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5月：以色列建国五十年大庆。
1998年10月23日：WYE RIVER 协议，“恐怖分子反对和平解决”。作为对巴勒斯坦方面出动警力弹压恐怖活动的回报，他们从西约旦地区复得13%的土地。
1998年12月
我“装备”的几个网点并不是随随便便选的。我的目的在于把第二个数据服务机构落地，以便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技术上都已经到位了，但收获不大。我插上一脚的这几个破村子都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情报路过。不过有一个好处，我的程序奇迹般地抹掉了所有我的被捕记录，这样一来我就不会受到注意。剩下的只是那些通过传真或者信函发送给叙利亚秘密警察的文件了。年初那段时间的报告已经足够引发他们的妄想症状了。有关杀害阿布-夏杜夫的指控，对巴勒斯坦人有限的信任度，加上他们对不可控因素的恐惧，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导致他们最终对我发布了通缉令。法利蒂得知消息后，破口大骂。他异常激动地嚷嚷：
“在哪儿呢这头固执的蠢驴？真主作证，我要拆了她的骨头！叙利亚人控告她从事反叙活动，这会我可没办法救她了。”
他的副手问他：“你呢，你相信她有可能是个反叙利亚分子吗？”
法利蒂不再提他自己的怀疑，而是很有把握地说：
“当然不相信，这怎么可能！她就是有点疯病罢了。”他又很有信心地补上一句：“事实上是，她‘和一切理性过不去’。”
我本来可以及时离开叙利亚的，但我当时没有去见法利蒂，所以根本不知道通缉令这回事。我当时选择回了以色列。几个月后，几个游击队员给我讲述了这一幕。法利蒂关于我的最后一句话，“她和所有的理性过不去”，成了那几个月里最时髦的玩笑话。
当时回到基地之后，我没有料到要和头头们针锋相对地辩论一番——他们若无其事地告诉我说，我必须重访一次上回被捕的那个村子。
“这完全不可理喻！”
我的惊呼让指挥官很不高兴。
“你说什么？还不够清楚吗：你上次安装的程序不能运作了。这怎么回事？“
“你怎么能指望我知道原因呢？也许是他们的硬盘满了，或者是其他类似的破毛病。“
“所以你得去看看。尤其叫人生气的是，这地方是至今我们所发现的最好情报来源。”
“可是，你们甚至连我被捕的记录都没有能够抹掉。秘密警察会发觉我曾经在那里被捕过。他们轻而易举地就能找到我。”
“你找了一大堆借口！他们还有别的活儿要干，不会光对你这么个疯姑娘感兴趣，何况她还有游击队的头儿罩着！”
“哦？他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吗？比如说？”
“我哪儿知道！比如说，组织下一次大选，让声音100%地协调一致。”
“干掉阿布-夏杜夫这件事我可能做得过分了一点，”我说，有点出神：“我当时没想到叙利亚人找个人替他有这么难。”
指挥官还是他那副从容不迫的腔调：“不，这可能是你干得最漂亮的活儿了。好啦，讨论到此结束，你马上出发，去那儿解决问题，重装程序。”
“直接去吗？不回去见法利蒂一面？”
“当然不用，见什么法利蒂！战争随时可能发生，我们没有时间供你浪费在社交活动上。”
1998年12月17日：“沙漠之狐”行动开始。
半夜时分（以色列时间）美国向伊拉克正式开火。
既然非去不可，那就去吧，我一路诅咒自己自杀式的盲目服从，同时又被职业意识所驱使，很想去修补好我那出了状况的程序。
谨慎起见，我在进入叙利亚之前绕了一段路，我选了一个不常用的通道，用的是另一本护照。这些预防措施使得行程整整拖长了一天。到达目的村庄的那天晚上，正好是美国向伊拉克开火前几个小时，在调解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军事紧张局势方面美国可从来没有用过这一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