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山元指挥日军在中国作战，连吃败仗，既损兵又折将，因而被日本国内讥为“笨蛋元帅”。
%%%本营的杉山元，沉寂一段日子后，重任参谋总长，开始追随东条英机推行“南进”计划。日本战败投降后，这个日本全面侵华时的陆相以及入侵东南亚时的参谋总长自是“在劫难逃”了
“笨蛋元帅”杉山元于1939年9月12日被调回日本国内。本想在侵华战场上一展身手的杉山元，只能满怀不甘地回到大本营担任军事参议官这个看似位高却无实权的职位。
“笨蛋元帅”杉山元(3)
杉山元曾经支持过“南进”计划，当陆相东条英机疯狂鼓吹“南进”时，便想到了这个“得力助手”。因而在沉寂一年之后，杉山元获得了“重振旗鼓”的机会。1940年10月3日，杉山元被任命为参谋本部参谋总长。重获机会的杉山元投桃报李，马上投入到推动侵略战争的行动中。他与东条英机以及海军军令部部长永野修身等人一起，积极策划实施侵占东南亚各国的所谓“南进”计划。
1941年9月3日，在讨论是同美国继续进行谈判，还是准备宣战的大本营联络会议上，杉山元提出，必须规定出谈判的截止日期，否则将不利于日本的国家利益。他说：“我们必须在10月10日之前争取达到我们的外交目的。否则，便毅然出击，不能老拖个没完没了。”他的话反映了“南进”者的“心声”，谈判不过是这些战争狂人备战的幌子而已。大本营联络会议最后做出了令杉山元高兴的决定——“为保卫和维持帝国的生存，以10月上旬为初步截止时间，在此之前，做好战争准备，到那时，如果有必要，就决心与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5日下午，近卫文与杉山元、永野修身一起进宫，向天皇禀报大本营联络会议的决定。汇报中，杉山元颇有把握地向天皇启奏了已拟好的对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的作战计划，并向天皇保证在5个月内荡平东南亚。
天皇实际上对此并没有太大的信心，因为陆军也曾经有过“3个月内征服支那”的断言，而今这只成为遭人讥笑的话柄而已，因而天皇还是希望尽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杉山元当然理解“圣断”之意，不过他表面上允诺天皇，声称军部定将执行“先外交后战争”的方针，但实际上早与东条英机等人勾结，为外交谈判制造障碍，设置极为苛刻的条款，美国人当然不可能答应，从而制造出对美开战的借口。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战争之初，日军靠“先机”之优势，迅速侵入东南亚各国，但随着当地人民的反抗和盟军的反攻，太平洋战场的战局日益逆转，“5个月荡平东南亚”又成为不可能实现的“痴人说梦”。
1943年6月21日，在太平洋战场日军日显颓势之时，杉山元被晋升为元帅。不断推动战争机器前进的首相东条英机，为了挽救败局，拼命强化自己手中的独裁专权，以图巩固侵略集团的统治和制造战争的“转机”。1944年2月20日夜，东条英机干脆找来参谋总长杉山元，开门见山地让杉山元辞去参谋总长职务，由他兼任。
杉山元虽认为一个人集政权、军权于一身，是违反长期统治传统的，而且他本人也不愿一下失去如此大权。但东条英机则非常强硬地宣称“如果有谁反对，我就立即撤换他”!这样，本来心有犹豫的杉山元也就无奈地答应了东条英机的要求，于1944年2月21日辞去了参谋总长的职务。东条英机虽然实现了专权，但这也体现了其统治集团内部裂痕的出现，它的覆亡也就不远了。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杉山元在任参谋总长的4年里，不仅在中国继续扩大侵略战争，在大本营鼓吹“南进”，而且实际纵容和指使了日军在东南亚的诸种暴行，对东南亚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指使并支持“南进”日军，对东南亚人民，特别是华侨实施“绥靖”、恐怖、屠杀、报复的政策。攻占新加坡后，在他的指使下，秘密警察拘捕了支持抗日的6000余名华侨，并进行集体屠杀。杉山元还亲自到苏门答腊前线视察，纵容日军肆意杀害平民和俘虏达25万人之多。4月3日，由于美军的东部防线(菲律宾)被日军突破，7万多人被俘，杉山元命令亲信政信大佐组织“死亡行军”，仅60英里就有1.6万多名战俘被虐致死。
1944年7月，四面楚歌的东条英机被迫率领内阁总辞职，受东条英机排挤的杉山元获机会得以复出。1945年4月6日，杉山元被任命为防守日本本土的第一总司令官。杉山元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本土防卫的时候，随着盟国的反攻，尤其是8月6日起美国先后向广岛和长崎投放了原子弹之后，日本本土受到重创。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日本赖以垂死挣扎的关东军瞬时土崩瓦解。8月15日，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5年9月11日，驻日盟军总部公布了第一批日本甲级战犯名单，杉山元侥幸未列入名单中。但他自知作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的陆相和发动太平洋战争时的参谋总长，罪恶深重，作为战犯是迟早的事，或者被驻日盟军逮捕或者被引渡到中国受审。一想到这些他就寝食难安。为了逃避作为战犯的惩罚，9月12日下午5时，杉山元在第一总军司令部内开枪自杀。
