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刑文职战犯广田弘毅(4)
事变后，就继任首相人选，有两个考虑，其一是近卫文，另一即是广田弘毅。近卫文是公爵出身，与军部和右翼势力联系密切，并且在国内声誉较高，颇受重臣西园寺的赏识。但近卫文考虑到当时军部内斗剧烈，又得处理棘手的“二二六”事变的善后，他不想在情况不明的时候去趟浑水，因而就以生病为由，坚辞不就 。元老重臣西园寺转而考虑到广田弘毅，一方面广田任外相时，极力配合军部的对 外政策，应能为军部所接受，另一方面他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应能处理好对英、美等国的关 系问题。因而，西园寺就委托近卫征求广田的意见。若在平日，能当上大权在握的首相，自 然是一件风光的事，但这时，傻子也能看出情况的错综复杂，尤其是已有首相(犬养毅)被极 右势力暗杀之先例，广田当然也不会甘冒此风险，因而他以“难以胜任”为由而拒绝。但在 西园寺的坚持下，最后广田不得不接受组阁重任。
3月5日下午，广田弘毅拜谒天皇，接受了组阁大命。广田弘毅的组阁工作开展得 很不顺利，法西斯右翼力量不断扩张的陆军以推荐主张对华强硬的寺内寿一大将入阁任陆相 为条件，并且提出加强国防、明确国体、安定民生、革新外交四项要求。吉田茂等“带有自 由主义色彩”人员的入阁，则受到军部势力的极力抵制，广田弘毅最后不得不屈从于军部的 压力，将吉田茂等4人排除在内阁人选之外。到3月9日，所有阁僚人选才最终确定。
广田“傀儡内阁”在组阁声明中广田弘毅宣布，新阁内将奉行“革除以往弊政，积极主动调整国际 关系”的方针，这实际上就是完全接受了军部之要求。可见，广田弘毅内阁从一开始就揭开 以前的虚伪的“亲善”面纱，在军部的压力之下，赤裸裸地进行对内的法西斯统治和对外的 扩张侵略，成为极具军国主义色彩的“军部傀儡内阁”。
广田弘毅上台后，采取一系列强化法西斯体制的措施。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 1936年5月，恢复了“军部大臣须由现役中将及以上者充任”的规定。在军部大臣的任用上， 日本历史上也曾实行过从现役军官中选拔的制度。1913年，山本权兵卫内阁时期，扩大了军 部大臣的任用范围，规定预备役、后备役将官也可出任军部大臣。从此，这种制度就被延续 下来。广田内阁陆相寺内寿一建议修改这项制度为“军部大臣只从现役将官中任用”，不再 从预备役、后备役中选拔，这就恢复到1913年改革之前的规定。
“军部大臣现役制”的重新确立，使内阁与现役部队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现役 军队可以通过成为阁僚来推行其战争政策，同时也为现役军官的提升拓宽了范围，激励其“ 战场立功”。广田弘毅通过了寺内寿一的要求，并于1936年5月18日公布施行，从而大大加 强了军部通过现役陆、海军大臣对内阁的控制，更加直接地贯彻军部的侵略政策。
除此以外，为了压制国内的民主运动、加强对国民的思想控制，广田内阁还制定 实施了《不稳文书取缔法》、《总动员秘密保护法》和《思想犯保护观察法》等为法西斯专 政服务的法律法规。
1936年8月7日，广田弘毅主持召开了“五相会议”，制定了《基本国策纲要》， 该《纲要》的目标是，“内求国之巩固，外谋国运之发展”，而达到此目标的具体方针则是 ，“外交与国防互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也向南海扩展”。这一“国策 基准”实际上即主张“南进”又不放弃“北进”，企图二者兼顾以期消除长期以来日本陆海 军在此问题上的争议。以此为指导，日本政府开始积极进行扩军备战活动。
陆军专门制定了扩军的五年计划，准备充实空军的装备技术和增加关东军的兵力 ，海军则制定了一个庞大的造舰计划，以加强海战能力。广田弘毅提出了“广义国防”的口 号，将扩充军需工业、发展军国主义教育甚至发展对外贸易等各方面都纳入“国防”体系— —实际上的战争体系——进行备战工作。
除了进行备战外，广田内阁还进行了中央机构的巨大改革。1935年9月21日，陆 相寺内寿一伙同海相永野修身向广田弘毅提出“庶政一新”的改革方案，提出“设立掌管有 关重要国务的调查，统辖预算的控制调整等事务的机关，改组、强化内阁首相管理下的情报 委员会，并将其统一合并于该机关。该机关的长官，可列为阁僚”；“设立掌管有关统制 、革新人事行政事务的机关，由内阁首相管理”；“合并外务、拓务两省，强化与统制对外 政策”；以及将议会完全变为辅助机关，削弱政党政治的能力，等等要求。其实质就是改革 中央行政机构，否定政党政治，强化无制约的首相的权力，为实现独裁奠定基础。
在调整国内机构，加强专制独裁机制建设的同时，广田内阁也不忘为日本的对外 侵略扩张寻找“国际支持”，为此，广田弘毅努力倡导加强与法西斯德国的关系。1936年11 月25日，日本为了不刺激采取绥靖政策的英、美政府，便以“反苏反共”为掩护，与德国正 式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这是日本走向国际法西斯联盟罪恶轴心的重要一步。
推行侵华政策是日本历届内阁的重点，广田内阁也不例外。1936年8月11日，广 田内阁通过了《日本政府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规定日本对华政策的目的在于保证华北的 行政“独立”，建立反共亲日地区，取得必要的军需物资，还提出了具体实施步骤。
