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土肥原贤二于20世纪20年代就曾利用与阎锡山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 学的关系，一再拉拢阎锡山为日本侵华政策服务。在土肥原贤二的精心安排下，1919年至 1920年，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官铃木高桥先后两次到山西与阎锡山会晤，以建立所谓的“ 日阎亲善友好关系”。土肥原贤二也多次到山西与阎锡山“叙旧”，并多次以到山西旅行为 名，详细侦测山西省的军事地理状况，尤其把雁门关一带作为侦测重点，为以后日军侵犯山 西做准备。
“土匪源”土肥原贤二(3)
七七事变后，当日军向山西境内侵犯时，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均认为雁门关是 天险，绝非日军攻击的目标，因此，既未修筑工事，也未配备适当的兵力。及至日军凭借 土肥原贤二测绘的军用地图，从铁甲岭附近毫不费力地越过雁门关后，才使国民党军队的指 挥官大吃一惊，这是后话。话说，在天津期间，土肥原贤二被赋予在中国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的更大权力，他 的间谍情报工作和特务活动也由此进一步展开。这位“东方的劳伦斯”利用冯玉祥、阎锡山 联合反蒋之机，穿梭于旧北洋军阀之间，拼凑所谓“北洋派大同盟”，以对抗蒋介石与张学 良的联合。
1931年7月他策动石友三与阎锡山、韩复榘结成反蒋驱张同盟，把张学良牵制在 关内，使东北的防务出现空虚，为日本在东北施展阴谋创造条件。
1931年8月，土肥原调任奉天特务机关长，参与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当时，由于 日军参谋本部的中村大尉带人化装潜入我东北兴安岭禁区进行军事侦察，于7月被东 北军屯垦军第三团逮捕并处死。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借机制造所谓的中村事件，扩大事态，煽 动战争狂热。9月8日，土肥原在日本内阁会议上声称：“奉天政府即便是承认这个事实 ，但如不表示诚意，或者玩弄拖延谈判手段时，我们准备采取最大限度的报复手段。”他的 目的很明显，就是在东京为侵华制造舆论支持。10天之后，日本关东军在板垣征四郎和石原 莞尔等侵华分子的策动下，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刚刚经历过浩劫的奉天城一派凋敝景象，平日里熙熙攘攘的大街空空荡荡，店家 纷纷关门，日用商品紧缺，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状态。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为了尽 快控制奉天的局势，于是任命土肥原——这个终日周旋于中国人中间的人为奉天市市长。土肥原走马上任后，立即开始着手“整顿”奉天城的社会治安，实施强硬的殖民 统治。同时，他还策动一些丧失民族气节的旧军政人员出面建立“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等 伪组织，派出约4000多名巡警上岗巡逻，加强警戒等。在其高压政策的淫威下，奉天城逐渐 恢复了暂时的平静。然而，在这种表面平静的背后，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民族意识 日益强烈和高涨。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自然也十分清楚这一点，为了继续推行长远的对华侵略 战争，日军不得不从长计议，采取“怀柔政策”。10月15日，土肥原贤二宣布辞职，任命了 一个傀儡市长赵欣伯。但是土肥原的间谍活动并没有就此停止，反而开始策划更大的阴谋。 此时的土肥原开始处心积虑地思考怎样有效地实现对东北的殖民统治，应该采用 什么形式的政权。这在日本国内和关东军内均有争论，板垣征四郎主张以此为契机，侵占东 北，作为日本的领地进行统治，一举彻底解决南北“满洲”问题。石原莞尔老奸巨猾，他认 为，不宜采取此种极端做法，应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民心以及国内外形势等，双方意见相持。 1931年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专门为此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土肥原贤二提 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成立一个由日本控制、脱离中国本土的“满蒙五族共和国”。板垣征 四郎、石原莞尔等人对这一建议大加赞赏。