当晚，杉山元的妻子启子，在得知杉山元自杀的消息后，在自己家里的佛堂，身着全白丧服，用短刀戳穿心脏自杀，追随作恶多端的丈夫而去。杉山元用自裁的方式逃避正义审判的惩罚，但他对中国和东南亚人民所犯的桩桩罪行是他的自杀所无法洗刷干净的，只能永远背负战争的罪行而被后人所唾弃。
“战争天才”冈村宁次(1)
次无论是在东京的陆军幼年学校，还是在陆军士官学校，或者是被誉为“三羽鸟”，成立“二叶会”等，都无时不想着为天皇建立功勋，当库页岛的硝烟升起，这个年轻的野心家就再也坐不住了
冈村宁次是日本法西斯军队中最著名的战将之一，在二战期间日军诸高级将领中，冈村宁次侵华的历史最久。自1907年他担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清国留学生队区队长，直到1949年初被国民党军事法庭“无罪释放”回国的40多年间，他的职务岗位虽几经变动，但其毕生“事业”是与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侵华战争紧紧相联的。
1884年5月15日，冈村宁次出生在日本东京四名坂町街区的一个末落武士家庭。由于日本孕妇在胎儿隆起后有束腰的习惯，加之不足月份，所以他出生时很瘦弱。他的父母冈村宁永夫妇此前生过一个儿子，却夭折了，他们担心这个孩子仍然活不下来。在给这个孩子起名时，宁永取自己名字里的“宁”字，再加一个表示顺序的“次”字，就是冈村宁次。从冈村宁次4岁开始，宁永夫妇就教他认日语假名和一些简单的汉字，并规定他每日作息时间和识字进度。1890年3月，冈村宁次入坂町小学，开始了长达8年的小学时代。1897年，13岁的冈村宁次小学毕业，考进了著名的东京专门学校(1902年更名为早稻田大学)的附设中学部。由于该校当时的收费较高，所以冈村宁次仅仅在此读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后转入东京陆军幼年学校。1898年9月，冈村宁次身穿草绿色军装参加了入学典礼，从此迈出了他军人生涯的第一步。
东京陆军幼年学校的这帮少年学生大多为武士后裔和军人子弟，他们凶悍斗狠是出了名的。冈村宁次在此学习的3年岁月里，一直还算安分守己，没出什么大事，但在毕业前夕的一次操场械斗事件中，因被校方认为是肇事者和主谋险些被开除学籍。
这场风波结束后不久，冈村宁次升入陆军中央幼年学校，一年多以后，他进入渴望已久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也是在明治维新运动中兴办的，其前身是1868年8月开办的京都军校。除有关军事课程之外，该校尤为注重向学生灌输封建忠君思想和军国主义毒素，通过非常残忍的方法来培养武士道精神。这所学校的毕业生是日本建设近代军队的骨干，日本陆军的军官从将军到少尉，大都曾在这里学习过。
冈村宁次是这所叫嚣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学校的第16期学生。这期学生可谓“人才济济”，不少人后来成为左右当时日军乃至日本政坛的重要人物，如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安藤利吉后来都官至大将。而且，当时冈村宁次、永田铁山和小(口克)敏四郎被“陆士”教官们公认为16期最优异的“三羽鸟”(即“三杰”之意)。
1904年，冈村宁次以优异的成绩从陆士毕业。同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被分配到麻布步兵第一联队担任补充部队小队副的冈村宁次，怀着为天皇建功立勋的迫切心情，恨不得马上驰骋疆场。在冈村宁次的一再请战下，上司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于翌年4月将冈村宁次从补充部队转到步兵第四十九联队，作为新编第十三师团的一个小队长参加桦太岛(即“库页岛”)战役。
