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不能如台儿庄那样反包围？或在外围机动出击，如断敌补给等，以减小衡阳守军的压力？
6月24日，第一次进攻，衡阳守军1万7千余人，日军68师团、116师团约3万多人。血战7天7夜，敌人尸横遍野。7月2日，日军后撤。7月11日，日军卷土重来。7月18日，日军再次停止进攻。横山勇不得不增调3个师团，这样进攻的日军为68师团、116师团、58师团、13师团、40师团，近11万人。在中国战史上这还是空前未有的事。8月3日，日军齐聚，发起总攻。8月8日，衡阳保卫战结束。
是役，日军伤亡1万9千余人。衡阳被俘官兵仍有1万3千3百余人，阵亡4700余人。（这次赚了）
纵观在整个防御日军“一号作战”中，国军打的毫无章法。
1944年2月，国民政府统帅部召开了由第三、四、六、七、九等战区主要将领参加的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首次提出了有关抗日战场战略反攻的初步构想，他说：“我们的抗战，经过这整整五年的奋斗牺牲，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我军向敌反攻决战的阶段——第三期抗战开始的时候到了。”他论述说：“敌人在我国境内的不过六个军，而我们用以抗战的有一百二十个军，以二十个军来对付敌人一个军”，在数量上我方占有绝对优势。从战场态势来看，“以现在敌军正面之广，空隙之大，兵力之弱与士气之衰落，我们真的要打它那一点，就可以打它那一点”。所以，“今后的战局，敌我的形势已经完全转换过来了，在我们是处于主动的地位，处处要采取攻势，而敌寇则是处处受敌，被迫退守”。举行战略反攻的条件已经具备了，蒋说：“在今年五六月的时候，我们第一、三、四、五、六、七、九各战区一定要实行反攻。”由于“可能遭遇两种不同的情况”，所以，反攻作战“必须准备两种不同的方案”，一是准备抵挡日军可能发动的先行攻势，二是我方主动发起反攻。蒋介石提出，如果日军先发动攻击，则我军除以主力部队作正面抵抗外，每个战区都要抽调两个精锐的军按照预定目标，主动侧击敌后各大城市，作为战略反攻之先声，同时破坏敌人的攻势，使之首尾难顾。按照预定计划，第九战区将反攻武昌，第六战区反攻宜昌，第五战区反攻汉口。如果“敌不先来进犯，而我们到了五六月之间，准备完成之后，必须堂堂正正的实行反攻”。
（文中所有引文，引自于《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蒋总统集)，第1484--1485页。）
按照蒋先生的战略部署，5月27日，日军发动长衡战役之时，国军也基本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即使九战区的反攻被日军先手打破，五战区、六战区的战略反攻也应按计划施行。呈现的战局应该是日军首尾不能兼顾，如何能在衡阳打出47天的攻坚战？难道蒋先生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讲了一通鬼话？
再看长衡战役中，国军军事指挥的错误和无能，比比皆是。
1、增援衡阳，畏缩不前
当时集结在衡阳外围的国军共有8个军，总兵力10万以上，蒋介石虽严令其增援，副总参谋长白祟禧还曾亲赴桂林协调指挥，但各部仍畏缩不前。其中，只有六十二军战斗出色，打到衡阳南郊及西站，但在日军重兵攻击下，援军孤路作战，损失惨重，很快败归。
8月7日，日军突入城内，守军展开激烈巷战，方先觉电蒋表示“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蒋复电：“援军明日必到衡阳城，决不延误”，并于当夜“三度向上帝祷告”。8日，衡阳终于失陷。若8日，国军在衡阳城外打响，使敌之一部处于前后夹击，守将方先觉当不至于率部向日军投降。
应该说，坚守47天，为国军力争到扭转初期失利的宝贵时间。若能利用日军与第10军打得筋疲力尽之机，集中精锐突击，虽不能歼敌一部，但也使日军锐气大挫，不致以后日军进桂林，夺柳州如无人之境。
2、战略战术错误
