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当时日本人的资料也不完整。比如，他没有看到边区政府兴修水利，改造良田的举动；也没有看到安置灾民的行动。实际上，太岳地区在抗战的最后几年个，从日占区和国民党控制区收容了20万难民，太行收容了40—50万。贝尔登在他的《中国震撼世界》(纽约：每周评论出版社1970年版)第61页中写道：
“河南国统区的100万饥民，渡过黄河来到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据估计，原先十口之家者，其半数多已死在当地，活着的人结伴进入共产党地区以谋生计。”
边区政府对这些灾民进行了移民安置，鼓励并协助生产自救。明令：谁开的荒地，就归谁所有。
共产党通过一系列的政府行为，建立了一个较稳定的经济体系。同样也通过“统制配给”制度，却建立了一个廉洁的政府机构，这个制度比国民政府做得更彻底，所有军政人员一律不发薪奉，连一根香烟也是配给的。
将共产党的作为与国民党的作为相比较，真可以说：从此决定了“中国之命运”。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日军方面对1944年状况的描述：
以下摘自《剿共方针》1944年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制定：P191
中共军事力量的弱点，表现在不能大规模生产军需品，装备低劣，训练不足以及缺乏干部。而其游击战术，是以长期消耗战为目的的消极战术，是不能与我军正式作战的战术。......
中共的特点是以卓越的政治工作、民众动员工作弥补其军事上的弱点，并以其拿手的政治工作对我方进行策动。
中共的政治攻势，特别是从1942年夏季前后对我方的政治攻势逐渐活跃起来。从冬季出现了配合政治工作的新式的小规模袭击事件。同时开展整风运动及精兵简政工作，进行内部的改编和改革，以及开始总反攻的准备工作及宣传工作。
在《华北治安战》下册(日本防卫厅 编)从 P440 之后，有如下描述:
关于1944年秋的治安状况，方面军第一课高级参谋寒川吉益大佐回忆如下：
在方面军占领的三个特别市，四百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三个特别市以外，只有七个县（占总数的1.4%）。有一百三十九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二百九十五个县（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直辖行政区的四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党。而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恢复县行政机关的为92%（总数398县中的366县）。与此数字对比，治安状况恶化情况十分明显。
1945年初，方面军的治安警备部队兵力为125个大队，约19万人（包括北特警十个大队，但骑兵、坦克部队及其他特种部队除外）（注：坦克第三师团）。这与大东亚战争前在数量上虽无太大差别，但占领地区扩大到河南省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在大东亚战争以前连续担任警备有经验的部队，不过只占半数。
..... 特别是以冀中地区为根据地的共军，改变了过去利用坑道的战术，于6月10日，一齐发动攻势，使警备津浦、石德线的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前线守备队遭到了严重损失。
......
从“毛泽东的中日战争三个阶段论” ...来看，中共的所谓总反攻的战略阶段，虽与其当初预料的有很大的距离，但是现实的发展，在某些方面还是逐渐接近的。
方面军直辖地区
本地区周围的共军纠集各地武装团体，以进行总反攻的姿态逐渐向日军势力范围渗入。治安情况日益恶化。
华北治安战的特点是，其作战对象为彼此互有矛盾的中共和重庆两方面，他们既属同一民族，而性格、素质、战术却各不相同。...... 从这一战争的现象方面可以看出以下各点：
一、敌人的性质模糊不清
.....尤其是中共势力，它和日军在长期训练中作为目标所描述的敌人，或者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接触过的敌人，无论在形式和本质上都完全不同。
二、没有战线的战场
在传统的正规战中，互相对峙的敌我战线是比较明显的。然而，在治安战期间的华北战场，敌我的势力范围犬牙交错，变化无常。有关敌人准确位置的情报，很不可靠，甚至在我方势力范围内部深处经常潜藏有敌人的军事力量。
三、长期持续的战争
.....这一战争，不是以往的持久战，也不是消耗战，而是一种独特的战争。
四、新型的总体战争
