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至10日(1)
什么叫“拉网扫荡”呢?一位老人回忆说，所谓“拉网扫荡”，也叫“鱼鳞式铁壁大合围，”“就是‘扫荡’时，前头是特务先行，第二层是警备队，第三层是治安军，最后日军出动，没有空隙，群众称作‘拉大网’”。
作战第三期(自5月16日前后开始约25天)，是敌人觉察到“铁壁合围”未达目的，从而在我腹心区反复“扫荡”，“剔抉清剿”，“围剿”我方小部队和零散人员，设据点，强迫建立维持会，摧毁我方基层组织。并对平汉、津浦、石德路沿线等原来“不起眼”的地区进行“清剿”。整个大“扫荡”，持续了约两个月，参加“扫荡”的日军就有约5万人，还有伪军约4万人。日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冈村宁次，亲自策划并指挥了这场“扫荡”，在其回忆录中曾提到：“1942年5月我曾去石门的方面军战斗指挥所，亲自指挥冀中作战为时八天。”据日方资料，石门战斗指挥所，是5月4日设立的。那么，冈村宁次最早在5月4日来的石门，最早12日离开的石门。这时“拉网扫荡”已经开始。当年，冈村宁次大概也像一个正在收网的渔夫一样，也在焦虑地等待着：这一网能打上多少呢?15月1日至10日：“要先从上面轰赶，藏起的鱼入网后再拉网才行”
■吕正操指着在天上转悠的飞机说：“也许是冈村宁次坐飞机来看我们了”日军第110师团参谋长中村三郎大佐，回忆起对中共军的“扫荡剔抉作战”，曾用撒网捕鱼来打比方，他说：在急流里捕捉鲇鱼，不能在投网后立即拉网，以免隐藏于石缝的鱼逃脱；要先从上面轰赶，藏起的鱼入网后再拉网才行。
既然如此，那么吕正操所率领的冀中领导机关，在日本人看来，就是那条最大的鱼了。为了捕捉到更多，更大的“鱼”，日本人是颇花了些功夫，用了些
“五一”反“扫荡”示意图
心思的。从1941年1月起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日本人步步紧逼，进行“蚕食”。我方的巩固根据地已缩小了三分之二，十分区全区沦为敌占区，六、七、九分区的西部和八分区子牙河以东地区均被敌人蚕食。“鱼”们可以自由遨游的水域已经很狭窄、很拥挤了。可以说是“水少鱼多”了。
“五一”大“扫荡”一开始，日本人的第一步棋，不是漫天撒网，而是筑坝拦水，进一步压缩我方已经十分狭窄拥挤的“水域”。据说，古人看史书是讲究“左书右图”的。下面，如果我们拿一本地图放在手头，对照着看，一定会更清楚地了解日本人在当年是怎样行动的：
东面和东北面：主要是日军独立混成第7旅团所属小川部队(部队长独立步兵第29大队大队长小川雪松大佐)在活动。当时，小川部队队部设在河间县城。5月1日前，小川部队在小范镇附近的滏阳河上筑起一道拦河坝，截满河水构成障碍。滏阳河是往东北方向流的。这样，日本人筑坝后，从衡水往北到小范镇这一段，就主要靠河水形成障碍，由小范镇往北到献县这一段，则主要靠人力实施封锁。4月30日夜，小川部队即开始活动，5月1日拂晓，小川部队首先合围了河间至肃宁公路以北地区，2日，则回过头来，合围了河间至肃宁公路以南地区。从3日到9日，小川部队以河间、肃宁为据点，主要在子牙河以西，滹沱河以北、河间、肃宁公路以南这一块地方反复“扫荡”。北面和西北面：在这两个方向活动的日军，主要是日军第110师团白泷部队(旅团长白泷理四郎少将直接指挥的四个步兵大队为基干)及归其指挥的第26师团坂本支队(独立步兵第12联队联队长坂本吉太郎大佐指挥的步兵两个大队为基干)。共有日军约六七千人。“五一”大“扫荡”前，坂本支队驻扎在平汉线上新乐、定县一带。队部设在新乐。白泷部队驻扎在安国、博野、蠡县一带。队部设在安国县城。5月1日凌晨，白泷部队由安国、博野、蠡县等驻扎地出发往南，坂本支队由新乐、定县出发往东，集中“扫荡”潴龙河以南、滹沱河以北的狭长走廊地带。5月2日至3日，对滹沱河北邢邑、深泽、新营一带，进行了合围。4日至9日，仍在上述地区进行反复搜索。进行所谓“精密扫荡”。
正西方向：驻无极的日军加岛部队(骑兵第110大队，大队长加岛武中佐)对无极附近，主要是无极以北、以东地区进行了“扫荡”。
正南方向：主要是日军池上部队(独立混成第九旅团旅团长池上贤吉少将指挥约二个大队)和骑兵第13联队(联队长山崎武四大佐)在活动，共有日军七八千人。“五一”大“扫荡”一开始，池上部队和山崎联队在严密封锁石德路的同时，向南、向东“扫荡”我六分区的部队。看得很清楚，从5月1日至10日，日伪军并未深入冀中根据地腹心区，而是想尽可能把我方的人赶到滹沱河、石德路、滏阳河构成的三角地带，然后再拉网捕鱼。用日本人制定的“五一”大“扫荡”作战计划里的话说，这一时期的任务，就是“要将敌人压缩到滹沱河、滏阳河与石德路所构成的三角地带，阻止敌人从该地带逃出。”因而这10天左右，冀中腹心区有如台风的中心，反倒相对平静。当时在冀中妇救会工作的齐岩，这几天正带着几个人在饶阳东南靠武强县境的一带村庄活动，她回忆说：这时因敌人刚开始在边缘地区“扫荡”，修据点，安岗楼，逐渐向中心地区压缩，所以我们所在的一带村庄还不十分紧张。只是谣言很多，人心惶惶，特务汉奸造谣说：“这次‘扫荡’是光打八路军，不打老百姓。”“在野外的是八路军，在村内的是老百姓。”“参加集会的是老百姓，藏在家里的是八路军。”等等。