衡阳之战，日军虽欲速决，却两度因弹尽而停，可见补给困难。第10军在第一阵时也打到弹尽，7月11日，日军再次进攻时，又有充足的弹药防御，显见能得到有力的空投补给。
“打通南北大陆的作战，对日本人来说绝不是轻而易举的战斗。由于精锐部队被抽调到南方，在中国的日本军的战斗能力下降、兵力不足，依靠在日本内地和中国现地召集征兵，好不容易才弥补。更严重的问题是制空权被美国空军掌握着。因此，日本军的补给受到攻击，粮食，甚至武器、弹药、被服等都不足，常常被迫夜行军。”《中国抗日战争史》[日]石岛纪之 P129
可见，日军的最大弱点就在补给困难。若在战略决策上攻击其弱点，应能有效的遏制其攻势。
如何攻击日军的补给线？
日军兵分三路，左翼第3、13师团自湖北祟阳南下，分为前后梯队沿幕阜山脉西側攻击；中路第60、116师团在湘北分6路强渡新墙河，右翼第40师团从华容、石首出动；穿越洞庭湖后登陆作战。显然，日军的补给线为粤汉铁路及相邻的公路。
这条补给线在湖北的祟阳，穿过幕阜山脉。这一区域的三个县（祟阳、通城、通山）都是山岳地带，1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10多座，是极好的游击战场。若能在长衡战役之初，将在武汉以东，进攻新四军李先念部的84军189师南下至祟阳、通城、通山，以游击战法，在此进行交通破袭战。
随后，将在平江以西，幕阜山中段重聚的第27或第30集团军不向南，而向北，增援189师，控制祟阳。利用险峻的山势迟滞消耗日军，牵制长沙、岳阳一线的日军战役预备队（估计是34师团、39师团），夺回战役的主动权，为精锐的王耀武集团军创造有利战机，当属可能。
当日军以第68师团、116师团、58师团、40师团、13师团围攻衡阳时，其东边是3师团拱卫，以第27(或30)集团军牵制；王耀武集团军及其他部队，在空中掩护下（当时，除衡阳外，其他机场尚在我手），则直扑西侧的日第40师团，不使靠近衡阳，因这个师团从水路而来，其重装备必然不多，且其后无第二梯队。若不能围阻40师团，则应战术机动，寻歼孤立的日军。以我之上、击敌之下。
若能如此布署，即使五战区、六战区的战略反攻不能如期开始，也能使长衡战役形成均势，从而拖垮日军的进攻力量。若五战区、六战区的战略反攻能按期展开，则战场形势必将转为有利于我方。
方先觉的第10军坚守衡阳47天，为何如此骁勇善战之将，从1949年到1968年，当了近20年的中将？
第三十六集《无形战线》
这一集主要讲战时情报工作.
第三十七集《蒋夫人与战时妇女》
全集长29分钟。由于有损坏，只能播放到26分钟。这26分钟，全是赞扬蒋夫人——宋美龄的。
不可否认，蒋夫人在当年的抗战期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以此集的片名来说，并没有充分反映出当年中国妇女对抗日战争所作的重要贡献。
有关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妇女工作在《湖南妇女网》上可见全豹之一斑。（ http://www.hnwomen.org.cn/lishihuimou/funvzhi/08d2pd4z.htm）
有关处于华北战场上，中国妇女对抗日战争所作出的功绩。如果你用“红嫂”一词去检索，你可以查到一大批“红嫂”。事实上，她们的事迹在无数妇女抗战的功绩中也只是沧海一粟，正是她们构成了人民子弟兵的母亲。如果说，古希腊神话中力大无穷的英雄安泰，是因为有大地这样一位赐予他力量的母亲，那么，共产党的军队之所以能够所向无敌，也是因为有一位始终与她血肉相连、赐予他智慧和力量的母亲，那就是人民。
平邑县县志中有这样的记载：抗日战争中，全县9000多名青救会员和2万多名儿童团员,手持大刀、长矛，在路口、交通要道站岗放哨，盘查行人，传送情报；3万多名妇女,7000多名姊妹团员,碾米磨面,烙煎饼,送给养,日夜赶做军衣、鞋袜、慰问袋。郑家峪村妇救会袁广田，一个月就做成军鞋18双。在她带动下，全村一个月共做军鞋280双送往前线。
八路军115师战史中对《陆房战斗》的记述中，也有当地妇女掩护救治八路军伤员的记载。
