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五年抗战就这么完了”(1)
◇在历史专业书中，是这样叙述“五一”大“扫荡”的结局的：“五一”大“扫荡”，我方“伤亡减员达16000多人，群众被杀害、抓走达5万余人。至6月底，敌基本上控制了冀中平原地区，我军主力被压缩在中心区以外，一时不能返回。冀中根据地基本上变成了游击区及敌占区。”
游击区，那就至多只是“半个天下”了——白天是日本人的，晚上是咱们的；敌占区，则连半个天下恐怕都没有，只能是偶尔一往吧。
日军在大“扫荡”结束后，不像以往那样撤回沿交通线城市或大据点，而是留下重兵，驻扎在冀中乡村。日方文献声称：“在进行冀中作战时担负着‘军事上猛烈攻击’任务的各兵团，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成果，各联队、大队在反复进行清扫作战后，逐渐转为中队、小队分驻形式，并设法加紧完成警备据点的自卫设备、交通通讯网的完善及隔断壕的构筑等等。与此同时，要一面开展对民众的工作及加强侦谍组织网，一面要逐渐实行高度分散部署，努力扩大治安地区。”
从山西调来参加“五一”大“扫荡”的日军41师团，“扫荡”结束后，就留在了冀中，并附属独立混成第9旅团等部，担任冀中地区的防务。直至1942年12月23日接到命令，41师团才调至太平洋战场，冀中地区的防务，则“大部分由独立混成第9旅团担任(司令部移驻德县)。”
用一个师团又一个旅团日军驻扎在冀中，这本钱花得不小。一方面，用日本人的话说，这是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成果”，怕花了这么大力气，死伤这么多人才占据的冀中又丢了，一方面，据说日本人还考虑到中共方面有可能反击。日华北派遣军在1942年10月20日的《战时月报》中讲道：“中共失去了平原根据地，现秋收季节迫近，深感困难。因此，不难想象，为了打开局面，今后将会进行顽强的策动，企图发动第二次百团大战，力求重建中共北方局的平原根据地，以牵制阻止日苏开战。由于存在着不少迫使共军采取行动的因素，因而对其今后的动向仍然需要加以警戒。”又说：“中共失去冀中根据地后，又值秋收季节临近，局势更加困难。这时中共北方局发表了彭德怀建议的‘关于坚持平原根据地问题’的讨论事项，力图重建平原根据地。”
一方要力图夺回或恢复冀中平原根据地，一方则全力保住已占领的冀中平原。如此不难理解，为何在“五一”大“扫荡”后，日军仍在冀中地区保持着相当大的兵力，并采取“高度分散部署”，到处设据点，修岗楼，以肃宁县为例，“五一”大“扫荡”以来，日伪在县内新设据点几十个：5月2日，敌在石连城建岗楼，驻日军一小队，伪军一小队；6月：敌在景口据点增兵，驻日军一中队，伪军一中队；6月，敌人在大史堤建岗楼，驻伪军一小队；6月，敌人在泥洞建岗楼，驻日军一小队，伪军一小队，伪警一小队；6月，敌人在何庄建岗楼，驻伪军一班；6月，敌人在曲吕建岗楼，驻伪军一小队；6月，敌人在豆阎庄建岗楼，驻伪军一小队；6月，敌人在吕庄建岗楼，驻伪军一班；6月，敌人在龙堂建岗楼，驻伪军一小队；6月，敌人在西辛庄建岗楼，驻伪军一中队；6月，敌人在宋庄建岗楼，驻日军一班，伪军一小队；7月，敌人在后堤建据点，驻日军一中队，伪军一中队；7月：敌人在大阎庄建岗楼，驻伪军一小队；7月，敌人在窝北建据点，驻日军一小队，伪军一中队，伪警一班；……
日军在冀中修筑的炮楼、碉堡据《深县志》所载“深县境内伪据点碉堡一览表”统计，在冀中腹心区的深县，有敌伪据点、碉堡102个，其中41个，是“五一”大“扫荡”后新建的。这么多新建据点、岗楼，加上原有据点，几乎遍布全县角角落落。以前，日本人只是在县城及大城镇待着，许多偏僻点的村庄的村民，抗了几年日，和日本人都没打过照面。现在可好，日本人就在村里住着，一天到晚低头不见抬头见。
如此一来，汉奸、坏人还了阳，觉得腰杆硬了，落后分子更加消极，甚至投向日伪。中间态度的群众，也都顾忌重重。原在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工作的老人，回忆起当年的岁月，说到一位抗属老人对他们说：“大侄女，侄子们，你们的家，都距这里不远，我给你们点钱，你们回家吧，在哪儿也不如守着自己的爹娘保险，平时抗日还行，这年头是日本人的天下了，再抗就危险了，听大伯的话，以后，日本人走了，你们愿意抗再出来，我这都是为你们好!”
