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田乙三作为关东军司令官，从上任后，就开始加紧备战，准备同苏联进行持久的战争。进入1945年以后，日本侵略军在各个战场都打得非常辛苦，因而，盘踞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也相应地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
1945年5月5日，日本陆军部从中国的其他战场抽调了4个师团到中国东北和朝鲜，加强此处兵力。随后各师团开赴到各自的指定地域。其中，第一一七师团于6月25日开往中国东北洮南；第七十三师团于6月19日开往中国东北通辽；第五十九师团于7月19日开往朝鲜的咸兴；第三十九师团于7月21日开往朝鲜的清原。
1945年6月4日，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大连召开军事会议。在会上，梅津美治郎传达了大本营“关于大陆作战命令”，并听取了山田乙三和冈村宁次的军情汇报，会议具体研究了对苏作战的准备问题。
6月14日，山田乙三在新京(长春)召集所属两个方面军司令官以及各军司令官开会，研究制订了“关东军对苏联作战计划”。此外，山田乙三还于6月发布了以作战准则为内容的《关东军战斗教令》，要求关东军将士在以全面持久为目的的作战中，充分发挥力量。关东军原来打算经过这样的周密部署和作战准备，实现对苏的全面持久作战，以保住“满洲国”。
然而，当苏联红军向关东军发起突然进攻后，山田乙三却还是被打得措手不及。关东军在苏联红军的进攻下，倾刻之间全面崩溃。
末任东军司令山田乙三(4)
1945年8月9日凌晨零时，苏联红军以百万大军，在远东军区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挥下，兵分四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凌厉攻势突入中国东北，对关东军发起全线攻击。苏联红军的四路出击方向分别是：后贝加尔方面军，担任主要的突击任务，从西面突入中国东北的中部平原，同远东第一方面军相呼应，形成大包围圈，切断关东军同华北日军的联系，分割围歼关东军的第三方面军主力。苏蒙联军作为第二路，进攻承德、锦州和张家口。第三路是远东第一方面军北冀部队，其任务是从东面突入中国东北的中部平原，分割围歼关东军第一方面军主力，然后向吉林、长春、哈尔滨突击。远东第二方面军充当第四路，负责策应后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一方面军北冀部队，并担任辅助突击，向哈尔滨、齐齐哈尔方向进攻，牵制并歼灭关东军第四方面军。
苏联红军这四路大军共有80个师，4个坦克机械化军，6个步兵旅，40个坦克机械化旅，地面总兵力达157.7万人，坦克5556辆，还拥有飞机近五千架。同时，苏联远东第一舰队和太平洋舰队在朝鲜元山一带靠岸，从侧面予以支持。
苏联红军的突然进攻，大出日本大本营和关东军所料。关东军原来判断，苏军对德作战后，需要休整，对日作战时间可能在1946年春，最早也要在1945年9月中旬以后。苏联红军的突然全线进攻，加之兵力和武器装备都远胜过日本关东军，使关东军措手不及，其整个部署被打乱，部队被割裂，失去统一指挥。
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时，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并不在长春关东军司令部，而是在8日去了旅顺出席关东神宫的奠基仪式。关东军司令部收到来自前线的关于苏军发动进攻的紧急报告后，参谋长秦彦三郎以总司令官的名义发布了《战时防卫规定》。当天下午，山田乙三乘飞机赶回关东军司令部。而此时关东军各部队已被分割得七零八落，根本无法统一组织抵抗。
山田乙三根据大本营指示，做出了将“满洲国”政府和关东军总司令部分别转移到临江和通化的决定。同时还命令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部队将贵重仪器和机密资料全部转移到朝鲜南部，销毁所有可能暴露关东军准备细菌战的罪证。
8月10日，石井四郎接到命令后，立即指挥撤退，为了销毁罪证，他们用卡车将一千个人体标本扔进松花江，来不及带走的实验记录和材料都烧毁。大量的细菌培养器、冷冻设备、显微镜、陶制细菌炸弹等，一件一件都被毁掉了。然后，又将被囚禁的300余人杀掉。最后，用炸药和重油摧毁了部队的所有建筑物。
8月12日夜，“满洲国”皇帝溥仪匆忙携后妃和亲近逃往临江。山田乙三率关东军司令部幕僚及有关人员抵达通化，留下参谋长秦彦三郎和一批作战及情报方面的参谋，处理善后工作。
至8月14日，苏联红军全面突破日军边境防御。外贝加尔方面军越过大兴安岭，前进450至500公里；远东第一方面军前进150至200公里，到达牡丹江平原；远东第二方面军前进50至100公里，进入佳木斯附近；太平洋舰队协同陆战队占领了北朝鲜雄基、罗津等港口，切断了日军从海上的退路。
而日军除部分兵力仍在牡丹江市和海拉尔、虎头等堡垒地区继续抵抗外，大部分溃败。14日中午，大本营来电通知山田乙三，第二天中午有重要广播。当晚，山田乙三乘飞机赶回长春。
8月15日中午，山田乙三和关东军司令部人员聚集在收音机前收听天皇的《停战诏书》。但此时，大本营未发来任何命令和指示，危在旦夕的关东军召开了最后一次司令部幕僚会议。
16日，关东军司令部幕僚会议召开，研究关东军是停战投降还是抵抗到底。会议争论得很激烈，一种意见主张抵抗到底，即使全军牺牲也在所不惜，一种意见主张立即停战。有的青年军官手不离刀柄，有的握着手枪，会议气氛始终显得很紧张。
面对这种情况，总参谋长秦彦三郎开口说：“我们军人除服从陛下的命令外，没有其他忠节之道。那些要抵抗到底的人，请把我们的脑袋砍掉，然后再去!”刹那间，会议室里变得鸦雀无声，不一会儿，年轻的幕僚们开始失声痛哭。这时，山田乙三说：“我充分理解诸位的心情，可是圣断已经下达，军队只能遵奉圣职，为结束战争而竭尽全力。照参谋长的意见办：服从圣断!”
