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使日方用很小的代价，就控制了 整个淞沪地区。据梅津分析，如果继续这样，只要在平津地区不断滋事挑衅，很快就可以让 国民政府屈服的，于是他开始了信心百倍的“运筹帷幄”。
梅津美治郎直接授意时任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的酒井隆，一手策划、制造了“ 胡白被杀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大作文章。
1935年5月3日，天津《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和《振报》社长白逾桓两个汉奸在天 津日租界内被暗杀，即“胡白被杀事件”。这其实是日本惯用的“贼喊捉贼”伎俩(据后来 史学家研究证明，是酒井隆指使人干的)。梅津美治郎乘机让酒井隆致电参谋本部，声称“ 经调查结果，终于判明系蒋介石系统所策动”，“我方为了自卫之需要，将来不经警告，随 时采取认为适当之行动，并声明由此发生的不幸事件概不负责”。
不久之后，即5月11日，他又派日本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与酒井隆一起去会见国 民政府军政部长兼北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何应钦，诬蔑说胡、白之死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 蓝衣社”一手策划的，并威胁说，若不严加制止，“事态恐会扩大”。
图谋不战而取华北的梅津美治郎(2)
5月17日，高桥坦在梅津授意下，再次以驻华使馆武官名义，发表公开讲话说： “天津的暗杀事件是蒋介石政权对日本采用双重政策的铁证，亦为蹂躏日本租界中的警察行 政权之重大事件。此事真相正由我外交机关与天津驻屯军、关东军及北平武官协力调查中， 不日即可完竣。”显然日军拿出了武力的大棒，准备将事态扩大，迫使国民政府就范。
不仅如此，梅津美治郎另一手又挑起了“孙永勤事件”，即所谓的孙永勤部进入 非武装区事件。1935年，日军开始以“剿匪”为名围攻东北的抗日义勇军。5月17日，日军 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孙永勤部由热河境内逼入关内，日军借此硬说国民党遵化县县长接济孙 永勤的部队，违犯了《塘沽停战协定》。5月29日，梅津美治郎以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的 身份发表通告说，由于发生了“孙永勤事件”，日军便有理由再次越过长城线，并单方面擅 自宣布：把北平和天津也并入所谓的停战区内，要求国民党军队全部撤出。
此后，梅津美治郎充分利用这两个事件迫使国民政府妥协。他一边不断派兵骚扰 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国民党天津党部等机关；一边派他的参谋长酒井隆和高桥坦， 分别代表日本天津驻屯军和关东军向何应钦提出“抗议”，举行武装游行和飞机低飞示威。 此时，英、美仍是一贯的绥靖政策，即使它们在华北也有重大利益，但它们宁愿 牺牲这种侵略利益也不愿“惹火上身”。据指挥飞机低飞示威的高桥坦战后回忆说：“彼时 ，英、美等国大使及武官尚驻北平，但一般均持观望态度。只有一次，当关东军的重轰炸机 在北平低空飞行示威时，一个平素和我交好的英国武官来到我的办公室说：‘飞机飞得太低 了，已影响工作，大使让我来请你们考虑一下。’我说：‘好吧，我转告他们再稍微飞高一 点。’英国武官对这个问答很满意。”
在国际社会的纵容之下，日军以武力步步紧迫。梅津美治郎串通关东军，于6月7 日由关东军派一个步兵大队开到山海关，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主力进入古北口，一个飞行中 队集结锦州待命。6月9日，日本海军也派两艘驱逐舰开进天津大沽口。梅津美治郎还将轮换 回国和新调来的日本士兵都集结于天津，摆出一副随时准备进攻平津的架势。
6月4日至8日，国民政府在日军的压力下，不得不采取一连串措施，希望能通过 妥协退让，满足日军所提的无理要求。4日，罢免天津原市长张延谔，改以亲日分子王克敏 接任；6日，调离河北省主席于学忠；8日，决定调走驻平津地区的国民党第五十一军。
梅津美治郎见到国民政府退让，更进一步要求：第五十一军全部撤离河北的日期 告知日方，国民党中央军必须离开河北省境，禁止全国的排日行为，并让酒井隆传话说， “绝无让步可言。若在6月12日以前不能答复，日军会采取断然处置”。
6月10日，何应钦约见高桥坦，口头答复并全部接受了日方的无理要求，准备 “10日起开始撤出河北省境内的国民党党部；11日起开始以火车运送第五十一军，预定25日将 其全部撤出河北省”；“决定将第二师、第二十五师调到河北省以外”；承诺“国民政府决 定近期向全国发布命令，禁止排日活动”。
事实上，国民政府6月11日就马上公布了《友邦务敦睦谊令》，压制中国人民的 抗日言论和行动。