5月1日至10日(2)
在“五一”大“扫荡”前，冀中领导机关驻在安平县滹沱河北东西张岗村地区，就在“五一”大“扫荡”前夕，却一反常规地转移到饶阳县东西张保村地区。5月1日晚上，在村外一片枣树林子里，召开了直属机关干部人员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据吕正操讲，经过大力缩减，这时“冀中的党政领导机关由原来的四千多人减到不足千人，”再加上警卫部队“二十七团不足两千人”，还有一些来看热闹的老乡，也还有个二三千人。二三千人席地而坐，也是黑压压的一大片。那时没有电，但点着汽灯，也是雪亮雪亮的。大伙坐在荡漾着春意的晚风中，听黄敬和吕正操讲话。据当时担任记录工作的齐岩回忆，他们主要是讲了讲形势和任务。说“现在进入我根据地的敌人约有一万人，可能北沿滹沱河，东沿滏阳河，西沿深(县)安(平)路，南沿沧石路，构成四面封锁后，对深县、武强、饶阳、安平中心地区‘扫荡’、‘合围’。反‘扫荡’的任务就是要突破敌人包围，由内线转到外线作战。”吕正操正讲着话，空中突然传来“嗡嗡”的飞机声。敌人的飞机来盘旋侦察了。吕正操指着在空中瞎转悠的飞机说：“也许是冈村宁次坐飞机来看望我们了。好，那就让他看吧，晚上再演出戏给他看。”这天晚上，还真是演了戏，吕正操回忆说：“这天晚上演的是《日出》。明亮的汽灯照耀周围十几里，好像故意让敌人知道，我们就在这里。”
在没有电影、电视，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年代，能看上一场大戏，可真是莫大的精神享受。何况，今儿演的是《日出》呢!据当年在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工作的郭筠回忆，最初演《日出》，是一年前的事，他说：“1941年春，冀中的环境是相对平静的，敌人占据着城市和交通线，广大的农村是我活动的广阔领域，在3月末4月初，火线剧社驻防在安平县义里村，一天，从社部传来消息：我们准备排演大型四幕话剧《日出》……”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上演《日出》这样的大型话剧，真是困难重重。先说分配角色难。当时的演员，有些虽说也是北京、天津这样大城市来的，但多是学生出身，不了解资产阶级和社会底层的生活。开始分到个角色演还挺高兴。可一看剧本，一问剧情，就傻了，不愿演了。像女演员张子舫，家里是书香门第，参加革命前在保定女二师中学部读书，平时听到句粗话都不舒服，有一次她正关着门在洗脚，一个男同志突然闯进来，她的脸都“刷”地一下子红了。可现在却让她去演一个三等妓院的妓女翠喜，有些台词还非常粗鲁难听，如翠喜对小翠说：“妈那个×，四面叫人家搂着三面，人家愿怎样就得怎样，这上他妈哪里讲理去!”这样的话她怎么讲得出口?所以她开始是坚决拒绝出演这个角色。再比如女演员宋珍，当时不过是个参军才半年，小学毕业的十三四岁的乡村女孩子。听别人说她演的小翠是个“窑姐”，还不懂“窑姐”是什么意思。等弄明白了，说什么也不愿意了。不过，那会儿的人觉悟高，领导劝说劝说，说一说演这个戏，就是为了揭露这种腐朽生活，也就都接受下来了。
再说这筹措道具难。《日出》这出戏，场景按说并不复杂，只有两个，一是一、二、四幕的场景，一家豪华大旅馆里“最好的房间”，一是三等妓院里一间低矮小屋。这后一个还好说，前一个可怎么办?再说剧中的人，大多是有钱人，这皮大衣、西服、大礼服、绸缎绣花旗袍、高跟鞋、大沙发、落地灯……在当时的冀中农村，真是有钱也没处买去，何况没钱。当时剧组的全部“经费”，就是上级批的一百三十匹一尺三寸宽的土布。这土布怎么能变成上面提到的那些道具呢?大家都愁得没有办法，而导演凌子风却觉得不成问题，只见他白天指导排戏，晚上忙着做道具。一件件道具，就神话般地在他手里诞生了。到了4月底5月初的一天，军区首长来审看时，看到这漂亮的布景和服装，都不由露出了惊奇的目光。他们不知道，演员穿的绣花旗袍，是凌子风用彩笔画出来的，脚下的“高跟鞋”，是凌子风和村里给马上掌的老铁匠一起打制出来的，摆的“沙发”，其实是几把破椅子架上几个背包，上头再蒙上层毯子。这“手绘旗袍”如今也是最时髦的，这钉马掌的铁匠做的高跟鞋，样式虽不好说，但场上一走，也还像回事。吕正操、程子华等看得十分开心，喜欢摄影的吕正操，还不时站起身来，抓拍个精彩镜头。
