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疃村的孩子们不知道，这一夜，是他们在人世上的最后一个夜晚。
老人们说，北疃这一仗打得怪，按常理，既然已经知道日本人明天要来“扫荡”这村，那还不早跑光了，给鬼子留一个空村子?这回可好，不但本村的人没跑，周围一些村子的百姓，怕日本人顺道到村里去报复，也都奔着北疃的地道来了。有老人说，事实上，到了5月下旬，定南县只剩下北疃等8个村子局势尚好，别的村站不住脚的抗日骨干，都跑到这一块来了。一位老人说，直至下半夜，街上还有不少人，有背着枪的战士，有刚忙完一项工作，又想起另一项工作急匆匆走过的干部，也有外村来的百姓，正摸黑挨门找自个要投奔的人家。
“跟赶集似地，”老人说。
5月27日，天刚蒙蒙亮，几乎一夜未睡的赵树光，就指挥县大队、区小队及民兵进入阵地。一双双充满血丝的眼睛，通过围墙上的射击孔，盯着前方。前方——北疃村以外的地方，只见远处的地平线上蒸发着白汪汪大水般的气流，什么也没发现。这会村外都有些什么情况呢?北疃村北边西城村。还不到6点，西城村几个村干部就跑去报告昨晚带着一个区小队来到这村的县委书记赵铁夫，沙河北边村里百姓跑来了，说鬼子来了，大概正在渡河。赵铁夫一听，连忙披上衣服，一面交待区小队整装待命，一面叫上警卫员小张、通讯员老郭，让村干部领着，到前头去看看敌情。到了沙河堤上，往河北岸一看，只见尘土四起，敌人正朝西城村方向开进，很快就要到了。赵铁夫等人连忙回到村里，准备先进地道。
不料进村后却找不到区小队了。赵铁夫回忆说：“我当时生气地大声呼唤(小队长的名字已忘)，”却连区小队的人影都未见到。几个人正议论是不是区小队先下地道了，却碰上个人说区小队去北疃村去了。赵铁夫一听气得火星子直冒。说怎么这么无组织无纪律，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走了，这仗怎么打?又想要是敌人进攻北疃，我们的人都在村里，外头就缺少支援的力量了。可想也没用，只得先下地道。日军、伪军几百人进了村，大皮靴踩得地皮直颤，但未停留，直奔北疃村去了。
约7时许，他们听到从北疃村那边传来密集的枪声。
北疃村南边不远的南疃村，在天将亮时也开来一支百十人的队伍，他们是县大队的第二中队，前几天由大队长范栋申带着去别的地区活动，这天刚赶回来，还未来得及与北疃村的部队联系上，就赶上了战斗。
再回过头来，这时的北疃村又是什么情形呢?当年握着枪守在阵地上的战士们，都看到些什么情景呢?他们首先看到的，大概是远处的一片烟尘，接着出现在他们视野中的，则是拼命往北疃跑来的百姓、干部，以及刺刀、钢盔的反光。
5月16日至6月中旬：“剔抉清剿”(4)
当年披着件小褂，和战士们一起守着阵地向前观察的赵树光回忆说：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敌人就兵分两路，耀武扬威地从东北方向朝我压来。我举起望远镜，只见明晃晃的刺刀和钢盔一闪一亮，队伍像一条巨大的毒蛇在麦浪里滚动着，只见头不见尾。我预料到，一场恶战就在眼前，立即下令：“各中队和民兵准备打!”空气骤然紧张起来。
敌距我越来越近，大约一华里左右时，敌人把兵力铺开，成扇子面形包围过来，端着三八大盖，枪上上着刺刀的鬼子兵“嗷嗷”乱叫，小钢炮、掷弹筒、迫击炮弹也一起落到阵地周围，阵地上硝烟滚滚，不少战士的衣服着了火。
我通知各中队不到百米不准射击，不准放空枪耗费子弹，要一粒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要准备打一天。战士们很听话，他们一个个怒视着越来越近的凶恶敌人，一百米、八十米、五十米……直至敌人靠近了前沿阵地，我们的排子枪、手榴弹才一起吼叫起来，敌人像煮饺子般倒在血泊中。
向敌人射击日本人冲了三次，均被打退。这下可把日本人给惹火了。1942年，日本人的狂妄劲还没下去。这次他们出动一个大队，原以为“扫荡”
一个村庄，围剿几个土八路，算得上什么事?据说冈村宁次曾夸口说，日军的战斗力，一个大队是可以对付国民党军一个师的。如今，整整一个大队的“皇军”，却连几个“土八路”防守的村子都攻不下，成何体统?日军大队长大江芳若把他的部下召集到村东北两里的一片坟地，大骂了一顿，并重作部署，开始新的进攻，他挥动着指挥刀，吼叫着：“土司麦，司麦(前进)!”日本兵脱去上衣，穿着白褂子，戴着鳖子帽，端着明晃晃的上了刺刀的三八枪，哇哇叫着又凶猛地冲了上来。炮火也更猛烈，枪炮声震耳欲聋。打到下午一点多钟(一说“太阳平西”)，日军首先从民兵把守的西南角也即北疃村与南疃村接合部的朱根德家突破，一进村就上房，架起机枪就扫。在敌人火力占优势的情况下，原来计划先利用村边工事打，再利用高房工事打，最后打地道战的作法行不通了，只好下地道，准备利用地道再收拾鬼子。于是，成群的日本兵冲进村子，房上、街上到处都是鬼子。北疃村表面被日军占领。