终于可以披挂上阵的冈村宁次，曾两次冒险出入枪林弹雨之中。第一次初上战场时，就在森林中与俄军遭遇，为了便于观察情况，他站在一个树墩上指挥作战。当晚，他的一个有作战经验的部下就告诫他，“站在高处指挥，并不是真正的勇士。今后应把姿势放低，要充分利用地形”。他愉快地接受了建议，而且牢记战场不仅要勇敢，更需要冷静地运筹帷幄的教训。桦太岛战役结束后，冈村宁次随部转至北朝鲜驻扎。两年后的1907年，他被调回陆军士官学校担任中国留学生队的中尉队长，这一任职对他此后的军事生涯有不容忽视的巨大影响。冈村宁次在1907年至1910年的3年时间里，从第4期开始接手，总共在“陆士”带过3期156名中国留学生。这些当初被日本同学瞧不起的“支那人”，后来回到中国可就成了左右中国近代时局的人物了，像其中的阎锡山、孙传芳等，俨然成为割据一方的土霸王了；而像反袁英雄李烈钧、抗战时正经卖过力气的“国军”参谋总长何应钦等，也曾与冈村有过“师生之谊”。带了几期中国留学生，“圆满”地完成任务后，1910年12月，冈村宁次被推荐上了日本陆军大学，是该校第25期的学员。陆军大学是战前日本军事教育体系中层次最高的一级军事学校，是为培养经过“陆士”学习并有一定实际锻炼，被认为有发展前途的军官而设立的。在“陆大”在职学习期间，27岁的冈村宁次结婚了，新娘名叫星野理枝。次年10月，又添了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取名冈村忠正。此时的冈村宁次，正是意气勃发，前途事业一片“美好”。1913年11月，冈村宁次以第8名的优秀成绩从“陆大”毕业。毕业后他先是做了半年的中队长，1914年8月，被上司调到参谋本部外国战史处工作。
同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乘机夺取了德国在华势力范围——山东青岛。1915年2月，日军参谋本部为编纂日德战争作战史，派冈村宁次等人赴青岛搜集资料，由此冈村宁次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战争天才”冈村宁次(2)
冈村宁次赴青岛不久，被时任黎元洪大总统顾问的日本陆军中将青木宣纯调至北京做助手，主要负责对外联络、文牍书案之类的工作。这样，冈村宁次在北京青木顾问处一干就是4年多。1919年7月，冈村宁次终于返回日本。他的新职务是陆军军事调查部新闻班的少佐班员，主要从事沟通军队与国民之间的“感情”和处理军方对国内民众的宣传事务。在新的职位上，冈村宁次不遗余力地为争取陆军的所谓“生存权”和“发展权”摇旗呐喊。在新闻班干了将近两年，1921年6月，陆军省决定选派冈村宁次等人赴欧美考察。对冈村来说，这种难得的机会既是上司对自己才干的赏识，又意在向其暗示今后的前程远大。怀着兴奋的心情，6月18日冈村宁次登船离开了日本。同行人中，还有一位阴沉着脸、沉默寡言的青年军官，鲜与人交谈，这个天生的特务坯子，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先后在英国、法国、瑞士、德国停留，会见了许多当年的学友，如东条英机、山下奉文等。在这次考察期间，冈村宁次与这些血气方刚的少壮军人畅谈所谓“改造”日本军队的“宏大伟业”，图谋国家改革诸问题，此即“巴登巴登盟约”的主要内容。到了昭和时代，这些人正式成立了“二叶会”，后来发展并改名为“一夕会”。“巴登巴登盟约”以及与驻欧美各国少壮军官的交往，使冈村宁次在军界中初步有了自己的盟友和支持者，为他站稳脚跟并寻求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2年1月4日，冈村宁次回到日本，调任步兵第十四联队，任少佐大队长。1923年3月8日冈村宁次被调回参谋本部工作，任第二部第六课的中国班副班长。该课在日军内部被称作“中国店”，其成员被视为“中国通”，是一个擅长于智谋权术的精干集体。班员中有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岩松义雄等9人。毫无疑问这个“精干”的9人集体，把一个个后来为中国人民所熟知、切齿的魔鬼，几乎都汇集进去了!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7.9级的大地震。9月3日，日本政府为抗震救灾和维持秩序，遂成立关东戒严司令部。
刚晋升为中佐的冈村宁次被临调该司令部宣传情报部，负责戒严期间的新闻检查。冈村宁次并不满足于宣传工作。经过频频活动后，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参谋本部上海驻华武官的调令。
%%%次当上了上海驻华武官，他的组织和战略“才能”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同时，他看到了肥沃的中国土地，开始不断窥视和图谋这块不属于日本的富饶国土
当上参谋本部上海驻华武官的冈村宁次肩负三项“重任”：搜集中国情报，搜集朝鲜独立运动的情报，进行长江流域作战实地研究。
冈村宁次不辱重托，上任伊始，就对组织人员进行了一番“清理整顿”，使领事馆武官处的工作步入正轨。
上任的第三个月，冈村宁次发起筹备了日军参谋本部在上海召开的长江下游作战计划会议，专程由日本赶来的本部负责作战的高级官员，听取了冈村宁次的实地考察报告。这些热衷于侵略扩张的法西斯军官达成了“待时机成熟，必须出兵，控制扼守长江口的远东国际商港”的战略共识。后来日军果然按此阴谋，制造了“一?二八”上海事变，这是后话，暂且不表。话说，1925年，中国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五卅运动。在日本勾结中国亲日派军阀破坏和镇压这场运动的过程中，在上海领事馆工作的冈村宁次充当了重要角色。
