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气氛之下，不难理解，日本的青年人都愿意“为国献身”。水野靖夫说，“这在当时的青年人来说是很自然的。一朝国家需要，‘为天皇陛下尽忠’，这比每天的三顿饭还要自然。”
当年，日本青年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只有接受官方的愚民教育：大和民族是优秀的民族，日本帝国是世界强国，参加“圣战”无上光荣。
参军光荣，日本是世界强国，这是日本青年从小受官方教育逐渐形成的两个梦想。等到他们真的走上人生道路，这些梦想一个个都破灭了。
先说参军，也就是入伍离开家乡那一会儿光荣，等到了军队，才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水野靖夫回忆说：“作为新兵的惟一享受，也只不过是到酒保(军营中的小卖部——译者)买点饼干或馒头藏到厕所里去打牙祭而已。如果不小心在队内的内务班吃，就会受到老兵的厌恶和嘲笑。”满怀理想到了军队，却只能跑到厕所去发泄，给家人的信件中，还只能报告自己是多么幸福——因为军队里有严格的邮检制度。
日本军队是怎样的一所“学校”呢?这所“学校”是崇尚暴力的。打耳光，举枪站立等体罚是家常便饭。士兵受到暴力的对待，不敢反抗，只得把怒气发泄到比自己更弱的人身上，老兵打骂新兵，新兵则打骂百姓——中国的百姓。文明的举止和丰富的知识，在日本军队中是吃不开的。市川幸雄说，“在日本军队中有一种明显的倾向性，那就是故意刁难知识分子和学历高的士兵。”“好像越是无教育，就越能胜任其职，”“浑身总是汗味和马粪味”的人，“大口大口地喝酒，搂着慰安妇消愁解闷”的人，“杀人放火都不在乎的充满杀气的人”才会赢得荣誉和尊重，才有可能出人头地。
这所“学校”是鼓励犯罪的。要作战，首先就要学会玩弄女人。水野靖夫回忆说，“为了满足性的欲望，不，为了培养一个像样的杀人部队，使之玩弄一下敌国的女人，那简直算不了什么。”他说，他在1939年从日本芝浦乘船来到中国青岛，“等待我们的并不是敌国的军队。上级号召士兵们首先要去‘养精蓄锐’”。
“‘没有没和女人接触过的吧!’‘没有接触过女人的人，就打不了仗。’所谓‘养精蓄锐’，就是要去体验女人。上岸后，日军士兵便结队成群地走向慰安所，那里就像医院里那种造价低廉的大病房。在一条长廊的两侧拉着帘子，里面是细长的屋子，有五十张左右的床排成了一大排，女人们躺在床上等待着。
侵略者的悲哀(2)
士兵们在帘子前面排着队。有的帘子上面还附有红色的记号，这表明里面的女人带有性病。分配给每个人的时间是十五六分钟。如果超过了时间，外面的人就会催喊：‘还没完呀?’有些老兵为了挑选自己喜欢的女人，到处扒开帘子寻视。这真是‘皇军’士兵随心所欲、恣意妄为的时代。”
除了学会玩弄女人，还都学会了偷窃。在军队中，“个人之间互相偷窃官发物品的情形已成为家常便饭，”而一旦丢了东西，“即便丢了一双袜子也要成为‘事件’。全体新兵吃够了拳头以后，还要遵循‘寻找’命令，到处去寻找。所谓‘寻找’，就是要到别的队去偷的意思。为了不使自己队内洗过的衣服丢失，不得不在晒衣场上派兵看守。”
习惯了暴力和杀人，学会了玩弄女人和偷窃东西，才算是“毕业”了，成了一名合格的士兵。每一个日本青年有了这一番经历，在精神状态上都有很大的改变。市川幸雄以他的三个战友为例，说明了这种变化：同年入伍者A君，生长在农村，曾是村里的模范青年，也是个热心研究农业生产的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辛勤的劳动磨炼了他的意志和性格。他不仅敦厚笃实，而且富有才干，是一位当时流行的二宫金次郎式的优秀青年。但是，A君最后却变成了一个凶恶残忍的家伙。他曾说过：“军队是依仗权势建立起来的毫无人性的无情无义的集团，军队里的教育是胡说八道。我原有的人生观，在军队中被彻底粉碎了，我变了。”
他在以后的所作所为中，完全变成了无情无义的魔鬼。据说他留在训练队任职后，对新兵的教育也是极其残酷的。
僧侣也要变成“鬼子”
同年入伍的B君原是京都地方一个寺院的僧侣，他严格遵守寺院的清规戒律，为修身到处化缘，飘泊流离，饱尝了人间的辛酸，对任何艰难困苦都能做到坚韧不拔，毫不动摇。但这位年轻的“杰僧”入伍后却感叹地说：“军队的教育全是胡扯，只要肩章上多一颗星，就得称他们为上司，而他们无视部下的人权和人格，要求部下在自己面前俯首贴耳，把折磨别人视作享受。他们做事为所欲为，毫无顾忌。这种残忍的虐待，除了在军队之外，在人世上，甚至在地狱里，也是不可能有的!在军队里生活还不如下地狱。”