民兵在地道内作战
如果能像我们在电影《地道战》里所看到的那样，利用地道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那么鬼子再占着村子，来的人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可当年在北疃，赵树光他们一下地道，却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约五尺高、三尺宽的地道里，挤满了人。不仅仅是人，还堆满了东西。
老乡们把家里的家当几乎全搬进来了。不要说打仗了，走都走不动。一抬左脚，听见“咯咯咯”的叫声，一看差点踩着不知谁家的鸡；再一迈右脚，一根木棍险些打中了头，一看原来不知是谁放的锄头。地道里，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再加上猪、鸡、农具、炕柜、纺车……真是水泄不通，寸步难行。“你就想想上下班时公共汽车里是个什么情况吧。”有的老人如是说。
队伍窝在地道里动弹不得，地上的敌人未受到打击，可闹得欢了。日本兵在一些汉奸的引导下，四处寻找地道口，并强迫抓来的民夫在当街、院内乱挖。北疃村靠近沙河，又是平原，地下水位高，地道不可能太深。挖着挖着还真挖到地道了。日本兵一边冲着地道乱叫，一边从身上拿出毒气筒，扔了进来。毒气在地道里四处蔓延，又从别的地道口、出气孔冒了出来，于是又有许多洞口被敌人发现。
据幸存者回忆，地道一挖开，人们觉得眼前一亮，忙往地道深处挤。接着听见上头日本人在哇啦哇啦叫，然后只见“嗤”地一声，掉下个冒烟的筒筒。地道里的人，包括战士，大多是头一回见这玩艺，谁也不知道这是毒气筒，还以为是块烧着的木头什么的。接着就闻见一股辣椒味、火药味，还带着甜味。然后就觉得喘不过气，胸口憋得像压着块大石头。眼睛直流泪，直流清鼻涕，这才悟过来是小鬼子要用新花招杀人了。顿时，洞内混乱起来，人们东走西撞，争着往洞口挤。但地道内空气不通畅，人又太多。
毒气很快就发生了效用。很快洞内咒骂声、呻吟声、呼喊声，搅成一团。有的大骂日本鬼子，有的呼爹叫娘。这会人们中毒已深，全身发烧，都觉得透不过气，一个个紧靠着洞壁，倚在泥土上。时间不大，咒骂声、呼喊声渐渐沉寂。只见中了毒的人一个个双手在胸口抓来抓去，有的在地上打滚，然后一批批窒息而死。
幸存者说，在洞里被熏死的，以老人、妇女、孩子居多，一来是因为这些人抵抗力更弱；二来是因为他们下地道早，自然也就待在空气更不流通的地道深处。幸存者讲，当时洞里躺满了被熏死的人，有的地方二三具尸体倒在一起，把地道都堵住了。有的是一家子死在一块，像北疃村的王牛儿，带着分别为十岁、八岁的两个儿子，死在一块。据幸存者回忆，当时两个孩子还直叫娘，王牛儿说：“别叫你娘了，她还不知死在哪儿了，咱爷们死在一块吧。”北疃村的李菊，怀里抱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孩子还正吃着奶，就这么死在洞里。后来去掩埋尸首的人说，还瞧见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仰着倒在洞里，两臂一边挽着个10岁左右的女孩，都死了。日本兵把毒气筒扔下去后，都停止了叫喊和打枪、一个个很有兴趣地听着地道里的动静。
5月16日至6月中旬：“剔抉清剿”(5)
因为日本兵也不知道毒气筒的威力，更不知道能不能在地道里起作用。据说，大江芳若大队出发前，曾要求士兵要寻找机会实验毒气筒在对付地道中的使用方法，并在作战完毕后上报使用的经验。
一些离洞口比较近的人，中毒较轻的人，挣扎着爬出地道。鬼子怕地道里毒气不散，不敢下去，但强迫抓来的民夫下去，把昏迷不醒的人拖上来。地道口外头到处是鬼子，一见人爬出来了，有的顺手就是一刺刀，侥幸未死的，又被鬼子大皮靴一踢，“开路的，”押到房里看守起来。
这些在洞里没给毒气熏死，爬出洞口时未让堆在洞口的柴火烧死，出来后又未被刺死的人，可谓幸运儿了。然后，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就谈不上还有什么幸运了。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几位幸存者的回忆吧。村民王文雪的回忆：那天下午，我满身泥土，满脸眼泪鼻涕，一歪一斜地被鬼子给押到朱根德家的南屋里。屋里已有三四十人，也都是一脸眼泪鼻涕、满身土，个个张着嘴，呼吸短促地瘫在地上哼哼着。我一看就知道这些人和我一样，也是中毒后从洞里爬出来的。
我进来后，鬼子还不断往里押人，有的不光中了毒，头上还流着血，大概是叫鬼子给打的。到天黑时，屋里一共押来七八十人。人挨着人，屋外有鬼子站着岗。
