先后去世，使得王振可以肆无忌惮地弄权了，大兴土木，广收贿赂，使用重刑，威势倾朝廷。而且他还依仗皇帝的威严排除异己，树立朋党。正统朝的政治日趋腐败。
由于明朝的江山是推翻元朝统治，从蒙古人手中夺过来的。明朝建立后，蒙古人虽然失去了对中原的统治，但在北方草原地区仍然有很大的势力。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 即皇帝位不久，就命徐达领兵出征北元。元顺帝见大势已去，逃离大都(今北京市)，返回漠北。虽然蒙古无力与明朝一争天下，但雄踞北方，时刻都是明朝的重大威胁。因此，明朝历代统治者都把北元作为心腹大患看待。太祖分封秦、燕、晋、宁、辽、岷等边塞诸王，分镇要害边地，屯驻重兵，形成了一道抵御蒙古的防线。洪武年间，太祖还多次出兵打击蒙古势力。永乐年间，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实际上是把抗蒙总部搬到了前线，先后5次亲征，使得北部边境稍得安宁。在最后一次亲征途中，朱棣病逝。
自仁、宣时期起，明朝对蒙古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对蒙古主要采取以攻代守，主动出击的策略，长驱直入，极大地削弱了蒙古各部的势力。此时则转变为镇守九边、互市往来的以守为攻的方针。蒙古游牧经济有其内在的不足，生产分工不发达，手工业制造水平低下，因此日用品、手工业品缺乏，必须依靠其他途径获得。获得的手段不外乎有两种：掠夺和贸易。贸易又分为朝贡贸易和马市贸易。马市贸易，设于边境，蒙古以驼马皮毛换取日用品，但明朝政府明令禁止买卖铜、铁、兵器。
朝贡贸易，始于永乐朝，入贡驼马兽皮，明朝则估价给值，另有大量赏赐。但是这种朝贡体系隐藏有很大问题，蒙古派遣的使团人数越来越多，沿途州府供应吃力，而且其间夹杂不法之徒，频频生事。如果得不到满足，蒙古就会侵犯边境。
正统初期，英宗忙于用兵麓川，无暇北顾，使得也先(蒙古首领，自称太师淮王)利用机会扩大势力范围。也先先是向西发展，将依附明朝、屏卫明朝西翼的各蒙古部落收服，然后挥兵东下攻取兀良哈三卫。此时，也先的势力范围西起今日的新疆、甘肃、青海，东至辽东地区，并不断骚扰明朝的北边。
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派人以向朝廷进贡为名，骗取赏赐，因为当时明朝对进贡国家的使者，无论贡品如何，总要有非常丰厚的赏赐，而且是按人头派发。也先也是看中了这一点，派出的使臣不断增加，最后竟加到3000多人。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遣使2000余人进贡，诈称3000人。王振怒其诈，下令减少赏赐，也先遂以此为借口领兵大举进犯。
第六部分：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
当过俘虏又复辟的皇帝明英宗(4)
王振认为这是扬威远方的机会，也是进一步提高自己在朝廷中威信的机会，于是极力撺掇英宗贸然亲征。英宗年少气盛，自己也想仿效曾祖父成祖扫荡漠北，因此决定草率亲征。由于当时明庭的主力都在外地作战，一时难以调回，因此朝中大臣都劝阻英宗不要亲征，但最后还是没有改变英宗的态度，于是七月十五日，英宗命御弟朱祁钰留守北京，自己率领从京师附近临时拼凑起的50万大军，浩浩荡荡出征了。
由于连天大雨，加之粮饷接济不上，军队的士气非常低下。行到大同附近，看见被也先杀的尸横遍野明军尸体，英宗和王振都动摇了，于是决定撤军。但是王振的老家在蔚州，离大同非常近，于是他决定大军绕道蔚州撤退，王振的提议立即遭到群臣的反对，认为这样会耽误撤退的时机，但是王振那里听的进去，加上英宗也希望给王振衣锦还乡的机会，于是大军开始朝蔚州方向移动。
这时，王振又心血来潮，怕大军经过会踩坏家乡的庄稼，自己就会背上骂名，于是建议按原路撤军，就这样宝贵的时间被耽误了。当大军行到怀来附近时，由于锱重还没有赶到，于是王振下令原地驻扎等待。如果这时英宗能够进怀来城驻守，那么历史将被改写，不过历史就是历史，没有那么多的假设，就在八月十三日怀来城外的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以东20里处），明军被也先大军赶上，并被包围。也先切断了明军的水源，土木堡地势虽高却没有水源，掘地两尺仍不见水，士兵饥渴两日，战斗力大为下降。也先假意议和，趁明军不备，发动总攻。明军全军覆没，英宗被俘，转瞬间就由贵不可言的皇帝变为阶下囚。王振被明将樊忠杀死，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野等大臣战死。这就是著名的土木之变。英宗也开始了他一年的北狩生活。