同年入伍者C君，是东京帝国大学出身的高材生，工科学士。由于学习期间可以延缓征兵期，他比我大4岁，胸襟开阔，像长兄似的。然而有一个年龄比他还小又没有受过教育的两年兵，只因比他多一颗星，便成了C的上级，盛气凌人地耍威风。C君为此事极为恼火。他说道：“我在学生时代，要是像在军队这样严酷的教育下学习，也许没毕业就成了博士了。老师和母亲都会为我高兴的。”
纯朴的农村青年，刻苦的模范僧人，文雅的大学学士，经过日本军队的“培养”，就都变成了杀人狂。市川幸雄说，“正是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大日本帝国军人教育的体制’造成了这一切。”他说，“这样的罪行绝不会再度出现在民主主义的国家。”换言之，用那位上过大学的C君的话说，日本军队的一些作法，“若在法制社会是无法饶恕的。”
参军无上光荣的美梦破灭了，那么，既然日军内部当官的欺压当兵的，老兵剥削新兵，但仍有相当战斗力呢?这是因为，这些日本青年还有另一个梦：日本是世界强国，大和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这个梦，又掺杂着民族自尊感，比第一个梦更难破灭。许多日本士兵忍受着上级的欺压和老兵的拳头，是因为有一个信念在支撑着他们：我们是为日本而战!慢慢的，这个梦也破灭了：原来日本在许多方面都算不上世界强国，别的民族也同样优秀，在某些方面甚至更优秀。市川幸雄是一名飞机维修兵，他似乎比一般士兵更早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回忆说，当他1937年来到中国时，觉得中国比日本还穷，很有点瞧不起。因他是维修兵，相对而言，行动比较自由，看到颐和园的建筑，看到北京高大的城楼，他开始感到，中国也是个了不起的国家，中国人也很聪明。他说：“在日本听到的轻视中国的宣传论调，与现实完全相反。我深深地感到，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
日本的军用产品也不像政府所宣传的那样威力无穷。市川幸雄甚至认为，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空军就败在小小的飞机零件上了。他说：“一般人认为，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的空军败给美国是因为日本飞机在数量上处于绝对的劣势，这当然是对的。但我认为还有一个失败的原因，那就是飞机的质量太差，在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空军是败在这个
日本和尚的捐献掌心大小的增压器上。美国的增压器即使经过长时间的使用，性能也保持不变。”
岂止是增压器不行，别的飞机零件质量也不行。因为资源贫乏的日本，往往用回收的废钢材生产的再生钢，来制造飞机零件。刚开始用的时候还可以，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而供给贫乏的日军又不允许随意更换零部件，只要能凑合就凑合。维修一架飞机往往就是一次小修，要四五个小时，因而当市川幸雄听了解美军的飞行员们说美军飞机维修兵检修飞机时，只要略有毛病，就更换新零件，检修一架飞机只要一二十分钟时，惊讶之余也对本国的科技实力产生了怀疑。他周围的战友们，看到国产新飞机一架架往下掉，而缴获来的“敌国”旧飞机却飞得很好时，都气得大骂，说：“为什么国产飞机是泥牛入海式的飞机呢?我要是能活着回国，一定要赏给飞机公司的经理和工作人员每人一个嘴巴。”
侵略者的悲哀(3)
岂止是飞机不行，别的军用产品质量也不高，市川幸雄说：“那时，日本产品质量低劣，这不仅暴露在飞机制造业方面，也暴露在其他武器及机械方面。其特征是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后，就出了纰漏，性能下降，发生故障以至不能使用，步兵用的三八步枪其可靠性很高，但是比步枪高一级的武器，尤其是轻机枪，士兵则抱怨说：‘它一见到敌人就不灵了!’据说在我们缴获的战利品中，有捷克制的轻机枪，其可靠性就比我们的轻机枪好得多。”