军事力量的优劣、军事行动的成败、并不直接连接于战局的这一事实，说明在军事以外的力量起了很大作用。这种兼有政治、经济工作、社会思潮等非军事力量的战争，有助于敌人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力的发展，但是阻碍了我方战斗力的发挥。
换言之，华北治安战的目的，实质上就是把华北、蒙疆当作完成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而予以维持和发展，当地政权的稳定只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所不可缺少的一种手段而已。
另一方面，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是远远不能相比的。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在数量方面处于劣势，却具有不容轻视的坚韧力量。就战略战术而言，其巧妙的作用，并不是由于他们学习了马列主义，而是他们在中国风土人情及历史的基础上，巧妙地利用民族主义而取得的。
中共是有铁的纪律的党组织，以党为核心团结军、政、民进行所谓四位一体的活动。它一方面与重庆政府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一方面自己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抗日救国”的口号动员、引导民众，并以“民族联合政府理论”逐渐改造社会的政策，来掌握民心，从而不断扩大和加强了党的势力。它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将抗日战变为政治战，在建设解放区的同时，鼓动民众广泛开展“游击队”活动。当然，这些措施并非所有民众都无条件赞同，但他们也万无一失地依靠强制力量来进行调整。尽管如此，所有这些作法都是适合其国家风土人情和民族性的。
对于中共，只有排除任何妥协，必须从各方面都采取彻底的对抗政策。就中共的信念而言，他们是要一直战斗到日军完全从中国撤退为止的。
另一方面，中共也大体上与我方同样划分为敌占区、中间地区、解放区，企图逐次扩大地盘。但其作法与我相反。他们首先进行政治战，组织群众，然后才行使武力。他们把治安战看作政治战，全力以赴进行政治工作。因此，其军事力量比之我方虽然处于劣势，却是逐步扩大了势力范围。
第三十九集《最后的坚持》
1944年12月初，从越南北上的日军和23军在绥渌会师，日军的[一号作战]到此[任务]达成。
“中国的领土，沿着南北纵贯干道被切成了两半。.....但我军在短短9个月的时间内，竟然连失数十城的事实，则不禁令人要问：这到底是怎么了？根据统计，民国33年初，中国陆军部队应为320个步兵师，22个骑兵师，总数约在650万人左右。但事实上，这些部队多只是个番号而已。至于实际员额够不够4百万？谁都没有把握。”
“更遭的是由于连年征战，伤亡太大，新兵体质已大不如前。根据何应钦民国32年的报告，当年征来的兵，10个人当中只有3个够得上最基本的健康标准。后来就把这3个送到远征军去，而把其余的留在国内。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我们是用什么兵来打仗了。”
这是1944年5月20—26日，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上作的报告。何应钦说：
“自上年九月起，至本年三月底止，远征军已补充六万零四百三十二名，驻印军二万五千零一十四名。其他一般部队缺额补充，自上年七月起至本年三月底止，调拨补充团及壮丁，补充人数共计一、三三七、三八零名。”
这就是说征兵总数为133万7千多人，其中远征军、驻印军补充兵员为8万5千余人，即远征军、驻印军补充兵员人数是征兵总数的百分之六点三（6.3%），而不是《一寸》中所说的30%。《一寸》公然篡改历史文献，在此又说了假话。
那么，这一期间国军的战损数是多少呢？何应钦说：
“自三十二年八月起，至三十三年四月底止,共计官兵负伤者四七、三八八人，阵亡者三二、四四八人。”
也就是说，伤亡79826人。伤亡不足8万，补充133.7万，还说兵员不足？
由于连年征战，兵员的合格率确实不高。何应钦在报告中说：合格率为33.7%。这就是说合格的兵员中有4/5补充到国内战场上，也就是36万人，是伤亡人数的4倍以上。还能说“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我们是用什么兵来打仗了。”吗？
何应钦在1944年4月五届十二中全会军事报告中说：
“自抗战起至三十三年四月底止，...合计伤亡失踪总数二、七六二、七九九员名。”
在1945年5月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中又说： “总计自抗战迄今，共征募壮丁一三、五五八、四九三名，...”