绞刑文职战犯广田弘毅(5)
由于日本对华侵略的步步加深，中日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从1936年9月15日以 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经过多次会谈，未达成任何协议。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十年内战结束，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 成。广田内阁原来对华外交政策在巨大冲击之下，变得更加积极地促进侵略。日本军部酝酿 已久的侵华战争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1936年12月8日，陆相寺内寿一就已经开始叫嚣：“ 我们的协调精神和态度是有限度的。只要南京政府不放弃现在的反日排日思想，今后两国关 系的调整是困难的。我们有坚强的决心：今后帝国正当权益濒于危急，在华日侨生命财产受 到威胁，将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然而就在广田内阁受军部操控，积极准备发动战争扩大对外侵略的时候，向法西 斯政权过渡的政府组织机构自己却出了问题。
前面说过，由于军部在内阁的活动，使日本原来政党政治的活动受到极大压制， 但“政友会”成员仍是议会议员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内阁以及军部的做法早就深感不满 。1937年1月20日，即日本第70届议会复会的前一天，就有政党议员指责：“官僚自以为是 ，军部充满优越感，排斥异己，企图干预国家机能的一切事务。”并且强调如果再这样下去 ，就会阻碍民意的畅达，使日本陷入“名为立宪政治，实为寡头专制”的状态。1月21日，第70届议会复会。会上，藏相马场瑛一在财政演说中提到将要扩大军 备军费，以这个问题为导火索，爆发了政党人士在议会中反对军部的激烈行为。年逾70的“ 政友会”成员滨田国松，是时任众议院副议长的政界元老，他发表即席演讲，指责军部干预 政治会导致独裁政治，而且指出，现在“强化独裁政治的思潮，一直在军内泛滥，它时刻有 破坏文武恪守其准则的危险。这正是国民所共同忧虑之处”。滨田的演说反映了当时政党议员们胸中郁积已久的不满，他们频频报以热烈掌声 ，支持滨田。陆相寺内寿一在滨田结束演讲后，立即迫不及待地走上讲台，极为生气地说： “刚才滨田君的演说中有些侮辱军人的言辞，很遗憾。”滨田在议员们的支持下，出语反驳：“本人忝为国民的代表，如有人寻衅说我侮 辱了国家荣誉所归的军队，我将寸步不让。”寺内寿一听完，马上冲着滨田叫道：“由于滨田君的发言有损于国民一致的精神 ，我在此提出忠告。”滨田被他的不逊所激愤，在讲台上，语调颤抖地抬高声音说：“我究竟是否说过 侮辱军部的话，请查一下速记记录。如果有，我剖腹向你谢罪；如果没有，你要剖腹!”寺内寿一被滨田的气势所压倒，气极而无言以对。这一次议会辩论之激烈，曾被 时人戏称为“剖腹辩论”。
在正式复会后召开的临时内阁会议上，寺内寿一怒气冲冲，坚决主张解散众议院 。对于这样的要求，商工相小川乡太郎、铁道相前田米藏、农林相岛田俊雄等亲军派考虑到 ，如解散议会，就意味着对政党的惩罚，这会进一步导致政党反抗军部，国家“就会陷入危 险的境地”，所以表示反对。
寺内寿一不屑于这种“危险的境地”，在23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他更加坚决地 要求解散议会。事实上，要求解散议会不光是出于对滨田演说的反弹，更重要的是，作为傀 儡的广田弘毅内阁，在执行军部的侵略计划时，并不太听话，广田弘毅并不是军部想要的能 够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强硬阁魁。1937年1月23日，广田内阁在政党与军部的尖锐对立下，迫于压力不得不提出总 辞职。广田之后的林内阁只维持了四个月便再次崩溃。1937年6月，近卫文“出山”组 阁。广田弘毅在这届内阁中重操旧业，出任外务大臣。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此时，身 为外相的广田弘毅，配合日军的军事侵略，积极展开外交活动。1937年11月2日，广田 弘毅让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作桥梁，向国民政府抛出“橄榄枝”——劝降的所谓“和平”条 件，被国民政府拒绝。随着日军在战场上的“胜利”，广田再次通过狄克逊向国民政府提出 了四项新的“和谈”条件，一副兵临城下的霸道模样，强迫国民政府接受，当然再度被拒绝 。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作为外相，广田执行近卫内阁的所谓的“不以国民政 府为对手”的政策，企图扶植傀儡汉奸政权，但收效甚微。1938年5月29日，外交工作“跟 不上形势”的广田弘毅被解除了外相职务，陆军大将宇垣一成为其继任。广田弘毅被解除外 相职务后，除1942年6月曾出任过一段时间的驻泰国大使外，未再担任过其他公职，但他经 常出席重臣会议等决策咨询场合，继续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出谋划策。
