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大陆军阀混战、四分五裂、民不聊生。各个军阀为了保 住自己的势力地盘，纷纷寻找、依靠各国列强，作为自己势力发展的后台。
掌握驻屯军大权的南次郎自是中国军阀的勾结对象。张作霖是靠日本人的支持而 起家的，张作霖不安于只做关外三省的土霸王，一直想染指关内，他联合直系军阀曹锟起兵 准备赶走北京的段祺瑞。
张作霖派帐下的日本顾问町野武马拜访南次郎，请南让张作霖的奉军经过由南次 郎统率的中国驻屯军的地盘进入中原。南次郎随即应允，奉军当然“感激涕零”地伙同直 系一起占领了北京。曹锟当上前台的大总统，张作霖也实现了进驻中原的计划，背后当然是 要“知恩图报”地听日本人的话了。
南次郎是谁听命于他，他就支持谁。当段祺瑞倒台后，段政府的阁员和军人政客 请求日本人的保护，南次郎的日本兵营就收留了这帮“落难”者，乘机豢养他们今后也听命 于日本人。
里头有个叫徐树铮的就很“听”南次郎的话。在日本国内因为经济危机而大闹饥 荒的时候，徐树铮在南次郎的指挥下，将中国约300万担大米偷运到日本国内，这次南次郎 就以驻屯军司令的身份，把听话的徐偷偷送到了日本。
在担任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耀武扬威的日子里，南次郎还专门从日本国内接 来年迈的父亲和叔叔，带着他们四处游览，招摇过市，来显示自己“今日”的“功成名就” 。这当然是他“最得意”、“最辉煌”的日子了。
离开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位子，南次郎被调任第三骑兵旅旅团长。说来奇怪 ，一般是先当旅团长，再当师团长，后来才能坐上总司令的位子，而南次郎却恰恰相反，先 做了一阵子司令，再回头来当旅团长可算是先起后落，心里颇有点不舒服，一比较，当然还 是以前在中国的土地上作威作福的司令的日子最好过了。担任第三骑兵旅旅团长一年多后， 南次郎转任骑兵学校校长，后升任第十六师团师团长。经历了这样一个小小的迂回之后， 1927年，南次郎终于顺利地被擢升为陆军副参谋长。
%%%从当上陆军副参谋长开始，南次郎进入了日本军部高层。升任陆相后，他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动日军侵略我东三省。当上“满洲国”的“太上皇”后，他又 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我国的内蒙古和华北地区
南次郎当上陆军副参谋长后，正值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迅速膨胀、蓄谋发动侵 华战争的时候。日军内部策划的一系列对华政策方案，制造的许许多多“意外”事件，南次 郎都参与其中，并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田中内阁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1927年，田中义一作为主张对华政策“强硬”的首相，上台不久，即纠集一帮狂 热的侵略分子——陆军大臣白川、海军大臣冈田、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驻奉天总领事吉田 茂等人，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该会议酝酿形成了所谓《对华政策纲领》，以及 后来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方针》，其核心就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 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南次郎在“东方会议”上，作为陆军副参谋长，参与了会议纲领的 讨论与制定，并成为纲领的重要执行者，他很快就成为日本侵略满蒙活动的急先锋。
满洲“太上皇”南次郎(2)
1931年4月，若礼次郎出任内阁首相，刚被晋升为陆军大将的南次郎，由陆军三 长官会议举荐出任若内阁的陆相。当了陆相的南次郎，不遗余力地贯彻军部侵略中国的政策。他想尽办法支持关东军武力侵占我东北三省的计划。
1931年6月，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等人，在中国东北兴安岭一带进行间谍活 动，被当地东北军抓获，后逃脱“失踪”。日本关东军以此事为借口，乘机挑起事端，诬蔑 中国军队杀死日本“农学博士”。南次郎以关东军的报告为据，拼命鼓吹“中村事件”是“ 全日本的事件”，“非彻底地干净地解决不可”，企图煽动起日本国民的仇恨报复情绪， 为日本政府最终出兵侵占中国东北制造舆论支持和行动借口。国民政府为避免与日军的冲突 ，一味妥协退让，接受了日方的要求，时机的不成熟才使南次郎以此扩大事态的险恶用心落 空。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看“中村事件”的“里应外合”没有 达到让日本大本营马上出兵侵占满蒙的目的，便开始急不可耐地策划另一个阴谋——九一八 事变。
