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正午，张作霖乘坐由7节车厢组成的专列驶离北京，准备返回奉天。6月4日拂晓，张作霖的专列通过了新民府车站。接到报告后，河本大作当即命令东宫铁男开始行动。随后，河本大作与关东军几个知道内幕的参谋人员，一起登上奉天铁路广场旁的东拓大楼望台，观察爆炸情况。
6月4日凌晨5时30分，随着一声“轰隆”巨响，空中升起高达200米高的黑烟，张作霖专列在皇姑屯车站附近被炸起火，颠覆在铁路旁，张作霖这个一代枭雄就这样被送上了西天。
%%%迫于国际国内的舆论压力，河本大作做了“替罪羊”，被停职反省。但他对军部做出的“贡献”却是为大本营高层所认可，于是，陆相亲自出马，安排给他另一个不在军队却为军队服务的特殊职务
皇姑屯事件震惊了全世界，即使在日本国内，出于政争之需要，要求调查该事件真相的呼声也很高。但由于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和军部好战分子的庇护，这一事件被悄悄压了下来。直到1927年7月，由于民政党议员在日本国会上对皇姑屯事件穷追不舍，河本大作才被贬到第九师团司令部，并于同年8月受到停职处分。
在被停职期间，河本大作深表“反省之意”，而其反省的结果却是“明确了日本将来面临的问题，无疑不外是解决满蒙问题这个不可动摇的事实”，而更“加深了必须彻底解决满洲问题的坚定决心”。可见，河本根本没有反省侵略的罪行，反而更加坚定地主张侵略中国东三省了。
1930年8月，河本大作的停职处分期满，在第十六师团司令部恢复现役，但第二天就被编入了预备役，返回东京。陆相阿部信行召见河本大作，告诉河本，天皇暂不同意其复职。他可以帮河本介绍职业并询问河本愿意从事何种职业。河作大作表示：“解除军籍也好，但是自己存在着这样一个信念，认为日本的生存，必须与大陆联结在一起。日本要离开大陆，就是要回到明治维新以前的状态。所以今后愿意从事与大陆有关的事业。”于是，在陆相阿部信行的介绍和推荐下，1930年11月，河本大作充任“东京中日实业公司”顾问。“东京中日实业公司”主要业务是从事与陆军有关的贸易。可见，河本大作虽然退出了现役，但仍与军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更加坚定地继续参与侵略中国的种种阴谋活动。关东军蓄意挑起的侵略我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就有河本大作的积极参与。1931年8月，九一八前夕，河本大作受托，专程赶赴奉天，向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的花谷正少佐送交5万日元，作为关东军策划炸毁柳条湖铁路的活动经费。
制造“皇姑屯事件”的河本大作(3)
随后，河本大作协助关东军高级参谋，一手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争取到“满铁”在关东军开始行动后予以协助的承诺以及驻朝鲜日军必要时给予支援的承诺，使关东军有恃无恐地开始准备侵略活动。
河本大作除了参与策划侵略中国的军事阴谋以外，还不遗余力地大肆在中国展开经济侵略的活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1931年12月中旬，河本大作奉关东军统帅部之命，策划了镇压西安炭矿、接收该矿的活动。西安炭矿是张学良以前经营的，当地人民反日气氛强烈，河本大作到西安县后，以残酷镇压、威胁利诱和分化瓦解等手段，收买了西安县警察局长戴东潇等汉奸，镇压了西安县人民的抗日斗争后，控制了西安炭矿。随后，河本大作当上了西安炭矿总办，开始了对西安炭矿的残酷剥削。
1932年11月至1936年10月，河本大作作为“满铁”理事，“接受关东军的旨意，服务于统治东北的经济建设计划业务”，通过各种手段谋划强占了包括抚顺煤矿在内的东北六大矿山。在兼任“满铁”经济调查会长期间，他利用下属的总务、政治、产业、金融、经济5个部门及庞大的特务情报网，刺探东北地区的资源情报，为关东军的侵略提供支持，实现他为“大日本帝国之强大”服务的目的。
从1934年10月开始，河本大作担任“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理事长，加紧掠夺中国东北地区丰富的煤矿资源，凭借武力压迫从中国民族资本家手中以低价收买或霸占的方式，垄断了10余座矿山，几乎占有和控制了东北地区煤矿200亿吨的储量。
除了强占矿山以外，河本大作为了掠夺矿产资源，尤其是煤炭资源，实行了野蛮残暴的“要煤不要人，用人换煤”的“人肉”开采办法。只要多产煤，根本不顾中国矿工的死活，致使煤矿冒顶、瓦斯爆炸等事故不断发生。仅1939年，抚顺煤矿就伤亡矿工10190名，平均7名矿工中就有1人死亡。