不用说还有演出难。在冀中，四周二三十里就有敌人据点。要在一个地方待下来，演这么一出长达大半夜的戏，不惊动敌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日出》第一次公演，本来定在1941年“五四”青年节。可安平、深县的敌人听到了风声，来了个突然袭击，结果戏没演成，先忙着转移了。
可正因为这难那难，能看上一场《日出》才显得格外有吸引力。看过这戏的人都说那房子，太漂亮了。说这个戏看起来真过瘾。当年，城市里有钱人的生活，差不多像今天的西方生活一样，让人们感到好奇。何况，戏里还有一幕是讲“窑子里的事”，最初看这个戏还有一定级别限制，军队要连级以上，地方上也限于干部。这就更让人感到神秘了，这戏非看不可! 1942年5月1日这一天，演员们演得格外投入，观众们看得也格外认真。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在此后不久，就在大“扫荡”中牺牲了。作为演员，这就成了他们最后一场演出；作为观众，这次看《日出》，恐怕就成了他们活着时最留恋的一次精神享受。
5月1日至10日(3)
当然了，毕竟是大“扫荡”时期，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看戏的。一些战士，必须去站岗放哨；一些干部，也必须要坚守岗位。当年任冀中军区司令部侦察科长的原星，就没有去看戏，而是在坚守岗位。戏正演着，他来到会场，悄悄向吕正操司令员、沙克参谋长报告：敌人向安平、饶阳调动兵力了。吕正操镇定地说，各单位派人回村把东西带上，让大家把戏看完，看完戏立即出发。这天演完戏，天已是快亮了，齐岩回忆说：“这天晚上演的是《日出》，那时的条件演这么一场大戏，装灯光、换布景的时间不比演戏的时间短，所以当演到陈白露说：‘太阳出来了，太阳不是我们的’这句话的时候，解放区的太阳露出地平线徐徐升起了。”《日出》是四幕话剧，就是今天演出，也得要三、四个钟头，再加上夏天天长夜短，一演一夜是完全可能的。当年在剧中扮演李石清的郭筠说，有一次，“是在博野县的庄窝头村演《日出》……因天长夜短，加之舞台换景拖沓拉长了时间，第四幕将闭幕时，陈白露吞下安眠药，台词说到‘太阳出来了……’的时候，真的一轮旭日正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大家不由地说：‘啊!真的，太阳真的出来了’。”
戏演完后，一部分人就出发去各地，藏身于民间了。这时，实际上已是5月2日凌晨了。“五一”大“扫荡”一开始，就是一个不眠之夜。据说，60年代，林彪曾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搅得天翻地覆，搅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搅得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其实，拿他这个话来评说“五一”大“扫荡”，也未尝不可，当年，是日本人也睡不着觉，八路军也睡不着觉。
据老人们说，5月1日，是个大晴天，白天阳光灿烂，夜晚满天星斗。
5月2日下午五时，吕正操带着冀中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冀中区党委、行署等党政军领导机关，开始出发。这一夜，先由东向西，走了三十里到了饶阳县邹村，在这里领导要求进一步轻装，把棉衣等一切暂时用不着的东西坚壁起来，然后又接着行军，往南走，又由西折向东，再往北，一共走了一百二三十里，几乎是围着原出发地张保村绕了大半个圈。队伍在深县、武强、武邑三县交界的朱家庄住了一天，5月4日傍晚，天下起了雨，还刮起三四级的东北风。队伍趁着夜色，冒着风雨又出发了。参加过那天行军的老人回忆说，那天夜里，真是伸手不见五指，有走夜路经验的人都知道，“青泥白水紫花道”，青色的是泥，白色的是水，得绕过“白”和“青”，挑“紫道”走。走了不太远，也就二三十里，到了武邑县北边的前后尚村住下。白天不便行动，到了6日晚上9时左右，队伍又继续出发，到了武邑县西南的南北翰林村。这里是武邑、深县、衡水三县交界的地方，也是冀中区与冀南区交界的地方，南边离石德路不远，东临滏阳河。正处于敌人以滹沱河、石德路、滏阳河构成的大“口袋”东南方向一个角角上。
7日天一亮，忽听得西边深县境内枪炮声激烈，派出去的侦察人员回来报告说，石德线沿线的敌人，从衡水、磨头出发，去合围深县北边护驾池、位桥一带去了。几乎是从我军驻地西边擦身而过。真玄啊!当天夜里，吕正操带着队伍，往东边走了走，到武邑县城北边的张家村住下。一直到8日傍晚，大家人不卸甲，马不离鞍，紧张极了。8日傍晚，队伍又悄悄北进，摸到离敌人的大据点小范镇南仅七八里的豆村附近，趟着齐腰的河水，过了滏阳河，然后一夜急行军六十里，到了交河县境内与阜城县交界的军张村住下。“至此，我队伍跳出了敌人的‘铁壁合围’圈。”