16日午夜，关东军司令部终于收到大本营令其停战投降的指示。
在接到大本营指示后，山田乙三面对巨大的溃败，不得不发出停止军事行动，同远东苏军总指挥部进行谈判的命令。同时，山田乙三向关东军所属部队发出关于停战的命令：(1)帝国决定停止对美、英、苏、华作战。(2)关东军要想尽种种办法达到停战的目的。(3)各方面军、各军及直属部队，应立即停止战斗行动，但在停战谈判达成协议之前，遇到敌人的进攻，不得已时采取的自卫战斗行动，不在此列。(4)要迅速掌握分散的部队，并广泛传达本命令的精神。(5)各兵团、部队可分别同自己面对的苏军进行适当的谈判，并交出武器和碉堡。
17日上午，山田乙三派参谋长秦彦三郎赶往哈尔滨，试图通过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与苏联远东军指挥部取得联系。下午17时，远东苏军总指挥部接到了山田乙三发来的无线电报，说他已命令关东军各部队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向苏军缴械。
末任东军司令山田乙三(5)
但是，由于通讯联络不畅，再加上一些顽固的法西斯军人的煽动，许多地区的日军并未立即放下武器，仍在负隅顽抗。为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当即电告山田乙三，要求“从8月20日12时起在全线停止对苏军采取任何战斗行动并缴械投降”，关东军司令部要将停止抵抗和投降就俘的命令下达到自己的一切部队。如果一旦开始缴械，苏军将停止战斗行动。
18日3时30分，山田乙三通过电台答复苏军总指挥部，准备履行一切投降条件。同一天，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副参谋长谢拉霍夫率领一支空降部队降落在哈尔滨机场时，意外地碰上了山田乙三派来同苏军洽降的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19日，在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司令部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同秦彦三郎就日军投降问题谈判。秦彦三郎接受了苏军提出的全部投降条件。当日中午，苏军代表飞抵长春机场，开始解除日军武装。
自19日起，关东军各部开始缴械投降。苏军先后受降关东军将领148人，校以下军官和士兵59.4万人。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也成了“降将”。至此，昔日不可一世的“皇军之花”彻底覆灭。
随着关东军的覆灭，“满洲国”也寿终正寝。宣布退位的“满洲国”皇帝溥仪，19日，准备乘飞机逃往日本，被苏军抓获，后被押往西伯利亚。
“胜也东北，败也东北”。山田最初的“战功”是在中国东北立下，在“大讨伐”中更是“春风得意”，“战果累累”。他投降后，被押往西伯利亚。随着细菌部队的罪恶浮出水面，他被送上了军事法庭
山田乙三投降后，先被关押在西伯利亚的赤塔市郊的莫洛阔夫卡，后转移到伯力特别收容所。
随着二战后对在押日本战犯罪行调查的深入，日军从事侵略战争的各种罪行进一步被揭露。
原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的一部分队员，在苏联红军对日宣战进攻东北关东军时，来不及逃跑，因而被苏联红军俘虏，关押在苏联西伯利亚战俘营。苏联政府通过对这些战俘的审讯，才初步揭开了日军细菌部队的罪恶，掌握了他们进行细菌战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组成特别军事法庭，对山田乙三等细菌战犯进行审判。
1949年12月6日开始，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对山田乙三等12名日本战犯进行了预审。12月16日，提出了由检察官毕列佐夫斯基签署的起诉书。起诉的内容主要包括：日本帝国主义曾使用细菌武器；建立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部队准备与进行细菌战；在活人身上进行细菌试验；在对华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加紧准备对苏的细菌战；各细菌战犯个人的具体罪行。
1949年12月25日上午，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在远东伯力城开庭，公开审判以山田乙三为首的12名细菌战犯。
法庭庭长契尔特科少将宣布开庭后，检查官斯米尔诺夫开始宣读《起诉书》。《起诉书》指控：“山田乙三自1944年起至日本投降时止，以日本关东军总司令资格领导过第七三一和第一○○两个特种部队准备细菌战争的活动。在此期间，山田本人或委托司令部负责军官巡视过该部队，多次听取该部队部队长的报告，极力设法使此种部队经常处于备战状态。被告山田从亲身视察及细菌部队指挥官报告中，熟知对活人进行罪恶实验的情形，并且鼓励过此种暴行。因此，山田应对用传染致命细菌法惨杀成千人命的野蛮屠杀行为负责。”12月的苏联非常寒冷，山田乙三听着检查官的起诉，低垂着脑袋，瑟瑟地抖着，待检查官念完起诉书，山田乙三微微抬起灰白的脸，对这些罪行供认不讳。