这就是说：从1937年7月至1944年4月，国军伤亡276万余名。从1937年7月至1945年5月，征募壮丁1355万余名。考虑到1945年的兵员总额比1937年多200多万人，这里面有800多万人上什么地方去了呢？是否全死在征兵的路上？
“滇西、缅北之战，从表面上看，是一连串光荣的胜利。但此一[光荣]，是在我国对日作战最艰苦的时刻，投入了全部外援和最菁华的人力去堆砌起来的。我们看不出此一[光荣]，在此时此刻对整个中国战场的意义何在？”
是真的看不出滇缅战场的胜利对整个中国战场的意义吗？为了抹杀史迪威的功绩，又在这儿胡说八道了。
滇缅战场的胜利意义在于重新打通这条国际运输线。前面我们已经看到驼峰空运代价太高，飞行员的损耗也太多。中国战区大反攻所需的战略物资仅靠驼峰空运是不行的。输送到中国的每五桶汽油，就有三桶消耗在飞航中；大战之前，燃油不足，机械化部队就无法作战。况且，大量的重装备难以空运。要迅速地将中国军队的装备美械化，为大反攻准备作战物资，必须打通滇缅公路。这是稍据常识的人都能理解的。
若没有滇缅公路，雪峰山战役的那些美式重装备从何而来？那些整天在日军头上转的飞机的汽油又重何而来？这叫着：搁下筷子骂娘。
罗斯福9月18日给蒋介石的电文：
“阁下应立刻补充怒江方面之部队，并饬其加紧推进，同时，必须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中国全部军队，此步骤之实现，将更增美国援华的决心...该一援华计划如再延搁或犹豫，便将完全消失...”
“回想抗战以来，我们千辛万苦所期盼的盟邦支援，撑到现在只落到了这么一句话，不禁令人唏嘘。”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罗斯福要来这样一份电报，全力支持与蒋闹僵了的史迪威呢？
在《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中有一段话，也许可以作为旁注：
我在1942年第一次会见史迪威之日，也正是他在寻找原因之时，他开始领悟到这是可怕的命中注定。他的最大职责是要把中国军队训练成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使中国军队成为一支真正的作战力量。其后，他的战略职责便是：用这支现代化的军队去切断日本军队占领的缅甸防线，从而打破对中国的封锁；到最后，再组建—支更为强大的中国军队，加入太平洋联盟，实施对日本的总体反攻。这是一个军人的职责。一个世纪以来，许多传教士、顾问、教师等西方人一直想改造这个中央王国，但充其量只是对它有点干扰而已，而史迪威则不过是这个长队列里的最后一名队员。在史迪威第一次同我见面时，他开始领悟到的就是全部战争的最高水准是受制于政治的，在中国，没有政治的变革便不会出现有战斗力的军队。
这个使命是单纯的，但却又是盘根错节的，最明显的，莫过于缺乏有效的政治。但事情尚不止于此——史迪威是如何被错误地引进到这种政治里，才是他倒霉的关键。如果中国士兵不能打仗，他要问个为什么。 “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将军们偷士兵的薪饷，士兵们吃不饱肚子；士兵们有病，士兵们营养不良，要使他们再进入临战状态，那就意味着要揭发出：是谁偷了他们的薪饷，为什么不能撤换或枪毙那些不称职的将军？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在危急关头使用共产党的部队？归根到底，两党都是抗日的嘛。为什么蒋介石不让他最精锐的20万部队去抗日而用来封锁中国共产党？这一切究竞是为什么？史迪威对此冥想了两年半的时间，依然对这些“为什么”不得其解。最终，问题总是出于政府。一支军队是一个社会及其信仰的外在表现，每支军队都在反映出派它出去打仗的那个政府的面貌，年复一年，渐渐使史迪威看明白了。中国那个得到美国承认的政府并没有发挥政府的职能。作为一个美国人；史迪威得出一个令人畏惧的结论：如果要使中国政府变得对美国有用的话，就必须更换，——即使不能这样，它的国家首领也必须靠边站。
我现在清楚，我那时转向史迪威方面反对陈纳德，根本没有受到任何来自史迪威的压力。那时候，我开始相信中国政府已完全丧失了统治能力。中国不仅是个供我们试验武器的发射台。它是一个实在的国家。它的本身和内部是辽阔的，神秘的，残酷的，在我们使用它的领土作为消灭日本的发射台的同时，同它的正在变化中的人民交朋友的目的是必要的。经过事后漫长的顿悟，我现在才算看清了史迪威的用心。他企图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去处理一件使命，一件不是身穿军服的将军们所能完成的使命。
是河南的大灾荒才使我从赞同陈纳德的立场上转变，转而赞成史迪威的意见。甚至就在那时，它就使我知道史迪威的使命是多么无望，他将见到他怎样的下场，然而灾荒直接给我的教育还远不止这些。它教我懂得了混乱和秩序，生存和死亡，在我心灵的烙印中，最深刻的莫过于河南的灾荒，直到今天仍栩栩如生。
