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毛泽东显然利用蒋介石的危急，提出共产党的要价：（甲）迅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
这个要价合不合理？显然是合理的。
蒋介石答应了吗？没有。
如果你说：把我身上的刀子拔出来，我就帮你。 但你的“盟友”不肯拔，你还会出手帮他吗？
我们看待这段历史，不是站在那个党派的一方，而是站在中国老百姓的立场上才能不受偏见所影响。
那个开口就说：“武装叛国分子就是杀的太少了，没有杀绝，中国才被贻害成这样的。”显然不能在公正的立场上看待历史。
完
作品相关 花园口事件真相披露经过
1938年6月，中国军队为阻止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决开河南境内赵口和花园口黄河大堤，以水代兵，以河制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阻截敌人西进南下的目的，同时也给豫、皖、苏人民带来了新的灾难。出於种种考虑，花园口事件在当时并没有来自官方的权威说法，一时显得虚实难辨。就相对意义而言，花园口事件真相暴露的过程是这样的：决堤放水成功的时候，国民党政府立足抗战，统一对外宣传口径，指称是日军飞机轰炸所致；民间媒体不时发出一些异样声音，国民党政府也未予追究；离开大陆去台湾后，国民党政府亦一直坚持初衷，不改其口；20世纪60年代，部分当事人或亲历者的回忆资料陆续面世，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档案也开始整理并公开使用，个中秘密渐为人知。但是，时移世异，原始档案和回忆性资料以及其它各种载体的资料之间的分歧越来越突出，更增加了真相大白的难度。因此，迄今为止，花园口事件的所谓真相依然没有做到完全、彻底和绝对真实。
在抵抗来势凶猛的日本侵略者时，处於弱势地位的中国军队不得不变更策略，借助自然力量，以水代兵，决开黄河大堤阻拦之。尽管如此，花园口决堤毕竟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军事举动，在阻止敌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殃及无辜民众。因此，从保持和鼓舞士气民心出发，从维护政府形象与威信出发，决堤的决策和执行都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1938年6月3日开始在中牟赵口作业时，担任决堤任务的第三十九军提前在堤岸内侧，构筑了必要的掩蔽部和交通壕，设置了伪装被覆等，并告诫士兵遇敌空袭或探照时要肃静沉着。6月8日新八师在花园口实施决堤时，师部专门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在周围警戒，对附近居民则谎称日军将至，将他们疏散出去。对於参加决堤作业的下层官兵，也宣称决开黄河是为了水淹日军、乘势歼之。
6月9日上午，花园口挖开后，因水流不大，新八师又用平射炮轰炸，终于决堤成功，洪水倾泻而出。新八师师长蒋在珍按照上级原定宣传策略，从决堤现场将事先拟定好的电报文稿发往武汉，称连日来中日两国军队在豫东激战，日军派飞机对我阵地进行狂轰滥炸，致使黄河大堤被毁决。当日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汇报决堤业已放水的情况，同时特别指出：“此间已拟定对外宣传，电文大意为敌占据开封后继续西犯，连日在中牟附近血战。因我军誓死抵抗，且阵地坚固，敌终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将黄河南岸大堤决口，以图冲毁我阵地，淹毙我大军。”
11日，蒋介石覆电程潜，就对外宣传问题指示如下：“1、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2、详察泛滥景况，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3、第一线各部须与民界合作筑堤，导水向东南流入淮河，以确保平汉线交通。”根据这一口径，11日上午九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从郑州发出第一条电讯，首次报道黄河大堤决口情形，称：“敌军於九日猛攻中牟附近我军阵地时，因我军左翼依据黄河坚强抵抗，敌遂不断以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将该处黄河堤坝轰毁一段，致成决口，水势泛滥。”
12日，中央社又电称日机轰炸赵口，扩大泛滥：“敌机三十馀架，十二日晨飞黄河南岸赵口一带大肆轰炸，炸毁村庄数座，死伤难民无数，更在黄河决口处扩大轰炸，致水势猛涨。又，敌将豫北之卫河、广济河、莽河相继决口，泛滥之广，前所未有，各县城东十馀村庄，悉被河水淹没。”