%%%在远东国际法庭上，广田弘毅企图用“迫于军部的压力”来为自己支持和参与日本的对外侵略的活动辩解。但事实不容置疑，他最终成为被判绞首刑的唯 一一名文职官员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12月2日，驻日盟军总部下令逮捕了甲级战犯嫌 疑人广田弘毅，并将其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狱中的广田弘毅态度十分顽固，想尽办法推卸 其作为主要战犯的责任。
绞刑文职战犯广田弘毅(6)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广田弘毅开始辩称自己“只不过是军部的传声筒 ，是军部用刺刀逼着”他执行他们的旨意，所以他也是军部的牺牲品，是无罪的。并且无奈 地说，如果不将内阁大权拱手让给军部，那么“第二次、第三次‘二二六’事件”都会发生 。
面对广田弘毅的无耻狡辩，首席检察官基南立即质问他，为什么恢复“军部大臣 现役武官制”。广田弘毅当然明白这一制度极大强化了军部的力量，而自己当时推动了这一 制度在议会的通过，当然难逃其咎，只能以“被逼无奈”继续强辩。
中国历史学家刘子健作为证人，用事实阐明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的危害性 ，并指出广田弘毅是当时负有行政责任的内阁首相，对此当然要负完全责任。“被逼无奈” 这种借口多么苍白无力，广田弘毅无法狡辩而不得不垂下了头。
接着，检察官又指控广田弘毅任首相期间，屈于军部压力，实行准战时财政制度 。仅1937年度的财政支出便高达52亿日元，比上一年度增加了95.4%，其中军费为32.7亿日 元，较上一年度增加了两倍。在这样的财力支撑下，导致日军的军队规模迅速膨胀，武器装 备大幅增加，极大地强化了日军发动侵略战争的能力。
除此以外，广田弘毅被指控是发动七七事变的主谋者之一。对此，广田弘毅当然 不承认，他宣称他的内阁已于1937年1月23日宣布总辞职，而七七事变是半年后才发生的， 当然与他无关。
中国检察官倪征燠用雄辩的事实驳斥广田弘毅的狡辩，他指出，早在1936年4月 16日，广田弘毅便推动内阁会议，通过了加强日本侵华部队、为“中国驻屯军”增派兵力的 提案，为日后的全面侵华战争做好了准备。同年5月1日，广田内阁又修订了《帝国国防方针 》和《帝国用兵纲领》，确定了日本侵略华北的具体作战方针，要求陆海军采取先发制人的 攻势，谋求速战速决，并规定对华初期作战的目标为占领华北要地和上海附近地区。
倪征燠又援引1936年6月3日，广田内阁陆军部制定的《昭和十二年度的对华作战 计划》的文件作为证据，该计划中明确规定，“在对华北作战时，除过去的两个军(五个师 团)外，根据情况再增加三个师团。对华中方面，原来计划以第九军占领上海附近，但是这方 面的中国军队增加了兵力，因此，计划调新编第十军从杭州湾登陆，从太湖南面前进，两军 策应以实现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和南京三角地带”。
在这些确凿证据面前，广田弘毅再也无力狡辩，为自己推脱责任。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根据第一类破坏和平罪、第三类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罪，最后判处广田弘毅绞 首刑。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包括广田弘毅在内的甲级战犯进行了宣判 。判决书中指出广田弘毅应对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负责任，是日本军国主义征服亚洲阴 谋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此外，还特别指出，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时，身为外相的广田弘毅， 在已经连续收到关于日军暴行的报告后，仍“相信”日本军部的“保证”，始终未在内阁会 议上提出停止暴行继续发生的任何措施，他在职务上的怠忽实际上已构成纵容的罪行。当韦 伯庭长宣布判处广田弘毅绞首刑时，他表情痛苦而又不甘地瞪视一眼韦伯庭长后，没有鞠躬 便怒气冲冲地被狱警带下法庭。
广田弘毅被判为10名绞首刑犯中的一名时，他极为不甘和生气，自认为：“本人 区区一介文官，根本不上阵冲锋杀人，竟也会被处以绞首刑!……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东京 审判根本就是‘无法无天’的审判!”于是便伙同土肥原贤二等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反对 判他们死刑。原定于11月29日执行的处决，因此而被推迟。
12月6日，美国最高法院以五票对四票的微弱多数决定受理这些战犯的上诉。对 于美国最高法院这一无视盟国权力的越权干预行为，中国、苏联、荷兰等国纷纷提出抗议， 认为此举是对国际协议的肆意破坏，甚至连美国和日本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对此表示了不 满。
