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高出地面，便于敌人居高临下发挥火力；公路圈圈相连，环环相套，便于敌人实施机动往返运动。本来，敌人高度分散兵力，大力发展据点，这里驻几百人，那里放几十人。往辽阔的大平原上一摆，成了一步死棋。而利用交通线把这些“点”都连成一气，就成了气候了。死棋也就变成了活棋。日本人是拼了命也想走活这步棋。
接到冀中的电报，朱德、彭德怀、左权等人心中焦虑，在山西武乡县王家峪村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他们看情报、看地图，经常研究到深夜。真是寝食不安啊！悬着白布门帘的作战室内，挂着整整占满一面墙的华北地图。图上铁路、公路交织连贯，如同一张巨形的网，正在向各根据地合拢。1940年2月朱德、彭德怀发电报给各部首长：“敌人的筑路行动有战略上和战术上的重大含义，丝毫不能忽视，要提醒大家从总体上来认识和对付敌人的阴谋。”并指示各部要对敌人筑路的起止地点、修筑方法、沿路设施、守备兵力及组织情况等进行详细侦察。
据各地军事部门报告，敌人大肆扩展“点”、“线”、实施“囚笼”封锁的作法，确是不同以往，下了很大功夫：先说“点”，在冀中平原日本人建炮楼为据点，当时日军炮楼一般高三丈至三丈六，亦即10米左右。在冀中十分区，甚至有高达十丈，亦即30米左右的炮楼。10米，差不多有三层楼高；30米，则差不多有10层楼高。那时的农村还没什么污染，天高气爽，在这么高的炮楼上一站，四周方圆十余里的人员活动，一望无遗。炮楼的厚度“三尺至五尺，厚的，多外砖、内坯，但亦有混砖或砖灰砌成的。”不要说子弹、手榴弹，就是炸药，少了也无济于事，坚固异常。炮楼“周长为五丈六尺，大的有至八丈或十丈的。”就是说，炮楼里一般有近20平方米，大的达60多平方米的面积。
每个据点，都有这样的炮楼一个或两个以上。外头挖有两条大沟，“一般深丈余，宽两丈余，内沟距碉堡为40米，外沟距内沟约10米，一般无道口，用吊桥行走，内沟内沿上多修筑胸墙，沟内有鹿砦，外沟外沿多有铁丝网。”
炮楼之间以及距炮楼十余丈远的平房(生活用房)，地下多有地道。“有的甚至与附近一、二里之坟地、森林挖有地道，以备我攻袭时，从地道下绕至我后路包围我或逃跑。”
一个据点，一般占地11亩。但大的，如博野县杜庄据点，竟占地72亩。要知道，一亩地是66667平方米，11亩差不多7千多平方米，相当于一个大型商场。72亩，则有近5万平方米，地盘相当大了。再说“线”，日本人拼命修铁路、公路，浚通河流。并沿路挖沟，“铁路旁挖一至四条大沟，公路旁挖一至二条大沟，一般沟宽八尺至四丈，深八尺至三丈。”就是说，宽近3米，有的宽达十几米，深近3米，有的深达近10米。
沟里有的引来水灌上，有的则是挖出水来。这样的沟，边上没有炮楼，没人守着，年青小伙子也难翻过去。除了铁路、公路沿线挖沟外，有些地方平地也挖沟，以阻碍我方人员活动。
鬼子巡逻兵日华北派遣军参谋岛贯武治大佐很满意这种“点”、“线”
封锁的办法，他说：在准治安地区和未治安地区的交界处，修筑适当的隔离壕沟或小堡垒(岗楼、据点之类)或两者并用，是阻止共军入侵的有效方法，因而广泛采用了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对于维护铁路交通也具有成效。在京汉路两侧各10公里的地带就修筑了长达500公里的隔离壕沟，以与共军根据地相隔绝，切断了冀中、冀南的丰富物资向其根据地运送的通路，起到经济封锁的作用。
“四一年可就不同啰……”(4)
1940年4月25日，八路军总部给各部发电报，说：“日寇现正在拼命修筑道路(据各地报告统计之多殊为惊人)，”“此种阴谋若不积极求得阻止与粉碎，待其完成，将会予我坚持敌后之抗战以极大困难和不利。要求各兵团首长应就当前实际情况，确谋有效之对策，予以破坏”。彭德怀非常着急，电报发出去没几天，他干脆派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去一二九师师部，当面询求有无“有效之对策。”一二九师师部位于山西省黎城县谭村一家农舍内，那里是太行山深处，山高春迟，4月末仍是桃花盛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等几个人，晚饭后一人拿把小椅子，坐在充满春意的院子里，谈论起来。
陈赓说：“正太铁路我们搞了它好多次了，这次大家集中力量先把它给搞掉，如何?”