在中央社的引导下，国内各大报章如《申报》、《大公报》、《新华日报》等纷纷谴责日军炸毁黄河大堤致黄河决口泛滥的暴行。
13日，国民政府在汉口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对此予以谴责：“狂暴军部竟以人力来帮助黄河为害，以淹没我前线士兵和战区的居民。这惨无人道的行为，真可算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同时对日军方面的反驳予以回敬：“惯做欺骗宣传的日寇还不知忏悔，竟把决河毁堤的罪行嫁祸到我们身上。”至此，全世界更加坚信了日本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公然炸毁了黄河大堤。
河南境内黄河南岸大堤被毁决一事，尽管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还是有人从某种途径获得了一些信息，并且在国民党的中央社向社会发布这一消息前，率先报道了出来，甚至几乎与决堤行动同步。
1938年6月8日，《申报》（香港版）在第二版以“我军改守新防线，在牟东展开激战，豫黄河泛滥於我有利”为题，率先爆出黄河决堤的消息，“（汉口7日电）……日军第三路为第十四师团，西进已抵开封。华方前线报告，业已证实黄河在开封附近决口，其原因乃过去几日大雨之故。河南西北部与山东西部方圆（数）百里内，皆为水淹，或使日军机械化部队施展困难。鲁豫境内黄河两岸之乡村农民，因战争之故，皆早已离去，故死伤不至众多（路透社）”。在这里，虽然地点上有误，如把决堤之后可能被水淹没的河南东南部说成是西北部，还误测“鲁豫境内黄河两岸之乡村农民，因战争之故，皆早已离去”，而且也没指出决堤是谁所为，但决堤的事实已经暴露出来———当时，中国军队正在紧张地挖掘大堤，赵口决堤过程中连挖三道口子均告失败，流出的水很少，而花园口决堤已至紧要关头。
6月9日，该报接着报道：“（上海8日电）开封失守，郑州危在旦夕，华军现正忙於准备保卫汉口。据闻华军最高当局，拟在郾城及信阳附近，与日军决战。该区据闻筑有强固防御工事。在该战争中，中国将初次调用在过去十个月中在后方加紧训练之新军。同时华军亦将使用至今只用过几次之新式武器。以现时情形观察，除非华军决心破坏黄河堤坝，水淹广大平原，否则日军攻取郑州后，必能迅猛向前推进。因豫省地带为全中国最有利於日军施展机械化部队的，在数十里内途中，并无山谷河流，阻止坦克车、铁甲车及其它摩托化战争利器之进展。（路透社）”这种语气透露出来的似乎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假设，更像是已经知道了决堤的某些信息。事实是这天上午九时，花园口决堤已经放出了水。
6月10日，该报继续报道：“（汉口9日电）……（二）据非官方报告称，开封至洛阳一带之黄河堤，其贴近铁路者，将由华军决堤淹没，使河南平原，尽成泽国。”至此，似乎已经不需要进一步开门见山和指名道姓。面对连续三天的追踪报道和持续推测，稍微关注时事的读者，即已能够从中窥知黄河决堤的基本情形。
6月16日，渖阳的《盛京时报》以《决溃黄河堤防为党军计划的行为》为题，直言黄河决堤不是日军而恰恰就是中国军队所为。
6月17日，巴黎哈瓦斯社报道了法国急进社会党机关报《共和报》对黄河决堤的评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侵入荷兰国时，荷国曾以决堤为自卫之计，其国人虽患水灾於一时，其领土幸赖以保全。1812年冬季，拿破仑一世攻俄时，俄国亦以坚壁清野之法阻止法军前进，并将莫斯科付之一炬，卒致拿破仑一世所统大军，为之败绩。似此，某一民族受人攻击，而有灭亡或沦为奴隶之虞，辄利用水患与冬季凛烈气候以御敌，其事又安足怪异？时至此际，中国业已准备放出大龙两条，即黄河与长江，以制日军死命，纵使以中国人十人性命，换取日本人一人性命，亦未始非计，此盖中国抗战决心之表现也。”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和接下来的国内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对花园口决堤的事实一直坚持最初的日机轰炸说，从未作过任何更改。即使面对民间媒体的不同报道和社会上有关这一事件的各种各样的说辞，甚至中国军队主动决堤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的情况下，也没有进行澄清以正视听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逐渐远离，日机轰炸说逐渐松动。1962年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著出版的《抗日战史》第12册，将花园口事件作为战略上的“重大成就”之一加以评价：“6月7日夜（所记时间是错误的———引者註），先后於赵口、花园口河堤，放水成功，至11日，适大雨滂沱，益助其势，水流急湍，如万马奔腾，陇海路附近尽成泽国。12日，向南注入贾鲁河，致中牟、尉氏、扶沟及其以南，均成泛滥……於是，我军凭汛区障碍，北连黄河天然地障，与敌对峙达六年之久。而通往武汉之最佳接近路線———平汉路，在随后之武汉会战中，未为敌所用，反而须绕崎岖难行、道路稀少之大别山区……换得最珍贵之五个月时间……对稳定战局，挽救国家危亡，确具有至高之贡献。”但是，该书并没有指明决堤是否为中国所为。