于是，关东军司令部便根据土肥原贤二的建议，制订了一份《满蒙问题解决方案 》，由板垣征四郎带回东京，向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分别作了汇报。陆军省、海军省和 外务省很快联合制订了《满洲问题处理方针纲要》，为关东军在东北如何建立傀儡政权提出 了正式的基本原则：第一，将“满蒙”从中国本土分割出去；第二，“满洲”和蒙古联合； 第三，表面由中国人统治，实质由日本人统治。根据这些原则，关东军开始策划所谓“满洲 ”独立运动，而阴谋老手土肥原贤二自然是实施这一计划的不二人选。
土肥原贤二为了实施这一所谓“满洲独立运动”，一开始他想拉拢吴佩孚、段祺 瑞做日本统治的傀儡，以爱国军人自居的吴佩孚当然不肯合作；段祺瑞虽有心投靠，但此事 已被天津《大公报》揭露；最后，土肥原贤二把目光瞄准了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溥仪还是1924年的时候，土肥原贤二就与溥仪有了交往。当年11月5日，冯玉祥将军 发动北京事变，把小皇帝溥仪赶出了皇宫。溥仪要求到英国大使馆避难，但遭到了拒绝，尽 管溥仪有一个称作雷金纳德?约翰斯顿爵士的英国私人教师。这给了土肥原一个求之不得的 机会。溥仪先在日本公使馆里躲了起来，后来在一个晚上，土肥原把溥仪偷偷护送出北京 。溥仪来到天津后，又受到了日本人的庇护，住进了天津的日租界。土肥原这一富有“远见 ”的行动，为其“满洲独立”计划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溥仪自被废以后长住天津静园，满脑子却无时无刻不想着实现复辟，重新登上皇 帝的宝座。同时，土肥原贤二还考虑到，让溥仪来统治清朝的发祥地“满洲”，更有名正言 顺之意。
土肥原不禁为自己的如意算盘而沾沾自喜，他很快便于1931年10月27日前往天津 。一到天津，他马上与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进行了密谋，具体商议了如何将溥仪从 天津挟持至东北。随后，他与蛰居于静园的溥仪会了面，在会面中，土肥原极尽巧言令色 之能事，不断煽惑溥仪，并充满“真挚感情”地说道，“满洲”三千万人民民不聊生，日本 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任何保障，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关东军对“满洲”绝 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并且保证这个新国家的 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溥仪可以独立自主地行使权力。最后 ，他抓住溥仪一心想复辟清朝的心理，力劝溥仪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在日本的“真诚帮助” 下，回到祖先的发祥地，光复帝业。
“土匪源”土肥原贤二(4)
土肥原的劝说使溥仪动心了，但是溥仪的一些旧臣反对这个行动，因而溥仪对出 关一事还不免犹豫不决，而且另有两件事也使土肥原的计划面临着困难。一是与日本军方 有矛盾的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奉日本外务省之命监视溥仪，不让其离开天津；另一件事 是，由于溥仪与关东军代表的先期会面以及与土肥原后来的会面被当时的新闻媒体捅了出来 ，各种报纸对此都作了报道，从而在事后使溥仪对离开天津去东北的计划产生了新的疑虑。 为了赶在国联调查团到来之前，将溥仪挟持到东北拼凑起“满洲国”，土肥原贤 二指使手下的日本特务用流氓恐吓手段吓唬溥仪，迫其就范。一天，溥仪的侍从在别人送的 礼物中发现了两颗炸弹，后来又发现形迹可疑的人在溥仪住的静园门前转来转去，还不断收 到里面夹有子弹的恐吓信等等。这些恐吓使溥仪胆战心惊、寝食难安，然而，溥仪却并 不知道，这都是在土肥原的操纵下，由日本特务和自己宠爱的随侍、日本间谍祁继忠干的。 接着，日本驻屯军翻译官吉田以此为借口向溥仪进言：“宣统皇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 还是早点动身的好”。这时被吓得胆战心惊的溥仪巴不得赶快离开天津这个危险之地。土肥原贤二对溥仪利诱、恐吓、软硬兼施的各种阴谋手段终于奏效，溥仪最终下 定决心去东北。如何使溥仪顺利逃往东北呢?当时，天津总领事对溥仪的行动监视严密。因此， 土肥原必须采取特殊的手段。土肥原策划发动“便衣队”暴乱，趁乱强行劫持溥仪离开日租 界，从海路逃往东北，同时，还可以此为借口，说明天津皇军兵力不足，不能维持治安，压 迫军部增兵。这是个“一箭双雕”的方案，土肥原责成香椎浩平去实施。
1931年11月8日，香椎浩平在天津如期发动暴乱，诱使中国军队出动。然而，由 于组织得不够周密，此次暴乱并未能使土肥原贤二的计划得以实现。于是，他再立另一行动 方案，准备让溥仪一行于11日由天津秘密出走，12日从塘沽登上接应船，13日从营口登陆， 关东军派人前往接应，并严密封锁消息。