市川幸雄说，“那时日本的现实情况就是如此，但是政府对我们宣传说日本的科学已达到世界水平。”他对此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日本是世界强国的美梦不说全醒，也是半醒了。市川幸雄是技术兵，文化水平高一些，接触面也广一些，所以他的梦醒得早一些。而那些一般步兵部队的士兵，文化水平更低，接触面也很窄。他们的梦则不那么容易醒。甚至直至被俘以后，还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1941年4月末在冀中任丘被捕的日军士兵和田真一，当了俘虏还和敌工干部老石吵，气得“本来很和气的老石也生起气来：‘你太顽固了，太顽固了!这些话都是日本的大人物——军阀和财阀们说的呀!’”老石气得不愿和他交谈，便找来一些材料让他看。和田真一对一些日文书不感兴趣，倒是对中文的《论持久战》产生了兴趣。他说：我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本书倒挺感兴趣，虽然我不懂汉语，读汉字时也有不少地方不解其意，但是大致还是看得懂的。我虽然没有读完全书，但毛泽东主席对抗日战争爆发后四年来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正确分析，使我非常佩服……在心中确实觉得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日本的将军和大臣们一味地轻视敌人，夸耀日本如何优秀，以此激励国民。然而，他们却没有告诉人们如何分析敌人，应该怎样去干，预言靠吹牛皮，那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说是采取“不扩大方针”，实际上在扩大战线。说是“速战速决”，实际上在长期作战。日俄战争时期使用过的毛毯大衣又出现了，还有鲨皮靴和竹鞘刺刀等等，就连耳目不合格的人也应征入伍了。沉醉于酒色的军官和下士官的行为令人目不忍睹，士兵们的偷盗和找“花姑娘”的事屡见不鲜。离开日本军队，使我有机会从外面观察日军，以前未曾发现的阴暗面暴露无遗，这使我感到不安和焦躁。
八路军对日军战俘进行教育显然，和田真一对日本政府的宣传和日本军队的残暴，都有了一定认识，日本不可战胜和日军如何荣耀的美梦开始动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仅鼓舞了中国军民，还教育了一个如此顽固的日本士兵，这大概是毛泽东本人也没有料到的吧?不过，一个顽固的日本士兵，思想要有所改变，不会看一本《论持久战》就行的。和田真一虽说思想上有所触动，但当冀中军区送他去路西过铁路时，仍企图逃跑，到了路西，又成了“思想落后”组的头儿。最后促使他下定决心走上反战道路的，却是“五一”大“扫荡”。他说：进一步促使我下定决心的，是“五一”反“扫荡”。日军从1942年5月1日开始在河北省全境(按：应为冀中——引者注)发动的“扫荡”规模空前，激烈的战斗持续很长时间。在多次激战之后，我们与主力部队走散了，有时在地窖里生活，有时在地道下行走，躲避敌人的袭击，就这样在住惯了的冀中平原上被追赶着，钱和武器也不带，一直南下。半夜里，常常从敌人的碉堡之间穿过，好几天没吃上饭，只喝一些水，甚至个别时候连水都喝不上。有时还让自己人抓住盘问，常常在老乡家里要点吃的，又继续赶路……在难忘的5月23日拂晓，我们在滏阳河畔遭到数倍于我的敌军猛烈攻击，男男女女终日里全力以赴反复激战，想突破包围，最后虽然强行突围了，但由于寡不敌众，宣传部长和大队长牺牲，一些优秀干部也相继牺牲。我们夺过敌人的武器，拣起手榴弹不顾一切地拼杀，终于突破了包围圈。
和田真一作为日军士兵和八路军的俘虏，曾在冀中住过很长时间，很有感情。当1942年初从路西回到冀中时，他是十分高兴的。他说，“冀中这个地方总是令人思慕。”当他看到那些朴实善良的冀中农民(他知道他们决不是“抗日分子”)被日军杀死时，当他看到他十分尊敬，有些是在日本上过大学的干部倒下时，当他被自己的同胞追逐射杀时，他一定在想：这场“圣战”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在日军士兵中有如此经历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大部分日军士兵仍在做着“日本必胜”的美梦。