“蒋主席此时此地面临着，国家生存与民族尊严之间的痛苦抉择。9月24日蒋主席约见赫尔利，表明了他的基本态度：”
“一、决不能变更三民主义民主政治，坐看共产党赤化中国。”
“二、凡属损害中国主权之事决不容许。”
“三、两国合作必需互尊人格，互守信义，在友好的空气中进行，不容含有丝毫强制，或出以强迫之手段。”
很好！从蒋介石的这份谈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冲突结症究竟在什么地方！就在他的第一句，这是最关键的一条：“决不能变更三民主义民主政治，坐看共产党赤化中国。”这就证明了许多美英记者所言非虚，而《一寸》对这个事情的说法全部都是谎言。
作品相关 《一寸》中篡改的历史(九)
《一寸山河一寸血》中篡改的历史[转帖来自铁血论坛]
Hcxy2000关于转贴前的话：
很遗憾，因为小说的原因，在书评里已经有了关于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贡献的争论。作者的观点很明确，在抗战的人群里，只有中国人，只有华夏儿女，没有政党之分！
要抗战，必然需要自身的壮大，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共产党人抓住了机遇，也就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人！
请时刻记住，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人！
这篇文章是作者在铁血论坛上看到的。里面绝大部分观点我是赞同的。这些观点，可以全面回答目前为国民党鸣冤的问题。
基于以上理由，请准备再发关于这个争论内容的读者注意，如果你的观点已经在这个帖子里被反驳了，那么我将毫不犹豫地删除你的书评。
再次说一遍，我是赞同的是这篇文章里面的绝大部分观点，而不是全部观点。
本文来自铁血论坛，感谢转贴者安倚天
史迪威只是一个军人，执行的是按美国利益作出的决策。正如罗斯福总统所说：中国最多的是人，应该让中国人使劲的打日本，以减少美国士兵的伤亡。所以史迪威要奖勤罚懒，要把美国军械发到最能打日本人的军队手里。在他看来，将美国军械发给那些不能打日本的军队是浪费美国人的钱。
而蒋总统的想法是：让盟军替他打败日本人，然后，再用美国的军械消灭中国共产党。这样一来，两人的战略目标就完全没有相同的地方，所以才有那样激烈的冲突，所以才有五角大楼、罗斯福支持史迪威的举动。但是，史迪威不是政治家，而罗斯福是政治家。罗斯福考虑到了战后遏制共产主义的需要，因而只好牺牲史迪威。
“赫尔利听过这番话，终夜不能成寐，天不亮就给罗斯福发出了电文...”
需要注意的是，赫尔利给罗斯福的电文是在10月13日发的，这是在10月3日，美军参谋部降低了中国战区的作用后发出的。这时军事考虑已不重要了，它让位于政治考虑。而蒋介石对赫尔利讲这番话是9月24日，《一寸》中所谓“赫尔利夜不能寐”完全是鬼话，如果真的夜不能寐，为何要拖19天才给罗斯福复电？
同样对于这件事情，石岛纪之在《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第139页写道：
但是，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美国军作出了进一步降低对日作战中中国作战的地位的决定。也就是说10月3日，美国综合参谋本部放弃了预想将要作出很大牺牲的台湾、厦门作战，决定了攻克吕宋岛战略以及绕过台湾向硫黄岛和冲绳前进的路线。结果，被指定支援太平洋战争的中国战场对于美国的作用，进一步下降。因此，美国政府得以优先考虑政治判断而后考虑军事判断。
美军为何改变作战路线？显然国军的战斗能力已经被看成一文不值，美军只好自己干了。
1944年12月2号日本军攻陷独山，重庆震动。日军入独山如入无人之境。29军孙元良带900多人在那拼死打了一仗。没有几天，收复独山。
“...独有一座孤零零的纪念碑（独山抗日纪念碑），在黄昏里矗立着。过路人当不会知道，这里正是本世纪中叶，中国人扭转自己命运的转折点。也是迎向21世纪的001号里程碑”
2000多日军，作战保障完全没有，却敢孤军深入296公里。说“日军入独山如入无人之境”，这句话好听吗？
既然29军孙元良带900多人先期赶到，其主力部队应在第2天也能赶到。不能全歼该敌，让其退走。就能功勋卓著吗？
把独山抗日纪念碑说成是“中国人扭转自己命运的转折点。也是迎向21世纪的001号里程碑”，实在是太过誉了。因为直到第二年8月15日之前，国军也没有发动战略反攻。独山之战只是一个防御战，其后的雪峰山战役也是一个成功的防御战。若论第一个胜利的防御战，则是第一次长沙战役。第一个全歼日军的战斗，则是平型关之战。第一个大规模的歼灭战应属台儿庄。独山之战是哪个第一都没捞上，就连最后一次也没捞上。