在60年后的今天，我们都知道，日伪军对冀中腹心区的大“扫荡”，是11日左右开始的。在此之前，日本人只是在滹沱河、滏阳河、石德路构成的三角地带以外，实行“扫荡”、封锁，用日本人的话说，是“从上面轰赶”的时候，只想尽量多往网里赶些鱼，还未收网。可当年，即便是吕正操将军，也不知道敌人哪一天要“收网”。多年以后，吕正操回忆起那段岁月，还说：对付日本人的“合围”，掌握好时机很重要。跳早了，敌人会放弃原来的合围计划，对你实行新的合围，跳晚了，陷在合围圈里当然也不行。采访吕正操记录。所以，先不要慌着跳出去，“在敌人还没有接近以前，我们就在冀中根据地深、武、饶、安两河走廊地区活动。”等到觉察到敌人已开始收缩包围圈，要收网了，则一定要当机立断，跳出来。除了时机，地点也要选择好，一定要从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地方跳出去。今天看，冀中领导机关跳出敌人预定合围圈的地点，也选得非常好。当时在北面和西面，有日军白泷部队、坂本部队等约七八千人，南边，是日军严密封锁的石德路，约有日军七八千人。而东面和东北面，只有日军小川部队约一二千人，是日军兵力最单薄的地方。是个空子。所以有的老人说，“我们队伍好像在敌人封锁线的东便门里跳出了‘铁壁合围’的包围圈。”
在高明的将领指挥下，军事行动简直就像一首动听的乐曲一样，节奏分明、准确。又像是一位武林高手，在与敌人交手时，东旋西转，把敌人弄得昏头昏脑，自己却安然跳到了对手背后。而这一切又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实现的呢?苏锦章回忆说：敌人“扫荡”突然开始后，各级各单位的情报站和交通站的人员，也同部队和群众那样都独立紧张而且全力地进行反“扫荡”，因而，情报站和交通站都随之瘫痪了。这样一来，内线关系有情报无处去传送；交通员和通讯员活动受到极大限制，文件无法传递，侦察员活动也受到极大限制，敌情难以侦察。就是无线电通讯的联络时间也难以保证。电报时常不能按时发出和接收，以致各级不但难以了解战役情况，就是一二十里之外的战术情况也很难了解，甚至临近村庄有无敌情和我军往往也不了解。
5月1日至10日(4)
吕正操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仅凭手头很少的一点情报和以往反“扫荡”作战的经验，进行分析，作出决定，却在一个几乎可以说是最佳的时间、地点，跳了出来。
日本人花费了这么大的本钱，撒下了这么大的“鱼网”想捕捉的最大的一条“鱼”，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从日本人鼻子底下跑了出去。
当然了，几千人行动起来，也不可能真的是“悄无声息。”敌人大概是多少听到了一些消息。5月7日，日军第27师团给冈村宁次发了个紧急电报，认为我方主力已转移到任丘、河间一带，请求改变作战计划，迅速对任丘、河间地区进行合围。日方文献是这样叙述的：5月7日，第27师团以紧急电报提出了具体意见。其内容为：综合各情报判断，三角地带内敌之主力，正在陆续向东北方地区逃避移动中。因此，方面军应变更作战计划，调第四十一师团到天津方面，将敌军包围在子牙河、任丘、河间地区，予以歼灭。当年吕正操带着冀中领导机关，过了滏阳河，跳出日军预定合围圈后，又往东靠近敌人严密控制的津浦线西侧，然后北上，约13日到了“任（丘）河（间）大（城）”地区。吕正操回忆说：五月十三日夜，顺子牙河东岸北进，越过沧河公路，在沙河桥以北，渡过子牙河，住在子牙河西岸、河间县的刘九村。这里已处在敌人包围圈的远后边来了。这块地方是属于冀中区的另一块根据地，称任河大地区，即任丘、河间、大城三县交界地方，党和群众基础很好，我得以在这里侦察敌情，分析敌人军事动向。
当年负责侦察工作的原星回忆说，“领导机关进入任河大地区后，吕司令员、沙参谋长、张昉处长面示，一是即派出侦察参谋王德彰速到议沧堡、吕分堡、卧佛堂之间地区找八分区副司令员孔庆同来军区(当时八分区机关已一分为二)，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并接受反‘扫荡’的有关指示。二是对子牙河从献县之臧家桥至大城县南之留各庄桥段的水情严加监测，重点要把握好敌臧桥开闸放水和我最有利急涉点的变化。”
任河大地区是八分区的地盘，当然要找八分区的领导来了解敌情，布置工作，至于监测水位，是防止敌人开闸蓄水，进行合围。
由于形势还比较安静，冀中领导机关在任河大地区一直待到18日。