大本营得知关东军的意图后，认为目前“国内外形势尚不成熟”，应该再“隐忍 自重一年”，于是准备派人前往“安抚”关东军。
本来，天皇是命令南次郎去制止关东军擅自行动的，而奉天皇的敕令，南次郎完 全有权，而且也能阻止关东军的行动。但是，南次郎先推脱关东军属参谋本部调遣，说服的 任务应由参谋本部派人去，借机赶紧把天皇的旨意泄露给参谋本部。参谋本部支持关东军侵 略行径的大有人在，立即有人给策划事件的主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连发三封密电，让 他们在大本营派人来之前，赶紧行动，造成既成事实。
在大本营，有南次郎的配合和参谋本部的“明智反应”，因而关东军原定于9月 28日发动的事变，在9月18日提前发动了，这就是蓄谋已久的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在九一八事变的既成事实面前，南次郎不仅在内阁会议上为关东军粉饰，声称关 东军的行动是“行使正当自卫权”，而且，暗中鼓动关东军扩大战争事态，以便迅速侵占全 东北。为此，南次郎在未经天皇和内阁批准的情况下，便擅自命令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 十郎大将，派遣驻朝鲜的部分兵力，渡过鸭绿江，赶赴沈阳，支援关东军。
由于蒋介石对日本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几十万东 北军退入山海关内，日本关东军轻易占领了东三省，中国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和3000多 万同胞沦于日本的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之下。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南次郎改任军事参议官，他又开始为关东军酝酿建立“满洲 国”而“出谋划策”。
1932年1月28日，作为军事参议官的南次郎为天皇作《满洲的近况》的报告。在 报告中，南次郎反复说明的是：日本应该在满洲建立“新国家”，以便使日本今后能向北发 展，从而使日本海变成“日本湖”(侵略苏联)；日本和这个“新国家”共同经营该地区的经 济，可以使日本获得永久的自给自足(掠夺资源)；如果在这个“新国家”进行移民，可以解 决日本人多地少的问题。南次郎显然是想极力说服天皇同意建立“满洲国”，从而把我东三 省变成其牢牢控制的殖民地。
事实上，1932年2月25日，“满洲国”宣告成立，南次郎的目的最终得以实现。 1934年12月，南次郎被任命为关东军总司令兼驻满特命全权大使。此前的10月份 ，大本营出台了驻满机构改革方案，主要内容包括：驻满机构实行二位一体制，全权大使兼 任关东军司令；全权大使作为外交官，接受外务省的命令监督；赋予全权大使行政监督权； 全权大使的行政监督权直属内阁总理大臣的命令系统；全权大使下设参事官，掌管外交事务 。这个方案赋予了全权大使极大的权力，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太上皇”。
南次郎上任后，代表日本政府和军部手掌“满洲国”的大权。他是“太上皇”， 而溥仪则是前台受他操控的“儿皇帝”。
南次郎定在每月3号与溥仪会见，对溥仪“面授机宜”一番，溥仪则诚惶诚恐地 惟命是从。
南次郎还在关东军司令部内专门设立了一个宫廷课，负责与溥仪联络的事务。
“满洲国”政府的一举一动都要经南次郎的首肯才行。1935年5月21日，“满洲 国”国务总理、年老体弱的郑孝胥宣布辞职，熙洽和藏士毅二人都想当总理大臣。熙洽曾是 吉林军参谋长，在关东军占领吉林后就投靠了日本军队。藏士毅曾任“奉天省省长”，与关 东军也颇有渊源。
二人都是日本人豢养的走狗，究竟让谁当总理大臣，并不是由溥仪，而是由南次 郎决定的。
南次郎征询了属下的意见，认为二人虽然对日本都很忠诚，但他们手头本来就都 有一定的势力，若让这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当总理，都会使这一派势力坐大。南次郎这回全 然不顾这两个汉奸的“忠诚”之心，而是另选张景惠做国务总理大臣。将新内阁名单通知溥 仪，这个“儿皇帝”一句反驳也没有，就“奉旨”签字颁行了。南次郎做“满洲国”的“太 上皇”，耀武扬威，残酷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加强对“满洲国”的殖民统治，但他并 不满足。他开始阴谋筹划内蒙与华北的“自治”，企图进一步侵略我内蒙和华北地区。
满洲“太上皇”南次郎(3)
南次郎派人勾结内蒙古上层人物德王，唆使和支持其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
1935年9月，南次郎专门派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前往内蒙古乌珠穆沁右旗与德王谈判， “说服”德王答应日本关东军的条件，建立“新政权”，并许诺关东军会给予其财政援助。 德王答应与日本关东军“合作”，获得了关东军的支持。南次郎命令关东军资助德王50万元 ，并提供5000支枪，帮助德王扩编军队。1935年12月，南次郎还直接派遣关东军 一部，帮助德王扩大地盘，占领了察哈尔省北部。在南次郎及关东军的直接支持下，1936年5月，继召 开“蒙古大会”之后，“蒙古军政府”宣告成立。