英宗被俘后，也先也觉得非常难办，是杀是留无法决定，好在也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儿认为英宗奇货可居，劝也先留下英宗，他的提议得到了也先的认同，英宗也得以保全了性命。英宗被俘的最初一段时间，也先视为奇货可居，总是带着英宗到处招摇撞骗，但遭到了明朝边将的回绝。
这样，也先想靠英宗大捞一把的计划失败了，于是气急败坏的也先率领瓦剌精锐骑兵浩浩荡荡杀奔北京。紧接着，瓦剌大军直逼北京。英宗被俘，也先，想以此要挟明廷。这一来，整个朝廷乱成了一锅粥，京师群情汹汹，人心惶惶。以徐有贞为代表的一批人主张弃城逃跑，迁都南京以避敌人的兵锋，而监国郕王和孙太后也毫无主见。这时一贯以正色立朝的兵部侍郎于谦大声反对：“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太监金英也赞同于谦的意见，郕王就此提升于谦为兵部尚书，主持军务，担负起保卫北京的重任。
于谦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廷益，号节庵。永乐进士，曾随宣宗平汉王朱高煦叛乱。出按江西时，卓有政绩，百姓称颂。正统十一年(1446)，曾遭人陷害入狱论死，因百官百姓力请得免。土木之变时，为兵部右侍郎。
此前，于谦顺应民意，建议对罪魁祸首王振及其亲信马顺等人绳之以法，得到大家的一致支持，声望大增。由于英宗所率50万京师劲旅皆没，北京只剩下不到10万老弱病卒。于谦请求郕王檄取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亟赴京师。经过这样一番部署后，人心稍安。
于谦主持军务以后，调发军旅井井有条，郕王被推立为皇帝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孙太后本来想立朱祁镇的长子三岁的朱见深（就是后来的明宪宗）为皇帝，此办法虽然符合封建宗 法观念，但是，国难当前，当立长君，于是，孙太后被迫表态可以立郕王。郕王朱祁钰是英宗的异母弟，时年22岁，年富力强。
拥立时，朱祁钰照例装出一副恐慌的模样，推三阻四，最后，还是于谦一锤定音：“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就这样，郕王于九月六日即位，改元景泰，是为明代宗。于谦当时是非常主张“社稷为重，君次之”的，这也是他后来遭到明英宗嫉恨的主要原因。
应当说，朱祁钰的来路比朱祁镇明白多，但是，因为朱祁镇的养母是孙皇后，所以，朱祁钰最多只能是个郕王。朱祁钰本来是准备一生都去做一个安分守己的藩王，谁能想到，王振一手策划的“御驾亲政”导致的“土木之变”竟使他这位藩王一跃而为皇帝，而且一做就是八年，还因着他的年号景泰，中国的瓷器“景泰蓝”就此扬名。
第六部分：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
当过俘虏又复辟的皇帝明英宗(5)
在于谦诸将的奋勇战斗下，北京安然无恙，也先没有占到便宜，同时皇帝也明发诏谕，不许私自与也先联系。这样原本被视为奇货的英宗就变成了空质，同时由于与明朝的战争不仅使也先损兵折将，而且使他失去了明朝的赏赐以及与明朝交易的机会。当时的瓦剌是一个游牧部落，如果失去了明朝的生活必需品，部落民众的生活将是非常艰苦的。
北京大败之后，也先开始着手与明朝讲和，并宣称“迎使朝来，大驾西去”，要明朝接回已经被遥尊为太上皇的朱祁镇。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景泰帝是很反感的，他的心思和南宋高宗赵构是一样的，他根本就不想把兄长接回来。至于孙太后和英宗的钱皇后怎么说，大臣怎么讲，他都不听。把他逼急了，他就恶狠狠地说：“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最后，还是于谦发的话：“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景泰虽然糊涂程度不下乃兄，可有一点很好，他一生最信任的就是爱国将领于谦，举凡于谦说什么，他都答应。半夜的时候，于谦有急事奏报，景泰听到鼓声也立刻起来听政，这回也不例外，他同意迎还英宗。不过，态度很冷淡。右都御史杨善等人请命出使，景帝所给敕书只是有关议和内容，不提迎复英宗之事，也不给金帛等赏赐的礼物。这也就此埋下夺门之变的种因。杨善变卖了自己的家产，买了许多奇珍异宝，并靠着他的巧舌如簧，硬是在没有圣旨的情况下迎回了英宗，英宗皇帝终于结束了他一年的北狩，回到了北京。
