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欧洲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出于国家利益，并未彻底放弃与德国结盟的努力。
面对形势变化，它们似乎又看到了新的希望，交涉和缔结日德同盟成了第二次近卫内阁的重要目标，外相松冈洋右则肩负此任。
1940年7月22日，松冈洋右正式出任近卫内阁的外相。8月1日，他在就职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日本当前的外交方针是，遵照皇道的根本精神，首先必须确立以日、满、华为一体的‘大东亚共荣圈’。”松冈洋右总是开创出新的侵略辞令去包装其侵略野心，以前他鼓吹“满洲是日本的第一生命线”，现在又在日本首次公开使用“大东亚共荣圈”的说法。实质是主张以“皇道的根本精神”为指导原则，在国际关系上坚持“八肱一宇”的国家主义。这显然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在外相的位置上，公然讲出这种话，实质上反映了当时日本政府的亚洲观。
除了抛出“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外，松冈洋右又设想建立日、德、意三国的同盟关系，对抗英美。因为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因而“共同反苏”不能再拿来作为结盟目的了，他此时就盘算促使苏联最好也能加入同盟关系，在欧亚大陆上形成一个更大的势力集团，与英美抗衡就更有胜算。
1941年4月13日，《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斯大林到火车站为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左一)送行。
他对当时的形势判断是：“对于日苏邦交的调整，德国有意充当中间人。这是因为日苏邦交的调整，对德国也有利，所以它希望充当中间人。去年，德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时，德国外长向斯大林问起‘日苏邦交将来如何’，斯大林回答说：‘日本想和，我也愿和，日本想战，我也要战。’由此可以断定，苏方颇有意于调整日苏邦交。我认为德国方面没有任何阻碍，因而我想能够较容易地进行这种调整的。”而在日美关系上，“现在美国对日感情恶化已达极点，不是一般地讨好所能恢复得了的。我们只有采取坚决的态度，才能避免战争。”
1940年9月27日，日、德、意在柏林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法西斯侵略轴心正式形成。在此之后，松冈洋右开始积极筹划与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但就在这时，德苏关系反而开始恶化。
1941年3月，松冈洋右访问欧洲。在柏林，松冈洋右察觉出德苏战争可能就在近前。因为此时的德国不仅不为调整日苏邦交做积极工作，甚至持反对态度。不过外交就是在这种联纵联横的过程中完成的，松冈洋右认为正好可以利用苏德交恶，实现日苏邦交的调整。4月13日，松冈洋右利用苏德战争迫近的机会，终于得到了《日苏中立条约》。
松冈洋右的闪电外交，受到日本国内媒体的极大关注和得到很高评价，他又在自己的外交上为日本放心扩大侵略立了“大功”一件。
但是，日本当时的外交策略并非铁板一块。就在松冈洋右同苏联周旋的时候，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则在近卫文的直接授意下，同美国国务卿赫尔展开“日美调解”的谈判，并形成了“日美谅解案”。这份谅解案以外务省名义向政府做了通报，并获得了军方的“原则上”的接受。身为外相，松冈洋右开始对这个活动却全然不知，最初接到有关“谅解案”的报告，是在从苏联回国的旅途中，这当然对他打击很大，让他十分“愤慨”。
形势的变化不仅仅在于此。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发动突袭，苏德战争爆发。与此同时，日美关系日益恶化。日本国内召开的大本营和政府的联席会议上，两派分别主张“南进”和“北进”，争论激烈。松冈洋右开始主张“南进”，但后来判断助德攻苏可以扩大日本在西伯利亚的利益，因而极力主张“北进”。不过，当时的大本营，已决定了“南进”夺取东南亚的方针。
在这种侵略方针的冲突之下，松冈洋右被排挤出内阁核心。7月16日，松冈洋右被迫辞去外相职务。为了对松冈洋右表示一些“安慰”，表彰他外交上的“功绩”，天皇在他辞职后，授予了他一枚一级“白象”勋章。这是松冈洋右所获得的第11枚荣誉勋章，不过也是最后一枚了。
%%%日本败局已定的时候，尚不死心的松冈洋右抱着病体，四处活动，鼓吹与美国战斗到底。战败后的审判中，病入膏肓的松冈洋右仍不思悔改，拒不承认自己的侵略罪行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此时的松冈洋右因患肺结核，长期卧病，再未出任公职。不过他无时无刻不关注战局之变化。1945年8月，美军在广岛、长崎先后投掷了两枚原子弹。同时苏联对日宣战。面对败局已定的情况，天皇不得不准备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以陆相阿南惟几为首的狂热军国主义分子坚决反对投降，主张倾国家之力，战斗到底。松冈洋右亦不甘失败，全力支持阿南惟几的主张。卧病不起多年的松冈洋右，此时以有病之身，四处活动，鼓吹“绝不能向美国示弱”。