最早改变日机轰炸既定说法的，是抗战期间曾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的董显光。晚年，董显光寓居美国，闭门著作。他在1967年出版的《蒋总统传》中写道：“日军进攻郑州……中国方面对於日军之前进，早有惊人之准备，我方将郑州的黄河堤炸毁，以滔滔之水对抗侵略之敌，数千日军为水所截，遭淹死。”书中还评论道：“纵然不能拯救汉口的命运，但已延缓其被占领之时日达三个月以上。”
1973年，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吴相湘在《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中，公开记述决堤是中国军队为阻止日军西进而实施的断然措施，并称：“黄河洪水泛滥，豫皖苏的若干地区不免遭受水灾，这种牺牲争取到了将近半年的保卫武汉的时间。”以后出版的《蒋总统秘录》亦如是记载：“6月上旬，日军主力攻陷开封，8日进犯中牟、尉氏。此时，中国军队准备了一个秘密策略，就是掘开黄河堤防，以人工洪水阻遏日军进攻。”
年主持决堤的第二十集团军参谋长魏汝霖，是花园口事件里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曾在决堤的次年即1939年3月，写有个人日记，详细记载了决堤的过程。该日记现存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时任新八师司令部参谋的熊先煜的《花园口掘堤日记》齐名，是现存有关花园口事件的两大真实历史记录之一，而且还因其距事发时间最短而被广泛引为信史。但是，魏汝霖到台湾后一直缄口不言。随着《蒋总统传》等有关抗日战争历史论著的面世，他才於1972年在《中原文献》第3期发表《抗战期间黄河决堤纪实》，开始讲述当年的事情。
作品相关 应‘沧海笑062’9要求
致日本外相町村信孝的一封公开信
町村信孝先生：
近日看新闻，偶然间看到町村信孝先生对中国的历史教育“颇有微词”，声称将要求中国予以“改善”的报道，不禁让人感到啼笑皆非，继而义愤填膺，不由得想请教町村信孝外相，你想让中国政府怎样来教育中国国民呢？？
外相先生要求对中国历史教育进行“改善”自是希望中国人都象你们日本政府那样任意歪曲历史，篡改历史。但这么做是你日本人的传统，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就是忠实历史，如实的记载历史的本来面貌是中国史学家的责任与义务，中国古代如实记载史实的范例数不胜数，“在晋董狐笔，在齐太史简”，就充分说明中国的史学家们是不会向暴力屈服的，“以史为鉴”、“前车之鉴，后世之师”。不忘记历史、不篡改历史是对事实的尊重，是吸取历史教训，不要重蹈覆辙。
外相先生能荣登一国外交部长之高职，自当学富五车，博古论今，但是外相先生还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放此撅词，不知是不是贵国的教育一贯不承认历史，歪曲历史的结果呢？如若是这样，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国民是会不吝赐教于你的。如果外相先生是熟知这些历史的，还要放此橛词，只能说明外相先生无耻之尤，不能不让我对贵国大多数从政人员的人品感到鄙视。
外乡先生要求中国政府改善历史教育不要等同于抗日教育，那么我们来看看中日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中国政府的教育是在教育事实，还是在歪曲事实。
首先，自汉唐以来，日本就以中国为师，不断派遣“遣隋使”、“遣唐使”来中国学习，中国也不断有人去日本启迪教化。
但是，日本是怎样来对待这个教育他的老师的呢？？
中国明代的著名民族英雄戚继光之所以被后世所铭记，就是因为他所抵抗、打击的就是倭寇，也就是町村信孝先生，你们日本人的祖宗。
近百多年来，你们日本不仅不有所收敛，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如果町村信孝先生不知道的话，我再给你补补这一应在中学就该学习的历史课。
自日本明治维新（我想町村信孝应该还是知道的吧，毕竟是你们的“天照大神”的子孙）以来，日本就一直向外侵略，扩张。先侵吞朝鲜半岛，继而窥伺我中国东北、华北，乃至整个中国。
日本就象一头永远喂不饱的饿狼，自1894年甲午之战后，不断撕咬这个教化它的邻邦。让我用以下的事实来告诉你，为什么你认为中国的教育是等同于抗日，因为这是你们日本所犯下的罪行。