和田真一说，他当了俘虏后，通过学习、交谈，看到八路军与老百姓的鱼水关系，也知道了不少原来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他得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时，反应不是兴奋，而是“心情沉重”。他写道：“虽然在中国的战争已进入长期化，人力和物力资源十分缺乏，但是还不能认为战场上补给的路已走到了尽头，遭到了决定性的打击。可是，以实力远远超过日本的美国为对手，这就是决定性的了。我心情沉重：‘这回日本要完蛋了吧?’”而一般的日军士兵，似乎坚信日本必胜。当年在前线进行反战宣传的日本反战同盟成员水野靖夫说：“日本的一般官兵，看来都没有获知国际形势的真相。”除此之外，民族感情也使得日军士兵愿意相信日本得胜的消息，甚至即便是水野靖夫这样的反战战士，也是如此，他说：“以1940年的八路军大反攻为契机，日军的气焰大为消沉。但是，在当时的日本兵来说，却没有一个人认为日本军队会打败仗，甚至百分之百的日本兵还在毫不怀疑地相信他们所进行的是‘神圣的战争’。就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即使在头脑中也明白日本要吃败仗，但在实际感情上却又产生不出日本会败的想法，所以在我们的劝降喊话中，多少还带着一些温情主义的伤感。”
侵略者的悲哀(4)
日本人的民族情绪是很强烈的，有一位日本学者写道：“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不仅在中国和南方方面的第一战场，而且在后方的每一家庭、学校、工厂都被投入紧张的战时生活。播放战场的战况时，人们都停下手头工作收听。如果消息不好，都紧握拳头勤奋工作。在工厂里，如有一人的亲属或部下中弹死于战场，大家的抗战意识就更加高涨。在现地的部队里，如有一同伴战死，则整个部队团结得更加紧密，战斗力倍增，斗志更坚。”
据说，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一爆发，日本国民的捐款和慰问品就潮水般涌入陆、海军省和报社等传播媒介，其数量远远超过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卢沟桥事变。12月18日，为了庆贺开战以来一连串胜利，日本各地举行了游行。东京所有街道都挤满挥动国旗的队伍。日本天皇身着军装，骑着白马，在皇宫前的二重桥上接见了游行人群。数万人挤在二重桥前的广场上，声嘶力竭地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并高唱日本国歌《君之代》。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最初的一些失败，如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的失败，都未向日本国民报道真相。日本的百姓还以为日军在各个战场上一直都是战无不胜呢。他们最初听到的坏消息，是1943年5月21日报道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阵亡的消息(实际上已死了一个多月)和5月31日报道的守备阿图岛日军二千多人“玉碎”的消息。
据1943年6月1日的《朝日新闻》载，一名原宫城女师附中的学生，正在被服厂作工的女孩大江田秋，在听到日军失败的消息后，说：“我们在志和的宿舍里听到那个消息。我越听越悲愤，全身的热血沸腾，一时激动得忘记自己是女人，恨不得立即拿起武器到前线去复仇……心情平静下来以后，才想到，我们的任务就是尽量多缝制一件结实的军衣。我们被服总厂就有这样一条标语：‘这就是战斗，现在拼命干，这就是战斗!’我们不停地缝着，指头肿了也不休息，一直缝到再也缝不动为止……这就是大家无言的誓言。”
在这样的民族情绪下，再加上日本官方封锁消息。要向日军士兵宣传“日本会失败”，日军士兵是很反感的。
不过，日军士兵对“不准打嘴巴，当兵的不是牛马!”“进级评功要公正!”“对女人亲热的军官，对当兵的却是魔鬼!”“战争延长，生命缩短!”“当几年兵才能回去”等口号，却引发强烈的共鸣。当年日本反战共盟的成员回忆说，1943年端午节那天，他们把写有“不许打耳光!”“给吃饱饭”等口号的旗子，挂在碉堡附近最显眼的大树上，结果碉堡里的士兵出来，爬上树把旗子拿回碉堡，挂在了碉堡顶上。写有“不许打耳光”的旗子，就在日军驻守的碉堡上空飘扬。