“这年头是日本人的天下了”，这话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五一”大“扫荡”后的实际情况。不要说主力部队了，就是县大队、区小队等地方武装也不太好找。有的老人回忆说：“五一”大“扫荡”后的大城县“全县仅剩三十六七个县区干部坚持斗争，到处碉堡林立，公路如网，伪大乡、伪保甲和伪情报网在各村建立起来，鬼子以抓去的叛徒做眼线，驱使着以叛徒组成的宪兵工作队到各村抓干部、党员，杀人放火，横征暴敛，全县处于一片恐怖状态。”大城县是如此，其他各县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如当年任之光县县委书记的曹洪涛老人也说，县里在“扫荡”后只剩下几十个干部，首要的问题是如何生存下去。采访曹洪涛记录。
冀中作家徐光耀创作的小说《平原烈火》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鬼子、“皇协”到处跑，到处发横，爱杀就杀几刀，爱打就打几枪。抗日的政权都不见了，穿军装的八路一个也没有了，妇救会，青抗先，还有哪个胆大的敢提一提？各村都成立了“维持会”，都给敌人“挂上勾”了。看吧，满眼尽是敌人的势力：白天，满天都是膏药旗；黑夜，遍地都是岗楼灯……时间好像几天之间就倒退了二十年！在“倒退了二十年”这样的客观环境下，百姓们见不着我们的队伍，见不着我们的干部，只瞧见村口岗楼的太阳旗，只听见这个叛变那个投敌，也不由有些悲观感叹地说：“难道五年抗战就这样结束了吗?”
“难道，五年抗战就这么完了”(2)
■沙皇和列宁分家1942年秋天的一天，六地委地委书记张逢时来到44地区队驻地，并给大家带来一份“五一”大“扫荡”后第一次出版的《团结报》，大伙很久没看上报纸了，都争着抢着看。报上印着一行大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并登了一篇寓言故事，题目叫《沙皇和列宁分家》，内容是这样的：沙皇提出要和列宁分家，沙皇说：我给你一半庄园和土地怎么样，你要什么?列宁回答说：庄园我不要，土地我也不要，我就要老百姓，没有老百姓，我的革命就成不了功。冀中的老人们为什么对这么一则寓言故事记忆犹新，几十年后仍念念不忘呢?或许是因为，这虽是一则故事，但却真实地反映了“五一”大“扫荡”过后冀中的实情：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老百姓了……
那么，大“扫荡”后，百姓们又过的是什么日子呢?老人们说，都说“五一”大“扫荡”苦，其实，“五一”大“扫荡”过后的1942年秋、冬至1943年青纱帐起来之前这段日子更苦。说起那个年月的苦事、惨事，真是说不完。
先说物质生活的贫穷。日本人占了冀中，死命地搜刮，恨不能一根树枝也榨出油来。什么都要，什么都抢。鬼子一进村，后头跟着什么“砸锅队”、“敛铁队”、“倒油队”，砸锅队负责把各家各户的锅都给砸了，敛铁队负责搜集能找到的所有铁器，连铲子、小刀都拿走，倒油队是专管搜倒各家的煤油灯瓶的。至于粮食、牲口、木料、柴草，更是不在话下，统统拉走。鬼子从任丘县梁沟这么个普通村庄，一次就拉走80大车东西。从安新县端村，抢来的东西装满载重两万斤的大船三艘。
抢不走的就糟踏。5月16日，深泽县日军“扫荡”贾村，等鬼子走后村民们回家一看，村子四周及村内到处是火堆，烧的是各家的柴草、衣服、门扇、柜盖……院子里乱堆着烧焦的猪头，一团团鸡毛，大便、粮食，每家的锅和缸，都有两个以上窟窿。收拾收拾，几乎没一件完整可用的东西。
鬼子抢来的羊糟蹋完了还要勒索。百姓养的牲口，不管是牛、驴、骡，一个季度要纳税大洋5元，一年就是20元。不纳税，就得不到一个写着“保险版”的小木片(挂在牲口头上)，可以随意被日伪拉走。养只鸡一季要交税5角，养条狗也要交税。牲口都要交税，人就更不用说了，良民像要交5角，户口册子7角，伪“自卫团”袖章7角。除了牲口、人，土地也得交税，每季每亩27元，还有什么“地摊”，每季每亩40元，结果地越多税越多，再贱的价钱，也没人愿买地。
除了这些死税，还时常有“活税”，即日伪找种种借口敲诈百姓。如宁晋县伪军向一个村要500个一样的老头去出工，村里派了500人去，但却遭了一顿打。后来才想明白他要的不是真的老头，而是印有“老头像”的十元一张伪钞500张。保定东郊的伪军跑到白庙庄，张口就让每家做100个人的饭，做少了，做慢了，马上拉出去枪毙。小家小户谁一下子能做出100个人的饭来，还不也是借故诈财。
日本人抢、汉奸们诈，真是弄得百姓们一贫如洗，无以为生。任丘县长村，百八十户人家，在“五一”大“扫荡”后，有粮能支持到过秋的有二三十家，能支持到过年的仅有三五家，其余的已断了粮，靠挖地梨吃维生。富户的生活水平都降到贫农的生活水平了。冀中的百姓们一个个面黄肌瘦，衣不蔽体。在美丽富饶的冀中大平原上，出现了讨饭、饿死、年青妇女断经、抛弃孩子等种种以往大灾年都没有过的事情。在束鹿县的旧城等地，甚至出现了买卖人口的人市。