中了毒气的人，浑身发烧、口渴难忍。鬼子却偏不让喝水。这一夜，陆陆续续死了16个。活着的人，默视着那16具尸体，都在想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死。
第二天(5月28日)鬼子吃过早饭，就把屋里还活着的人全赶了出来，就站在朱根德家的院子里。四周是鬼子。一个翻译官过来说：“谁换上军装就能活命，不换就死了死了的。”
我当时心想，这小鬼子让咱这百姓换军装干嘛?换上军装，也许说我是八路，要杀了我!翻译官问了几遍，见大伙也不说换也不说不换。就又叫道：“愿穿军装的留在西院，不愿换军装的到东院去。”然后鬼子挨个把人拉过去，翻译官问：“换不换?”有的回答：“不换!”就让鬼子一把推到东院去了，有的迟疑了一会儿，说“换。”就留在这院不动，回答说换的人多。
回答说不换的只有16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便都给押到东院来了。
一进东院，就瞅见山药井边上倒着两个人，走近一瞧，是本村的许根柱、许福山。都已经死了。大伙心里正难受，又瞧见有个一脸杀气的鬼子提着一桶水进了院，把洋刀在水里蘸了蘸，顺手把刘玉章给拉过去，强迫他跪下，接着一刀就把头给砍了，那血从腔子里喷出来，一米多高。鬼子一脚把尸首踢下井里，又拉过四个人，“咔”“咔”，又砍了两个。我一看这鬼子是真杀，不能等死，扭头一瞧，墙上正好有个缺口，墙那边就是西院，就在鬼子正砍人的时候，抽冷子一下从缺口处窜到东院。过墙的时候才发现，那院有个鬼子正站在缺口边上。
院里好几十人正乱着换军衣，也没人注意。我赶快拿起套军装换上。
原来，鬼子让百姓换军装，是拿我们充被日本人俘虏的八路军。好跟他们上司请赏，也是给老百姓看的。下午，鬼子押送着我们这些“八路”回定县，路上又拿刺刀挑死了14个走不动的。这以后，又拿汽车把我们从定县运到石家庄。又运到关外，到抚顺下了煤窑。半年多后我才逃回来。
村里人告诉我，在朱家东院山药井里发现了15具尸体，有13个是没头的，2个是枪毙的。
我知道，这15个人是怎么死的。不愿穿军装的那16个人，就剩下我一个，算是死里逃生。
村民李洛田的回忆：我爬出地道后，被鬼子押到李洛敏家那两间小屋，几十口子人，全都挤在那两间小屋里，有的发烧把自己衣服脱了，有的一口一口喘粗气，就这么躺着、靠着、立着。有个人推开门跑到当院里大声喊：“渴死人了，给点水喝吧。”刚说完，在房顶上站岗的鬼子“叭”地一枪就把他给打死了。这么一来谁也不敢再出去要水喝了，一夜，死了12个。
第二天太阳平西的时候，听见街上鬼子整队要走。这才把没死的都赶出屋，只见一个上身没穿军服，只穿件褂子，下身挽着裤腿的鬼子，手里拿着把亮光光的刀，嘴里哇啦哇啦叫着，指挥着鬼子兵把人都拖到粪堆上，执行枪决。这屋里关的百姓，不是老的，就是小的。
一个个全给枪毙了，连九十多岁的老头李洛敏，也让鬼子给杀在家门口了。刘兵站，还只是个13岁的孩子，也给杀了。我是最后一个。也没什么怕的，心一横，望望天，再看看地，来吧。
只见“叭”地一声，只觉肩膀、下巴上一热，身子不由自主地倒下了。但没死，我心里还明白，一动不动地躺在那，眼角瞅着鬼子。不一会，鬼子走了，我连忙挣扎着爬起来，托着下巴。去外村找大夫。大夫说，算我命大，这一枪，从肩膀上穿过，又从下唇处穿出，也不知是怎么打的。
鬼子从27日下午进村，28日下午离村，整待了一天。在这一天里，鬼子除了杀人，还大肆奸淫妇女，有的妇女刚半死不活地从地道口爬出来，就让鬼子给拖过去轮奸。像王××，是个18岁的姑娘，在洞里中毒后，仗着年轻，总算从李克朗家的洞口里爬出来了，可没想到刚爬出来，就让十几个鬼子按住轮奸了，最后就死在李家了。还有好几个中毒轻一点的妇女，被鬼子抓去给他们做饭。饭做好了，几十个鬼子又把她们全给轮奸了。
5月16日至6月中旬：“剔抉清剿”(6)
据幸存者回忆，大部分妇女，是被鬼子集中关在开轧花店的李洪辰家。除了年龄过大的外，十岁的幼女，五六十岁的老太太，无一幸免。日本人三五成群闯进来，抓过来一个按在地上就奸。几个鬼子把一个12岁女孩拖过来，大白天当着中国人的面就强奸，那女孩的母亲中了毒，也躺在院里，听着女儿直叫“妈呀”，眼泪直流。还有一个鬼子，闯进院后，转了几圈，一把拖出一个年仅10岁的幼女，就按在地上奸污，那女孩叫得那个凄惨，在场的人都捂着耳朵不敢听。那女孩的奶奶也在院里，在一边给那个日本兵磕头求饶，可那个鬼子仍不停止。有个外村的青年妇女，让鬼子抓住后，拖到李化民家院子里，脱光衣服，又抓来北疃村的一位男青年，也脱光衣服，然后强迫两人面对面坐在一起。鬼子还摘来不少石榴花，插在那位青年妇女头上，一大群鬼子围着看，开心得不得了。随后又将那个妇女拉进屋，轮奸了。