他先唆使英国人出面打头阵，镇压工人运动，引起中国人的反英情绪，同时资助“沙基惨案”后成立的一些罢工组织。这使日本以经济上的些许让步换得了政治上的先行脱身。而在6月23日“沙基惨案”后，华南等地果然掀起大规模抵制英货运动，于是，日本乘虚而入，着力夺取英国在华市场，将日货大量运销华南地区。结果，1925年度日本对华出口总额，非但没有受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而跌落，反而较上一年增长了12％。
在此期间，冈村宁次也没忘记刺探实地作战情报的任务。他借被学生孙传芳聘请，任孙军事顾问的机会，从孙那里窃取到了部分军用地图，如江浙一带1∶20000的军用地图，再如华中中部地区1∶50000地图等。后来，冈村宁次回国后，把这些地图交给参谋本部，获得了数额颇大的秘密赏金。此后，日本全面侵华时，在武汉作战所用的华中中部地区1∶50000地图，大部分就是冈村宁次秘密搞到的。
冈村在谍报武官任上，干得风风火火，颇有“实绩”，为日本帝国的侵华事业效了犬马之力。可是，也许是上苍的报应。这期间他的家庭却屡遭不幸，武正是他的次子，在上海得了猩红热，少年夭折。之后不久，其妻子理枝也在东京病逝。
妻子理枝死后的一段时期内，冈村宁次原来蓬勃发展的“事业”也颇为沉寂了好一段日子。到1927年8月15日，终于接到了担任陆军第三师团第六联队联队长的任命，并晋升为大佐。1928年，冈村宁次终于有了指挥军队和领兵打仗的机会。1928年，日军在中国一手制造了济南惨案。为扩大战事，日军参谋本部于5月9日下达命令，调第三师团赴华参战。13日清晨，冈村宁次心情激动地对联队官兵训话：“让我等官兵在军旗之下驰征中国山东，去保护我日本侨民吧!”
“战争天才”冈村宁次(3)
14日，冈村宁次率第六联队随师团主力开赴山东。可惜，等他们在青岛上岸时，济南城已被第三十六旅团等部队完全占领，“立功”的机会没有了，冈村宁次率第六联队只得暂驻青岛。7月25日，冈村宁次接到了参谋本部的正式调令，回任参谋本部国内战史课课长。
冈村宁次从青岛调回军部之前，关东军策划的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正引起军政间的龌龊争斗。军部首脑将冈村宁次回调军部，意在要他利用搜集整理文件的工作之便，阻止政府内一部分人调查皇姑屯事件的要求。皇姑屯事件的具体策划和执行者，是冈村宁次早先的盟友、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机敏的冈村宁次很快就领会了自己的使命，他利用“二叶会”和新组织的“星期四会”笼络少壮军官，抵制内阁的调查。1929年6月28日，在张作霖身死一年多后，日本内阁会议才决定，以关东军对“南满”铁路及附属地“警备不善”的理由，给以有关人员“行政处分”。此后，办事得力的冈村宁次被调至陆军人事局补任课长这个肥缺上，干了两年多。
1932年，日军在九一八事变后为进一步扩大侵华，也为了转移欧美列强对中国东北的注意，挑起了“一?二八”事变，出兵中国上海。熟悉上海情况的冈村宁次利用手段排挤掉颇有背景的竞争对手东条英机，于2月26日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
3月6日晨，姗姗来迟的冈村宁次抵达上海，但淞沪战事已基本结束了。4月1日，他转任为临时军事调查委员长，同时晋升为陆军少将，时年48岁，他任军事调查委员长的主要职责就是粉饰日军侵略上海的行动。
曾经做过日军情报和宣传工作的冈村宁次，在歪曲事实、敷衍塞责方面颇有“经验”，因此，军部首脑才选中由他来主持“调查”，对付舆论。不过这次冈村使出全部招数也揩不净侵略军的“脏屁股”，在中国政府的一再申诉下，国联大会多数代表认定日军在上海的行动是侵略行为，冈村炮制出来的“调查”结果，徒留下欲盖弥彰的谎言一篇。
5月5日，中日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停战协定。尽管日军取得了在上海的种种特权，但冈村宁次还是对协定的内容并不完全满意，认为对中国“让步”太多。
时隔不久的1932年8月19日，冈村宁次有了新的“用武之地”，他奉命转赴东北，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
冈村宁次来关东军就任后，面临所谓“匪患猖獗”的困难局面。他口里的“土匪”，其实是指我东北各地的抗日军民。因而冈村宁次将“治安”问题列为首要任务。为此，冈村宁次先给军部打报告，要求增派援军，然后通过“满洲国”政权加强所谓“法制”建设和地方武装建设，收买土匪、招募伪军，建立所谓“谋略部队”为日军作炮灰。
