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五年抗战就这么完了”(8)
有的老人说，那段日子，真是“阴森岁月，度日如年”。有的老人却说，当时也不觉得苦，反正横下一条心，大不了是个死。大概是各人的体验、个性不同吧。不过共同的一点是，谁也不愿过这样的日子，都盼着早日熬出来，盼着能到没有太阳旗的地方去。
到路西去，到路西去(1)
◇一位旅美女作家，曾写过一部在国内也颇有影响的中篇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反映了大陆一些人出国去美国的骚动和热望。一次采访时，我们曾随意问过一位冀中的老人：
问：您看过一部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吗?答：看过。(笑)如今的年青人，一说去美国，就跟我们当年奔延安，从“五一”大“扫荡”后的冀中去路西根据地一样。
去往路西的路程是难忘的，又是充满艰辛的。当时到路西去有两种方式，一是组织上通过收容，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一起走；二是自己单独走。过路的方向，一是从北边白洋淀走，转到平西（北平以西）去；二是在新乐等处过路。
每个人到路西去的过程，都是一个出生入死的故事。
■大树刘庄——大马庄——议庄“五一”大“扫荡”后，许多部门组织了收容队，悄悄在已被日本人占领的冀中各地收容失散的干部、战士，然后视情况，组织他们一批批分头到路西去。
冀中军区火线剧社也组织了收容队，就驻在离河间县城八里地的八里堡村一带。火线剧社的李惠老人回忆说：“一天，火线剧社的社长苏路同志来，带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军区政委程子华同志电令九分区政委魏洪亮同志，将火线剧社的同志们集中起来，派队伍护送到平汉路西，以便担负新的任务。苏路同志说：‘我已设法通知所有能找到的剧社同志，今天都到这里集合，’顿时大家活跃起来，奔走相告，心中有抑制不住的喜悦。到傍晚时分，陆续集中了四十来位同志，见面后来不及谈论别的，首先讨论行动计划。就在郭家村郭鹏举家一间房子里，炕上炕下都坐满了人，不能点灯，在黑暗里大家热烈讨论起来，先由苏社长谈了打算，‘明早魏洪亮政委到达蠡县军庄，约我们明天八点以后到军庄找他联系，看他有什么指示。现在需要派个同志即刻出发。’苏路同志话音刚落，好几个同志争着要去，最后还是决定由我去取得联系。”
李惠回忆说，从河间郭家村到蠡县军庄，打一个来回要120里，所以他即刻出发，大伙都眼巴巴地等着好消息呢，一路猛走，几次遇险。他说：“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夜，”他写道：
我一路上飞奔前进，一口气就跑了二十多里地，忽然，雷闪交加下起雨来，把我浇了个落汤鸡，而且，因找不到北斗星而迷失方向了，只好到村里去找向导。夜深人静，不了解村里有无敌人，敲了好几家的门也无动静，正在无可奈何之际，忽见远处有微光闪闪的灯火，我跑过去悄声叫“老乡”，连叫数声不答应，走近一看，旁边躺着一个人，上去用手一摸，原来是一具冰冷的死尸，我立即出了一身冷汗，三步并作两步跑开了，到了村外才停下脚步。眼前好几条路究竟走哪一条呢?万一走错了路，误了大事岂不糟糕!我想了想，还得决心去找向导。我在村边找了一家，用最大的耐心敲起门来，敲敲，停停，约摸有半个钟头，忽听墙头有人悄声问道：“你是哪边的?”“老乡，我是八路军，咱们这边的呗!”“我在墙上瞅了你半天，看你不像那边的”，说着他给我开了门，告诉我说：“敌人特务经常化装成八路军，半夜三更来叫门，我们上了好几回当了，所以不能冒冒失失开门。”我请老乡给我带路，老乡二话没说就领我走了十多里地，然后告诉我：“从这边往西顺大道再经过三四个村庄就是军庄。”我连声道谢，辞了老乡，又踏上了旅途。一路上尽是高低不平的水洼，深一脚浅一脚，不知摔了多少个跟斗，约摸走了二十来里地。过了三个村，似乎应当是军庄了，我顺着村中的大道蹒跚前进，忽然看见旁边有个大门开着，心想这倒不错，不用叫就开了，我且进去看看。进了大门，只见横躺竖卧睡了一院子人，四处鼾声大作。我往身边仔细一看，一个皇协军正坐在那里抱着步枪在打盹呢，我这一惊非同小可，赶紧退出门来撒腿就跑，一气跑了足有十几里地，又到了一个村庄，脚步才慢下来。究竟哪是军庄呢?刚才那个村敌人正集中民工修炮楼，不像是军庄，这个村是不是呢?一旁又一处门开着，有上次教训这次不敢贸然进去了，我贴着墙根偷眼向里张望，哈哈，我顿时心花开放，我认出了这个地方，一年前我们和42地区队在这里赛过球，那就是那个篮球场。没有错，这就是军庄。
夜晚去叫老乡是困难和危险的，于是我退出村来找了一块苇地想先休息一下，找到了军庄，心里踏实多了，在一块草地上一躺，立刻酣睡过去。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我到村里找到村干部说明来意，干部回答说：“昨天晚上魏政委已经走了，告诉说如有人来联系，就到白洋淀去，去后到大马庄打听即可。”我听后如获至宝，吃了早饭，请村干部派人把我送回郭家村，白天的情况容易掌握，一路很顺利，不到傍晚就回到目的地。