南次郎积极策划的另一件事就是，使华北五省脱离国民政府，成立华北“自治” 政权，制造听命于日本政府的第二个“满洲国”。南次郎派遣自己手下的得力干将土肥原贤 二担此“重任”。土肥原贤二这个大军事间谍，果然不负南次郎的重托，他一方面拉拢收买 华北的实力人物，一方面利用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妥协投降政策，软硬皆施，最终 炮制了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
“冀察政务委员会”并不能完全令南次郎满意，因为这个“政权”表面上还是隶 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它的委员长宋哲元远没有“满洲国”的溥仪皇帝听话。因此南次郎很 早就制订了一份入侵华北的军事计划，上报参谋本部，并致信日本内阁，积极主张日本政府 出兵华北。
但大本营当时顾忌到美、英等国在华北有重大“利益”，如果出兵，会引起他们 的干涉，时机还不成熟，因而没有支持南次郎的计划。
没有得逞的南次郎闷闷不乐地离开了关东军司令一职后，于1936年3月再次赴朝 ，出任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1942年，改任朝鲜总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让治下朝鲜 人知道大日本帝国的“武威”，1942年3月4日，南次郎专门要求将英国和美国战俘中的一部 分人关到朝鲜，宣扬“皇军武威”，以“使朝鲜人实际上认识(日本)帝国的实力”，同时“ 扫除大部分朝鲜人内心所存在的崇拜欧美观念的心理”。南次郎还下令将这些战俘全部押到 铁路、码头、煤矿去服苦役，许多战俘在非人的折磨下悲惨地死去。
%%%经过两年的庭审与辩护，南次郎被判为无期徒刑，但他却自认为无罪——“回顾我的一生，我坚信自己无罪”。在最后的时刻，也没有反省他自己所犯下 的侵略罪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1月19日，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麦克 阿瑟依据盟国最高委员会的决定，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犯进行逮捕和审判。
南次郎是第一次被逮捕的28名甲级战犯中的一个。这28名战犯，在审理过程中死 亡了3名，因而停止了对其审判，实际审判的有25名。这些人都是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 罪魁祸首。
1945年11月19日，南次郎接到由盟军占领军司令部签发的逮捕令。逮捕令上列举 了南次郎的罪行，上面写着：南次郎大将，1931年，满洲事变时任陆军大臣，1936年至1942 年，作为朝鲜总督实行过暴政，1945年3月，就任大日本政治会的总裁，是日本主要军阀之 一。
经过长达两年多时间的审讯和法庭辩论，1948年11月12日，终于到了最后审判的 时刻。下午1时30分，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被美国宪兵依次押入法庭。脸色苍白、胡须垂胸 的南次郎，是第三个被押上被告席的。南次郎在这两年中，不断地担心着自己的命运会怎样 ，这时他抬起头看到法庭上悬挂的11国国旗，又默默地把头低了下去，等待着最后的判决。
南次郎最终被判为无期徒刑。听到自己被判无期徒刑，他一面庆幸自己躲过一死 ，但一面回忆自己的“峥嵘”岁月，又极为不甘，毫不反思地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他在 被判决后，还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我人生的最后阶段将在监狱中度过。回顾我的一生，我坚信自己无罪，坚信所有 的证据都可以证明我无罪。但他们硬说我有罪。既然已判我有罪，夫复何言。我作为日本臣 民，作为陆军大臣、大将、驻满大使、朝鲜总督、大日本政治会总裁、枢密顾问和贵族院议 员，获得过显要的地位，尽了臣民的本分，受到明治、大正、昭和三代天皇的宠信。但现在 人生的竞争、争斗、倾轧、烦闷都已不存在了。
南次郎年纪很大了，因而巢鸭监狱给他和最年长的平治骐一郎调了一间条件较好 的房间。在监狱里，除了孤独，其他并没有什么改变，而南次郎也并没有真正深刻反思他自 己的罪行。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准备将日本作为对苏冷战的前线基地，因而 改变了对日政策。在战犯问题上，也开始大批释放乙级、丙级战犯，改善甲级战犯的待遇。 1954年，南次郎因病获假释。1955年12月5日，南次郎在半昏迷的睡梦中死去， 终年82岁。
这个享尽天寿的侵华战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中，是否对自己所犯罪行深深忏悔 了呢?