日本侵略者强征大批中国人去做苦工山西是中国煤矿资源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为了更加有效高速地掠夺山西包括煤炭在内的丰富资源，解决国内因为扩大战争而导致的物资的严重紧缺，日本政府特意任命在东北工作颇有“成效”的河本大作为“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河本大作上任后，按照他在东北剥削的老一套，首先为“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确立了经营宗旨：“本会社不是营利企业，而是经济军团司令部，要增加生产，以贡献于东亚战争。”
按照这种经营宗盾，河本大作不断扩大“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的规模，以适应经济掠夺的需要。“山西产业株式会社”除了直接供应驻山西的日军军需外，还将大量的钢铁、煤炭、棉布、皮革源源不断地运回日本国内。河本大作任职期间，该会社的工厂数量从36个增加到42个，资金也由3000万日元猛增到8000万日元。
如此大规模的开采和掠夺资源，导致劳动力资源严重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河本大作一方面勾结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部和山西省政府的日本顾问，强制征用山西省19-21岁的青壮劳力。这些人都被押往“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的工厂和矿山，在皮鞭和刺刀的威逼下，在极其危险和艰苦的环境下，没日没夜地劳作。
就是这样也满足不了侵略者的贪欲，河本大作还以招收民工为名，欺骗河北、河南等地的贫苦农民到山西的煤矿和铁矿做工。这些贫苦农民被强迫进行长时间的禁闭劳动，在十分恶劣的劳动条件与生产安全毫无保障的情况下，大批的中国矿工被迫害致死。仅大同煤矿被日本侵略者迫害致死的中国矿工就有6万多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河本大作却不甘于如此失败，他转而投向积极支持国民党的内战。如此作恶多端的一个侵略战犯，等待他的将不会是什么“好果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河本大作的“大日本帝国共荣”的奢梦却还没有醒。他一方面将“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的资产全部移交给阎锡山，一方面唆使日本山西派遣军只向阎锡山的军队缴械，而不要向八路军投降。蒋介石发动内战后，河本大作又与伪山西省日本顾问城野宏等人相互勾结，发起所谓“在晋日人残留运动”。组织一部分尚残留在山西的日军官兵加入国民党第二战区作战部署，编为暂编独立第十总队，直接参加中国内战。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太原发起总攻。4月29日，太原解放，太原市公安局迅速逮捕了参加日本侵华战争和国民党反革命内战战犯河本大作。曾经在中国土地上耀武扬威、残酷压榨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资源的河本大作，终于得到应有的下场。
1955年8月25日，河本大作病死于太原战犯监狱，由此结束了其侵略中国、恶贯满盈的一生。
攻占中国香港的酒井隆(1)
中国二期北伐战争期间，酒井隆在济南一手策划和制造了“济南惨案”。而利用“河北事件”压迫国民党政府，不战而取华北，则是他开始的另一项阴谋
酒井隆，1887年出生于日本广岛县。1908年5月，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0期步兵科毕业，成为一名少尉军官。几年后，进入陆军大学进一步深造，并于1916年12月从陆大第20期步兵科毕业。酒井隆是一名生性残忍而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极力鼓吹和积极推行大日本帝国的侵华政策。
在青岛登陆准备进犯济南的日军从陆大毕业后的酒井，急不可待地请命前往中国，最终他如愿以偿地被派赴日本驻华使馆任副武官，随后调任日本驻济南领事馆武官。在济南期间，酒井隆一手策划和制造了“济南惨案”。
1928年春，蒋介石联合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等部军阀，举行二期北伐，北上攻击当时控制北京政权的奉系军阀张作霖。
张作霖是靠日本人的庇护而起家的，日本人希望通过扶植张作霖而牢牢控制住中国东北，因而，当然不想北伐军北上彻底消灭奉系张作霖了。
1928年4月，蒋介石所率北伐军节节胜利，很快就攻入了山东省。酒井隆此时担任日本驻济南领事馆武官，为了阻止北伐军继续北进，他立即以“山东局势混乱、保护日本侨民利益”为借口，写信给日本陆军参谋总长，要求军部出兵山东。参谋本部根据酒井隆的报告和请求，借口保护侨民，于4月下旬，派遣日军第六师团五千余人从青岛登陆，入侵山东。
日军第六师团在青岛成功登陆后，酒井故意夸大事实，以局势极为混乱为由，擅自要求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率部火速赶赴济南。福田彦助在酒井的一再催促下，星夜兼程，终于在4月底赶到济南城外。