把独山之战说成迎向21世纪的001号里程碑，实在是句笑话。
对于那段扑朔迷离的时期，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日本人又是如何看的呢？
石岛纪之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写道：
P127
对此中国战场最高司令官蒋介石的参谋长并兼在华美军司令官史迪威将军，坚持夺回缅甸公路，并依靠由此而得到加强的中国陆军，来反击日本军。这本是美国陆军的构想，史迪威想实施这一计划，他为了在中国保持空军活动，认为“第一重要措施是拥有能够占领并保持航空基地的陆军”。史迪威的想法，引起了不愿意将国民政府军投入战场的蒋介石的反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从1942年中期开始逐渐恶化。
北缅甸的反攻作战，是中国军第一次从正面进攻日本军并取得胜利的战役。参加这次战役的中国土兵具有“我们也能够打败日本兵”的信心，史迪成亲自向世界证明了他的信念“如果得到适当的指导，中国土兵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军队匹敌。”
P129
所谓打通南北大陆交通线作战是指打通平汉线(北平至汉口)、粤汉线(武昌至广州)、湘桂线(衡阳至柳州)等各铁路——贯穿中国南北大陆的战役。日本军发动作战的目的，是歼灭中国西南部的空军基地，挫败美国空军空袭日本本上的企图；依靠打通中国南北的铁路，确保与南洋方面的陆上交通；挫败中国军的抗战意志这三点。日本军为了这次作战，动员了日中战争开始以来的最大兵力，即15个师团，兵力约50万余人。
首先，日本军华北方面军的第十二军，1944年4月17日，渡过黄河，5月19日打通平汉线。随后，第十二军的主力西进，5月25日占领路阳(以上行动叫京汉作战，中国名叫豫中会战)。当时，驻守河南省的中国军是第一战区(司令官是蒋鼎文)的十八军，约30万人，拥有兵力是日本军的两倍，其中中坚力量是汤恩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军队 是蒋介石嫡系的精锐部队。但是中国军除了守备洛阳的非嫡系部队奋起抵抗以外，其余都在日本军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
随后日本军第十一军，5月27日，从洞庭湖东北岸的岳阳附近向长沙开始进攻。在这以前日本军进行过三次长沙作战，都是从正面攻击，因此遇到中国军的反击，不得不撤退。所以这次日本军采取从三方面包围长沙的战术 6月18日占领了长沙。失去长沙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长沙南边的战略据点衡阳，用坚固的阵地抵抗日本军的进攻。衡阳是粤汉线与湘桂线的连结点，也是美国空军的重要基地。衡阳的攻防战从6月26日开始，激战持续了一个月之久。8月8日守备衡阳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向日本军投降，战斗结束。
衡阳失陷后，中国军的抵抗迅速衰退。日本军第十一军在广东的第二十三军帮助下，占领了桂林和柳州，24日又占领南宁，12月10日，打通了通向法属印度的公路。另一方面，第十一军的一部分，12月3日占领了贵州省的独山．威胁着贵阳和重庆(以上称湘桂作战，中国名叫长衡会战和桂柳会战)。
这样，可以说日本军取得了绝对的胜利。打通南北大陆的作战，对日本人来说绝不是轻而易举的战斗。由于精锐部队被抽调到南方，在中国的日本军的战斗能力下降、兵力不足，依靠在日本内地和中国现地召集征兵，好不容易才弥补。更严重的问题是制空权被美国空军掌握着。因此，日本军的补给受到攻击，粮食甚至武器、弹药、被服等都不足，常常被迫夜行军。虽然日本军的战斗能力如此大幅度下降，但中国军仍然惨败，是原因何在？
第一个原因是：国民政府军的战斗意志显著下降，军队内部腐败。当时国民政府军的兵员，在战时状况下，总数约为650万人。正如前章所述，由于通货膨胀的迅速发展，士兵的军饷大幅度下降，这成为战斗意志下降的一个原因。将校们的腐败也是很显著的，在河南会战中，当时河南的中国军所有的七八百台军用卡车中，只有100台用于军事物资的运输，其余的都被将校们用于将自己的家属和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后方西安。
第二个原因是：蒋介石优先考虑政治的战略，影响了防卫战的有效执行。蒋介石为了保存自己的军事力量，把他的最好的军队撤出中国东部战线，把他所不喜欢的、属于军阀或民族主义的军队配置到前线。例如在衡阳奋战的薛岳是广东系的、与蒋介石不投机的人物。蒋介石还采取反共优先于抗日的政策。日本军向河南省进攻的时候，没有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蒋嫡系的最精锐部队胡宗南(第八战区副司令)军派遣到河南去救援，只是在洛阳失陷后，出动了胡宗南部队的一小部分到前线去反击。