侵华幕后“谋略家”武藤章(1)
武藤章早年赴德国考察、学习，在法西斯式的军事教育之下，他很快成为一名疯狂鼓吹扩大侵华战争的军官。从担任关东军司令部第二课课长起，就开始 了罪恶的侵华生涯
武藤章，1892年12月15日，出生于日本熊本县一个家道殷实的小康之家。武藤章 自小就很受父母溺爱，因而行为做事非常任性和自大。小学毕业后，武藤章先进入了一所很 普通的中学读书。如果他一直在这里读书，那么，也许他的一生会有很大不同。然而，在这 所平凡的中学没待几天，1906年9月，觉得无聊的武藤章转入更吸引自己的熊本地方幼年学 校学习，这种舞枪弄棒的“刺激生活”深深吸引了他。
1909年9月，武藤章进入中央幼年学校继续学习。毕业后，1911年12月，进入陆 军士官学校，这是日本培养陆军中下级军官的重要军事学校。1913年5月26日，武藤章从陆 士第25期步兵科毕业，同年12月25日，21岁的武藤章被授予步兵下士官军衔，从此 开始了职业法西斯军官的军事生涯。1920年，身为步兵中尉的武藤章，凭着“出色”的表现 ，被选送入陆军大学第32期深造学习。陆大是日本培养法西斯高级军官的中心，许多二战中 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法西斯将领，都在这里被“调教”过。
武藤章以该期学员第2名的“优秀”成绩毕业。毕业后，他又被送往德国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军事。当时，德国法西斯纳粹主义已悄然崛起，德国严谨而近乎极端 的治军方式，深深吸引了武藤章，对他日后极力主张武力、拼命鼓吹扩大侵华战争，不能说 没有重要的影响。
从德国回来以后，武藤章先任职于教育总监部。1928年至1930年期间，武藤章重 新进入陆军大学，进行专项课题研究。随后，被分配到日本军队的核心机关——参谋本部工 作，这是日本陆军军官升迁极快的部门之一。他任职于参谋本部第二部，1932年，升任该部 第四班班长，主要负责整理各部门搜集来的国外情报。在这里的工作经历，使他更了解与日 本相关的各国的情况，以及当时的国际环境状况，为他以后担任出谋划策的幕后“英雄”奠 定了基础。
1933年3月，武藤章被当时的第二部部长永田铁山少将派往中国中部和南部地区 考察。中国的地大物博与日本的贫瘠土地，二者形成巨大反差，这极大地刺激了武藤章的“ 爱国心”，也促成了他日后疯狂鼓吹侵华的思想。经过一年的考察，回国后，1934年3月， 武藤章被调往驻东京的步兵第一联队工作。1935年8月1日，升任陆军省军事课高级课员。
1936年6月9日，调任关东军司令部第二课课长，主要负责对华情报的搜集调查工作。
关东军从日俄战争以来就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搜罗了大量有关中国军事、政治 、经济等方面的情报。武藤章到任后，一方面精心整理这些情报，另一方面积极进行实地调 查。
1936年7月中旬，在关东军参谋长、一心想吞并中国的野心家板垣征四郎中将的 指挥下，武藤章前往内蒙古德化，准备阴谋策动“蒙古军政府”所辖蒙军进攻绥远东北部， 扩大蒙军政府控制的地盘，建立一个受日本操纵的“蒙古帝国”。
其实，早在武藤章就任关东军司令部第二课课长以前，紧临热河省的内蒙古地区 就成立了以蒙奸德王为首的“蒙古军政府”，并辖有军队。日本关东军利用这个组织企图进 一步侵占察哈尔和绥远，所以承认了该组织并给予各种援助，以便展开侵略和诱降的工作 。
德王的军队企图侵占绥远，这正合关东军和武藤章之意。武藤章奉命前去策划， 在他一手“指导”之下，11月中旬，蒙军组织起万余骑兵进犯绥远。时任国民党绥远省主席 的傅作义率部反击，德王军队受挫狼狈逃退。武藤章所企图的侵占绥远的计划宣告失败，本 来打算借此立“奇功”也成了幻想，因而他不得不让德王退兵，以便保存实力免遭全歼。
1936年8月，武藤章晋级为大佐，他一直在关东军工作到次年3月。1937年3月， 武藤章奉调回国，任参谋本部第三课课长。日本参谋本部第三课即作战课，权力非常大，主 要担任作战、兵站、编制、动员等任务，甚至拥有制订作战计划的权力。当时，日本国内正 在加紧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武藤章身居如此要职，自然不遗余力地率部研究侵略中国的 作战计划。
七七事变发生后，武藤章连夜拟订了《处理时局纲要》，极力推动战争的扩大。担任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时，更是与松井石根等人对中国人民犯下了“南 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挑起事端，与当地的中国驻军发生冲 突，七七事变发生，从此开始，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开始。