5月1日，当蒋介石所率北伐军开进济南城后，酒井隆即唆使早已做好准备的日军四处寻衅。日军不仅随意捕捉北伐军的士兵，还枪杀了北伐军的运输队长。
5月3日上午，日军强行解除了北伐军一部七千余人的武装。对日军的一再挑衅，蒋介石再三地屈辱退让，命令北伐军各部“约束士兵，不准开枪还击”。而且准备“绕道北伐”，这更加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酒井隆在5月3日致电给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时说：第六师团正在进行紧急部署，冲突事件正在交涉中，请求政府“采取断然措施”。酒井就这样一手制造事端，一手叫嚣“采取断然”措施来对付北伐军的“进犯”。
5月4日晨，北伐军在济南城抓获13名走私鸦片的日本毒贩，按照中国法律将他们处死。酒井隆借机再次给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拍电报，夸大事实，宣称日本无辜侨民被杀害，并将数目扩大了20多倍。当天下午，酒井隆指使第六师团进行报复。第六师团用大炮和重机枪轰击济南城内稠密居民区和北伐军的驻防地，造成中国军民死伤1000多人。当晚11时，酒井隆还指使数十名日军闯入国民党山东省交涉公署，剪断电话线，将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兼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17名公署职员全部捆绑起来，并极其残忍地先将蔡公时的耳、鼻、舌、眼割剜下来，然后用机枪将蔡公时等18人全部杀害。
被残忍杀害的蔡公时惨案发生后，酒井隆故意歪曲事实，谎称是中国军队率先挑衅的，并且请求日本政府增兵山东。
5月11日，日军侵占了济南城，在城内进行大规模的奸淫掳掠活动，杀害中国军民6123人，打伤170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济南惨案”发生后，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怒和世界舆论对日本政府的强烈谴责。在日本国内，也有许多日本人民强烈反对。5月下旬，日本大阪、京都、名古屋、神户、奈良、福冈等地的群众结成反对干涉中国的同盟，并两次举行“反对出兵”的游行。在这种压力之下，日本政府见时机尚不成熟，于是不得不取消占领整个山东的侵略计划。1929年3月29日，日本政府迫于压力同中国政府签订了《“济南”协定》，从山东撤兵。但国民党政府不想得罪日军，一味屈辱退让，致使制造屠杀中国平民的“济南惨案”的元凶酒井隆和其他凶手未受到任何惩罚，而一直逍遥法外。
1934年8月，酒井隆调任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上任后，酒井隆积极参与策划了侵略中国华北的种种阴谋活动。酒井隆一手炮制了“河北事件”，企图达到“不战而取华北”的目的。“河北事件”主要指两件事：一是天津日租界两名汉奸报人被杀风波；一是日军围剿抗日武装的“孙永勤事件”。
1935年5月2日深夜，天津《国权报》的汉奸社长胡恩溥，在日租界北洋饭店遭枪击，胡身中4弹，被送往医院抢救，于次日早晨毙命。5月3日凌晨4时左右，另一个汉奸《振报》社长白逾桓也在日租界自己私宅内被枪杀。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胡、白被杀案。其实，后来有证据表明，正是酒井隆自己策划了这次暗杀事件，他却贼喊捉贼，借此大做文章。他伙同关东军驻山海关特务机关长仪峨诚也、日本驻华公使馆副武官高桥坦密商后，准备利用这一机会贯彻日本侵略华北的既定方针。
5月25日，酒井隆给参谋本部发电宣称：“关于在天津租界内发生的暗杀白逾桓、胡恩溥事件，经调查结果，终于判明系蒋介石系统所策动”，“白逾桓系我军机关报的社长，属于我军的使用人员，依据条约，应受到保护。然而在中国官宪的指示下，不断发生此类恐怖事件，至为遗憾”。并提出：“我方为了自卫之需要，将来不经警告随时采取认为适当之行动，并声明由此发生的不幸事件概不负责。”
攻占中国香港的酒井隆(2)
酒井隆的用心很明显，就是打算借胡、白被杀案，乘机扩大事端，然后以日军武力为后盾，在华北攫取更多的权益。
正当中日双方为胡、白被杀案紧张交涉之际，5月17日，又发生了所谓抗日武装孙永勤部进入非武装区，得到国民党遵化县县长庇护和援助的事件。
5月29日，酒井隆按照梅津美治郎的命令，发表通告，宣称由于上述事件，“日军不仅有必要再次越过长城线，而且实际上北平、天津两地，也有必要包括在停战地区内”。同一天，酒井隆和高桥坦还面见了何应钦，威胁说：“今后如再发生如此行为，日本军将采取自卫行动。”