但梅津美治郎对国民政府的屈辱退让还不满足，认为何应钦是以口头约定的方式 答应的，不太正式，所以要求何以书面的备忘录形式正式答复。6月11日，梅津美治郎派酒 井隆，将日本单方面拟定的《觉书》送交给何应钦，要求何应钦签署承认。
7月6日，何应钦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接受日方《觉书》中所提各项要求：“所 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本日起遂行，特此通知。”梅津美治郎的《觉书》和何应钦的复函， 就是历史上的《何梅协定》。这个协定虽未正式签字，但何应钦的复函在事实上已构成 对《觉书》的法律承诺。
通过《何梅协定》，日军不仅将在华北的中国军队主力尽数赶出，而且将国民党 党部、国民党宪兵部队及特务机关部队也驱出华北地区，获得了对华北的操控大权，在国民 党政府的一味妥协之下，日本侵略者最终实现了“不战而取华北”的目的，不费一枪一弹便 占领了平津地区的战略要求。这为不久之后日军制造七七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 了祸根。
%%%“二二六”事变后，梅津美治郎官至陆军省次官，陆军大臣的位子却被比自己资历浅的板垣征四郎抢走了。后来，关东军司令官一职正合了他的口味， 从此开始“苦心经营”起日本帝国的“北进”计划《何梅协定》是梅津美治郎的“得意之作”。对他的“出色表现”，大本营自是 大为“赞赏”。1935年8月，将梅津调任为第二师团师团长。
1936年，日本国内右翼少壮派军官发动了“二二六”事变。在事变中，梅津美治 郎反应迅速，“站对”了立场，因而获得了更大的提拔。他在事变刚发生、事态尚不明朗 的情况下，就马上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坚决镇压。他致电宪兵司令部，明确表态称：“对于叛 乱集团必须予以坚决一击。我已经向部队下达了动员令。”后来陆军作出“肃正”的决定， 而作为一开始就主张镇压的一大“功臣”，事变后，梅津美治郎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广田 弘毅内阁中的新陆军省次官。
图谋不战而取华北的梅津美治郎(3)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华北事态紧张，以内阁为代表的日本政府方面，起初是 倾向于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要求日军参谋本部尽力通过“对华交涉解决事变”，避 免发生进一步的武力升级。
而日军高层则形成两派意见，即以陆军大臣杉山元为首的“扩大派”与以石原莞 尔为首的“不扩大派”。梅津美治郎“模棱两可”的建议获得了支持，他认为现阶段就大举 从国内向华北派兵，会对日本的国际环境产生不良影响，所以仅从关东军和朝鲜军抽调兵力 是较好的选择。
然而一旦开动了法西斯战车，侵略的欲望就不断驱动它前进、再前进，华北事态 事实上在不断扩大。大本营7月19日召开陆军首脑会议，讨论未来局势的发展，作战部长石 原莞尔力主应尽力避免发动对华全面战争，他认为对华战争的结局极有可能使日军自身陷 于泥淖而难以自拔，因此，华北日军主力应全部撤至山海关以北，同时展开外交斡旋，和平 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
原先主张“不扩大”事态的梅津却不同意石原的观点。他认为如果撤出华北，那 么日本会尽失在华北苦心经营所获取的权益，还会使“满洲国”失去屏障，因此，他主张予 敌一击，尽早收拾解决问题。
侵略者当然不愿意自己的侵略成果拱手让人。梅津美治郎的观点得到大本营发动 侵略战争的大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因而，7月26日，参谋本部以参谋总长名义向中国驻屯 军下达了准许使用武力的命令，随后向华北增派3个师团约21万兵力。日军侵华战争由此全 面展开。
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战线的不断延伸，为了更有力地进行侵略战争，近卫文内阁于1935年5月进行了一次大的人事变动。众望所归的梅津美治郎这次却没有当 上陆军大臣，而另一个侵华急先锋，比梅津资历略浅的板垣征四郎被选入阁，担任陆军大臣 。梅津美治郎内心自是一番失落。
官场失意的梅津美治郎来到中国华北战场，任华北第一军司令官，主要任务是指 挥“治安肃整作战”。1939年9月7日，梅津美治郎接到大本营的调令，任命他为新的关东军 司令官，接替前任植田谦吉指挥关东军。能出任声名显赫的关东军司令一职，这多少对没当 上陆相的梅津是一种安慰，他把这里当成自己施展侵略“才华”的用武之地。在梅津美治郎上任之前，1939年5月，日苏之间发生了“诺门坎事件”的军事冲 突，关东军一部遭受重创，几乎全军覆没。后经外交斡旋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但大受打击 的关东军势必需要有一个人来重新“经营”一番，梅津美治郎就是这个人选。