如果仅仅是贫穷还好说，更要命的是在日伪统治下，连起码的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日本人惨无人道的奸淫妇女，变着花样的残杀百姓。
说起日本人奸淫妇女，一位老人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件事：1942年冬天，我正在任丘一带坚持斗争。一天，日本人突然包围了一个村子，把村里没跑了的姑娘、媳妇全集中到一起，当着众人的面，扒光衣服，大冬天往身上泼冰冷的井水，看着她们冻的样子取乐。日本人走后，当时就有个姑娘跳了井。其他的姑娘、媳妇也都要寻死，好孬叫家人和乡亲们给拉了回去。老村长敲着锣，在村里喊着：“不要寻死啊，大家也不要闲言碎语，她们可都是受害者啊……”采访张震寰记录。
被鬼子强奸后又剖腹杀害的妇女那声音，一定是非常凄凉的吧?“扫荡”时，日本兵觉得最有刺激的事情就是可以四处搜寻“花姑娘”。日本人“扫荡”白洋淀边上的端村时，没有逃脱的妇女一夜被奸淫了50多个。其中50岁至70岁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有7个，11岁至13岁的3个，13岁至15岁的5个 。“扫荡”结束后，日本人住到村里岗楼上，就更方便了。常常是翻着户口名册上的相片找人，把好看的青年妇女拉走，省得挨家挨户去搜了。常常是借“检查”为名，把途经岗楼的妇女拉上去，省得跑路了。如此的“方便”，不由让日本人淫兴大发。高阳县教台据点的鬼子，竟捉着一个11岁的女孩子，因强奸不便，先狠狠的用刺刀挑开了孩子的阴户，这个11岁的女孩就这样鲜血淋淋地死去了。定县木佃村的鬼子，把一个青年妇女拖上岗楼，轮奸一天之后，阴道里塞满了土，半死不活地扔了出来。
“难道，五年抗战就这么完了”(3)
“你家的闺女是叫刺刀割过的。”在当年，这是最毒的一句骂人话。
除了奸淫妇女，闲下来的时候，日本人便琢磨怎么杀人才更有刺激：“死三分钟”，这是驻博野县日军的“创造”，先把人拉过来用土埋上半截身子甚至全部身子，讲好价钱再挖出来。
“冰炸肉油条”，是驻任丘县鄚州据点日军小队长小久保的“发明”。这个小久保虽只有19岁，但杀人上了瘾，到鄚州不到一年，就亲手杀了100多人，活埋了11个人。几乎三二天就要杀一个人。他规定，据点周围五里内的村民，不管男女老幼，听到钟声，必须跑步到鄚州北关集合。晚到10分钟的杀头。准时到达的马上排队，跑得满身大汗，却被逼的脱光衣服赤身卧在冰上，不久人和冰冻在一起，小久保再叫日本兵使劲拉，看到中国人肚皮拉破，鲜血涂冰，哈哈大笑。然后再视其“情绪”，不高兴时再扔几个中国人进冰窟窿。这就叫“冰炸肉油条”。
“听收音机”，这是驻饶阳日本人的“乐趣”，他们把人抓来活埋，土一过胸，人透不过气，难受得直哼哼，日本人就爱听这人临死前的呻吟声，说这是“听收音机”。“五马分尸”，这是驻高阳北归还村据点日本骑兵的“高招”。他们在小连口村抓住王洪卓、王自成两人，探问我军伤员的事。两人至死不说。于是日本人把王洪卓双脚、两手、头用绳子绑上，五马分尸了。王自成眼睛精灵好看，日本人就用刺刀刺瞎了他双眼。“拉蛤蚂弓”。地上置刺刀，刀尖向上，人弯着腰刺刀紧接肚子，两手垂下，拉着手榴弹引线。人体力不支，稍一向下刺刀扎进肚皮，稍一向上，手榴弹引线又被扯断爆炸。“滚毛驴”。大冬天让人脱光衣取用冷水从四面浇，浇得人在地上打滚。“人造自来泉”。一位游击小组长被俘，日本人灌了他一肚子冷水，肚子膨胀，然后使其仰卧，用板子一压，水从口中喷出。日本人大笑道：“人造自来泉”。“睡钉床”。在一木板上满钉铁钉，尖头朝上，把人放在上头用鞭子抽，钉子入肉，鲜血淋淋。“活闷人”。把人的脖子齐着板凳一头，脑袋向下仰垂着，在胸膛、臂部、大腿捆上3道绳，又弄来几桶水，放在他们的头下边，日本人把板凳一抬，人头便浸入水桶中，一会儿便把人憋晕。如不想让你死，把板凳一放，人头又出来了。“火烧”。从村里弄来些糊窗户纸，塞到人裤裆里点火烧。
……
“那日本人就是不把中国人当人，”冀中的老人们说。
冀中的作家孙犁曾写过一篇散文，说他见了远房嫂子二十多岁时的一张照片，不明白怎么这么一个活泼爱笑的人，却照得如此呆板。远房嫂子说：“那是日本人在的时候照的，心里害怕的不行，哪还顾的笑?”孙犁一细看才发现，这是张从“良民证”上揭下来的照片，照片角上有一点白光，那是敌人的刺刀反光，还有半个“验讫”的戳记。
“那时候，几千几万的人都照了相，在那些照片里拣不出一个有笑模样的来。”远房嫂子说。
亡国奴，怎么笑得出来?孙犁还写过一篇小说，说一位叫浅花的妇女要生孩子，地上没有安全的地方，只能到地道里去生。浅花笑着说：“那不成耗子了？”后来，她在地道里产下一个女婴。除了浅花，没有人听见这个孩子“非常悲哀和闷塞”的哭声。亡国奴，哭都没有人听！
在物质生活贫困，人身安全无保障的情况，相当一部分百姓在精神上觉得十分压抑，觉得这苦日子熬到哪一天才算完呢?听见咱们的队伍打了胜仗，都高兴得流泪，烧香磕头，说“ 八路军可回来了，不打真叫人活不下去了。”