李惠回到郭家村，说了说情况，大伙上路心切，决定当晚就走。这一天，是1942年的8月13日。
自“五一”大“扫荡”以来，好几个月，大伙一天到晚东躲西藏，成天在刀尖上过日子。今天又在一起夜行军，仿佛又回到了大“扫荡”前安定的岁月。人人心情都很愉快，有人还情不自禁地轻声唱起歌来，几乎忘了是在敌占区行军——已不是昨天的冀中根据地了。一早，到了白洋淀边的大树刘庄。大马庄三面环水，要去大马庄，必须上船走水路。从大树刘庄上船，是最近的一条路。这里属游击区，离敌人据点很近。不能久待。所以进村后，社长苏路立即派人去找船，大伙就在堤上等着，看着堤上的绿树，看着白洋淀的湖水，心里都很高兴，不管怎么说，再有最后一段水路，就到“家”了。一些人蹲在湖边洗脸，小声哼唱着歌曲。一切似乎都很正常。
到路西去，到路西去(2)
然而，13日似乎真的是一个不吉利的日子，正在大伙等着上船时，忽听街上的人像炸了营似的乱嚷乱跑起来。枪声也响了起来，焦脆的枪声一声声就像在耳边一样。派去找船的人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嚷道：“敌人从东边进村了，快跑!”这边立刻乱了营，有的跑散了，后来自己去了大马庄，有的被捕，有的则不幸牺牲了。
跑散后自己到了大马庄的高峰回忆说：我们这十七八个人，只有苏社长带着一支小手枪，他又是指挥员，本应都听他指挥，可是，由于大家缺少经验，一听有敌情，都跑散了。有的钻了苇塘，有的跳到水里，有的爬到老乡的房顶上……苏路同志的喊声，大家好像都没有听见。我随着苏社长顺千里堤往西跑去。跑了不远，苏社长和张民同志闪进堤南一个门洞里。他们叫我跟进去，我想：门里是死胡同，不是等叫敌人捉活的吗?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继续顺千里堤向西跑去。“别跑!再跑打死你!妈那个×……”汉奸车子队，边打枪，边骂着追过来。我心想：别咋呼，打死归你，打不死是我的!我和老乡们一起，顺千里堤，一口气跑进高粱地，才算脱开了敌人的追击。敌人烧房的黑烟，笼罩了整个村庄。老乡们在村外远远的站着叹气。我第一次来这个地区。人生地不熟。哪个方向是什么村庄都闹不清楚，只好看哪里有老乡，就凑到哪里去打听。可是，老乡们见我是个陌生人，口音不对，立刻就向我投来一种不信任的眼光，怯生生地溜走了。他们吃够了化装汉奸的苦头，怀疑我也是个化装的汉奸。这在“五一”大“扫荡”后的残酷岁月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大树刘庄南边远离村庄的庄稼地里，我像个失群的孤雁，由这个井台走到那个井台，由高粱地钻进玉米地，再由玉米地钻进高粱地。转来转去，观察村里敌人的动静。从头天下午出发，走了一夜，眼看快到中午了，还没喝一口水，没吃一碗饭，肚里叫，口内渴，太阳晒，又不知道同志们在哪里。急得我真像热锅上的蚂蚁。
下午一点多。在一个有三四棵树的井台上，我和王涛同志相遇，亲人相遇，高兴极了，我们互相交换了各自知道的情况，估摸了大马庄的方向以及大概距离。
村里的枪声停止，烟火虽已熄灭，老乡们还是不敢回家。这里因为有高粱秸子和千里堤上的柳树林挡着，看不清楚村子里的情况，敌人是不是撤走了也搞不清楚。我和王涛同志合计了一下，决定绕道去大马庄。
下午三点多钟，我俩正在芦苇丛中，沿着蜿蜒的小道向前钻行时，大树刘庄周围又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由于离我们较远，我们没有理它，继续向大马庄奔去，本来是一个小时就能到达的路程，由于绕道太远，在苇塘里钻来钻去，太阳快落的时候，才到大马庄。一到大马庄就像到了家，立刻受到分区负责同志的接待和安慰。在亲人面前，我们犹如还乡的游子，含着温暖幸福的泪水，使劲地握着首长和同志们的双手，喉咙里梗着一块东西，说不出一句话来。
不幸被捕的管林同志回忆说：在这突然的袭击下，我们的队伍乱了。敌人很快出现在堤坝上，并把我们的退路切断了。一边是望不到头的湖水，一边是步步逼近的敌人，我们的队伍进退两难。敌人继续向堤坝推进，我们已无路可走，怎么办呢?只得扑通，扑通的跳进水里，向淀中游走，越走水越深，很快就没到胸口了。因为我不会游水，一沉入水中就感到迷迷糊糊，失去记忆了。突然感到有人用手把我托了起来，一看原来是火线剧社的音乐教员张刃先同志。他用手托着我，把我送到一块四面环水，不到几百平米的园子地背坡上。与此同时我发现黄枫(火线剧社的男演员)托着张子舫也来到这块园子地的背坡隐蔽。我们四个人上身伏在斜坡上，下半身泡在水里。密切注视着对面敌情。这时听到敌人正在堤坝上喊叫，他们要下淀搜索，堤坝离我们也不过百十米远。我想：完了。今天很可能遭到不幸。要是自己会游水不就可以脱离险境吗!我恼恨自己偏偏生在一个大家族的封建家庭里，不要说游泳，在家连看别人游泳也会受到干涉。现在怎么办呢?看到张刃先、黄枫同志为了我和张子舫冒着生命危险在陪伴着我们，我实在不忍心，本来他们是完全可以游走的。我向张、黄说：“你们潜水逃走吧，不要为我和老张(子舫)做无谓的牺牲!”