一、割地：
在甲午战争前，你们日本就利用卑劣的手段，占据了自古就是中国属国的冲绳、琉球群岛。
甲午战争后，你们日本逼迫中国（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以及周边的澎湖列岛、钓鱼岛群岛。
二、赔款：
《马关条约》里，你们日本逼迫中国赔偿白银二亿三千万两，连辽东半岛归还中国还要白银三千万的赎金，加上舰船等物资约一亿二千万白银，共计三亿五千万两白银。而当时的日本，全年收入不过八千万日圆，所以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也就是町村信孝先生您的“前辈”曾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
《辛丑条约》你们日本和其他十几个国家一共要求中国赔款本息合计九亿八千万两白银。
三、驻军：
自《辛丑条约》签定后，你们日本就开始了在中国的驻军，从北京到山海关的漫漫长路上，你们派遣的军队在中华大地上无恶不作。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你们为了加快侵略中国，不断挑起事端，并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将中国的东北三省分割出去，成立了所谓的“满洲国”。之后，你们变本加厉的、花样百出的制造借口，又陆续迫使中国签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妄图把中国的华北再纳入你们的所谓“皇道乐土”。
这些协定使你们的野心极度扩张，就在1937年7月7日，你们在中国北京宛平的驻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而挑起了战争，这场战争一打就是八年，在这八年里，你们派遣了数百万的军队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只至最终被中国军民赶了出去。
四、屠杀
这一百多年来，你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屠杀了多少中国人，恐怕连你们自己也算不清楚，就目前的资料显示你们屠杀的中国军民何止千万。
甲午战争时，你们就曾将大连和旅顺全城屠杀殆尽，仅余数十人也都是为了让他们搬运被你们屠杀的百姓尸体而活下来。（英国人胡兰德博士在所著《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中记载：“当时日本官员的行动，确已越出常轨。……他们除了战胜的当天以外，从第二天起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据说当时从军的欧洲军人及特约通信员，目睹这一残暴情况，无法加以制止，唯有旁观，令人惨不忍睹。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三十六人。这三十六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被留下的。他们帽子上粘有‘勿杀此人’的标记，才得免死。”）
在长达八年（1937-1945）的抗日战争中，死难的中国军民更是高达三千余万，其中仅在南京一地，就进行了长达6周的大屠杀，死难的中国平民三十余万，强奸妇女两万余起。
也不用说在日军占领下的其他地区，如抚顺市平顶山村，仅此一村，就有三千多人被杀害。在中国各地发现的万人坑等是数不枚举。
五、掠夺
1、人力的掠夺
近百年，尤其是8年抗日战争中，你们日本先后从中国占领区内掠夺了多少中国人到日本去给你们做牛做马。近似奴隶的待遇，多少中国人在日本被压榨干最后一丝体力后，被你们残忍的杀害。
在被占领中国的东北又有多少人被你们拉倒矿山、军事基地去做苦工，最终连尸骨都没有留下。
还有多少人被你们利用来做活体生化实验、细菌实验，时至今日在东北各地还时有发现你们残留的生化武器，这些武器又使成百上千的中国人受到伤害，也没有见你们日本政府给受害的中国百姓进行赔偿。
还有多少中国、韩国妇女被逼迫做慰安妇，就目前的可查资料显示，仅中国就有近20万妇女在你们的慰安所里被你们蹂躏。在城市和乡村被强奸的妇女不计其数。
2、财物掠夺
在占领中国的十数年里，你们从中国掠夺数以百万吨的煤矿、铁矿，木材、钨矿等等，价值数千亿美圆的财富，你们日本能有今天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掠夺上的。
3、文物掠夺
你们从中国掠夺的各种文物达数百万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北京猿人”头盖骨至今下落不明，也许就藏在你们日本的哪个博物馆的阴暗角落里。
4、图书典藏
中国古代的多少珍品图书典藏被你们掠走，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这仅仅是南京一地。
