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天才”冈村宁次(7)
1941年8月，冈村宁次调集数十万日伪军，对晋察冀边区北岳区根据地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冈村宁次亲自指挥日伪军兵分13路，采取所谓“梳篦清剿”、“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铁壁合围”等战术，企图将北岳区八路军主力消灭在长城两侧。但由于八路军转移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使得冈村宁次策划的这次大“扫荡”遭到失败。
1942年5月，冈村宁次又指挥日伪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冀中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粮仓，华北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各机关、学校的给养多来源于此。这也是冈村宁次发动“五?一”大扫荡的主要原因。冈村宁次调集3个师团、两个旅团共5万日军，从5月1日开始，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在这次“扫荡”中，冈村宁次指挥日伪军在冀中平原八千个村庄的土地上，修建了1500个据点和约1万里的网状公路。冈村宁次亲临指挥，运用“纵横合击”、“对角清剿”、“张网捕鱼”等新战术，企图净剿冀中八路军。但冀中八路军主力早就转移到铁路线和城市附近，袭击敌人老巢，使得敌人顾此失彼，冈村宁次的这次大“扫荡”又遭到失败。
然而，“扫荡”中，日军到处行凶，进行了无数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他们施用各种残暴手段，有用马分尸的；有拴上石头投进水里溺死的；有赶进猪圈，用石块砸死的；有把人串进来推进火里烧死的；有用铡刀铡死的……万千百姓，尸首异处，横躺竖卧，血流成河。每每屠杀过后，放火烧房，奸淫妇女。铁蹄过后，一个充满生机的村庄，刹时变成一个悲惨的墓地坟场。而冈村宁次的部队对华北人民，对全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又岂是罄竹所能书尽的?“扫荡”之后，冀中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根据地大部分变为敌占区，部分变为游击区。冀中军区部队也受到重大损失，地方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遭到很大破坏，区以上干部牺牲1/3，群众伤亡、被掳5万多人，“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的惨景。
日军在大“扫荡”中滥杀无辜平民而冈村宁次却因为屠杀中国人民有功，被日本大本营授予一级军功“金鹄”勋章。1943年，冈村宁次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有增无减，对抗日根据地人民的屠杀更加凶残。这年秋季，展开了三个月的大规模扫荡，短短三个月时间，日军共残杀根据地人民6700余人，烧毁房舍5.5万余间、抢走牲畜1.9万多头，抢劫和焚毁粮食3000万斤。
冈村宁次虽然多次施展“扫荡”毒计，但始终无法消灭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在整个战局的影响下，冈村宁次再也抽不出多少机动兵力来发动大规模的主动进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趁势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连吃败仗的冈村宁次不得不自讽“狮子捕鼠，效力不大”。而他另一个“劝降”阎锡山的任务，被一贯奉行生存第一的阎锡山以软盾挡回，面对老奸巨猾的阎锡山，冈村宁次也是难有作为。
进入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日趋恶化。大本营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遂令中国派遣军发起“一号作战”行动，即豫湘桂战役。
4月份，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率部以攻占平汉铁路南段为目标，向郑县(郑州)、洛阳地区发动进攻，揭开了会战的序幕。
至23日，日军相继攻陷郑州、新郑、密县等地。5月1日，许昌失守。5月18日，日军进攻洛阳，中国守军顽强抗击，战况惨烈。冈村宁次急令增援，会攻洛阳。中国守军孤军奋战至25日分路突围，洛阳失守。洛阳陷落，标志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第一阶段完成了预定目的，冈村宁次非常满意这份战绩。