张刃先听后操着广东口音说：“活，活在一块；洗(死)洗(死)在一块!”听了他的话，我被感动的流下了眼泪。只有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里，才可能有这种胜过亲兄弟的阶级友爱。正在这时，忽听一声枪响，见一个人从对面园地沿上跌落下来，我们看得很清楚，那是新世纪剧社的罗品同志。他倒下了，鲜血染红了白洋淀水。我们心中都感到失去战友的悲痛!我很想让张刃先，黄枫他们离开我们潜水游走，他们不肯。我想只有我和张子舫能给他们创造逃走的条件，他们才会走。于是我便慢慢地向园地面上爬去。可恨的园地上的玉米只长了二尺多高，长得又是那样的稀疏，掩蔽不了我们。我看敌人还未到这块园地上来，正想叫张子舫过来，只听到张子舫悄声地叫我“老管，老管”，我随即答腔：“老张，你过来吧!”于是张子舫和我爬到一块。这时堤坝上的敌人喊闹声和老百姓哭叫声混在一片。我想：我们逃脱是不可能了，我按照反“扫荡”动员时上级布置的精神：“要注意保存实力，不做无谓的牺牲。万一被敌人包围，要借群众掩护，随时准备口供灵活机动地应付敌人。”想到这儿，我就和张子舫商量如何准备口供。
到路西去，到路西去(3)
我们刚把口供准备好，就发现面前两个日本鬼子，端着枪向我们走来。到了跟前，他们站住问道：“你们的，妇救会的干活?”我们回答说：“不是妇救会，我们是老百姓。”之后鬼子便把我们俩用船运上堤岸。临下船时，我突然发现我衣袋里有半支铅笔，心想若被敌人搜出来会带来麻烦，便乘敌人不备，随手将铅笔扔到水中。
我们被鬼子带上了堤坝，敌人又说我们是妇救会的，我们仍坚决否认。鬼子拿起木棒朝着我的肘关节狠狠地打来。当时因心情紧张和对敌人的仇恨，并没有感到十分痛疼。一棒子下去我的肘部立即肿起来。接着鬼子又用穿着大皮靴的脚在张子舫肚子上踩。当时我们最担心的是怕被敌人奸污。我们是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敌人若是糟蹋，我们就和他们拼，无论如何也不能叫敌人糟蹋。
我们来到堤岸上，突然看见黄枫也被捕了，胳膊上拴了一条手指粗的绳子。我们心中立刻扑通一声，暗想这可糟了!在堤坝上，我们看到同志们的衣服，床单被敌人散乱的抛了满地。还看到张蕊，刘桂两个小女同志，赤着膊坐在堤坝上呕吐。我和张子舫会意地互相看了一眼，心中说：“怎么我们剧社这样倒霉!”
日本鬼子把我和张子舫带到用床单盖着一位牺牲者的遗体前，鬼子把床单掀开让我们辨认。当我们认出牺牲者是我们的导演路玲同志时，我的心好像被撕裂了。一条折叠起来的毛巾，捂盖在她的胸口上。显然，她是被敌人用刺刀捅死的。从她的面部遗容，可以想见她被俘后与敌寇搏斗的情景。我们心中万分悲痛，但强忍住泪水，一口咬定：我们不认识她。管林她们几个被捕的女孩子，还有一位男同志，被伪军用自行车拖着，带回鄚州据点。在狱中表现得都很坚强。管林说，“我们一被捕，组织上就跟上了。”采访管林记录。积极设法营救，后来才知道，当时对她们几个比较和气，并为她们通风报信的一个大个伪军，就是我们的内线关系，解放后在沈阳军区工作，还为管林等写过证明材料。由于有组织上的营救，管林她们口供也编得较好，敌人抓不住什么东西，最后用一万伪币将几个被俘的女同志赎了出去。反正是彼此心照不宣吧。出狱那天，伪军队长还说：“你们回去后，还当你们的八路，我还当我的汉奸，”后来，她们也辗转去了路西。
回忆起在那次遭遇中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死在堤上的路玲，火线剧社的老人们都露出痛惜的神情。路玲是上海人，卢沟桥事变前在上海当小学教员，喜欢文艺。和苏路在上海演戏时认识后，情投意合，两个人就自己从上海跑到了延安，上了抗日军政大学。1939年到的冀中，两个人都在火线剧社工作，苏路是社长，路玲是导演。老人们说，这两口子都很有才华，路玲写剧本、演戏、音乐、舞蹈、导演样样行。在大树刘庄让鬼子抓住后，她闭口不语，因为她知道自己是南方人，一开口就会暴露身份。她曾乘鬼子不注意，纵身跳入水中，可惜她不会水，又让鬼子给捞上来了。苏醒后坚决不跟鬼子走，结果鬼子向她胸口猛刺了七八刀，就这么倒下牺牲了。当天晚上，一些幸存者才找到村里老乡，用当地出的芦席，把路玲的遗体卷起来，就埋在大树刘庄高高的堤坝上。才华刚开始显露的这么一条鲜活的年仅26岁的生命，就这么结束了。
一位冀中的老人说：“活的活下来了，死的死去了，这便是战争。”
活下来的人，后来都在大马庄集中，休整了半个月。大马庄三面环水，桃花梨花，红白相映，绿树成荫，水清鱼跃，一丈多高的芦苇丛，和一眼望不到边的高粱地，把村庄隐蔽得严严实实。不注意很难看出这里头还有一个几百户人家的村庄，更想不到冀中军区九分区机关就住在这里。村里的百姓，种稻子，打鱼虾，织苇席，相对而言生活也还算富裕。