然而，这种螳臂当车的反抗，在盟军的进攻下，被彻底粉碎。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向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等待发动侵略战争的刽子手们的将是历史的正义审判。1945年9月19日，驻日盟军司令部公布了甲级战犯名单，松冈洋右即包括在内。接到逮捕令后的松冈洋右，非常恐惧，惶惶不可终日，颓丧地说：“要把我带到巢鸭监狱去，可我现在全身硬化，怕是一步也走不动了。我六十六岁，已经不行了。……打败仗是一件严酷的事。最近爱读的俳句一句也想不起来了。”“既然失败了，这是必然的，要是在过去，也许还将罪及九族呢!”“现在已发出了逮捕令，也许我将被判处死刑。”
推动侵略的“国民英雄”松冈洋右(5)
9月23日，松冈洋右被关进东京巢鸭监狱。被捕前，他的儿子松冈谦一郎担心他在狱中受苦，悄悄把一包毒药塞到他手里，示意他自杀。但松冈洋右拒不接受，并生气地说：“我不要这种东西，自杀是怯懦的表现，我绝不自杀。我不为自己蒙受侵略合谋的污名而悲叹，因为缔结三国同盟绝不是为了侵略。”松冈洋右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一直坚持这种拒不认罪的态度。
1946年5月3日，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松冈洋右虚弱而颓丧地坐着，光头腮上的胡须蓄了很长，脸色青肿。检查官宣读了《起诉书》，法庭指控他犯有《起诉书》中所列第1项、第27项、第29项、第31项和第32项等项战争罪行。当法庭庭长韦伯用英语问松冈洋右，主张有罪还是无罪时，松冈洋右用英语断断续续地为自己顽固辩解，称“我对全部起诉……主张……无罪”。
在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期间，松冈洋右因病住进了美军医院。1946年6月27日，在医院病逝，时年66岁，至死没有认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在审讯期间死去的战犯一律未进行最后判决，松冈洋右因而逃过了判决的结果，但他所犯下的累累罪行，永远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
第四部分
发动侵略战的公爵首相近卫文(1)
近卫文出身显赫，又是公爵世袭爵位的继承人。其父近卫笃是活跃于政界的狂热大亚细亚主义者，他对近卫文侵略思想的形成有很深的影响，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则成为他初入政界的庇护人
近卫文，1891年10月12日，出生于日本东京。近卫文出身名门豪族，他的家族历史可以追溯到日本7世纪大化革新时期的大功臣中臣镰足。中臣镰足当时官拜内大臣，并被天智天皇赐姓“藤原”。从这时起，藤原氏就一直与皇室关系密切，成为日本国内最有势力的官僚贵族，长期把持朝政大权。随着子孙繁衍，藤原家族分裂形成南、北、广、京四个支系，其中北家最为鼎盛。
幕府统治时代，随着皇权的实质弱化，武士阶层把持大权，藤原家族渐渐失去昔日盛气。其中的北家分化为九条、鹰司、近卫等5个家族。虽然作为依附于皇权而生的贵族，其权势因皇权的弱化而渐渐衰落，但政治地位还是很高的。这5个家族轮流出任摄政、关白(相当于宰相)之职，被时人称为“五摄家”，近卫家族是“五摄家”中地位最高的。近卫文出生在这样一个古老而显赫的世袭华族之家，他是近卫家族第25代嫡长子，这意味着他日后将继承家族的公爵爵位。
近卫文的曾祖父近卫忠熙效命于明治天皇之父孝明天皇，是天皇的心腹重臣。父亲近卫笃在明治时期曾历任学习院院长、贵族院议长、枢密顾问官等要职。近卫笃是一个活跃于政界的狂热大亚细亚主义者，他极力鼓吹国家主义，认为日本与中、韩两国命运紧密相连，要“保全支那”、“扶植朝鲜”，使之成为“东洋之东洋”，从而为天皇尽力，扩展帝国的基业。
近卫笃的“言传身教”对近卫文的思想和成长有极大的影响，他所渴望的就是日本能够独霸东亚，为此，他不断参与和掀起武力侵略活动。比如，1900年，沙俄出兵中国东北时，近卫笃就马上组织起国民同盟会，攻击沙俄染指日本的势力范围，后来又筹建了对俄同志会，主张对俄强硬和武力解决“满洲”问题。
近卫文的生母衍子也出身名门贵族，是旧加贺藩主前田庆宁的女儿，不过，在近卫文出生仅8天后，就因患产褥热去世了，继母贞子是衍子的妹妹。近卫文是正妻所生长子，他另有同父异母弟妹4人，近卫笃对这个在襁褓中就失去母亲的长子非常珍爱，视作掌上明珠，对他寄予厚望，同时，也不疏于对他的家教。在日俄剑拔弩张之时，1904年1月，尚处壮年的41岁的近卫笃却因病去世“壮志未酬”，14岁的近卫文继承世袭的公爵爵位。年幼的他除了因父亲的去世而悲伤以外，家道中落也使他备感世态之炎凉，生活之艰辛，这种经历使他形成了一种谨慎、猜忌的性格。