河南境内的硝烟刚刚散去，日军“一号作战”的第二阶段攻势，即长衡会战开始了。这一阶段，冈村宁次率部休整。
日军8月初攻占衡阳后不久，冈村宁次被调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其主要任务是发动桂柳战役，再创河南战场之战绩，攻占美军的几个重要机场，以减少美国空军对日军的威胁。桂柳会战的战略态势比之武汉会战之时，已有很大改变。这时，日军由于战线过长，兵力明显不足，丧失了制空权，而且军队内部通讯不畅、军纪废弛。当冈村宁次接受任务时，曾颇为苦涩地对他的参谋长讲道：“你我都成了泥瓦匠，哪里作战出了麻烦，就被叫去抹一番。”9月4日，冈村宁次抵达汉口上任。
9月10日，冈村宁次指挥第六方面军，在南方军一部配合下，向桂林、柳州发起进攻。9月13日晨，日军包围全州。14日，完全占领了这一桂北重镇，由此打开进入广西的第一扇大门。占领全州后，冈村宁次随即拟订攻击桂林和柳州的详细计划。
10月底，冈村宁次指挥，以第十一军团为主力，率12个师团共10万余人的兵力，同时从北、东、南三面向桂林外围攻击。随着日军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开来，自11月1日起，向桂林发起全线进攻。10日，古城桂林最终沦陷。在进攻桂林的同时，日军第三、第十三师团南窜到柳州外围。11日，柳州失陷。几乎也是在同时，第六方面军一部与从越南北进的南方军一部在绥渌会合。至此，大陆交通线全部打通，会战结束。
虽然，日军豫湘桂正面战场逞凶一时，但这并不能挽救它在其他战场——太平洋战场、缅甸战场以及中国敌后战场正在遭受的失败，不能挽回它在对外侵略全局中的颓势。这其中也有作战策略上的失误，正如战后冈村在《回忆录》中曾说的：“回顾过去的战绩，仅就我军之迷恋攻占城市恶习再作一言：举凡作战目标，不外能动的敌军与不动的土地(城市、山河的要地等)，军队作战应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其他为次。但是，城市总有其魅力，而且各条大道最终总要通向城市，尽管军队常有穿越远离城市的旷野进逼敌军的任务，却往往为城市所吸引，人人皆愿入城。同时，在中国战场上，各兵团有许多随军特派记者，他们用无线电发报机将战绩直接向国内报纸进行报道，大事宣扬‘争先立功’之类的战果，此种情况亦可能为城市所吸引的原因之一。将自古以来日本武士‘争先立功’的精神发挥于现代战场之上，可谓功过并存。”但日本的失败更为重要和更为根本的是，以侵略为目的的邪恶战争是从来也不可能得逞的。
“战争天才”冈村宁次(8)
话分两头，桂柳战事刚一结束，11月12日〖FJF〗?〖FJJ〗俊六便向冈村宁次亲自传达了天皇发给中国派遣军的诏书电文：“在华中、华南方面作战之各军官兵，果敢机动艰苦作战已近半载，不顾瘴疫，历尽艰辛，到处摧毁在华美军空军基地，充分达到作战的目的并为全局作战做出贡献。朕深为嘉赏。”
由于冈村宁次在侵华战争中，为日本帝国立下赫赫“战功”，1944年11月，日本政府升任他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终于坐上侵华最高司令官宝座的冈村宁次，是踏着多少无辜的中国百姓的尸骨才爬上了这个梦寐以求的位子的!
一当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就开始策划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冒险——直捣中国抗战大后方四川。他妄想通此一途，压服中国，挽救日本失败的命运。无奈，他进攻四川的作战计划并未取得东京方面的支持，反而要他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东部沿海，“全力准备应付美国在中国沿海登陆，以确保本土国防资源”，同时可以“相机削弱重庆的军力”。于是冈村宁次秣马厉兵，准备进攻湘西。
湘西战役，在日本的战史书里被称为“芷江作战”。冈村宁次投入湘西战役的兵力共4个半师团，5万余人。当面中国守军是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亲任指挥的7个军19个师，这些都是中央军的精锐嫡系，大部分由美军教官训练、美军顾问指导，全部美械装备的部队，但冈村宁次并不以此为惧。
1945年4月11日凌晨，按预定布置，日军进攻主力从邵阳出发向西进击。4月27日，东安方面的日军关根支队进攻武冈城。在中国守军的顽强抗击下，虽然伤亡很大，但武冈城一直掌握在中国军队手中。与此同时，第四十四师一部从梅口急驰武冈城郊，从日军后侧发起攻击，支援守城部队。关根支队腹背受敌，退走花园市，逃窜中被歼大部。
再说湘西之南的武阳一线打得难解难分之时，作为主攻部队的日军第一一六师团也在湘西中部陷入中国军队的包围之中。
历时两月的湘西战役，最终以日军溃退而告终。据中国军队公布的材料，此役共击毙日军12498人，马1286匹，毁汽车292辆，另外俘虏日军300多人。中国军阵亡7737人，伤12483人。湘西战役是1944年以来，中国正面战场上打得较好的惟一一仗。日军经此次作战受挫，不得不开始全面收缩兵力，冈村宁次一边布置部队从广西、广东等地后撤，一边焦虑地关注着整个战局的发展。
战争态势的发展，已使冈村宁次回天乏术了!