因而，梅津美治郎上任后的主要任务是：收拾“诺门坎事件”后的残局，扩充关 东军，加紧战备建设，继续扶植“满政府”进行“剿匪”活动，加紧开发和掠夺资源。与前任一样，活跃在东北大地上的抗日武装力量也一直是梅津美治郎的“心头大 患”。上任不久，他就开始了“大讨伐”的计划，目标主要集中于以北满为主要活动基地的 东北抗联和活跃在热辽地区的八路军。
坚持抗战的东北抗联战士在“清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时，狡猾的梅津美治郎吸取以前的教训，制定 了新的作战计划，不再采用大规模集中“进剿”的老做法，而是先以重兵占据抗日游击区周 围的据点，对抗联各部施行长期封锁和分割包围，企图把抗联战士饿死、冻死在密林之中。 同时关东军组织“讨伐队”、“警防队”、“特搜班”、“工作班”等，运用以往的“踩踏 战法”、“篦梳战法”，再辅以新发明的所谓“壁螽战法”进行“长追”。此外，梅津美治 郎加强对当地民众的控制，进行经济封锁，以达到“匪”民分离的目的，从而断绝抗日联军 的衣食之源。
在这种疯狂武力“讨伐”与控制根据地群众并用的残酷“围剿”中，抗日联军受 到严重损失，许多将领相继牺牲，部分骨干力量被迫转移。
同时，对热辽地区活跃的八路军抗日武装力量，梅津美治郎如法炮制地命令关东 军展开“讨伐”。1942年1月至11月，关东军的一支宪兵队在兴隆县各乡进行大搜捕，仅1月 22日一天就逮捕了423人，其中150人被投入监狱。整个热河地区从1942年1月至6月就逮捕了 1300余人。
他们大都是坚持在热河地区开展抗日斗争的八路军地下工作者和抗日群众中的骨 干，热河地区的抗日力量因而遭到严重损失。
梅津美治郎在“大讨伐”的“成果”面前，颇有一番自得。不过，他担任关东军 司令，另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加强对苏战备。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德战争爆发。
一心关注时局的梅津美治郎觉得这是日本对苏联发动攻击的大好时机，他立即向 大本营提出让关东军入侵苏联远东地区的建议。在向大本营报告的同时，梅津美治郎以关东 军司令部的名义向所属部队发出与该报告内容相同的通知，其中称“随着德苏开战，在有关 时局的事项中，为了处理业务需要与平时截然区分者，从现在起决定用关东军特种演习(略 称关特演)的秘密称呼。”关东军在“关特演”的名义掩护下，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以对苏进攻 为核心的备战活动。
图谋不战而取华北的梅津美治郎(4)
1941年7月2日，大本营召开了御前会议，通过了《适应形势发展的帝国国策纲要 》，决定“帝国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必须继续努力解决当前的中国事变。但除此之外，为 了确立自存自荣的基础，还要在南进的同时，随时解决北方问题，以消除北部边境的忧患， 适应世界形势，尤其是适应德苏战争的演变”。该《纲要》说明日本侵略者已决心适时发动 对苏作战。
梅津美治郎秉承大本营的旨意，在东北开展备战活动，力图把中国东北变成为日 军侵华以及南进、北进的战略基地。
在军事上，梅津想尽办法扩充兵力，终于在1941年的9月份，使关东军的兵力增 长一倍多，达到85万人。同时，还扩充了马匹和军用飞机的数量。梅津将这些兵力部署于东 北的东、北、西的绥阳、佳木斯、黑沙等边境地区，频繁进行军演，只等大本营的一纸进攻 令下达。
在经济上，梅津美治郎命令“满铁”与“满洲国”政府合作，修建运输物资的长 春—平壤战备铁路。指使“满洲国”政府颁行《劳动统制法》，实行强制劳动制，以解决大 肆掠夺中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通过这些方法，梅津美治郎在东北各地加紧掠夺石油、煤炭、 粮食、木炭、干菜等战略物资。
做好准备的梅津美治郎一心想着对苏作战的那一天的来临，但这个时机永远也不 会到来了。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和顽强反击，整个战局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而梅津 美治郎在东北“苦心经营”的防御战备工事，也在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苏联出兵中国东 北的“闪电战”中土崩瓦解了。
%%%出任参谋总长的梅津美治郎誓死不愿“无条件投降”，并宣称“在那么多的英勇将士为天皇捐躯后，无条件投降是不可想像的”。是战?是降?内阁争持不 下，铃木首相只得请出天皇“御驾”
1944年，不断扩大侵略的日军，在各线战场全面溃退。推动战争不断扩大的东条 内阁在国内的强烈反对声中风雨飘摇，东条英机最终不得不宣布下野，以小矶国昭为首相组 成了新内阁。7月18日，梅津美治郎被任命为新内阁的参谋本部参谋总长。