日伪军疯狂屠杀东北抗日义勇军士兵1932年9月，日伪统治者发布了由冈村宁次等人参与炮制的《治安警察法》，随后又颁行《暂行惩治叛徒法》和《暂行惩治盗匪法》，把义勇军污蔑为“叛徒”、“盗匪”，可以格杀勿论。随着增援部队的到来，在实权人物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关东军50000人马以“步步为营，重点突破”的作战方针，分地域逐次展开，向义勇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1933年春，在以武藤、小矶和冈村为首的关东军的疯狂围剿下，东三省的各部义勇军，除少数坚持斗争外，绝大部分先后被剿垮，无数义勇军战士为反抗侵略而献出了宝贵生命。
在东三省的抵抗力量被基本扑灭后，日本侵略者以为可以无后顾之忧了，因而开始将贪婪的眼睛盯上了热河省。
1933年1月1日夜晚，日军在山海关挑衅，制造事端，向山海关和热河发动军事进攻。1月3日，日军占领山海关，揭开了热河战役的“序曲”。热河省，地处辽宁、察哈尔两省之间，南与河北省为邻，长城在其南境，省会是承德。据有热河省便隔绝了我东三省与关内地区的联系，这样，日寇既可巩固对我东三省的侵略占领，又可据以向华北推进。当时，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剿共”作为首要任务；再加之，国民党军队内部腐败和派系之间的斗争，因而与日军交战中，纷纷败降。
3月2日，日军轻取赤峰城，两天后又轻易地占领了承德。从1月份挑起事端至此，日军在短时间内基本上控制了热河省，直逼长城一线。到5月中旬，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日军很快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向密云、怀柔一带压进，其师团指挥所也前移至白河洞。随着密云、怀柔被占，北平已处在日本侵略军的枪口之下。
在日军的步步进逼之下，5月24日，中国方面不得不正式提出停战要求。当晚，中方密使殷同与冈村宁次进行了会晤。其实，此前冈村宁次的多年故交，他曾经的学生——国民党有名的亲日派分子何应钦，已经早在暗中向冈村密授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玄机，因而彼此很快就达成了有关停战的大致意向。
1933年5月30日，冈村宁次作为日本关东军代表与何应钦派去的代表熊斌在塘沽举行正式停战谈判。这次谈判实际是日本帝国主义将事先拟好的侵略条件强加于中国、强迫中国接受的一个仪式而已。最后，冈村宁次终于拿到了令他满意的《塘沽停战协定》。冈村宁次代表日本所签订的这个协定，其实质在于强迫中国方面承认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这等于认可华北平津地区是第二个“满洲国”。同时非武装区的确定，为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打开了通路。协定签订后，裕仁天皇亲携协定书文本到靖国神社向阵亡将士的亡灵“报捷”。而冈村宁次这次为日本帝国立了一大“功”，自是得意非常!
“战争天才”冈村宁次(4)
在冈村宁次就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的两年多时间里，他还大力支持在那里进行细菌武器研究和制造的杀人魔鬼石井四郎。1933年，石井在哈尔滨以南的五常县背阴河创建“细菌实验所”，利用抓获的中国平民和俘虏进行各种残忍的、灭绝人性的细菌试验，在冈村宁次等关东军各实力人物的直接支持、协助下，石井机关的规模越来越膨胀，“事业”也越来越红火，为后来第七三一部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在《塘沽协定》签订后不久，冈村宁次的关东军副参谋长的职位被板垣征四郎接替，1934年12月，冈村宁次回调参谋本部。次年3月，出任参谋本部第二部即情报部部长。在他的策动下，关东军展开了以在华北建立亲日傀儡政权，控制华北于日本势力之下为核心目标的“华北工作”。奉天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则被派具体负责“华北自治运动”以达到目标。1935年11月中旬，随着“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建立，这一侵略目标基本实现，冈村宁次对自己的又一次得逞而自喜不已。
在策划“华北工作”的同时，冈村宁次以个人身份被派往中国，秘密访华，执行“以帝国为中心，在日、‘满’、中三国提携互助基础上”的对华政策纲要，即“广田三原则”的任务。在收获甚微的情况下，于1935年11月灰溜溜地返回日本。
时光总是匆匆，但每每会有一些意外发生，对某些渴望“机遇”的人，展开“幸运”的微笑。一个蛰伏的寒冬过后，当浅粉的樱花刚刚在乍暖还寒的初春微风中崭露头角的时候，冈村宁次又撞上了一次往上爬的绝佳“机会”。
1936年2月26日拂晓，日本“皇道派”少壮军人发动了震撼日本政坛的“二二六”事变。兵变发生后，冈村宁次和石原莞尔等临时参谋本部主要成员积极主张采取“断然镇压”的方针，以整肃军纪。