%%%的侵略的战争最终必将失败。等待冈村宁次的是率部投降的结局。但是由于他“剿共”的天分，这个被列入东京战犯名单的罪人却逃过了战犯的惩罚，苟延残喘地活着
1945年7月17日凌晨，熟睡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被其参谋长匆忙叫醒，向他报告收到的绝密情报。看到情报内容的冈村宁次睡意顿消，不禁喃喃自语：“杜鲁门、丘吉尔、斯大林走到了一起，看来是要联合对付日本了。”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发表，要求日本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
8月6日和9日，美军在广岛、长崎投下了两枚原子弹。日本本土受到重大打击，陷入恐慌。
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百万苏联红军围歼日本关东军。明知大势已去的冈村宁次仍想做垂死挣扎。9日，冈村宁次向部队发布训示说：
苏联参战早在预料之中。我数百万精锐皇军正严守皇土及大陆。必须发挥建国以来最大勇猛之传统，为维护国体，保卫皇土，只有断然决一雌雄。本官决意率吾百战百胜皇军之最精锐部队，抱全军玉碎之决心，誓将骄敌歼灭，以挽狂澜于既倒。全军将士且勿为敌之和平宣传攻势所迷惑，全军应愈加精诚团结，再现大楠公“臣一人在，圣运可保无虑”之忠诚及必胜信念。
正当冈村宁次一心要带领百万侵华日军准备进行“玉碎”决战时，12日，冈村宁次收到了东京大本营密电，此文的核心内容透露了准备接受投降的实情，冈村宁次看了这封电报感到“真是晴天霹雳”。冈村宁次立即向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发了电报，要求拒绝《波茨坦公告》，继续作战，冈村宁次对于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的热情可谓“矢志不移”。8月15日10时10分，冈村宁次接到了东京发来的关于“天皇陛下已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陆第68号密电。他心中顿时明白了，战败投降已成定局，除谨遵诏命外恐别无他策了。11时过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两千余名日军官兵，按平时遥拜天皇的队形，在南京市鼓楼广场东面集合，聆听天皇亲自播讲的投降诏书。
虽然投降的消息，冈村宁次早已知晓，但亲耳听见天皇裕仁那低沉的声音宣布这个“悲惨”的结局时，他仍禁不住悲痛与绝望。广播结束了，司令部的全体人员个个在炎炎烈日下站了许久，无声亦无言。冈村宁次想到他身为侵略军总司令的职责，于是强压悲痛，即席向全体人员作了谨遵诏命的训示。随后向侵华日军全军将士下达如下训示：
蒙亲赐数语，忧及圣虑诚惶诚恐，不知所措……值兹圣战中途，而逢建国以来从未曾有的最恶事态，实无限悲痛，然事已至此，本职惟谨遵圣谕，以慰圣怀……派遣军将士切勿削弱斗志，应愈益严肃军纪，坚持团结，根据惟一方针，分别为完成新任务而迈进。当天晚上，冈村宁次彻夜难眠，既不甘心侵略战争就这样失败，也为自己性命、前途担忧。
“战争天才”冈村宁次(9)
他自知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现在战败，作为败军之将，必是难逃法网。虽然冈村宁次自言，常年战火，自己已经“大体对生死观已有定见”，“贯彻忠节无死无生”的武士道精神，但事到临头，他却千方百计为保住这条老命而费尽心机。他甚至向东京大本营发出电报，要求辞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之职，以摆脱罪责，东京大本营迅速回电，电文只有4个字“孩童之言”。
正当冈村宁次备感绝望之际，恰在此时，冈村宁次收到了蒋介石的一封电令，命令他的部队“暂保有武器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方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何应钦总司令之命令”。
在中国战区受降典礼上，冈村宁次签署投降书此时蒋介石的军队大多在西南地区，面对日军即降，蒋电告冈村宁次，为的是防止中共就近“得利”，依靠日伪军先替自己看好地盘。日军败北，蒋的目标可要集中于反共了。冈村宁次坚决迎合蒋介石的要求，他立即命令所属部队，“未得蒋统帅系统命令，对敌人的任何要求，坚决予以拒绝，必要时则采取武力行动”。因为冈村宁次在这期间力遵蒋命，积极以共同反共向蒋介石献媚邀宠，加之，以前剿共中的“颇多”战果，才使他后来得到国民政府庇护，而逃脱惩罚。这是后话。
话说，8月21日，冈村宁次按照国民党受降主官、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命令，先派他的副参谋长今井武夫乘飞机去湖南芷江城，谈判投降事宜。
8月23日，今井武夫返回南京向冈村宁次作了汇报。冈村宁次根据国民党备忘录的要求，迅速草拟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坚决支持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关于移交武器、弹药、军需品等问题，要完全彻底地交付给重庆政府军队。
9月1日至5日，中国新编第六军被陆续空运到南京。8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进驻南京。