在被占领的中国各地数以百万册的古老典籍被你们掠走，至今不予归还。
上面所说的这些仅仅是你们在中国犯下滔天罪恶中的沧海一粟，多少资料你们日本至今不敢公开，昭示天下。
作为一个人，看到这些饱含血腥的数字，难道没有一丝的内疚，恐惧
在这里我不仅想到同样是作为二战战败国的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的一跪，震撼了整个世界，全世界都不得不佩服日尔曼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和大和民族有着天壤之别，同样的，都是前人犯了罪，然而希特勒现在为全世界所唾弃，而东条英机却还在受到大和民族自己的顶礼膜拜，勃兰特的一跪是伟大的下跪，这一跪让人感到德国人民反对纳粹势力的真诚与决心。德国人反省战争的罪行，比你们日本人高尚了何止百倍，所以战后的德国是伟大的，德国民族是伟大的。德国不仅清偿了战争赔款，而且在打击纳粹势力方面至今仍在进行不懈努力。反观日本，不仅不承认战争罪行，毫无悔过之心，继续叩拜战争罪犯东条英机，而且在不断篡改历史教科书来蒙蔽日本本国人民，不仅自己修改，还无耻的要求受害国也要修改，意图蒙蔽世人，当今世界还真看不出能有比你日本人厚颜无耻者。日本对外侵略的狼子野心至今不仅未曾泯灭，而且通过修改和平宪法，开始了海外派兵的事实说明现在的日本政府继承其前任军国主义政府对外侵略的本性也已昭然若揭。
二战后，中国历届政府自蒋介石先生起，至后来的毛泽东、邓小平等出于对日本人民的友好，希望两国屏弃前嫌，和睦共处，因此大度的取消了国家战争赔款，日本也因此而得以迅猛发展，成为今日世界经济强国之一。
但是现在的日本政府却忘记了这些，一方面叫嚣着侵占中国的钓鱼岛群岛，一方面又在干涉着中国内政，要把台湾纳入其防御圈内，以怨报德。
你们的历届首相不顾历史，不管周边国家的抗议，年年去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
你们还在不断的篡改历史教科书，妄图把真相湮灭。
你们政府的这些所作所为能让周边的国家放心和你们和平共处吗？有一句名言说的好“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你们已经在背叛历史，背叛世界。终有一日，历史的真相是会让全世界人所熟知，包括现在被你们欺骗的日本人民，你们终将会自食其果。
现在的日本人民中也有许多良知未泯的正直之人在力图还历史本来面目，如东史郎先生。
请问外相先生，是中国的教育等同于抗日教育，还是你们自己做了贼还不许别人说说呢？
在这里我引用张纯如女士的一席话警戒日本政府。
“我相信最终真相将大白于天下。真相是不可毁灭的，真相是没有国界的，真相是没有政治倾向的。我们大家要同心协力，以确保真相被保存、被牢记。使《南京大屠杀》那样的悲剧永不再发生。”
外相如未学习过这些历史，我向你推荐一些书籍，应该能让你了解一二：
《南京大屠杀》 张纯如 美
《太平洋战争》 约翰.科斯特洛 英
《清日战争实记》 桥本海关 日
《从军日记》 向野坚一 日
《在龙旗下》 艾伦（James Allan） 英
《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 胡兰德 英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王 琨
二00五年三月六日凌晨
附1在写此文时，不由的感怀一位不会说华语的生在美国的美籍华人张纯如女士。
张纯如，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出生，在伊利诺州长大。1989年从伊利诺大学毕业后，曾在美联社和芝加哥论坛报当记者，后来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写作学位，并开始全职写作和演说。
张纯如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是抗日国军将领张铁军，后曾为台湾中华日报总主笔。其父当年是台大物理系“状元”，其专著《量子场论》在美国理论物理学术界颇有影响。张纯如的母亲一直从事生物化学的研究工作。
张纯如曾荣膺麦克阿瑟基金会“和平与国际合作计划”奖、美国华人团体“年度女性”称号，并且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太平洋文化基金会”及“哈利·杜尔门图书馆”赞助。张纯如曾成为世界最著名的文摘杂志《读者文摘》的封面人物，受到许多电视节目邀请，包括著名新闻访谈节目《夜线》(Nightline)和《吉姆莱赫新闻时间》(NewsHour With Jim Lehrer)，也为多家出版物(包括《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写稿。她与NBA体育明星“东方小巨人”姚明、著名钢琴家郎朗被誉为当下美国最引人瞩目的三位华人青年。