有极少数人，逃出了北疃村。像县大队副政委赵树光，在洞里熏昏后，被日本人抓来的民夫从地道里拖了上来。当时是拿一根竹竿，前头绑上绳子，就像套马杆差不多。由民夫套在人身上，上头一拉，给拖出来。赵树光回忆说，日本人把这些身上带着枪(大都拿着枪就昏过去了)的战士、民兵，都押到村西一户人家关押起来。大伙口渴难忍，就十几个人一齐喊：“要喝水。”日本人可能是想留下活口，怕都死了，就让民夫送来一桶水，水一下肚，都一阵难受，一个个忍不住吐起来，吐完了，反觉得轻松了。不知怎么，日本人防守得不严，虽说房顶上有哨兵，但房门没锁，人也没绑。于是赵树光他们乘着黑夜，敌人的哨兵也正打盹，一个个蹑手蹑脚出了房屋，又贴着墙往村外撤，后头不知谁不小心踢了水桶，“当啷”一声惊醒了敌人，“叭叭”地乱打枪，但赵树光等人已逃到村外大麦地里了。一些百姓，也设法逃了出去。27日中午，听着北疃村的枪声稀疏下来，又见村里房顶上站满了鬼子，周围村里的人就知道不妙。接着听见村里传出阵阵妇女的哭叫声，零星枪声，鬼子的嚎叫声，就知道北疃村这回遭了难了。都说咱的干部呢，咱的队伍呢，怎么不来搭救一把?其实，在北疃村外头的干部，何尝不想支援北疃。县委书记赵铁夫回忆说，在5月27日上午，北疃村的枪声、炮声正响成一片时，他就派人去东西赵庄送信，请据说是驻在那儿的分区独立营赶快来支援。结果没有回音。北疃那边枪声一停，凭经验他就知道情况不好，急得坐立不安，正说摸过去看看，在西城村外遇见从北疃村跑出来的县大队一中队队长马宗波和四五个战士。马一见赵铁夫，就说赵书记，大队和老乡们全给捂在地道里了，我们是顺着地道走，用刺刀把地道掏透，出来一看是块麦地，才算逃出来了。赵铁夫一听又痛又急，一边安慰他们，一边又写了封信，让他们坚持一下，先去找驻赵庄的分区部队，请他们火速支援北疃，但仍无消息。
一直到了第二天晚上，分区部队也没有来。周围村庄的百姓见日本人从北疃村都撤了。一些干部、民兵，才急急赶到北疃。一进村，就见到处是死人。死在当街的有300多，死在村东北井台上的有90多，死在鬼子在村里的大队部所在处——李洛敏家的，有29人。朱根德家院里，一个青年被辘辘将头砸得稀烂，红的血、白的脑浆流了一地。青年妇女李朱儿，赤身露体，坐于墙角，两腿分开，头耷拉着死去……
一些当年去北疃村掩埋过尸体的老人，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但一听问及当年的那些事情，脸上立刻显出痛苦的神情。话很少，问一句，说一句。有些事情，问了也不说。似乎很不愿回忆当年那悲惨的情景。
问：当年鬼子走后，您去了北疃吗?答：去了。
问：您都看到些什么呢?答：……
问：除了街上、房里、院里、井里有尸体，地道里还有尸体吗?答：有。
问：您当年下地道去拖尸体了吗?答：去了。
问：地道里，又是个什么情形?答：(沉默片刻)吓人。拿着油灯下去，一照，半明半暗地，一溜死人。一个人我是不敢下去。
问：尸首不是一二天就都埋了吗?怎么材料上说都臭了?答：那两天天热，还没进村，就嗅见臭味了。
老人说的完全是事实。在5月28日夜，冀中军区骑兵团一部途经北疃村时，也嗅到了尸体的臭味。李健回忆说：“5月28日夜，我们从七级村西内堡附近向西北出发，仍想找到七分区领导，向他们当面传达，不意夜间途经定县北疃村时，忽然一股难闻焦臭之气扑鼻而来，很觉奇异，低头一看，满街尸体，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惨不忍睹。有些临街房下、路口，也被挖掘开了。这时我心里忽然明白，这一定是日寇放毒，放火，大批残杀我利用地道抵抗的抗日军民。”
骑兵团没有在北疃村久留，李健他们只是告诉村干部，请他们尽快把群众和战士的尸体掩埋好，部队也一定要为乡亲们报仇。在北疃收尸的乡亲们依依不舍地看着骑兵团几百匹战马在夜幕中渐渐远去。老人们说，那天晚上，大家在躺满尸体、村内外弥漫着死尸的气味的北疃村忙碌着，一个个都装出十分平静，似乎这种场面见多了的神情，相互见面，什么也不说，只是轻声讨论着具体事：你看谁谁家的尸首咋办?你看谁谁家还有活人吗?其实，人人心中都堵着一大团东西。月光下，神态各异的死人宛如活人，而面色难看无声无息地忙碌的活人，却犹如行尸走肉。骑兵团要是早一天来，是决不会坐视日本人遭害百姓的。所以，多少年以后，还有人埋怨说，当年分区部队咋就没来呢?老人们讲，那干部们一直说，分区部队会来支援，大伙听了，觉得心里有底，才守着村子没跑。要是说就是县大队这些个人，那就又不一样了。对此，当年任定南县委书记的赵铁夫在回忆北疃战斗时，也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从这次对敌战斗的情况看，按原定的战斗方案，战前的准备工作是充分的，游击队和民兵的战斗是非常英勇顽强的，负责这次战斗的赵树光同志的指挥也是坚强有力的。遗憾痛心的是七地委、七军分区未能按原定作战方案去做，在关键时刻没有给予必要的支援，这是造成这次战斗失利的重要原因。”