陆房战斗是1939年5月11日八路军115师在山东泰西根据地打的一场突围战。日军8000余人，火炮100余门，将八路军115师师部及直属部队、辎重队、泰西地区机关、鲁西区政府机关等5000余人包围在陆房地区。我军作战部队为第686团2个营与师直特务营（共3个营的正规部队）、津浦支队（游击部队）、冀鲁边第7团（地方部队）。
陆房村位于泰山西麓的丘陵地带，是肥城县安临站镇的一个村子，该村与周围10余个村子同处于一个山地丘陵盆地中，东西宽约5华里，南北长约10余华里。四面环山，西边是肥猪山，西北边是黄土岭，北边是凤凰山，东北边是东山岭（368米），东边是蛤蟆山、常山，东南边是望鲁山，南边是鸠山，西南边是岈山。这些山高低错落，是平地高约300～400米的石山。
115师据山而守，与日寇激战一昼，于夜间在村民的带领下，走小路，乘黑分散突出重围。此战，日军伤亡1300余人，我军伤亡340余人。
八路军突围后，日军对陆房地区的村民疯狂炮杀，烧毁民房数以百计，杀害无辜村民126人，妄图找出我军去向。陆房人民宁可家园被毁，亲人罹难，仍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八路军伤员78人，除5人因伤势过重牺牲外，其余伤愈后全部归队。许多妇女把八路军战士认作兄弟、丈夫，有6位老大娘把战士认作儿子，没有一个伤员被日寇抓走。
“皖留”的故事
1941年1月4日，对不满周岁的小“皖留”来说，是悲剧命运的开始。蒋介石为了实现他在抗战中削弱共产党的罪恶目的，命令新四军限时北渡长江。“皖留”的父母，一个在新四军民运科，一个在战地服务团，都将随部队北上。因形势吃紧，无法将嗷嗷待哺的女儿带走。那是一个寒风刺骨的夜晚，“皖留”的母亲最后一次来到老乡家，抱起“皖留”，使劲地亲吻，热泪噗噗地洒落在她又白又胖的小脸上。“妈妈对不起你，好好住在老妈妈家里，听话……”她拿出了相册、毯子、书籍和一些零用钱，对愣愣站着的乡亲深深地鞠了一躬：“如果我们还能回来，我一定来找你们，拜托了……”
就在那天深夜，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九千将士，七千魂归青山……据回忆，当时驻守云岭的新四军军部撤走时，共有8个婴儿留在老乡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皖留”。收留“皖留”的老乡，为逃脱国军的搜索，东躲西藏，历尽煎熬。在漫长的岁月里，其他7个小“皖留”相继离开了人世，只有詹家的“皖留”幸存了下来。1949年云岭解放。“皖留”的养父母领着“皖留”四处寻找解放军战士，然而当年的新四军战士始终没有出现。
詹家一次一次地跑宣城，跑芜湖，终于得知，“皖留”的生父叫孟星野，生母叫李辛渠。孟星野在战斗中已牺牲了，母亲则下落不明。……在南京军区卫岗干部子弟学校，“皖留”正式改名为孟烈。
孟烈说：“1941年留下的8个‘皖留’，最后只剩下我一人，其中有多少心酸事啊。新四军离开云岭后，国民党反动派对云岭百姓十分残酷。一天，匪徒不知从哪里听到风声，说詹家藏匿了一个‘小共匪’，就把我爹抓起来，吊打了半夜，爹爹被打得死去好几次，却不肯说出半个字。娘把我藏在家中小阁楼里，让大哥守护着，自己出门一家一家地磕头，把膝盖也磨破了，让村里人担保。村里的父老乡亲联名做保：我确是詹家后代，这才保住了我，保住了新四军在云岭留下的一条小生命。”
以下是几位“红嫂”的名单：
明德英
1942年冬天，侵华日军又一次对我沂蒙中心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扫荡。这天中午，又聋又哑的农家妇女明德英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出来晒太阳。突然，一位满身鲜血的八路军战士向她跑来，并示意鬼子在后面追，明德英急忙把战士拉进自家的团瓢，用被子把战士捂在了床上。鬼子走后，明德英发现那位战士又渴又累昏了过去，情急之下，她毅然挤出自己的乳汁喂到了战士的嘴里。
后来，人们把这一故事搬上了舞台。从此，红嫂成了那个年代沂蒙妇女的缩影。在过去的那段岁月里，浩浩八百里沂蒙究竟有多少像明德英这样的红嫂呢，谁也无法做出精确的统计。仅1941年的那次反扫荡，河南艾山脚下的这几个小村庄的妇女们，就冒死救下了1300多八路军的伤员。
祖秀莲