6月7日，日本内阁批准了《华北交涉问题处理纲要》，此《纲要》确定了日本方面的要求，主要是中国政府从平津地区撤退宪兵第三团、北平军分会政训所、国民党党部等机构，解散抗日团体。6月8日，酒井隆在天津主持召开由关东军参谋和驻山海关、北平、天津等地的日本领事馆武官参加的协商会议，讨论《华北交涉问题处理纲要》。在会上，酒井隆提出了一个“以武力为后盾，采取强硬态度”的方针，准备以武力相逼，以达到侵占平津一带军事要地的目的。
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6月7日命令一支步兵进入山海关、古北口一线，并在锦州集结一部空军力量待命。6月9日，日本海军从旅顺派遣两艘驱逐舰到天津大沽口，在事实上做出一副准备用武力解决的威胁架势，不断向国民党政府施压。
国民政府不想与日方发生冲突，因而不断妥协退让，最终决定接受日方的要求。6月10日，国民党政府代表何应钦按国民党中央的训令，全部承诺了日方要求。但日方并未就此罢休，酒井隆与高桥坦一再催促何应钦签订书面协定，于是何应钦最后以给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复信的方式，在送来的“备忘录”上签了字，表示愿意接受日方的各项要求：“6月9日酒井隆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地期其遂行。特此通知。”这就是酒井隆炮制的《何梅协定》，这份协定使中国军队从华北撤出，而日军则不费一枪一弹侵占了中国平津一带的军事要地。
1937年3月，酒井隆被任命为日军第十四师团步兵第二十八旅团旅团长，同时晋升为少将。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展开全面侵华战争，酒井隆又获得了在战场上作威作福的机会。8月，为了便于指挥作战，酒井隆所部被编入华北方面军序列，向北平及其以南地区进犯。次年5月8日，酒井率部侵入山东济宁地区，并控制了黄河渡口。11日，攻占郓城。尔后，酒井隆命令旅团主力从金乡方向南下，一路烧杀抢掠，相继占领了考城、内黄、开封、中牟等地。
酒井隆不仅在战场上耀武扬威，而且“文”的一手——搞阴谋诡计也是行家。
1938年6月至1940年6月，酒井隆先后担任日本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日本内阁“兴亚院”驻蒙疆联络部长官、驻蒙军军附等职。这期间，酒井隆一面大力收集内蒙、察哈尔、绥远、山西等地的军事、政治、经济各种情报；另一面，大搞经济侵略，策划成立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和“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蒙疆电业株式会社”、“蒙疆电气通信设备株式会社”、“国际运输公司”、“东亚烟草公司”、“蒙疆造纸公司”、“蒙疆不动产株式会社”、“蒙疆兴亚株式会社”等经济机构，垄断内蒙、山西和张家口地区的煤炭、金融、石油、电力、盐、畜产品、粮食、烟草、水泥、木材等重要行业，把掠夺的资源不断输送回国，通过这种掠夺和剥削的方式，来支持日本不断扩大侵华战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酒井隆任驻广州的日本第二十三军司令官，奉命进攻中国香港。他先从九龙强渡登陆香港岛，再挥师拿下水库、电厂，迫使英国守军投降
1941年11月6日，酒井隆被任命为驻广州省的日本第二十三军司令官。赴任后，酒井隆接到大本营的密令，令其指挥所属部队做好协同海军迅速攻占九龙半岛及香港岛的准备。酒井隆接到命令后，开始调遣部队，准备进攻中国香港。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日，酒井隆接到进攻中国香港的命令，早已准备妥当的酒井，立即派日军航空队消灭毫无作战准备的驻港英国空军部队，取得制空权。同时，派步兵占领广州沙面岛的英租界。随后，酒井隆命令所属第三十八师团在空军的配合下，进攻九龙半岛，并于12月13日占领九龙半岛。在对固守香港岛的英军两次劝降未果后，18日夜，酒井隆指挥日军在香港岛强行登陆。
12月18日夜，酒井隆指挥日军向香港的码头进行猛烈炮击，开辟登陆场。在炮火的掩护下，日军三个联队近一万名士兵，乘船强渡九龙湾，在香港登陆。
日军登陆后，按酒井的命令，先集中火力拿下山顶水库。因为香港本岛无淡水，山顶水库是全岛饮用水的主要来源，控制了它，香港市区的储水量连两天都无法撑下来，他想借此迫使香港守军迅速投降。
在进攻香港山顶水库的同时，酒井隆还指挥另一路日军攻击香港的电厂。防守电厂的是轻伤兵和主要由商人组成的志愿队。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是职业军人，但战斗得非常勇敢。他们全力抗击，毫不退缩，最后直到全部壮烈牺牲，电厂才被攻陷。
攻占中国香港的酒井隆(3)
在占领了水库和电厂后，酒井隆继续指挥日军进攻坚守在维多利亚湾的英军，英军顽强抵抗了两天后，弹尽粮绝。12月25日，被迫向日军投降。
防守香港西半部的英军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他们据守坚固结实的斯坦利堡防御工事，顽强抵抗日军的进攻。日本侵略者的海军舰艇和陆军炮兵部队从海陆两个方向炮轰斯坦利堡，仍未能将其攻克。生性凶残的酒井隆为了迫使堡内英军投降，准备使用残杀俘虏和平民的卑劣手段。