中国方面特意选择9月9日上午9时的“三九良辰”，在原国民党陆军总部大礼堂举行受降签字仪式。
这天，从陆军总部大门到礼堂门口，树立着三座牌坊，第一座牌坊上悬挂十个金色大字：“中国战区日本投降典礼”，中间牌坊上书写着“和平永奠”，礼堂门口的牌坊上则镌刻着“胜利和平”四个大字。通向礼堂的道路两旁，悬挂着同日本作战的中、美、英、法、苏等盟国的国旗。中国战区受降官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海军总司令陈绍宽、陆军副总司令顾祝同上将和陆军总参谋长肖毅肃中将等。日本方面的人员包括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副参谋长今井武夫、日本支那方面舰队司令官田福良三、驻中国台湾日军参谋长谏山春树和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参谋小笠原七人。
上午9时整，何应钦宣布受降仪式开始。首先，冈村宁次出示了日本政府出具的授权冈村宁次投降的证明书。然后，小林浅三郎从何应钦手里接受受降书两册，转身走回日方座位交给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将受降书一一阅读，手微微颤抖地签了字，虽然，对方是旧日相识，且一贯亲日，但还是由于心情慌乱，而将图章盖歪了。盖章毕，冈村宁次低头俯视受降书达50秒之久。之后，小林浅三郎又挟着投降书缓慢僵直地走向受降席，双手递给何应钦。何应钦接过降书，代表中国战区签名盖章，然后，宣布受降仪式结束，命令日军投降代表退庭，整个受降仪式仅用了18分钟。至此，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最终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奉何应钦上将的训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改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总部，冈村宁次改任善后总联络部长官。当晚，冈村即对所属部队下达了向中央军各受降主官办理投降事宜，交出武器、装备的命令。
以战争结束为转机，中国国民党方面特别是上层人物掀起的加强日中合作的热潮不断升温，蒋介石更是提出了所谓的“以德报怨”的口号，其实是假日本人之力，实反共之举的图谋。
受降仪式的第二天，何应钦便率一些高级将领，与冈村宁次举行了“亲切会见”。何应钦提出：“对日战事结束了，国共战争就要开始，我们对共产党作战困难不少，蒋主席说要请贵军协助。”冈村宁次马上响应，说道：“我既受天皇之命向中国投降，就应该忠实地为中国政府效劳。”10月21日，何应钦邀请冈村宁次举行第二次会谈，23日晨，蒋介石还亲自出马与冈村宁次会晤。这时的冈村宁次哪里像个阶下囚，俨然是一个座上宾了。
1945年11月6日，国民政府在光复后的南京设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当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公布战犯名单，冈村宁次被列为第一号战犯。
1946年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冈村宁次和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人一起列入战犯名单。
对此，冈村宁次自忖，会被判为战犯，而且“死刑也在所难免”。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此时却想方设法庇护这个抗日战争中以及抗战后反共有功的战犯。
1946年2月12日，何应钦派人转告冈村宁次：“总司令部参议政府不以战犯论。”这使冈村宁次悬着的心稍安下来。
不仅如此，在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挑起内战后，在何应钦、汤恩伯等人的建议下，冈村宁次竟被秘密聘为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以发挥他的所谓“军事天才”。此前，冈村宁次有名的《剿共指南》就已被译成中文后大量印发给国民党军各级指挥官。这年底，国民党当局把他从南京萨家湾原日军总部大院迁居到鼓楼以西金银街四号，以隐其行踪。在这里，冈村宁次遵国民党军事当局之托，先后撰写了《毛泽东的兵法及对付办法》、《围点打援是共军的作战特点》、《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以集中兵力对集中兵力歼灭共军》等分析报告和文章。他的这些报告和文章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阅看。对这个侵华日军的总头目长期逍遥法外且久无音讯，各界舆论纷纷向政府提出质问，国民政府一直以“此人目前仍任联络部长官，遣反侨、俘工作尚未结束”为由进行敷衍搪塞。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也曾几次照会国民政府，要求冈村宁次出庭，国民党当局照样制造理由，搪塞过去。
“战争天才”冈村宁次(10)
转眼到了1948年6月，迫于国际国内的压力，国民党政府迫不得已，只得把冈村宁次交出来，在国内对其进行象征性审判。7月12日，冈村宁次接受法庭调查。8月9日，石美瑜庭长向国防部提出冈村宁次应扣押于战犯监狱，终获批准，冈村宁次被送进上海高镜庙战犯监狱。