待了半个月，集结在这里的近千人准备过路到路西去，一夜要过一道铁路、三道深宽一丈五六的大沟，行程180余里，身体不行的，跟不上队的都留下。1942年8月底的一天下午，队伍从大马庄出发，去路西。
老人们说，过路可不是闹着玩的，日本人对平汉铁路封锁得厉害，铁路两边都是像间房子宽、深的大沟，挖出水来，下去后两人搭人梯都摸不到顶。隔不远就有一个岗楼，铁路上经常有日本人的巡道车开来开去，探照灯一照，四下如同白昼，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老人们说，胆小的、未经过阵势的，真有吓草鸡的，腿都软了，步都迈不开，别人只好用布条把他两手、两腿绑起来，吊过沟去。
一路跑着过了路，休息一夜后又走了一段，就到了冀中军区所在地：行唐县口头镇议庄。吕正操司令员等接见了过路的干部。又过了些日子，“留在冀中暂时没过来的同志也都陆续来了，甚至大树刘庄被俘的同志有的也被我党组织营救而脱离虎口，又过来和我们重逢了，所有冀中的文艺团体都来到这里。”这里看不到日本人的膏药旗，听不到“完成大圣战，建立共荣圈”一类的鬼话。村里又传出了抗日歌声：“红日照亮了东方，自由之神在放声歌唱……”1943年元旦，冀中军区直属机关召开联欢会，在会上，吕正操司令员说：“去年是大比之年，我们的反面教员给我们出了很难的题目，然而在座的同志们都答上来了，而且都及了格。但是，这还不算完，希望同志们更好的学习和工作，迎接更严峻的考验。”
到路西去，到路西去(4)
战场，就是最严格的考场呀!■咬牙干部，反攻干部，建国干部任何事情都是辩证的，在冀中，“五一”大“扫荡”后的岁月是很苦，可也不是说一点乐趣没有。李惠老人回忆说：“那时可以说是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但这群姑娘和小伙子们从来不知道愁，每逢‘跑完了情况’又轻松愉快起来，从刚发生过的情况中寻找些笑料谈论不已。”
有时甚至敌人在上头闹腾，下头在地道里还照“侃”不误。屈培壅老人回忆说：“生活是艰苦的，斗争是残酷的，随时有生命危险，但是我们不悲观失望。而是心情愉快，满怀信心地生活……若是情况缓和时，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就在屋子里打扑克，下象棋、讲故事。有时地上敌人来来往往，我们在地下洞子里小声说笑，充满着共产主义乐观精神。”
人们甚至还拿“五一”“扫荡”时跑反来开玩笑。如说“你还真有两下子。”被夸的人会回答：“原来我还有三下子呢，不是‘五一’‘扫荡’给跑丢了一下子，才剩下二下子了。”人们把岗楼上的敌人叫“蚂蚱蝻子”（不会飞的幼蝗虫），把“扫荡”的敌人叫“飞膀”（会飞的蝗虫）。一说“飞膀来了。”就知道敌人又来“扫荡”了。凶狠的敌人，也不过是些蝗虫……
八路军在太行山开荒那会，毕竟是年轻。
到了路西，不用跑“情况”，不用钻地洞，头顶上没有太阳旗在飘，可以放声唱抗日的歌曲。脚下踩的，的的确确，是自个国家的土地。心中自然很愉快，可乐中也有些苦。先说生活苦：一说起路西，许多冀中的老人不约而同地说：“路西比冀中可是苦多了。”采访吴西记录。吃黑豆，吃萝卜缨子和野菜泡成的酸菜，拌上玉米面，吃玉茭芯、黑豆皮做的饽饽，吃树叶。胡友孟老人讲，甚至还吃过臭椿树叶，他说，当地老乡吃树叶，可也不吃臭椿树叶。
采访胡友孟记录。
刘仁老人说，1943年过年吃不上饺子，许多冀中的战士都哭，在冀中，再怎么样，过年吃顿饺子还是没问题的。
路西根据地本来就不是什么产粮区，要靠冀中等地的支援，在经济上才勉勉强强算是能维持下去，而现在冀中暂时为敌所占，不但不能予路西以支援，还有数以千计的部队作战人员和干部涌入路西。这无疑使路西的负担变得更加沉重。当时在路西的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说：
我冀中平原根据地自1942年“五一”反“扫荡”后，情况暂时恶化，不但断绝了对山区根据地粮布等物资的大量支援(如1940年7月至1941年4月冀中运给路西山区粮食1900万斤)，而且有成千上万人的主力兵团和党政军民机关人员转移到山地整顿，大大加重了山区群众的负担。
在这样的情况下，冀中的部队和干部到了路西，只能以马料——黑豆为“主食”。有人回忆道：“1942年是晋察冀边区物质条件，人民生活最艰苦最困难的一年，特别是在夏末初秋粮食青黄不接的日子，生活尤为困难，当时群众吃糠吃树叶，部队以黑豆为主食，有时还吃大麻子油。”
说起吃黑豆，当时在路西的杨成武回忆说：在这种困苦的战争环境里，部队每天吃两顿饭，主食是麦麸和黑豆，一到开饭的时候，有些同志就开玩笑说：“走呀，上槽去!”