可以设想，如果冈村宁次采取了27师团7日的建议，调日军41师团万余人到津浦线而不是石德路下车，由东向西压过来，再调滹沱河北的日军小川部队，白泷部队共八九千人，由西向东压过来。那么很可能把刚跳出合围的冀中领导机关装入一个新的合围圈中。如果真是这样，历史将会是另一种结果。冀中部队的损失，很可能要更大。值得庆幸的是，当年冈村宁次没有听取27师团的意见，而是仍坚持按原计划行动。这倒不是说，27师团的电报没有引起冈村宁次的重视，相反，冈村宁次非常重视27师团的报告，并让他的参谋们对此进行了研究、讨论。日方文献介绍说：在方面军方面，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在第二期作战时三地带内是否还有敌军主力，但对此并无确实情报。第二十七师团的情报也主要是密探的报告。方面军参谋部进一步分析研究了各种情报，结果做出判断：“三角地带内的敌人，似乎预先知道了我方作战企图而发生动摇，可以断定部队和居民的移动，但是，军区的主力仍在三角地带以内，故第二期作战方针不必改变。”方面军司令员也同意上述意见。
冈村宁次的高参们当然不是随随便便就得出这个结论，他们列举了四条理由：第一，“该地区为晋察冀边区的给养基地，是多年来努力建设的地区，不可能轻易丢掉。”
第二，“不能设想共军会丢掉民众自己逃到边远地区去。”
第三，“大部分正规军已经逃避的情况尚未证实。倒是有理由可以认为是敌人方面的宣传。”
第四，“军区和各军分区司令部”虽说在“不断移动”，但“根据通讯谍报判断，仍然是在三角地带以内。”
从上面几条理由看，这些“高参”们确对八路军有相当了解，但并不深刻。说冀中是晋察冀边区的给养基地是不错的，但他们忘记了八路军是从来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的，哪怕这个地方十分重要；说共产党的军队不会丢下百姓不管是对的，但他们不知道，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不会干《三国演义》里所描写的“刘玄德携民渡江”的事情；说共产党善于声东击西布迷魂阵也是对的，但他们没想到“大部分正规军”没有逃避的情况也同样“尚未证实”；说冀中军区和下属各军分区在“不断移动”是正确的，但他们没想到，有电台活动，并不就等同于有领导机关，电台和领导机关通常是在一起的，但也完全可以分开单独活动。不过，尽管有这几条“令人信服”的理由，冈村宁次还是很谨慎小心的，他虽未同意27师团的意见，但这也使他注意到东边和北面稍显单薄，应予补救。于是，7日夜，冈村宁次下达了以下命令：一、派一部分兵力增援小川部队，收缩其作战地区的范围，扼守滹沱河及小范镇以北滏阳河的主要渡口，并搜索企图逃走的敌军予以歼灭。
二、调动山崎部队，速到束鹿集结，8日清晨开始行动，控制小范镇、衡水间滏阳河一线地带。
据日方文献称：“上述两部队，7日夜以后，遵照命令开始行动。”吕正操带着冀中领导机关，是在“五月八日傍晚”于“小范镇以南七八里的豆村附近”渡过的滏阳河，跳出了包围圈。而日军山崎联兵联队，是在8日清晨开始在束鹿集结，然后到衡水，再从衡水沿滏阳河而上，到达小范。束鹿到衡水的直线距离，约100华里，衡水至小范，也差不多是100华里。日军山崎部队究竟于何时到达小范镇，因没有史料，难下定论。只能依常规推测，日军完成集结，然后再走100华里到衡水，恐怕差不多就是8日晚上了，日军一般不在夜间行军。那么，从衡水再沿河而上，到达小范镇时，最快也在9日上午。
5月1日至10日(5)
如果我们的推测与历史事实相差不远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再一次感叹历史的偶然性和戏剧性，假如冈村宁次早一点下达加紧封锁滏阳河的命令，假如吕正操稍有犹豫和拖延，那么吕正操带的队伍与日军山崎联队很可能会迎面撞上。在真要出现那样的形势就麻烦了，硬往外冲是不行的，很可能是转回头来，再找机会，而这时距日军大合围，已不到一天时间了。历史，将会是另一种演变格局。
鬼子要出发了！
自5月2日出发后，冀中领导机关几乎日日行军，天天转移。自顾不暇，无法安定下来，自然难以了解敌人的全面动向，到了任河大地区，才算是喘了一口气，了解到近期日军的军事行动，吕正操回忆说，这时才知道，“在五月九、十、十一、十二日这几天里，敌人分路分片向我根据地腹心地区包围进攻……几乎村村都有敌人，用拉网战术，步步压缩，配有汽车、骑兵、车子队，反复搜索‘扫荡’，妄图捕捉我领导机关和主力作战。 可以看出，敌人没有摸到我领导机关的去向。”
日本人折腾了好几天，不要说冀中军区这条“大鱼”，就连一条军分区领导机关这样的“中等鱼”也没捉到，有所觉察。于是一方面仔细搜索冀中腹心区的每一个角落，一方面开始部署对冀中外围地区的“扫荡”。20日，敌人2000人“扫荡”了青县一带，23日，敌人6000人“扫荡”任河大地区。所幸的是，冀中领导机关又一次及时转移了出来，让敌人再次扑空。吕正操回忆说：5月18日，侦知子牙河水突然上涨。分析当时正是枯水季节，又没有下雨，河水为什么上涨呢?一定是子牙河上游驻臧桥的敌人提闸放水，要封锁子牙河了。同时，侦知河间城内敌人汽车增加三百多辆，敌军分批向任丘北运，很可能敌人要回师合击任河大地区了。当天下午，吕正操带着队伍过了子牙河，然后一直紧贴着津浦线活动，因为越是这样的地方，敌人的守备越是稀松。原星回忆说，当时近得都看得见津浦铁路线上火车的行驶以及敌人据点的太阳旗了。吕正操说，“这确是到了敌人眼皮子底下来了。”