1909年4月，近卫文从贵族院学习院中等科毕业，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英文科学习。这时的近卫“沉溺于阅读西欧传奇文学之中，是个有很多偏见而忧郁的青年”，只有芥川龙之介、六米正雄、山本有三等几个为数不多的朋友。1912年，从一高毕业之后，近卫文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学习，后来觉得没意思，又转入京都帝国大学法学科。在京都帝大时，近卫结识了当时的贵族政治家西园寺公望。西园寺公望出身名门，曾赴法留学，深受大革命之后的法国社会风气的影响而主张自由主义。他曾出任过伊藤内阁的文相、枢密院议长，还担任过政友会总裁，并且在1906年、1911年两度组阁，因而可算是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曾受业于近卫文的曾祖，并与近卫文的父亲是好友，因而颇为喜爱这名身穿学生服、关注政局动向的青年。
近卫文秉持父亲的遗志，具有贵族的出身，同时由于家道中落的艰苦而形成的谨慎性格，这些成为他日后政治生涯起起伏伏的重要资本。
1917年，近卫文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进入内务省地方局工作，从此开始步入政坛。从1918年至1920年期间，近卫文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强权政治思想。1918年，他在《日本及日本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排斥以英美为本位的和平主义》的文章，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维持现状国”和“打破现状国”之间的战争，德国想打破现状，“诚为正当之要求”，“日本不能不给予深切的同情”，“日本为了自己的需求，不能不像战前德国那样，采取打破现状之举”。这种言论明显反映出近卫文希望日本作为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殖民地利益的侵略主张。
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近卫文又写了《议和会议所感》一文，认为“大国的横暴”、“实力支配”才是真正的铁的原则。而在《战后欧美见闻录》一文中，他进一步阐述了《排斥以英美为本位的和平主义》一文中的观点。他公开宣称“国土面积狭小、人口过多”的日本，对外扩张是“自然之势”，日本国民“应堂堂正正地为自己的生存而要求发展之地”。
近卫文这些主张和论调赤裸裸地反映了他支持侵略扩张、宣扬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思想。他的这种思想暗示了当时作为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帝国——日本经济的发展所引发的对外侵略扩张的需求，因而引起了日本国内广泛的响应。
除了撰文阐发自己的侵略思想以外，近卫文亦积极投身于实际政治活动中。早在1916年10月，近卫文就以世袭公爵议员的身份，获得了贵族院的席位。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日本派遣以西园寺公望为首的全权代表团出席会议，近卫文凭着与西园寺的关系，得以作为随员同行。这次和会中，他亲身感受到帝国主义之间瓜分侵略利益的激烈争斗。1921年，30岁的近卫被推选为贵族院的临时议长。1924年6月，加藤高明组成联合内阁后，近卫就任贵族院研究会常务委员。
发动侵略战的公爵首相近卫文(2)
这一时期，日本处于政党政治即议会政治中。近卫文除了活跃于国会政治活动、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外，也积极进行民间政治活动。1922年，近卫担任“东亚同文会”的副会长。同年，他组织了“十一会”。1926年，近卫出任“东亚同文书院”院长。此外，他还先后参与组建了“火曜会”、“日本青年会”、“新日本同盟”、“二五会”等宣扬法西斯侵略的政治团体。在国会与民间的政治活动过程中，近卫文的势力和影响力一步步扩大，39岁时，他当选为贵族院的副议长，开始了在权力中枢“长袖善舞”的政治活动。
话说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早已有之，但是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得势，却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的刺激下，日本企图转嫁危机摆脱国内困境的直接产物。
1929年，纽约金融股市大暴跌，一夜之间，无数商人宣告破产，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这次危机同样波及到日本，造成日本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社会的动荡和经济的萧条使大众内心对当时执掌政权的政党及政党内阁的不信任感日益增强。特别是，日本国内的大资产阶级为了保证既得利益，极力企图防止社会革命的出现，因此转而支持以专制保证社会“秩序”的法西斯力量，这种倾向使日本国内的法西斯势力急剧膨胀。