美国当局迫于国际压力，于1948年12月20日，不得不以美国政府的名义，向美国 最高法院发出一道公文，要求美国最高法院不要干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同日，美国 最高法院召开法官会议重新表决，最终以六票对一票否决了广田弘毅等人要求重审的上诉。 广田弘毅最后的“希望”破灭了。
1948年12月22日，是对这些甲级战犯执行绞首刑的日子。广田弘毅此时真切地感 受到了自己的生命即将要结束了。临死前，他给妻子留下了遗诗：“什么都可以忘却，唯独 爱妻良牡子忘不了。从此一个天上，一个人间，唯愿夜夜梦中见。”他临死流露的这种恋家 惜情的心境，在他策划、推动日军侵略、残杀无辜平民、毁灭无数家庭时，却不见丝毫。多 么虚伪而又残忍的法西斯心境。
1948年12月23日零时34分30秒，广田弘毅这个为日本军队侵略负有不可推卸责任 的甲级战犯，终于在绞首刑架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第二部分
炮制傀儡政权的板垣征四郎(1)
出生士族家庭的板垣征四郎从小就立志成为一个“效忠”天皇的大将军。日俄战争中，19岁的板垣就显露出超人的勇猛，而九一八事变的酝酿策划，又显 出其狡诈和谋略
板垣征四郎，1885年1月23日出生于日本岩手县岩手町沼宫内的一个士族家庭。 他的祖父直作(号桑阴)，是藩主讲师，神道教徒，在明治维新时隐居乡野，潜心研究汉学。 父亲正德也是个神道教徒，曾长期担任地方长官，同时兼任川原家政女子学校的校长。板垣 自幼随祖父母生活，从4岁起，视他为掌上明珠的祖父就亲自教他学习汉学。板垣征四郎日 后成为日本陆军中的三大“中国通”之一，与祖父对他幼年的汉学教育不无关系。
1891年春，板垣进入村里的沼宫内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考入著名的盛冈中学， 与两个兄长一起读书。中学时的板垣征四郎个子矮小，脑袋却长得很大。他的学习成绩，因为不太用功 而并不太好。受到祖父和父亲的影响，加之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高涨，青年学生 之中兴起“从军热”。板垣征四郎在盛冈读了两年后，于1899年投考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 ，由于他个子太矮，本来可能会被刷掉。但是，他一心想上陆幼，于是和军医软磨硬缠，小 小年纪的他，就坚定地宣誓要“效忠天皇陛下”，为“大日本帝国献身”，军医被他的执着 所打动，最终破例关照他，才使他获得了进入陆幼的机会。
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的学监大越谦吉大尉在“日俄战争”中战死，被誉为日本 陆军的“军神”。这位“军神”曾主张对学生实行残酷的训练，通过这种方法，磨炼学生的 意志，以使他们在今后的战争中能克服任何艰难险阻，无往而不胜。
板垣征四郎受这位学监的思想影响极大，在他的思想熏陶下，板垣逐渐成为一名 狂热尚武、嗜血好战的青年军官。
1903年12月，板垣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成为该校第16期的学员。这一期学生中， 出过许多侵华的“高手”和“有名”人物，像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
1904年10月，板垣征四郎从陆士毕业，11月1日被授予步兵下士军衔，任步兵小 队长。此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刚刚19岁的板垣驰骋沙场的梦想可以实现了。1904年12月 ，板垣随部队开赴中国东北前线。在这场帝国主义利益争斗的侵略战争中，怀着粉身碎骨为 天皇“尽忠”的信念，板垣狂热地投入到战争中。
板垣因作战勇猛而闻名军中。在一次大会战中，板垣的左胫部被子弹打穿，伤势 非常严重，但他仍坚持战斗。后来部下才硬把他抬下火线，送到随军医院。待伤愈合，战争 已经结束了，这次“打仗立功”的目标因而没有实现。
日俄战争，始于1904年2月，止于1905年9月，是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争夺势 力范围而主要在中国东北领土上进行的一场强盗战争。这场战争历时20个月，以弹丸岛国日 本战胜陆上强国俄国而告终。1905年9月5日，俄国被迫与日本签订和约，即《朴次茅斯和约 》。日俄战争的胜利极大刺激了日本侵略扩张的野心。
在这场战争中，板垣跟随部队主要在中国东北的旅顺、奉天等地与沙俄军队作战 ，中国广大的土地、丰富的资源，都在板垣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迹——他想到如果日本帝 国拥有这些，将会更加强大。这种想法影响了他此后一生的命运。
1913年，板垣征四郎被调回国，进入日本陆军大学第28期学习。1916年从陆大毕 业，晋升为步兵大尉。