5月16日至6月中旬：“剔抉清剿”(7)
赵铁夫说，北疃战斗后，县委曾几次向地委提出，查一查分区部队为什么没有按原定作战计划来支援，并作认真处理。但均无结果。
赵说，“我于此事，于1944年秋，中共北方分局在阜平召开高干会议上，曾提出过批评意见。似也没能得到一个答复。事实上，直至今天，也没谁能说清，当年分区部队没能按计划支援北疃，是由于有什么客观原因，还是有别的什么因素?”
当年在北疃指挥战斗的赵树光，倒没提分区部队为什么没来这档子事。但他提到，那天午后，敌人暂停进攻——也即大江芳若开会时，他曾想在敌人完成新的部署前突围，但当时在村里的两位抗三团的干部都不同意，认为还是应打到天黑再撤，他们一个是长征干部，一个是参加过19路军上海抗战的。游击战经验也有，阵地战经验也有。赵树光觉得也有道理，就没突围。
如果当时坚持突围，损失会不会小一点呢?不知道，历史，是不承认“如果”的。
还有材料说，日本人早上一围村，就根据汉奸送出的地道图，挖断了北疃通往解庄子的地道，插上了木桩。一进村，又挖断了通南疃的地道。如果通外村的地道还通，损失是不是也小一点呢？
我们到北疃村那天，正赶上电视里在播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电视剧，那里头也有日本鬼子“屠村”(借用“屠城”一词)的场面。
我们和老乡们挤在炕上，一边看着——一台14英寸黑白电视，一边说着话：问：您瞧着这场面拍得怎么样?还像不?答：（笑）还行吧。
问：可我们总觉得，还不太像。
答：比起当年的实情来，是还差点事。你瞧那衣服，还穿得挺整齐。我们当年瞧见的死人，好些是赤身露体，还有好些让火烧了，让狗咬了，那衣服只剩下几个片片，半拉子了。
还有那表情，那死人的表情咋能都一样呢?有的是眯着眼，张着嘴，一瞧就是刚从地道里爬出来，就让鬼子给整死了；有的是龇牙咧嘴，那是出了地道有一会了，再让鬼子活活折磨死的。不一样的。(停顿片刻)那死人，也是有表情的。
问：现在村里还有残存的地道吗?答：早没了，64年发大水，全泡塌了。
■6月8日，肃宁县雪村，雪村——“血村”
如果在那年6月走进河间县城，你会看见城门楼上，有一颗用鸟笼盛放着的男人头，那是被日军残暴割下的冀中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的头颅；如果在那些日子，你翻开任何一种敌伪报纸，——不管是什么《石门新报》，还是什么《新民报》，上面都会有一行大字标题，赫然写道：皇军击毙共军军分区司令官常德善；如果在冀中的村庄，你遇见了隐藏着坚持斗争的干部，他们都会心情沉重地问道：知道吗?常司令员死了。
常德善，生前任冀中军区八分区司令员。他是山东峄县人，贫苦人家出身。两岁时父母双亡，从六七岁就开始给人家放猪放牛，养活自己。1929年17岁时参加了红军。
开始是给关向应当勤务员、警卫员。继而在部队里当排长、连长、团长。是一员从枪林弹雨里冲杀出来的战将，打起仗来非常勇敢。他曾在战场上救过贺龙的命，所以贺龙一提起常德善，总是说：没有常德善，就没有我贺龙。长征的时候，常德善任红6师参谋长，率部队担任后卫，战功卓著。抗战开始后，常德善任一二师一个团的副团长，1939年随一二师到冀中后，就留在了冀中。吕正操回忆说：“常德善是一二师的一员战将，是我亲自向贺龙同志要来冀中，他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任八分区司令员，指挥果断、机智，八分区的干部、战士都很信服他。日本人也很敬畏他，知道他是贺龙将军带出来的一员虎将。
当年认识常德善司令员的老人们，一提起常司令员，都不由流露出敬佩和痛惜的神情。从他们的七零八碎的话语中，我们对常德善司令员的外貌和人品，都渐渐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一员好将，可惜了。”
“劳动人民体格，山东大汉，有近1米80的个头吧。”
“能打呀，反‘蚕食’，还就是八分区常司令顶得凶。”
“待人和气，没架子。很痛快、很豁亮个人。”
“打小受苦，没读过多少书，但人聪明。”
……
可以想见，常司令员是一个从小吃过许多苦，又在革命队伍中摔打多年，很成熟、很勇敢的一员战将。据说，直到建国后，贺龙一想起常德善，眼圈还都是红的。