酒井隆率部攻占香港12月26日晨，日军占领了斯坦利堡外的圣斯蒂芬学院。该学院内设有一所英军野战医院，日军发现后立即冲进医院，用刺刀捅死了90多名伤病员中的60多人。然后，按酒井隆之命，将大约100名护理员、医生和担架员关在一个房间里。这些人被他们当作迫使英军投降的人质。16日下午，斯坦利堡的英军坚守堡垒，拒不投降。于是，恼羞成怒的酒井隆下令将人质中的男俘虏提两三名到室外，将他们逐个肢解，挖出眼睛，斩断手脚，最后再将他们杀死。然后，酒井隆又逼迫几个被割去耳朵或手指的俘虏，让他们去斯坦利堡报告目睹和遭受的惨状，并威胁说，英军若不投降，他将用同样的方法杀死所有的人质。
日本兵还把4名中国女护士和3名年轻、漂亮的英国女护士绑在尸体上轮奸，之后又用刺刀一个一个把这些女护士捅死。
当天晚上，斯坦利堡的英军为解救人质，被迫向日军投降。他们走出斯坦利堡，所看见的是遍地狼藉、残缺不全的受害者的尸体。如此凶残和灭绝人性的兽军，就这样在7天之内攻占了香港。
%%%善恶终有报!酒井隆作为战犯被南京军事法庭逮捕并审判。在南京这块曾被日军蹂躏并惨遭屠戮的土地上，含着屈辱血泪的人们终于迎来了正义审判的一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后，酒井隆在天津被中国军队抓获，后关押进南京小营战犯拘留所。
1945年11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其主要职责包括：关于战犯处理之设计事项；关于战犯处理之督导事项；关于战犯处理之考绩事项；其他有关战犯处理事项。
酒井隆是“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成立后，被公布的第四批第29名战争罪犯。1946年5月30日，“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下设的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开庭审判乙级战犯酒井隆。
5月的南京，骄阳似火。在这一块曾被日军铁蹄蹂躏、惨遭屠戮的土地上，取得战争胜利的人民，将对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进行庄严审判。在法庭上，检察官指控酒井隆犯有下列主要战争罪行：“塘沽协定时，任梅津美治郎的参谋长，主使特务人员破坏我国的统一，积极侵略华北，企图僭夺我国主权。1941年任进攻香港司令官，1942年任华南方面军司令官，所犯各地，强奸抢劫，肆意破坏财产，无所不为。”
面对检察官的指控，开始酒井隆拒不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他把这些罪行都说成是部下所为，与他无关，他只是“实属督查不严”而已，想通过这样的狡辩来推脱罪责。8月20日，南京军事法庭对酒井隆进行第二次审判。8月27日，军事法庭依据确凿证据判处战犯酒井隆死刑。
1946年9月13日15时，酒井隆被绑赴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执行后，南京军事法庭正式通知“日军善后联络部”。15日，中国军方与日军在华高级将领一同，将酒井隆尸体埋葬在南京雨花台地区。这个生性残虐的法西斯军官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
第六部分
纵横侵略战场的寺内寿一(1)
寺内寿一是明治元勋寺内正毅的嫡子，他先是接受了系统的法西斯军事学校的教育，后从基层做起，一步步晋升。在其父去世后，当上了“中将”，后又坐上了陆相的位子
寺内寿一，1879年8月8日出生在日本山口县一个极有名望和势力的世袭贵族家庭。父亲寺内正毅伯爵是明治元勋，曾任教育总监、陆相、驻朝总督、首相等职。寺内寿一虽然是名门之后，但同样接受了一整套严格的法西斯军事教育，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日俄战争爆发后，被送上了前线。
寺内正毅希望儿子，尤其是嫡子寺内寿一能“子承父业”，寺内寿一当然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1911年，寺内寿一晋升为陆军少佐，被安排在“出人才”的陆军参谋本部工作。1913年，寺内寿一获得赴德机会，任驻维也纳陆军副武官。他一面工作，一面积极研究德国陆军。1919年7月，寺内寿一被任命为近卫第三联队联队长，同时晋升大佐军衔。同年，父亲病逝，寺内寿一失去父亲的荫庇，进入自己独立发展的阶段。
此后，寺内寿一稳步晋升，历任近卫师团参谋长、第十九步兵旅团旅团长、驻朝日军参谋长、独立守备队司令、第五师团师团长，第四师团师团长、驻中国台湾日军司令、军事参议官等职，而且军衔从“大佐”升到“少将”，再到后来的“中将”，已经是日本陆军中重要的高级将领了。