在审判之前，怕冈村担心，国防部二厅曹士徵少将向日本小笠原参谋透露：“对冈村的审判……由于蒋主席、白崇禧国防部长、陈诚总参谋长、何应钦将军等对冈村在停战后的工作甚为感谢，审判只是走走形式，毋庸挂虑。”8月22日，典狱长孙介君特意看望冈村，并密谈道：“先生前在塘沽协定时和在停战投降时，均未采取对中国不利的措施，中国有识之士均甚嘉许。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然考虑国内外的影响，不得不如此。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请安心受审。”并教给他受审时应采取的适宜态度——“对中国民众所受灾难，要以痛心为宜。判决后可根据病情请求保释监外疗养，无论是审理或入狱只是形式而已。”8月23日上午9时30分，开始对冈村宁次公审。礼堂内座无虚席，外面广场上也挤满了人。开庭后，检察官王家媚首先宣读起诉书。
起诉书读完，对被告人和证人进行庭审。当审判正在进行中，庭长石美瑜忽然接到南京来电，说冈村宁次案子暂停审理。下午6时30分，石美瑜在法庭宣布：“今天只审不判，至此休庭。”全场愕然。对冈村宁次一案的审判，就这样又拖延了下去，冈村宁次在有关人员的安排下不久离开战犯监狱。
这一休庭就一直拖延到1949年1月26日，在这期间，国民党亲日派的要人们，为使冈村宁次逃脱法网而奔走斡旋。在1948年11月份讨论对冈村宁次的判决问题时，何应钦、曹士徵等极力主张无罪。11月30日，汤恩伯派人透露给冈村宁次一个好消息：蒋大致同意对冈村宁次应判无罪。1月26日10时，对冈村宁次进行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审。事前并未公布，法庭甚狭小，规模亦甚小，只有新闻记者20多人。特邀辩护律师迟到了，只有钱龙生律师一人。开始如同演戏一般，依次出演了一套程序：开始要求被告对检察官论罪理由进行申辩，冈村仅回答同意各辩护律师的申辩；之后钱律师作简短补充申辩，石庭长再次问冈村还有何最后陈述，冈村立即表示对法律审判无任何意见。但又假惺惺地表示由于日本官兵的罪行给多数中国国民造成物质、精神上的灾难表示歉意，对因病推迟审判造成工作困难表示感谢。随后，进入讨论量刑阶段，法官们纷纷发言，一致表示，冈村宁次是残杀中国人民的大战犯，为伸张正义，维护民族尊严，平抑民愤，理应判处极刑。听完大家的发言，庭长石美瑜面色苦涩地从公文包内取出两份文件展示给众法官，一份是代总统李宗仁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签署的命令：“冈村宁次遣俘有功，法庭应该宣告其无罪。”另一份文件则是抄写工整的判决书：“冈村宁次无罪。”
法官们目瞪口呆，面面相觑。这时，石美瑜才说明真相：“此案上峰已经决定，我已身不由己。”石美瑜告诉不愿签名的法官们：“你们要不签字，我也没办法。在隔壁房间里，已有国防部派来的五位军法官，在此等候。他们马上可以接办本案，宣布重新审理。我们五人就到地下室去(指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法官们被迫在判决书上签了字。这样，下午4时，冈村宁次竟当场被宣布无罪释放。
国民政府公开袒护日本战犯的罪行，引起全国人民的一致谴责。1月28日，中国共产党发言人就此事严正声明，强烈谴责对冈村宁次的无罪判决，要求重新逮捕他，并以此作为与南京方面进行和平谈判的一项先决条件。中共中央的声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得到了国内舆论的广泛赞同。由于此时蒋介石已宣布下野，代总统李宗仁为争取和谈，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蒋介石的心腹汤恩伯却将命令扣压不发。
汤恩伯还于30日上午10时，安排冈村宁次乘“维克斯”号轮船驶离上海黄浦港，逃回日本。
国民政府为何如此放纵包庇罪大恶极的侵华首号战犯冈村宁次呢?汤恩伯在日记中道出了真情：对冈村宁次大将进行审判时，正值华北局势恶化，共产党对此审判也极为注意。在国防部战犯处理委员会审议本案时，行政院及司法部的代表委员均主张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我从反共的见地出发，主张宣判无罪并要求主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特别是何应钦部长出席参议审议，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蒋总统批准。而且冈村宁次即使法律上构成犯罪，鉴于当前国内外形势，从政策上考虑也宜宣判其无罪。
这就是对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中国派遣军第三任总司令官的判决!不仅如此，而且国民党在内地失败后，企图“重振旗鼓”，在台湾成立了“革命实践研究院”，1950年，该院还聘请冈村宁次为其高级教官。同时，日本国内一些战前官兵组织了“战友联”，冈村宁次被选为副会长，后来还担任过会长、名誉会长。
1966年9月，冈村宁次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时年82岁。曾对中国人民犯下无数不可饶恕罪行的冈村宁次，最后却是享尽了天年，试问那些反共卖国、庇护战犯者，当你们面对无数阵亡烈士，无数惨遭杀戮的平民百姓，面对中华民族的尊严时，情何以堪呢!