随后，法庭进一步听取了苏联医学院院士朱柯夫代表法医专家委员会确认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部队等从事细菌试验、进行细菌战争的罪行的鉴定书。同时，法庭还听取了检察官的发言、辩护律师的发言以及山田乙三等战犯的最后陈述。山田乙三在最后陈述中坦白：“我承认应对各部队在我任关东军总司令一职时期……为准备细菌战而犯下的一切罪行负责任。”
12月30日下午，山田乙三知道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到了。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宣读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审判前日本陆军军队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判决书。法庭庭长契尔科特少将宣布：判处山田乙三拘留劳动感化营，期限25年。
山田乙三听到审判后，双手微微颤抖地摘下翻译的耳机，向法官深深地鞠了一躬，便被带下了法庭。这位昔日不可一世的“皇军之花”的灵魂人物，从此开始为他自己以及自己所率军队曾经犯下的累累罪行赎罪。其实，即使他穷其一生，也无法弥补他以及他的军队对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的人民所犯的罪行!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7月，根据中苏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苏联将山田乙三等969名日本战犯移交给中国政府，山田乙三随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经过教育和改造的山田乙三对自己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表示了深深的忏悔，他说：“我了解我所犯罪恶的深重性。”山田乙三认罪态度较好，而且积极接受改造，1956年6月，中国政府特赦并释放他回国。山田乙三1965年7月18日病死在日本，最终走完了他的一生。
曾经的伤害永远不可能消失，忏悔也不可能改变曾经的历史。接受认罪与忏悔是为了后人能够明白战争的残忍与和平的珍贵，永远不要再拿起侵略的武器。
“亚述魔王”谷寿夫(1)
谷寿夫率素以剽悍凶残闻名于军中的第六师团，在七七事变后，从大本营出发，入侵中国河北，攻下保定、石家庄后，即编入第十军战斗序列，参加对淞沪的进犯。他所到之处，血流成河，“金山卫”、“淞江镇”一一被血洗
谷寿夫1882年出生于日本福冈县。1903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1905年，赴中国东北参加日俄战争。1912年，从陆大毕业，后历任日本驻印度使馆武官、步兵第六联队队附、陆军大学教官兼参谋本部部员、步兵第六十一联队联队长、第三师团参谋长、参谋本部外国战史课课长、演习课课长、参谋本部部附、第九师团留守司令官、步兵第二旅团旅团长、东京湾要塞区司令官近卫等职。1930年8月，被晋升为陆军少将。1934年8月，又被晋升为陆军中将。1935年10月，接任第六师团师团长。
当上第六师团师团长的谷寿夫，以前主要在日本国内担任军职，现在终于有机会在侵略前线“大显身手”了，大本营命令他率部参加侵华战争。一上战场的谷寿夫，就沉醉于嗜血的杀戮之中，指挥部下恣意滥杀无辜，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而且还参加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的惨案，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1937年，以七七事变为导火索，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8月1日谷寿夫作为师团长，奉命率第六师团从日本熊本县出发，入侵中国华北，参加永定河作战。谷寿夫所率第六师团的绝大多数士兵是从九州岛的熊本县和大分县征召而来的，在日军中以剽悍残暴闻名。该师团入侵华北后，迅速侵占了保定、石家庄等地区，谷寿夫可谓“初战告捷”。
日军在华北方向作战得利，攫取北平和天津后，又在上海挑起事端。但在上海的日本侵略军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陷入困境。大本营不得不加强上海派遣军的力量，10月5日，将第六师团编入上海派遣军第十军战斗序列。谷寿夫奉命率部停止正定以南战场的作战，于11月2日从八浦口出发，前往上海，从杭州湾登陆，配合从长江口登陆的上海派遣军第十六师团，形成对上海的南北围攻，以实现淞沪作战之转机。