常德善是“五一”大“扫荡”期间牺牲的级别最高的军事干部。从日本人的角度看，这也就是他们捕捉到的最大的一条鱼吧。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日本人左一网、右一网，都没捞到什么“大鱼”，怎么偏偏这一网撒得这么准呢?下面，就让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打开历史的记忆阀门，看一看历史是怎样一步步走向那悲剧的时刻：1942年4月，“五一”大“扫荡”前夕，根据冀中军区的统一部署，冀中八分区也进行了反“扫荡”的准备工作，并把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分成几摊，分头活动，以免被敌人一网打尽。当时八分区机关及主力部队23团(三营九连制的大团)和30团(六连制小团)分成好几股分头活动：23团一营，归冀中军区直接指挥，负责保卫冀中党政军领导机关；23团二营，由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率领，在深武饶安腹心区活动；23团团部带一营、30团全部，也在深武饶安腹心区活动，并由八分区司令员、政委直接指挥。
5月16日至6月中旬：“剔抉清剿”(8)
八分区副司令孔庆同，带小部队，在任河大地区坚持；八分区参谋长李弗畏，带分区警卫营，在献县、交河一带活动。
在“扫荡”之初，常德善带着队伍先是在饶阳、武强、献县等腹心区活动，等到敌人要合围腹心区时，他们又及时跳到了文安洼地区，躲开了敌人的大合围圈。5月中旬，等敌人对腹心区的“拉网扫荡”结束后，他们又大胆地从饶阳城西渡过滹沱河，一直插到饶阳至安平公路以南的南京堂一带，回到腹心区。等到他们“发现敌人不是短期‘大扫荡’，而是长期‘驻剿’，修公路，筑炮楼、挖封锁沟、建爱护村，准备长期据守”时，又及时撤了出来，北渡滹沱河，又转移到任河大地区。在那一直待到6月初。后又从任河大地区进入河间、肃宁一带腹心根据地，最终在肃宁县雪村一带遭敌合围，几乎全军覆没。
在腹心区时，常德善还专程去安平县堤涡村看望了刚生产不久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弓桐轩回忆说：“五一”“扫荡”前，我正怀着我们的孩子，快生了。“扫荡”前冀中军区有个电报，让怀孕4个月以上的孕妇到路西去。我让他们回个电报就说我病了，没去。冀中这么大的地方，要想躲，还是有地方躲的。凡是乱跑的，不是死了，就是给抓去了。
就是在“五一”那一天吧，到了武强一带，城北的一个村。半夜后，常找到我，他没送，派人把我送过深安路，到安平堤涡村。我娘家在那里，生下孩子。生下孩子第3天，敌人又来了。我就往南走，到了一个村躲在老乡挖的白菜窖里，对付了几天，以后又回到堤涡。孩子生下来第12天，他们躲过“扫荡”，转回来了。找到魏洪亮，常司令那会也就带几百人，有时更少，不到一百人，方便。
到安平堤涡村来看我和孩子。要走，我母亲不愿意，又待了待。下午到的，天亮走的。这是我见他最后一面，这个孩子也只见了这一面。采访弓桐轩记录。 常德善本已觉察到敌人这次“扫荡”不同以往，并及时地再次跳了出来，转移到任河大地区，为什么到了6月初，又要进到腹心区来呢?一些老人一提起这个问题，都说：“还不是军区5月21、22号，两次电报，命令重返中心区，打开局面，恢复地方工作，稳定群众情绪。结果正钻进人家布好的网里去了。
要不常司令、王政委他们也不至于……”
不过，冀中军区当时作出敌人“扫荡”已趋结束，我军应转回内线的判断也非空穴来风，也是有一定依据的。
这第一，来自以往反“扫荡”的经验；第二，来自当时的敌情报告。
抗战已抗了好几年了，日本人“扫荡”也扫了多少次了。“扫荡”与反“扫荡”，已形成了一定的规律。
这个过程，可以说是表现为内线、外线的数次交换上：第一次交换：敌人从沿交通线的据点出发，进攻我根据地，即由外线压向内线；而我军则暂时转移，离开敌人即将合围、扫荡的中心区，到靠近敌人后方去，即由内线转到外线。具体到冀中，就是敌人从平汉、津浦、石德等铁路干线逐步往冀中腹心根据地深武饶安地区压缩，而我军则跳出腹心区，转移到靠近敌人交通线的地方去，那里在敌“扫荡”期间反倒安全。
1942年6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进攻冀中平汉铁路
第二次交换：我军在敌人后方积极活动，打击敌人，迫使敌人回防或回过头来“扫荡”我腹心区外围地区，即使敌人由内线再转回外线，而我军则乘势又由外线转回内线，回到腹心区，打击留下修路、建据点的分散之敌。
如果说这样两次交换算一个回合的话，那么一般一个回合或数个回合后，敌人的“扫荡”也就宣告破产，被迫仍退回原据点，而我军也仍在腹心根据地坚持。“五一”
大“扫荡”一开始，自然也是这种模式：从5月1日至5月15日，敌人从四面八方，一步步压向中心区，而我军则相继跳出中心区，转移到平汉线、津浦路、石德路附近去。敌人在我中心区疯狂“扫荡”、大肆“拉网”时，我军也在外线积极作战，打击敌人。据冀中七分区政委吴西讲，他们曾接到冀中军区5月15日发出的《关于反敌“清剿”的指示》电报，“指示为了调动敌人，要求主力军集中一定兵力袭击重要城镇和交通线。”七分区令17团挺进敌后作战。