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参谋本部在研究对华政策上出现了分歧意见。7月8日，即 事变后的第二天，极力主张对华强硬的武藤章，就将连夜拟订好的报告《处理时局纲 要》，送到参谋本部。9日，他又指导作战课拟订了《处理华北时局要领》，该要领充分体 现了他主张扩大侵华的强硬态度，他宣称：要“增加中国驻屯军必要的兵力，将与我国敌对 的中国军队驱逐出平津方面”，而且建议“必要时亦可以向山东方面出兵”，竭力推动进一 步扩大侵华战争。时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的石原莞尔则认为此时对华发动全面战争，时机尚 不成熟，因而主张事态不宜扩大，力求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如果必须出兵时，也应限于华北 地区，不可扩大战争规模而向青岛、上海方面出兵。
侵华幕后“谋略家”武藤章(2)
好战而且希望速战速决的武藤章当然极力反对石原莞尔的这种主张，他力主“大 日本帝国”征服亚洲的关键就在中国，这是一个有利时机，要加以把握，而争取速战速决。 石原与武藤二人的分歧，实际上也反映了军部乃至日本国内好战派与保守派之间 的分歧。不过这种分歧不在于“要不要侵华”的问题上，而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侵华” 的问题上。开始，表面上似乎是持保守态度的石原占了上风。因为近卫内阁采纳了石原莞尔 的意见，派出代表与中国当局进行谈判。然而，前线的形势却在军部好战派的推波助澜之下 ，不断紧张和白热化。首相近卫文不得不觐见天皇，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商讨是否出兵。7 月11日，内阁通过了向中国增派5个师团兵力的决定，战局进一步扩大，实际上， 形势是越来越向武藤章所期待的方向发展了。
为了适应战场形势的发展，武藤章指导制定了《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 纲要》，确定了进一步扩大侵略的具体计划——首先，击败平津地区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 然后攻打国民党中央军主力，以摧毁国民党中央政权为目标，最终“通过全面的战争从根本 上彻底解决中日间的问题”。这份《指导纲要》很快于7月17日在参谋本部获得通过，并向 侵华日军颁布。这一行动反映出好战派逐步占了上风，而武藤章不遗余力地参与和出谋划策 ，推动了这场战争的愈演愈烈。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借口“虹桥事件”，向上海发起大规模进攻，中国 驻军在司令官张治中的指挥下，奋勇抗击。七七事变与八一三事变的发生，标志着日寇全面 侵华的开始。
上海战局并非武藤章所料想的那样进展顺利而获得速战速决，武藤章于是向参谋 本部提出增派兵力的主张。8月20日，参谋本部批准了他的意见，增派4个师团赴沪参加侵华 战争，这样，日军投入侵华作战兵力就达到了11个师团。
9月4日，武藤章又会同参谋本部第二课课长、陆军省军事课课长、军令部第一课 课长以及海军省军务课课长等人共同商讨，最终决定继续增兵，在华北给中国军队以打击， 并进入保定一线。同时要在上海附近击退中国军队，于11月初占领上海。
9月6日，武藤章觐见天皇，将他们共同商讨的增兵方案奏呈天皇，获得了天皇的 批准。第九、第十三、第一○一师团以及台湾守备队奉命开赴上海，同时后备步兵4个大队 集结，准备奔赴上海侵略战场。
这时，武藤章并没有闲下来，他渴望已久的“愉快的事情”发生了——侵华战争 终于开始了!9月中旬，武藤章主持起草了《战争指导纲要》，为了更便利有效地指挥前线作 战，他在纲要中提出设立大本营的主张。
指挥全面侵华战争的日本大本营陆军部门札9月下旬，日本华北方面军在侵占保定后，准备继续向南，一举拿下石家庄，但 大本营则希望就地消化“战果”。武藤章在大本营内部积极活动，促使大本营最终通过了华 北方面军的作战方案。10月5日，大本营决定从华北方面军调兵支持华中战场，把主战场转 移到进展受挫的上海方面。6日，武藤章上奏天皇新的作战计划，提出进行山东作战，同时 派精锐兵力在海州登陆进行陇海线作战，以造成夹击山东并攻击南京的态势。进入10月中旬 ，武藤章开始主持研究对华南沿海地区的作战问题，并制定出《华南作战要领》，决定在攻 占南京之前进行华南作战。
1937年11月，武藤章这个在幕后“运筹帷幄”的“智囊”，被派任华中方面军副 参谋长，赶赴日本侵略军进展迟滞的上海战场。日军在上海的进攻，遭受中国守军的顽强抵 抗。日军虽然一再增兵，并派出军舰协同作战，但死伤惨重，至11月中旬，尚未能占领上海 。武藤章赴沪伊始，就立即向大本营提出建议，派遣一支部队在杭州湾登陆，从背后包抄上 海，大本营批准了武藤章的意见。随后，武藤章马不停蹄地飞往华北方面军驻地，商谈组建 第十军开赴上海的事宜。