“咱们是第二骑兵团——吃黑豆的，哈哈!”
一些冀中的老人评论说，有黑豆吃还不错呢。饿急了还吃树叶呢，连马的“生活水平”都达不到，降到羊的“生活水平”了。
许多人刚从冀中敌人的火网下闯出来，到了路西不久就落入疾病的魔掌。人的肠胃当然比不上马的肠胃，当年在医务部门工作的老人回忆说：“黑豆作为马料是好东西，作为人的主食就难消化了。在吃黑豆期间，急性胃肠炎患者急剧增加，不少人因消化不良而发生腹泻。”
吃的不好，再加上休息不好、水土不服等原因，从冀中到路西的人闹病的很多。九分区一位老人谈到：“1942年‘五一扫荡’中，分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转移到冀西完县一带进行休整。经过反‘扫荡’的剧烈斗争，部队连续作战，有时几天吃不上饭，得不到休息，经常露宿野外，斗争极端残酷，生活异常艰苦，到冀西后粮食供应也很困难，经常吃发霉的小米，有时吃黑豆、马肉。指战员体力过度消耗，体质普遍下降，病员急剧增多。从机关到连队，疟疾、痢疾、肠炎、疥疮等疾病普遍流行。部队发病率达90%以上，有的连队高达百分之百。团队变成医院，团长成了院长。连队变成休养所，连长成了所长。”
九分区是如此，冀中其他单位的情况也差不多，冀中一些老人回忆说，刚到路西时，看着路西的人怎么一个个都面黄肌瘦的，过不了几天，自己也变得面黄肌瘦了。
如果在那个条件下再养个孩子，那就更惨了。从冀中到路西的陈立中回忆说：那时(指1943年秋)，我正怀孕7个月。领导上为了照顾我，同时也可以减轻剧社行军转移中的负担。把我送进了后方医院。满以为到了医院就平安无事了，谁料到面对鬼子灭绝人性的烧、杀、剔抉扫荡，在敌后也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后方的。逼得我们医院随时随地遇有敌情，同样要行军转移，走路，爬山，淌水过河……医院病号多；工作人员少，生活更艰苦。一切东西都是自己背，走不动的也只能慢慢地走。有的病号，实在不能自理，只有把自己的东西扔掉，也不好意思拖累别人。
到路西去，到路西去(5)
一天在行军途中，当我们爬上一座原始山林时，我发现队伍当中有六七个女同志，每人抱着一个小铺盖卷，困难地穿行在满是葛针的酸枣棵子，枝杈狰狞的野树干和马蜂乱飞的杂草丛中。她们的手被马蜂蜇肿了，脸被蒺藜扎破了，鲜血淌了满手、满脸。抱着的小铺盖卷外面也被划得露出了棉花，伴有点点滴滴的血迹和乱蒺藜等。相形之下，我比她们强多了，手脚虽也难免蒺藜野蜂的刺蜇，但没有小铺盖卷累着，只身上背了个背包，两手空空地爬山，就比她们轻松多了!队伍艰难地越过原始山林后，住在山下一个小村庄里，这里静悄悄的连个人影也没有。显然老百姓为躲避鬼子的烧杀，逃到其他地方去了。为了做到彻底坚壁清野，什么也不给鬼子留下，房子上的门窗也卸下藏了起来，空落落的屋子，只剩有一条大土炕。
八九月的山野，晚间已经有些秋凉。我们只好找了一些谷草铺在光秃秃的土炕上，足有半尺来厚。几个女同志就挤睡在这上边。当她们把一直不离手的小铺盖卷打开时，我才知道这里面包着的竟是小生命——一个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当妈妈们把自己干瘪的乳头塞进孩子们的小嘴里，让他(她)们吸吮着点滴的奶水时，孩子们由于得不到满足，才哇哇地哭出微弱的声音来。
夜间，我突然发起了高烧，浑身冷得打哆嗦。据说这是“打摆子”。也没有经医生详细检查，护士就给我打了一针奎宁。睡了一觉，觉得好多了。但过了不久肚子却一阵阵的疼痛难忍。医生去30里地以外的山那边看望重病号去了，同屋的同志们急得团团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仅有一个刚入伍不久的男小鬼，约有十五六岁，在医院做“护士”工作(其实只不过是做些日常的勤杂工作)。对于医务知识还丝毫不懂，在这种万般无奈的紧急情况下，由同屋刚做了妈妈们的指点，就依靠他帮着把早产的孩子接了下来。然而据说生下来就是死婴。他很快就把这个不足月的男婴埋在山脚下了。幸而那时我还年轻，又是头胎，处在紧张的战争情况下，也就顾不了许多。早产后，在这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我除了一身穿着的单军装外，什么也没有准备。也就只能囫囵个的睡在五六寸厚的谷草上。八天后，由于情况紧急，当要转移离开这里时，扒开炕上的谷草一看。才发现一块直径二尺大小的血饼铺在那里，因时间紧迫，没有来得及收拾干净就上路了!到了新宿营地，刚刚安定下来，胃里又闹起“革命”来，咕咕直叫。眼睛也开始冒金星。由于全屋同志们的关照，叫“护士”给我做了一碗玉米糊糊吃。到正式开饭时，又叫我吃了一碗。在当时，由于敌人的破坏，部队的供应难于及时的征集。每人每顿定量只有一碗玉米糊糊。我却破例地被允许多吃了一碗。从此以后的几天里，我每顿都是被照顾的吃两碗。虽说如此，“饥慌”仍是时时的困扰着我。同屋里的产妇们，更都是在饿着肚子啊!她们的婴儿整天像池塘里的青蛙，大、小、高、低、粗细不同的声调，有节奏地哭叫着，要求能得到足够的奶吃，但妈妈们干瘪的乳房里哪来的足够的奶汁呢!