冈村宁次原先也倾向于“皇道派”，并受到过“皇道派”一些实力人物的提携。但是，冈村宁次的政治观点是国家革新固然重要，但国内的稳定更为重要，下级军官的兵变会“损害军队的名声，削弱首脑部门的统制力”。基于此，冈村宁次并没有在事变中站到“皇道派”一边，而是积极参与制订具体的镇压作战计划。几天后，这次事变即被成功镇压。事变后，军界实施了“大手术”，可谓有人欢喜，有人忧——一批支持和同情事变的高级将领被免职或者编入预备役。而冈村宁次因在事变中立场站得对、处置又得当，所以被晋升为中将，破格出任第二师团师团长，成为17个正规师团主将之一，随后即开赴北满。在“北满”，冈村宁次的部队编入关东军的建制序列，主要担负维持“满滨江省”一带的治安任务，后又移防东部，担任对苏警备。
就治安问题，冈村宁次的第二师团要对付的是东北抗日联军，“抗联”可不同于几年前被日伪军镇压下去的义勇军，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更具组织性的抗日武装力量。为对付“抗联”，冈村宁次采用了三条恶毒的计谋：利用伪满军、实行所谓“匪民分离”和建立“无人区”以及“军事进剿时切断对方补给线”的办法。冈村宁次的恶毒措施，确实给抗联带来了极大的不利。但东北抗联将士毫不退缩、前仆后继，仍对日寇形成了有效的打击。直至1938年6月，冈村宁次离开东北时，他也没有抓到“抗联”的主要领导人赵尚志，而不得不“深以为憾”。
当冈村指挥第二师团在松花江两岸全力围剿我抗联武装的时候，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日本军国主义者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当时，冈村正在通河一带追踪赵尚志抗联部队的下落。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冈村宁次到中国内地作战，从九江战役、武汉会战，到南昌之战、长沙会战等，他都立下“大功”。最终升为大将，登上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宝座1938年6月，冈村宁次接到军部调令，组建第十一军作为华中派遣军，并任该军司令官，负责攻占华中地区。一直渴望战死沙场为天皇“尽忠”的冈村宁次终于有了主率一方的机会，也有了施展自己军事战略“才能”的机会。
7月中旬，冈村宁次正式在南京行使第十一军司令官指挥权。他履任新职务的第一仗就是亲自指挥攻占九江的战役，由此揭开了武汉会战的第一幕。九江位于从安庆到武汉这段长江向南弯曲处，是中国军队的外围防线。冈村宁次在海、空军的密切配合下，疯狂向九江中国守军张发奎的部队进攻，弹火铺天盖地，天地一片啸然。中国守军竭力抵抗，但损失惨重。7月25日晚，日军最终蜂拥攻入九江城。
冈村宁次率部攻占九江后，正赶上城里流行霍乱。冈村宁次诬蔑是中国军队撤退时有意散布的结果，因而“定要消灭九江霍乱”。随着一声令下，九江城内大批染病或被日本军医定为有染病嫌疑的中国老百姓，惨遭涂炭，被日军屠杀、焚尸。
在展开这些灭绝人性的杀戮的同时，冈村宁次开始盘算：若向西猛攻，直取武汉，虽可获胜，但歼灭不了多少中国军队，为了最后的胜利，应该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而且要在武汉站住脚，必须解除侧后方中国重兵集团虎视眈眈的威胁。据此，冈村宁次决定先拿薛岳开刀，制订了具体的南浔线作战计划，即自湖口、九江南下，先占德安、南昌，后西取长沙，截断粤汉铁路，对武汉形成战略大包围。以此，既消除日军侧后方的威胁，而且在战略上先截断武汉退路，并动摇中国守军气势，最终夺取武汉、歼灭中国重兵集团。
“战争天才”冈村宁次(5)
8月1日，冈村宁次正式下达进攻命令。当日，日军第一○六师团向九江以南数十公里的金官桥发起进攻，但遭到中国守军的猛烈反击。
5日，日军第一○六师团为了扭转困境，向中国守军金官桥阵地施放了大量的毒气。中国军队猝不及防，被迫撤出部分防御阵地。
第一○六师团松浦师团长令各部乘胜进击，却钻进了南浔线薛岳兵团摆下的“反八字形阵势”。战至8月中旬，松浦的第一○六师团受到重创。
冈村宁次为了稳定战局，先命令第一○六师团退守金官桥一线，并迂回攻击德安，同时让最强悍的第六师团进攻长江上的田家镇要塞。中国守军在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司令薛岳的指挥下，固守阵地，顽强抗击。日军伤亡惨重，士气低落，第一○一师团伊东政喜师团长还被中国守军击伤。
在历时四个多月的武汉会战中，南浔线作战是日军打得最艰苦、所受挫折最大的一次作战。
但是，中国军队在局部战场上的胜利，并没有改变整个武汉防御圈的不利态势，也没有遏制住冈村宁次誓夺武汉的嚣张气焰，他手下最强悍的第六师团于9月底攻占了武汉以东的最后一扇大门——田家镇要塞。
随着田家镇要塞的陷落，武汉已无险可守，蒋介石和国民党军委会便彻底放弃了死守武汉的计划。