处境悲惨的群众在看不到头的苦日子中，宗教势力又抬头了。人们把精神寄托在宗教中，似乎得到了一点解脱。当年在之光县公安系统工作的刘剑华老人说：“在1943年，一贯道盛行一时，各村都在设‘坛’，坛主都是由地主、富农分子担任……每个道徒交费两元钱，坛主欺骗群众，对女道徒的不轨之事，更是不可言及。”不过，冀中毕竟是老根据地，百姓们都受过共产党多年教育，民族意识很强烈。真正沉迷于宗教的是少数人，真正认贼为父的更是极少数人。百姓们看见汉奸们神气活现，看见日本人为所欲为，心里觉得憋气，一有机会，这股怒气就要冒出来。
冯亚钧是安国县伍仁桥镇的一个普普通通理发手艺人，30多岁。“五一”大“扫荡”以来，他耳闻目睹鬼子烧杀抢掠的种种暴行，心里气得慌，老想着哪天杀个鬼子报仇。这个镇子上驻有日军一个小队。里头有个伍长，叫皇代子，20多岁，罗圈腿，矮个子，比三八枪高不了多少，可杀起中国人来却最凶狠。据说因他杀中国人有“功”，还特许他每年回国探亲一次。1943年8月的一天，正逢集日。许多百姓都来赶集。皇代子脚穿一双日本木板鞋，下头穿着条女人的花裤子，在集市上乱窜，看见喜欢的东西，就过去要“新交新交”，百姓们是敢怒不敢言。在集上转了一圈，皇代子手里提着只大公鸡，嘴里还啃着个猪蹄，又跑来找冯亚钧剃头。冯亚钧一看这家伙满嘴酒气，东倒西歪，心中暗喜，边装出毕恭毕敬的样子说：“太君，今儿集上人太多，这儿太乱，到大乡公所去理吧。”“哟西”皇代子很满意地回答，到了乡公所，找了个清静地，冯亚钧一边给他剃头，一边和他聊天，以麻痹他的警惕性。皇代子正夸冯的手艺好，冯亚钧顺口说了句：“今天会更好。”右手一使劲，剃头刀把皇代子的脖子都割断了一半，一声没吭就一命呜呼了。外头伪大乡宋乡长，拎着水壶还正要给皇军送水，一推门，蓦地瞧见皇代子像头死猪似地躺在地上，冯亚钧正在脱身上衣服，换上事先准备好的干净衣服，立刻明白了，便说：“你这宝刀又给咱中国人出了口气，可你该早说一声，咱好准备，是信不过咱怎地?”冯亚钧忙说：“要信不过还到这儿来宰他?”说着挑起理发担子，说声：“那东西和以后的事，就请你们处理吧。”然后大步流星出了门，投安国游击队去了。这边宋乡长找把菜刀，“咔嚓”一声，把皇代子的头砍下来，然后找鬼子报丧去了。
“难道，五年抗战就这么完了”(4)
王景希，是定县东旺村一个普通农民，20多岁，老实巴交，沉默寡言，村里人都说他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人”。“五一”大“扫荡”后，东旺村和相邻的李村店，都安上了据点，驻扎在这两个据点的日军，属一个小队的建制，经常三三两两，甚至单个，从这村到那村，互相串门。王景希瞧在眼里，心想要有支枪多好，乘机可以干一家伙。
7月初的一天上午，一位抗日干部跑到王景希家，老两口忙不迭地烧水做饭，放风瞭哨。这位干部吃罢饭，十分疲倦，就倒下睡了。随身带的一把托盒手枪，就压在枕头底下。起晌的时候，李村店据点的一个鬼子，扛着挺轻机枪，一个人大摇大摆地到东旺村炮楼来看老乡。在村边耕地的王景希瞅见了，根据以往的经验，知道这鬼子下午准还得回李村店据点去。心里一下子“咚咚”跳起来：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他悄悄回到家，从枕头底下抽出枪掖在腰里，又拿起耪地的家伙，来到村南红薯地，面朝着炮楼的方向，一边装着耪地，一边留神观察。
太阳平西的时候，那个鬼子果然扛着机枪，从东旺村炮楼里出来，回李村店据点去。这家伙一边走一边还哼着日本小调，根本没注意村边地里的王景希。鬼子越走越近，从没打过仗的王景希心跳得愈来愈厉害，一下子蹿上去，抽出枪对准鬼子，喊道：“别动。”那鬼子一下吓愣了，然后扔下枪，撒腿就往李村店跑了。王景希也没追他，满心欢喜地扛起机枪，跑回家中。
这会子家里正翻了天，那位干部和王景希的父母三个人，正满头大汗地找枪呢。正在着急，忽见王景希一脸高兴地跑进来，把挺机枪往炕上一架，又把托盒枪往炕上一扔，说：“还给你的枪，你认识这两条腿的家伙是什么?”老两口像是不认识自己的儿子似的，傻看着他，那干部一时也愣住了。后来，村里人知道了这事，都感叹说：“这年头，过去成不了气候的人，也叫鬼子给逼得成了气候了。”
杜占纪，是安平县南侯町村一名乡村教师，40来岁。他虽不是党员，但民族意识非常强烈，1942年春天，动员自己年仅18岁的独生子参了军，大女儿在区妇救会当主任，二女儿也在本村作抗日工作。“五一”大“扫荡”后，安平县一下子由老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日本人要求所有的中小学教师先去报到，然后去当伪教员，教奴化课本。对在县里有较高威望的杜老师，更是发出最后通牒，一是要他限期将参加抗日工作的儿子女儿叫回自首，二是要他去县城当伪教员。杜老师拿起最后通牒一看，是原来的同事，如今投靠了日本人当了伪县教育局长的张麟阁亲笔写的，气得一把撕掉，对家人说：“一不叫子女回来自首，二不去城里给鬼子干事。叫孩子们抗日到底，把日本鬼子赶走。”接着悄悄写下长长的遗书。然后来到村边的柳树林，边走边唱《苏武牧羊》：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终叫匈奴心惊胆丧，共服汉德威……最后，杜老师就在林中上吊自杀了。以死来抗争，来保持自己的人格。日本人听说后，都惊呆了，哀叹：“占领中国的一块地盘不难，难的是不能征服中国人的心。”
