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只剩下我们了。急切地，勒富投来探究的目光。我压低声音，告诉他：
“我想要找神经坚强的人，为我传递消息。不算复杂，就是能够让我信赖的警报员。”
他摇摇头，示意我靠近点。都快脸贴脸了，他目光熠熠地看着我，说：
“下周四到这个地方去，注意瘸着走。我相信你。你心地善良，这我能感觉得出来。你会给我们带来好运的。真主保佑你。”
我向他告辞，心中充满尊敬之情。这种尊敬并非因为他那些充满东方式睿智的话语——它们就像过甜的糕点，令我不太舒服；尊敬是因为他所经受的磨练还有他的勇气，这勇气使他能够继续日复一日永无止境地战斗下去。
勒富成了我的盟友，表现得勇敢而且智慧。四年后我获悉他的死讯。他生活的小村只有两百居民，前来参加葬礼的人却超过六百。在这些人当中，差不多三分之二的人被警察抓了进去，一百四十三人在监狱里关了两个多月。这些数字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不过专政机器确实开动了。我会时时记起他，勒富。
第二个星期四，我来到勒富指定的地点。这是一个中等城市里的贫民区，由于定居点政策才得以诞生的。我知道有人会来接自己，所以下了车就径直往前走，并按约好的那样，一瘸一拐。我做出很熟悉这地方的样子，目不斜视，好像对去哪儿心里有数。负责等我的人很快会认出我来，如果因为我表现失常而给他们添麻烦就没必要了。说实话，我自我保护意识很强，总是担心被人出卖。
一个女人，或者我该确切地说是一团运动中的黑乎乎的大东西飘到我身边，说话腔调犹如圣母似的：
“孩子，脚崴成这样还站在这儿！跟我来，到诊所来，我们会照看你的。来吧孩子，跟我来！”
我跟上她。
一走进诊所，嘟嘟囔囔的医生就开始帮我做检查，他找到子虚乌有的扭伤，帮我“治疗”。旁边有五个女人在向他絮叨本地的家长里短，声音大得刺耳。这里里外外吸引了不少凑热闹的人。见没有尾巴跟着我，也没人在意角落里来了个陌生人，医生于是趁乱把我带进里面的小院。我们拐进另一栋楼里，一直爬到顶, 然后开始从这个屋顶跳到那个屋顶，横跨了整个小区。对我，这回只是个开始，以后时不时会用到这种交通方式。直到现在，站在巴黎人满为患的街道上，我还情不自禁地想爬到屋顶上去。
医生示意我进一个楼梯间，然后转身走了。等我反应过来，他连人影都快不见了。
我心里不太踏实。我先让被阳光晃得发花的眼睛适应了一会楼梯间的半明半暗，然后慢慢往下走。我把匕首拿出来握在手里，刀刃对着袖口，稍有异动就可出手。
无惊无险地下到一楼。走道里有几个四到六岁的孩子。他们看来腼腆却很执拗，拦在我前面，抓着裙摆不放手。我推开他们，态度和善但也很坚决，我告诉他们自己会呆在原地，但他们不可以靠近我。孩子们很惊奇的样子，大概是觉得我的要求古怪，看来他们已经习惯于毫无顾忌地纠缠大人。虽然不高兴，他们最终还是接受了我的提议，走开了。其中一个孩子跑上台阶，进了房间。等他再出来的时候，身后跟了一个老头，还有两个四十多岁的男子。
年长的那个人问我：“你找谁？”
“神经坚强的人。”
他做了个邀请的手势，说：“来吧。”
我们走进一个很旧的房子，几乎就是破败不堪。污浊的味道和厚厚的灰尘让人恶心。味道像是从房间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毯和靠垫上散发出来的，仿佛长时间没有抖过和晒过，在本地区这种情况可不多见。我强忍住厌恶，“舒舒服服”地在主人中间坐了下来。他们殷勤地递过一杯上好的薄荷茶，杯子颜色暗乎乎的让人生疑。
年长者继续刚才的问题：“坚强的神经，干什么用？”
“很简单，观察四周的氛围，一旦有什么变化就通知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