军部把摆脱危机的筹码压在发动侵略的军事冒险上，而中国东北就是其首要目标。陆军，尤其是少壮派军官，对外侵略的野心日益嚣张，公开叫嚷“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对内则要求进行所谓的“政治革新”、“改造国家”，实质就是鼓吹皇道精神，提倡“国体明征”、“天皇亲政”。他们或要求通过武装政变，建立军部法西斯政权，或主张依靠合法手段，自上而下建立军部独裁的法西斯政权，这只是具体手段的不同罢了。这种情况下的日本，统治阶级整体上虽尚未下定彻底法西斯化的最后决心，但法西斯势力的影响和膨胀则是显见的。
近卫文在这种背景之下当选贵族院副议长。他作为世袭贵族，也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自然十分关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为自己的政治生命选择“恰当”的晋升之途了。在近卫文选择自己的政治投资方向的时候，他的一位政友会老友——森恪(政友会前干事长)对他的影响极大。
森恪，早年曾在中国投资创办中日实业公司，后来从政，当过议员、外务省政务次官等，他支持军部侵略力量，是日本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忠实执行者。
1931年5月，近卫文与阔别数年的政友会前干事长森恪在日本驹泽的一家高尔夫球场偶遇。二人交谈中，森恪这个曾经主张政党议会政治的人，却极力抨击“政党政治论者”，甚至说：“世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若不改变诸如政党、贵族院之类的狭隘思想，将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森恪的话深深刺激了当时还寄希望于议会政治的近卫文，使他的“注意力才转向新时代的潮流方面”。经过这次交谈，近卫对法西斯化越来越感兴趣。近卫文通过极力宣扬法西斯化的森恪、治贺自方等人，与众多主张法西斯化的右翼势力接触，受到这些势力的支持而不断培植自己的政治力量。
随着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膨胀，日本对华的侵略步伐也一步步加紧。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并乘机侵占了我东北三省。不久，又于1932年1月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并扶植清末废帝溥仪，一手炮制出驯服于日本的“满洲国”。对外侵略的一步步得逞，更刺激了日本国内右翼分子的野心。从1931年“十月事件”(樱会内的法西斯分子所阴谋发动的未获成功的军事政变)起，到1932年二三月间的原藏相井上准之助和三井总公司理事长团琢磨被法西斯团体“血盟团”暗杀，乃至5月份法西斯青年军官和民间法西斯势力公然袭击首相官邸、日本银行等处，杀死首相犬养毅，最终导致了政党政治的垮台。
此时的日本国内已完全是一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了。
面对这一系列事件，近卫文亮出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支持侵略的法西斯势力。这立场可以从他这一阶段所写的几篇文章中看出。比如，他在1933年所写的《改造世界的现状》一文中，鼓吹“战争起因于国际间存在的不合理状态”，即如果一方面是“繁殖力”强、充满“发展能力”的民族被“强迫困处在狭隘的领土中过着拮据拥挤不堪的生活”，而另一方面则是拥有广阔的领土，人口稀少，资源得天独厚的民族，这就造成了“领土分布”的不合理；日本之所以侵略中国东北则是由于这种不合理状态下，日本“为了国家的生存”的需要，因为日本需要迅速找到出路，而以和平为基础的“经济交往自由”和“移民自由”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实现，所以日本“为了今日的生存，只有向满蒙推进的惟一途径”了。
他如此明目张胆地鼓吹“法西斯侵略有理”的论调，自然获得了军部与右翼组织的支持。1932年，陆军大将斋藤实组成由政党政治向法西斯专政过渡的所谓“中间内阁”。这个内阁还是“积极作为”的，承认了“满洲国”，订立了独霸中国东北的《日满议定书》。在国内开始采用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五相会议”的形式决定军国大事，由此扩大军人发言权。但近卫文还是觉得“中间内阁”的进程太慢。
发动侵略战的公爵首相近卫文(3)
他曾专门写成《元老、重臣与我》一文，鼓吹：日本选择的方向，“是世界形势使然”。日本军人的行动，或者“满洲事变”的发生与否均是次要的，这些根本上取决于日本“必须选择的命运”。他指责妥协的中间路线是迂腐之见，应该让军人打头阵并进行一些必要的革新，尔后才是政治家认识到日本的“命运之路”。这里，他所醉心鼓吹的“命运之路”，就是以军部“满洲事变所推进的方向”为前进方向的侵略之路，其核心就是不断升级的侵华战争。可见，在坐上首相宝座之前，近卫已确定了侵华的基本方针。
%%%近卫文任首相刚一个月就发生了七七事变，他本准备现地解决，但最终还是倒向了强硬派立场，放弃谈判而不断对华增兵，终于点燃了全面侵华的战火
近卫文鼓吹侵略的立场、公爵贵族的出身，加之与皇室、元老和重臣的密切关系，这些因素使他一步步走向为发动侵华战争而推波助澜的最前沿。