……
像这样的事迹，还有许多许多，这些普普通通的手艺人、庄稼人和乡村知识分子，他们杀鬼子、缴鬼子的枪，以死来抗争，都是发自他们的内心，并没有谁强迫他们这么做。不过，这些自发的反抗，毕竟是势单力薄。要想把这变了的天再翻过来，还得靠咱们的队伍打回来。可咱们的队伍在哪儿呢?鬼子、汉奸们造谣说：“岗楼儿钻了天，八路军钻了山，马猴子(指游击队)全消灭，实现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
1942年秋冬，在冀中的百姓们中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五一扫荡闹浑了天，敌人到处把岗楼安；奸淫抢杀抓青年，杀人消息天天传；白天无人街上走，晚上谁敢把灯点；这样的苦日子哪天完?白天盼，黑夜盼；盼着八路下高山，拨开云雾见青天。”
不过，百姓们心里也明白，日本人势力这么大，八路军暂时来不了，眼下正是最艰难的时候。王林曾回忆说，冀中的百姓们都知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知道目前是黎明前的黑暗，他说：
毛泽东在撰写《论持久战》冀中经过那样残酷的斗争，终于坚持到最后胜利，除了很多老同志讲的原因外，还有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问题，就是冀中党政军民对毛主席《论持久战》的宣传下的力量很大，收效也大。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当时是不向群众做普遍宣传的。1938年，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一出版，冀中新华书店就大量翻印。阎素同志还木刻了毛主席像印在封面上。解放后我看全国各地的文物，当时所有翻印的《论持久战》都没有主席像，就是我们冀中印了，很有特点。我见到阎素开玩笑说，你功劳不小哇！冀中军民对这本伟大文献宣传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说达到了家喻户晓。吕正操、孙志远、黄敬、周小舟这些负责人走到哪讲到哪。各群众团体也讲，识字班里也讲。到了日寇发动“五一”大“扫荡”以后，我就感到宣传起到什么作用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堡垒户老大娘们见到我们就问：“现在是什么阶段了?”“什么阶段”，是《论持久战》上的语言。人民群众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和信心都寄托在主席的科学分析上。村干部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相互解释和鼓励，说“主席早讲过了，相持阶段困难增多嘛!困难多算得什么!”在那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极端困难的时候，大家都充满着信心。
“难道，五年抗战就这么完了”(5)
冀中的老人们说，要说冀中的百姓个个都把《论持久战》熔化在血液里，充满信心等待胜利，那似乎也有点拔高了，但要说百姓们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日本人这疯狂劲长久不了，那是千真万确的。百姓们明白，一年也好，二年也罢，总会有熬出头的那一天。所以他们遇见抗日干部，都哭着说：“我们咬着牙熬过这两年，反正有翻身的日子。”
■在地上躲，往地下藏
“五一”大“扫荡”就仿佛一面照妖镜，谁是硬汉子，谁是软骨头，这回全都显出来了。在日本人、汉奸满地跑，我军主力部队又撤往外线的形势下，一些人吓坏了，害怕了，有的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当了叛徒。有的虽说还算是没出卖同志，但也不干了，回家了，谁也找不着了。
各县都有叛变的软骨头，仅据我们手头几个县的资料，即可列出下列名单：六分区主力团团长张子元，投敌；军分区供给部政委肖光华，叛变；抗三团副团长王洗凡，投敌；藁城县县长李大刚，叛变，并诱骗该县公安局长邓忠、秘书张果，粮食科长苏文彩、实业科长张国瑞、司法科长李之郁、教育科长杨秋涛、县议会议长李翼天等多人投敌叛变；肃宁县手枪队队长周万寅被捕后叛变，任敌特务系情报班长；肃宁县一区区委书记陈俊英被捕叛变，他伙同周万寅等人，把县区干部一览表献与日军，使肃宁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肃宁县四区保卫家乡大队长刘绳武被捕后叛变；肃宁县教育科长曹英、抗联主任吴烈被捕后叛变；……