大本营计划由华北方面军抽调一个半师团的兵力，与国内两个师团的后备部队，编成三个半师团的新军，即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关于这个新军的指挥问题 ，大本营决定在第十军登陆前由参谋本部直接指挥，登陆后改由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 兼任新编的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与原上海派遣军合并指挥，而参谋长人选则由武藤章与参谋 本部第三部部长冢田少将二人担任。
日军第十军的杭州湾登陆预定在11月5日。准备在收到登陆成功的电报后，就立 即发布组编华中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作为即将成立的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的武藤章，与第 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一起，参与指挥杭州湾登陆计划。
11月5日清晨，杭州湾浓雾弥漫，日军的登陆点选在金山卫及其附近地区，这里 原来属于“杭州湾北岸守备区”。长达三个月的上海作战，国民党此地原来的驻防部队被调 赴上海，支援作战，仅剩下第六十二师一部担任守备。日军利用守军的空虚，凭借大雾的掩 护，没有受到多大阻拦就取得登陆成功。
武藤章得到日军在金山卫，全线登陆成功的战报后，立即乘飞机去上海，赶到上 海派遣军司令部，面谒大将松井石根司令。11月7日，华中方面军正式成立。
侵华幕后“谋略家”武藤章(3)
另一方面，登陆成功后的华中方面军的第六师团等部进击松江，而第十一、第一 一四师团则向嘉兴等地扩展，形成了对上海中国守军的北、东、南三面合击的态势，中国军 队为了保存实力而被迫全线撤退。
大本营事先决定的作战计划，主要任务是“协同海军作战，以挫败敌之战斗意志 ，迅速结束战局，扫灭上海附近之敌”，作战地域限制线为“苏州与嘉兴连接线以东”地区 。此时，武藤章则主张应继续穷追不舍，直取南京。因为他自七七事变发生后，就极力主张 通过“一击”迅速结束战争。只是当时，由于华北方面军在保定会战及石家庄会战中，未能 实现预期目的而未得逞。
这次大本营把主战场放到上海方面，并设了新方面军。武藤章期望这次可以通过担任新方面军的幕僚而在华中战场上大战一场，实现“予敌一击，结束 战局”的目的，达到为天皇“建立功勋”的鸿图。然而，无论武藤章多么希望“乘胜追击” ，身为司令官的松井石根坚决等待新的命令下来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松井石根内心当 然也希望乘胜追击，但作为司令官必须要有大本营的批准才能执行作战命令。
华中方面军一面于11月18日即下令“不失时机一举追击敌人到南京”，另一面加 紧向大本营报告“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对于解决事变具有最大价值”，“应乘敌之颓势攻占南 京”。而且事实上，11月19日，第十军在攻占苏州、嘉兴之后，武藤章已急不可待地命令其 傍太湖南向芜湖、南京等地进攻，令上海派遣军沿沪宁线西进，目标也是直指南京。
日军计划攻占京沪杭三角地带的重要目标即是南京，但大本营以参谋本部次长多 田骏为首的一派意见则认为，淞沪会战后，应将战线止于苏州、嘉兴一线，以使南京政府留 在南京作为谈判对象，更容易通过压力达到使其臣服的目的，并且，扩大追击尚需一系列的 准备。在这种意见的主导下，11月20日，大本营闻知华中方面军的动向后，立即发出急令， 命令部队迅速退至限制线后，将作战保持在原定战线范围内。武藤章非常不满这种限制，多 次要求“越线追击”。11月22日，武藤章以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名义，向大本营发电，坚称“为迅速解决 事变，应该攻占南京”。11月29日，武藤章再次与大本营特派员今冈丰面谈，强烈主张“要 是等待从国内新动员的部队集结后再发起作战，就会失去战机。如果现在立即发出进攻南京 的命令，方面军以目前的兵力总能设法攻占南京。倘若贻误时机放松追击，则将给敌人以喘 息的机会，那样一来攻击南京就困难了……新锐的第十军目前正在抑制着势如破竹的进攻。 ”12月1日，大本营终于下达了“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应协同海军攻占敌国首都南京 ”的命令。
依武藤章的如意算盘，控制了经济中心上海，再攻占政治中枢南京，就能给中国 人以致命一击，那么，结束战争的时间也就不远了。即使不能结束战争，丢了首都的蒋介石 政权以后也不过是个地方政权而已。“大日本帝国”功业可成，而这其中也有自己积极参战 的“功勋”了!武藤章一面为即将到手的“胜利”而激动不已，一面协助方面军司令官松井 石根指挥日军攻占南京城。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争先向南京进发，最终于12月13日，经过10 余天的激战后，攻陷了南京城。