支持扩大对华侵略，加上“完美”的资历，使他已经踏上了就任“首相”的“坦途”，但城府颇深的近卫文却也不急于一时。1933年6月，近卫文先在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的推荐下，当上了贵族院议长。
1936年，“皇道派”青年军官制造了血腥的“二二六”兵变，虽被镇压，但军部势力实际上却获得了极大扩张。重臣们希望近卫文凭借其与军部及右翼势力的关系出面组阁，但近卫文深知军队内部“皇道派”与“统制派”斗争剧烈，此时组阁，如何处理善后就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他可不想当短命内阁的阁魁，于是便以身体健康不佳为由，婉拒出任首相。这种推拒倒使民众对他产生了没有权力欲的好印象。1936年3月，军部操纵下的广田弘毅组阁，不久倒台。1937年2月，陆军大将林铣十郎组阁，但5月份就不得不全体辞职。经历了这两界“短命”内阁之后，近卫文出面组阁成了众望所归。
1937年6月4日，近卫文接受天皇的敕命组阁，时年46岁的近卫文成为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首相。首次组阁的近卫文在就任首相的当天就发表了组阁宣言，公开宣布“如无世界领土的公平分配，国际正义就是不彻底的”，并且主张属于“非持有国”的日本“必须确保民族自身的生存权”，为此必须彻底贯彻“大陆政策”，实现“国际正义”，而实现“国际正义”的较好方法“就是获得资源的自由，开拓销路的自由和为开发资源所需劳动力移动的自由”等等。“在现代，国际正义还没有实现，这就成为我大陆政策正当化的根据”。近卫文的组阁宣言，彻底贯彻了日本军部的侵略主张，并且为这种主张粉饰上所谓的“正义”光环，等于是对日本军部的侵略行径大开绿灯。就在近卫文出任首相仅33天时，即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便蓄意制造了七七事变。事变发生后，近卫文虽声称要采取“不扩大”和“就地解决”的政策，但不久即发表了增兵声明，向中国增派5个师团的侵略军。近卫文为什么会从要求“不扩大”迅速变为不仅要扩大而且还很强硬的态度呢?
实质上，近卫文内心中是支持日军侵华的，并将此视为日本获取生存的“命运之路”。他前后态度的变化只是策略的运用而已，根本上，他是在法西斯的侵略战车上愈走愈远的。当时，日本政府，尤其是陆军中央内部的意见发生分歧，以陆相杉山元、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以及参谋本部第三课课长武藤章为主要代表的强硬派，主张日本以强硬的态度出现，迫使中国慑服而妥协或投降。以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以及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为代表的慎重派，则认为应从以“满洲国”作为对苏战备基地的防卫立场出发，尽可能避免事态扩大才是上策。而近卫文“乐观”地判断中国在日本的威力之下，势必会屈服，加之，他本身也极力支持日本的侵华立场，因而很快就倒向了支持“强硬派”的立场。
1937年7月11日，近卫文以内阁名义发表向华北派兵之声明，宣称：中国军队的“不法攻击”，对日方现地谈判“没有诚意”，酿成了“华北事变”，为“维持”华北“治安”，日本必须增兵，并且以首相的身份号召贵众两院、新闻界、财政界等代表共同支持政府的决定。在他的号召之下，日本媒体大力进行舆论宣传，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地叫嚣“膺惩支那”，这导致日本国内侵华气焰高涨，使侵华战火进一步扩大。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又对上海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抗击，淞沪抗战爆发。这时的近卫文彻底抛弃了原来的“不扩大”的方针，接受了陆相杉山元的建议，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对华一击”。先是向上海增派两个师团的兵力，随后，于8月15日以内阁名义发表声明，强硬地宣布“膺惩中国”进行“圣战”。
9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通告，将此前所称“华北事变”改为“中国事变”，日本欲侵略全中国的野心在此昭然若揭。为了推动侵略战争的进行，近卫文开始了国内的战争动员，尽可能地把可以调动起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调动起来投入这场侵略战争。9月，近卫内阁就发起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大肆宣扬“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韧持久”的方针，支持法西斯侵略的步伐。10月，专门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络会，并派海军大将有马良桔担任会长。
发动侵略战的公爵首相近卫文(4)