1937年11月4日拂晓，日军先以舰炮对金山卫附近的中国守军阵地轮番轰击数小时，然后谷寿夫所率第六师团与第十八师团在火力掩护下，突破中国守军的警戒防线，率先在金山卫登陆。登陆后，第六师团在谷寿夫的指挥下，向北纵深挺进。
谷寿夫所率兽军的侵略模样，当时就有一位西方军事评论员描述过——谷寿夫“以亚述魔王般的疯狂暴怒，在大雾中向四面八方飞驰冲击”，在他的指挥下，这伙侵略军到处杀人放火，血洗了金山卫。
在金山卫的朱海、南门两村，谷寿夫的部队挨门挨户把村民赶出来，有的被推入河中淹死，有的被活活烧死。村民陈生堂祖孙四代，除一个9岁小孩外，全家9口全遭残杀。村民沈春泉一家10口人，全被杀光。
在倪家村，日军闯进农民李友义的家中，纵火烧房。李友义的妻子身怀六甲，卧病在床，不得不拖着儿子从火里往外逃，却被日本兵推入着火的房中，这些杀红了眼的日本兵在门外开心地看着这母子二人被活活地烧死。
在卫东村，妇女李泉宝看见日军进村后，怀抱7个月大的小女儿逃跑，被日本兵发现后开枪打死，婴儿还伏在母亲的尸体上吃奶。
在向阳村，日军将躲在草堆里的村民朱家和、沈友根、盛阿美等人拖出来扒光衣服，然后砍去四肢，将他们活活折磨死，最后放火连人带屋一起焚烧灭迹。
据统计，仅金山卫一个地区，被凶残的日军所屠杀的无辜百姓就达1050人，被烧毁的房屋3059间，被劫掠的财物更是不计其数。
血洗金山卫后，这支兽兵在谷寿夫的指挥下攻占了上海市郊的松江镇，又进行了一番肆无忌惮的血腥杀戮。
在日本侵略者进行的残酷屠杀和劫掠中，有一些外国记者对这些兽行作了客观而详尽的报道，这些报道成为后来指控这些侵略暴行的有力证据。
一位英国记者在谷寿夫的部队血腥烧杀九周后，来到松江镇，向外界披露了他目睹的松江镇被日军洗劫后的景象：
几乎见不到一座没被焚毁的建筑物，仍在闷烧的房屋废墟和渺无人迹的街道呈现出一副令人恐惧的景象。惟一活着的就是那些靠吃死尸而变得臃肿肥胖的野狗。在一个偌大的曾经稠密居住着约十万人口的松江镇，我只见到五个中国老人，他们老泪纵横，躲藏在法国教会的院子里。
松江失陷，国民党军队被迫从上海全线撤退。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野心勃勃的日军准备进一步南下，进犯南京。谷寿夫在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的命令下，指挥所部第六师团沿嘉兴、平望镇、湖州、广德一线，一路烧杀淫掠，直逼南京。
%%%谷寿夫率第六师团作为先头部队，进逼南京，夺取南京城的门户雨花台，随后直取中山门。南京沦陷。谷寿夫悍然宣布“解除军纪三天”。在谷寿夫的纵容下，第六师团的士兵们像野兽一般屠杀、劫掠、奸淫、焚烧……无恶不作1937年12月初，日本侵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的指挥下，分兵三路杀向南京，六朝古都岌岌可危。12月5日，作为松井石根先头部队的谷寿夫率部一路烧杀淫掠，攻至南京城的外围阵地。
“亚述魔王”谷寿夫(2)
12月10日，谷寿夫的第六师团与第一一四师团一起合攻南京国民党守军雨花台阵地。12月11日，雨花台右侧阵地被日军突破。日军从这里向南京中华门进攻，中国守军第八十八师奋起抵抗，伤亡惨重。12月12日中午，雨花台陷落，中国守军第八十八师两个旅官兵全都壮烈牺牲。谷寿夫先用重炮集中火力轰击中华门城墙，然后命令大批日军利用缆梯从城墙坍塌处攀入。12日傍晚，谷寿夫所率日本先头部队最终攻下中华门，南京城陷落。
12月13日，日军大部队铁蹄踏入南京城。谷寿夫率领第六师团从中华门进入南京市区后，当即宣布：“解除军纪三天!”唆使、纵容部下肆意烧、杀、劫、掠。当时，逃难的市民拥挤在中华门附近的主要街道上，第六师团的士兵们追赶着向人群投掷手榴弹，还用机枪扫射，数以万计的无辜中国百姓惨死在马路上。
第六师团在城内疯狂滥杀无辜，以杀人为乐。“完全像一群放纵的野兽似地污辱、蹂躏这个城市。”这群兽兵，有的往难民身上先浇汽油，再用枪扫射，被弹击火烧的难民，挣扎翻腾，万分痛苦，日军则鼓掌狂笑，引以为乐。有的让难民脱光衣服，破冰入水捕鱼，不会水的被淹死，挣扎的就被击毙。有的把难民杀死后割下头，挑在枪上，漫步街头，嬉笑取乐。第六师团第四十五联队的步兵中队长田中军吉，手舞军刀，在街上向四处逃避的难民挥刀就劈，竟一连砍杀了无辜百姓、男女老少300多人。
日军观看“试斩”活人对于放下武器投降的中国军队官兵，谷寿夫也命令部队加以屠杀。后来中国军事法庭查证，仅在雨花台搜杀伤兵、散兵和难民就有两万余名。日本随军记者铃木二郎亲眼目睹了第六师团屠杀中国军队官兵的暴行：
12月13日，在中华门附近城墙……俘虏们在25公尺高的城墙上排成一列，许多日本兵端着插上刺刀的步枪，齐声大吼，冲着俘虏们的胸部或腰部刺去，(俘虏们)一个接一个被刺到城外去了。只见飞溅的血雨喷向半空，阴森的气氛使人汗毛直竖、浑身战栗。
除了灭绝人性的屠杀外，古寿夫还纵容部下奸污、杀害中国妇女。而且谷寿夫自己还像野兽一样公然在大街上强奸中国妇女，被他一人奸污的中国妇女就有十多名。抢掠、焚烧也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所犯罪行之一，仅谷寿夫所率第六师团在中华门一带所制造的烧、杀、淫、掠暴行，事后有案可查的就有459起。