18日，17团二营奔袭定县县城，炸毁城关桥梁一座，22日夜，17团三营及地方武装一部又挺进到新乐县离平汉铁路不到20里的刘家佐、北乔寨村，与敌激战后退出。这个指示，估计八分区也收到了，八分区部队曾围攻泊镇、交河县城，并炸毁津浦路上行驶的列车两列，其他各分区，也都积极作战，以吸引敌人回援，减轻对冀中腹地的压力。
5月15日，晋察冀军区还发出电报，命令路西及平西各军分区向平汉路展开有力破击，以吸引深入冀中中心区之敌外转，缩短敌人“扫荡”的时间。据此命令，北岳区和平西区的部队向平汉路西侧屡屡出击，8天中共攻克、摧毁碉堡39处，歼敌1200余。
5月17日，八路军总部电勉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及冀中全体指战员，坚持平原反“扫荡”。号召冀中部队渡过艰难路程，争取反“扫荡”全部胜利。同时命令各战略区积极出击，山东部队向津浦路沧县至德州段；晋冀鲁豫军区向平汉路石家庄以南段进行破袭，吸引敌人回援。
5月16日至6月中旬：“剔抉清剿”(9)
冀中军区转至外线的部队，晋察冀军区所属路西及平西地区部队及山东军区、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虽然都对敌展开进攻，积极作战，但对敌人的打击似乎有限。日方资料中提到：“于17日得到特情报告，敌方对外围冀西、冀南军区各部队频频下达指令，以20日为期，将对京汉、石德各铁路进行全线袭击。事实上，其后在第110师团警备地区内，敌人只在各地反复发动过小规模的袭击。”
看来，当时并没有把敌人打痛。但日本人非常狡猾，他们装出一副火急回援的架式，白天一辆辆汽车驶向沿线大据点，像是撤兵的样子，实际上并未撤兵，而是隐藏起来，虚网以待。有材料说，自五月中旬后，敌“在献县北之臧桥附近堵塞子牙河，以抬高滏阳河、滹沱河水位，沿河岸及公路沿线增派日军守卫。白天以骑兵、自行车、装甲车、汽艇来回巡逻，夜间则到处举火照明。阻我越渡。而在河肃路(河间至肃宁公路)以南滹沱河以北地区，于五月底以前，则一直不设点，不建碉，故留空隙，作为所谓‘诱导圈’，采用‘张网捕鱼’、‘张口待食’战术，三五天奔袭合围一次，寻我主力作战，只要一处发现我军主力，敌即从四面八方，天上地上，蜂拥而至。这些地区正是八分区的中心区。”
鬼子的坦克进村了
我们没有能够及时识破敌人的诡计，仅仅依照过去反“扫荡”的经验和一些未必可靠的情报，便匆匆作出敌人在我外线部队打击下已经回援，我外线主力部队应该回到中心区来恢复地区的判断。于21、22日两次电令各分区主力返回中心区。岂不知，这正中了敌人的奸计。
我们在研究敌人，敌人也在琢磨我们。我们摸清了敌人“扫荡”的规律(“扫荡”——安据点、清剿——撤兵)，敌人也掌握了我们反“扫荡”的规律(转移——外线出击——回到中心区)。要知道，这一次的对手，毕竟是冈村宁次呀。不过，也有不同的说法，似乎冀中军区在21、22日即已意识到敌人“扫荡”是长期的，主力应到外线去。李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6日夜我们侦得敌可能对任河大地区‘扫荡’，夜间在后卫部队马尾巴上拴树枝，消灭痕迹，向东南插到津浦线附近，摆脱了敌人的‘奔袭合围’，隐藏进入交河以东、东光西北的后城子村。17日拂晓前驻下后，了解情况时，得悉有部队和大机关也驻在这一带，我们立即派干部四出侦察了解，真是巧得很，他们回来都说军区机关驻在后陈庄一带”。
这里李健的记忆可能有误。据吕正操回忆，冀中军区5月16日是“住在子牙河东的河间县属的黎民居村”，5月17日“住在子牙河西岸的西张各村，”5月21日、22日两天，才住在“东光县的后陈庄”。解放后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六分部政治部副主任的赵进元，当时每天坚持写日记，记下宿营地村名，所言亦与吕正操的回忆相同。因此，李健他们到后陈庄碰到冀中军区负责人，当在5月22日，即军区电令各分区主力部队返回中心区那天，而非16日。
李健他们一听说军区领导机关就在附近，自然是喜出望外，“这真是天大的喜讯啊!”吕司令员、黄敬同志、沙克参谋长接见他们时，也非常高兴。先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汇报，还留他们吃了一顿午饭。饭后，又向他们交待了下一步的任务。本来，李健和马团长都认为，骑兵团目标太大，冀中腹心区据点、碉堡、公路、封锁沟又与日俱增，再进入内线确实不好办。这一次军区首长一定会放他们到外线去，发挥骑兵快速的特长，四处袭击敌后方据点，吸引内线敌人回援。不料军区仍要求他们返回内线。李健回忆说：