除了精神动员外，近卫内阁还进行一系列的经济、政治、军事和组织动员，接连订立了各种经济统制法律，比如，《军事工业动员法》、《重要工业统制法》、《临时资金动员法》等，大力扶植军需工业，将国内经济纳入战争轨道，而且吸收军、财、政界代表人物充当内阁临时参议官，加强对内阁的领导和控制力。11月，根据武藤章的建议，专门设立大本营，以便及时对前线战况进行遥控指挥……总之，他为全面侵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内阁与军部的互相协助与合作下，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步步深入。1937年7月底，侵占了华北地区；11月12日，侵占了上海；12月13日攻占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占领南京之后，近卫文对华强硬态度达到了顶点，对南京蒋介石政权提出了条件极为苛刻的所谓“和平条件”，主要包括：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中国放弃容共、反“满”抗日的政策，应对日“满”防共政策予以协助；在华北设置“中国主权之下，实现日、“满”、华三国共存共荣的适当机构”，赋予该机构广泛权限，尤其应保证日、“满”、华经济合作的成果，华北及内蒙古设立非武装地带；在内蒙古设立“防共自治政府”；中日共同维持上海治安秩序、发展经济；就日、“满”、华资源开发、关税、贸易、航空、通信等缔结“必要的协定”；中国要对日本给予“必要的赔偿”；对内蒙古、华北以及华中的特定地区，在必要期间由日本军队实施“保护”占领。这种对中国分而食之的无理要求，中国政府自然不可能接受。
1938年1月16日，近卫文以首相的名义发表声明，即“近卫第一次对华声明”，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待“足以同帝国真正合作的新兴中国政权的出现”。这是其公开否定国民政府、准备扶植听话的汉奸傀儡政权的狂妄叫嚣。
日本侵略军遭到中国全民族抗战的顽强抵抗。1938年10月，继侵占武汉、广州之后，伴随着战线的拉长和纵深，日军再也无力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全国各地广泛兴起的军民抗日运动，更使日军深陷战争泥潭，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近卫文处于策略考虑，不得不改变对华方针，他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态度，一面诱降蒋介石，一面扶植汉奸走狗，开展了所谓的“汪兆铭工作”。1938年11月3日，近卫发表关于“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即“近卫第二次对华声明”，强调“日满华三国”共同“防共”、“建设确保东亚永远安定之新秩序”。
同年12月22日，又发表了“近卫三原则”的对华政策，也被叫做“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声明中，进一步加强对国民政府的政治诱降，抛出“亲善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三原则”为诱饵。所谓的“三原则”，其实是近卫内阁贯彻政治诱降的工具而已，并没有丝毫放松独占中国的野心。
“善邻友好”实际上是无耻地要求“新中国的政权形式应根据分治合作的原则加以策划”，通过实现以中国、“满洲国”和日本为基础的“新秩序”，使三国“融合一致，互相合作”，发展“政治、外交、教育、宣传、贸易等各方面”关系。同时强调内蒙古和华北的地方自治性，甚至野心勃勃地将上海、青岛、厦门等地也“规定为特别行政区”，并规定对新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都得派遣顾问，以保证日本的最高控制权。
这就是“善邻友好”原则的核心意义，而近卫不过运用了所谓“了解日本出动大军的真意”，要求中国“清除以往的偏狭观念，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等等一些外交上惯用的含混词藻，来粉饰一番“善邻友好”原则的险恶用心而已。
近卫文用相同伎俩提出所谓的“经济提携”，即“不想在中国实行任何经济上的垄断”，“只求日华的提携和合作发生实效”，实行中日之间的“紧密经济提携”。他这种外交辞令背后的根本要求在《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中袒露无遗，即要求“日、‘满’、华三国就资源的开发、关税、贸易、航空、交通、通信、气象、测量等方面，签订必要的协定”；“对华北、蒙疆的开发利用”，应优先考虑日本和“满洲国”的需要，尤其在以上地区及其他地区，“关于特定资源的开发”，日本应享受“特殊便利”；对农业的“改良”，要“设法栽培日本所需要的原料资源”；在贸易方面，应“采用妥当的关税制度和海关制度”；对于航空、铁路、海运、长江水运和通信事业等中国国民经济重要命脉，则悉数作为“日华方面合作的重点”。
所谓“共同防共”原则，只是日军在华“任意驻军”的代名词。《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除了强调日本“在华北和蒙疆的主要地区驻扎必要的军队”外，还强调对于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无期限的“继续驻扎”，并规定“在长江和中国沿海，应拥有舰艇航行停泊的自由”；“在长江沿岸的特定地点、华南沿海的特定岛屿，以及与此有关的地点应驻扎若干舰艇部队”；甚至规定日军对所驻地区内的铁路、航空、通信以及重要港口水路，“一概保留军事上的要求权和监督权”。