第五部分
末任东军司令山田乙三(1)
山田乙三因为作战勇敢和极力支持对外侵略扩张政策，而颇受军部赏识，仕途顺畅，平步青云。他渴望的就是横刀跃马，沙场征战，机会终于来临，1937年，他再度踏上中国东北这块土地
山田乙三，1881年出生在日本长野县的一个武士家庭。从小就深受武士道精神熏陶的山田，把当一名军人驰骋疆场作为自己的理想，渴望在战场上“建功立勋”，为天皇、为日本帝国“效忠”。1902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山田乙三被授予少尉军衔，并任第三骑兵联队小队长。
1904年，山田乙三开始了他第一次的远征——到中国东北，参加日俄战争。不满23岁的山田乙三在这场战争中作战勇敢，只身率领一个骑兵小队，转战大连、辽阳等地。日俄战争最终以沙俄战败、被迫签订停战和约、日本大获全胜而告终。从训练非常严苛的军校踏上军人之路的山田乙三在这次战争中，第一次感受到实战的“魅力”，感受到为天皇“尽忠”的光荣。同时，这场在中国东北展开的帝国厮杀，使山田这样的少壮军官亲眼见到了中国东北的资源之丰富，土地之肥沃，从而坚定了内心中侵略中国东北、报效日本帝国的信念。
山田乙三从日俄战场回国以后，凭着作战勇敢而受到日本军部的赏识，不久被送入陆军大学深造。1912年，山田乙三陆大毕业。毕业后，山田历任第二十六骑兵团团长、陆军大学教官、陆军骑兵学校教务部长、骑兵第四旅团旅团长、陆军交通学校校长、陆军士官学校校长、关东军第十二师团师团长、关东军第三方面军司令官等职。
1930年，山田被晋升为少将，1934年，被晋升为中将，1938年，晋升陆军大将。他为什么能够如此平步青云?原因在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就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而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也严重冲击了资源贫乏的日本，为了缓解危机，日本国内军国主义迅速膨胀，更加刺激了日本的侵略扩张野心。山田乙三有着极端浓厚的军国主义思想，极力鼓吹对外侵略扩张，自然而然地得到高层的赏识，因而也就“青云直上”了!山田乙三从日俄战争结束离开中国一直到1937年，未曾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但他始终密切地关注着日本对华，特别是对东北的侵略战争的局势，极力支持这场战争的扩大，而且在军校任职时，积极鼓动学员为了日本帝国的“荣誉”，抱着殊死的决心，为天皇“尽忠”，树立“丰功伟业”。
山田乙三所渴望的横刀跃马、沙场征战的机会终于降临了。在“满洲国”始终活跃着抗日游击队伍，反抗日寇的殖民统治。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自1935年起，联合东北其他抗日武装组成了抗日联军，其组织性、战斗性大为提高，使日寇在东北寝食难安，恨不能“灭之而后大快”。为了能够尽快消灭活跃在自己“战略后方”的抗日联军，关东军绞尽脑汁地制订了大规模的讨伐计划。当时的抗联主要活跃在东北地区东北角的“三江”省，因而这里也就成了日寇“剿匪”的重点区域。日本军部为了加强镇压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力量，于1937年3月，任命山田乙三为第十二师师团长，派往“三江”省的牡丹江。
山田乙三踌躇满志地走马上任后，第一个目标即是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在牡丹江地区，山田亲自指挥日伪军、警、宪、特，大肆搜捕和屠杀地下党员。当时东北地区较其他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党的工作和群众基础相对薄弱，边远农村人烟稀少，加之冬季漫长，非常不利于游击战的展开。而且，山田在“三江”推行“大检举”的政策，使大批地下党员和抗联战士被捕牺牲，这一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
不仅如此，伴随1938年10月关东军在东北全境实行的“大讨伐”的展开，山田乙三率领第三军团对抗日联军围追堵截，企图将其围歼在“三江”省境内。山田采取“梳篦战术”搜剿深山密林，摧毁抗联密营和地下粮食储藏地，制造无人区，遂使三江地区的抗日联军的斗争进入极其艰苦的阶段。
除了对抗联进行军事“围剿”之外，山田乙三还大肆对所辖地区进行经济掠夺，以保证日军不断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
山田乙三的第一个办法就是，指使日伪政府巧立名目、增加捐税。仅牡丹江地区珠河县，1937年的捐税就比1935年增加了两倍半。而这仅仅是按伪政府的净收入计算的，实际上层层加派，花样繁多的敲诈勒索，落到每户头上，增加的倍数就远大于此了。
山田乙三的第二个办法就是执行日伪政府所谓“交储蓄金”的政策，该政策强迫农民每人将每年收入的30%交储蓄金。这种储蓄金交了以后，便石沉大海，无日偿还，名为储蓄，而实与白日抢劫无异。
日军将东北三省视作“帝国的第一道防线”，作为侵华攻苏的战略跳板。在处心积虑地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就把武装本国在东北的移民作为加强殖民统治的一项重要政策，从1937年起又开始推行所谓的“二十年百万户移出计划”。准备用20年时间从日本国内向东北移民一百万户，巩固对东北的殖民统治。