在土肥原贤二的精心安排下，1931年11月10日晚，溥仪在天津英租界码头化装登 上了日军司令部运输队的“比治山丸”号运输船，船上除护送他的数名日本特务及士兵外， 船舱里还有一只大汽油桶，溥仪当然还不知道这只汽油桶与自己命运的关系——它是预备 着一旦被中国军队发现而无法逃脱时用来自爆毁证的。
“比治山丸”悄悄地顺白河直下塘沽，一路疾驶，最终顺利抵达大沽口外，前来 接应的“淡路丸”号客轮早已等候在此。溥仪一行火速登船后，“淡路丸”立即全速向北疾 驶而去。13日上午8点半，“淡路丸”抵达营口的“满铁码头”。溥仪还渴望着会有处于 水深火热之中的东北人民夹道欢迎他这位“圣主明君”的到来，但事实令他大失所望，只有 甘粕正彦等几个日本人等候在码头。经过简短的交谈后，溥仪一行在关东军的护卫下，先是 乘坐马车，后又转乘一个多小时的火车，终于抵达位于汤冈子温泉疗养地的“对翠阁温泉旅 馆”，溥仪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骗到了东北。
与此同时，土肥原贤二还特意发电报从上海召来了他手下最得力的女间谍川岛芳 子，让她设法护送溥仪的皇后婉容去长春。
川岛芳子又名金璧辉，原名爱新觉罗?显珥，字东珍，生于1906年，是满清贵族善耆(肃亲王)的女儿。在孩提时代受父亲的影响，怀有浓厚的封建复辟 意识。肃亲王死后，她被日本大间谍川岛浪速收养，改名川岛芳子，成了日本公民。从那时 起，川岛芳子就一直热衷于为日本人卖命，成了一名在中国进行各种秘密活动的日本特务。 她给人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非常喜欢女扮男装地进行各种冒险活动。
川岛芳子借着与末代皇后婉容有亲戚关系，很容易便骗取了婉容的信任。在溥仪 离开天津后，川岛芳子亲自驾驶一辆汽车悄悄把婉容护送上停泊在天津港的日本驱逐舰，将 末代皇后婉容也顺利劫持到东北，与溥仪会合。
1932年1月27日，日本关东军根据参谋本部《中日问题处理方针要纲》以及《满 蒙中央政府设立方案》，通过了《满蒙问题善后处理要纲》，正式决定在东北成立傀儡政权 。2月中旬，关东军主持召开了所谓的“建国会议”，并于28日公布了“建国宣言”。3月1 日，“满洲国”宣告成立，3月9日，溥仪正式就任“满洲国”执政。土肥原为日本帝国建立 了一个巨大的“功绩”，为日本人创立了一个伏首听命的“满洲国”，并让溥仪当上了“满 洲国”的傀儡皇帝。
“鼻子底下有一撮小胡子，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 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土肥原贤二看着自己亲手参与 策划的“满洲国”的成功是十二分的志得意满，这个“东方劳伦斯”又开始想着酝酿新的阴 谋了。
土肥原先将华北的山海关、通州和唐山等地的日本特务机关统统划归关东军特务机关领导，使关东军特别机关在关内站稳脚跟，然后开始图谋 “华北自治”的计划
日本在侵占东北之后，开始窥探华北。华北冀、察、晋、鲁、绥五省在中国的政 治、经济和军事上所占的地位极其重要，控制华北对日本实现“征服中国”的野心无疑具有 决定性意义。而控制华北的第一步则是要先策动华北自治，建立一个由日本领导的与“满洲 国”有密切关系的“独立国家”，消除南京政府对这一地域的影响，形成对“满洲国”的屏 障。
“土匪源”土肥原贤二(5)
为帝国效力的土肥原当然也不会闲着，他于1932年1月调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 负责镇压东北抗日武装，为日军占领北满做准备。4月，晋升为陆军少将，调任驻广岛步兵 第九旅团旅团长。8月，再次出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活动于沈阳、天津、北平等地，操纵日 本浪人和中国土匪在河北省北部“非武装区”制造事端，向中国军队挑衅，从事侵略华北的 活动。
当时，在华北掌握兵权的，主要有北平的宋哲元、山西的阎锡山、济南的韩复榘 和保定的商震。控制这四人，使之相互合作，形成一个与蒋氏政权抗衡的“自治政权”是土 肥原的目标所在。
虽然在此之前，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已进行过这种尝试，约请这四人共商 “华北自治”的问题。但这四人表面上虽说对建立一个中立政权表示赞同，表白自己并不排 日，可以与日本竭力扶植的“满洲国”合作，至于新政权，只要其他三人赞成的话，自己一 定充分合作。但他们心里自然清楚，日本的企图是要通过分步肢解来达到最终霸占中国的 目的，所谓的“华北自治”只不过是“满洲国”在华北地区的翻版。他们不是傻瓜，肯定不 会被日本人当作棋子指来挥去的，“合作”只是不得罪日本人的幌子而已。
老奸巨猾的土肥原不得不想方设法打破这四人的观望态度，让他们拿出实际行动 。他首先着手邀请宋哲元和商震在北平聚会，刺探宋、商双方能否协手建设新政权事宜。经 过会谈，双方态度均十分暧昧，拒绝做出任何明确的承诺。紧接着，土肥原又约请宋哲元和 韩复榘直接会面，结果同样是不了了之。