这种贪婪的帝国主义企图，虽然在近卫声明的字面上找不到，但近卫声明却在事实上积极履行这种企图，它避而不谈占领区的日本军队“于日华两国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退”，“随着中国国内治安的恢复，两年内全部撤兵完毕”问题，只是要求在内蒙这个“特殊防共区承认日本防共驻兵”即为例证。
发动侵略战的公爵首相近卫文(5)
与此同时，近卫文扶植傀儡政权的“汪兆铭工作”有了起色。1938年12月，汉奸汪精卫逃到河内，开始了其建立“新兴政权”的活动。12月30日，汪精卫发表“艳电”，与近卫文的“三原则”遥相呼应。然而，汪精卫的卖国投降行为遭到举国上下的一致唾弃，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同时，近卫文费尽心机推出的“近卫三原则”的政治诱降伎俩也未见成效。近卫文面对深陷持久战泥潭的困境，已经是软硬皆施、黔驴技穷了。1939年1月5日，近卫文不得不率领内阁总辞职。近卫文结束了其第一任首相的经历，不过这段时间内，他半推半就地登上了法西斯侵略战车，建立起了“战时体制”以支持逐步升级的侵华战争，因而对这场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离开首相之位的近卫文，并没有从此离开权力的核心。1939年1月5日，平昭骐一郎组阁继任首相，同时，近卫文出任枢密院议长，并且兼任颇有权势的新内阁的元任所大臣。
此后短短不到一年时间里，日本经历了阿部、米内两届短命的内阁。1940年7月22日，近卫文受命再次组阁，这次他选择了疯狂鼓吹“南进”的东条英机为陆相，而同样狂热的战争分子松冈洋右被任命为外相。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近卫内阁实现了以“新体制运动”为主要内容的法西斯化过程。通过这一运动，近卫文试图“应付前所未有的内外动荡局势，建立强有力的举国政治体制”，为这部侵略机器的有效运转，而使“一切政党、派别、经济团体和文化团体统统归依于公益优先的精神之下”，以便“官民协同”而实践“翼赞大政的臣道”，建立“高度国防国家”。
根据这种“新体制”的要求，在政治上，近卫文发起组织“大政翼赞会”，并自任总裁，规定今后阁员必须从该会成员中遴选，以此加强组织和精神控制，而且他还效法希特勒的纳粹党，取消了日本国内的一切工会，加紧法西斯统治的控制力；在经济上，通过《确立经济新体制纲要》的实施，强化战时经济，以保证战争物资的生产和调配。近卫文在侵略战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40年7月26日，近卫内阁制定了《基本国策要纲》。该纲领所立目标是“以皇国为核心，建设以日‘满’华坚强团结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以及“刷新国内体制”，“确立强有力的新政治体制”。7月27日，大本营与政府的联络会议通过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处理时局要纲》，将侵略之野心进一步扩大，宣称要迅速促进解决“中国事变”，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实施“南进”；强调为此应从速加强同德意两国的政治结盟，大力调整日苏外交，改善两国关系；利用德国横行西欧的良机，以英国为主要对象，诉诸武力，夺取其殖民地；举行日美谈判，尽量让美国理解日本的“公正主张”；也要考虑到同美国开战的可能性而做好准备等等。从中显见，近卫内阁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之野心。
1940年8月，日本政府抛出“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妄图建立一个囊括东亚的庞大殖民帝国。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近卫内阁同法属印度支那当局进行强硬交涉，9月23日，日军侵入印度支那北部，由此迈出“南进”的第一步。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近卫文曾在日记中写道：三国同盟缔结的目标，是防止美国参战和建立日苏亲善关系。近卫文为日本走向太平洋战争又扫清了一块“障碍”。
日军“南进”和三国军事同盟的签订，使日本与英、法、美、荷等国在东南亚殖民地的利益出现尖锐冲突，尤其是日美摩擦日益加剧。此时，“南进”计划尚在准备阶段，因而近卫内阁选择了由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为代表同美国进行谈判的“缓兵之计”。
在日美谈判无果时，陆相东条英机主张停止谈判，马上宣战。这时的近卫文并不愿独自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因而主张“战争如无百分之百的把握，就必须避免”，应与美国继续谈判。最终由于同东条英机意见尖锐对立，于1941年10月16日，向天皇提出辞职。近卫文辞职后，东条英机出面组阁。