10月25日凌晨，蒋介石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武汉。当日深夜，汉口完全沦陷。26日凌晨5时，武昌被占。27日午后，汉阳失守。至此，武汉三镇全被日军占领。作为主攻部队的指挥官，冈村宁次自然是立了“头功”一件，荣极一时。但事实上，日军攻占武汉的大会战中，没有吃掉中国守军100多个师中的任何一个，几个月的伤亡惨重，才到手一座“人去楼空”的空城而已。因而，冈村宁次虽立了“头功”，但像他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并不特别感到高兴”。
日军占领武汉城占领武汉后，为了收买人心，冈村宁次打出了“讨蒋不扰民”的旗号。冈村宁次在东京时，就耳闻了日军攻占南京的残暴行为，作为一个有“谋略”的将领，冈村宁次觉得此举不妥。
首先，战略上应该维持必要的军风军纪；其次，太过的暴行会激怒中国民众，也不利于最终鲸吞中国的实现。因而，在武汉会战中，冈村宁次就发布了“讨蒋不扰民”的训令，而且还将随军慰安妇提前编列入第十一军，但奸淫恶行并没有得到丝毫的遏制。凶残成性的日军士兵，哪管什么“讨蒋爱民”的战略意图，而且也没有任何惩戒，所以他们照旧烧杀抢虏、强奸妇女，无恶不作，“讨蒋爱民”不过是阴谋未得逞的一场骗局而已。
占领武汉后，冈村宁次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南昌。南昌乃江西省省会，位于鄱阳湖以西、修水以南，地处南浔铁路的最南端，扼水陆交通之要道。当时，中国第九战区基本兵力集中在长沙地区，该战区是冈村在武汉会战时的老敌薛岳的部队，日军若占领南昌，就可使长沙正面和侧翼完全暴露，以便他再战薛岳。再者，南昌是中国空军主要基地。武汉会战时，空袭日本海、陆军的飞机，多是从这里起飞，蒋介石决定撤守武汉后，武汉机场的中国飞机也多转移到了南昌基地。占领了它，无异于打断了原本就可怜的中国空军的一只翅膀。前次，第一○一、一○六师团吃了败仗，为了挽回颜面，也为了让这两支部队打个翻身仗，冈村宁次下令让它们作为这次的主攻部队。
3月20日，第一○一、一○六两个师团，在日军炮群猛烈炮火的配合下，倾巢出动，突破中国守军的首道防线。
27日晨，日军在冈村宁次“追击”的命令下从北、西、南三面会攻南昌城，守城部队约两个团的兵力在狭窄的街道上与日军展开巷战，直至深夜才撤离南昌。
日军在南昌作战得手后，冈村宁次自然洋洋得意，而蒋介石则震怒于30余个师的人马竟挡不住日军3个多师团的进攻，而把南昌城给丢了，于是下令4月22日实施全面反攻。但是，半个月后，中国军队虽损伤严重也未能夺回南昌城。
攻占南昌，稳住武汉的东南屏障后，冈村宁次于1939年4月中旬，开始部署进击襄河东岸的计划，以稳定武汉北部。冈村宁次当时手上只有不足4个师团的兵力，而襄河东岸中国第五战区中国军队有6个集团军近20个军。
如何进击十倍于己的中国军队?冈村宁次这回用了“重点使用兵力”的战术，即实行“分进合击、锥形突破”的策略。4月末，冈村宁次向江北各师团下达了正式攻击命令。冈村宁次的策略见了效果，日军3个师团虽与正面的汤恩伯部陷入苦战，进展速度比较迟缓，但却重创了汤恩伯部右侧的张自忠部，基本突破张自忠麾下各军的防线，暂缓了江北的后顾之忧。
随后，冈村宁次为了击败第九战区的粤汉沿线中国军队主力，进一步挫伤其战斗意志，同时确保占领地区的安定，因而拟订了赣湘会战计划，即“第一次长沙会战”。此战，日军共4个师团及两个支队参战，总兵力约10万人。中国方面由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组织了20万兵力实施抗击。
9月14日，日军发起进攻。作战之初，日军主力非常顺利地越过了中国军队的防线，并占领了湘北广大地区。但是，赣北、鄂南的两路日军助攻部队与主攻部队始终未能连接上，从而导致主力部队的后勤补给线发生困难。狡猾的冈村宁次通过情报判断，中国军队步步南退长沙是有意设下圈套让日军钻。
“战争天才”冈村宁次(6)
狡猾的狐狸没有钻进猎人的圈套。10月5日，冈村宁次赶紧下令，让出现被围歼势头的前线部队全线撤退。10月7日，没有捞到什么便宜的日军纷纷返回会战前的驻地。随后的11月，中国军队发起冬季反攻，冈村宁次被迫组织应战。在中国军队的顽强反攻下，日军一度苦战支撑。1940年3月，中国军队基本结束反攻。
刚刚应对完中国军队的反攻，冈村宁次于3月9日奉调回国转任军事参议官。临别之时，冈村宁次的鳄鱼之泪竟然潸然而下，这不是为了杀戮中国人民的残暴，而是因为“没有能够摧毁敌人的抗战意志却将众多的官兵留在战场，魂丢异乡”，其实就是他自己的侵略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所以才不想马上离开。
1940年3月20日，冈村宁次回到离别近两年的东京。这一年他已经56岁了，军事参议官是个位尊而权微的闲差。按惯例，一般是安置劳苦功高而又将退役的高级将领的，这样看来，他似乎是不可能再离开这个位置了。可是，过那种半退役的生活挨到完全退休，领兵一方、统领出征的冈村宁次当然不能甘心!