只要在日本军队里待过一段时间的人，几乎都痛恨军队，参军无上光荣的美梦早已破灭。然而，只要没条件接触外面世界的日本士兵，又几乎都深深沉睡在“日本必胜”的美梦之中。由于掺杂着强烈的民族感情，这个梦，不那么容易醒。
日本兵们，就这么半清醒半糊涂的，熬着，等待着“日本胜利”的那一天。■崔希哲：一位敌工科长的笔记崔希哲，1918年生于河北省清苑县温仁村，保定师范毕业后作过小学教员。参加革命后被选送到路西接受敌工训练，是冀中军区最早的一批从事敌军工作的人。“五一”大“扫荡”后，他主动提出留在当地坚持工作，任第七军分区敌工科长，经常只带很少的人甚至单枪匹马走村串户，收集情报，开展工作。他把收集到的敌伪方面的情况，详细地记载下来，厚厚的一大本。据看过这个笔记本的老人讲，内容相当丰富，都是当年的珍贵的第一手材料，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个笔记本后来竟丢失了，据说可能是让家里保姆当废纸卖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部分摘抄。
据崔希哲记录，1943年底在原冀中七分区1566个村庄这么一块地盘上，共有日军1500多人，俗称二鬼子的伪治安军约1400多人，伪军7730多人，护路队300多人，共计9230人左右。日军只占17%，伪军占84%。
崔希哲说，当时在这一地区的日军士兵有以下种种表现：其一，挨打受气。
当官的打当兵的。某据点一个日军伍长，放下一个水桶走了，另一个日军士兵不知道，过来拿了水桶就走，恰巧被那个伍长看见，过来“嘟嘟……”说了一通，那鬼子吓的立时放下水桶，接着伍长便左一个耳光，右一个耳光，用皮鞋踢一个筋斗又一个筋斗，那个挨打的鬼子，倒下爬起来，“啪”一个立正，低着头“嘟……”说一通，如此来了三四次。另一据点鬼子出操，一个鬼子扛着机枪，压得实在支持不住，另一个日军士兵心痛他，便替他扛着，被军官看见，过去便踢了他三脚，还罚这个士兵扛着机枪，围操场跑了三圈。驻安国据点日军中队长，因一个伍长经常不行礼，竟砍了他一刀。
老兵打骂新兵。驻这一地区4个日军大队，有的大队新兵达250人左右，占总人数一半以上。新兵受老兵打骂，简直是家常便饭。其二，生活困难。
日本兵是习惯吃大米的，结果却很少吃到大米，驻无极一带日本兵只有十分之三的主食是大米，其余为麦子、棒子。安国一带日本兵每天吃两顿饭，每人一小瓷碗，根本吃不饱，主食里大米不到一半，菜汤也不够。衣服也多是前年的，破烂不堪。吸烟也没钱，一个日本兵向一个伪军讨钱，伪军给了他2元，深深地鞠了一个大躬才走。汽车也没汽油，都烧木炭，走时要推一段才行。因为缺钱，日本兵到处抢劫。驻定县刘家村岗楼一个日军士兵，追逐一名妇女，没追上，就要放火烧房子，村里人过去劝阻，说：“太君的衣服破了，”那日本兵说：“金票的没有。”村里人忙说：“我的金票的有，给你换衣服吧，”给了50元完事。其三，思念家乡。
侵略者的悲哀(5)
平日挨打受气，生活又不好，自然思念家乡。1942年11月，驻崔岭据点一个日本兵，在监视抓来的老乡干活时，看见一个十三四岁很精神的小孩，便不住与他闹着玩，老乡问他：“你有小孩的?”那日本兵便掉下泪来。另一据点有个日本兵很沉闷，不爱说话。但一有人问他“你有几个小孩”时，他便哭起来，并用手比划着说：三个的，这么高的一个，这么高的一个，随说随哭。崔希哲说，现在被抓去干活的老乡都学会了，只要想歇着就问监工的日本兵家里情况，一问鬼子肯定大哭，老乡们便可乘机歇会儿。其四，厌战怕死。
驻西伯苹据点一个日本兵，自己跑到村里认中国人做干妈。后来听说要调走到太平洋战场去，便大哭起来，说：“远远的，死了死了的，见不着娘了。”还让各村联络员联名保他，结果最后还是被调走了。驻定县辛庄岗楼的日本兵，在李亲顾战斗时，吓的路都不会走了，叫伪军给扶回来，说：“你们慢慢的扶着我走，我死了死了的有。”一步一喘地回到岗楼。驻伍仁桥据点的日本兵一次出发作战，十几个新兵一边走一边哭，磨蹭着不愿去，军官拿着指挥刀恐吓着说：“快快的。”驻安国日军长江部队一个伍长，不愿出发作战，每日只是喝酒。并对维持会的中国人说：“我不是长江部队，是酒的部队。”还说，“我们乱七八糟的没有。”意思是说他没祸害过老百姓。“八路军、老百姓、干部，我的乱七八糟的一回没有，伍仁桥太君每天乱七八糟的，死了死了的有，安国大太君，大大的死了死了的有。”驻在县城里的日军，新兵，生活还算紧张，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起床，跑步，作操，训练。完后才回去洗漱吃饭。住在岗楼的日本兵，生活则散漫多了，早上也不起，晚上甚至也不站岗。喝酒，唱日本歌，找伪军或维持会的人打牌，雇城里妓女，意志消沉。其实，当年驻扎在中国的日本兵，通常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上面所说的意志消沉，厌战怕死。而还