1941年深秋的一天下午，为躲鬼子扫荡从山上刚刚回家的祖秀莲发现自己家门口躺着一个受了重伤的青年人。这人身上只穿一条短裤，裸露的身体上有数处枪伤和一处刀伤，由于流血太多，伤者已人事不醒。祖秀莲仔细辨认了一下，看面孔不是本地人，她从先前南山方向传来的几阵枪声判断，这肯定是自己的人，她用尽力气把伤员扶进了屋里。这位被祖秀莲救下的伤员是一位八路军，叫郭伍士，是八路军的侦察参谋。从此，祖秀莲大娘对郭伍士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精心为他治疗，千方百计为他调养身体。在当时自已几天忍饥受饿连粗粮都没得吃的情况下，祖秀莲求亲告友，借米借面，并用纺线换来的钱买些有营养的东西为伤员补养身子；就是自己几天水米不沾牙，也从未间断每天两次为伤员送去可口的饭菜。近一个月过去了，在祖秀莲大娘的精心护理调养下，伤员郭伍士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刚刚能战立起来，他决意告辞大娘找部队去。大娘理解他的心情，劝他不要着急，等她找到我们队伍的下落再放他走。后来终于打听到在夏蔚区的牛场子村附近有个八路军的地下医院。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祖秀莲约着张恒军（祖秀莲侄子）等几位家人抬着郭伍士，在夜幕的掩护下，将他护送到这家部队医院。郭伍士在这里得到进一步治疗，很快康复归队。以后，他随部队南征北战，屡立战功。
赵建平
在革命老区北京市密云县巨各庄镇，有一位从硝烟战火中走过来的传奇老人赵建平，她被当地人们亲切地称为“红嫂”。“红嫂”当年17岁加入共产党，担任村妇救会主任。在担任妇救会主任期间，带领妇女姐妹做了大量的工作，宣传抗日、监视敌人、传递信件、站岗放哨、除奸防特、护理伤员、做军衣军袜。
公成美
沂南县有个东北村，村里有个大娘叫公成美。
年轻时，她是村里的“识字班”班长。她领着姐妹们推磨轧碾烙煎饼、送军粮、做军鞋、站岗放哨、当向导、埋地雷、抬担架、慰问伤员……没日没夜拼着命地干。
1945年8月的一个晚上，区妇救会的朱翠兰对她说：“成美，又有新任务了。你们村这台戏能不能唱好，就看你这个主角怎么演了。”那时，成美和丈夫景会刚结婚一年多。景会是村青救会长。这次参军大动员，东北村又是模范村。全村参军11人，拉走了一个班，景会当了班长。
这一走就是5年。她天天等啊，盼啊，直到全国解放以后。1950年9月8日，部队派人送来了景会的遗物。
成美对来看望她的乡亲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虽然失去了亲爱的丈夫，但是我永远不后悔。因为，没有景会他们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幸福。”
蒙山母亲——王换于
沂南县艾山乡的东辛庄。1939年，八路军山东纵队的指挥机关就设在了村里的于大娘家。这一年，于大娘五十多岁了，由于那时的封建传统，于大娘连个名字都没有，只知道自己的娘家姓王。后来常到于大娘家联系工作的山东省妇救会执行委员陈若克知道了这件事，就和于大娘啦家常，讲了许多妇女翻身做人的道理，并为于大娘起了个名字叫王换于。从此，王换于把自己看作党的人，把命运和八路军紧紧地拴在了一起，并把陈若克认做自己的干女儿。
就是从那时侯起，王换于成了八路军的"蒙山母亲"。六十年沧桑岁月，王换于家的这个小屋，住过八路军的将领，收过八路军的孩子，存过八路军的给养，养过八路军的伤员，蒙山母亲以她蒙山一样深厚的母爱呵护着自己的八路“子女”。
在山东省档案馆，至今这里还保存着一本《山东省联合大会会刊》，这是王换于大娘用生命保存下来的。这本《会刊》中记有1940年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的人员名单。
李杏阁(1900—1964)
河北省安平县人。抗日战争时期，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曾先后救护七十三名八路军伤员。1944年被冀中军区授予“冀中子弟兵母亲”称号。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建国后，在家乡务农。曾任河北省妇联第三届执委。