1936年2月26日，日本国内右翼少壮派军人制造了“二二六”事变，企图通过政变打倒部分“统制派”重臣。由于准备不周，政变失败。迫于舆论压力，陆军做出整肃军纪的决定。但是经过这次虽然失败的政变，日本军内法西斯势力却大大得到加强，侵略扩张的野心进一步膨胀。
在这个事件的风波中，作风强硬的寺内寿一，于1936年3月9日被钦命为陆军大臣。寺内寿一之所以成为担负“肃军”重任的陆军大臣的不二人选，一方面是他出身名门，父亲寺内正毅的影响余荫其身；另一方面，他性格豁达，才华也算出众，因而在皇族、贵族以及军、政界都有较好的人缘。同时，他是从基层一步步干上来的，具备一定的资历，并且未深涉当时的派阀斗争。
因而，由陆军参谋总长、教育总监、陆军大臣联合召开的三长官会议，确定了由寺内寿一来出任新陆相。
寺内寿一出任陆相后，马上以其“铁腕”行动整肃陆军。
1936年3月23日，为了粉碎“皇道派”阵营，寺内寿一撤换了一大批“二二六”事变的骨干分子，形成新的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人员安排。
除此以外，为了加强控制力度，寺内寿一想方设法掌握住人事大权。他先于5月份以陆相之职兼任军事参议官，扩大自己手中的权力，随后利用日本陆军每年8月进行人事调动的惯例，打破原来的程序(由三长官会议决定，并上奏天皇批准人事调动方案后，方可公布实施)，以“肃军”之名，一人独断了8月份的人事调动安排，三长官会议失去了作用。寺内寿一此举实质上废除了会议讨论的形式，一人独掌人事大权。
掌握人事大权之后，利用以前留学德国的经验，寺内寿一开始大力推进陆军内部的体制改革，先后推行了扩大军务局、新设兵务局、新设航空兵团、充实机械化部队力量等措施，极大地强化了陆军的力量，为展开侵略做好准备。
作为一个军人，寺内寿一在日本政府法西斯化的进程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他不仅不断鼓吹要坚持“实行根本革新时弊，充实国防等积极强硬政策的气魄和实力”，并且坚决反对“带有自由主义色彩，采取维持现状不求进取之政策而妥协退让”的政治家们的行为。而且提出了具体的行动方针——“调整同苏中这两个‘满洲国’邻国的关系，使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东亚稳定力量”，要“避免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对苏联关系要“阻止传播赤化，使之不妨碍我东亚政策的实行”，对华外交要使中国“必须与我合作，必须打消其依靠欧美或苏联的政策”。
寺内寿一侵略中国，反对苏联的野心从字里行间明明白白地显露出来，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寺内寿一被派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主张速战速决，“前进”和“进攻”成为他的座右铭。攻下保定、石家庄，又妄图拿下太原。“徐州——武汉——整个中国”的进攻蓝图让他不甘于大本营的作战限制线
持强硬军国主义立场的寺内寿一于1937年2月2日，转任陆军教育总监。不久之后，日本侵略者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
随着战事扩大，日军不断增兵中国大陆。1937年8月31日，寺内寿一被钦命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主要任务是：“占领平津地区及其附近要地，并确保该地区之安定。挫伤敌之战争意志，获取结束战争之局势，迅速歼灭河北省中部之敌。”
寺内寿一主张速战速决，因而指挥华北方面军猖狂进攻整个华北地区。上任伊始，他就马上下达了华北方面军的进攻命令——“进入易州、定兴、白沟河镇、霸县及马厂附近一线”，为进攻“保定、沧州”做准备。
9月24日，继华北派遣军第一军占领保定之后，由西尾寿造任司令的第二军占领了沧州。寺内寿一继续鼓励部队南进。9月25日，大本营发布命令，要求华北方面军的作战地区南扩至“连接石家庄、德州一线以北”。
纵横侵略战场的寺内寿一(2)
根据大本营的命令，寺内寿一制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第一军准备向石家庄方向攻击，突破防线后，向顺德方向紧追中国军队，并以一部进入井陉以西要地，从后方策应第五师团。尤其要尽量消灭溃退中国军队之有生力量；第二军由釜阳河左岸进攻中国军队主力后方，争取进至德州一线；板垣征四郎率第五师团南进，攻取太原。
第一军于10月10日顺利占领石家庄以后向漳河一线压进，第二军也完成了攻占德州作战计划，攻入山西的第五师团却遭到了一连串的顽强反击。先是在平型关被中国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打掉了供给部队，受到重创，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随后，中国守军顽强抵抗，又取得了“忻口阻击战”的胜利。板垣的第五师团在忻口久攻不下，死伤惨重。为了拿下太原，挽回败军的面子，寺内寿一一面飞到忻口前线督战，一面命令驻北平的中国驻屯混成旅团前往增援，派第二十师团沿正太路西进，进攻娘子关以图夹击太原，第一○九师团主力和第一○八师团一部增援第二十师团。