同时，尽管当时的蒋介石政府正忙于“剿共”，但他也深知华北五省的重要地位 。蒋介石一方面亲自飞抵太原说服阎锡山，以经济扶持为诱饵将其稳住；另一方面派参谋次 长熊斌北上对宋哲元和韩复榘进行威逼利诱，劝其不要为了局部自治而反对中央政府；同时 南京政府的各军政要人也纷纷致电极力劝阻华北“四巨头”与关东军合作。在此期间，蒋介 石还以军事演习为由，集中几个师的兵力在陇海线上对华北形成威慑之势，蒋介石以恩威并 施的手段镇住了华北四雄。
眼看联合四雄自治华北不成，土肥原又于1935年6月在察哈尔省策划了“张北事 件”——四名日本特务潜入察哈尔省境内进行偷绘军事地图的间谍活动，被中国军队扣留。 土肥原贤二以此事件为借口，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无理要求，先是向中方 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赔礼道歉，后又要求国民政府派代表前往北平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土 肥原故意夸大事实、百般刁难，不仅将责任都归在中国军队头上，而且最终迫使国民党政府 签订了《秦德纯土肥原协定》，规定成立察东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从该地区撤出，惩办中国 有关人员，尊重日本在察哈尔省的“正当行为”。
虽然土肥原想借此对宋哲元施压，但离完成“华北自治”第一步的任务还相差甚 远，冀东蓟密行政公署的督察专员殷汝耕于是被他相中，作为下一步计划的棋子。
殷汝耕早年曾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妻子是日本人，他是一个典型 的亲日派。
回国后，他追随亲日派献媚于日本侵略者，一副卖国求荣的奴才相。他曾经力劝 何应钦放弃与日本对抗，主张全面与日本合作。
殷汝耕(中)勾结土肥原炮制“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冀东具备一定实力，又渴望效忠日本主子的殷汝耕与土肥原自然是相见恨晚， 一拍即合。
于是，1935年11月24日，殷汝耕在通州发布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宣言， 拉起了反蒋反共联日的大旗。
殷汝耕的宣言发布后，全国一片哗然。中华民族群情激愤，声讨殷汝耕卖国求荣 罪行的声浪一时间遍及大江南北。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于11月26日做出决议，宣布殷汝耕为 卖国贼予以逮捕，同时派何应钦等人与日方交涉，处理华北问题。土肥原利用这个机会一方 面对何应钦软硬兼施；另一方面暗地里策动一些地痞、无赖们搞所谓的“自治请愿”活动。 同时，他还威胁何应钦如若不答应要求，其生命安全将难以保证，吓得何应钦带着土肥原给 他的草案连忙逃回南京向蒋氏汇报。
此时的蒋介石，一心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尽管他不愿整个华北被 日本控制，但“权衡利弊”后，他认为如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势必影响“剿共”之大局。 于是，蒋介石于12月12日被迫决定撤销行政院驻北平政务委员会和北平军分会，另设“冀察 政务委员会”，辖区范围为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平津两市，任命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 ”委员长兼绥靖主任及河北省主席。
事实上，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建制上仍隶属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半独立 性的畸形政权。土肥原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一手把持了政治、经济大权，与此同 时，他还安插了一些汉奸充当委员。
随着政务委员会的建立，土肥原觉得控制华北的目标就要唾手可得了，但不久之 后他便察觉到，宋哲元虽然在表面上有所妥协，但在涉及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却始终不 做丝毫让步。土肥原费尽心机建立起的所谓“华北自治”，实际上并未取得日本军部所预期 的效果，日本军队最后还是蓄意策划了七七事变，并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土匪源”土肥原贤二(6)