上任伊始，梅津马上拟订了一份陆海军作战指导大纲，并于8月19日在御前会议 上获准通过。该大纲中，梅津美治郎准备以“帝国”本土为核心，确保作为资源要域的南方 圈以及联络两者的要域，彻底完成有组织的战争，并迫使敌人最终屈服。以此为指导，他有 计划地推行一系列战役：中国战场上的浙东战役、桂柳战役、芷江战役等，太平洋战场上的 莱特决战、吕宋决战、琉璜岛战役和冲绳战役等。
虽然，局部获得了一些胜利，但整体上日本侵略者却是在节节败退。
1945年4月1日，美军在日本冲绳发起登陆战役。4月5日，苏联宣布废除苏日中立 条约，准备出兵远东，整个日本帝国行将没落。
不死心的梅津美治郎仍想做最后的挣扎，伙同其他不肯放下屠刀的法西斯军官首 脑制订了《帝国陆海军作战大纲》，准备进行本土作战计划，全国动员，不惜牺牲1亿国民 ，顽抗到底。然而，侵略者的败局在正义的反攻面前，是任谁也无法挽救的。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了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8 月6日，美军在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宣战，百万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 北，围歼负隅顽抗的关东军。同时，美军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
在盟军节节胜利的大反攻面前，日本统治集团该面对现实了。
1945年8月9日，日本大本营举行了“六巨头”会议，商讨是战是降。外相东乡、 海相米内坚决主张投降，作为首相的铃木也倾向于投降。但是代表军方的三位首脑——陆相 阿南、参谋总长梅津和军需大臣本田却无论如何不愿就这样放下武器投降。
梅津美治郎更是叫嚣：“在那么多的英勇将士为天皇捐躯后，无条件投降是不可 想像的。”
而且还说：“我们一直在为未来作战保持实力，我们预期总有一天要反攻。”
双方意见不一、相持不下，会议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仍毫无结果。铃木首相不 得不宣布休会，请天皇出面裁夺。天皇听了“六巨头”有关战降的激烈争论，心潮澎湃地说 ：朕已认真考虑了国内外局势，并得出结论认为，继续战争意味着民族的毁灭，延 长世界上人类的流血和残酷行为，我不忍目睹无辜国民再受苦受难，恢复世界和平、解除国 家之可怕苦难的唯一办法就是结束战争。每想到那些忠心耿耿为我效忠的人，想到在遥远的 战场上牺牲或负伤的陆海军将士，想到那些在国内因空袭而失掉家业、往往还丧失自己的生 命和家庭的臣民们，不胜痛心。不言而喻，我不忍看到忠勇将士被解除武装。我同样不忍看 到曾献身于我的人被作为战争煽动者受到惩罚。然而，现在是我们忍不住也得忍的时候了。 当我回忆起先帝明治天皇在1895年俄国、德国和法国三国干涉时的感情，我只能咽下眼泪， 按外相所概述的批准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
听到天皇的这一席话，昔日不可一世的法西斯侵略者们掩面呜咽低泣，而陆相阿 南更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图谋不战而取华北的梅津美治郎(5)
梅津美治郎(前排右一)作为日本军方代表参加投降仪式在聆听完天皇的“圣断”之后，铃木首相立即主持，将天皇的“圣断”作为这次 会议的一致决议，并让与会者在决议上一一签字。
梅津美治郎和阿南惟几等军方“主战派”虽签完了字，批准了投降的文件，但他 们仍不死心，企图阻挠向日本公众公布天皇的决定。梅津批准的陆军官兵的指令中，仍在叫 嚣要把“圣战”进行到底：“虽然可能要吃草、吃土和露宿荒野，但我们决心坚决战斗。”
任何的顽抗都已没有意义，无力再打下去的昔日侵略者在盟军的反攻下宣布投降 。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向日本国民发布《停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 》，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梅津美治郎身佩勋章和军刀，在参谋本部的一个已经被炮火轰得 残破不堪的礼堂里，带领数百名军官肃立恭听天皇宣布投降的“玉音”，个个都是泪流满面 。
1945年9月2日，梅津美治郎极不情愿地代表日本军部出席了日本向盟国投降的签 字仪式。盟国的受降地点设于停泊在日本东京港的美军战舰“密苏里”号上。外相重光葵 先拄着拐棍，步履蹒跚地走到签字桌前，侧身入座，然后将两只手上的白手套都脱下来，颤 颤地从上衣口袋中拿出钢笔，最后艰难地在投降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作为参谋总长的梅津 美治郎随后走上前来，他没有入座，只是脱下右手的白色手套，站着执笔在投降书上代表军 方签了字。