有一种，则是杀人成性，心理变态。水野靖夫回忆说，当年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许多是由“已在当地生活达五六年之久的老兵干的。因为随着战争的拖长，这些老兵对何时能回日本的希望已经渺茫，他们的心已变得残酷无情，意志已颓靡不振，每当出发的时候，他们就以‘肚子痛’或‘腿痛’的理由，拒绝服从上级的命令，这种情形已开始出现。在这些老兵眼中，已把所谓上级的命令即‘天皇的命令’一词看做是一句废话。军官们对这些老兵也是束手无策的。”
水野靖夫还说：“如果遇到这种既残酷无情又颓靡不振的士兵那就该倒霉了。他们的残暴行为简直达到了丧失人性的程度：有时把女人的肚子豁开；或把刺刀捅入女人的性器；有时还把刺刀刺进男人的胸膛；或活生生把头给砍下来。还有的士兵把姑娘奸污之后，还进行百般侮辱，借此取乐。对他们这些人来讲，人已成为比其他兽类更有意思的动物。有时他们把人绑在柱子上，用火把人活活烧死，似乎也认为是最有意思的惊险行为。”
不过，杀个人和杀只鸡毕竟还是不一样，日本人杀人杀多了，心里也是害怕，甚至疑神疑鬼，吓出病来。新乐县妇救会干部梁振英，穷苦人家出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织布纺线，做衣做袜样样会。家里给她找了个连裤腰带都不会系的地主家傻儿子，她心一横跑回娘家，后来就参加了革命。因她个头很高，皮肤光洁，当地老乡都亲切地叫她“大个儿梁”，1940年10月，年仅18岁的梁振英不幸被捕，鬼子一见是年轻美貌的姑娘，立刻兽性发作：“花姑娘的干活，花姑娘的干活……”乱吼叫起来，把梁振英连拖带拉弄回据点。到了据点，梁振英被认出是抗日干部，日本人先来软的，再来硬的，放洋狗咬她，反被她一脚踢翻，日本兵想污辱她，她拼命反抗，撞掉一个鬼子两颗门牙。鬼子用杠子压、火钳烙、用打破口的酒瓶压在乳房上旋转、用刀子割……最后活活把她给折磨死了。
梁振英死后的一天深夜，在岗楼上站岗的日本兵忽然一声嚎叫，栽了下来，摔了个半死，其他日本兵听到动静都围了过来，只听那摔得半死不活的日本兵惊恐未定地叫道：“女八路活了，一脚把我踢下来，看……她来了。”据这个日本兵描述，复活的女八路身高丈余，披头散发，浑身是血，骨肠在外，怒目圆瞪。不几天，又一个日本兵从岗楼上摔了下来，摔死了。又过了几天，一个日本兵去送信，挂在马镫上让惊马拖死了。这一下，日本兵们都吓坏了，不要说打仗，连晚上睡觉都成了问题。据点里的日军小队长吉子咸言急了，在据点外修了个丈余高三棱形木制墓碑，上
面刻着“共产党梁女士之神位”几个字，日本兵持枪守灵，吉子小队长率队祭奠，还请来巫婆、神汉、道士，跳大神、做道场，闹得沸沸扬扬，不亦乐乎。
水野靖夫说，即便是杀人如麻的杀人狂，骨子里也时时感到恐怖，因为“不知在何时何地就要受到报复。只要有一个目击者或死者的骨肉兄弟还活着，这种危险就存在着。甚至母亲怀里的婴儿，也不知什么时候会变成复仇的厉鬼。”水野靖夫说，“那些在越南战场上曾杀过吃奶婴儿的美国兵的心理，我是能够完全理解的。侵略者的恐怖，就是如此。”冀中大平原上，星星点点地散落着上千个炮楼。里头住着几十个甚至几个日本兵。白天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的日本兵，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似乎十分威风。到了晚上，一个人站在炮楼顶上，望着黑乎乎的四周——那里住的都是中国人，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怖油然而生。每一个中国人：卖菜的农民，小商人，甚至伪军士兵，都是潜在的敌人，只要一不留神，真不知什么时候就会从后面挨上一镰刀或一锄头。远处传来的一声狗叫，都会让人神经紧张到极点。每时每刻都生存在异民族仇恨的目光之中，没法不感到紧张和恐怖。那些十六七岁的新兵，闻着散发着血腥味的土地，望着公路旁被烧毁的还依稀可辨认出锅台和土炕的房子，向着日本的方向流着眼泪在心中默默祝愿：啊，爸爸妈妈，我还活着，还活着，让我早日回家吧。恐怖，苦闷，无助，这就是当年那些日本兵的心理状态。真是侵略者的悲哀啊!