七七事变之后，土肥原贤二负责所谓的“重光堂”，极尽玩弄阴谋之能事，一心想扶植起一个既有军事实力又有政治影响力的傀儡统治全中国 ，无奈他“机关算尽”却“反害了卿卿性命”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侵略者的铁蹄四处肆虐，迅速 占领了我华北、华中、华南的大片国土。与此同时，日本还先后扶植了汉奸王克敏、梁鸿志 等，在北平与南京建立了傀儡政权，并扶植德穆楚克栋鲁普在张家口建立起“蒙疆联合委员 会”。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计划把几个地方性的傀儡政权 联合为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以巩固和稳定占领区。1938年7月12日，日本五相会议正式批 准“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中央政府”的建议，并在“五相会议”之下成立了“对华特别委员会 ”，作为日本对华的政治和经济策略的决策机构，土肥原贤二被任命为这个特别委员会的负 责人。
在此之前，1936年3月，土肥原晋升为中将，奉调回国任留守第一师团师团长， 第二年任宇都宫第十四师团师团长。这期间，土肥原还亲自披挂上演了一幕“武戏”。
七七事变后，土肥原奉命率部出征华北，参与北平永定河作战。日军攻克保定后 ，土肥原率部沿平汉铁路一线进犯，直抵黄河渡口。
1938年5月，土肥原兵团由长垣渡过黄河，进入陇海沿线地区，准备向郑州方面 进犯。他的侵略战果颇丰，被日本报纸吹捧为“华北战场上的一颗明星”。
当时如果郑州失守，日军即可沿平汉铁路一路南下，武汉则岌岌可危。为阻止日 军前进，6月9日，国民党军队在花园口炸开大堤，瞬时间，豫东陷入一片汪洋之中。而此 时这颗“战场上的明星”土肥原的兵团正巧被围困其中，他只得带领部队狼狈向铁路路基或 地势较高的地带逃窜。在被洪水围困了一个多月后，才被援军解救出来。此后，土肥原便被 召回日军参谋本部任职，他的“武戏”也匆匆收场了。
在侵略战场上的明火执极没有玩弄阴谋诡计、在“谋略”的舞台上取得的“成绩 ”显著，于是“战场的明星”转向“阴谋”的舞台。土肥原贤二欣然受命，担任“对华特别 委员会”负责人，又干回了自己的老本行。
新成立的“对华特别委员会”由土肥原贤二与津田静枝中将、坂西利八郎(预备 役中将)分别代表陆军、海军和外务省组成领导小组。“经验丰富、贡献巨大”的土肥原被委 任为负责人，因而该委员会后来也被称为“土肥原机关”。土肥原机关的办事处就设在土肥 原的住所，这是上海虹口公园附近一所优雅静谧的别墅，被土肥原自命为“重光堂”。
“重光堂”实质上是当时日本在华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特务机关。土肥原借 这个机关，广布亲信，将间谍的触角伸及中国各地，他通过田中隆吉、今井武夫等，设立了 许多分支机构，布置了重重“机关”，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大业”出谋划策。
“重光堂”的核心工作是围绕建立“新的中央政权”展开的。土肥原可不是简单 的角色，这个被美国记者马克?盖茵称作“本世纪最大的政客和秘密间谍之一”的家伙极尽 玩弄阴谋手段之能事，在国民党政界要员中布下一张弥天大网。土肥原经过一番物色试探， 确立目标是争取靳云鹏、唐绍仪和吴佩孚“出山”，同时还授意分支机构展开了以蒋介石统 治中枢和汪精卫为主要目标的“桐工作”和“渡边工作”。土肥原以为这次机关布定，只待 “坐收猎物”了，然而，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太早了。
先是对靳云鹏的工作进展不顺。靳云鹏是原来北洋政府中的亲日派，他在北洋军 阀统治时期曾经显赫一时，先后担任过段祺瑞政府的陆军总长和内阁总理，而且与后来从北 洋系中分化出来的皖系、直系、奉系军阀都有较深的关系。1921年，靳云鹏退出政坛，先经 营一段实业后，心灰意冷，看破红尘，于是便削发为僧了。靳云鹏隐居天津，早已不问政务 。虽然土肥原贤二多次派人劝靳云鹏放弃隐居生活，与日本人合作，但均被靳婉拒。
对唐绍仪的工作也遭到重大挫折。唐绍仪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客之一，曾先 后与袁世凯、孙科以及桂系军阀共事，关系网络遍布中国政界，有一定社会影响，而且 最重要的是，唐具有浓厚的亲日倾向。1938年9月，土肥原贤二亲赴上海，出面游说唐绍仪 ，与唐进行了两次秘密会谈，鼓动唐“出任新政府首领，由吴佩孚在旁予以协助，成为新中 央政府骨干”。然而“人算不如天算”，1938年9月30日，唐绍仪在他的家里被戴笠手下的 军统特务刺杀，此计划又成泡影。
对靳、唐的计划流产后，土肥原贤二将全部赌注押在了吴佩孚身上，决心成立一 个以吴为首的政府。
吴佩孚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北洋军阀直系的著名将领。 为什么吴佩孚会被土肥原贤二选中?历史上，日本帝国主义与直系军阀关系并不融洽，与吴 更无什么过从甚密的往来，甚至还曾一度支持张作霖而试图将吴赶尽杀绝。
其实只要有利用价值，当然可以不计前嫌了。首先，吴佩孚在政治上有图谋，他 一直有实现“统一中国”的野心，即使下野之后，仍然打着“孚威上将吴”的旗号，设立“ 大帅行辕”，时刻准备重整旗鼓；其次，吴在军事上有实力，华北和两湖等地有一大批旧部 可事收揽。
“土匪源”土肥原贤二(7)