妈妈们只有用白开水一滴一滴送进他(她)们一个个张得圆圆的小嘴里。滴时不哭，不滴时就又叫起来。大人、孩子都饿成这个样子，我哪能再开口要求增加呢?只有忍耐着。这时才真正亲身体会到勒紧裤腰带的必要性。不久，我的爱人郭筠来看我。带来了二斤白面，一斤牛肉，一小包盐——这是火线剧社从每人每天三钱油，三钱盐的伙食中给我攒下来慰问我的。同屋的同志都参加议论如何享用这好久不见面的细粮牛肉。“包饺子!”大家七手八脚，剁馅的剁馅，和面的和面。不一会儿，饺子就下了锅。全屋的同志们都尝到了萝卜丝牛肉馅饺子。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过年了!过年了!”高兴得有说有笑，似乎连刚生下来不到一个月的孩子，也发出了咯咯的笑声。郭筠来看刚生产的妻子，怎么连在农村是最普通的产妇食品——鸡蛋都拿不出呢?当时，在路西，鸡蛋是“高档”营养品。当年任军分区司令员的杨成武，看到一位译电员病得厉害，“慎重地考虑了一下，然后掏出笔来，批了个条。”让供给处给一些鸡蛋。要是在冀中，尽管“五一”大“扫荡”后百姓生活也很苦，但产妇不论好孬还是不会穿身单衣受冷，吃不饱饭。想吃个鸡蛋，也还不至于要司令员批条子。
物质生活上的苦，再苦也能忍受，谁干八路军也不是为了享福来了。再说，人人都有两只手，可以自己生产，保证供给，人人手中都有枪，没有吃，没有穿，可以向鬼子要。再说这精神上的苦：冀中部队和干部到了路西后，因为冀中一时回不去，自然要改变隶属关系或重新分配工作。少数人返回冀中开展斗争，部分人在当地学习，部分人并入路西单位，还有一些人去了延安。这和我们今天一家企业暂时倒闭，人员需要重新安排的道理是一样的。这个过程，恐怕不是人人那么愉快的吧。吴西回忆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组织变动。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回路东坚持斗争的是‘咬牙干部’，到教导团学习的是‘反攻干部’，到延安去学习的是‘建国干部’。咬牙坚持虽然艰险，但在冀中平原斗争烈火中锻炼成长的干部都愿意返回路东，为保卫家乡贡献自己的力量。到冀中教导团学习也比较好动员，一则是学习提高的机会，二则仍是冀中军区的建制，毕业以后还是要打回冀中去的。划归四分区的三个团，变换了隶属关系，对山区生活、作战都不习惯，特别是脱离了冀中的建制，这是干部、战士始料不及的，因而思想上顾虑得较多。”吴西老人只是说，当时人没想到会这样，思想上顾虑较多。一位当时在连里工作的同志，则没有这么含蓄了，说部队从平原到了山区，原来走的是平原，如今走的是山道，原来专门打仗，如今又打仗又生产，生产比打仗多，“许多同志思想转不过弯，爬山骂石头磨鞋，开荒骂镢头磨手。干部管理不耐心，官兵关系不融洽。”总之，是心里没好气。离开了冀中，离开了家乡，每天吃的是黑豆，干的是农活，回来往炕上一躺直叹气，部队又转属到别的军区，心里有些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此，那些被抽出来返回路东——冀中工作的人，不论是干部还是战士，当然精神就来了。
到路西去，到路西去(6)
人们或许要问，冀中的部队，在“五一”大“扫荡”后，为什么没有再打回冀中去呢?聂荣臻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关于冀中主力部队撤离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在敌人重兵压境，大部队活动困难的情况下，为了保存主力，暂时离开冀中，转移到山地或是毗邻地区，作大踏步地有秩序的退守，这是完全必要的，许可的。但是，拉起部队走了，没有及时返回去，则是不对的。敌人大规模“扫荡”冀中，部队为什么不可以转到冀南活动?冀南同冀中紧紧连在一起，宋任穷同志一直在那里坚持。那时，日本侵略军还没有修好石德路，在冀南地区周围都有依靠，把几个团撤向冀南，活动余地很大，兜个圈子再返回来，有什么不可以呢?要知道，敌人进行一次大“扫荡”，不是容易的事。它要重新部署部队，需要作一系列的准备，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它刚陷在冀中，不可能马上腾出手来，再对冀南搞这样一次大的‘扫荡’。待敌情变得对我们有利的时候，再打回冀中去，不是很好嘛!实际上，冀中部队撤离之后，敌人的大部分兵力也很快撤了。我们走了，敌人也走了，问题是我们没有再及时返回去。我们的一些同志，在一般的情况下，觉得还可以坚持平原游击战，而在严重的形势下，就感到坚持平原不可能了。这次撤退，冀中三纵队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东移西转，后来从晋东南转到晋西北去，部队减员不少。
一些冀中的老人也叹气道：“唉，不该回去的时候回去了，该回去的时候又没回去。”所谓“不该回去的时候回去了”，是指1942年5月下旬，敌人伪装撤兵时，一些主力部队返回了中心区；所谓“该回去的时候又没回去”，就是指聂荣臻所说的：“我们走了，敌人也走了，问题是我们没有再及时返回去。”