忻口前线，中国守军向日军发起反攻10月底，第二十师团突破娘子关，沿正太路逼近太原。11月初，第五师团突破忻口阵地，形成对太原的南北夹击之势。
11月5日，南北日军开始猛攻太原，国民党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率兵固守孤城，与日军苦战三日，不得不退出太原向西突围。11月9日，第五师团终于占领太原。寺内寿一并不满足，他渴望乘胜继续南进，占领济南。但此时，大本营的侵略重点是在华中地区攻占南京。11月24日，御前会议通过陆军作战计划，要求华北方面军“无益扩大战线，停止下来保持迎击敌人的态势”，并侧援华中方面军进攻南京。
占领华北之后，根据大本营的命令，不能扩大战线而不得不“闲”下来的寺内寿一，又干起了另一桩事，那就是整顿华北占领区的“治安问题”。1937年12月22日，寺内寿一以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颁布了《日军占领地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寺内寿一在“实施要领”中指出，是“土匪”的活动及经济不稳定导致了“治安”的混乱。而“对匪帮的讨伐，重点指向共军，特别对已建成的共产地区，努力尽早将其摧毁”，把“剿匪”的矛头指向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
其实，在这之前，八路军就是搅得寺内寿一后院不宁的眼中之“刺”，他刚上任不久，就开始集中“讨伐”山西的八路军了。9、10月份，寺内寿一命令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对晋中北部丘陵地区进行“肃整”作战，希望“尽剿”八路军，“除之而后快”。9月15日，寺内寿一向来前线视察的天皇侍从武官汇报说：“皇军威力未曾达到的山西北部及连结太行山脉的山岳地带，乃共军巢穴，其影响至今及于华北地区。因此，必须彻底扫除，以绝后患。”而事实证明，他的“后患”并没有被绝掉，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顽强抗日，最终将这伙侵略的强盗赶出自己的家园!
寺内寿一还为华北建立一个“新政权”“苦心经营”，他希望建立的这个“新政权”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取代南京政府的中央政府。虽然大本营对诱降国民党政府还抱有一线希望，并不急于马上与蒋决裂。但寺内寿一强硬地一面派人游说大本营，一面着手进行“新政权”的筹备工作，在华北有一定势力的汉奸王克敏便被他相中了。
事实上，关于“华北政权”的建设，早在日军占领平津之后，就被提上日程了。8月12日，陆军省就通过了《华北政务指导纲要》。9月4日，根据纲要寺内寿一命令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指挥所属部员对军方作战的后方地区(包括冀东)执行各有关政务事项，统辖指导中国方面的机关，为使该地区成为实现日、“满”、华合作共荣的基础而进行各项工作”。通过拉拢汉奸走狗们，日军终于在9月23日建起了“平津治安维持联合会”。12月14日，即南京陷落的第二天，在寺内寿一的直接“关怀”下，日军以王克敏为中心，终于拼凑了一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政府成立后，又拼凑了警察队和保安团，作为日寇的“左膀右臂”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运动。
整理了“后院”，寺内寿一就迫不及待地准备率军再上前线冲锋陷阵了。攻占南京的第四天，即1937年12月17日，大本营批准了寺内寿一进攻济南的作战计划。寺内寿一终于获得批准，可以挥兵南下了。他先命令部队奇袭济南，并向青岛进攻。拿下济南、青岛两个重镇，山东就尽在日军华北方面军的掌控之下。
参加徐州会战的日本侵略军的主要将领寺内寿一并没有就此满足，他的目标是进行徐州会战以沟通南北战场，打通津浦铁路线，再沿陇海线追击中国守军，最后与华北、华中日军会师武汉。
但是，大本营并没有立即同意他的计划。因为参谋本部此时的决策者正决心切实按全面持久战思想来指导战争，以8月之前绝不发动新作战为原则，专门进行兵团的新设、整顿和军纪整肃。
因而，1938年2月3日参谋本部给寺内寿一的作战指示，提出：在胶济铁路沿线方面，现已占据之线或其他方面，均不得超过黄河线进行作战；将来第一一四师团编入贵军时，可置于平津地方待命，以备大本营使用；对第五师团，为于必要时从海路迅速转调其他方面，故其位置应在胶济沿线。
纵横侵略战场的寺内寿一(3)