第三个原因是：变为战场的地区，经常出现民众背叛国民党的现象。例如在7月，河南南部的农民7000多人，为反对国民政府军的征收，夺取了驻守在信阳西部的军队的武器。国民党派遣军队对此进行镇压，屠杀了5000多农民，国民党这种残酷行为成为导火线，农民暴动从河南省南部，扩延到湖北省北部，数万农民提出“反对不抗日的军队”等口号，组织了农民救国军，歼灭了屠杀农民的军队。这样，不受民众支持的军队其战败是必然的结果。
这次大战败，给中国带来的损失是极大的。1944年4月到12月，国民政府军兵力的损失达到六七十万人；国民政府失去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各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省的一部分。新沦为日本统治地区的民众有6000多万人，有许多难民背井离乡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地区。日本侵略的扩大和国民政府的战败，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对于这场大惨败，当时在中国战地的英美记者看到了真实的原因，他们发出了大量的报道。使得美国国务院开始考虑与在延安的中共接触。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白修德）在《中国抗战秘闻》中记录了这个事情。
P183
1944年10月22日,我来到了延安。
时间，以其神奇的力量，使一切伟大的事件都获得澄清，使一切久远的事件去掉了繁文缛节，暴露了历史和决策的本来轨迹。我是以一个战地记者的身份到延安去的，去撰写一部关于政治和势力集团的报导。我在延安逗留了三周，那里正发生的事情是非同寻常的。一场革命正初具规模，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准备宣布它的出世，共产党领导人经过全国的筛选，正从地下状态云集延安，筹备其自1928年以来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事情还不仅如此。在那几周里，由于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离异以及罗斯福和蒋介石的分歧而造成的直接灾难性后果，中国的共产党人正推备拟出一份完整的，也许是永久性的与美国结盟——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他们所希望，我们中的有些人也希望的方案，并准备把它坚持到未来的年月。如果这种延安气氛继续下来的话，或许就没有朝鲜战争，也没有越南战争了。
那几周是美国的战争目的和中国革命共处的蜜月时期。蜜月的代理人，即联姻的牵线人，是美国一个年轻的外交宫：小约翰 巴顿·戴维斯。他在中国出生，父母都是传教士，刚刚三十六岁，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一个轻巧自如，举止潇洒，善于词令的外交界正在上升的新星。他自己要单枪匹马地进行历史的探索。我希望对我亲密的老朋友约翰·戴维斯没有伤害地说，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也象那时的我一样对美国的政治天真烂漫；但他因为那年秋天在延安抒情诗般的日子，饱受的羞辱和谪贬之苦远远超过了我。
戴维斯在抵达的那天深夜就和毛泽东、周思来还有红军总司令朱德进行了会晤。如果我们的军队在中国的沿海登陆，共产党能否给我们诸如以断铁路，动员农民之类的支持？这是一个合理的探询，但却是在一个混乱的时刻进行的。共产党对蒋介石和美国在史迪威问题上闹翻的事一清二楚，对国民党军队腐朽和溃败的情形甚至比谁都清楚。他们正着手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他们所有的那些伟大的军事领导人，有的从地下状态，有的从游击抵抗区，有的靠徒步行军，纷纷回到延安，准备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16年以来的第一次！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刘少奇都长期居住延安，但林彪、彭德坏、陈毅、聂荣臻都是刚刚到达——他们是征服未来中国的著名元帅，建立一个一统天下的功臣。而戴维斯，来这里是要探讨军事合作的可能性，还有结盟的可能性！在那个大好时机里，戴维斯本来不应该出场。我也不应该。
