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行公事地斥责了一通之后，指挥官向我宣布，我们被正式取消了余下的培训。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转身对着他，心情有点复杂：
“晚上他们到底怎么从雷马拉回来的？”
他告诉我：“阿拉伯人不愿意留他们，开车把他们又送回到哨所。”
“两百米外那个吗？他们就不能自己找回去？”
“不管怎么着，他们都是由你负责的，”指挥官目光阴沉地提醒我，然后示意我马上出去，与此同时他耸耸肩，脸上闪过一丝暧昧的笑意。
几个月后，我们受到安东和他同伴寄来的一张贺卡。是寄给大家的，上面只有几句预先印好的套话，署上名。信封上，在打印的大写的收信人地址下面，能看到一行小写的字，用括弧括起来了，“不友好”。
这天早上，我被通知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有医生，大头儿们——乌里也在其中——还有小头头们，包括我的“顶头上司”指挥官。一如既往，他还是在我的Krav Maga训练问题上纠缠不清。
他声称：“我们应该重新考虑一下她的问题。特殊待遇已经让整个队伍很不安定。”
另外一个指挥官附和到：“是该换种处理方式了。”他担心影响自己带的小队。
有人建议：“如果我们给她一个‘职务’让她自己去干呢？”
接下来，就是要给我带的小队一个名字，以和其他小队区分开来。问题是我的队员都没练过Krav Maga。我试着告诉他们，说安排起来并不难，但头头们不想开此先例。
至于我的教官多夫，他倒是从我最后一次出任务之后就改变了看法。眼下他就极力为Krav Maga说好话，只是立场过于温和。不应该放弃耐力训练“因为她非常需要这个”。他建议多练习。
那位医生呢——纯粹出于科学上的好奇和担心，他曾在一次Krav训练课后为我做过非常认真的检查——他一点也不含糊：这种训练有助于我康复。他证实，心理效果不错这是无可质疑的。他总结说：“从概念上来讲，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谈谈‘精神’训练的问题。”他的报告帮了我忙。
第一次，我采取了非常文明的陈述方式。我写了一份报告呈交上面，说明我的立场。既然保下一条命在他们看来还不够有说服力，我便换了一个角度，说得头头是道：任务往往艰巨，我需要学会先摆脱困境，再想办法达到目的。在规范训练里目前这类需要还没有受到重视，这使得我停滞不前，妨碍了我在钝性方面更进一步。为了达到“被动力量”之效果，我必须加强积极反应的能力，而把它用在最后关头。一旦我真的掌握了这种本事，保持钝性就没有问题了。我保证。
讨论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他们还在原地打圈，因为没人愿意接受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给我完全的自由。这一主要议题还没有结论，他们开始转向什么“战略分析”，以及如何用我最为合适的问题。
讨论再次卡壳，还是乌里以大头儿的身份出场，画了个句号：“暂时就随她吧。”
这么多年里我只有一个愿望：“我就不能得到五分钟的安宁吗？”而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胜利在望。乌里的约法三章简单得很，也还显得可信：我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去训练，但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任何任务，哪怕是很古怪的任务。他盯着我的两眼，最后下了个结论：“至于你解决问题的方法，被动也好，不被动也好，前提是不要惹出麻烦。”
对他们告一段落，对我也告一段落。大家都满意了。
2000年10月12日：两个以色列预备役军人在雷马拉的警察局里，被野蛮地以私刑处死。
一次大范围的“整顿”。一帮“管理干部和高级军官”跑来巡查队伍、营地、装备和训练情况。目的在于让我们忘记那些众所周知的挫折，鼓舞士气，让我们觉得自己颇受重视。
他们在同一时刻就布满了各个岗位，满脸笑容地站在我们背后，让我们没办法交头接耳。我们行军和跑操的时候，也会和他们不期而遇。