这些叛徒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老人们说，都是些思想右倾，情绪悲观，心眼活泛的人。像安平县县长张晓舟，就是一例。
张晓舟，是深泽县大直腰村人，中共党员，当过小学教员，有一定文化和才干。1938年，就任安平县县长，要说也是老资格了。安平县的干部张根生回忆说，当时，党组织是不公开的，县委机关的公开名义是县游击大队政治处。老百姓搞不清县委书记是个什么官，但都知道县长是谁。而且“因袭传统习惯，只知服从政府。特别是对作为地方父母官的一县之长，更是尊崇备至。”在百姓们眼里，县长，可是个了不得的官了。因而，张晓舟从1938年到1942年，一直在安平当县长，按说应该有相当的威信和影响。可令人遗憾的是，“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官架子蛮大，威风凛凛的，群众都不愿接近他。他本人也从不想接近群众，凡遇到和群众打交道的时候，他都束手无策，一筹未展。时间久了，群众都离他老远老远，在党的工作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的艰苦时代，他本人却像一叶孤零零的浮萍，漂在群众之上。此外，他对武装斗争，表现得很淡漠，从不关心，从不过问。还与少数乡绅地主拉拉扯扯，吃吃喝喝，不像一个党的领导干部的样子。”张根生说，当时县里的干部，说起他都摇头叹气，在“五一”大“扫荡”前民主选举县委时，连县委委员都没选上。
在形势比较平稳的时期，张晓舟这样的人，虽说有脱离群众一类缺点，但毕竟还是做了一些工作，“五一”大“扫荡”一来，他思想上更深层的缺点可就暴露出来了：先是跑到比较安全的村子躲起来了，也不抓工作；继而是情绪日益低沉消极，对抗日失去信心，悲观失望。和他很投机的县政府秘书许彦如说：“咱们成天像耗子一样，钻起地洞没完，啥时候是个头?说不定哪天钻进去就再也爬不出来了。在石家庄日本人手下做事的我的表哥，常给我捎信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张县长，您可要三思啊!”对这样的话，张晓舟听了不但不予追究，反倒表示颇有同感。据说，他身边的警卫员曾向县委反映过张晓舟的一些情况，但县委考虑到这种事情没有掌握充分的证据，不好轻易下结论，只是让警卫员提高警惕，注意观察。1942年秋冬，大“扫荡”虽已过去，但形势严峻，张晓舟仍躲着不出来工作。与他很谈得来的许彦如，县实业科长张麟阁等人前后投敌，张晓舟对抗战更加悲观，一天到晚唉声叹气。年底的一天，他老婆郅展辰被捕后叛变。张晓舟一听到老婆被捕的消息，大叫一声“我的娘啊”便哭了起来。不几天，接到老婆秘密写来的劝降信，没有任何犹豫，也跑去投敌了。
张晓舟投敌后，并没给日本人带来多少好处。日本宪兵队长小谷野垂头丧气地说：“没想到一个堂堂的县长，连一个人也没带过来。”当然，张晓舟公开叛变，在县里还是造成相当的混乱。当时县委立即以新县长“刘恒达”等人的名义发出布告，以挽回影响，稳定局势。“其实，在那样残酷的形势下，急忙间，哪能那么容易就找到一位合适的县长。当时县政府的干部，继许彦如、张麟阁、宋君模，因被捕而叛变、逃跑外，又有财政科长靳天、民政科长张甫卿等相继被捕，还有几个，因体弱不便坚持斗争，经组织批准，躲进敌占的大城市去了。县政府里，只有张锡鸾、梁国栋等三四个干部坚持工作，一时间根本选不出县长来。即使是能找到，加任县长，也须报呈地委和专署批准。当时的地委和专署机关，都是隐藏和游击办公，不好找到，报上去，一时也批不下来。很多人猜测刘恒达就是县委组织部长刘其恒担任了新县长，其实，根本就没有刘恒达这个人。贴那样的布告，完全是为了当时斗争的需要。”
“难道，五年抗战就这么完了”(6)
“创造”出一个莫须有的县长来，也算是叫叛徒逼的采取的权宜之计吧。冀中的老人们说，有些叛徒，后来又“叛变”日本人，投向我们。当时的斗争十分复杂，人的心思更是复杂的。有人虽然投敌当了汉奸，民族意识还未完全丧失。有的杀过我们的人，有血债，但又托人来和我方拉关系，又做些抗日的事，也算不上铁杆汉奸。不过，总起来说，叛徒给我们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大的，甚至比日本人对我们的危害都大。他们大都是本地人，本乡本土，又熟悉我们的情况。谁是什么干部，家住在哪，一般的行动规律等他们都知道。有了这些个叛徒，本来是两眼一抹黑的日本人，就仿佛养了一群嗅觉灵敏的恶狗，我们的人跑到哪他跟到哪。家里藏不了身，到别的村，太红的抗属、干部家也不敢去。要想生存下去，是越来越难了。