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场革命，正历经磨难，由胚胎进入定形。我是唯一的新闻工作者，受着老朋友周恩来和老相识叶剑英的庇护，也受到了我和戴维斯抵达的事件而引起的虚假重要性的掩饰。此行的伟大目标是探讨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结盟，我是作为该目标的一部分，受到接待的。
时机以及牵线人约翰·戴维斯的出现确定了当时的气氛。
时机的掌握就是共产党人对1944年一系列事件的洞察。他们比谁都清楚蒋介石在华东战场上的厄运。国民党的军队正在解体，日本人在所有的省份里如入无人之境，而共产党人却尾追着日本人，组织抵抗运动。不管什么地方陷入日本人之手，共产党就感到是他们采取行动，进行组织的机会——组织发展之快超过了共产党的预想。六个月里，蒋丧失了25万军队，而共产党的兵员每个星期都在增长。眼下，他们已在日本人的后方建立了不少于16块的政治——军事基地，每块都称作“解放区”。其中有些解放区已控制了好几块长200英里宽100英里的地盘。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国民党都对这些解放区望而却步。解放区里的唯一政府就是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所考虑的头等政治大事就是怎样把这些“解放区”联成一片，建立一个“人民的政府”，一个真正控制着9000万人民并提供了保护的政府。正象他们所关注的，那个蒋介石的所谓“政府”己把它在华东的军队消耗完毕，而眼下只能在中国的西部，在美国的特别关照下苟延残喘。瞧，为了这一点，美国人，戴维斯和巴雷特都跑到延安来了，在探讨共产党分享美国友谊的诚意。所以，当这些当地政府的领导人在延安云集的时候，更为重要的军事长官们也随之而来，共商召开16年来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考虑成立一个共产党政府的可能性。此外，史迪威去职的事件也促使他们考虑这个正在诞生中的新政府是否应当同美国进行大量的交往。
我在延安探索历史的时候，亲身了解到的事实之一就是：革命是知识分子创造的，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革命者，但如果知识分子能把他们的理想和困扰普通百姓的东西结合起来，编织成器，就能把普通百姓引诱或罗致到一起成为一种革命动力。如果他们再聪明一点，向工人们和家庭们讲明道理，使这些朴实的人民认识到正束缚或正毁灭他们的东西是什么——那么，他们就能动员起人民去改变现实，去杀戮，去猎取，去牺牲，变得残忍，同时知识分子又总能给予纯朴的杀人者和恐怖主义者以道德上的赦免。
然而，在延安，政治是至高无上的。延安，置于其它一切事情之上的，是一座生产思想的工厂。也许只有罗马的基督教革命或18世纪的法国和美国革命才把思想看得如此重要。也许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如此有意识地察觉到，思想本身也象剧烈行动的发出者那样具有强大的力量。
延安是一个正处于实验阶段的“自力更生”型的政府。没有人在美国的大学里接受过政治学的基础教育，他们就自己学会怎样去挑选合适的人选去管理另一部分人——或临时去学大量实施管理所需要的技艺。在一个山村里，怎样才能用纸印刷成书籍、传单和货币呢？他们正在靠自己学习掌握。那时候，点灯用的油都是传统地从果仁里榨出来的，一点燃，这些劣质油就在家庭自制的灯上噼噼啪啪响个不停。怎么办呢？怎么使这些油纯净些呢？怎样使铁融化制造枪支呢？怎样护理伤病员呢？总之，一句话，没有知识，怎样去进行革命，建立一个崭新的政府呢？这就是延安的主要功能：使这些人们在这抉根据地上循环往复地接受教育，教会他们用新的方法思考。那时的延安地区居住着4万人．1万2千人是当地的农民和商人，其余的就是党的人了——积极分子，领导人，官员，占压倒多数的还是学生．学生们的年龄都在十八岁至四十五岁之间，有的是逃离敌占区的城市或国统区的学校刚到达延安的青少年，有的是中等年纪，头发灰白的游击队指挥员。他们在接受文化课的补习，学习怎样用书面下达战斗命令。
延安是—个学校社会——医生的，护士的，指挥员的，政治委员的，党的积极分子的，各类学校应有尽有。政治局的成员人人都分工负责某个领域的思想训练。
在那几周里，以及在一年后的重庆我好几次见得到毛，但都是公式化的会见。他给我不可磨灭的印象是第一流的——一个会用枪来思考的人，他的思想能强迫历史朝着他的理想迈进。
产生伟大历史力量的对话，在一开始就因为谈话自身的变化而被曲解是十分常见的事一一美国民主党人和中国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对话就是这样一个在官方的首次接触时就遭到曲解的实例。中国方面的发言人是毛泽东，美国方面的发言人是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毛是个天才，赫尔利是个****。赫尔利于1944年11月的第一周抵达延安，开始了美国同中国共产党的谈判。这个谈判是被偶然事件拖离历史轨道的最明显的实例。