这个曾经不可一世、强迫中国签订进一步丧失华北地区主权的《何梅协定》、在 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的侵略者，终于自己结束了这段效忠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罪恶历史 。
%%%作为最后一批甲级战犯之一，梅津美治郎终于在1946年4月28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逮捕审判。犯下累累罪行的他，毫无反思，甚至在法庭上主张“忠实于 自己的信念”是无罪的
1946年4月28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下令逮捕梅津美治郎和重光葵，他们是最后 一批被捕的日本甲级战犯。虽然梅津美治郎早在1945年8月份，天皇决定无条件投降时，就 下令将参谋本部保存的绝密文件和档案全部烧毁，从而销毁了大量对他不利的证据，但这根 本无法掩盖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以及他本人参与种种战争犯罪的事实。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开庭审判。梅津美治郎坐在被 告席第一排，一副沉默、冷静的样子，丝毫没有反省自己的罪行的神情。当检察官指控他犯 有武力侵略中国、屠杀中国军民、共同制定并实施侵略计划等多项战争罪行时，梅津美治郎 以“忠实的军人”自诩，称军人“忠实于自己的信念”是无罪的，拒不承认自己犯下的累累 罪行。然而铁证是毋庸置疑、永远无法被抹杀的。
经过两年的庭审与法庭质证、辩论，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5名 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最后审判，甲级战犯梅津美治郎被判无期徒刑。梅津美治郎因身患重病 ，未能出庭，由他的美国律师布来克尼代他接受了判决。
1949年1月7日夜，梅津美治郎因患癌症，终告不治身亡，终年67岁。在后来收拾 他的遗物时，偶然发现了一张小纸片从其枕下滑出，上面只写着5个字“幽窗无历日”。这 个侵华战犯就这样在监禁的日子中，结束了他为日本帝国嗜血沙场、犯下累累侵略罪行，双 手沾满斑斑血迹的一生。
推动侵略的“国民英雄”松冈洋右(1)
松冈洋右早年被一家美国人收养，念完大学后，他通过了日本外交官考试，开始进入外务省工作。支持“满铁”调查课的情报搜集和扶植张作霖成为他初期推行侵略政策的重要内容
松冈洋右，1880年3月4日出生于日本山口县。他幼年的经历颇有一些传奇色彩。1893年，年仅13岁的松冈洋右跟随当船长的叔叔出海。岂料，到达美国后，叔叔将还未成年的松冈洋右扔在美国，要他自谋生路，命不该绝的松冈洋右被俄勒冈州亚特兰大市一家好心的美国人收养。在美国的日子里，为了谋生，松冈洋右吃了许多苦，他做过工，给一家法律事务所当过听差。为了赚到学费，松冈洋右甚至给别人做过临时仆人。这种曲折艰苦的成长经历，倒是锻炼了松冈洋右超乎常人的坚韧毅力与求生技能，他后来成为极力推动日本侵略的“国民英雄”，也就不足为怪了。
1900年，松冈洋右从俄勒冈州法学院毕业，此后留在美国工作了3年，1903年，回到日本。1904年，松冈洋右参加外交官考试合格，进入外务省工作。不久，被派任日本驻中国上海领事馆领事助理，从此揭开了他外交官的生涯。
松冈洋右在上海工作期间，正值日俄战争之际。松冈洋右名为领事助理，实际则从事军事间谍活动，当时主要是搜集有关沙俄军队的情报。1905年5月，在日俄日本海大海战爆发前，松冈洋右侦悉到俄国舰队将从金兰湾北上的情报，立即电告了日军统帅部，为日本海军在这次大海战中击败俄国舰队立下“大功”一件。鉴于松冈洋右的出色表现，1906年，当日本在大连设立对我东北地区开展殖民活动的机构“关东都督府”时，松冈洋右被“论功行赏”地任命为“关东都督府”的外事科长。
获得提升的松冈洋右更忠心地推行对外侵略政策。1908年，当日本国内对是否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俄革命问题进行辩论时，松冈洋右就坚决主张出兵，他甚至越俎代庖，替当时的外务大臣起草了一份《意见书》，鼓吹出兵的理由。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出兵论者占了上风。
同年8月，日本政府正式出兵西伯利亚，开始武装干涉苏俄革命运动。1921年，松冈洋右离开了外务省，被任命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的理事。“满铁”实质是日本政府设在中国东北的经济侵略机构，始建于1906年11月27日。日俄战争以日本的大获全胜而告终，日本也因此从俄国手中夺取了沙俄在中国东北南部即“南满”的侵略权益——辽东半岛与关东州的租界权，以及中东铁路南段长春—旅顺线及附带港湾等事业经营权。日本政府设立的军政合一的“关东都督府”主要用于行使前一侵略权益，后来，该机构于1919年进行军政分离的改革，由此形成了关东厅和关东军司令部两个侵略机构。