最重要的是，吴是国民党的宿敌，下野后又屡遭蒋介石的弹压，因此与国民党蒋 介石积怨日深，所以吴佩孚成了土肥原拉拢的理想人选。
不知何时，吴佩孚隐居北平的什景花园忽然热闹起来，日本谋臣、中国佥士，络 绎不绝，冠盖如云，吴佩孚本人也名声大噪。然而，吴佩孚对“土肥原机关”的人却从未松 过口，他常常对他们顾左右而言他，大谈一些宗教上因果报应等云山雾罩的事情。吴既不轻 易开罪日本人，又不想成为日本人的傀儡，任其摆布。
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土肥原耐不住了。1939年1月，“土肥原机关”会同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有 关人员举行第三次联合会议后，土肥原亲自部署说吴具体步骤。根据他的安排，同年1月 24日，北平的袁乃宽、陆宗舆，天津的王揖唐、陆绵和上海的温宗尧、江天铎等42名汉奸头 目正式宣布组成“和平救国会”，随后以“和平救国会”名义请吴佩孚“出山”任“绥靖委 员长”。与此同时，按照原定计策，准备于1月31日，在吴佩孚寓所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 宣读土肥原拟定的书面文件。如果此阴谋实现，那么就大功告成了。
然而，让吴佩孚充当日本傀儡却不太容易。在1月31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吴 佩孚并没有宣读日方草拟的书面文件，而是公开提出了他的“出山”条件：“一、要有实地 ，以便训练人马；二、要有实权，以便指使裕如；三、要有实力，以便推施政策。”在这个 “三实主义”的“出山”条件里，吴佩孚特别强调“要有实权”，他说：“实权这个问题， 是最要紧的，也可以说是先决条件。日本，一日不肯让出主权，则余一日不能‘出山’。” 这表明了吴佩孚既想出任新政府首脑，但又不敢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而受万世唾骂的心理。 日本人利用吴佩孚，当然不是心地善良地让他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中国政府，而 只是要制造一个全中国的总傀儡，从而进一步攫夺中国领土主权，使中国彻底沦为日本的殖 民地。因此，日本不可能接受吴佩孚提出的“出山”条件，而吴佩孚也不愿受日本的层层掣 肘，完全听命于日本人，说吴计划因而陷入进退两难之地。正当希望渺茫之际，南方出现了 新“希望”，对汪精卫实施诱降的“渡边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
1938年12月16日，汪精卫在重庆会见蒋介石，随后以参加纪念活动为由匆忙前往 成都，随后取道昆明，于21日溜到河内。28日，公开发表卖国求荣的“艳电”，投降日本当 了汉奸，心甘情愿地做了日寇最恭顺的走狗。
虽然说吴工作陷入进退维谷之地，但土肥原贤二并未完全放弃对吴的拉拢。老奸 巨猾的土肥原明白，尽管汪精卫死心塌地为日本卖命，但汪手中既无军权，也没有大军阀做 后盾，政权难以维持，如果加上吴佩孚，形成汪吴合流之势与蒋介石分庭抗礼，形成既有军 权又有政权的听命于日本的“政府”，才是最为理想的。因此，他在继续加强对吴佩孚工作 的同时，也在耐心地等待。
吴佩孚面对日本人的拉拢也是绞尽脑汁、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特别是汪精卫给 他发来约请“合作”的电文后，他更加矛盾而使他坐卧不宁。他心里很清楚，如果自己一味 地态度暧昧下去，有可能是最终导致日本人对他的抛弃和反目，这样他将失去极大的政治资 本。但是，如果他此时宣布与汪精卫合作，又恐民心向背，一着不慎，有可能使他的结局更 加悲惨。
汪精卫主动与吴佩孚接触，使事情有了极大的转机。1936年6月，汪精卫先与吴 佩孚在北平吴的私宅见面。汪精卫返回上海后，又派其心腹赵叔雍再度北上与吴佩孚商议合 作事宜。最后，吴佩孚终于与其达成协议，双方商定在未来的新政府中，党权由汪精卫控制 ，而军权则由吴佩孚一手把持。
至此，土肥原贤二觉得计划终于实现，只等宣布“合作”就大功告成了，这令土 肥原升起一股无可比拟的激动和兴奋，他似乎已看到自己的“英名”被永记于日本帝国的史 册了。然而，就在此时，从北平传来的消息将土肥原贤二从兴奋的巅峰彻底摔到失望的谷底 ——吴佩孚因病猝死!据北平来的消息称，吴佩孚原本只是左下牙染疾、牙床浮肿，本无大碍，但经日 本特务介绍了一个日本牙医伊东进行诊治，却越治越糟。开始，伊东为吴拔去一颗病牙，但 病未痊愈，反而引起高烧。12月4日下午，日本军医川本芳太郎和寺田等人又来为吴佩孚治 病。寺田不顾吴的家人和部属的一再劝阻，强行为吴施行手术，导致吴佩孚“血流如注”， “一叫而绝”。土肥原心里清楚，这一定是华北方面军干的好事，他们原本就对吴佩孚不抱 好感。他不禁喟然长叹：我大日本帝国的辉煌未来全被这群百无一用的蠢材们给断送了。
吴佩孚的死，使土肥原策划的汪吴合流的阴谋终于以失败告终，他的“土肥原机 关”机关算尽而不得不关门闭户了。他心情低沉地回日本复命了，等待他的会是什么结果呢 ?只能是“机关算尽”后的“反害了卿卿性命”吧!