赫尔利1944年11月7日抵达延安，抵达的第二天上午(陪同的中士速记员与会作记录)就同毛人其他领导人开始了会谈，出示了他和蒋介石以前共同拟定的条乱一个五点纲领。根据这个纲领，两党都矢志于团结，共产党将得到合法承认，在将来的某一天，共同努力，建立一个矢志于进步的政府——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要解散其军队．放弃他们的“解放区”政府(已经统治着8000万人民)，他们的军队要听从军事委员会的改组。
那天下午，毛作出了反应——是爆炸性的。他对国民党政权从上到下都作了谴责．指出，军事委员会没有什么权力，只是一个阉割军阀和地方部队将领的装饰性机构，其中只有一个位置留给共产党的部队是不够的，以此来让他放弃他那在中国首屈一指的部队及效率最高的政府显然是不能接受的。赫尔利说，这个协定将使你的一只脚迈进门里。毛说，如果你的双手被反绑在你背后，进去这个门里没有什么好处。赫尔利明智地提出建议．让共产党拟出一项自己认为是适当的解决条款，他将乐意洗耳恭听。那个下午，他们为这个谈判建议暂时中止了会谈。
第二天：是11月9日，星期四下午，他们又进行了会谈。共产党拟出了他们的书面提议，措词之绝妙，使赫尔利一点也看不出他们的强硬企图。赫尔利兴高彩烈地说，共产党的建议确实挺好．但就是迈的步子还不算大。他想改天再作评论。
赫尔利全然不懂。他不是知识分子出身，只是一个美国民间的那种漫画式的人物。但那天晚间在迪克西使团的窑洞里，他竟以美国最优秀的传统改写了共产党的建议——而对共产党说来，当他们在10日的上午见到赫尔利的修改稿时，一定会被那修改过的提议弄得眼花缭乱。
在赫尔利的修改稿中，第一款便是团结：“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都一致同意作为三种平等的力量，共同抗日。这几乎是一些辞不达意的话——仅在概念上就令人吃惊——意思是说中国的国民党政府(蒋的独裁政府)将被更新组织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联合政府”。在这个政府里，所有的党派一律平等。在这个联合政府之下，还将有一个“联合的全国车事委员会”，负责全国的军队共同对日作战；“从国外所得之供应将予以公平分配”，意思是美同将同时武装两党的军队。总之，经过赫尔利英国式的润色加工后，全文的基调完全是美国宪法和政治信仰的概念化翻版，既热情洋溢又让人翻译不出来。这个新的全国联合政府，赫尔利写道，将使人民获得“公正，信仰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请求政府改正冤案的权利，人身受到保护的权利和居住的权利。”赫尔利在使美国承担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义务，在使一个东方国家接受美国的人权法案。
当然，赫尔利的这个协议最终成了一片废纸。国民党认为被出卖，决不可接受。协议不得执行，使共产党认为受了美国的欺骗。
第四十集《天亮前后》
“...接踵于经济的崩溃，跟着来的便是道德社会的解体。这种环境正好是共产主义滋生蔓延的温床。也为中共的扩张与壮大留下了宽广的空间。但承担此一恶果的，却是苦撑八年，力却强敌的国民政府。”
可见国民党缺乏自省，只知怨天尤人。八年抗战，对中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然而中国不死，必然蕴涵着生机。中国象凤凰一样，要在浴火中重生。旧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必然灭亡，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在战争中发展健全起来的新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个新的政治、经济体制便是中国新的生机，破壳而出的新生命力，将促使中国向世界强国迈进。
经济的崩溃、道德社会的解体即是旧的政治、经济体制不能适应中国应对灾难的需要，行将灭亡的征兆。国民党不知调整，不能有效的应对灾难，不去变革以建立新的政治、经济体制，而是固守于旧的、行将灭亡的政治、经济体制。败亡则是必然的事。
国民党只是到了台湾后，在几乎灭顶之灾时，才知变革，才得以生机再续。国民党的灾难还未消失，还将面临生存危机，是就此灭亡，还是浴火重生，脱胎换骨，重回中国国家级大党的地位，就要看国民党诸君在危机面前是如何应对的了。其实在政治这个世界里，也应了达尔文的那句话：适者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