戎冠秀
1896年生于平山县胡塔沟村，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而开始了自己坚强而漫长的革命历程。带头送两个儿子参军，带领妇女支前，舍生忘死掩护八路军伤员……在戎妈****生命里,共产党的事业融入了她的血液和骨髓。
管爱振
山东省平邑县柏林镇汪家坡，革命烈士王成启的遗孀管爱振——村里的乡亲都亲切地称呼她为“王大娘”。
1941年10月，日本鬼子对沂蒙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铁壁合围的大扫荡，正是那场罪恶的战争，将灾难无情地降临到她——一个才不到30岁的普通农村妇女的头上。一天，她家藏着两名八路军伤员的事不知怎么竟然走露了风声，鬼子、汉奸来抓人，坚强的王家一家人面对日本鬼子丧心病狂的严刑拷打，硬是挺着没说一个字，伤员安然无恙，她的公公却被鬼子残酷地杀害了。
孙玉兰
孙玉兰老人家山江省郯城县重坊镇三村。抗日战争时期，她先后担任村妇救会长和12个村的联防妇女主任，带领当地妇女中踊跃支前。解放战争时期，她带领妇女拥军支前，动员了数以百计的青年军参战。在1946年冬天的鲁南战役中，她带领数百名妇女抢修沂河“火线桥” ，确保我军部队和炮车安全通过，被表彰为“铺路的先锋，架桥的英雄”。1947年国民党军队对沂蒙山区大举进攻时，她为救护一名解放军伤员，自己饿得下河捞水草生吃充饥，靠乞讨要来干粮喂伤员，直到送伤愈战士归队，成为沂蒙“红嫂”中的一员。
32个名字
那时老百姓的生活极其艰苦，部队没有后勤部，妇女宁可少吃少穿，也要保证军队的给养。据淮海战役部分资料统计，山东妇女交军鞋400万双，军袜110万双，军装46万套，干粮袋60多万条，面袋20多万条，口罩2万个，绑腿4.5万副，棉被4500床……400万双鞋。这是个什么概念?要知道，当时许多庄稼人的孩子，到娶媳妇时，也未必穿过一双新鞋。在沂蒙山区，新婚妇女拿出了自己的嫁妆，大嫂扯下了自己的头巾，许多人当再也找不出一点布料时，就撕下了自己正穿着的衣服大襟，来做鞋面布。
参加孟良崮战役的人们，都知道“火线桥”的故事。
战役打响前的那个夜晚，为保证我们的部队抢时间进逼孟良崮，艾山乡的32名妇女，硬是站在齐腰深的冰冷河水中，肩扛门板，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搭成人桥，让我们的大部队顺利通过。
夜色中，虽然看不清面容，但每个战士的心里都明白，脚下是他们的姐妹，他们是踏着亲人的肩膀走向战场的。
一个小时过去了。当最后一名战士从她们肩上通过之后，她们都瘫倒在河岸边""的沙丘上了。一个军人划了根火柴照亮了她们的脸。然后把她们的名字一一记了下来。接着，迅速地向孟良崮前沿冲去。
黎明时，孟良崮响起了轰轰的炮声。这时人们发现，从万粮庄到孟良崮的那条山路上，到处都刻着这32个妇女的名字。
你还能记着我这个娘么
1942年5月，沂水县王庄张志桂的女儿刚满月，便收养了八路军11团团长陈宏刚满三个月的女儿陈鲁生。孩子刚送来的时候，瘦得可怜，小胳膊还赶不上大人的手指粗。志桂看着鲁生黄黄的小脸儿，再看看自己的孩子，红润润的脸蛋，粗壮壮的小腿，想到鲁生的母亲打游击，整日奔波，出生入死，决心把鲁生喂养好。
志桂带着两个孩子，两个孩子两个奶，每人摊一个，谁也吃不饱。家里穷，买不起可以为孩子添食的东西。孩子饿得直哭。志桂想：鲁生身子弱，既然咱答应了人家，就一定要把人家的孩子养好。
于是，志桂总是先让鲁生先吃饱，才让自己的孩子吃。此后，鲁生不再哭叫了，瘦弱的小身子渐渐地胖了起来。而她自己的孩子却一点点地消瘦下去。
小鲁生长到半岁，两个奶吃光了还不饱。志桂便咬咬牙，给自己的孩子断了奶。
秋天，小鲁生快满周岁了，伴着志桂女儿越来越弱的啼哭声，会叫“爹”、“娘”了。
但志桂的心却轻松不起来。听着女儿细弱无力的哭声，看着孩子渴望的眼神儿，她的心都快碎了。
终于，志桂的女儿停止了哭喊，不到7个月的孩子，不幸夭折了。孩子已经停止了呼吸，可是，志桂还把她抱在怀里。她小心地把奶头放进孩子那干涸的、永远也不能再吸****小嘴里，泣不成声地说：“孩子，再吃一口吧，娘对不起你呀!”