在冀中平原的八路军骑兵部队饭后，出乎我们意料，吕司令员说：“你们的任务还是继续坚持内线斗争，除原有的侦察情况，牵制敌人，宣传群众外，再加一项传达指示任务。当然再入中心地区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现在很多电台都联系不通或时断时续，区党委和军区发了一个指示，主要精神是：一、思想上要做长期坚持的准备。二、主力部队应尽快向外转移，敌进我进，插入敌占区，从敌后方打击敌人，不得已时可暂时转入根据地外边打击敌人；地方部队应分散活动，打击修路、建点、残害群众的小股敌人。三、地方组织和人员应尽快隐蔽，尽量减少敌对我基层组织的破坏。”
吕正操司令员最后说：“这是让你们二闯曹营，根据前一段情况看，我认为你们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当时，骑兵团的干部对军区的决定很有些不解。李健回忆说：“马团长传达后，干部们立即议论起来，有的说：‘首长们知道骑兵目标大，在敌人扫荡点碉日增情况下，很难活动，为什么还要我们再返中心区呢?’有的说‘我们这三个连冲出来不容易啊!其他三个连凶多吉少，为什么还要我们再进去呢?’有的说：‘如果让我们就近跳过津浦路以东连续袭击敌沿线车站、县城，这该有多大作用啊。’”
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对冀中军区让骑兵团回到腹心区去倒没有什么不解，对李健提到的“指示”倒有些迷惑不解。因为我们知道，正是在22日同一天，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再次发出指示，要求第六、八、九军分区主力部队回到中心区去，这里怎么又要求“主力部队应尽快外转”呢?难道说，冀中领导机关会在同一天发出两份相互矛盾的指示吗?或许有人会说：在这一天发出的电报指示，是针对六、八、九军分区而言的，而对李健等的口头指示，是针对七军分区而言的。但李健在回忆录中提到，他们首先就是去任河大地区，找八分区领导传达这个指示，没有找到，只好请八地委一位部长转为传达。这个历史疑点应如何解释?因无史料，只好暂且存疑。
5月16日至6月中旬：“剔抉清剿”(10)
据我们手头的资料，在5月22日以后至5月底，冀中领导机构又发出了两个指示：5月25日，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发出《反敌“清剿”的指示》，指出，我之中心任务在敌之“清剿”地区是反“清剿”、反抓捕、保存力量；在外线是积极破坏袭击敌重要点线并准备敌之再合围“清剿”。“反清剿武装斗争在内线主力军应分散到排，甚至班，必要时穿便衣……外线主力军，不是分散活动，而是集中一定兵力袭击敌重要城镇与交通线。”5月31日，冀中区党委、军区发出《关于坚持冀中区工作的指示》，指出：目前形势之严重，非短时期所能打开，因此我之方针，除不放弃一切可能与敌斗争外，必须尽一切可能保存力量，以待时机。各主力部队，应远出敌后空隙地区，进行休整。
显然，这两个指示，在精神上有很大的不同。第一个指示虽也提到“在内线主力军应分散到排，甚至班，必要时穿便衣，”但没有提撤离中心区，转至外线的事，分散活动
也好，穿上便衣也好，在内线的主力部队还是应在当地坚持斗争。而后一个指示，则提出各主力部队应转至外线，到敌人后方，进行休整。
前后两个指示，有如此大的不同，又与5月29日的两件事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两件事，一是在这一天接到八路军总部电报，同意冀中领导机关通过冀南转至安全地区的意见；二是八分区主力团23团一部在饶阳东西张岗村遭敌合围，伤亡惨重，团长谭斌阵亡，仅政委姚国民率少数人突出合围。
八路军总部的态度，对冀中军区领导人当然有很大影响，既然领导机关可以转移至安全地方，下属各军分区、各部队，当然也可转移。至于23团遭受严重损失，也使冀中军区领导人对敌情之严重有了一个新的估计。23团是八分区主力团，团长谭斌是红军干部，如此坚强的部队，如此坚强的干部，被敌打垮，这在冀中部队几年历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一次捕捉到这么多八路军正规军，大概也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方文献中曾专门记载了此事，当然不免有些歪曲：另外，在第二天即29日，步兵第163联队第11中队在蠡县东南约20公里西张岗附近，搜索到敌军约450名，予以猛烈攻击，战斗结果敌遗尸245具，俘104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