但在迎接英宗回朝的礼仪上，景帝与大臣又产生了矛盾。景帝认为仪礼过重，应该从简。大臣提出异议。最终还是英宗在几封书信中称自愿迎奉从简才缓解了局面。见面之时，仿唐朝天宝之乱后玄宗、肃宗禅让之礼，英宗、景帝之间禅让。随后，英宗被送入南宫，开始了7年的幽禁生活。7年间，英宗未能踏出南宫半步。名为太上皇，实为囚徒。
夺门之变
土木堡之败，是明朝由盛而衰的分水岭，也是英宗人生经历的第一个谷底。幸好被俘的一年时间里，也先对这位对手颇为尊重。据说也先命每2日进羊一只，7日进牛一只，逢五逢七逢十作筵席，逐日进牛奶、马奶。北方天气寒冷，他还曾令妻子出献“铁脚皮”，给英宗御寒暖脚之用。也先曾经对明朝使臣说过这样的话：“大明皇帝与我是大仇，自领军马与我厮杀。由于上天的意志，使他落在我手里。众人劝我杀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颜帖木儿使早晚恭敬，不敢怠慢。你们捉住我时，留得到今日么？”而朱祁镇被俘期间，也曾流泪对前往探望他的礼部侍郎李实说：“也先有意送我回去，请你转告朝廷，我回去后，只求做一个平民，便心满意足。”但实际上自从英宗被放回来以后，明朝内部围绕着新旧两个皇帝展开的一场斗争已经不可避免！
明英宗回来以后，被景泰安排在南内居住，加派靖远伯王骥看护，实际上是监视，不过，这个王骥是个官迷，因为于谦和宰相王文等人都很讨厌他，所以，他反而和英宗的关系越来越好，这是景泰没有料到的。英宗名义上是太上皇，实际上却是没有任何自由。景泰给他的限制很多，不仅将南宫的大门上锁并灌铅，加派锦衣卫看守，而且日常的饮食衣物都是从一个小窗户递送进去的。为防止南宫与外面联络，纸笔极少供应。
英宗的伙食不是很好，开销也不够，都靠着英宗的皇后钱氏做一些缝缝补补的活计偷偷送到宫外去卖掉，以弥补开支用度的不足。有时还要靠娘家贴补一些。有个太监说南宫的树木多，恐怕会有人越过高墙与英宗联系，景帝遂命人将大树砍伐掉。可以说，英宗就在惊恐与饥饿中度过了7年的软禁生活。
英宗早年和太监特别是资格很老的太监们很熟，这时，看守英宗的宦官中有一位老资格的太监阮浪。此人是和范弘等四人一起在明成祖的时候就入宫的，这时已经经历四朝了，不过，阮浪的运气很差，混了这么多年，也才是个少监，连个太监都没熬上。不管怎么说，阮浪是英宗的旧相识，两个人又都运气不好，因而，共同语言就多了。英宗是个很念旧的人，他一高兴就把自己用过的一把金刀和金袋送给了阮浪做纪念。偏偏阮浪和一个叫做王瑶的关系很好，他随手就把这个金刀转赠给王瑶。王瑶和锦衣卫指挥卢忠关系很好，卢忠一见到这把金刀后就借机把王瑶灌醉，偷了金刀，送给太监高平。高平立刻上奏告变，景泰非常重视这件事，认为人赃俱在，认定是英宗准备谋复皇位，下旨逮捕阮浪、王瑶，大刑逼供。阮浪和王瑶都不肯乱咬，景泰命将王瑶凌迟处死，阮浪死于狱中。英宗复位以后，追封王瑶、阮浪。卢忠本人没有想到惹了这么一场大祸，找人给出主意，这人告诉他让他装疯，于是，卢忠就装疯，逃脱了罪责。不过，英宗复位以后，把卢忠、高平都凌迟处死。
第六部分：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
当过俘虏又复辟的皇帝明英宗(6)
这件事给景泰的刺激很大，以后更加留意防范英宗的举动了。
虽然景帝时时刻刻防备英宗复辟，但他并没有对皇兄做得太过分。有个叫徐正的刑科给事中建议英宗不宜居住南宫，应迁置所封之地以绝人望。景帝听后愕然，并没有听从他的建议，反而将其治罪。
在对英宗严加看管的同时，景帝还谋划换掉太子。景泰帝登基之时，曾许诺将来传帝位于英宗的长子朱见深，并立其为太子。但是景帝即位没几年，就想换自己的长子为太子，只是苦于一时间没有什么好办法。
景泰三年，景泰准备换掉原来的太子见深（英宗的儿子），改立自己的儿子见济，他怕大臣反对，事前征求太监王诚、舒良的意见，这二位出了一个馊主意，就是收买大臣。景泰居然就相信了，他不断给内阁学士和七卿中的一些人加官晋爵，时常加以赏赐。他赐给王文、陈循等银子百两，金子五十两。大臣们都已经得到王诚等人的关照，立刻表态支持易储。这时候，广西的土司官守备黄竑因为杀害他的侄子全家被抓获，经过高人指点，这个黄某乃于千里之外的广西上表要求易储，景泰看后大悦：万里之外，乃有此忠臣。立即免去黄某的死罪，加官都督同知。景泰把黄某的表章交付内阁，要求大家签名表态，大臣们知事已至此，纷纷表示赞同，称“父有天下必传于子，此三代所以享国长久也”。景帝十分高兴，给大臣们加官加俸，并于五月初二日，册立朱见济为太子，废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沂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