其实，冀中的领导何尝不愿意打回去?“五一”大“打荡”过后，每一位从路东到路西的人，按照组织原则，都要汇报自己这一段时间的经历、表现。有的还要写成详细的文字材料：哪一天在什么地方?看到些什么?碰上什么人?等等，都要一一写明。有的老人说，“当时也是真老实，连违反了群众纪律，实在忍不住摘老乡个瓜吃，都写上了。”据说，写成的材料多得用麻袋装，通过口头汇报和书面汇报，冀中区领导人还是很了解“五一”大“扫荡”后冀中的实际情况的。
1942年秋、冬，冀中领导机关派得力干部，潜回冀中，进行专项调查。如派原《冀中导报》报社副社长朱子强回冀中调查两面政权的情况，派作战科韩夏东回冀中调查地道斗争情况。9月中旬，吕正操还电令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让他派部队回冀中侦察情况，看能否站住脚。马本斋遂派排长白振武率20余人组成的武工队返回冀中，结果证实部队回去坚持斗争有困难，站不住脚。所以有些老人说：“五一”大“扫荡”后，冀中的客观环境，是不允许主力部队回去的。这种观点，也不是一点根据没有的。
从敌情看，“冀中平原根据地，在敌‘五一’大‘扫荡’后的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上半年，是坚持斗争的最困难时期。”“直到1943年6月底，斗争形势依然是严峻、残酷的。1943年6月底前，敌人修的点碉密度达到顶点。冀中全区有点碉1753个。”“村政权大部分仍资敌，还有一部分对敌我双方都供应的‘两面政权’，不供应敌人的村政权极少。”依仗着重兵压境和堡垒林立，“五一”大“扫荡”后日本人非常猖狂，几十个人，几个人甚至单个人都敢到处乱窜。日军独立混成第9旅团参谋冈本孝行大佐在谈到“冀中作战后的状况”时说：旅团最初进驻时，在警备区内，如果没有一个步兵中队以上的兵力，就不能自由行动；而经过剔抉周之后，到12月份，不带警卫人员也能随时外出视察了。
冀中平原上的八路军武工队
这么几个、几十个鬼子，为什么就不能打一打呢?“五一”大“扫荡”后没有离开冀中，一直在当地坚持斗争的七分区参谋长苏锦章老人说：“本来，打击分散外出‘清剿’之敌并不困难，但是，退出战斗和转移时，却易于被敌人利用碉堡体系前堵后追，四面受敌，而受到损失。因此，如何解决我军打与走的矛盾，即成为我军保存自己，打击敌人的迫切问题。不但如此，敌人以烧杀手段实行‘民匪分离’的政策，致使群众较普遍违心地产生了不愿让我军住房，和不愿让我军在其本村打仗的现象(特别是怕我军‘捅马蜂窝’)，打与群众的暂时利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不顾群众和两面政权人员的情绪，仍然机械地按照战争的一般原则去办，就会脱离他们，陷自己于孤立。结果，不但不能消耗敌人，而且连自己也不能保存。当然更谈不到坚持冀中游击根据地的抗日游击战争。”
八路军和游击队进攻日军碉堡
打吧，不行；不打吧，也不行。这恐怕就是“五一”大“打荡”后一段时间内主力部队在冀中难以站住脚的原因吧。直到1943年夏季青纱帐起来之后，这种状况方有所变。这一时期日本人在冀中的兵力大大减少，“一九四三年五月份日伪在冀中兵力与上年同期相比，日军减少507%，伪军增加405%。在冀中1700多处点碉中，由伪军单独守备的占3/4，日伪混合守备的占1/4，日军单独守备的很少，配备也很分散。”敌情有了变化，我方地道工作、两面政权、敌伪军工作等又有了发展，形势才慢慢好起来。不过不要忘了，1943年青纱帐以后，也仍是敌强我弱。“开始恢复根据地时的敌我斗争形势仍然是严峻的，我仍处被动地位。”由此，从敌情和冀中的实际情况看，“五一”大“扫荡”一结束，主力部队要回去的话，恐怕是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也站不住脚，只好又退回路西。当然，如果指挥巧妙，打几个大胜仗，也有可能是付出代价后，能站住脚，这些结局都很难预料，有时候，事后诸葛亮也不那么好当。
到路西去，到路西去(7)
冀中既然回不去了，那么，只有少数干部离开了路西，或潜回冀中开展工作——即所谓“咬牙干部”；或奔赴延安进行学习——即所谓“建国干部”；大部分干部仍留在路西，也没有安排太多工作，只是集中学习，实际上是“储存”起来，以待来日——即所谓“反攻干部”。