远东国际法庭将恶贯满盈的土肥原贤二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进行审判，无论他的辩护律师如何巧舌如簧，也未使他逃脱正义的审判
“土匪源”土肥原贤二(8)
土肥原贤二1939年3月返回东京，5月，任驻黑龙江第五军司令官。1940年，任军 事参议官，10月，兼任陆军士官学校校长。1941年4月，晋升为大将，6月，任航空总监兼航 空本部部长。1943年，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席上的法官们东部军司令官。1944年3月，任新编第七方面军司令官驻新加坡，率部侵略马来 亚、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等地。1945年4月，回日本任教育总监。8月，日本战败投降， 24日，东部军司令官田中静一大将自杀，土肥原被降职接任东部军司令官。9月12日，第一 总军司令官杉山元元帅自杀，土肥原又接任第一总军司令官。次日，盟军司令官麦克阿瑟以 战犯嫌疑对土肥原贤二发布了拘捕令，土肥原贤二被关押在横滨刑务所候审。1946年5 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将其列为甲级战犯予以审讯。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土肥原的审判是极为艰苦曲折的。土肥原虽效忠日本军国主 义，干尽了阴谋勾当，但他老奸巨猾，尽可能地不留把柄。因而在所有被告中，土肥原自始 至终都显得最为“冷静”，对于法庭的指控有恃无恐，而且还口出狂言：“我土肥原要让中 国人和美国人睁大眼睛看看，真正的日本武士在失败时，在严峻的考验面前是个什么样子! ”
法庭开始的时候没有有力的证据，美国宪兵在土肥原家中搜查时一无所获，东京 法庭只好求助于中国国民党的军政部和司法部，但结果同样也是大失所望。
就在审判进入僵局时，中国法官倪征燠猛然想起曾任“满洲国”奉天市市长的赵 欣伯，倪征燠为此特地亲自赶往赵欣伯被关的东北战犯监狱，希望赵欣伯提供土肥原参与策 划“满洲国”傀儡政权的材料。
赵欣伯起初很痛快地答应了下来，但是他后来害怕连累自己，因为他曾接任过土 肥原的奉天市市长的职位，思前想后，最后他还是拒绝提供有关土肥原的任何材料了。
中国有句俗语叫“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土肥原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长达 20多年之久，要找出罪证来并非难事。最后确定下来两个有力的证人：曾经与土肥原贤二签 署“秦土协定”的秦德纯和七七事变时的宛平专员王冷斋。
土肥原开始显得有些紧张，但随后便故作镇定下来。他想法庭并未抓住什么有力 的证据，没什么可怕的，还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对检察官的指控他是一概否认。
按照土肥原与他的美国律师瓦伦和日本律师太田金次郎的预先谋划，首先出庭为 土肥原作证的是其老部下爱泽诚。
在土肥原担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时期，爱泽诚曾追随土肥原参与制造了皇姑屯事件 ，并奉命参加实施炸毁柳条湖铁路路轨的阴谋，挑起九一八事变。
爱泽诚是土肥原的走狗，自然极力粉饰土肥原的恶行。他说土肥原为人“忠厚坦 白”，广交中国朋友，还说土肥原领导的奉天特务机关只是负责搜集普通情报，纯属一般性 业务机构，并没有搞什么秘密活动。爱泽诚的伪证引起了公诉方的强烈斥责。
这时，为了给爱泽诚的伪证提供佐证，土肥原的另一名日本辩护律师家崎直义拿 出一幅字画交给审判长韦伯、检察长基南和其他法官、检察官传阅。这是一幅由中国著名画 家王石谷作的山水画，重要的是上面的一段龙飞凤舞的题词：“土肥原将军年来奔走中日和 平，备极辛劳，此次另有重寄他调，赠此以作纪念。宋哲元敬赠。”
家崎直义据此告诉并不知土肥原与宋哲元之间复杂关系的审判席上的众人，宋哲 元是中国著名的政治家，连他都如此敬重土肥原将军，可见土肥原将军确实是中国人的好朋 友了。
明知他说的与实情不符，该怎样驳倒这个狡辩呢?中国代表梅汝和向哲浚提出传 中方证人、时任国民政府国防部次长的秦德纯出庭作证。
站在证人席上的秦德纯在宣誓过后，便接过那幅山水画，待他仔细看过后，韦伯 庭长便问道：“请问证人，这幅画是宋哲元将军赠送给土肥原的吗?”