聂荣臻讲：“这个计划如果能够实现，那当然好，”“要彻底打掉嘛，目前还不可能，打掉了它还会修起来的。不过，打断它一个时期也是有利的。”
刘伯承又讲起他说过多次的比喻：“我一直在想，敌人的这个‘囚笼政策’究竟是啥子意思。作个比喻来说，敌
人是要用据点间的铁路和公路构成网状，把抗战军民紧紧地缠起来。他这个铁路好比是柱子，公路呢，好比一条条的链子，连接铁路公路的据点就是一把锁。”刘伯承边说边用手比划着：“这不就成了一个‘囚笼’吗?敌人要把我们统统装进去，凌迟处死啊!如果我们不能打破这个‘囚笼’就成了‘待决之囚’啰。所以，我们要坚决截断敌人的交通，使他们的‘血管’不能流通，手脚不能动弹，直至困死。”
吕正操则介绍了敌人在冀中的动态，他说：在冀中，敌人“除利用原有公路、铁路、河川外，又大量修路、筑路、挖沟，特别是积极修筑蛛网形的公路。以县城为中心，修筑支线形的公路向四处放射；再围绕县城每隔数里，修筑环形公路一条，逐渐向外伸张，将全境笼罩。在这蛛网形道路网之下，使我部队一入地区，即被粘在网上，到处受敌人合击。安次、永清、霸县此种情况极为严重。日寇几乎把每一个村庄，都组织在道路网的交叉点上，配合由据点所组成的大网，互为表里，互相策应，企图使我部队困在此种地区以内，无法活动，更无立足之地。”
左权听过大家的议论，笑着说：“彭老总要我到这里来，正是为和大家商量这件事。他有个想法，由荣臻和伯承同
志再次协力，从南北两面对正太路来个大破袭，打通晋察冀和太行区的联系。”听了左权的话，大家的讨论更热烈了。都认为彭总的意见不错，要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小打小闹不行，必须要大干一场。聂荣臻回忆说：“就是这一次，商定了对正太路进行大规模破袭战的问题。”左权回到八路军总部，汇报了情况，事情就大体定了下来，7月中，左权再次来到一二九师师部，刘伯承、邓小平仔细倾听了彭德怀、左权的战役设想，欣表赞同。邓小平说：“这个设想我看行，可以这么干!”8月，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等部队，进行了以正太路为重点的大规模破袭战。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百团大战。聂荣臻回忆说：“这次战役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百团大战的说法，只是进行正太路破袭战。”故而当时八路军总部颁布的指示说：“战役成果之大小，主要是看破坏正太路之成果而定。”因此，这次战役本来是对正太路和其他主要交通线的破袭战，后来头脑热了，调动的部队越来越多，作战规模越来越大，作战时间也过于集中，对外宣传就成了“百团大战”。从上面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百团大战”最初的目的，就是想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这个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实现了。正太路基本瘫痪，“一条完整的铁路，一时变成了破烂不堪的荒地。”冀中等平原地区的公路也遭到破袭，弄得支离破碎。平汉线、津浦线也都数日无法通车。
1945年党的七大时，刘伯承也讲：“当时敌后的情况是所谓囚笼网的缩紧，不打不行。”
不过，我们对交通线破坏得越厉害，日本人就越认准交通线是他的命脉。日本人心里很明白：中国的百姓恨他们，所以不到处安据点不行，没有刺刀做后台，他们搞的那些什么维持会、新民会一天也存在不下去；没有武力强迫着，一粒粮食、一寸布匹他也别想征上来。可日本人心里也清楚，不利用公路、铁路、水路及电线把这些散若繁星的据点连起来也不行。要不这儿几十人、那儿几百人，迟早有一天会被中国人收拾掉，只有用“线”把这些“点”连成一片，一处有警，四处驰援，这些点才能生存下去。刘伯承曾以一个军事家的眼光看出这一点，并用浅显的语言解释说：“破坏了铁路，公路，那碉堡就没有作用。这等于囚笼的柱子、链子被截了，那锁就没有用处了。”于是，“百团大战”后，日本人更以十倍的努力、百倍的
热情，“近似疯狂”地修路、挖沟。以冀中为例，“仅1941年1月至4月，就在冀中增修公路250余公里，在铁路两侧挖封锁沟3000公里，筑碉堡200余个，疏浚5大河流(永定、大清、子牙、运河、滏阳河)，并积极修挖沧石、津保运河，还导河水注入已‘蚕食’地区之县、区界封锁沟内，加强水陆封锁。”敌人的“囚笼政策”并没因“百团大战”的打击而缓和一步，而是变本加厉，更加趋紧。
“四一年可就不同啰……”(5)
为了应付日益尖锐、复杂的交通战，1941年冀中军区成立了交通科。第一任交通科长李健回忆说：吕正操司令员把我叫到他那里，沙克参谋长也在场。吕司令员认真地对我说：“军区决定成立交通科，把通信科改为交通科，有、无线电通信和铁路、公路、河流上的交通斗争统归交通科，由你负责。”他又说：“通信科改为交通科，是为了加强交通斗争，交通斗争不仅是有无线电通信联络，还有更重要的一面，就是与敌人在铁路、公路、水上进行交通斗争，还包括改造平原地形，限制敌人的交通。这个组织形式的改变，有利于司令部对敌全面交通斗争的组织领导，任务是重要的，一定要努力干好。”
八路军越过敌人“封锁沟”
李健听了刚说一句：“首长，我怕干不好。”吕正操司令员就接过话来说：“什么干好干不好呀，你们这些年轻参谋