12月17日，耀武扬威的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骑马率部进入南京。他对纵兵滥杀无辜、奸淫劫掠无恶不作的谷寿夫不仅默许、纵容而且大加奖励，因而日军在南京的诸种暴行愈演愈烈，创“现代战史上破天荒之残暴记录”。谷寿夫在自己攻占南京的“军状报告”中也写道：“河岸边全被尸体覆盖满了”。
这样闻所未闻、灭绝人性的暴行，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在各国舆论的巨大压力之下，日本大本营不得不将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以及其部下谷寿夫等调回日本，但是他们这些罪魁祸首没有一个人受到任何惩罚。
12月28日，回到日本的谷寿夫被任命为日本中部防卫司令官。1939年9月，转入预备役。1945年8月12日，谷寿夫应召重服现役，并被任命为第五十九军司令官兼中国军管区司令官，但还没有来得及赴任，8月15日，就传来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作恶多端的谷寿夫在铁证如山面前，不得不低头伏罪。在面对自己死亡的时候，他才开始了一点反省：“愿献此身化淤泥，中国不再恨日本”
1946年2月2日，驻日盟军总部应中国国民政府的请求，以战犯嫌疑罪逮捕了谷寿夫，将他关押进东京巢鸭监狱。同年8月1日，侵华乙级战犯谷寿夫作为中国引渡的第一批战犯，由巢鸭监狱押赴羽田机场，后转押至上海，由中国政府进行审判。
谷寿夫想到自己在中国的种种罪行，这次肯定是有去无回的。他在登机之前，泪流满面地跪在地上，朝着东方叩拜了三下，伸出舌头缓缓地在地面上舔了三下，把泥土咽下肚去，然后才登上押解的飞机。随同前往的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派往中国的监审官美军少校赫伯特、美国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阿尔达克和霍西三人。
谷寿夫先被关在上海战犯拘留所。
8月3日，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在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侦察室，对谷寿夫进行了第一次审讯。审讯中，老奸巨猾的谷寿夫拒不承认自己是南京大屠杀主犯的罪行。
国民政府鉴于谷寿夫是“侵华最力之重要战犯，尤为南京大屠杀之要犯”，为方便侦讯，因而决定“移本部军事法庭审判”。1946年10月16日，谷寿夫被押解到南京小营战犯拘留所，交由国防部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讯。
谷寿夫在日本东京的两次预审中，就凭着辩护律师的开脱而拒不认罪。10月19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检察官陈光虞提审谷寿夫。谷寿夫故伎重演，矢口否认在南京有过大屠杀，信口胡说在南京街上连死人“也没有看见过”。还说什么“我师团入城后未几，即行调转，故无任何关系”。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为了能够拿出大量事实证据、让谷寿夫在铁证面前低头认罪，专门成立了4个小组搜集证据。这4个小组，分别调查南京大屠杀中的受害者和目睹者，搜集当地中外记者和其他中外人士的有关报道、著述和影片资料，查阅原首都地方法院的有关调查报告，挖掘中华门外日军屠杀后埋尸的万人坑。
“亚述魔王”谷寿夫(3)
取证工作得到南京人民的支持，非常顺利。1946年10月28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号召市民揭发谷寿夫罪行的布告一张贴，就马上得到南京市人民的积极响应。中华门一带的受害者及其家属，纷纷起来揭发、控诉谷寿夫的罪行。
1946年12月31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检察官陈光虞，以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等对谷寿夫提起公诉。在《起诉书》的附件中，检察官附录了第六师团日军暴行有据可考的犯罪事实。由于谷寿夫及其所部制造暴行后就毁尸灭迹，所以《起诉书》中列举的罪行，仅是其制造的无数暴行中的极小一部分。
1947年2月6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中山路励志社大礼堂，开庭公审谷寿夫。法庭上座无虚席，通道上都挤满了人，除了法官、辩护人和监审官外，还有1500多群众和众多的中外记者。只见法庭上方高悬着“公审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的横幅格外醒目。早晨8时20分，公审开始。谷寿夫被两名法警押上被告席。身材矮胖的谷寿夫头戴深灰色礼帽，身穿黄色呢军服，戴着一双白色手套，蓄着仁丹小胡子，脸色灰白而麻木，毫无表情。检察官陈光虞宣读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起诉书》，历陈谷寿夫在南京大屠杀中所犯下的累累罪行。