山田乙三是这项侵略政策的积极推行者。1938年春，升任第三军团司令官的山田乙三，命令其所属部队以保护日本移民为借口，闯进牡丹江地区的珠河、苇河一带。他们把居住在这里的中国农民赶出家园，霸占土地，强占民房，掠抢民财，使这些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他们还强迫丧失了土地的农民做长工，从事各种各样繁重的劳役，辛勤劳作一年不仅分文不给，而且稍有不满，便以“反满抗日”的罪名施以毒打。
末任东军司令山田乙三(2)
1938年12月，随着侵华步伐的加紧，日军进行了军队序列调整和人事变动。山田乙三在东北镇压抗联和抢夺战略物资的“表现出色”，被升任为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接任原司令官俊六的职位，并被晋升为陆军大将。1939年10月，山田乙三被调回日本，任日本军事教育总监，此职乃日本陆军的最高职位之一。后又转任日本防卫司令官。
1944年，山田乙三接替梅津美治郎担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洲国”全权大使。重新踏上自己战场生涯之始的这片土地，等待他的还将是屡立“战功”、平步青云吗?一切都改变了。
%%%山田乙三接任梅津美治郎的关东军总司令，但有“皇军之花”之称的关东军已不比往昔，精锐被抽调其他战场，兵力只有原来的1/2。他陷入“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况
1944年的日本，正深陷战争的穷途末路之际。在中国战场上，正面被困于持久消耗战，后方又有游击战的干扰；在东南亚战场上，日军进入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后，受到英、美、法三国的联合制裁，但日军侵略之心反而更猖狂，集结力量准备“南方作战”，并开始酝酿更大规模的太平洋战争。
山田乙三在这样的背景下走马上任，担任关东军司令，日子自然不会好过。
话说，关东军成立于1919年，溃灭于1945年日本投降。其前身是“满铁”守备队，经过几任司令官的“苦心经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支百万大军。关东军的战斗力和军纪在日军中是数一数二的，因而是日本陆军中的一支精锐，号称“皇军之花”。关东军是日本侵华的一支主力部队，担负南进侵入中国关内、北上进攻苏联的“重任”，其侵略的铁蹄肆虐了大半个中国，犯下了罄竹难书的侵略罪行。前后共有七任关东军司令官，均由日本陆军的“名将”担任，山田乙三大将就是第七任，也就是最后一任司令官。
山田乙三算是“临危受命”了。当时，世界反西斯战争节节胜利，日军在各个战场走向衰败。这种情况下，为了确保日本对“满洲国”的统治，保住“帝国的第一道防线”，并加强对苏作战的准备，日军大本营制订了“全面持久为方针的关东军作战计划”，要求山田乙三，无论形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即使关东军被迫进行游击战争，深入到“南满”、朝鲜北部山岳地带，也要坚守“满洲”。
山田乙三为了实现大本营交待的任务，从各方面领导关东军，展开“工作”。第一项就是加强对“满洲国”的统治力度。关东军司令官本来就是“满洲国”的“太上皇”，山田乙三为了加强控制力度，进一步强化对东北人民的法西斯统治，他命令日伪宪兵、特务、警察依据《思想矫正法》和《保安矫正法》，抓捕他们认为可疑的东北老百姓，将他们关押进“矫正辅导院”。关进“矫正辅导院”的人被罚做苦役，很少能够生还。以伪“满”鹤岗矫正所为例，被关进此处的人，每天都被强迫劳动12小时以上，且劳动条件十分恶劣，而每人每天仅给6两粮，结果造成大批人员死亡。
在经济上，山田乙三以“支援圣战”为名，搜刮东北人民的财物，以支持日军扩大战争之需。粮食是最主要的掠夺对象。据“满洲国”官方资料统计，1939年至1945年，关东军从中国东北掠夺到日本的粮食共计1100多万吨，仅1944年一年，山田乙三就向日本本土输送了粮食300万吨。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粮食，山田乙三还规定，大米是军需品，严禁东北老百姓食用。谁若是被发现吃了大米，马上就会被以“经济犯”治罪。仅1944年8月至1945年8月的1年间，全东北地区以“经济犯”为名治罪的就达317100多人。
在军事上，山田乙三根据大本营的命令，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准备。首先是制订关东军全面持久作战的具体方案，与之相配合地，进行新的兵力部署，强征劳役修筑工事，尽力通过动员征兵和准备细菌战以弥补兵力不足。
1945年4月，山田乙三领导关东军制订了关东军全面持久作战的具体计划，包括：作战地区转向纵深发展，将兵力纵深配置全满洲(包括朝鲜)，构筑复廓阵地设施以适应持久作战计划；加强满洲(包括朝鲜)内部治案对策，并考虑对日侨的安排；重视背后的朝鲜方面，更加密切与驻朝鲜第十七军的联系；应特别重视西及西南正面以及东南正面。以此方案为指导，关东军调整了兵力部署，制定了将关东防卫司令部由奉天(沈阳)推进到郑家屯，使之担当西正面防御任务，将第三方面军由齐齐哈尔后退至奉天(沈阳)等具体对策。与此同时，山田乙三还在东北地区加紧修筑军事工事。命令驻满各地日军严格执行《劳动强制法》，强征中国百姓进行无偿劳动。日本侵略者实行野蛮的奴隶劳动制，加之劳动条件极为恶劣，造成大批被征劳工死亡。1944年，从东北地区各县强征1.5万多名劳工修建兴安岭王爷庙军事工程。关东军用刺刀和皮鞭驱使劳工们干非常繁重的工作，劳工们缺吃少穿，被迫害致死的达6000多名。