好像小马驹子，戴上套就能拉，没有什么干好干不好的。”然后，“没容我再说，沙克参谋长就向我交待如何充实人员，扩大业务范围的工作来了。”
等沙克参谋长交待完具体工作，吕正操司令员又强调说：“我们之所以成立交通科，这是战争逼出来的。对于冀中来说，战略上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交通战。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要用两条腿和敌人的两条腿赛跑，不能和他们的大车、汽车轮子赛跑。如果敌人在冀中平原上修满了铁路、公路，那就等于为我们编织了蜘蛛网，我们如同昆虫，飞进去就出不来了。刘伯承师长说敌人的这种战术叫‘囚笼战术’，很有道理。现在，我们要想办法不能叫敌人囚住，而且要打破他们的‘笼子’，再给敌人编一个‘囚笼’，囚住他们。这个打破和编织‘囚笼’的工作，就是搞好我们的交通战，特别是改造好遍布平原的道沟，变平原为山地，筑起新的长城。因此交通战可以说是坚持冀中平原战争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接下来，吕司令员还交待了许多实施交通战时应注意的具体问题，最后，他微笑着对李健说：“我是不是讲的多了一点，主要是强调一下交通战的重要性。”
从上面李健的回忆看，至少冀中军区的主要领导人对敌人这一套“囚笼政策”(日本人自称为“新交通政策”)是相当明了，也相当重视的。可不知为什么，冀中部队在反击敌人的“囚笼政策”方面，似乎不那么得力。李健说：“今春(指1941年春——引者注)以来我在交通线上成绩不佳。”他说：从1941年1月至4月“这一时期，我部队多集中整训，破路仅及敌修的60%，平沟仅及敌挖的24%，拔碉仅及敌筑的133%。”未能予敌以应有的打击，也就未能阻止敌人以铁路、公路为依托，步步为营地向根据地腹心压缩。李健还强调说，从1941年头4个月敌军在冀中的活动看，敌人修路、挖沟，又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是“今春以来敌军事扫荡，90%以上是为了掩护修路、挖沟、筑碉而进行的，”就是说，修路、挖沟以构成“囚笼”，已成为日本人的“中心工作”；二是“敌人吸取过去修路中失败的经验教训，改变了过去那种先修路后护路的做法，变为现在的先护后修。顺序是扫荡、设据点、建碉楼、挖沟、修路基。”
从以上关于“囚笼政策”的回顾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囚笼政策”的发明人是多田骏而非冈村宁次。这一政策从何时开始实施不得而知，但依常规推测，多田骏1939年9月上任后，总
得有个把月时间熟悉情况、调配人员，研究对策，进行部署。那么，“囚笼政策”仅实行短短几个月，就令冀中地区感到压力很大，难以应付。又实行了短短几个月，又令路西山区根据地都感到不同以往，非打不行。“百团大战”后，多田骏变本加厉，加速推进这一套措施，且有所改进，给各根据地造成新的压力。可见，多田骏的确也是个日军方面“屈指可数的中国通”，决非等闲之辈。不过，此人似乎时运不佳。1940年春“囚笼政策”刚刚“初见成效”，就被八路军一个“百团大战”打了回去；1941年春“囚笼政策”刚刚有所推进，又很快调离，让冈村宁次捡了个现成。
再说“治安强化”，情况与“囚笼政策”差不多，也是由多田骏“首创”，冈村宁次“改进”的。抗战时期，日本人在华北一共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是从1941年3月至6月底，那时正是多田骏在任，冈村宁次还未来。从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1941年7月7日至9月8日)起，才能算在冈村宁次名下。
不过，细论起来，“治安强化”与“囚笼政策”又有很大的不同：一是从时间上看，“囚笼政策”在“百团大战”以前即已“出笼”，而“治安强化”则是“百团大战”之后的“新产品”；二是从内容上看，“囚笼政策”主要还是侧重于军事封锁，而“治安强化”则是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是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全方位的进逼手段。换句话说：“囚笼政策”是日本人迫于以往“扫荡”、“讨伐”无法奏效而被迫变换的手法，而“治安强化”，则是“百团大战”后日本人“深刻检讨”、“沉重反思”后主动实施的措施。现在回想起来，“百团大战”后日本人的反思和检讨，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得多。他们不仅真正意识到华北“治安”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八路军，而且还认识到“剿共”一事，“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他们不仅从所谓“华北治安战”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甚至还从整个侵华战争以至异民族入侵，征服中国的历史角度来看待时局。当年，日本人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日军作为异民族的军队，是否能够“较好地抓住中国民众的心理，制止中共势力的扩大，进而将其消灭?”