国民党军队取得全面抗战中首次重大胜利的战场——台儿庄寺内寿一对大本营不支持他的作战计划而且可能要抽走第五师团的兵力的命令非常气愤，在他2月5日给前线下达的具体命令中，寺内寿一并没有完全遵照大本营的指示，而是要求前线的第二军要“积极地”进行防御。
在大本营内部还在争论是否要华北方面军继续“向南深入作战”的时候，华北方面军前线在寺内寿一的授意下，已积极地用“进攻作为防御的最佳手段”了。
日军企图占领滕县、沂州后，会攻台儿庄，再一举夺下徐州，但狂妄的日军再次受到中国守军猛烈而顽强的抗击，支持不住的前线日军请求增援，大本营不得不派华中方面军配合，会攻台儿庄。中国军队士气高昂，在敌援军还未及赶到之时，就组织反攻。1938年4月6日晚，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发起全面反攻。兵分两路，分由汤恩伯率部从外线，孙连仲率部由内线，内外夹击台儿庄之日军。4月7日，台儿庄日军残部狼狈逃窜，国民党守军战场取得全面抗战以来的首次重大胜利——台儿庄大捷。
州会战的“胜利”举杯恼羞成怒的寺内寿一与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俊六合作，利用一部兵力从正面牵制中国守军，主力从西侧迂回包围徐州，付出惨重代价之后，终于从四面围住了徐州。5月中旬，中国统帅部为了保存军队有生力量，下令徐州守军撤退，5月19日，日军攻占徐州。寺内寿一才算舒了口气，与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俊六二人颇为沾沾自喜了一番。
随后，大本营指示发动了以俊六所率华中方面军为主力的进攻武汉的会战。无时无刻不想着打下徐州，会师武汉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此时却不得不离开中国战场。
7月，寺内寿一由于曾在欧洲待过，而且尤为熟悉德国情况，而被大本营暂时调离华北方面军，作为日本特使前往欧洲，担负促进日本与德、意结成法西斯联盟的任务。日、德法西斯侵略势力勾结已久，早在1936年11月，为了掩美、英之耳目，日、德以“反共”为幌子，借签订“防共协定”初步缔结盟约。1937年11月，德、意、日三国签订三国议定书，法西斯侵略轴心酝酿形成。1938年初，日、德为了满足不断扩大的侵略贪欲，分别向对方提出了签订军事同盟的意向。于是，双方开始频繁接触。尤其是试探苏联的张鼓峰事件中，日军的惨败和苏方的强硬态度，使日本更想赶紧拉拢德国签订军事同盟的协定。寺内寿一在这种背景下赴德、意探询信息。此行之后，寺内寿一坚决鼓吹必须同德国签订一个包括针对英法在内的三国军事同盟，日本才能获得持久的胜利。但外务省和海军考虑到此举可能招致日本同美、英、法关系的恶化，因而坚决反对。
未达到目的，主张不被采纳的寺内寿一闷闷不乐地回到中国大陆，继续当他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1938年底，不断侵略扩张的日军先后攻占了武汉和广州两个重要城市，以及华北、华中、华南的许多领土，东京大本营为了掌控整个战局、发动更大的侵略战争，着手对在华日军的部署进行了新的调整。11月25日，寺内寿一离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回国出任军事参议官，寺内寿一就此离开了他没有实现自己“沙场梦想”的中国大陆。以侵略他国而妄图建功立勋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其结果不是桂冠加身，而是历史的正义审判。
%%%任南方军总司令的寺内寿一，在缅甸、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地肆意侵略，犯下了滔天罪行。然而，“好景”不长，盟军开始反攻了，他不得不率部投降，结果身死新加坡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随着战线的越来越长，兵力愈显不足，同时国内资源匮乏，难以维持持续的战争消耗。东南亚以及南太平洋的诸群岛拥有丰富资源，因而日本大本营企图南进，摆脱战争危机。
1941年9月6日，御前会议制定了《帝国国策施行要领》。并于11月5日最终通过了该要领，决定“帝国为保全自存自卫，不惜与美(英、荷)作战”，将“南进”方针定为下一步国策行动的主要目标，担负准备和进行南方作战的重臣即是寺内寿一。
1941年11月6日，大本营正式组建南方军作为南方作战的战略兵团，裕仁天皇钦命寺内寿一为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的主要任务是“与海军共同协力，以主力集中于印度支那、华南、中国台湾、西南诸岛及南洋群岛方面，准备攻占南方要域”。
寺内寿一在完成南方军筹建工作，并与联合舰队山本五十六司令官之间达成南方作战陆海军现地合作实施计划之后，于11月25日，从东京赶往南方军总司令部所在地西贡。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一个海空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