由于板垣征四郎自幼学习中国文化，深谙中国民情风俗，而且能够讲一口流利的 汉语，因而毕业后的第二年，他就被日军参谋本部以研究员的身份派往中国云南。1919年， 调任汉口派遣队参谋，这几年中，他辗转于昆明、汉口等地从事间谍工作。尤其是在汉口任 职期间，与同任参谋的另一名法西斯军国主义狂热分子石原莞尔臭味相投、一拍即合。两人 一起刺探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形势的情况，为后来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做好充 分的准备。
1922年，板垣调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同时兼任陆军大学教官。这期间，他仍 非常关注中国问题，寻找各方面资料，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入地探析了中国问题。两年后，板 垣再度来到中国，任驻华公使馆武官助理，在武官林弥三吉和本庄繁手下工作。
1926年，升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此后，又历任步兵第三十三旅团参谋(驻青 岛)和步兵第三十三旅团旅团长(驻天津)等职。
1929年，也就是关东军策划皇姑屯事件后的第二年，板垣调任步兵三十三联队长 进驻奉天，同年5月，升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开始了他在中国的“黄金时代”。
从1904年第一次踏上中国这片土地，到1929年成为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 对中国的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情况无不了如指掌，因而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一起， 被奉为日本陆军中的“三大中国通”。
在奉天，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板垣与旧识石原莞尔再度相逢，二人开始“联袂” 出演侵略中国东北的“大戏”了。上任伊始，他就伙同石原莞尔，前后三次组织关东军参谋 进行“旅行”演习。
炮制傀儡政权的板垣征四郎(2)
第一次是1929年7月3日至12日的“北满参谋旅行”，由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带 队，随员有佐久间亮三大尉等5人，主要课题是研究日军在哈尔滨附近地区进行攻防战的问 题，并且提出了就“有关统治占领地区问题研究”的研究课题。
第二次是1929年10月组织的“南满辽西参谋旅行”，板垣、石原二人率队。这次 旅行的主要课题是，研究日军在锦州地区进行作战的问题。第三次是1931年7月进行的“北满参谋旅行”，仍由板垣、石原二人带队。研究 课题表面定作《对苏作战结局之研究》，实是为了对北满地形进行实地军事探测。
经过参谋“旅行”，他们对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洮南、山海关、锦州等地的 地形和中国军队的军情进行了刺探，以此为基础，暗中制定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作战计划。据 他们估计，张学良的东北军约有25万，其中沈阳附近有两万精锐部队，拥有飞机、坦克、大 炮等武器装备，而当时奉天附近的关东军只有1.09万人，从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因此板垣 等人制定了一个“以寡制众”的策略，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给中国军队以致命的打击，从 而迅速攻占奉天，并在其他国家的干涉尚未开始时，迅速占领东北其他战略要地。
制定计划后，板垣就开始着手实施。板垣的计划得到了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永田铁 山大佐，参谋本部冈村宁次大佐、东条英机大佐的支持。永田铁山还亲自到东北视察，表示 支持板垣、石原制定的“关东军武力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并答应拨给关东军两门24厘米 口径的重炮。有了陆军上层的支持还不足够，板垣征四郎又在国内四处演讲，进行武装侵略中 国东北的动员煽动。
板垣先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题为“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演讲。他不加掩饰地鼓吹日本应该侵略中国东北：“满蒙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经济生活有很深 的特殊关系”，“‘满蒙’权益是‘日清’、‘日俄’两次战争中以十万日本人鲜血取得的 ，它具有特殊的地位，必须彻底确保。”由于“满蒙”战略地位重要，这里可以作为日本帝 国的“第一道防线”，退可控制朝鲜，进可抵御俄国，并可以此为进占大陆的根据地。所以 ，在战略上“如众所周知，在对俄作战中，‘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中，‘满蒙’ 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中，都有最大的关系”。因而 ，他赤裸裸地主张：“满蒙的资源很丰富，有着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需的所有资源，是(日本) 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日本政府尽快下定决心出兵占领“满蒙”是“帝国的现实问 题”。不久，板垣征四郎又在关东军部队长会议上叫嚣煽动道：“日本解决‘满蒙问题 ’的最终目标，是要把‘满蒙’变成日本的领土”，这样，对整个中国，日本将“能立于制 其于死命的地位”，所以侵略中国东北是“当前的急务”。