“四一年可就不同啰……”(6)
据称，当年“对此，在方面军幕僚内部出现了悲观和乐观两种意见的对立。”悲观的意见，主要是“最了解中共的实际情况的第二课(情报)参谋，”他们认为“中共具有惊人的实力”且长于游击战，“以武装讨伐犹如驱赶苍蝇，收效极微。”可除此之外似乎又别无良策。对“剿灭”八路军持悲观态度。
乐观的意见，主要是第一课(作战)参谋，他们认为“我方的长处在于军事力量强，敌方短处在于军事力量尚未充分成长起来。”如能扬己之长，击敌之短，“趁其萌芽时期对之进行扫荡，并结合政治、经济等各项措施，稳定地坐镇华北，通过长期努力，进行主动的、有计划的肃正建设，相信定能达到确保安定华北的目的。”
这两种意见争论的结果，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日方文献说，日华北派遣军最终“在这一方针上达到了思想的统一。”不过，这时所谓“乐观的意见”，与抗战初期那些乐观的见解相比，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一是再也不提“三个月灭亡中国”了，而是要“通过长期努力，”要打持久战了；二是再也不说仅靠武力就能征服中国了，而是要“结合政治、经济等各项措施。”对此，我们可以从时任日华北派遣军作战主任参谋岛贯武治大佐的言论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他说：最终目标在于把一亿民众拉到我方。为此，必须争取民心。民众向哪一方面靠拢，关键在于哪一方面能保护其生命和保障其生活。换言之，亦即决定于军事力量的优越，治安的巩固，产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生活安定的程度。因此，必须促进中国方面主动积极地工作，采取符合上述目
标的各种措施，综合地、系统地加以施行。
由于是与一亿民众建立新的组织，不论投入多大兵力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著有成效。因此，既不宜急于求成，也不可坐失时机，希望以三年计划，稳步取得成果。
从岛贯武治这段话中我们看得很清楚，他认为“短时间内著有成效”不可能，至少做三年打算；他还认为要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综合地、系统地加以施行”，才可望奏效。
那么，日本人要通过长期努力，采取综合系统的措施来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日本人的目的已不仅仅是“剿灭”共产党，八路军，而“在于把一亿民众拉到我方。”可见，日本人是用心颇深，用意险恶的。从异民族征服中国的历史看，一开始往往都是血腥屠杀，武力镇压，像满清入关后是一路杀下去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有名的大屠杀。而后，则是怀柔拉拢，分化打击。这样有打有拉、有硬有软，最终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蒙古骑兵横行中原、满清八旗入侵中华时，大江南北也曾到处燃起抵抗的火焰，可久而久之，这些反抗的烈火却越来越弱，最后无息无声。这里面的原由，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日本人对中国历史早有研究，当然懂得欲征服中国，必须一手刀把子，一手
软刀子。而且软刀子有时“杀死”的人比刀把子杀死的人更多。征服一个民族，最终是要从精神上予以征服。日军第110师团139联队联队长长岭喜一大佐在1941年底的一次会议上，曾说过这样的话：“再看看近代征服异民族和征服以后应如何统治的历史，就应该懂得，利用汉民族本身的力量来统治汉民族是如何的重要。”为此，日本人对国民党早就是又打又拉。这时日本人对共产党也玩起这一手。日本人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跟老百姓虽然亲如一家，但仍可以找空子，没有矛盾不是还可以制造矛盾吗?共产党、八路军内部，老百姓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
总的目的明确了，大体的原则也确定了，可应采取些什么具体措施呢?当年，日本人也是走了“群众路线”的。在《1941年在肃正建设上的重点事项》中，日华北派遣军号召所属各部“破除陈规旧习”，“创造性地提高部队效率”，提出要“挖空心思”、“深刻思考”、“反复分析”、“刷新思想”、“以期尽快取得成果”。
大概就是日本人“挖空心思”、“反复分析”的结果吧，1941年的“扫荡”中，用冀中的老人们的话说，就是“日本人花招多。”什么稀奇古怪前所未有的事都出来了。——搜出躲藏在庄稼地里的老百姓，不但不打不骂，日本兵还像个三孙子似的，把老人扶上牲口，送回村里；日本官则一个劲往吓得大哭的孩子嘴里塞糖块；平时村里死了人，还装模作样地去吊丧；知道谁家生活困难，还带着米面去“慰问”。