为了有效行使后一事业经营权，展开经济侵略，则专门设立了“满铁”。实质上，“满铁”不仅专司经济侵略，而且以铁路会社名义，使用各种手段，搜罗情报，进行其他的侵略，“表面上经营铁路，背地里百般设施”。正如松冈洋右自己后来所吹嘘的“满铁作为推行我国国策的生命线或大动脉，经营着铁路、港湾、矿业、制油、地方、旅馆等各种事业，它把触角不仅伸向南北满，甚至伸向南北中国，在交通、经济、产业、文化各个领域中，运用其闻名全球的资本弹力和举世无与伦比的阵营，大肆活跃。”由此可见“满铁”侵略的规模是多么大，当然，其危害性也可想而知了。
松冈洋右是日本对外侵略国策的积极鼓吹者和执行者。在担任“满铁”理事后，他为了扩张日本在我国东北的权益，巩固日本的侵略统治，在“满铁”设置了规模庞大的情报调查机构。早在1919年7月，经过十月革命胜利，建立苏维埃政府的苏联政府就发表了《加拉罕宣言》，声明废除中俄一切不平等条约及无偿归还沙俄在中国攫取的权益。《加拉罕宣言》在中国，尤其在东北，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国人民兴起了“收回主权”的运动，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满铁”也被波及。
松冈洋右就任“满铁”理事后面对这样的情况，开始“苦心经营”起“满铁”。他于1923年4月，积极推动扩大“满铁”本社的调查课机构，同时将哈尔滨公所升级为理事所，并设置了调查课即“哈调”。这一做法的目的是，通过加强情报工作，以便对因中东铁路问题而日益吃紧的北满局势采取及时的应对措施。“哈调”刚刚建立不久，即1923年7月至8月，中国方面与苏联交涉收回中东铁路附属地问题，最终确定以中俄合资的方式管理中东铁路。而在这一过程中，“哈调”搜罗了详细情报，通报给松冈洋右。
北满陆军特务机关的报告，如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松井石根编写的《赤塔?乌苏里铁路现状》，驻满洲里特务机关桥本欣五郎编写的《采金业在远东》等情报也直接向松冈洋右汇报。可见，在松冈洋右的一手操持下，形成了庞大的“满铁”本社的调查课，这里不仅有从哈尔滨、奉天、吉林、郑家屯、洮南和齐齐哈尔等地公所送或转来的情报，而且除满洲以外，在北京、上海等地也早就设置了情报机构，在欧美则有驻纽约、柏林的事务所提供调查报告。
“满铁”就像一个“具有灵魂的有机体”，东京分社负责了解政府内部情况、政党动向等秘密情报，定期通报本社。“满铁”调查课的调查经费支出得到关东军支持，后来关东军资源调查班的全部工作都委托给“满铁”调查课。而“满铁”调查课遍及各地的情报网，积极为日本展开侵略搜罗各种讯息。
推动侵略的“国民英雄”松冈洋右(2)
松冈洋右除了支持调查课的建设、热衷于侵略情报的搜集外，对于干涉中国内政、侵吞中国领土也不遗余力地投身其中。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国内军阀林立、纷争不断。1924年8月，第二次直、奉军阀战争爆发。松冈洋右认为这是对中国分而治之、扩大侵略的好机会，因而，他全力支持关东军将领的立场，坚决主张实施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攻打直系军阀吴佩孚，企图扶植张作霖以控制中国东北。并且“用心良苦”地建议日本政府，表面上要始终标榜“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实际则“排除小型的干涉行动，确立进行大规模干涉的方针”。在松冈洋右等人的操纵下，张作霖成为日本政府准备扶植的傀儡。
次年12月，在郭松龄武装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事件中，松冈洋右立即致信当时外相，主张：“在满蒙维持秩序和一般的干涉内政，应明确加以区别。我认为必须把满蒙与中国的其他领土区别开来，尽我帝国之力维持满蒙的秩序。”这种所谓的“维持秩序”实际就是干涉中国内政的代名词，而意将东北和内蒙古地区与中国的其他地区分割开来，则体现了其妄图侵占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野心。
除了进行情报活动和直接鼓吹侵略东北外，松冈洋右也很重视“满铁”的经济活动，利用“满铁”展开对华经济侵略，“满铁”的营业利润逐年增长。会社刚成立的1907年利润为200万日元，到1921年利润增至1000万日元，而到1929年最高利润竟达4500万日元。“满铁”的巨额收入，来源于霸占铁路运输以及对东北近10万名采煤华工的残酷压榨。
%%%回到日本后，“武力解决满洲问题”成为松冈洋右关注的核心问题，这是他所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基础。炮制伪“满洲国”、退出国联后，松冈洋右成了“国民英雄”