5月21日晚，吕正操带着队伍往西走了七八十里，约拂晓时来到东光县的后陈庄，这里是冀中区的一块根据地，老乡们看见自己的部队来了，都非常高兴。大家也像回到家一样感到踏实。吕正操写道：“我们的队伍，连续反‘扫荡’行军二十多日夜，回到根据地里好像松了一口气。傍晚前，我和黄敬、卓雄、徐达本等几个人，还到村边场院里打起高尔夫球来。其实球场只是用军镐挖了几道小沟，球是用木头现削的，球棒是用杂木杆装上个横拐头。但打起来却满有兴致，妙趣横生，我们也似乎忘了在同敌人几万大军对阵。”
吕正操等人有心思打高尔夫球，大概不仅是因为回到了根据地，“松了一口气”，恐怕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们感到这次反“扫荡”斗争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心中高兴吧。吕正操回忆说：“从几天来得到的情报分析，敌情可能发生变化，因为敌人分区‘扫荡’以后，撤走了六七千人。同时，平大公路(北平至大名府)上天天有敌人的汽车向北开去，好像是陆续撤兵。”根据以往反“扫荡”的经验，冀中的几位领导人觉得敌人这次“扫荡”也差不多该结束了，于是发出指示，要求各主力部队返回腹心区。这件事，在《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大事记》中，是这样记载的：21日，冀中区党委、军区发出《关于反敌清剿恢复根据地的指示》，要求第六、第八、第九军分区主力部队，回到中心区，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积极打击小股“清剿”和立足未稳的敌人，阻击敌人修路、挖沟和平毁我们的道沟。其实，敌人有意留出较大空隙，将兵力集结于主要战线，摆出收兵的态势，以便诱使我主力返回。当其发现我军主力返回中心区后，便利用平原交通便利的条件，以绝对优势兵力，对我实施“压倒战”。这个指示的原文，未能查到。但据各方面材料看，各部队当年确曾收到过返回中心区的指示。如冀中抗三团团史中称：“当时冀中军区误认为参加‘扫荡’的敌人大部撤走，遂于5月20、21日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分散部队相对集中，反敌‘清剿’，恢复地区。抗三团分散在深南地区的大部分人员接通知后，逐渐在护驾池附近集结起来，随即通知以大队为单位进行教育，不料又遭到敌人更大的‘扫荡’。”
一些在地方工作的老人则又是一种说法，当年在八分区妇救会任副主任的韩启民老人说：“1942年4月，地委部署反‘扫荡’任务时，就明确指出，分散下去的同志于5月中旬到饶阳县五公一带集合。”
吕正操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到这个指示。但他谈到在5月24、25日，也就是发出这个指示后的二三天，冀中领导机关也在逐步向腹心区靠拢，直至25日晚，突然发现敌人并未撤走。他写道：5月25日晚，继续西进，原计划到滏阳河东岸观察，在西进当中得到我军前哨报告：小范镇仍有敌重兵把守，戒备森严。当地群众报告，在小范镇南面滏阳河边一个小村里，驻屯着一千多日军，这些敌人白天也不出动“扫荡”，只在河边树阴下钓鱼。还有河间、献县送来的情报，都说白天敌人坐汽车向北开走，夜晚就又返回了，不知搞什么鬼名堂。得知这些情况，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敌人佯作撤军，实为潜兵之计，设下陷阱，用钓鱼战术，诱我上钩。
5月1日至10日(6)
好险，差一点自投罗网。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再不能往西走了。25日晚，吕正操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走。26日晚，又连续行军一百余里，来到离津浦线仅八里地的八里庄。29日，接到彭德怀电报，“同意冀中领导机关通过冀南转移到外线的意见。”30日晚，吕正操带着队伍一个急行军，就来到了石德路边上的南石村。6月1日夜，“冀中领导机关在景县龙华车站以西潜过石德路，敌人毫无察觉，”至此，冀中领导机关完全跳出敌人合围圈，日军“妄图捕捉我冀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阴谋完全落空。”这一天，距5月1日晚冀中领导机关开大会，演大戏，恰是一个月。