——驻冀中安国的日本兵出来“扫荡”时，带着篮球，
非叫当地老乡和他们一起打“友谊赛”。一辈子种地的农民哪会玩这个?不是接不住球，就是抱着球跑，气得日本兵直骂“八格亚鲁”。
——伪军也假装学八路军的作风，到驻防地后也打扫清洁，说话慢声细气。在平时驻防或出发时，也有什么“纪律检查小组”，挨门挨户问老乡：“丢东西了吗?”“有犯纪律的吗?”如查出违纪的，便当着老百姓的面予以处罚；还宣传：“治安军是真正老百姓的军队，是保护老百姓利益的。”
——日本兵故意找老百姓的碴，而伪军则装作打抱不平的样子，打日本兵一顿，然后向老百姓说：“打他们没错，有事找我们”；伪军官兵在街上走时，日本兵像迎接天皇似的，远远的就行注目礼。
“四一年可就不同啰……”(7)
——强迫抗属给在外头从事抗日工作的家人写信，说如果你还不回家，日本人就要杀我们了。
——半夜里秘密跳进院子，在窗外偷听，如果屋里有很多人，或有说话的声音，那就不管是什么人，也不管说的是什么，即便是男女在说情话，也要拉出来弄走。日本人管这叫“听房”。
——跟老乡说皇军“不打老百姓，专打八路军”，烧
房是因为住过“匪军”，特别是“匪首”吕正操住过的房子一定要烧掉，别的房子不烧。杀人是因为这人抗日，“谁抗日就和他一样”，不抗日不杀。
——把被八路军镇压的反动分子的子弟组成“孝帽队”，让他们回乡报复，利用敌占区群众组成“棒棒队”，到根据地来抢东西。
——建立“联合乡”、“集团村”、“灭共班”、“妇女防谍委员会”等组织，集中青年“受训”。
——“扫荡”时组织舞狮子、踩高跷、放电影等文艺活动，欺骗老百姓来看，借机进行宣传。
——伪装成八路军，烧房子，抢东西。
——派医疗队下乡，为老乡治病。
……
敌人的第一次“强化治安运动”，用汉奸们自己的话说，是“仍脱不了纸上谈兵的积习。”建立的这个班，那个会，也大多流于形式，纯属应付差事。故而汉奸们大叫，以后要“不谈理论注重实际脚踏实地努力的做去。”不过，敌人这一套花招，多少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
——敌人抓青年受训的办法，“已普遍到冀中区敌寇的每个据点附近；在大清河到潴龙河，以至滏阳河沿岸区域，敌人都在这样做着。被敌抓去受训的不只是青年男子，而且有青年妇女；受训的期限一个月或两个月以上；在大清河两岸有的青年竟受过敌人五次以上的训练。”训练的内容，除了一些政治宣传外，还用妓院、赌场、烟馆来进行腐化
和麻醉。结果“这些受过训的青年思想上比未受过训以前多少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有的在受训后即变成敌人的特务。所以在大清河两岸的村庄，哪个村庄青年受敌训愈多，则我们的工作愈难开展。”
治安维持会大会——一些落后群众觉得伪军也讲纪律，“真和八路军差不多。”“觉得日本人也不坏，”说日本人也像八路军，老八路好，新八路不好。日本兵可能也是有的好有的不好。——在大清河两岸、子牙河东一带日本人已建立伪基层组织，发了良民证的地方，我方人员活动愈来愈不易。
当年在正定县公安局工作的一位老人曾写过一篇短文，揭露敌人“训练青年”的阴谋，他说：清晨，我听一个敌伪情报员坦白他被敌人利用的经过。
他说，他本是一个从来没有出过大门的青年人，在今年2月间，敌人向各村要人受训，汉奸引诱他说：“去吧!受训回来，给你们买辆车子，若到城里去一次，让你们随便吃、喝。”
刚到城里，敌人用腐化的生活侵蚀他们这些受训的人：愿赌就赌，爱嫖就嫖。因此一些追求生活享受的人，就上了敌人的钩，腐化起来了。
不过，多田骏还未顾上总结他的“成果”，就离任了，又让冈村宁次捡了个现成。多田骏离职前，还抓紧时间作了三件事：一是出动两万兵力，“扫荡”大清河以北，也即冀中十分区；二是制订《占领地区三种治安状况的标准》，进行了调查；三是于7月9日(实际上已收到调离命令)签发了“扫荡”路西山区根据地的命令。
所谓《占领地区三种治安状况的标准》，是日华北派遣军为“查明华北占领地区的治安实际情况，要求各兵团从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观点出发，将各自负责
地区划分为‘治安地区’、‘准治安地区’、‘未治安地区’。”
所谓“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观点”，是指日军制订的一系列评价标准。据日方文献，此标准制为表格，即为：日方文献称：所谓“‘治安地区’即我方治安稳定地区。‘准治安地区’即敌我双方势力均进入的地区。‘未治安地区’指敌方势力范围的地区。”大致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敌占区、游击区、根据地。在冈村宁次到任前，这次规模不小的调查活动刚宣告结束：截至1941年7月，日军与中共的势力大致相等，即主要城市、交通干线、重要资源地的周围，约有全面积的10%可以看做治安地区。中共势力圈内，约有10%为其中心根据地，是日方不能插手的地区。剩余80%为双方势力交错的地带。其中约有60%大致认为属于日方实力占优势的准治安地区。