小鲁生见妹妹要吃奶，一边叫着娘，一边抢奶：“娘，俺吃，娘，俺要吃……”志桂心如刀绞，一把将自己的女儿推给丈夫，抱着鲁生痛哭起来。
作品相关 《一寸》中篡改的历史(八)
《一寸山河一寸血》中篡改的历史[转帖来自铁血论坛]
Hcxy2000关于转贴前的话：
很遗憾，因为小说的原因，在书评里已经有了关于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贡献的争论。作者的观点很明确，在抗战的人群里，只有中国人，只有华夏儿女，没有政党之分！
要抗战，必然需要自身的壮大，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共产党人抓住了机遇，也就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人！
请时刻记住，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人！
这篇文章是作者在铁血论坛上看到的。里面绝大部分观点我是赞同的。这些观点，可以全面回答目前为国民党鸣冤的问题。
基于以上理由，请准备再发关于这个争论内容的读者注意，如果你的观点已经在这个帖子里被反驳了，那么我将毫不犹豫地删除你的书评。
再次说一遍，我是赞同的是这篇文章里面的绝大部分观点，而不是全部观点。
本文来自铁血论坛，感谢转贴者安倚天
第三十八集《山穷水尽》
“1944，民国33年，中日战争已经跨进第七个年头。这个时候对双方而言，都面临着山穷水尽的困境。”
“虽然日军完成了[一号作战]的任务，打通了中国南北铁路纵贯线，但所付出的代价则是相当沉重的。在中国这一方面，所能做的，也只是在这条战线上，竭力去迟滞敌人的攻势，而无力进行有效的反击。”
仗打了七年，国军的游击战姑且认为也打了七年，可是日军的脖子却伸得更长。国府穷七年之力，付出150个师的代价，却仍然没有学会游击战法，日军似乎不认为再将脖子伸向南宁，会被游击战之刃割伤。日军通过如此长的补给线，供给前线作战部队之需，也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奇迹吧。似乎七年的游击战法，只教给了国军的幽灵部队。
“因为当时中国的精锐部队与美援战略物资都被史迪威[锁]在缅甸。这些只是眼可见的战况，事实上中国的潜在危机，却远比看得见的局势来的严重。”
“战争对经济社会的杀伤力是难以想象的，他对一个强盛富裕的国家已然如此，对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就更难言喻了。......对一个寅食卯粮的国家而言，我们拿什么去开发经济来养战？不幸的是，这一年其实还只是此一恶性循环的开始而已。后来情形越来越遭，政府被迫饮鸩止渴，只好以印钞票以济燃眉之急，终至酿成不可收拾的恶性通货膨胀。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从民国26年到33年，这7年间，货币发行量与物价上涨的情形。民国26年，法币总发行额为16亿元。27年增加了一倍，物价上涨64%。28年发行额为3.5倍，物价未见大幅波动。29年发行额增为5倍，物价却上扬了12倍。30年法币总发行额为开战之始的10倍，物价却上涨了27倍。31年发行额为21倍，物价高扬了70倍。32年发行额为47倍，物价飞涨到200倍。显然印钞票的速度一直跟不上物价上涨的脚步。到了民国33年，印钞机印出180倍的钞票来，但物价却狂飙到了2100倍。这种家谁当得下去？”
“形成战时经济金融状况恶化的原因太多，但最根本的还是来自战争、来自敌人。......在土地一片的沦失，交通网路一段段被切的困境中，外援显然便成为我们的希望所寄。”
“抗战期间我们的盟友美国，确实前前后后给了我们8亿多美元的[资助]。但这笔钱是怎么来的？怎么花的？怎么还的呢？”“黎东方说：美国给英国的租借法案物资29个Billion，等于290亿，给苏联的是9个Billion，90亿，给中华民国不到10亿，8亿6千万。这有一点不同呢，给英国的物资给苏联的物资，美国人负责任把东西送过来，至于怎么样来用这些物资，英国人自己当家，苏联人自己当家。给中国的物资，不交给中华民国政府，更不交给蒋介石，交给美国派来的那个史迪威将军。这个人他把柄这个物资拿去，他支配。他留下一大部分，留在印度，预备他自己打缅甸用。给中国的东西很少很少。钱在别人的口袋里，我们显然无权过问人家怎么花。但如此悬殊待遇，除了当时西方重欧轻亚政策之外，实际上还有一个国际阴谋在暗中操纵着。这个阴谋来自于一个叫做[太平洋学会]的学术机构。当时[太平洋学会]所提供的[资讯]对罗斯福总统的远东政策具相当的影响力。可是这个以[学术]为名的组织，却早为共产国际渗透了。1941年罗斯福给蒋委员长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便是由这个[学会]所推荐的，此君正是共产党的同路人。”
[太平洋学会]臭名昭著，它实质上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上面这个政治推论实在是浅薄无知，若照这种推论的思维方式，美国给苏联的援助比中国多得多，显然美国已被共产国际渗透了，美国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所以，用这种推论振振有词大肆宣传的人，若不是蠢蛋，便是有意愚民。