东条组阁后，日美谈判纯粹只是战争的一个掩护而已。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国不宣而战，派联合舰队偷袭美军珍珠港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处处得手，气焰嚣张，几乎侵占了整个东南亚。但在盟军一步步组织起来的反攻之下，经过中途岛海战、所罗门海战和瓜岛争夺战之后，战争的主动权完全落在盟军手中，日军节节败退。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形势急转直下。1945年初，美国对菲律宾作战节节胜利，眼看战局日益困难，天皇无奈，召见重臣，征询有关时局的意见。近卫文于2月14日晋谒天皇，面陈自己的意见，不得不承认败局已定的他说道：“如今战局已必败无疑。只是由于英美舆论尚未考虑到改变日本国体一事，我认为如果只是战败，对于国体方面尚无担心的必要。
从维护国体上看，最值得忧虑的是随着战败发生‘共产革命’。”可见，近卫文不仅是一个积极的侵略者，而且还是一个坚定的反苏反共分子。
1945年3月，随着盟军的反攻，战火已烧到日本本土。7月26日，英、美、中、苏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6日，美国对广岛投掷原子弹；9日，在长崎投下另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出兵作战。8月，中国战场也开始了大规模反攻，“大日本帝国”行将崩溃。
发动侵略战的公爵首相近卫文(6)
%%%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近卫文被列入了甲级战犯的名单，胆战心惊的他怕踏上审判的绞刑架而选择了吞毒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罪恶一生
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17日，东久迩宫稔彦亲王出面组织皇族内阁。近卫文担任国务大臣，重返政界。不过，取代往昔的备受尊重的是，社会舆论对近卫文展开了猛烈攻击，谴责他在七七事变中罪责难逃，指责他把日本引向太平洋战争，要求罢免他。面对国内的压力和军事法庭未知的审判，近卫非常紧张，惶惶不可终日。
1945年8月28日，美军陆续登陆并以盟军名义独占日本，此时的近卫文极力想面见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为什么呢?外相重光葵道出其中奥妙，他说，“东久迩和近卫都想逃避责任，想把挑起战争和虐待俘虏的责任说成与己无关，坏事都是东条大将等一帮军阀干的。”
起初，近卫文以“改宪调查研究”作为保护自己的幌子，但未容近卫施展拳脚，舆论便把矛头指向了他。美国报刊公开指责，如果让近卫公爵在战后的日本担当什么角色，“无异于让吉斯林当挪威总统，让赖法尔当法国总统，让戈林当欧洲盟军司令”，媒体一起向近卫开火。驻日盟军总部为了摆脱舆论的攻击，争取主动，不得不改变态度，下令今后禁止与近卫接触，这使近卫十分狼狈。
随着改宪调查研究的中止，近卫文更加担心会被指控为战犯。11月19日，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传讯近卫文，传讯在一艘美国海军的鱼雷艇上进行，前后持续3个小时。他神色紧张，支吾搪塞，闪烁其词，不是将罪行推诿于军部，就是谎称自己记忆不清。后来他曾心有余悸地对别人说过：“我度过了可怕的几个小时，他们就像在审问一个战犯。美国也好像终于下了决心，我也要作为战犯被抓起来了呀!”
已如惊弓之鸟的近卫文，11月22日，向天皇裕仁递交了辞去公爵爵位的报告。11月27日，近卫文请《朝日新闻》的记者小坂德三郎参考他以前写的记录，整理成文，作为其“政治遗书”。这部手记连同太平洋战争期间他所写的其他手记，在他死后，以《遗失的政治》公开出版。
12月6日，继小矶国昭、荒木贞夫等被宣布为战犯嫌疑人后，驻日盟军总部向近卫、木户等9名战犯下发了逮捕令。近卫文听到这个消息时，显得比较平静，但多次表示忍受不了作为战犯受审判的“耻辱”。
12月15日晚，近卫文被关进巢鸭监狱前夜，在家中与夫人千代子、弟弟秀等进行了最后的长谈。次日凌晨6时左右，其夫人千代子发现近卫文已身着白布服毒自杀了，身边放着的剧毒氰化钾的瓶子已经空了。
这个效命于侵略战争的贵族害怕历史的审判，而选择了自杀的逃避。他在《回忆录》中坦言：“我不能忍受美国法庭逮捕和审理我的案件的屈辱，我不能不感到对中国事变结局所负的特殊责任”。但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将不会随着他自杀的逃避而烟消云散，他的累累罪行被永远铭刻于历史的耻辱柱上!
满蒙”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1)
出生寒门，却凭自己的“战功”被天皇赐予男爵爵位，荣登华族。他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有良好的基层经验，从小队长做起，又谙熟中国，尤其是东北情况，这影响了他作为军人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