“治安地区”10%、“准治安地区”60%、“未治安地区”30%，在日在华占领区内，“治安”状况倒数第一，这就是多田骏留给冈村宁次的“遗产”。真是个不可收拾的烂摊子。不过，多田骏毕竟还是给冈村宁次留下了许多可资利用的“经验”，像“囚笼政策”、“治安强化”，都是冈村宁次十分赞赏的。他把这一套东西加以发展，使之执行起来更加严格，更切实际。从冈村宁次到任后
占领地区三种治安状况的标准表
地区别综合的意义区分
治安地区准治安地区未治安地区
一、治安确立，仅依靠中国警备力量即可确保安定的地区
二、新政权的措施大致浸透、各项建设措施有进展者
“四一年可就不同啰……”(8)
三、民心大致安定，对我方的措施合作者一、军事方面的治安大致安定，其他方面尚不安定，彼我势力交错的地区二、新政权的措施，由于日军的经常驻在，才能实现三、敌方的游击行动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均属活跃一、作战讨伐时暂时的消灭了敌人势力，但作战完了后，又成为敌人的根据地，平常为由敌人占据的所谓敌地区二、新政权的措施几乎没有渗透军事作战讨伐一、分队以下的行动自由二、仅以中国方面的警备力，即可维持治安一、大致需要常驻中队的兵力，小队以下行动不安全二、中国方面的武装力量不能单独确保治安一、大致使用大队以上的兵力，有继续组织作战讨伐的必要二、中队以下的长期行动危险袭击破坏一、除对交通线小规模的袭扰外，几乎没有破坏活动二、铁路由“华北交通会社”自身担任警备一、对交通、通信线的破坏频繁二、对日军的小警备地点袭击频繁政治行政机关一、主要县城、城镇、乡村到处设有行政机关二、大致遵守法令一、虽已设置，但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二、在无威力下无法行使法令不能设置学校布置了学校逐渐普及新民教育学校有名无实，甚至有的夜间变为敌人的学校同上经济物资取得纳税一、不用武力即可取得物资二、纳税率2/3以上一、在武力支持下可能取得物资二、纳税率1/2如以武力强制执行可暂时生效交通通信其他建设关系一、交通通信邮政业务大致正常二、各种建设正在进展一、军用以外的交通通信机能停止二、建设施策尚未实施社会群众组织新民会组织普及各处组织几乎未能普及不可能组织文化思想表面亲日反共，但内在情况复杂敌方宣传工作人员的活动等活跃备考本表的标准系根据一九四一年七月华北方面军所发表的见解及有关人员的回忆整理制成实行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开始，富有经验的八路军将领都注意到，敌人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战略指导上有很大的发展。其实，冈村宁次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高招，说穿了不过是两个字：一是狠，二是韧。一个人、一个人地争取，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争夺，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蚕食。冀中的老人们告诉我们，当年日本人对坚决抗日的，杀的那叫狠，狼狗咬，妇女被轮奸后活埋。可对投靠他们的，要什么给什么。要钱的，口袋里有花不完的“老头票”。要女人的，养着四五个女人，中国娘们、日本娘们都有。用日军《昭和十六(1941)年度肃正建设计划》中的话说，就是“对中国方面要恩威并举，对其良民要爱护，对敌性军民要发扬武威，严格地加以区别对待。”老人们说，这些日本人眼中的良民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暴富起来。不用说，这对那些民族意识淡薄、意志又薄弱的人，无疑是有颇大的吸引力的。
冀中的老人们还说，日本人要盯上一个村庄，见天去，非达到目的不可。像定南县(今定县南部)大鹿庄，敌人几乎每天都去，足折腾了两个月。开始，干部、民兵带领群众跟鬼子斗，为了防止鬼子包围村子，家家住在野外。一天、两天，日子长了，老百姓一看老是有家难归，庄稼也没法种，日子没法过，都情绪低落。村里支部一看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便决定采取两面政策，一面支应鬼子，建立“爱护村”，成立伪组织，一面真心抗日，又像晋北东曹村，鬼子天天去。甚至一天去几次。干部、民兵领着百姓们坚持斗争三个月：不派联络员、不资敌，不送情报、不投降。可日子长了，老百姓也受不了，有些落后群众就说：“看，谁谁整天价不做活，净瞎胡闹，眼看你家豆角都爆在地里了。八路军不吃香了，还闹个什么劲。”一些没有民族觉悟的人甚至说：“老百姓是自在王，谁来了给谁纳粮。这个年头是八路军抗日抗出来的乱子，村干部净瞎胡闹，还能挡住日本的大炮和机关枪喽!”“快成立‘爱护村’吧，不成立就被敌人把房子烧光了!”最后这个村子也不得不表面成了“爱护村”。类似情况在冀中是很多的，据1941年冀中区的调查，全冀中34个县有4314个村资敌，占全冀中60%(全冀中7200个村)。就这样，一个村子又一个村子，至少表面上成了敌人的地盘。