在板垣不遗余力的鼓动之下，侵占“满蒙”渐成日军内部之共识。当时关东军司 令官菱刈隆大将就公然主张日本要“打破现状”，“谋求国运的发展”，其中“第一是从根 本上解决‘满蒙’问题”。
为了寻找借口，制造紧张气氛，1931年6至7月间，板垣征四郎蓄意在中国东北相 继策划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后者直接成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所谓万宝山事件，是指1931年7月1日，我吉林省长春县万宝山的农民，在填平朝 鲜人在他们土地上挖的沟渠时，遭到日本军警开枪射击，导致无辜农民死伤10余人，并且被 拘留毒刑拷打10余人。日方不顾事实真相，以此对中方进行要挟，同时还煽动朝鲜国内掀 起暴力排华事件。中村事件，是指1931年6月上旬，日本参谋本部大尉中村震太郎，冒充农学家潜 往大兴安岭一带进行军事侦察，被我东北屯垦军第三团抓获，后中村逃跑，不知去向。关东 军以此为借口，咬定中村被中国军队枪杀，蓄意扩大事端，战火一触即发。
有了紧张事件的铺垫，在日本国内，日本军国主义者乘机煽起“满蒙危机”的紧 张气氛。8月4日，陆军大臣南次郎对“满蒙问题”发表强硬言论，要求军队“随时准备尽 军人的天职”。内阁首相也在会上宣扬为了保卫“满蒙”权益，国民应准备“不惜任何牺 牲，勇敢奋起”。而且早在6月，日军参谋本部就已制作了《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大纲》 ，要求以一年为期，争取国内外的“谅解”，做好准备，分三个阶段完全占领中国东北，解 决所谓“满蒙问题”。总之，日本政府、军部以及关东军准备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方针 已定，只是寻找有利“时机”而已。
与此同时，7月，永田铁山答应支援的两门24厘米口径的重炮运抵奉天日本守备 队，秘密安装妥当，炮口对准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和奉天飞机场。随着8月初日本军部内部重大人事调整告罄，组织上的保障基本形成——暗中放 纵和支持侵占“满蒙”的建川美次少将调任作战部长，“中国通”本庄繁中将任关东军司令 官，土肥原贤二大佐任奉天特务机关长。
一切准备就绪，只待行动。然而就在这时，消息走露，传到了东京，内阁向参谋 本部施压，认为此时挑起事端，时机尚不成熟。板垣等人见事已至此，只有争取主动了。于 是，他们先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的名义致电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说明关东 军对“最近之暴虐侮辱实所难忍”，要求派人来满洲“视察”，以“使政府对现状有适当认 识”。参谋本部接到电报后，以国内外时机尚不成熟为由，力阻他们操之过急，要他们“再 隐忍一年”，并派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前往满洲“安抚”关东军。
炮制傀儡政权的板垣征四郎(3)
建川美次实际上是支持侵占“满蒙”计划的，他表面上奉命去东北劝阻板垣等少 壮派军官的行动，其实，已经将参谋本部的决定透露给当时陆军法西斯青年军官组织“ 樱花会”头子、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桥本接连给板垣发出三封密电，急催他赶 紧行动。
板垣接到密电后，立即与石原商定，将9月28日行动计划提前到9月18日晚进行。 九一八事变中，日方“发现”的所谓“中国肇事者”的枪支、军帽等9月18日上午，一切都很平静，板垣陪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辽阳检阅关东军 实弹军事演习。下午，板垣奉命至奉天迎接建川美次，本庄繁则乘车回旅顺关东军司令部， 毫无不同寻常的动静。
晚上7时5分，建川美次所乘火车到达奉天站，板垣征四郎强抑心中的激动，亲自 到车站迎接建川，二人在车站见面后，板垣寒暄道：“我想您身体很好吧!”
建川笑道：“说实在的，我在火车上没睡多长时间……我听说你们这些吵吵闹闹 的小伙子们需要整顿一下，上级最担心的是青年军官的‘轻率妄动’。不过等我好好地睡一 宵，再谈这些吧!”板垣心领神会地立即回答说：“将军，请不要对我们有什么怀疑。如果只为了这 一件事情，就请您放心，今天阁下很疲劳了，我送您到一家好旅馆去，明天早上再谈公事吧 !”