在《起诉书》宣读完毕后，谷寿夫拒绝了法庭为其指派的梅祖芳、张仁德两位辩护律师，而是准备自己为自己辩护，并且声称说：“我比律师先生更了解事实真相，也更了解我自己。”
石美瑜法官问：“你对检察官指控你在南京大肆屠杀无辜百姓的犯罪事实，还有什么话说?”谷寿夫同预审时一样，不慌不忙地抵赖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奉天皇之命向中国作战，交战双方都要死人，对此，我只能深表遗憾。”
谷寿夫想借此推脱自己的罪责。于是，法庭下令让受害人出庭作证。第一个出庭的是大屠杀中幸存的一名南京建筑工人冯清江，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手臂被戮伤的伤疤血泪控诉谷寿夫及其部属的罪行。
随后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南京特派记者特伯勒，以自己所写报道当时日军罪行的通讯《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作为第二位证人。第三位证人是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杜廷，他的通讯稿《南京大屠杀目睹记》客观记录了日军在草场门、上新河、紫金山一带屠杀8万多名中国平民，以及强奸、抢劫的种种罪行。但谷寿夫百般抵赖，矢口否认所犯屠杀的罪行，说什么：“我部是有文化有教养的军人。两军对垒造成的伤亡不可避免。至于百姓伤亡，可能是由于别的部队士兵干的。”对他的一再狡辩，法官请出《陷都血泪录》的作者郭歧出庭作证。
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郭歧为中国部队文化干事，他根据自己的亲眼所见写了这篇5000多字的《陷都血泪录》。该文首先发表在《中央日报》，后被日本《读卖新闻》全文转载，用以炫耀“皇军”的军威。这篇文章有专门记载第六师团屠杀罪行的章节，是非常有力的证据。在郭歧的文章被作为证据宣读后，谷寿夫还想狡辩，他继续说道：“不过，我部进驻中华门时，该地居民已迁徙一空，无屠杀对象了”云云，他的这番无耻狡辩，引得旁听席上群情激愤。庭长石美瑜连击几下惊堂木，庭内群众才平静下来，石美瑜待场面安静下来后宣布：“把中华门外万人坑内被害者的颅骨搬上来!”
两名法警将万人坑中挖出的颅骨用麻袋搬进法庭，这些头颅底部的切痕清楚表明，全是被大刀残忍砍下的。
为了让他伏罪，石美瑜庭长拿出在东京预审时，谷寿夫招认并签字画押的审讯记录，还请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密斯和贝德斯出庭作证，并放映了日军自己拍摄新街口屠杀现场的记录片，以及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实地拍摄的有谷寿夫部队暴行的记录影片。谷寿夫在一桩桩铁证面前，张口结舌，再也无话可说，不得不俯首认罪。3月10日下午，审判庭准时开庭。谷寿夫被押至被告席，审判长询问其姓名、年龄后，郑重宣告宣判开始。审判根据《国际海牙陆战条例》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决战犯的有关条款，由庭长石美瑜宣读了叶在增执笔写的《对战犯谷寿夫之判决书》，判处谷寿夫死刑。3月18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将对谷寿夫的判决以及谷寿夫的《申辩书》一并呈交南京国民政府审批。4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批示：“讯证明确，原判依法从重处以死刑，尚无不当，应予照准。”
在这期间，视别人生命为草芥的谷寿夫，想到自己已命不久矣，凄凄哀哀地准备着自己早就应该料到的那一天的到来。
他在囚室里，给妻子留了一首绝命诗《赠清子》：
樱花开时我丧命，痛留妻室哭夫君。
愿献此身化淤泥，中国不再恨日本。
然后，他请求看守所所长，借来剪刀，剪下自己十个指头的指甲和三束头发，按日本的传统，将这些连同写完的绝命诗一同封在一个白色用手帕做成的小袋里。4月26日上午，谷寿夫被押解到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早晨9时30分，脸色灰白、神情木然的谷寿夫，被两个宪兵押上法庭。10时整，检察官告知谷寿夫：“核准执行命令已到，今日执行。你也应该明白，这是对你最公平、合理、合法的判决，你还有何遗言，现在就说。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被处决”他再次给妻子写了几句遗言，最末二句为：“身葬异域，魂返清乡。”接着，谷寿夫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事先缝好的那只白色小口袋，递给检察官，有气无力地低声说：“这里面有我的头发、指甲和一首诗，请先生转寄东京都中野区富士町53号我的家属。让我的身体发肤回归故土。”