1997年，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被二战遗忘的浩劫》在美国出版。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研讨会也因此在美国哈佛及斯坦福等大学举行，美国新闻媒介都大幅报道了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是首部全面记录当年日军血洗南京城暴行的英文著作，曾连续5个月被列为《纽约时报》书评的最佳畅销书，引起英语世界对二次大战时日本在中国实施暴行的关注。张纯如的其它作品还有《蚕丝》、《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之谜》。去年，其新书《美国的华人：一部叙述史》的出版再次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突然在美国加州自己的轿车内用手枪自杀身亡。
作品相关 抗日战场之万家岭大捷
抗日战场之万家岭大捷
作者：千里独行侠
“雷鸣谷是周围环山的狭小盆地，我们向这峡谷进军。后来才知道，周围的山中有数万敌军在等待我们。
“当我发现敌军来袭时，我听到令人恐怖的迫击炮声越过我的头上在前面五十米的地方爆炸了。炮弹击中了马群，马群炸了窝般的在烽烟中乱冲胡撞。离开九江时有数千匹马，到雷鸣谷，连一匹马也没有了。从第二天开始，我们的中队就躲在水沟的土堆四周跟敌军对峙。然而由于四周的山中都是敌人，子弹从四面八方飞过来。
“战友们大部都受伤，也有些因为饥饿和疲惫而倒下来。死在水沟的战友们，他们的脸色都变成茶色而浮肿，白花花的蛆虫从他们的鼻孔和嘴巴掉下来。一连几天都没吃东西，只能从漂浮着同伴尸体的水沟里舀脏水喝，活着的人也都快变成了鬼。我也觉得我的死期到了。对着十月的月亮，我放声大哭。”
上述文字摘自日军原106师团的一个幸存者——辎重队运输兵那须良辅战后所著的《地狱谷中的三个星期》一书。书中记录了作者的部队在一次空前惨烈的大战中的悲惨遭遇。在战后众多的回忆性、纪实性的作品中，记录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文字在数量上比不上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上的，且多以辉煌的、胜利者的回忆为主，像这样凄惨的记忆不多——当然，日军的凄惨，只会给中国人带来福音，日军的败仗，只能意味着中国军队的胜利。
这次胜利就是万家岭大捷。
1938年8月，武汉会战全面展开。战至9月，日军第6师团先后攻占黄梅、广济、田家镇；波田支队占领富池口；第9师团攻占太阳寨，进至和尚垴、笔架山；第101师团进抵西孤岭；第106师团占领马回岭；第27师团在覆盆山附近与守军第8军激战，呈胶着状态。
从上述态势上来说，形势对日军有利。但守军表现也足以称道。首先，在作战指导方针方面，蒋介石汲取了淞沪、徐州会战的教训和听取了中共方面的意见，对死守一城一地的做法已有了改变。军事委员会9月上旬下达的《武汉会战方针、目的及策略指导》中，第一条明确指出：“以目前形势观察，自力更生仍为我政略上最高战略，基于此而产生之作战指导方针，亦即持久战与消耗战。”虽然仍指出武汉“不能轻易放弃”，“固守时间越久越有利”，
但已明确提出“武汉会战之兵力消耗，以百分之六十为标准，其余百分之四十备作第四期作战之基础，预料其在攻略武汉后，敌当作较长时间之考虑，我可得恢复实力之机会”，并对战后部队转移、补充作出预先规定。在9月16日下达的《武汉会战作战计划》，更指明“国军以自力更生持久战为目的，消耗敌之兵源及物资，使敌陷于困境。促其崩溃而指导作战。”上述两个文件表明武汉会战期间，国军已将持久作战和消耗敌有生力量作为主要指导方针，这与以前相比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并迅速得以在战场上见效。
其次，中国军队在武汉外围的各路守军，面对中日战争爆发以来集结最多、占据优势的敌军，或宁死不退，或节节抗击，大量杀伤了敌军有生力量，严重打乱了敌军的作战部署。第6师团攻占黄梅后即向广济进攻，仅30公里的路程，日军整整苦战了8日，攻取广济后已成强弩之末。休整7天，又补充新兵3200人后，才能继续向田家镇进攻。而田家镇中国守军第57师、第9师在第2军军长李延年的指挥下殊死抗战，又给予了日军沉重打击。双方炮火之猛烈，为抗战以来少见。一枚中方迫击炮弹竟凑巧击落了一架低空飞行的日军飞机，成为战争奇闻。57师在26军的配合下一度包围日军第11旅团，11旅团粮弹断绝，几遭灭顶，令第6师团相当紧张。沿长江进攻的波田支队和第9师团激战竞月，几经整补。101师团损失最大，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被击伤，101联队先后冲击东孤岭15次毫无进展，联队长饭塚国五郎哭求援兵未果后，率残兵自杀性进攻被击毙，该联队基本覆灭。27师团在群山之中激战，伤亡严重，仅25日夜麒麟峰一地，即弃尸300余具。在攻占覆盆山的战斗中，103联队长谷川幸造大佐被击毙。