1929年8月，松冈洋右从“满铁”退职回到日本。此时的他没有闲下来，而是投身到鼓吹“武力解决满洲问题”的阵营中，大力支持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行动。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军部为了侵占我国东北，在国内大造舆论鼓吹发动战争，松冈洋右就是其中最狂热的鼓吹者之一。1929年12月14日，在日本京都召开了太平洋问题调查会议，松冈洋右在会上专门就“满洲问题”作了题为《驳中国的满洲论》的发言，字里行间赤裸裸地体现了他“侵略满洲有理”的无耻观点。他说：正如以前所指出的那样，李鸿章是想借助俄国力量打倒日本。现在我不是就此事本身论其是非，只是指出事实。历史往往是会重现的。中华民国诸公，能向日本做出保证，将来绝不会再出现第二个李鸿章吗?……其次，以我的历史观来看，世界历史，大多是由国民或人种的所谓盲目冲动的错综复杂关系及其反应所形成，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明智力量的作用却不多。从这一历史观来看，斯拉夫民族的重建或复兴如任其发展，将会出现比沙皇统治时期更完善、强大的俄国，那时将会以比过去更为强大的力量向远东蜂拥而来。毫无疑问，它将再度面向海洋而席卷满洲。我相信，这种事实必然会出现，而对斯拉夫人的卷土重来，对其凶猛的袭击，请问中国诸公能向日本保证，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守住北部，使日本的存在与国家的安全绝不陷入危机或受到威胁吗?……总之，对于日本过去在日俄战争中所付出的鲜血和财力的牺牲，中华民国诸公将准备给予何种具体而满意的补偿呢?再者，我现在所申明的两点，即立即与我国国防发生重大关系的两个问题，诸公是否准备给予保障呢?我恳切地劝告各位，对于这些重大问题，只要不能给予满意的回答，我相信要解决所谓满蒙问题的一切尝试，就是不会有多大进展的。
除此之外，他还强调：“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向满洲投入了20亿日元的战费。这笔费用在10年之间，本利就可达60亿日元。中国偿还这笔钱了吗?……日本在满洲还损失了10万宝贵的生命，这是用金钱换不来的。”其无耻的强盗侵略逻辑在此暴露无遗。松冈洋右还在各种场合甚至著书立说来鼓吹自己的侵略扩张思想。他宣扬“满蒙是日本国防上不可缺少的”的无耻论调，而“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这一句话更是他的“杰作”。
1930年，松冈洋右当选为日本参议院议员。不久就出版了自己的“倾心”之作——《兴亚之大业》一书，公开兜售自己的侵略理论。“兴亚之大业”，指“振兴”亚洲是日本最大的奋斗目标，这种“振兴”之本质，在书中有明确的定义——松冈洋右在书中声称：“何谓兴亚之大业?一句话，就是使神武天皇的八肱一宇的诏敕得以实现……即通过对大陆的大规模经营，实现神武天皇这种崇高、宏伟的创业精神。进而由亚洲走向全世界，传播此种仁爱之皇道。”面对这样的大业，大和民族的使命就是“挽救”人类，日本就是“东亚新秩序的领导者”、“‘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的盟主”，如果其他国家介入属于日本势力范围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事务，日本将断然予以阻止。
1931年，在另一本宣传侵略扩张思想的书——《动乱之满蒙》中，松冈洋右更是提出：“满蒙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我们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这一“名断”即出自此处。而实际上，关东军也是打着“保护日本生命线”的旗号，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在侵占我东三省的阴谋活动中，松冈洋右不仅积极进行理论鼓吹和宣传，而且在具体行动中还成为了“国民英雄”。
推动侵略的“国民英雄”松冈洋右(3)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因而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1931年11月21日，国联通过了成立调查团的决议。翌年1月，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英国人李顿为团长。经过半年多的调查活动之后，调查团终于在10月公布了《国际联盟调查报告书》。报告肯定了“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但又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利益”，之后竟提出对中国东北实行“国际共管”的所谓“解决”方案。这实质上不过是列强以“国际合作”为名，利益均沾，共同侵占中国东北的阴谋。