日伪军一片地方一片地方地与我争夺，当时管敌人这种做法叫“蚕食”。真是如同蚕吃桑叶一样，今天这地方还是咱们的基本活动区，明天就成了“两面政权”地区，白天去不得，只有晚上去了，再过几天，晚上也没法去了，完全沦为敌占区。
1941年7月冈村宁次到任后，并没对冀中搞气势汹汹的“扫荡”，而是不声不响地“蚕食”。“过去，广大地区在日军的‘不知不觉’下变成了抗日根据地；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以后，却出现了抗日根据地在抗日军民不易警觉中不断缩小的局面。”
日方文献也声称：“特别是由7月7日开始的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开展以来，由于华北当局的领导得当，不断稳定而顺利地收到实效。”
这里所说的“华北当局”，是指华北伪政权。其实这些汉奸，还不都是冈村宁次手里耍的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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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作法由不同的人来操作，会有不同的结果。冈村宁次虽说不过是继承多田骏的一套作法，却给八路军带来更大压力。彭德怀认为1941年的困难局面与冈村宁次有很大关系，不是没有道理的。考虑到冈村宁次不喜声张的性格和不声不响的策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冈村宁次对多田骏临离任前做的另两件事，抱不同的态度了。聂荣臻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内容：他(指冈村宁次)上台后的第一着棋，是立刻集中了5个师团、6个混成旅团，另有一部分伪军，共计7万兵力，首先向我北岳区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扫荡”。他把这次战役称为“百万大战”，意思是要报复我们的“百团大战。”“扫荡”持续了两个月，结果“敌人妄想消灭我领导机关与主力部队，摧毁我根据地的企图，再次成为泡影。组织这次‘扫荡’的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肃清八路军非短期所能奏效。’他还说，这次‘扫荡’，是‘狮子扑鼠，效力不大’，无非是为自己解嘲罢了”。
现在我们已知道，日方编辑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说的很清楚，这次“扫荡”从总体计划、到兵力部署，都是多田骏在的时候就定下来了。冈村宁次到任后，只不过是继续执行了这个计划，未予否定罢了。这次“扫荡”计划虽说“是在充分研究了历次的经验和成果，通过周密的准备而制订的。”当年晋察冀军区的侦察科长罗文坊讲，此次“扫荡”其行动之诡秘、部署之严谨，也确实是极其毒辣的，尽管比以往有所改进，仍未抓到我指挥机关，也未抓住我主力部队。几万人在山区武装大游行两个月，死伤5000多人，只不过抓了些劳工、抢了些粮食，安了些据点。这样的“扫荡”，是不太符合冈村宁次的指挥风格的。冈村宁次心里虽说明白，为了制造声势，需要来这么一个“百万大战”，但他内心对这种效率颇低、兴师动众的“扫荡”并不赞许，故而才说这种“扫荡”是“狮子扑鼠，效力不大。”并指出“肃清八路军非短期所能奏效。”当然，如果把冈村宁次说的话理解成“自嘲”，把冈村宁次的观点理解成这次“扫荡”碰了壁才形成的，也未尝不可。冈村宁次任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这一时期的四部日记已在停战后烧掉，现仅存“临烧前将认为可能会被允许保存下来、无大妨碍的部分摘录，”从中看不出冈村宁次当时的真实想法，因而应该说，对冈村宁次所说的什么“狮子扑鼠，效力不大”的话，两种理解都有可能。不过，要是联系起1942年冈村宁次那几次大“扫荡”的狠劲——“五一”大“扫荡”一举占据整个冀中，