那么，当时在原地坚持斗争的干部们，又是如何躲避日本人和汉奸的追杀的呢？当年在冀中坚持斗争的齐岩老人的经历，很有代表意义，她回忆说：1943年，春节刚过几天，母亲有病，托人捎信让我回家去看看。周景陵也回去了，住了一天。本来，吃晚饭后要转移到别的村去，因母亲病情加重，只好在家里住一夜。半夜里，忽然听到房顶上传来鬼子说话的声音，我们立即钻了地道，地道口就在炕里边，睡觉前都要把地道口打开，以防万一。下面的地道四通八达，我和景陵爬着爬着失去了联系，周围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我经常不回来，不熟悉地道的走向，里面是那样静，仿佛世界上只有我一人存在了。不知道在下面呆了多久，也不知道自己爬到了什么地方。上面的敌人走了没有？母亲怎么样了？这一切我都不得而知。在一个地道的拐弯处，我摸到了一个向上的脚蹬的坎，我猜想这是通向地面的，因搞不清是什么地方，也不敢贸然呼叫。等了好半天什么情况也听不到。突然“噔噔”响了几声，心想，这下糟了，敌人挖洞了。但好长时间，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在地道时间长了，又冷又缺乏氧气，憋得实在难受。心想：憋死在洞里，也不能让敌人抓去。这时，上面又微微传来咔吃、咔吃的声音，我这才恍然大悟，洞口上边可能是牲口棚，噔噔的声音大概是牲口踏蹄子，咔吃咔吃的声音是牲口在吃草。
设在地道内的医务所又等了一会，上边依然没有嘈杂的声音，我肯定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就轻轻地敲了两下洞口的盖。上边有人问：谁?我说出我在家中的名字：我是英华呀!很快揭开了洞口，让我上来，原来这一家是在我家西南边二三百米处，和我家隔了一条胡同。给我揭开洞口的是我本家侄子齐迈，他赶快叫过来一个姑娘齐琪华，领我到她住的房子去。按辈数排，她叫我姑姑，我立即脱下泥糊糊的衣服，换上了琪华的衣服。琪华对我说：“姑，敌人正在你们家掘洞口，乱翻东西那!”至于其他的情况，她也不太清楚。这时，听到胡同里面有敌人喊叫开会的声音，我再下地道来不及了，敌人已经走进琪华家的院子里。我急忙拿起火柴蹲在锅台前，低着头装作点火做饭的样子。敌人进屋用枪逼着让去开会，我就随着琪华一家人往会场上走，正好穿过我家的前院，我偷偷地看到敌人正在我家出来进去抢掠东西往外抬。会场就在我家门外的场院里，已被敌人强迫赶来了好多乡亲，几乎全村的人都在这里。我熟悉那一张张可亲的面孔，我熟悉那一副副慈祥的心肠，当然乡亲们也非常熟悉在他们身边长大的我，对我突然出现在人群中也感到万分惊恐，心中为我捏着一把汗，担心着我的安全。我从乡亲们表情中可以看出，这种惊恐是短暂的，很快就平静下来了，显然是为了不被敌人看出破绽。他们明白，被敌人包围就是因为我回来了。
我来到人群中，好心的乡亲们赶快把我按下，蹲在他们脚下。他们人靠人的站着，像密不透风的一层层人墙，不分排，不分队，又挤又乱地站着。乡亲们暗暗地告诉我会场上的动静，一会儿说我家的箱子抬出来了，一会儿又说柜子抬出来了。敌人的叫喊声我也听得一清二楚，大概敌人发觉我已钻入地道无法抓捕，就声称要找“齐家老太太”。我想母亲到哪里去了呢?景陵又到哪里去了呢?一会儿听到有人说房子烧了，又说敌人快走了，正装车拉东西哪!正在轻轻地议论中，啪啪两声枪响，敌人走了。我家的一位帮工和村里的一位老百姓都被敌人打死了。是我连累了他们呀!疯狂的敌人，没有抓到我就在两个无辜的老百姓身上报复啊!
齐岩说的这个村，是高阳县庞家佐村。这村在冀中，算是个中等村，有400多户人家，齐家在村里是大户。是个抗日力量很强的老根据地，她那天和丈夫周景陵——《团结报》社社长给堵在家里，一来是因为村里有个叫齐平庄的汉奸悄悄去边渡口据点告了密——这个汉奸1947年已被处决；二来是因为那天大雾，对面不见人，等发现敌人，鬼子已扑进村来了。在危难之中，齐岩就是靠地道，靠村里父老乡亲们用性命、用自己瘦弱的身躯掩护，才活了下来。那天被打死的两个人，一个是齐岩家的长工，一个是“甲长”齐小生，他们既交不出“齐家的闺女”，也交不出“齐家的老太太”，而日本人这趟出来，二死一伤，其中还死了一个军曹，心中好不窝火，心想中国人打死我们二个，我们也得打死二个中国人，否则是“大大的不够本。”
“难道，五年抗战就这么完了”(7)
或许有人要说，齐岩毕竟是在自个家里，情况熟悉，又都是乡里乡亲，遇到危难，大伙自然要帮上一把。那些家不在冀中，或者是有家难归的干部们怎么办呢?没别的法子，只有自己到百姓中去找一个家。这就是当时所说的“救命户”，也叫“堡垒户”。和这家人同吃同住，生死与共。老人们说，这种堡垒户，得找那种家里人口少、小孩少的人家，以免互相串门走漏风声；得找那种地理位置好，最好是独门独院，靠近村边的人家。当然最重要的一条，要找对抗日有较高认识的人家，但也不能太红了，太红了也危险。据说这种人家，“仅饶阳一县就有一千几百个，”而一旦敌人发现某家“窝藏八路”，“一家人可能被抓被杀，房子财产可能被烧被毁。”真是血海般的干系啊!抗日的干部，受伤的战士以及干部的家属，就都是这样靠“救命户”生存了下来。甚至连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也是住在“救命户”，一住一年多，学了一口安平话。