日本侵略军认为“皇军在外国首都入城乃有史以来盛事”，要“使中国军民敬仰 皇军之威武而归之”，于是组织盛大的所谓“入城式”，武藤章亦是“入城式”的积极倡导 者和参与者。12月17日，华中方面军经过一番“精心”准备，举行庆祝占领南京的“入城式 ”。武藤章耀武扬威地随方面军司令松井、冢田于正午先乘汽车抵达中山门外。13时30分， 武藤章随两军司令官一道，骑着高头大马，踏着斑斑血迹入城，自中山门至中国国民政府官 邸，检阅列队道路两旁的日军部队，看着经过战火的士兵列队两旁，武藤章心里竟有些飘飘 然——“就是要领导这支队伍征服支那、孝忠天皇、建立军人的‘功勋’啊”!除了“入城式”炫耀皇军的“军威”外，武藤章也力主对中国实行“膺惩”，因 而放纵士兵施行“屠城”震慑中国军民，迫使其放弃反抗。这些入城部队，在指挥官放纵之 下，或“不留俘虏”或“解除军纪三天”，在古都南京烧、杀、奸、淫、劫、掠，无恶不做 ，进行了骇人听闻、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12月18日，武藤章与松井、冢田等占领南京的前线指挥官参加方面军为战场毙命 的日本官兵举行的“战死者慰灵祭”活动。12月13日至1月21日，是“南京大屠杀”的最高 潮时期，日本兽军的杀人、放火、抢掠、强奸的暴行大规模地进行。这一时期也是武藤等主 要指挥官逗留南京之际。在短短的6个星期中，华中方面军所属部队共屠杀南京未及撤退但 已解除武器装备的中国军人与普通市民30多万人，强奸中国妇女同胞两万多人。武藤章作为 主要指挥官之一，当然非常清楚日军的种种暴行，但他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制止这些罪行， 反而为了达到“膺惩”之目的，刻意纵容部下施暴。所以，他对“南京大屠杀”负有不可推 卸的重大责任，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
侵华幕后“谋略家”武藤章(4)
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后，继续向杭州进攻。12月24日，杭州沦陷。这样，包括南 京在内的长江下游三角地区完全落入日寇手中，但是武藤章所计划的“速战决胜”却没有得 逞。随着日本侵略军在中华大地上的肆虐，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日军逐渐陷入“持久 战”的泥潭之中。进入1938年，大本营对在华日军重新进行了布署。7月上旬，武藤章转任华北方 面军副参谋长，时任方面军司令官的是大将寺内寿一，而参谋长则是中将山下奉文。华北方 面军是日寇侵入并控制华北的重要军事力量，所属军队部署范围相当大，包括：第一军控制 山西省，司令部驻于太原；第十二军控制着山东省，司令部驻于济南；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则 直接控制河北省。为了加大对华北及其外围地区的控制，日军大本营从察哈尔到内蒙古另外 配置了蒙疆军，虽然该部仅有作战指挥权，军政与华北方面军分开，直接接受东京的指挥， 但实际上增强了华北方面军的侧翼力量，使其更加有恃无恐。
1938年，华北方面军的作战重点开始转向针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游击 活动，进行的所谓的“治安”战。武藤章当上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后，参与指挥了当 年秋季对晋察冀边区的围攻作战，以及冬季至第二年春季对冀中地区的五次围攻作战等。武 藤章热衷于“治安”作战，并非是他不想“速决取胜”了，而是遭遇中国人民的反抗，尤其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敌后广泛建立的抗日根据地的抵抗，华北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 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不得不先图巩固已占地区。
华北地区表面上虽然早已被日军所侵占，但实际上，日本军队仅能占领和盘踞在 铁道和主要公路沿线，实行所谓的“点线控制”，广大的纵深地带是八路军的抗日革命根据 地的天下，日军据点经常遭到八路军及民兵武装力量的机动灵活的突袭。八路军在山西省的 山岳地带开辟了新的根据地，并在平汉线和津浦线之间丘陵地区、山东省的山地以及冀东地 区不断扩大抗日力量，进行游击战，把日本侵略军打得焦头烂额，苦不堪言。
面对这样一种狼狈处境，武藤章拼命鼓吹进行针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 ”，并且建议将“扫荡”主要集中于山西地区，从而开始了对我抗日根据地的疯狂“扫荡” 和烧、杀、抢、掠。
1938年10月，武藤章凭其侵略“功勋”被晋升为少将。