“黎东方分析说：‘日本人同英国讲，你给我3个月的时间，我就可以解决中国问题了。英国人说好，你解决中国问题，我们在欧州就可以专心来对付德国。所以英国就做了日本人的帮凶。把我们从云南通缅甸的路切断。因此我们唯一的可以进口我们需要的物资的地方被割断了。’”
这段话，似乎告诉我们：民国的经济崩溃，英国人应付很大的责任。
单从这位黎东方大师的话来看，似乎日本是同盟国成员，中国与德国是轴心国成员。有日本人对付中国，英国也就放心了。黎东方大师心里显然知道事情并非这么简单，那么，这些话就带有明显的愚民色彩。
“[黎东方说：]‘国内呢，有许多必需品是从外国来的就涨，这一涨，带动了整个的物价波动，这是第一次通货飞升。’”
云南至缅甸的这条路，也是唯一的对外联系通道。是用来运军需物资？还是运民生物资？若运军需物资，则显然军需物资绝不会进入民生市场，如何能导致物价上涨？若用于运民生物资，那么，中国有哪一类民生物资必须依赖进口？是影响市场物价的重要因素？这段话完全是胡言乱语。
“第二次物价波动，是在1942年，我们有了[盟友]之后的事。当时盟军的重型轰炸机必须以我国西南为基地，进行对日本的攻击。对中国而言，构筑飞机场便成了义不容辞的任务了。为此，中国老百姓就像蚂蚁一样，赤手空拳拼了命努力赶筑。不到一年光景，分别在大后方修筑了36座可供B-25甚至B-29那么大的飞机可以降落的飞机场。这项不可能的任务，确实写下了中国人不屈不挠精神的光辉历史。但没想到这番努力，也造成了雪上加霜的经济负担。....他不拿钱来，说这个帐以后再算，请你们中国自己垫钱。我们中国政府就只好垫钱啊，这个农民来做工要发工钱，也发得很少啊，可是几十万人的工钱就很多了。这个老百姓没有看过那么多钱啊，就到小街上吃馆子啦，吃面啦，阳春面啦、牛肉面啦，这个面馆都发了财呀。又想到对不起太太呀，买几尺洋花布给太太做一件新衣服啊。洋布也贵啦，这个是市场经济呀。这个小地方的物价涨了，带动了附近的大地方，就慢慢地带动了全国。”
好家伙，小地方的物价上涨，能带动附近的城市，最终能带动全国的物价上涨。这可是前所未有的经济理论。我总算明白国民党的政工宣传为什么那么烂，原来都是如黎东方之类的人物来做。
“根据统计，如果以民国33年的币值来算的话，一个低阶军官的月饷，只能当民国26年的一块多钱，约战前的30分之1。一个大学教授的薪水，也只合20分之1。......但人的生存最低条件一旦受到威胁，此一基础便会松动，甚至瓦解。所谓[饥寒起盗心]、所谓[俸不养廉]、毕竟人总要活下去嘛。但更可怕的是，假如道德的一层基石稳不住，法律的围墙便会跟着崩塌，社会就难以收拾了。当时的情形正是如此。”
“一个社会经过长期战争饥馑流离颠沛，老实说，健康的人已经所剩无多了。到了战争后期，抓来的兵是什么个样子呢？......陈泽润事件，其实只是战时役政问题的冰山之一角，像当时军队里[吃]空缺，已是普遍现象。那一个师长啊，吃2、3百人的饷，那是平常的事情。部队吃空缺，虽然让各级部队长[肥]了自己，但却瘦了整个战斗体。如此更严重的后果，是影响了战术与战略层次的战力评估，而造成了错误的判断与[莫名其妙]的失败结果。”
“经济崩溃形成社会混乱，兵源缺乏，军队虚胖没有战斗力。这种现象看在中国友人陈纳德眼里，连他都觉得撑不下去了。1944，民国33年冬，中国已经山穷水尽了。”
对五届十二中全会军事报告
自民图三十二年九月至民国三十三年四月
各部队住院各类病患者患病及死亡人数统计表
32年7月至33年3月止
病 类 患病人数 死亡人数 百分比
传染病 40285 11401 33.07
呼吸系统病 14947 3527 12.27
消化系病 25728 7601 21.12
循环系病 2253 723 1.85
骨系病 1803 202 1.48
神经系病 2485 539 2.04
泌尿生殖系病 6249 1268 5.13
感觉器病 5677 613 4.66
皮肤系病 19147 1474 15.74
其他 3216 113 2.64
合计 121817 27461 100.00
本片从经济、金融、兵员、战斗力等方面论述“中国已经山穷水尽了”。然而中国真的山穷水尽了吗？并非如此。如果说有人已经山穷水尽了，那也只是国民党统治的国民政府已经山穷水尽了。
本片的分析用残缺、虚假的表面现象，去论证一个重大的结论，并有意隐瞒了最根本的因素，因而得出将一切责任推给外部世界的结论。这就是一个伪证，以逃避国民党由于反动政策所造成的责任。
实际上引起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是：土地政策及过重的田赋造成农业生产大滑坡，继而滥发钞票引起的通货膨胀。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极端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其表现为分散而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由于这种经济结构，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却很小，因而对中国的抗战却是有利的，日军沿海封锁并不能对中国的农业生产产生影响，只能对获取重要的军需物资产生影响。