秦德纯想了想说：“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幅画，据我观察，这很可能是宋哲元将 军赠给土肥原的礼物。”
全场哗然，难道说土肥原真是中国的好朋友?场内心中暗喜的就只有土肥原和他 的辩护律师——有人肯不计前嫌地替他说话了吗?秦德纯停了片刻，待全场安静后，沉着而不紧不慢地说：“审判长，我必须声明 ，我之所以判断这幅画可能是宋哲元将军所送，是因为上面的题字是宋将军的秘书长杨镇南 所书，我与杨镇南有过交往，对他的笔迹比较熟悉。”
忽然，他语锋一转：“审判长，我同时更要声明，这幅画只是私人交际往来所赠 送的一种小小的纪念物品，不能用以证明国家与国家间的外交关系。”
审判长韦伯听后，为之一震，并鼓励地问道：“为什么?”秦德纯娓娓道出实情 ：“这是因为北平是中国的旧都，各国外交使节和武官留在北平的很多，当他们奉令回国时 ，与北平地方当局互相馈赠纪念物品，这是很平常的事情，纯粹是一种礼节，既不能反映彼 此间真正的感情，也不能代表外交关系的好坏。我想，稍有外交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一层道 理。”
“土匪源”土肥原贤二(9)
秦德纯的这些证词有如拨云见日，极大地鼓舞了中方人员，又使土肥原及其辩护 律师们个个哑口无言。
驳斥完这幅画的“证据”后，秦德纯又满怀愤怒地控诉了土肥原1935年策划的“ 张北事件”，借此蛮横要求中国部队不能驻守在张北县以北的恶行。
土肥原的恶行并不止于此，中方公诉人倪征燠随后向法庭递呈了一份1933年的《 奉天特务机关报》，这张报纸的首页盖有土肥原的印章，报纸上登着日本军事使团向日本政 府邀功请赏的报道，该报道的作者正是刚刚站在证人席上的爱泽诚。
事实胜于雄辩，倪征燠用铁的事实揭穿了爱泽诚的一派谎言，使爱泽诚的伪证再 也无法狡辩下去。
这中间还有一小段插曲。倪征燠所呈爱泽诚写的报道中，曾有这样一段文字：“ 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正待倪要进一步询问爱泽诚时，土肥 原的美国律师瓦伦中校气势汹汹地走上前来，冒出了一句令众人均未想到的话：
“审判长，‘谈虎色变’，这是在谈老虎，与本案被告无关。”
这句令人啼笑皆非的话，使得法庭上下立即响起了一片哄笑声。倪征燠解释说：“‘谈虎色变’是中国的一句成语，这里是说土肥原、板垣二人 凶狠如虎，人们听到他俩的名字，就像提到老虎一般，害怕得脸色都变了。诸位可能有所不 知，中国老百姓都称土肥原为‘土匪源’，比喻土肥原比土匪更加凶残。在日本占领中国东 北时期，如果哪家的孩子哭闹不止，大人便会吓唬说，‘再哭，土匪源来了!’孩子便会吓 得马上止住哭声。”
这一解释，原本法庭上许多不懂这句中国成语的含义的外国人也恍然大悟，纷纷 对这个蛮横无理的美国辩护律师投去嘲笑的目光。
接着，中国公诉人指控土肥原参与制造“满洲国”的罪行。土肥原却说“满洲国 ”是“根据东北人民的意愿成立的”，他完全是根据关东军司令官指示和东北人意愿行事， “无可指责”。东京法庭随即传溥仪出庭作证，溥仪详细叙述了土肥原如何以软硬兼施的手 段将其劫持到东北的经过，揭露了土肥原参与制造“满洲国”的罪行。
在此之后，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登台揭发了土肥原在中国贩卖鸦片的罪行，指出土 肥原鼓吹日本用刺刀、鸦片、特务三件“法宝”灭亡中国的邪恶企图。他义愤填膺地控诉道 ：“土肥原将鸦片和其他麻醉品作为征服中国的工具使用，这显然违背了日本已签署的《禁 止麻醉品国际公约》要求签约国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土肥原从日本在“满洲”建立新“政 权”时期开始，后来在华北、华中和华南，都曾建立起鸦片专卖机构。土肥原之所以在中国 大肆贩卖鸦片，其险恶目的十分明显，那就是既可以破坏中国人民的坚韧精神和抵抗意志， 同时也可以敛取大笔收入供日本进行军事与经济侵略使用。”
中国检察官在此基础上，继续揭露了在板垣征四郎担任陆军大臣时，土肥原曾来 华妄图促使吴(佩孚)唐(绍仪)合作，建立傀儡政权，以及血腥屠杀中国、马来亚、印尼等国 无辜百姓，虐待残害战俘等罪行。
面对确凿的事实，土肥原理屈词穷，原先的嚣张气焰一扫而光，而且狼狈不堪。 他自知难以抵赖，同时也怕狡辩时被迫说出更多的情况、暴露更多的罪行，所以索性放弃了 申辩权。
土肥原贤二接受审判1948年11月12日，土肥原贤二与其他甲级战犯一道被押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接受 审判。
尽管土肥原早已知道自己将受的惩罚，但一想到等待着他的将是绞刑架上的冰冷 绳索，他仍忍不住微微颤抖，他的“武士道精神”也不能使他平静面对，他迈着沉重的步伐 走向被告席。韦伯庭长代表法庭，也代表着正义的声音，庄严地宣判：“判处土肥原贤二绞首 刑!”威严的声音在冷风中久久回荡，土肥原木然呆立了许久，似乎在告诉自己这不是噩梦 ，而是真的。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整了整衣服，向法庭规矩地弯下了腰，接受了这一判决。
1948年12月22日，在教诲师的教诲声中，土肥原踏上了了结一切的刑场之路。根 据抽签，这个曾被称为“日中友好的亲善大使”的人成为七名绞首战犯中第一个走上绞刑架 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