交战双方均已拼尽全力，战场一时凝滞。这时，日军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从空中侦察得知，南浔路与瑞武路之间中国守军兵力薄弱，遂下决心命令106师团向西推进，试图从此空隙突入，策应27师团作战，以期打开局面。
106师团，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辖步兵111旅团（下辖步兵113、147联队），136旅团（下辖步兵123、145联队），骑、炮、工、辎重各一个联队。该师团系特设师团，实际上就是预备役师团，征召预备役人员临时组建的。特设师团在人员数量上与现役师团无大差别，但质量差别较大。以一个步兵联队为例，特设师团内服现役的只有大队长、联队长及联队副官，其他中队长、小队长及士兵都为预备役或后备役。组建部队时，各部队长都从各部抽调，相互配合能力差，战斗力不强。第106师团的士兵，来自于南九州的熊本、大分、鹿儿岛、宫崎四县，该师团于1938年5月才在熊本编成，随即便装船运往华中，参加武汉会战。此前在南浔路战斗中，遭中国守军第8军和第64军155师顽强抗击。第8军又在反击中重创敌人。106师团参加战斗的3个联队、9个大队共计16000人，伤亡达8000人，战死113联队长田中圣道大佐，大队长3人，重伤145联队长市川洋造中佐，大队长2人，中队长和小队长死伤过半。惨重的损失不仅让106师团一度几乎失去战斗力，还使其落得了日本第一弱师团的名声。南浔路战斗后，106师团调回休整，补充了2700新兵。冈村宁次将“华中派遣军”从杭州地区调来，将第11军第22师团的山炮兵第52联队配属给106师团。整补后的106师团初步恢复元气，接到冈村命令后迅速行动，10月2日，师团主力进抵万家岭地区。
冈村宁次无疑是日军很有才干的将领，但后来的战斗进展证明，他在此处的“奇兵”是一个昏招。武汉会战鏖战月余，部下伤亡惨重，进展不顺利，冈村焦急之余，急于打开局面的心理占了上风，使他对敌情我情均做出了错误的判断。106师团重创之余，战斗力大打折扣。而对峙的百万中国军队虽然损失惨重，但筋骨尚在，元气未损。106师团深入中国军队纵深，与友军联络困难，势成孤军，当面的中国军队将领稍具韬略和勇气，是不会放弃这一战机的。
中国军队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司令长官为薛岳。
薛岳，字伯陵，广东省乐昌县人，1896年生。他的原名叫薛仰岳，因为他出生时，正值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年，国土台湾沦丧，民族危机空前。其父为他取名“仰岳”，“就是取义效法民族英雄岳飞之意”。成年后，薛岳认为“只是敬崇岳飞尚未足以称其心意，乃去‘仰’字，单名岳，直以岳飞自况”。 11岁，薛岳考入广东黄浦陆军小学，开始接受军事教育。14岁，他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他于1914年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6年毕业后，与邓演达、张发奎、李汉魂等一同考入保定军校第6期。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发动第二次护法运动。薛岳任大总统警卫团第一营营长。次年6月，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越秀楼，围攻总统府，薛岳率官兵曾冒着枪林弹雨掩护孙夫人宋庆龄安全撤离，深得孙中山嘉许。
1926年，他作为北伐军第1军第1师师长，率部参加北伐，常常以少胜多，多次受到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通电表扬。
在10年内战中，薛岳拥护蒋的反共方针，先后以第5军军长、北路军第6路军总指挥的身分，多次参加对红军的围剿。在红军被迫进行长征时，他被蒋介石任命为第2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部追击，被红军视为心头大患。
抗日战争爆发后，薛岳先后指挥部队在上海、南京、河南一带与日军激战，在其他战线接连吃紧的情况下，所部连打了几个好仗。薛岳在指挥战斗中坚决果敢，被同行称为“老虎仔”。
当发现106师团孤军深入之后，薛岳认为机会难得，随即给武汉军委会和9战区司令部发电请示：敌松浦之第106师团钻隙精神甚强，已突至我白云山一线纵深。我兵团拟抽调大军，歼灭突入该敌，以定后方。
蒋介石迅速回电同意，并表示再调遣部队支援薛岳。
决心既下，薛岳乃从德星路、南浔路、瑞武路三个方面抽调第66军、第74军、第187师、第139师的一个旅、第91师、新编第13师、新编第15师的一个旅、第142师、第60师、预备第6师、第19师，会同负责正面阻击106师团的第4军，四面包围，全力出击。
10余万军队开始在崇山峻岭中运动。
大战在即。