对太行区的“扫荡”几乎摸到我指挥机关八路军总部的鼻子上，左权副参谋长牺牲。要是论起冈村宁次这么个中国通，似乎“五一”大“扫荡”这样的部署才更像他的指挥风格。何况，当年，连华北派遣军的普通参谋都早已认识到肃清共军非短期所能实现，难道冈村宁次还看不到这一点?非要等碰了壁才有所觉悟么?相反，冈村宁次对多田骏卸任前对冀中十分区的“扫荡”，倒是十分欣赏。也许有人要问，多田骏在遭受“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之余，正是手忙脚乱的时候，怎么还想着腾出手来搞十分区一下子呢?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有一段话，正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十分区处在平、津、保三角地区，战略上对敌人威胁很大。这里交通方便，便于敌人机动，不利于我军大部队活动；社会情况复杂，土匪、流氓、封建会道门以及国民党的势力都很大。我党过去在这一地区的工作基础也比较薄弱。自从1938年以来，敌人始终把这一地区当作进攻的重点，连续不断地用优势兵力围攻、“扫荡”，同时大量地建点修路。1941年初，十分区境内，经常驻着1万多名日伪军，建立了204个据点。每个据点都筑有一两个或三五个几丈高的碉堡，周围挖有深宽各一丈多的壕沟。永定河以北、牤牛河以东已被敌人控制，根据地只剩了牤牛河、霸县以西，大清河以东、以北地区和平汉路以东、大清河以西、拒马河以南地区。这两块地区各有百十来个村庄。
当年冀中区抗联主任史立德回忆说：十分区是敌人死也不放的地区，也是我们非坚持不可的地区。如果说冀中根据地是插入日寇指挥心脏的一把利剑，而十分区则是这把利剑的尖端。它既雄踞于日寇的“卧榻之旁”，又是我冀中根据地的北方门户，敌我必争，斗争极为残酷。在抗日战争与自卫战争的八年中，当腹地还能大兵团活动时，这里只能进行小部队分散游击活动；当腹地的同志还能日间工作时，这里早已是非夜晚不能行动……我们的指战员和地方工作同志们因成年累月不见太阳，个个都成了“白面书生”，面黄肌瘦看不见一丝血色。
现在我们理解了多田骏为什么急于“扫荡”十分区：其一，这地方靠日伪在华北统治中心北平、天津、保定最近。在中国古代，像这样天子脚下的“近畿”岂能容他人插足?其二，这地方经过日伪数年“努力”，共产党的势力已愈来愈小。当时，北平到河北大名府有一条公路，就叫平大公路。这条公路由北向南，大致把十分区分成东西两半。十分区政委帅容说：“1941年时，平大公路以东大部分地区变成了敌占区，我主力部队已无法进入。”这与吕正操将军所说的“永定河以北、牤牛河以东已被敌人控制”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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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主观上容不得八路军在这里搞根据地，声称：“欲保平津，必先保大清河北。”客观上，经过“蚕食”，我军回旋余地愈来愈小，这样，敌人实施大“扫荡”的条件就成熟了。在六月大“扫荡”前，早在4月1日日伪已进行了一次为期一周的小“扫荡”。小“扫荡”，是相对而言。其实日本人出动的兵力并不少。帅容回忆说：这次敌人出动得非常突然，他们不是从东边，而是从西边，用火车偷偷从中条山一带拉来8000多鬼子兵，过保定后，沿路下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我十分区根据地猛扑过来。敌军一路从涿县下车向固安、永清方向进攻，另一路从高碑店下车，向新城、霸县方向进攻，像老虎钳子一样，妄图把我地委和军分区领导机关一口吃掉。我们军分区当时刚开完政治工作会议。头天下午会议结束，第二天上午突然知道有新的情况，是由我们司令部在铁路两旁派的瞭望哨和在公路附近埋伏的侦察小组，将情况报告到司令部的。我们当时感到非常突然，非常被动。
这次突然袭击的后果是“我回旋地区越来越小，大部队活动极受限制。二十七团和三十二团分别转到晋察冀一分区和平西地区整训，只留下二十九团四个连和军分区警卫营五个连，游击总队四个连和县区地方武装，就地坚持斗争。”主力部队实际上只留下一个团左右的兵力，其他主力都被迫转移了。如当时人所讲，如果一个地方变成敌人的地盘，那就叫“进不去”了，且进去了，也“待不住”了。1941年4月底，吕正操曾带人到十分区去检查工作，虽还不致于进不去，但已是相当困难，且确是“待不住”了。他从十分区返回的路上，在蠡县潘营村，还遭到敌人合围。当时情况万分危险，吕正操说：“当我从村西口冲出去后，警卫连还没有冲出来，和我一起的只有警卫员吴天增、军区敌工部长赵濯华。”几乎成了光杆司令。“几匹驮着文件和行李的马也跑散了。”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6月10日，日伪军以两万人的绝对优势兵力，对十分区仅剩下的一小块地盘开始大“扫荡”
“敌人封锁大清河和各公路交通线，首先由西而东地扫荡，经容城、定县，渡大清河，一直向东推进到天津近郊，再拉转头来，从东向西扫荡。”
日本人像压路机似的在十分区根据地反复压了两趟，然后就进入所谓“细碎分割”阶段。到处安据点，修公路，挖壕沟，并在每一个村子实行“强化治安”。吕正操说，敌人“每搜索一个村庄，都是强迫群众集合在一起，用搜身、恐吓、利诱和叛徒指认等办法，逮捕、屠杀我政权干部和地方武装人员。另外，还把大批青壮年抓到据点里，百般拷打，没有口供的，以‘八路军顽强拒供’加以杀害；招认了的释放回家，以推行其恶毒的‘自首’政策。这样逐个突击，持续了一个多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