粮食是一切民生经济的基础，粮食的短缺才是物价飞涨的主因。其实，当时长江以南及湖北的大部分地区还在国府手里，这一地区和四川盆地都是中国的粮仓。由于疯狂的土地兼并所带来的高额田租和无节制的税赋、兵员的索取，破坏了农业的再生产，使农业生产逐年下滑。手中无粮，人心惶惶。
其次是人为的通货膨胀。为什么说是人为的呢？战时，国府实行了经济“统制”，这个政策的本意是通过合理的分配资源，以抑制物价、稳定经济。然而实行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比如：发放救灾赈济款，只发100元以上的大票子，然后在中央银行兑零时，扣去24元手续费（请见《白修德回忆录》）。这是什么？这就意味着昨天你的财产还有100元，今天就只有76元了。这里暗藏着疯狂掠夺民间财产的目的。还有光复后，对伪币的兑换率问题，顷刻之间造成大量民众的破产。这种疯狂掠夺的结果，造成了物价飞涨，同时也摧毁了各级军政人员的廉洁和忠诚。
中国还没有山穷水尽，有何证据？看看共统区的情况，共统区（含游击区，这是从边币的使用范围来讲的）有8000万人口，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日]石岛纪之）中有下列记述：
日本军的彻底的残酷的扫荡作战、经济封锁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使抗日根据地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状况。日本举的攻击使得许多根据地变为游击区、游击区变为日本占领区。结果，1941—1942年华北解放区的面积缩小了1／6、人口从4000万减少到2500万。八路军的兵力，从1940年的40万减少到30万。
日本军的经济封锁和粮食掠夺、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再加上覆盖华北的严重的旱灾，沉重地打击了解放区的经济和财政。本来，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就不发达，包括日用杂贷在内的工业制品，几乎全部是外部运来的。日本军后方的山区根据地，对外部的依赖更强。因此，经济封锁给解放区带来极端的物资不足和物价上涨。在山区根据地，“敌人加强封锁的时候，主要的日用必需品的供给几乎全部断绝”。当地居民靠吃草根、树皮充饥，在条件比较好的陕甘宁边区“几乎没有穿的、没有食用油、没有纸张、没有蔬菜。战士们没有鞋子、袜子，勤务员们冬天也没有被子”。物资极端的不足引起陕甘宁边区1941年以后物价飞涨。
与减租减息同时，在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它是1942年开始，1943年在各解放区普通展开的。大生产的目的是依靠在边区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来克服严峻的经济危机。
以自力更生论为基础的大生产运动的特征，最明显地表现在军队、机关、学校进行自给生产运动，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军队一边进行大规模垦荒运动；一边建起纺织、制鞋、制粉等工厂。1943年，部队完全达到了自给。机关和学校，职员和学生也每天参加一定时间的生产活动。结果，陕甘宁边区1943年的财政收入中，公营生产收入占37％，对减少财政支出做出了很大贡献。
由于农村的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1941到1943年开垦200万亩荒地，从来没有种过棉花的边区，1942年种了9万亩的棉田。
在工业方面，陕甘宁边区1943年也有很大的发展。例如公营、生产合作社和民营的：三者加在一起的纺织工厂，从1938年的7家发展到1943年的111家(公营23、合作社38、民营50)。年生产额也从1785匹急增到5.0968万匹，增加了约29倍。除轻工业以外，铁、小型机械、军需品、化学药品等重工业品也可以自给了。
在当时边区经济的技术条件下，除了无限投入劳动力以外，没有用增大生产的办法。可以说自给经济的发展，缓和了通贷膨胀带来的生活条件下降。
当然在战争的严峻条件下的生产运动，其作用是有限的，即使是在成果最大的陕甘宁边区。1944年，民众劳动达到每天12个小时，吃三顿杂粮，一年仅能得到一件棉衣的程度。在贫穷的山西省东南的太行地区，据说富农几乎吃不起小麦。但是，当时的中国，在战争状况下，没有出现大量的饿死人。民众勉强“可以糊口”，这也是“有史以来的奇迹”。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依靠这种积极的经济斗争渡过了决定解放区命运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