1940年7月，东条英机出任陆相。当时，德国正在欧洲战场取得不断的胜利，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日本法西斯军阀积极鼓吹“南进”。
东条英机与冈村宁次同是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但东条英机比冈村低一期，年龄也略小。同时，冈村宁次并不太支持东条英机鼓吹的“南进”主张。但冈村宁次为获得重新“出山”的机会，转而不顾这些而对东条英机表现出相当的支持。
东条英机当然也“投桃报李”了。1941年4月，冈村宁次被授予大将军衔。不久之后，冈村宁次顺理成章地拜受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接任因八路军“百团大战”而备受大本营责难的多田骏。
此次赴中国，东条英机对冈村宁次面授机宜——首先，清剿共军，维持治安；其次，劝降阎锡山。肩负这两项任务，冈村宁次很快奔赴华北。
话说华北沦陷区的人民为了保家卫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日寇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对付共产党领导敌后军民开展的种种神出鬼没的抗日游击战，冈村宁次真可谓绞尽了脑汁。为了剿灭这场千千万万中国民众支持和参与的人民战争，冈村宁次认为关键是割断抗日军民之间的鱼水联系。结合以前在北满“整顿治安”的经验，诡计多端的冈村宁次推动了一套残酷的整治办法，他称之为“治安肃正”运动，即把华北沦陷区划为三种类型：一是“治安区”(即敌占区)，二是“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三是“非治安区”(即建立敌后政权的解放区)。日军对这三类地区实行不同的残暴政策。
在“治安区”内，冈村宁次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用圈村的办法实行大编乡，推行连坐法，并建立“治安军”、“保安队”、“警备队”等伪军组织，来禁绝抗日活动。同时，冈村宁次还实行“怀柔”政策，加强汉奸特务的活动，欺骗、奴化人民，以巩固其对占领区的统治。
日本侵略者推行“三光”政策纵火烧毁村庄日军一方面宣扬所谓的“皇军只打八路军，不杀老百姓”，“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等；另一方面，为了侵略的需要，在其统治中心，建立了所谓大日本皇军的“爱护村”。宣称对“爱护村”的百姓“不扰、不抢、不杀”。然而事实上，他们却任意奴役折磨“爱护村”的百姓。在“爱护村”里抓劳工、毁民房；对抓去的劳工，残酷折磨、酷刑拷打；最使人不能容忍的是日军向“爱护村”强行摊派索要“花姑娘”，供他们玩弄发泄兽欲。这就是日军宣扬的“爱民”，他们就是这样的“爱”中国人民的。看看他们在所谓的“爱民村”犯下的种种罪行，其所鼓吹的“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的谎言，便不戳自破。在“准治安区”内，冈村宁次以“蚕食”为主，“怀柔”与恐怖手段并用。一方面，他通过宣扬“王道乐土”，企图奴化游击区的人民；另一方面，他又实行所谓“绝缘政策”，指挥日伪军在游击区内修筑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平毁村庄，残酷地制造“无人区”，企图割断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1942年春，根据冈村宁次的命令，日军在占领区长城两侧，制造了一个长700余里、宽60余里的“无人区”。
日军把这一带的老百姓集中到一个山沟里，四周筑起围墙，名曰“人圈”。在“人圈”内，日伪军经常搞“大检举”，随意以各种罪名屠杀老百姓。“人圈”内的壮丁都被编入“自卫团”，夜晚值勤巡逻，白天罚做苦役。除此之外，冈村宁次还经常派出快速部队，对“人圈”周围的地区反复搜索、“扫荡”。日寇铁蹄所踏之处，见人杀人，见房烧房，见物抢物。
仅热河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马尾沟，就被日军反复烧杀过十几次。
对“非治安区”即解放区，冈村宁次认为八路军之所以与国民党军队不同，能屡挫愈奋立于不败，就在于它的领导层意志坚强和富于谋略，因此要不择手段去直捣。相应地，对付八路军的解放区，冈村宁次以“扫荡”为主，实行“烬灭作战”，即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仅据1941年至1942年这两年统计，冈村宁次指挥日军在华北地区进行的“扫荡”作战，千人以上的就达174次，使用兵力共达83万人。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在1941年8月，另一次是在1942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