随后，板垣征四郎把建川美次护送到奉天城内日本人开的菊文旅馆，还找来艺妓 陪伴这位旅途疲累的将军。安排妥当后，板垣借口有事告辞了，而建川美次也闭口不谈此行 的目的，这实际上是在暗中怂恿板垣等人及早动手。
二人心照不宣地分手后，板垣等人精心策划的行动计划已进入倒计时，1931年9 月18日晚10点20分，关东军按预定计划，由独立守备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引爆事先埋在靠近 中国军队北大营的南满铁路线上的炸药，炸毁奉天城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路轨。早已枕戈 待旦的日军在听到爆炸声后，立即以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为由，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顿 时，东北军北大营枪炮声大作。
接到偷袭成功消息的板垣征四郎，一面将这个“好”消息转告给留守关东军司令 部的石原莞尔；一面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命令一部分日军占领北大营，并向奉天 城发起突然袭击。
晚11时46分，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义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封电报，谎报 中国军队在奉天北郊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发生冲突。19日零时28分，花 谷正发出第二份电报，称中国军队与日本守备队正在激战，日军陷于苦战。
三宅光治参谋长接到电报后，一面立即召集石原莞尔等参谋到司令部集合，一面 向司令官本庄繁报告“柳条湖事件”，并请本庄司令官立即到司令部紧急研究对策。在司令部的作战室里，本庄繁、三宅光治、石原莞尔等人紧急研究对策，一致认 为此时是发动武力的“绝好机会”。石原主张应立即向全军下达“出动”攻击命令。本庄繁 司令官开始对于这样重大的、超出关东军平时作战计划的行动尚有所犹豫。
不久，又接到土肥原请求司令部派兵增援的紧急电报。石原莞尔着急地催促说： “如不立即增援奉天，关东军将蒙受失败之辱。”本庄繁才最后下定决心，命令关东军主力 投入进攻奉天的战斗。
奉命前来“阻止”的建川美次，在夜里的枪炮声中，被“好意”的卫兵守护在旅 馆的客房内，以免被“暴戾”的中国军队袭击。于是乎，这个“消防员”就安安静静地待在 屋子里了。
9月19日清晨，奉天城的枪炮声终于平息下来，一夜之间奉天城成了日本兵的天 下，成群结队的日本兵扛着太阳旗，耀武扬威地招摇过市。关东军司令部也在占领当日迁至 奉天城，驻扎在板垣事先安排好的中央广场前的东拓大楼。
19日上午10时，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关东军关于“柳条湖事件”的报告 。在内阁会议上，首相和陆相均认为关东军发动武力是为了“自卫”。对此，内阁决定采取 “不扩大”方针。会后，日本陆相和参谋总长马上分别向关东军发了电报，传达内阁“不扩 大”方针，同时赞扬关东军的“决心和措施是适宜的”，“提高了日军的威望”，这无疑纵 容和支持了关东军的行动。
9月22日，建川美次从奉天返回东京，他向参谋本部报告说：“我简直像孩子似 的被愚弄着。到奉天后，我就向前来接待的板垣大佐传达了中央的意图。当天晚上，在宾馆 会餐后刚刚睡下，就听见一片喧嚣声。立即想去现场看个究竟，可是宾馆门前已经布置了卫 兵，说‘很危险，不能出去’，卫兵没有让我出去。我甚至认为这是对我进行管制的一种 ‘软禁’吧。这简直是没有经验的举动。但是，火既然着起来了，也不能怪罪消防员了。” 建川美次在给自己的“失职”进行辩解，内心中，他可不是想当消防员的，或许 更想成为纵火犯吧!这番话只是给那些心照不宣、表面装傻的军国主义分子们用来做台阶的 而已!在日本国内的纵容下，关东军乘胜出兵吉林。继奉天落在日军手中之后，不久营 口、凤凰城也被攻占，长春以南的重要军事重镇悉被攻占，很快地，吉林省全境已在关东军 囊中。日军占领吉林后，板垣又置日本大本营关于“鉴于目前国内外之大局，暂不实行对北 满积极作战”的命令于不顾，坚决主张继续进攻齐齐哈尔，进而占领黑龙江省。
炮制傀儡政权的板垣征四郎(4)
由于蒋介石顽固地奉行“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所率近20多万东北军在日军的进 逼下节节败退，最终退至关内。短短不到5个月的时间，整个东北地区尽陷于日寇的铁蹄之 下。
继策划九一八事变成功后，板垣侵略中国的野心更加膨胀，先是伙同土肥原用计诱骗溥仪，炮制“满洲国”，后是收买策反华北地方实力派，积极制造“ 华北自治”
板垣征四郎在策动九一八事变成功之后，一方面，积极指挥关东军扩大战果，实 现侵占“满蒙”的目的；另一方面，根据以前对“有关统治占领地区问题研究”成果的指导 ，开始着手扶植一个傀儡政权。
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主持召开了一次有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 二、石原莞尔等13名高级军官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日本将如何统治中国东北的 问题。