冀中领导机关识破敌人的诡计，并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区后，曾两次发电报，命令所属各部不要执行回到中心区，主力部队赶快转到外线来。吕正操的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两份电报，他说：“军区于6月4日、11日，连续发出两份电报，部署各分区主力外转及外转后如何坚持斗争事宜。明确规定：留一部主力配合地方武装，以隐蔽方式开展地道战、地雷战、爆破战，坚持地区，以一部深入敌占区恢复与开辟工作，大部主力则转移到外线。”
这两份电报，下属军分区及部队是收到了的。当年任七分区政委的吴西说：“6月4日，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发出电报指示：目前形势有继续严重之势，必须认识目前敌人的决心与力量，均使我们在短期内不可能打开局面，故目前必须采取保存力量待机行动的方针。决定冀中主力部队分别外转，自拟路线到冀西或冀南，留下大部分基干团、地区队和地方游击队，继续坚持平原游击战争。6月11日冀中军区再次发出指示，督促主力部队迅速外转……6月21日，冀中区党委、军区发出了《关于青纱帐期间工作指示》，指出冀中的基本区已经暂时变为敌占区，除了主力团、基干团，地区队也可相机外转。”不过，这个指示发出的时间，已有点晚。一些部队已返回中心区。何况，在当时电讯难以保障的情况下，一些部队收没收到这个指示，都是个问题。更何况，当时部队大都以营、连为单位分头活动，一般没有电台。苏锦章说，在大“扫荡”的混乱局势下，营、连一级指挥员“难以及时向上级反映情况，难以及时得到上级的指示。一般只是从群众、村干部以及我派出的两面政权人员中去了解敌情，也凭借着过去的反‘扫荡’经验，独立自主地同敌人周旋。”而凭过去的经验，不少人自然认为敌人的“扫荡”该结束了。
不少冀中部队，像17团三营和22团一个连，在吴西率领下，于6月29日过路到了路西。一些本已破网而出的大大小小的“鱼儿”，不用日本人“从上面轰赶”，又自己钻进暂时还悄无声息的“网”中来了。
■“老子准备打一万人”
6月1日晚，吕正操带着冀中领导机关过了石德路，到了冀南根据地。过石德路，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紧张，原星回忆说：“过路很顺利，主要是该段我地下工作基础好，巡路马灯均报平安，铁路伪警(实际多为我打入之工作人员)直接给警卫，不知真情者，可谓奇闻。另一方面敌对石德路封锁比平汉路相差甚远。我们是从大车通行路口安然通过的。”
当然，冀南也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安定。因为一来日军自4月29日开始的对冀南的“扫荡”尚未结束，二来冀南的群众基础不如冀中，公路未破坏，道沟也很少，村里还有带有封建迷信性质的民间宗教武装。当年带着侦察队在前头开路的原星曾提到，在经过一些村庄时，村内鼓声大作，有的还放枪，不让通行。村民上穿红马肚，下着半截裤，手持红缨枪。熟悉当地情况的人介绍说这些人是信奉孙大圣的，叫“二坎会”。因而冀中领导机关虽说来到了冀南，但仍无法安顿下来，几乎天天行军、转移，“一般在村只住一日，即作长距离大迂回转移。”与在冀中时差不太多。
6月11日，吕正操带着冀中领导机关正住在冀县南边的吴吕村，忽听得村东约七八里一带枪声大作，凭经验即知发生了激烈战斗，不久天空中还有敌机前来助战。原来是出来“扫荡”的日伪军，与冀南部队遭遇，打了起来，吕正操回忆说，“枪炮声像狂风暴雨”，“打得非常激烈。”战场离这个村子很近，吕正操即令部队做好准备，严阵以待，结果敌人没有到这个村子来，倒是我方一些零散人员，突围后来到村中。其中有一位是冀南军区司令部机要科王科长，身穿便衣，独身一人跑了出来。到了这个村子，遇到己方的队伍，真是喜出望外，吕司令员、沙参谋长等人接见了他，向他了解了白天战斗的情况及该地区的敌情。王科长介绍了情况，并说他把电台密码丢入村内水井了，请求派人协助他捞出密码，并护送他去枣强方向寻找冀南军区。吕正操同意了他的请求，令侦察科长原星派侦察参谋王德彰带一个侦察班，帮助他捞出密码，并负责护送他返回冀南军区。
11日晚，根据冀南军区这位机要科长介绍的情况，吕正操带着队伍往南走，越过了南宫县全境，于12日凌晨到达威县境内的掌史村。