妇女们向地道内送饭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住在一起，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百姓想尽办法为抗日干部的生活和安全操心操劳，干部们则帮房东干点活，帮孩子学点文化，亲如家人，多少年也忘不了。收留日本反战战士的郭大娘，在送走在一起住了一年多的“日本儿子”西村、津田、吉冈等人后，迈着一双小脚，走了三十多里，到关系家打听西村等人走后的情况。解放后任石家庄专署专员的韩启民，刚有一月9元的津贴费，就想起老房东，买些东西寄去。她说“实行工资制后，我的工资也多了，每逢过年过节，我都捎几十块钱给二位老人，从未中断过。”直至近些年，当年的老房东虽已过世，但与他们的子女还一直有联系，经常像亲戚一样走动。抗日干部与百姓如此血肉相连，令日本人头痛不已，日华北派遣军作战主任曾在谈话中说，冀中“军队、农民混成一片，组织极为坚强。”日军41师团参谋铃木重雄中佐也说：“冀中之战是地地道道的政治战。”
不过，不管是住在自己家里也好，还是住在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堡垒户家里也好，因为鬼子、汉奸到处乱窜，仍不免闹些玄事：韩启民老人曾回忆起这么一件事：1942年初冬，抗日战争进入最残酷的阶段，党内个别不坚定的人脱党了。分区文建会有一个人就是因为怕死，回家了。他住在饶阳县三区的一个村庄，地委让饶阳县委副书记李太转给我一封信，叫我去找那个脱队干部做动员工作，使他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当天傍晚，我就出发了，与我同行的是三区区委书记乔民。为了缩小目标，乔民在前，我在后，拉开老远的距离。
我那时是女扮男装，头上扎个白头巾，个子又大，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是女同志。走到王岗村南边，迎面来了一个人，又高又大，40岁左右，面带一副凶相，与我擦肩而过。这个人大约过去了三四步，啪地转过身来，厉声说道：“站住!干什么的?”
我迅速用手枪逼住了他，反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这时，那人也用手枪逼住了我，说道：“你是八路吗?”
从问话中，我料定他是敌人。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想来个先下手为强，扳动了枪机。万万没有想到，子弹臭在枪膛里了，没打响。那人见我先发制人，连忙对着我也扳动了枪机。巧得很，他的枪也是个臭子，没打响。他怕我退膛再装子弹，我也怕他退膛再上子弹，于是，他抓住我的枪头，我也抓住他的枪头，在一起扭打起来。从路南的打谷场边，打到路北的房根底下，又从路北的房根，打到路南的场边，不分胜负，难解难分。在滚打的瞬间，我瞅了一眼乔民，他还大踏步地向前走，我高声喊道：“老乔，老乔，有特务!”
乔民听到我的喊声，急忙赶回来。我对乔民连声喊着：“他的枪不响，没有子弹。”在距我和特务六七步远的地方，乔民朝着特务开了枪，乔民的枪响了，但子弹卡壳了，没有打出来。
那特务一看他们是两个人，忙不迭地爬起来跑了。如果韩启民是一个人遇到这个特务(据说是九分区部队的一个司务长，是个叛徒)，如果那个特务子弹没卡壳，如果乔民的子弹打出去了，但不幸打中了自己人，那么……没想到三个人居然都是臭子，真是玄之又玄啊!老人们告诉我们，那个年月，比这更玄的事情也有的是，有的说，一次屋里没洞口，却误以为有洞口，一有情况，敌人都快进屋了，这还没找着洞口呢。有的说，一次敌人都上房压顶了，屋里还不知道，还在那不紧不慢地印报呢……
既然说是玄事，那就是说，最终还算万幸，没有出事。可在许多情况下，恐怕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藁无县三区一位抗日干部蒲小偏，被敌人抓去后严刑拷打，1942年12月27日，日本人把四肢伤残、血肉模糊的蒲小偏用马车拉到赵户营村东头，四周架上机枪，几个骑兵围着乱转，中间圈着三四百被日本人赶来的百姓。百姓们都认识蒲小偏，看到年仅24岁，从小干农活，一副好身板的蒲小偏被打成这个样子，都难过地低下头。一个汉奸过来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我吸锅烟再说。”蒲小偏毫无惧色，一边吸烟袋锅，一边大骂。日本人气极了，先剁去了他的双脚、双手，又剁去他的四肢。接着又强迫老百姓每人用红缨枪刺一枪。蒲小偏大骂敌人，并用目光示意一位干部刺死他。这位干部忍着悲痛，咬紧牙关，“噗”地一枪，受尽残害的蒲小偏才死去。在场的百姓泣不成声，日本人也没趣地又叫嚷了一通，滚蛋了。日本人一走，百姓们扑过去收拾着蒲小偏被剁成七八块的遗体，无不痛哭失声。齐岩老人是这样叙述那段岁月的：“我们白天隐蔽，晚上出来活动，开会研究工作，或找村干部谈话了解情况。工作完了，还要转移到另外堡垒户家或到别的村去。在最残酷时，每晚集合听到的不是某某同志被捕了，就是某某同志牺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