1944年春以来，随着太平洋方面战局日益紧迫，关东军的精锐师团大多被调走，甚至新建的用来补充兵力的师团也被调出。至1944年底，关东军被调出的主要兵团达12个师团和1个坦克师团。此时的关东军虽号称百万，但实际上的兵力与1943年相比，已减少约1/2。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大本营制订了《驻满洲兵备大纲》，要求关东军：“通过增加战略单位及兵员，在外观上保持强大军备威容。”
末任东军司令山田乙三(3)
因而，山田乙三下令在“满洲国”实行“全体动员”，从日本移民中征召后备兵员，他计划将关东军兵力由45万扩充到90万。为实现这一目标，山田乙三下令在“满洲国”的日本适龄男子中，除从事行政、治安、交通、通信、军需产业等所必需的约15万人外，其余25万人全部动员起来，编成后备兵团。通过“全体动员”，至1945年上半年，关东军编成师团8个、独立混成旅团7个，以及坦克师团(旅团)和特警队等。
一○○细菌部队用活人进行细菌战实验另一方面，山田乙三开始积极准备细菌战，以弥补兵力不足的问题。
山田乙三同意“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及其他制造武器所必需的原料，所以日本务必寻求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便是其中的一种”的论调，因而他十分重视细菌武器的生产。他上任不久，就听取了关东军医务处处长冢隆二、兽医处处长高桥隆笃的汇报。
冢隆二和高桥隆笃分别指导、管理着第七三一细菌部队和第一○○细菌部队。他们两人向山田乙三详细报告了准备细菌作战的情况。山田乙三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满意，并要求他们积极做好战争准备。
随后，山田乙三还亲自到第七三一部队视察，山田乙三视察了第七三一部队各个部门。视察后，山田乙三对该部队细菌研究工作及制造细菌武器的能力，极为赞赏，并且夸道：“我相信第七三一部队的生产能力足以供应在大规模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
第七三一部队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立的研制细菌武器的主要基地，其前身是1933年在哈尔滨市郊建立的“东乡实验所”，该实验所直接受关东军司令部统辖，对外称为“东乡部队”。1936年，以此实验所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关东军特别军事区，实际上是日军专门研究和制造细菌武器的基地。为了掩盖日军准备细菌战的罪行，这个部队对外公开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石井四郎是首任部长。到1941年8月，为了统一部队的番号，“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改称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仍由石井四郎担任部队长。
该部队拥有制造细菌武器和准备细菌战所必需的庞大的、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以及大批医学专家和研究人员，他们对所有种类的传染病都进行研究。这些传染病包括鼠疫、赤痢、脾脱疽、霍乱、伤寒、结核、麻风、梅毒等，然后从中选择传染效果最好的细菌，用于制造细菌武器。
为了拟订细菌战的详细计划，1944年末，山田乙三专门召开了一次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军官会议，讨论战争发生时如何有效使用细菌武器的问题。关东军参谋长笠原行雄、副参谋长池田、作战部参谋竹田宫及作战部部长村野和第七三一部队长北野政次出席了会议。北野政次在会上详细介绍了使用细菌武器的各种办法，得到了山田乙三等人的支持和赞同。拟订详细的细菌战计划后，1945年3月，山田乙三命令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部队加紧扩大细菌武器的生产，为挽回战争的颓势作垂死挣扎。为此，山田乙三重新启用曾因贪污军费被解除第七三一部队长职务的细菌战专家石井四郎，派他重新担任第七三一部队长，专事负责细菌武器的生产。
石井四郎秉承山田乙三的旨意，领导第七三一部队加紧繁殖细菌，大量生产细菌武器。到1945年7月，第七三一部队已储备了一百公斤以上的鼠疫菌，以及大量的伤寒、霍乱、赤痢、脾脱疽等各种细菌，这些细菌的数量十分惊人。日本专门研究第七三一细菌部队的著名学者森村诚一曾推断：“假如把第七三一部队储存的细菌和数吨跳蚤、老鼠等散布到苏联各大城市，可怕的传染病很快就会蔓延欧洲大陆。从理论上讲，第七三一部队的储备量毁灭全人类也是绰绰有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