1939年初夏，日军在华北多次“扫荡”，但收效甚微，仍不能完全控制华北地区 。日军指挥部据情报分析认为，天津租界是抗日分子的重要根据地和军需供应来源，要“强 化华北治安”，必须先控制天津租界。当时天津有英、法、意和日本4国租界，其中主要是 英、法租界，按照租界条例，受日军控制的政权力量或日寇自己的军事力量都无权干涉其他 租界内部事务。虽然英、法对日寇侵华采取绥靖态度，但本身也不希望日本独占中国，因 而暗中支持和保护中国抗日力量，这使日寇怒不可遏。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和驻天津负责维持 治安的第二十七师团师团长本间雅晴中将再三与英、法租界当局交涉无果。1939年6月，日 军为了向租界当局施加压力，干脆封锁了英、法租界。
日、英两国于7月上旬在东京举行日英谈判，以解决封锁租界的问题，武藤章以 驻军代表身份参加了谈判。英国想息事宁人，而接受了日方条件，双方缔结了《有田?克琪 协定》。
同年9月，参谋长山下奉文被任命为第四师团师团长调往满洲，不久，武藤章也 于10月离开华北，转任陆军省军务局长。
自1937年11月赴华至1939年10月回国，武藤章在中国战场整整忙碌了两年，然而 事实上却“一无建树”，他猖狂叫嚣的“一击论”、“速胜论”被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所彻 底打破。武藤章直到这时才意识到要“重新认识中国人”，而不得不感叹“我在华中、华北 两年间见到的中国人，全部带有同样的抗日、排日色彩，确实值得惊奇，这种抗日思想是全 民族的”。
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认识到这场侵略战争的卑劣，也不是出自忏悔之心而发现 这种“全民族的”反抗精神，反而更加强调这是“中国的收回国权，收复失地的民族运动和 日本的大陆发展政策的冲突”，“实际上应该看作大和民族与中华民族的民族抗争”。对于 日本的失败，他则是愤怒地哀叹“深切感到日本在政治和外交方面是多么贫乏无力”。他对 这场战争毫无悔过之心，由此便可见一斑。
武藤章回国担任陆军省军务局长之后，正是日本法西斯势力不断推动侵略战车， 扩大战争范围的时期，他积极参与了对华、对苏、对美英等国侵略作战的策划活动。
1940年7月20日，近卫文再次组阁，内阁中陆相由力主“南进”侵略的东条英机 中将就任。当时日军在中国战场上进展不大，因而大本营期望中日战争能尽早解决 ，以腾出手来对付美、英，于是采取了诱降国民政府的策略。在南京成立了“汪精卫政权” ，但情势尚不能使大本营满意。英、美继续坚持援助重庆的立场，从法属印度支那和缅甸运 输武器物资，支持重庆。
在这种情形之下，大本营内部以东条英机为首的军部强烈要求日本实施“南进” 计划，占领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地区。1940年7月，日军出兵占领法属印度支那的南部，迈出 了“南进”计划的第一步，这显然严重威胁了英、美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既有殖民利益。英 、美两国采取冻结国内的日本资产，对日进行石油等战略物资的禁运作为对日本的制裁。从 1941年春起，日、美双方开始了缓和两国关系的艰难的和平谈判，但双方无法达成妥协，矛 盾反而日益激化。陆相东条英机干脆主张停止对美谈判，直接使用武力解决问题，黩武好战 的武藤章自然十分赞同东条英机的对美态度。
侵华幕后“谋略家”武藤章(5)
就在对美是战是和、局势微妙的情况之下，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对苏联 发动闪电突袭，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的苏德对抗爆发，武藤章将此视为发动对苏进攻 的绝好时机。在参谋本部和大本营陆海军部多次聚会研究对苏作战问题中，武藤章是主要参 加者之一，他开始不遗余力地鼓吹进攻苏联。
1941年6月27日晚，武藤章在一次会议上提议，将大本营所拟方案中的“秘密做 好对苏作战准备”，改为“在决心行使武力的情况下开始秘密准备”，但当时未获大多数人 支持而没有被通过。不过，武藤章并没有就此罢手。7月，他指使关东军进行所谓的“关东 军特别大演习”，调动部队和物资加紧对苏备战。
8月3日凌晨，武藤章参与讨论并制定了《帝国对日苏现状所应采取的措施方案》 ，核心是要“对苏联的正式进攻应不失时机立即应战，同时迅速由最高会议决定开战”。由 此可见，以武藤章为首的日本侵略者已准备在“南进”的同时，也不放松对北方的企图，其 侵略野心之大，昭然若揭。
在是否对美开战问题上，一开始武藤章还是寄希望于能与美国取得谈判成功的。 因为如果成功，则意味着，诸如橡胶、石油等已经非常匮乏的军需品能通过英美控制的东南 亚获得。同时，作为军务局长的武藤章也深知日本自身的实力，认为：“日美战争是日本的 自杀行为，应该始终坚持达成外交谈判。”对于这种策略的考虑，当时大本营亦做过这方面 的努力。当时，首相近卫文准备赴美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进行高层会谈，而武藤章就被内定为此行的随员之一。随着局势的发展，这一缓兵之计最终以破产告终，武藤章 于是转向积极主张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