1932年10月11日，国联在日内瓦召开讨论李顿调查团报告的成员国大会，日本政府派松冈洋右率团前往参加。实际上，9月15日，日本政府已经正式承认了“满洲国”，因而，松冈洋右此次赴会，必然坚决否定李顿调查团的报告结论。在松冈洋右前往日内瓦后，1933年1月15日，日本国内掀起“举国一致”、各派联合地讨论“满洲国”问题的联络员大会。会议专门致电松冈洋右，支持他“排除一切妥协，坚决贯彻初衷”。2月7日，在日本比谷公会堂又召开了“对国际联盟的紧急国民大会”，东京中央广播电台对这次大会进行了实况转播。就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帝国应立即退出国际联盟”的决议。日本政府于2月21日决定召回出席国联的日本代表团。与此同时，国民奋起大会的“群众大集会”上通过决议：
谨向天地神明宣誓：为了世界和平，宣扬全体国民强烈的意愿，坚持帝国国是，促成满洲国建国大业，切望立即退出国际联盟。
当日，在国联的松冈洋右就收到了此决议全文。
松冈洋右在国联大会上，企图颠倒黑白，为日本的侵略行径开脱罪名。他在发言中，辩称因为“满洲人民要求建立独立国家，日军只是这一意志的普通实现者”。他还利用英、美等国的绥靖心理，以“反苏、反共”为幌子，宣称日军占领东北的目的只是使它“成为反对苏联的堡垒”，“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也是欧洲各国和美国至关重要的问题，同这一问题相比，其他问题都无关紧要”。还说什么“我们日本人现在也想使亚洲受屈辱、受剥削的各民族过新生活……我国是纯真无邪的，但不是胆小懦弱的羔羊”。
然而，这些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并没有打动国联成员国代表们，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对李顿报告进行表决，57个参加国代表中，有45国的代表出席。表决结果为，赞成票42国，反对票1国(日本)，泰国弃权，智利未参加投票。大会以绝对多数通过了李顿报告书，“满洲国”因而未获得事实上或法律上的任何承认。
知道结果后，松冈洋右立即宣读了已准备好的退出国联的宣言书，率日本代表团离开了会场。
不久，日本内阁会议于3月8日正式通过了退出国联的决定。3月27日，正式通告国联秘书长，并颁布了退出国联的天皇诏书。
话说，松冈洋右离开日内瓦后，首先取道罗马，访问了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他将这两国吹捧为一片“繁荣盛世”——“没有了乞丐，街道整洁，社会秩序安定”。而墨索里尼这个狂热鼓吹对外侵略扩张的战争狂徒则被他称为“盖世英雄”——“一个人之去留而定国家之兴亡，这在过去是一句格言，但是现在各位如果想看到现实的话，就请到意大利去吧”!
在德、意受到法西斯侵略者的热情接待后，松冈洋右又前往伦敦，最后去了美国，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4月27日，松冈洋右志得意满地乘“浅间丸”号抵达横滨。《东京日日新闻》发表了题为《欢迎松冈全权代表》的长篇报道，将他封为“凯旋将军”。各大媒体报纸也都视松冈洋右为“国民英雄”，把松冈洋右退出国联的壮举称为日本“自主外交的里程碑”。松冈洋右一时意气风发，得意之形不可言表。
1935年8月，松冈洋右暂时告别政坛，以第13任总裁的身份重掌“满铁”。九一八事变后，“满铁”便成立了“经济调查会”，后来改组为产业部，下设大调查部，机构极为庞复，在中国各地开展情报刺探工作。松冈洋右担任总裁以后，更是不断扩大“满铁”的情报调查机构，想方设法地侵占满洲以实现他的一贯主张——“满洲的资源需与帝国的工业生产合成一体，这对防御苏联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松冈洋右强烈地“反苏、反共”，同时，以前的德、意之行，使他对德、意与日本相似的野心有所探知，因而形成了建立日德同盟的构思。同时由于退出国联，日本在国际上非常孤立，与德国结盟对抗英、美、法等国，可以缓解这种孤立状况，也成为他的打算。因而，松冈洋右开始在实际行动上靠近德国。他就任“满铁”总裁后，就积极促成“满洲国”与德国签订了贸易协定。虽然对象为“满洲国”，但其背后体现的是日德经济提携之下的政治勾结。
臭味相投的两国关系，在松冈洋右等主张侵略扩张的法西斯分子的“撮合下”，越走越近。
松冈洋右一直鼓吹缔结日德防共协定的重要性，实质是为了消除日本的孤立，构建新的国际环境，“防共”不过是一个好用的招牌而已——“对当今世界来说，最重大的问题，莫过于对共产国际的斗争，要有坚定的决心，成为日本外交的基调”。1939年8月，德国与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使日本1936年与德缔结之防共协定付诸东流，平诏内阁不得不提出总辞职。松冈洋右对此曾感叹说：“德国擅长于利用别国满足自己的欲望，即使违约也不干被他国利用的蠢事。和他们接近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上过当。”
推动侵略的“国民英雄”松冈洋右(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