10月1日至3日间，第4军附第58师向已占领万家岭、哔叽街一袋的日军连续攻击。日军在飞机掩护下拼死反击，双方伤亡均重。直到4日，双方在小金山、万家岭、张古山、箭炉苏一带连续激战，阵地几度易手。此时，薛岳调遣的各部队已陆续靠拢，对106师团合围之势已成。
身在九江的冈村宁次从空军侦察中发现情况不妙，薛岳给他的106师团伏下了个口袋阵。他立即命令106师团向北转进，向第27师团靠拢，同时命令27师团警戒106师团右翼，企图把106师团接出重围。
薛岳发现27师团动向后，命令从瑞武路转来的李汉魂所部向柘林以北地区转移，阻击27师团。5日，李汉魂作战部署完毕。令91师，新编第13师、预备第6师为第一线阻击部队，防守右起杨家，亘城门山、洼山、蒋家坳、排楼下、螺墩，左至河浒一线；令第142师（欠第725团）及第60师为预备队，控制于彭岗、上卢地区；令第725团防守路马岭、龙腹渡一线警戒阵地，并掩护左侧背；令第187师及第19师各1个旅及第139师1个团为第二线防守部队，在墨赤山、乌龟山、田家、柘林一线构筑预备阵地。
与此同时，106师团接到冈村命令，急忙行动，但在这紧要关头，松浦淳六郎和他的参谋竟然犯了低级错误——难于识别地图！这次武汉会战日军所使用的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是1926年冈村从孙传芳那里窃取来后，由参谋本部印刷发至部队，里面多有不准确之处。而特设师团的高级参谋和幕僚的军事素养殊为有限，无法比照参照物予以纠正。他们试图借助指南针标定方向，可当地又有磁铁矿藏，指南针失灵。在山中冲撞一两日，处处遭到中国军队阻击，也未找到一条生路。106师团似乎注定在劫难逃。
10月5日、6日两日74军等部在长岭、背溪街、张古山、狮子岩等处与106师团激战。106师团在海军第2联合航空队和陆军第3飞行团的掩护下，集中全力猛攻，但在守军沉着应对下，收效不大。6日，薛岳认为歼灭当面日军的时机已到，13时，下达作战部署：令吴奇伟指挥第66军、第4军、第74军向右堡山、万家岭、箭炉苏、长岭、雷鸣鼓刘一带之敌包围攻击。令李汉魂部死守阵地，切断27师团和106师团的联系，并与7日14时向敌佯攻，相机向左侧背转移攻势；第18军副军长陈沛指挥第60师、预备第6师及142师的725团竭力迟滞永武路之敌，掩护左侧背；炮兵一营又1连在棋田以北地区占领阵地，以主要火力压制敌炮兵，以一部协同友军向万家岭、田步苏攻击。攻击时间及详细部署由吴奇伟规定。
吴奇伟于6日15时下达命令，命令各军于7日12时前完成进攻准备，16时开始总攻；第66军重点向石堡山攻击，得手后于第4军及第74军协力将万家岭、田步苏之敌歼灭；第4军派兵一部掩护66军右翼，军主力确保现有阵地；第74军向西北攻击，防敌向南突进。
但由于日军顽强抗击和日机轰炸袭扰，各部队并未按时展开进攻。第66军以第195师及160师一部展开于金蛾岭、公母岭一线，17时才完成攻击准备，随后向石堡山攻击前进。74军则直到21时，该军第51师方才就位，开始攻击。日军前日长岭北端和张古山最高点，并迅速增加兵力到2000余人，凭险据守。51师在师长王耀武指挥下，数度攻击无效。305团团长张灵甫提议组织一支精干的小部队，从日军疏于防范的后山绝壁上进攻，得到王耀武同意后，张灵甫亲率部队出发，在友军的支援下，经过白刃格斗，占领张古山主阵地。拂晓后，日军拼力反扑，一度夺回阵地。张灵甫率部死战，腿部负伤，仍不下火线。张古山顶一时尸山血海。
截至9日，各部经过激战，进展范围虽不大，但大量杀伤了日军，特别是日军基层军官伤亡惨重，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亲自组织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200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以加强力量，这在整个中国抗日战争中是绝无仅有的。
同时，蒋介石命令薛岳，务必在9日24时前全歼该敌，作为“双十节”献礼。
15时，薛岳命令各部队选拔勇壮士兵200至500人组成奋勇队，担任先头突击。同时各部长官一律靠前指挥，薛岳自己也亲临一线。18时，炮火准备。19时，奋勇队出击，各主力部队紧随其后，向箭炉苏、万家岭、田步苏、雷鸣鼓刘、杨家山等地全线攻击。各部队前赴后继，踏尸猛冲。经一夜血战，106师团的防御阵地彻底崩溃。激战至10日晨，第66军收复万家岭、田步苏，第4军收复大金山西南高地和箭炉苏以东高地，第74军收复张古山，第91师收复杨家山东北无名村，第142师收复杨家山北端高地。战斗中，第4军前卫突击队曾突至万家岭第106师团司令部附近不过百米，因天色太黑，加之自身也伤亡重大，未能及时发觉松浦中将。据战役结束后一名日俘供认：“几次攻至师团部附近，司令部勤务人员，都全部出动参加战斗，师团长手中也持枪了。如果你们坚决前进100米，师团长就被俘或者切腹了。”未能生擒松浦淳六郎，成为此次会战中最大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