侵略者的悲哀(6)
民兵炸毁敌人的碉堡
参考文献：①《抗日战争史》，何理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③《肃宁革命史料》，第2期，中共肃宁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6年铅印本。④《火线剧社在冀中》，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
⑤《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44期、第24期、第35期、第36期、第33期、第45期、第13期、第22期、第47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1985年铅印本。⑥《古城外的斗争》，保定地委党史征编办公室编，1987年铅印本。
⑦《滹沱河畔的战火(续)》，海潮出版社，1993年版。
⑧《滹沱河风云——回忆安平“五一”反“扫荡”斗争》，张根生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
⑨《夕下拾零》，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⑩《冀中抗日政权七项五年总结》，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年轻的时候》，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离乱与安宁》，许明著，华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星火燎原》，第六辑、第七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连天烽火》，华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苏锦章，《冀中“五一”反“扫荡”的基本经验》，1990年油印本。
《华北治安强化运动》，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中华书局，1997年版。《悲惨的战争——我的回忆》，(日)市川幸雄著，中译本，清华大学1990年铅印本。
《反战士兵手记》，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从帝国军人到反战勇士》，中译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日本人的集团心理》，(日)入谷敏男著，中译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崔希哲，《冀中七分区敌伪概况介绍》，打印稿。
《深县志》，深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年版。《血色冀中》，李秉新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尾声
1942年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这恐怕是当时延安最令人关注的大事了。至于敌后某个根据地遭到敌人“扫荡”的消息，就如同今天我们看新闻看到中东某地又发生流血冲突一样，已不能令人感到意外和震惊了。
1942年6月4日，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战败，太平洋战场的天平，开始向盟国一边倾斜。1942年6月下旬，日华北方面军向大本营报告，“五一”大“扫荡”，使“冀中军区受到歼灭性的打击。”大约在同一时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向中共北方局提交报告，认为冀中“五一”反“扫荡”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对敌“扫荡”严重性估计不足，主力部队在中心区未充分散开以及地道斗争未充分开展起来。
1943年8月，冀中军区撤销。吕正操率转移到路西的原冀中军区6个主力团开赴晋西北，任晋绥军区司令员。
1944年11月24日，冈村宁次被任命为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他的部下吹捧说，“从洞晓地形、民情来说”，冈村宁次“不愧为真正的中国通。”“最后成为百万中国派遣军的总司令官，乃是理所当然。可惜为时过晚，实为遗憾。”3天后，27日，新任冀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离开路西慈家台村，迎着飞舞的雪花，走下山岗，去冀中赴任。过路后，来接应他的人赶来一辆牛车，对穿着便衣的杨成武说：“司令员，上车吧!”于是，新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就穿着土布褂子，坐上牛车。担任警卫的战士，都化装成出门的百姓，步行跟在后面，紧张地望着四周，警惕着随时可能出现的敌人。
1945年5月2日，斯大林宣布苏联红军攻克柏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
1949年1月，冈村宁次被国民党上海军事法庭宣判无罪，不久归国。同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政权。
1958年5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揭幕典礼在北京举行。
1962年4月，冈村宁次的儿子冈村忠正暴病而死。这件事对已78岁的冈村宁次打击很大。用中国人的老话讲，这叫报应。
1966年，冈村宁次在日本病死。同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吕正操、杨成武等人均被打倒，一大批当年从“五一”大“扫荡”中九死一生幸存下来的老干部亦被打倒，其中一些人含冤而死。
1971年9月，日本天皇战后首次出访欧洲。在英国，天皇栽的杉树被砍倒。群众手持写有“白白死了怎么行?”“被日军俘虏而死了”等标语牌到机场“迎接”。伊丽莎白女王的态度也意外地冷淡。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市，遇到手持“我的爸爸在哪里?还我爸爸”标语牌的群众。在西德波恩，群众举行了反对天皇访德的示威游行，人们对天皇的车子投掷鸡蛋，有人高叫：“勇敢的希特勒!”