“亚述魔王”谷寿夫(4)
接着，法庭令谷寿夫清理战犯拘留所送来的谷的衣物。清理完后，谷寿夫用颤斗的手握着笔，在死刑执行书上艰难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11时整，宪兵将谷寿夫押赴至雨花台刑场。谷寿夫被押下车后，两腿瘫软。在宪兵的左右挟持下，他才缓缓移步至刑场中。刑场四周，围满了南京市民，他们看着这个暴虐的刽子手，群情激昂地呼喊着：“处死刽子手谷寿夫!”喊声响彻整个刑场。12时45分，监斩官一声令下，“砰”的一声枪响，谷寿夫应声倒地。这一刻，南京大屠杀中作恶无数、罄竹难书的魔王谷寿夫终于结束了他罪恶的生命。谷寿夫在最后自知难逃一死时，给妻子的绝命诗中留言曰“愿献此身化淤泥，中国不再恨日本”。在正义审判面前，他用自己的死去弥补灭绝人性的屠杀的罪恶，是永远偿还不了中国人民的血债的。正义的审判是让罪犯伏法，而同时也是让后人牢记这段历史，让负有侵略战争罪责的国家后来执政者真诚地反省和忏悔这段历史!
制造“皇姑屯事件”的河本大作(1)
河本大作狂妄叫嚣“日本问题之解决、国运之兴衰”的关键就是牢牢抓住“满洲”这块地盘。当他看到张作霖越来越不听话的时候，又开始叫嚣必行“武力解决”的方针。他已经准备好铤而走险，刺杀他所说的那只狡猾的“螃蟹”——张作霖了
河本大作，1882年出生于日本兵库县。1903年，河本大作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毕业后，即参加了日俄战争。河本大作是一名狂热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他积极主张侵略中国。1914年，从陆军大学毕业后，历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步兵第三十八联队中队长、日本华中派遣队参谋、参谋本部第一部部员、第二部部员、第四部部员、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等职。1926年，河本大作从中佐晋升为陆军大佐，并从一个小小的联队队副，调任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自从踏上中国东北这片土地后，就无时无刻不想着如何将这块土地归入大日本帝国版图之内。在这一目标之下，河本一手策划导演了炸死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1926年，河本大作刚到关东军司令部上任，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对中国采取积极进攻态势的侵略主张。他发现“用将士鲜血换来的满洲，如今一切都将被奉天军阀所蹂躏”，张作霖“忘恩负义的行动不胜枚举，日本的大陆经营全被搞垮了”。所以，为了维护日本帝国的“利益”，河本大作确立并开始四处兜售他“武力解决”“满洲”问题的基本方案。河本大作通过对形势的分析，认为“得了势的张作霖，慢慢犯了老毛病”，他“多年的野心，即将如愿以偿”，是日本给予张援助，才使他有这一天，然而张却越来越不听日本帝国的话，所以应该采取武力解决的方针，而北伐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在北伐军的精锐军队的进攻下，“奉军一定马上又要使用逃回关外这一招了”，而关东军则可以乘张作霖的30万军队败退时，迫使张的部队在山海关解除武装，重新控制这个没有武力支持的张作霖，进而控制“满洲”。因为张作霖“像螃蟹钻入洞穴一样，一旦钻进洞穴，就很难抓到……在这里坐看时机，等阳气上升，就慢慢爬出来”，关东军不能再给张作霖这样重新爬出来的机会了。另一方面，如果“把华北和山东地区置于战祸之中”，则不利于日本的利益，所以“必须把北伐阻止在华北”。
这是河本大作就形势作的“绝妙”打算，他的主张获得了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的认可和支持。在随后召开的内阁“东方会议”上，获得了通过，并按这种思路，制定了“根本解决满蒙问题”的基本方针。
1927年6月底至7月初，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专门讨论侵略中国问题的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吉田茂以及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的一些要员参加了会议。河本大作以武藤信义的随员的身份列席了“东方会议”。在会上，武藤信义根据河本大作拟订的《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计划》发言说：“满蒙问题除了武力解决外，普通的外交手段是无效的。关东军所属幕僚是与此意见完全一致的。”