掌史村在北平至大名府的公路西侧，有300多户人家。南距威县县城约15公里，北距南宫约30公里，东距山东临清约50公里。威县、南宫、临清，这都是驻有一个中队以上日军的大据点。村子建于高台地形之上，没有土围子，只有断断续续的土墙，村中一条东西大道，可通车辆，房舍多为砖瓦结构，比较坚固。村正东有一深约15米的自然沟，宽可通行大车。村南有一南北向深约半米的自然沟，时宽时窄。村西边和西北边正在修碉堡，尚未完工。没有敌人，属我方有一定群众基础的游击区。队伍进村的时候，正值老百姓做早饭，户户农家冒出炊烟，家家养的狗，见街上来了生人，都叫起来。分工管后勤的人，马上忙着号房子，安锅做饭。负责警戒的人，也在村外安排好了岗哨封锁消息，准进不准出。许多人走了一夜，都困得不行，就在当街一躺，先睡上一会再说。不料忽然间先是南边，后是西边，枪声就响了起来，而且愈来愈密，其中还不时夹杂着手榴弹爆炸声。原来敌人此前向各村派伕修岗楼。部队一进村就封锁消息，民伕自然去不了。于是三十多个伪军、伪办事人员，就大摇大摆地来催要民伕了。值勤部队未及请示，就开枪射击，并一直追到据点跟前，消灭了一批伪军，可也暴露了目标，惊动了敌人。太阳升起的时候，从威县来的日本兵打着太阳旗也来了，由东、西两则迂回，包围了村子，并不断朝村中射击，我方警戒部队也开始还击。
5月1日至10日(7)
抗日健儿在村内与日军战斗枪声一响，吕正操等人立刻把值班部队负责人叫去问明情况，批评说不该暴露目标。但事已至此，多说也无用。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必须速下决心，是乘敌人尚未形成合围赶快转移，还是先坚守?吕正操回忆说：当时我同黄敬、沙克、卓雄、张学思同志商量后一致认为，白天不能行动，队伍这样大，非战斗人员这样多，一行动就会被敌人打散，只能固守村庄，等到晚上才能突围。于是我们决定：在敌人打上来以后，只用步枪、手榴弹还击，不准使用重武器，以迷惑敌人，让敌人摸不清底细，待突围时再使用重武器。
大政方针定下来后，便立即召开了作战会议。参加了会议的原星回忆说，除了几位首长外，到会的有27团的主要领导，两个特务连的干部，加上机关作战科、侦察科、通讯科等几位科长。吕正操首先分析了敌情，他说当面之敌恐怕并不知晓我方实情，大概是乘拂晓以奔袭方式包围村子，抓游击队的。因此我方重火器一律不准开火。但在主要方向地段，为打敌冲锋，歪把轻机枪可以开火。总之要装孙，使敌感到我方最多是个较大的游击队。接下来，部署了任务，命令27团二营负责村东口至村南自然沟以东的防守；三营接二营右翼至村西口地段。特务一连负责村东口(不含)至北口(不含)，特务二连负责村北口(含)至西口(不含)。交待完任务，吕正操又严肃地指出，白天不宜转移，各部队一定要坚持到晚上。至于敌情变化，吕正操说，目前敌人，不会超过500人，打到午时十二点左右，敌人可能会增到千人甚至更多，打到下午四时左右，石家庄、邢台、邯郸、济南、德州援敌均可赶到，敌人可达3000人以上。各部队绝不能疏忽大意，要严守军纪，听从指挥，他还特别勉励27团的干部说，要发扬27团善于打村落防御战的光荣传统。
最后，吕正操又命令侦察科要设法与刚进村时派出去的侦察人员沟通联络，通讯科要与八路军总部保持可靠稳定联系，万勿中断。
散会后，各部队立即分头行动，抢修工事，并用砖坯、门板，杂物把东西街口堵死，把住家院墙挖通，准备打一个白天。这时村周围的敌人不过三四百人。这些敌人认为这村子靠公路这么近，是他们的地盘，村里不过是“土八路的干活”，气势汹汹，趾高气扬，老人们回忆说，当时用肉眼即可看见日本军官穿着白衬衣，挺着肚皮，抡着指挥刀，哇哇叫着逼着士兵往上冲，迫击炮和重机枪，就明摆在打麦场上，连工事都不挖。
八路军奋勇杀敌
一上午冲了三四次，仍没冲进来，村周围的敌人，也已增加到1000人左右，据老人们说，大概就在中午前后吧，敌人逼着一位老乡送来封“劝降信”，说你们已被5000“皇军”包围了，抵抗是没有用的，快投降吧。吕正操看了蔑视地说：“5000人算什么，老子是准备打一万人的。”采访史立德记录。
午后，战斗刚稍缓忽然又紧张起来：出现了一个对我军极为不利的事情：27团一个排长竟然临阵投敌了。这个家伙当然知道吕正操等冀中军区、冀中区党委领导人都在村里，也知道村里有多少战斗部队。这下子可要麻烦了。吕正操立即召开了第二次作战会议，通报了这个情况，并指出敌人很可能会紧急增兵。要求各部队立即加强工事，依情重机枪可以开火。机关干部立即清烧文件。
当时，吕正操是做了最坏的打算的。事情很明白：日本人兴师动众，要捕捉的首要目标就是冀中军区领导机关，如今发现了吕正操，日本人还不马上发狂一般赶来?情况危急万分。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天下午敌人虽猛冲了数次并施放了毒气，但直至黄昏，也未增兵。原星说，根据当时的战斗情况和他1980年现地调查，敌人始终未超过千人，村东北至西北基本没有敌人，并未形成全面合围。或许是日本人不相信那个投敌分子的话?或许是周围敌人据点一时无兵可调?历史真相究竟如何，不得而知，日方文献中只有一段简单的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