说到反攻，有一件事情似乎应提一提。据《大江南北》杂志1994年刊登的一篇文章说，1942年7月，毛泽东打电报给当时在山东的刘少奇，指示一定要加紧山东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不要丢掉这块未来反攻的基地。文章说，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最残酷、最艰苦的一年，而毛泽东却想到以后反攻的事，足见毛泽东是站得高、想得远。但文章没有说为什么早不打，晚不打，偏偏是这个时候，毛泽东要打这个电报?联想到冀中的“五一”大“扫荡”，我们很自然要想到，或许是在1942年7月，毛泽东看到冀中这一战略要地、反攻基地局势已难以逆转，生怕山东根据地再有个闪失，故打电报提请刘少奇注意。当然，这只能是一种猜测。说到延安，也有一件事情似乎应提一提。吴西老人讲1943年2月中旬，他接到通知去延安，一共有600多人，由他和帅荣带队。分两批走。约5月份到的延安，到延安后的一天，朱德把他和帅荣——当时在延安的两位级别最高的冀中军区军事干部，叫去，铺开地图，叫他们讲一讲“五一”“扫荡”是怎么回事。他们两个就指着地图，向朱老总汇报了当时的情况，敌人有多少?从哪里进来?我们部队怎样部署?等等。吴西老人说，朱老总当时说了一句话，什么话?吴西老人没有说，只是说那意思是应该搞好一点。采访吴西记录。再采访帅荣，却说不记得有这件事。采访帅荣记录。究竟是怎么回事?目前也只能先作为一个线索，记载在此吧。
侵略者的悲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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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初期，甚至直至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士兵武士道精神都很强，不容易抓到俘虏。抓到俘虏也难以改造。军事技术也不错，冀中的老人说，那时候鬼子站在卡车上，开枪打人，车是动的，人也在跑，却能枪响人倒，拼起刺刀来，咱们这边两三个人对一个，不一定能占着便宜。体格也好，受点轻伤满不在乎。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说战前日本曾有意派了许多日本妓女到德国去，一旦怀孕，便回国来生下孩子。所以日本军队里有不少个头不小的，都是德国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上大批日军被抽调走，抽调兵力，有两种方式：一是成建制的部队被调走，像41师团，被调到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岛的腊包尔；一是原建制未变，但有经验的老兵被抽走。缺额由新兵——都是些原来不符合征兵条件的人，也没有战争经验。所以，在中国的日本兵的气势、体格、战斗经验都不行了，比起抗战初、中期，差了一大截。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士兵在各方面都强一些，往后越来越不行，这个道理不难明白，但似乎还抽象了一点，我们也应该具体地看一看，端着三八大盖在冀中“拉大网”的日本兵，扛着歪把机枪在据点练操的日本兵，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市川幸雄：一位日军士兵的回忆市川幸雄，是一名日本普通农民家庭出身的普通士兵。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即来到中国，在北平南苑机场当维修兵。其间随部队到过华北不少地方。
时过境迁，半个世纪后，市川幸雄已成为一名热衷于中日友好的日本友人。回忆起年轻的时候踏上了侵略中国的道路，他深感忏悔，并感叹当时日本人所受的愚民教育。他说：“战争时期的日本年轻一代，出生于贫困的年代，他们是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时，还不知道什么是个人自由的一代人。”
市川幸雄说，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当兵光荣，大和民族优秀，大日本国强大。等等。他写道：“那时候，政府给我们灌输的是‘大日本帝国是与美、英两国并驾齐驱的世界三大强国之一，是头等国家’这样的思想。”“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充满了‘日本是神的国家，每个人都是神的子孙’的说教，政府告诉我们，为了使日本富裕起来，只能占有别国的资源，统治别的民族，在此基础上，谋求共存共荣，除此没有别的办法。政府还把实现这种统治的战争叫作‘圣战’。对此，我们是毫无戒心地接受了，教育的力量实在是可怕。”为了“圣战”而参军，当然是无上荣耀的。1937年志愿加入日本军队的水野靖夫回忆说：“本村曾有一个当兵出征的人，在卢沟桥事变中战死了。他的家属究竟如何承受了这一哀伤事件，固然无从知晓，但在村里却成了一个天大的喜事。他是本村从明治时代(由1868年)以来，第一个荣获金到鸟勋章的人。在村边，特地为他树立了一个极其壮观的墓碑，全村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这使我深深感到——人生在世再没有比为国尽忠这件事更光荣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