在会议上，板垣征四郎本来主张借此机会，一举解决满洲问题，将整个东北地区 作为日本帝国的领地予以占领和统治。石原莞尔考虑到国际局势以及东北地区中国人的反应 ，因而认为这种极端做法不妥。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后达成了一致意见，炮制出了臭名 昭著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提出以清朝废帝溥仪为首建立所谓的“新政权”，并规定了 “新政权”的国防和外交由日本掌握等原则。
不久之后，10月2日，参谋长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板垣、石原等人提交了事先 拟定的《解决满蒙问题案》，进一步提出了日本控制“新政权”的军事、外交、交通、通讯 等的具体实施办法。这两个方案被合称为“满洲建国方案”，这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 义在东北拼凑傀儡政权的第一个具体方案。10月21日，板垣征四郎又伙同石原莞尔和国际法 专家松本侠草拟了一份《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详细提出了如何控制满蒙“新政权” 的政治、军事、外交实权，从而把它变成日本的附属国的实施办法。
这一方案受到日本大本营的高度重视。1932年1月6日，板垣征四郎带着关东军司 令官的指示和关东军制定的“满洲建国”方案，回国向内阁和军部进行汇报。新上任的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听取了板垣的汇报，内心自是十分支持关东军的行动 ，但他又不便明确表态，于是态度暧昧地说：“新内阁刚刚成立，政府的大政方针尚未确立 ，但其基本方针应该是尊重现地形势的。”板垣征四郎对这种弦外之音当然是心知肚明了 。1932年1月11日，板垣征四郎受到裕仁天皇的破例召见并向他“垂询”了东北形 势，对他的战功表示嘉奖。这使板垣感到诚惶诚恐、不胜荣幸，决心不负圣恩、报效天皇。 最高军政当局的支持、天皇陛下的恩准，极大地鼓舞了板垣的侵略野心。
另一方面，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根据板垣的汇报，共同制定了一个所谓 的《满洲问题处理纲要》，确定要在满洲建立一个脱离中国管辖的和政治、经济、军事、外 交等各方面均由日本控制的“新国家”。一星期后，板垣征四郎捧着天皇的敕令，带着《满 洲问题处理纲要》返回奉天，紧锣密鼓地为满洲建立“新国家”了。
说话板垣策划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的阴谋其实并非此时才展开，早在九一八事变 爆发后，关东军开始酝酿《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时，板垣就已经开始积极物色人选，拼凑地 方傀儡政权了。1931年9月22日，他亲自来到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的公馆，劝张回哈 尔滨复任，并宣布独立。为了收买张，他答应先拨给张三千支步枪，供他扩充武装之用，同 时允诺一旦张宣布独立，日军会迅速支援并“保护”张的政权。得到日本人撑腰，张景惠于 9月23日赶回哈尔滨，他本想马上宣布独立，但当地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只好暂缓一步先于 9月27日宣布建立了“东北省特区治安维持会”，张自任会长，然后暗中策划哈尔滨独立， 投靠日本侵略者。
9月23日，板垣利用一心想复辟的满清遗老罗振玉策动前清皇族、吉林省参议长 兼政府委员熙洽投靠日本。熙洽28日宣布吉林省“独立”，在东北地方政权中，率先投日。 9月25日，板垣派人策动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靠日本。
12月7日，板垣又亲自出马，企图说服海伦的马占山归顺日本。马占山虽有抗日 之心，但独力难支，只好退一步与板垣缔结了一个停火协定。12月16日，板垣又威逼利诱被软禁的原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迫使臧降日，并 出任“奉天省省长”。
除了扶植傀儡地方政权以外，板垣也早已展开了对清末代皇帝溥仪的工作，以便 建立一个依附于日本的所谓“独立国家”。
1931年9月22日，板垣征四郎就找来罗振玉，告诉他关东军准备推举溥仪为“满 洲国”首脑的决定，希望罗振玉能尽快把溥仪请到“满洲”来，以商建国大事。9月30日， 板垣又派日本特务上角利一与罗振玉一起前往天津，溥仪当时在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二 人力劝溥仪到东北“复位”。
罗振玉是大清国的臣子，应无二心，但日本人就不一定了，溥仪心中有些犹豫， 所以决定回去考虑一下再作答复。这个办法效果不佳，关东军司令部遂派土肥原贤二赴天津，专门做溥仪的工作。 土肥原是板垣的密友，是搞间谍阴谋的老手。土肥原一到天津，就马上去拜访了溥仪，他 利用与溥仪是旧识，力陈“满蒙人民之渴望”，希望溥仪回到祖宗发源之地，以图重新来过 ，一番“肺腑之言”，说得溥仪动了心。同时，土肥原还在溥仪周围策划一系列的恐吓、威 胁事件，使溥仪吓得心惊胆战，不敢再留在天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