在武藤信义和河本大作等人一再坚持之下，“东方会议”最后形成了“根本解决满蒙问题”决议。该决议的内容主要包括：奉军在北伐军的进攻下，必定败退关外，要坚决阻止北伐军进入东北，因为这对日本占领“满洲”十分不利；统治东三省的实力者张作霖，近几年自恃兵力雄厚，对日本提出的要求不予答复，因此必须乘其败回关外之机，使用关东军武力解除奉军的武装，使张作霖成为“善良的统治者”；与张作霖订立关于“外交细目的协定，取得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居住权”和“土地商租权”，以达到独占东三省的目的。“东方会议”认可和制定了武装侵占的方针。河本大作返回旅顺后，根据这一方针，马上拟订了详细的关东军解除奉军武装的作战计划，确定以山海关至锦州西北的险要地带，作为关东军的行动地点。
早在此前，河本大作就已经开始做好军队动员、情报搜集等方面的准备工作了。他要求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士气和作战能力，为战争做好准备。同时，他还要求关东军设在东北各地的谍报机关，加紧搜集有关奉军的兵力部署、军事地形、物产资源等的情报。河本大作还抓住一切机会，对关东军各部队的军官、士兵、日本商民代表和“满铁”代表进行战争动员，向他们灌输、宣传“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保护日本在满蒙的权益”、“尽快解决满蒙土地商租、自由居住权”等侵略言论，宣称“东北人一见到日本人就非常蔑视”，“有意识、有计划、明目张胆地”压迫日本人，从而竭力煽动他们支持关东军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不仅如此，河本大作还组织了一个“日本在满洲青年议会”，纠集一批法西斯分子到日本各地宣传他的侵略主张，以获得日本国内和大本营的支持。
1928年4月初，蒋介石开始二期北伐，主要目的是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此时奉军的势力已经开始向江浙一带扩张，但江浙一带南方军队的势力更根深蒂固一些。因而在北伐中，张作霖不得不向北方退却，加之，奉军李景林部倒戈，万福麟部哗变，张与北伐军的作战连连失利，军心浮动。
制造“皇姑屯事件”的河本大作(2)
5月9日，张作霖面对北伐军的凌厉攻势，不得不宣布停战，命令奉军撤回东北，奉军就像雪崩一样涌向山海关。形势正按“东方会议”所预料的，也是按河本大作所预料的在发展。关东军跃跃欲试，认为彻底解决“满蒙”问题的时机已经到了。
5月19日，关东军新任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发出致北伐军首领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以及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通告，声称：“对于满洲一带帝国侨民当取充分之保护，(本军)特设警备区域数处，凡支那军欲通过者，悉予解除武装。”
同时，关东军增编了一个混成旅团，集中于奉天待命。然而，日军在境外作战按规定必须获得天皇的批准，但天皇敕命迟迟未到。当时日本国内考虑到英美列国的舆论压力，因而对实行原来的既定方针尚存犹豫。
河本大作心急如焚，极力主张不等天皇敕命就马上开始行动。他对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说：“田中(义一)已经动摇，敕命不会发了。我们不等命令了，干脆干好了。”但河本大作的意见未被村冈长太郎采纳。
时至5月20日前后，已有五六万奉军撤退到奉天附近，集结在山海关的将近25万奉军也正在陆续后撤。此时，如果继续执行原定的武力解除奉军武装的计划，兵力不足的关东军必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只得被迫放弃原计划。
河本大作当然不会就此甘心。他认为：“满蒙问题的解决已到了不采取非常手段不能打开僵局的地步了”，关东军要用尽量小的代价迫使庞大的东北军屈服，“只有铲除其首领，或有成功的希望”，因为“一个张作霖垮台，其他奉系诸将也必将树倒猢狲散”。于是，河本大作开始策划暗杀张作霖的阴谋行动，企图制造东北混乱局势，进而趁机侵占东北。为了保证计划的严密，并以个人的责任而不让军方承担责任，河本大作准备自己亲自动手。他先派人作为密使前往华北，侦察张作霖的行动和逃往关外的具体时间，然后根据情报制定“周到”的爆破计划。
河本大作先派人沿路监视张作霖返逃奉天的路线，因为张作霖经常使用冒名顶替或乔装打扮的方式隐藏，河本大作如果想成功就只有一次机会。
经过侦探，河本大作选定了满铁线与京奉线铁路交叉点——皇姑屯，作为暗杀张作霖的爆破点。
选好爆破地点后，河本大作召集守备满铁皇姑屯段的关东军独立守备第四中队长东宫铁男中尉和副队长神田泰三中尉，密谋具体炸车办法。为了尽量消灭是日军所为的证据，他们放弃了袭击列车的方法，而选择了用炸药炸列车的方法，为了保险还制定了两个补救办法：一是使列车脱轨，二是用机枪扫射，乘乱由神田中尉组织“拔刀队”(敢死队)闯入列车，直接刺杀张作霖。河本大作认为这样的准备已经万全而周到了，于是将暗杀张作霖的任务交给东宫铁男，并亲手给了他一千元作为行动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