1999年，北京焦庄户修整一新的地道战遗址。前来参观的小学生钻上爬下，兴奋得不亚于逛了一次魔幻历险洞。同年阅报，知悉日本某部门负担往返机票，鼓励新婚夫妇前往当年日军“玉碎”的某岛旅行结婚。
2005年3月，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要求中国改善在历史问题上的反日教育。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说，我们对日方上述言论感到惊讶和不满。日方指责中国在历史问题上进行反日教育是毫无道理的。
2005年4月，日本文部省正式批准美化侵略、歪曲史实的《新历史教科书》。
参考文献：①“谈‘五一’大‘扫荡’的史料情况”，载《河北党史资料》，1993年第一期。②“关于华北驻屯军档案和资料”，（日）安井三吉著，载《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市档案馆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
后记
写这本书，我是有几个没想到的。
一是没想到会去研究冀中的抗战史。我是江苏海门人，抗战时期，(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是敌我争夺的一个焦点。原本是想写写家乡抗日的事的。后来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300万颗民族心》，正是反映这一地区的反“清乡”斗争的。于是我只能转而研究抗战时期敌我斗争的另一个焦点：冀中。对这一选择，我无怨无悔。
二是没想到这书写起来这么难。沉下去后，即发现相关史料匮乏。我方的资料当然有一些，但偏偏在一些重大事件和关键问题上，却又付之阙如；敌方的资料当然也有一些，但能够看到的也实在太少。日本学者安井三吉先生调查了日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和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等处所藏档案，认为日华北驻屯军的“档案和资料还没充分公开”，见所撰“关于华北驻屯军档案和资料”一文，载《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市档案馆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这可真成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况我还不算什么“巧妇”。事情逼得我去加大采访和实地考察的力度。后来常跟人说，并不是要赶什么“口述历史”的时髦，而是客观情况逼得人这么去做。不过这样也好，等于是抢救了一大批史料。是冀中的老人们，是那场劫难的幸存者们，帮助我抹去了沉睡在历史真相上的尘土。
三是没想到这么受教育。本来，人到中年，波澜不惊；加之我所受的史学训练，要求保持冷静与理性的态度，少掺杂主观的东西，以求弄清历史事实。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怎么可能一点不动感情呢?当年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一次次刺激着我，气噎填胸，写不下去。多少次我放下笔，仰望朗朗星空，发出心底的呐喊：这是一段不能遗忘的历史!
这一段历史绝不能重演!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五一”反“扫荡”斗争中英勇殉国的先烈们，永垂不朽!写这本书，我要感谢许多人。
感谢吕正操同志、刘沙同志、史立德同志、白力行同志、刘秉彦同志、费国柱同志、高存信同志、孙毅同志、吴西同志、帅荣同志、成学俞同志、马玉槐同志、黄桦同志、丁廷馨同志、冯佩之同志、吕品同志、武斌同志、李盾同志、管林同志、杜敬同志、肖寒同志、傅铎同志、弓桐轩同志、冉淮舟同志、卓雄同志、张震寰同志、石豁同志、胡友孟同志、王炎同志、刘少华同志、田丹同志、刘燕瑾同志、李其煌同志、屈培壅同志、曹洪涛同志(以采访先后为序)等冀中的老同志，没有他们的帮助和回忆，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感谢中国人事出版社姚松柳先生、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魏树宁先生在早期采访时所给予的帮助，感谢解放军石家庄陆军学院、国防大学图书馆、军事科学院图书馆、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定州市、保定市、石家庄市、衡水市及原冀中腹心区深(县)、武(强)、饶(阳)、安(平)地区及肃宁、河间等县党史办所给予的支持。没有他们的帮助与支持，这本书也是很难完成的。
感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各位领导和编辑朱晋平先生，感谢关注此书出版的史略先生和张越先生，没有他们的支持与鼓励，这本书是难以和读者见面的。
本书选用了一些历史照片和历史地图，也一并向有关人士表示谢意。
最后，要感谢本书的每一位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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